特稿
乾隆朝诗学研究引论
蒋寅
内容提要：乾隆一朝是清代文化、学术最繁荣的时期，也是诗学最发达的时期。从外部环境考察，乾隆朝社会富庶，政治氛围总体上较为安定；高宗右文，文治极盛，崇尚博雅征实之学，浓厚的学术风气在给予诗歌强烈刺激的同时，也带来性情与学问之间的紧张；同时，高宗个人的文艺趣味也直接左右着当时的文坛风气和文学观念。地方上，幕府争揽贤才，富商赞助文士，文酒诗会、社集风雅成一时盛况。从诗学内部状况来看，乾隆一朝，性灵诗学贯穿始终，学问与性情的关系是这一时期诗坛的主题。就诗学史发展脉络而言，王渔洋诗学在乾隆朝诗坛地位由受推崇到被批评的升沉变化是乾隆朝诗学对康熙朝诗学承变之关键所在。而乾隆朝性灵诗学之理论渊源则来自叶燮诗学。在主流的性灵诗学之外，还有其他诗学构成的第二主题。格调、性灵、肌理三派诗论，均是从不同的角度救神韵论之弊而各辟新途。在总结、反思前期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时序为经、以流派为纬、以人物和思潮为中心的研究思路，力求以一个清晰、合理的格局展开对乾隆朝诗学史的论述。
关键词：乾隆朝诗学 文治 性情 学问 性灵
研究乾隆朝诗学，首先碰到的问题是：乾隆诗学能否作为清代诗学史的一个独立时段？这一定是让人生疑的。怀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王朝为诗学史分期的单位是否合理，二是乾隆一朝的诗学是否具有某种自足性，能否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段落？从我进入清代诗学史的研究开始，就一直心存这一诘问。近几十年来，放弃以王朝为历史分期单位的主张，在文史学界一直呼声很高，用年代、世纪、文化特征乃至国体作为历史分期单位来讨论中国历史、文学的方式也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用[1]。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以王朝为分期单位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因为王朝不只是一个纪年的时间框架，更是联系着文化、政治认同的生活空间和想象的共同体。被称为盛清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来史家都认为圣祖主张宽和，近乎德治；世宗主张严厉，近乎法制；高宗主张宽严并济，近乎文治[2]。三朝的治国理念决定了其政治、文化、经济政策和行政模式，给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带来特定的生活感受和心理趋向。世宗鉴于康熙末年皇子们为争夺皇位骨肉相残的教训，为了杜绝其弊，采用储位密建之法。当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日世宗驾崩，庄亲王允禄等开启传位诏书封匣，宣告弘历膺祚继统时，臣民起码可以放心，这位才识兼备、深受圣祖宠爱并合法即位的新皇帝，不会带来皇权之争遗留的政治恐怖和人事变更，朝野可以期待一个平安祥和时代的来临。这就是王朝纪年“乾隆”作为历史分期单位所具有的文化标志意义——一个大权独揽的君主确实能决定一个历史时期的面貌，它足以构成一个具有自足性的时间阶段及其过程，让我们建立起诗学史叙述。当然，我也意识到历史的面貌只能根据文献记载和有限的实物遗存来复现。从根本上说，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即所谓史实只不过是一串无法精确定义的概念和完整时间过程的部分片段，其真实的含义本来只有在完整的历史中才能体现，而历史却永远无法完整地再现，这就决定了一切历史叙述都是介于可信的判断和难以证实的推断两者之间的假说，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个主观设定的框架内进行操作，就像我将乾隆王朝的诗学作为清代诗学史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来认识。首先强调这一点，不是要为自己有限的历史知识寻求免责，而只是想表明，我希望做一个严肃的诗学史研究者，不是摆出一个做历史研究的姿态却又不受历史学科学术规则的约束。
一 乾隆朝社会、政治环境
即使如我在第一卷导论中那样肯定了乾隆朝作为诗学史段落的合理性，作为整体判断它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事实上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两种时间框架中本身就有不同的判断，即究竟是盛世的顶点，还是衰世的开始？
乾隆朝的富庶，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相比顺康雍三朝。虽然康熙朝的政治清和常给人盛世的联想，但初期经历明末战乱的破坏尚未休息，接着就是平三藩，征讨噶尔丹，兴军费巨，国库收入严重不足，直省亏空与日俱增，以致户部财政捉襟见肘，人民租税负担沉重，整个社会还说不上富裕。经过世宗改革财政，清查钱粮，耗羡归公，又摊丁入地，按户征税，并且赋民轻而税商重，既保证税收的稳定，又减轻了贫民的人头税负担，国库日渐殷实，民生日见富足。高宗25岁继位，对祖、父两代的善政萧规曹随，相沿不改，保持了政治的延续性和连贯性，使国势日渐走旺。
据《清史稿·食货志》记载，“清承明季丧乱，人口凋残，经累朝休养生息，故户口之数，岁有增加”。康熙元年（1662）全国人口数为19203233人，到雍正元年（1723）增长到25326307人，雍正十二年（1734）达26417932人，七十多年仅增长37.6%。而到乾隆六十年（1795）竟激增至296968968人，六十年间增长了十多倍！[3]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青浦一县人口由顺治朝的31525人增至546239人，也翻了十几倍[4]。可见民生得到休息之一斑。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赋税增长的不成比例：赋税仅由康熙初的银2850余万两、粮612余万石，增加到乾隆末的银2990余万两、粮830余万石，而户部实在库银却由康熙六年（1667）的248万余两、雍正元年（1723）的2371万余两增加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7390万余两。这种人口增长与赋税增长的不成比例，赋税增长与国库积累的不成比例，未必像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足以说明生产力增长不明显，而应该是雍正初朝廷“永不加赋”的结果。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生口日繁与劳动力、GDP的增加是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所以人口剧增让人担心的不是洪亮吉《生计篇》所述的物价腾踊、民生日艰的社会问题，倒是富足引发的奢靡之风，导致“民情游惰，田亩荒芜”以致入不敷出。乾隆五十八年（1793）高宗谕“各省督抚及有牧民之职者，务当随时劝谕，剀切化导，俾皆俭朴成风，服勤稼穑，惜物力而尽地利，共享升平之福。毋得相竞奢靡，习于怠惰，用副朕爱养黎元、谆谆教戒之意”[5]，正是针对这一现实及可能导致的后果的警惕。近年有学者因而称乾隆时代为“饥饿的盛世”[6]，如果不是过于夸张地理解“饥饿”二字，那么也可以感受为《红楼梦》荣宁二府那种行将凋谢的荣华。但那凋谢的趋势是很少有人意识到的，人们普遍生活在富裕繁华的盛世感觉中。尤其是那些远离社会底层生活、游弋在文艺风雅中的文人，更是一派身处昌明盛世的自豪感觉。
从登基开始，高宗就显示出要做一个有为君主的姿态，在农政、粮政两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以此为突破口，在整顿吏治和治理社会方面也作了一些探索。一方面为遭父皇迫害的那些叔叔恢复原有的地位和待遇，另一方面也为受到打击的高官平反，暂时消解君臣之间的紧张和敌意。他竭力表明自己为政主中道，“既思法圣祖之宽大，以期民康物阜之休，而又虑臣下不善奉行，泄沓成风，渐趋于纵弛之习”，故尝谕百僚：
天下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难……必如古圣帝王，随时随事，以义理为权衡而得其中，乃可以类万物之情，而成天下之务。故宽非纵弛之务，严非刻薄之谓，朕恶刻薄之有害于民生，亦恶纵弛之有妨于国事，尔诸臣尚其深自省察，交相劝勉，屏绝揣摩迎合之私心，庶几无旷厥职，而实有补于政教，戒之慎之！[7]
登基之初，他得张廷玉、陈宏谋、刘统勋等贤臣辅佐，自奉俭省，存恤灾患，整治僧道，禁除盗贼、赌博、斗殴、娼妓四恶，克成十全武功。尽管中期以后，和珅当政，朝纲渐弛，贪污成风。如包世臣所说：“世臣生乾隆中，比及成童，见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殆将有变。”[8]但这在盛世光环的笼罩下，是很难觉察并预见其后果的。因此，无论我们对乾隆朝的整体国势如何判断，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乾隆朝六十年间基本是升平、富足的，满汉民族间的紧张关系渐趋松弛，汉人对清朝的政治和文化认同进一步提升。前辈学者孟森曾断言，“盖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备，纯以汉族传统之治体为治体”[9]，而到乾隆朝则汉人的抵触感和不适感已日益淡化，像钱穆说的“汉人反动心理，殆亦消失净尽”[10]。这对一个多民族王朝来说原是政治安定的必要前提，可是这一现实却让十全武功皇帝清高宗感到了深刻的不安，他感到一种危机正像冰层下汹涌的暗流，在冲击着王朝的根基。
美国学者欧立德（Mark C.Elliott）指出：“至乾隆登基之时，满洲人正日益面临着沦为自己成功的牺牲品之危机。在与汉人生活的一个世纪中，高生活水准、轻率鲁莽、自命不凡及不事生产的综合影响正严重威胁着满洲人，那些令人敬畏的、高素质的军事精英正在趋于变成一个寄生的、不再辉煌的勇士阶层，而且，他们已经不再能用母语交流。因此，乾隆时期正是满洲身份认同发生重大危机之时，清朝的未来悬而未决。”[11]这里的“清朝”自然是就世界史视域中的满洲帝国而言的，高宗正面临着满洲帝国的政治基础——八旗制度的瓦解，满人正不可遏止地在加快汉化的速度。欧立德认为，高宗采取了两项策略来化解危机，一是强化八旗体制，一是促进满洲民族意识的复兴。“乾隆以父亲为榜样，不知疲倦地去维持和加强诸如勇猛、节俭及骑射技巧等满洲的传统和美德。他尽其所能地去保护满洲特有的认同，包括推进满语的使用、整理并编辑历史资料、书写赞美满洲故土的诗歌、整编宗教礼仪及庆祝满洲的尚武文化等”[12]。面对满人日趋汉化、八旗制度日趋瓦解的现实，高宗不得不考虑如何强化满洲权威、抑制汉官势力的问题。乾隆十三年（1748）他开始藉孝贤皇后去世之契机，拿三朝元老、朝廷重臣之一张廷玉开刀，以震慑汉族臣僚[13]。此后更通过编纂开国以来满汉大臣表传及明季贰臣传、赐予明季殉节诸臣谥号等一系列手段，强化满洲文化身份及其主体性。
这里不能不提到清代最为人诟病的文字狱问题。一般认为，文字狱起于宋代，到清代而极其至。苏东坡以咏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而被诬为不臣，险遭祸戾；南宋胡铨、李光都因与客唱酬语涉怨谤而受惩处；王庭珪又因作诗送胡铨而罢官。这些案子比起清代的文字狱来就微不足道了，故自民国以来，“言有清败德者，必举文字狱，若庄氏史案，若吕留良、曾静案，若查嗣庭、陆生楠、谢济世等案，史乘班班可考”[14]。清代文字狱也因此在后人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乾隆朝的历史更常被描绘成一个异常恐怖的社会，以鲁迅《无声的中国》为代表：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15]
对鲁迅的这一说法，除了要注意它在历史知识上存在的问题外，还要考虑其中借古讽今的现实批评色彩。鲁迅虽然生活在可以自由办报纸的民国时代，毕竟也不能没有顾忌。当我们平心静气地远距离观察清代文字狱，考察它们所针对的对象及影响，就会同意前人说的，“康熙间屡次文字狱，虽文网深密，然因天下未定，其所对付者，亦半属实意为难之人，霸者为自卫计，尚非得已也”[16]。作为满族统治的王朝，清廷对汉人的政治反抗和文化抵斥始终抱有高度的警惕。自康熙二年（1663）庄氏《明史》案以降，历经康熙五十年（1711）《南山集》案，雍正七年（1729）吕留良《诗史》案，乾隆三十二年（1767）齐周华狱，四十二年（1777）王锡侯狱、翌年徐述夔狱，可见清廷的文化高压是伴随着政治平定而逐渐增强的。这些著名的文字狱案所涉及的人和事，都实有关系，并非捕风捉影，有意罗织。比如那个最有名的“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故事，后人常会认为是曲解附会，强加罪名，但据陈作霖《炳烛里谈》记载：
上元车大师鼎晋，奉诏校《全唐诗》。其弟鼎丰有句云：“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一日，与弟鼎贲小饮，酒杯为明瓷，底有“成化年造”字样。鼎丰翻其杯以示酒干，曰：“大明天下今重见。”鼎贲置其壶于旁，曰：“且把壶儿搁一边。”取壶、胡同音也。后二人以吕留良案牵连被戮，鼎晋以忧死。[17]
若此事属实，那么车氏兄弟确有讪谤之语，无论予以什么惩处，在那个时代都是正当、合法的。再比如私家修史，宋绍兴十九年（1149）就曾颁令严禁，许人告发；嘉泰二年（1202）二月亦曾禁私史，“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兴小纪》及《九朝通略》等书欲渡淮，盱眙军以闻，遂命诸道郡邑书坊所鬻书，凡事干国体者，悉令毁弃”[18]。类似这等普通史书尚且禁毁，若文涉讪谤或许也不免罹祸吧？欧洲历史上教会掌权的时代，触犯宗教自然观的科学家会被烧死，不知道编纂政治立场叛逆的历史、文学典籍，会不会遭受惩罚？
但有一点我想是可以肯定的，凡被当时道德、法律、习俗视为不正当的言行，绳以任何严刑峻法都不会在社会上造成恐怖气氛，因为大多数循规蹈矩的人都会觉得与自己无关。只有蓄意罗织罪名、捕风捉影的诬告，不在此列。而罗织和诬告，即使在那个时代也不是正当、合法的行为，通常不为人君所认可。袁枚《随园诗话》卷四载：“陈沧州先生守苏州，《重游虎丘》诗云：‘雪艇松龛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春风再扫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雨后万松全逻匝，云中双塔半迷离。夕佳亭上凭阑处，红叶空山绕梦思。’‘尘鞅删余半晌闲，青鞋布袜也看山。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代谢已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盟数往还。’其时总督噶礼，以诗为诽谤，句句旁注，而劾奏之，摘印下狱。圣祖诏云：‘诗人讽咏，各有寄托。岂可有意罗织，以入人罪？’命复其官。寻擢霸昌道。”[19]陈鹏年的故事并非绝无仅有，倒不如说是常态。对吕留良案，世宗虽著文严厉申斥，但最终不杀曾静，未焚吕留良之书，仅以其供辞刊布天下，以儆世人。这应该不会对一般恭顺输心的士大夫造成压力，以致后人甚为赞许他操纵一世的谋略。鉴于当时“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的现实[20]，山东道御史曹一士于乾隆元年（1736）二月上《请宽妖言禁诬告折》云：
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违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此类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至意也。臣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之事，一概扫除。仰见圣聪，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风之盛事。臣窃谓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求？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援赦者，条列上请，候旨钦定。嗣后凡有举首诗文书札悖逆讥刺者，审无的确形迹，即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章之株累悉蠲，告讦之刁风可息，使于风俗人心稍有裨益。[21]
当时刑部奉旨就曹折议覆：“应如所奏。至承审各官有率行比附成狱者，以故入人罪论。”谕旨从之。次月即赦免汪景祺、查嗣庭两案缘坐亲属。高宗践位十余年，自称从未以文字责人，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胡中藻诗文一案才开戒。究之胡某不过是个才拙笔涩而又好舞文弄墨的官僚，常有些词不达意的文字，高宗举其诗文中悖逆之语，纯粹是拿他开刀，藉以打击鄂尔泰的势力。也就是说，胡中藻实际上是高宗剪除朋党势力的牺牲品，并不是纯因文字忤逆获罪。类似胡中藻这种水平的臣僚，当时多有，顶多严旨申斥，不至于问罪[22]。但此风既开，别有用心者如法效尤，遂引发一连串以文字中伤、诬陷他人的恶劣案件。据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一书所列，自乾隆六年（1741）起，终乾隆一朝计有文字狱案一百四十余起，这难免予人言论环境险恶、世道黑暗的印象。但我阅读有关文献，觉得其中多属官绅间互相倾轧，邻里间挟忿诬告，严格意义上的文字狱不及半数，而出自朝廷所兴、以遏制言论、禁锢思想、灭绝异端为目的的案件更是少而又少，并且给予严酷惩罚的也不是很多。为此我不禁怀疑，乾隆朝甚至整个清代文字狱的现实影响，在今天的历史叙述中，是不是为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一联所引导，而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夸大？或者也像鲁迅的议论一样，含有借古讽今的现实批判意味在内？严迪昌举以为据的李祖陶《与杨蓉渚明府书》，原文是这样的：
夫文者所以明道，亦所以论事也。朝廷之上，有直言极谏之臣，故贾谊、陆贽之徒，往往痛哭流涕于章疏；草野之间，有盱衡抵掌之士，故苏明允、陈同甫、唐荆川、艾千子辈，或指时政之阙失，或伤学术之偏颇，或痛文运之迁流，亦往往举其抑塞磊落者，确凿指陈于论策书札序记之间。其大者可为万世蓍龟，其小者足为一时药石。延至康熙中叶，此风未尝少衰。此古人之文所以盛也。今则伣伣伈伈，如在云雾之中。始而朝廷之上避之，继而草野之间亦避之。始而章疏之文避之，继而序记碑志之文亦避之。其初由一二公之忌克，借语言文字以倾人；其后遂积为千万人之心传，各思敛笔惜墨以避祸。（中略）盖古人之文，一涉笔必有关系于天下国家；今人之文，一涉笔唯恐触碍于天下国家。此非功令实然，皆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23]
李祖陶系嘉庆十三年（1808）举人，享年83岁，书作于何年不清楚，多半不在乾隆朝。严迪昌未引“此非功令实然”及“其初由一二公之忌克”云云，就模糊了作者将士人不敢议论时政归结为士大夫倾轧中伤的主旨。实际上李氏讨论的主要是言论禁蔽的问题，这在古代奏请广开言路的奏疏中都会提到，与文字狱不是一码事。这样一想，看张问陶《秋日》诗：“心空妄见凭真气，诗敢危言托圣朝。”虽不无颂美之嫌，但对朝廷不以诗文罪人似乎还抱有信心。洪亮吉自伊犁释归，曾燠题其《荷戈》《赐环》二集也说：“君得为诗是国恩，长歌万里入关门。请看绍圣元符际，苏轼文章戒不存。”言下容有为北江解嘲之意，但也未尝不是实情。更兼严迪昌指出的，“由于学政命官和封疆大吏的愈趋于风雅化，诗人与朝廷名臣的密合为一，诗界的贵族化、缙绅化倾向必更加重。他们的‘嘉惠士林’，极一时诗酒流连之盛，对心态处于悸惊和抑郁的才士们也确实构成别样的温馨感，从而既多少淡化去一些文字大狱造成的恐怖氛围，又必圆融入更见浓重的清真醇雅风调”[24]。由此我们对文字狱作用于文学的实际影响或许可以抱更宽松的理解，不必过于强调其严酷性。
当然，这么说绝不是抹杀清廷的文化专制色彩及其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事实上，由于反清意识和抗清活动多集中于东南，文字狱案遂也多发于江浙一带，不可避免地在江南士人心态上激起一定的反应。正如我在第一卷论虞山二冯的诗学观念时指出的，冯班《陆敕先玄要斋稿序》称“忠愤之词，诗人不可苟作也。以是为教，必有臣诬其君，子谪其父者，温柔敦厚其衰矣”，《再生稿序》称“今善于刺时者，宜有文字之祸焉。少年或讥其无益教化，亦弗顾也”[25]，无不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刺时”可能招致文字之祸的畏惧，希望后人能谅解他的苦衷。这应该是当时许多文士面对改朝换代后异常的政治局势所共有的心理。迨乾隆中期，士人面对愈益强大的政治压力，也越发明显地感受到情感表达受到限制的环境氛围。在性灵诗风开始炽盛的乾隆三十四年（1769）前后，任丘张方予等结诗社，边连宝以康熙间曾有边汝元等结还真社，初名之续真社，后改为慎社。边中宝题诗曰：“随园颜社以续真，旋更厥名署曰慎。真社先民只率真，才高态广难逐趁。后生步之偭规矩，疏狂窃恐流西晋。……随园乃更进一义，会意象形译慎字。右旁从真左从心，真心贯注慎斯至。曰真曰慎约无二，为语同人尚慎旃。”[26]其间意识的变化让人怀疑和文字狱在人们心头留下的阴影有关。李重华《贞一斋诗说》有一段议论很值得玩味：“虞帝谓‘诗言志’，又曰‘劝之以九歌’，至孔子存录，正则歌咏盛德，变则讽喻末流，立教盖如此其大也。杜子美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是就言志中专指一端为言。须知古人诵诗以冶性情，将致诸实用，原非欲能自作诗。今既藉风雅一道，自附立言，则美刺二端，断不得轻易著手。大致陶冶性灵为先，果得性灵和粹，即间有美刺，定能敦厚温柔，不谬古人宗指；否则于己既导欲增悲，于世必指斥招尤，或谀人求悦，取戾自不小也。”[27]其中隐约流露出一丝对以文字获罪的忧惧，这不能不说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在人们心理上的曲折反映。
如此看来，说文字狱造成险恶的政治、言论环境或相反，都有一定的根据或理由，我们既无法否认这种环境的存在，也无法给它判定一个分值，以便与历史上的朝代相比较。如果认为文字狱禁锢了人们对清朝政权的仇视和不满的表达，扼杀了人们自由的思想和情感，那么我们就只能去设想和研究，那些仇视和不满会出现在什么人和什么样的情况下，而人们自由的思想和情感又会在哪里萌生？这需要更深入细致地考察，文人们生存的乾隆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文化环境，看看那是不是一个适合文人生活的时代，适合怎样的文人生活的时代。
二 乾隆朝的文治与文坛风气
如果仅从文化方面来考察，我就要说乾隆一朝是足以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我们想得到的文化盛世相比拟的时代。高宗虽然以武功自命为“十全老人”，但后人对乾隆朝的联想肯定是文治而非武功。乾隆朝最耀眼的文治盛事有这么几方面：一是高宗登基伊始就将世宗未及举行的博学宏词付诸实施。康熙间赵维烈编《历代赋钞》，凡例称“本朝文治之盛，比隆三代，媲美唐虞，一时英才辈出，莫不鼓吹休明，导扬徽美。天子复重词科，旁求隐逸，如贾、董、班、马者，类能以文章名世，讵敢或遗？”[28]也可用来形容乾隆初博学宏词的盛况。二是翰林院考试制度更加完密，凡翰詹大臣分馆、散馆、大考，均以试帖、律赋优劣定官职升降，故翰林院一时成为试帖、律赋创作的中心，唐代试帖诗的选评、注释和当代馆阁帖试的编集，也成为一时风气。在这股风气中赋亦沾及，如沈钧德《历代赋钞》自序所说：“恭逢神主御天，文思广运，昭回之光，下被万物，宇内怀铅握椠之徒，斐然向风，以镞厉古学为务，馆阁场屋皆试诗，赋杂之，由是赋体大盛，轶驾元、明，骎骎乎不懈而及于古矣。”[29]翰林院考试诗赋，必然对文人的律赋和试帖诗写作推波助澜，使这两种应试文体在清代再度兴盛。三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诏乡、会试恢复试五言试律。相比康熙年间的罢科举来说，雍正、乾隆两朝都对科举的影响有所强化。章学诚《答沈枫墀论学》回顾本朝开国以来的文教风气，有云：“国初崇尚实学，特举词科，史馆需人，待以不次，通儒硕彦，磊落相望，可谓一时盛矣。其后史事告成，馆阁无事，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许年，学士又以《四书》文义相为矜尚。仆年十五六时，犹闻老生宿儒自尊所业，至目通经服古谓之杂学，诗古文辞谓之杂作。士不工《四书》文不得为通，又成不可药之蛊矣。”[30]功令恢复试诗，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这种风气，不仅重开唐代士人应试必须能做五言试律诗的风尚，更推动了蒙学诗法书籍编纂、出版的旺盛和普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功令恢复试诗的首科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乡试，钱载、纪昀、翁方纲、钱大昕、王鸣盛等一批新进翰林就被选派赴各省典试，无形中扩大了汉学阵营的影响力，包括在诗学方面。四是翻译儒释经典，乾隆三十七年（1772）设满文经馆，历时十九年将《大藏经》译成满文，使佛经汉、藏、蒙、满文俱全，题曰《清文全藏经》，还将大量儒家经典译成满文。五是文献编纂，同在乾隆三十七年诏开馆修《四库全书》，收古今四部书籍计三万五千多种，七万九千余卷，编为三万六千册，总计约八亿字。分钞七部，除内廷所藏四部外，分贮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的“南三阁”本，允许士人登阁阅览，有力推动了古书的普及，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间学术的繁荣与此有密切关系。乾隆朝馆阁臣僚编纂的大型文献总集，数量更富于康熙朝。文学方面有《全唐文》，系康熙间所编《全唐诗》之后古代卷帙最大的断代文学总集；书法方面有《三希堂法帖》，收魏、晋至明末134位书家三百余件法书，勒石五百余方，成一代巨观；典章制度方面，则有续“三《通》”等。许多文士藉这些文献编纂活动而进身，如章学诚所说，“今天子右文稽古，三通四库诸馆以次而开，词臣多由编纂超迁，而寒士挟策依人，亦以精于校雠辄得优馆，甚且资以进身”[31]，大大激励了天下士子的向学之心。同时，在《四库全书》编纂中，馆臣据《永乐大典》辑录佚书385种，开日后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王谟辑《汉魏遗书钞》、黄奭辑《汉学堂丛书》的先河。阮元编校《十三经注疏》，编刊《皇清经解》，编纂《经籍纂诂》，无不循其轨辙，利用其文献。而清代学术也受其沾溉，“自此诸儒治学规模，渐由褊隘而入于广阔矣”[32]。
高宗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君主都汲汲于树立自己文明之君的形象。为他写作传记的美国学者欧立德说：“通过将自己训练为一个艺术鉴赏家和实践者，乾隆想要展现给众人的是一个理想的君子形象，就其言谈和行为而言，乾隆企图在文章与武德之间取得完美平衡：精通射术并不足以让他赢得文官的尊敬，其中一些文官为世家大族，他们拥有的藏书比皇家还多。为了巩固皇权和他个人的权威，乾隆必须为自己建构一个睿智君主的形象，以显示他和他治下的臣民一样精通诗歌、艺术、历史和哲学。这显然并非易事。在某种程度上，乾隆是成功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的努力因自负、褊狭和过激而打了折扣。不过，无论如何看待他的文化品位和天分，乾隆对于那一时代领域所产生的影响，两者都不容忽视。”[33]高宗不仅急于示天下以文治之君的形象，而且从登基开始就力图摆脱圣祖那种在文学方面的小学生形象，以及对文学只是表达一种趣味。他甫掌大宝即充满自信地要以指导者的身份发言，即位期年就在乾隆元年（1736）八月选择读书心得260则，刊为《日知荟说》四卷。书中的议论遍涉经传诸史百家之书，足见学有本原，深造有得。尤其是谆谆于君臣相与之道，反思历代治乱兴衰的根源，使臣下不能不“私庆圣心实能以致知诚意之学体验于当躬，而重为四海生民幸也”[34]。其卷三写道：
韩子曰：“《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使《易》徒奇而不法，与阴阳术数家言何以异？使《诗》徒葩而不正，与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者又何以殊哉？故《易》之道大矣，而云“惧以终始，其要无咎”；《诗》之教广矣，而一言以蔽曰“思无邪”。思无邪则正也，惧以终始则法也。史称昌黎因文以见道，又云有卫道之功。观此二语，自非见道者，何能言简而义备若是哉！[35]
这里演绎韩愈《师说》中两句，未见得有什么独到创见，但一派融合折中的态度清晰可辨。卷二在谈到传统的三不朽观念时，又说：
吾谓立德而无传道之言以牖来者，安知不使人疑为黄叔度之俦；立功而不本于内圣外王之学，安知不为管、商杂霸之治？至立言则苏、张、庄、列皆能之，适以为生心乱政。要必如汉之仲舒、隋之文中子、唐之昌黎，然后可谓立言。而仲舒、文中子、昌黎未始不本于道德仁义以为言，条对时事又章章有本末，可见施行。由是观之，必合三者而皆有之，庶几可称不朽焉耳。[36]
这里对古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观念又做了融合和折中，讲究互补互济而不偏废。后来他毕生致力于合三者而皆极其至，成为古代帝王中集文韬武略于一体、极文治武功于一生的千古一人。不难想见，这种融合折中的文化观念、以渊博多能自期的人生理想，将在多大程度上示天下臣民以表率，影响一世的风气！
事实上，高宗的文治理念及其训饬对臣民的影响及与清代文学生态的关系，学界一直有所关注[37]。其中最重要、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首先表现出一种包容的气度。高宗在经学上始终持折中的态度，乾隆三年（1738）沈德潜乡试答《经学》一题写道：“我皇上昌明经学，特命颁发圣祖仁皇帝御纂四经，又诏儒臣纂修三《礼》，合汉、唐、宋诸儒而折乎大中，诚知道统之传在于尊经，千载不易逢之佳会也。”[38]仅三年时间，高宗已成功地将自己尊经传道、折中古今的理念普及于士子的意识中。他同时又推广圣祖以文教为先的治道，令各省督抚将军等督导宣讲世宗演绎圣祖十六条圣训的《圣谕广训》。乾隆二十二年（1757）功令试诗，使经义、学识、辞章得到平衡，所谓“于《四书》经义观其学养，于试律观其才华，于论策观其器识”[39]，从而使科举成为激励文学而不是像明代以来扼制文学的社会机制。查锡龄《半修集自序》云：“今上即位之五十有四年，凡海内奇材异能之士，无不辐辏于朝，于是廷议思得兼长之士，谓宗洙泗而不宗濂洛，则义理不明；工骈俪而不按古今，则综赅不备；善帖括而不兼风骚，则性情不治。”[40]扼要地道出了乾隆朝文化政策的优越及士人的普遍认同。
乾隆朝的文化形象，很大程度得力于乾、嘉学风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那个时代士人对博学的崇尚，是足以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博雅趣味相比拟的。国内学术界一直有中国的文艺复兴之说，或以晚明的思想解放当之，但欧洲的文艺复兴首先是由复兴古学而形成的大百科全书派发起的，晚明的空疏不学绝不足以当之，乾隆朝的博雅学风倒略有近似。钱大昕、戴震、王鸣盛、赵翼、洪亮吉、惠栋、纪昀、邵晋涵、徐松、孙星衍、汪中、王念孙、凌廷堪、焦循、段玉裁、阮元、郝懿行……这些乾、嘉学术的代表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博览群书、通晓古今的学者。被公认为乾隆朝最博学的钱大昕，段玉裁称其“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始以辞章鸣一时，既乃研精经史，因文见道。于经文之舛误，经义之聚讼而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裨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41]。其他像戴震、徐松、焦循这样的学者，也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家，上至天文星象历算，下至地理水道、医药卜筮，无所不通，真正有古人所谓一物不知以为深耻的精神。而且这个时代的学者，强烈地表现出一种为知识而知识的单纯的求知欲，更是引人注目。钱大昕自称“予少好记诵之学，友朋恒以入海算沙相诮。予应之曰：‘宣尼言博弈犹贤乎已，我所好犹博弈耳，未必有益于己，亦尚无损于人，以当博弈可矣。’”[42]这种甘为无益之学，以学为游戏的态度，正是当时学人那种求知欲旺盛和精力充沛的表现。段玉裁罗列钱大昕学问所涉及的范围，热烈赞叹：“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合众艺而精之，殆未之有也！”[43]他们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诞生博学通儒的时代并为此自豪。
通常所说的乾嘉之学，主要指汉学，汉学又以考据为擅场。世人对汉学尤其是考据学风常抱有一种偏见，似乎它只重考据而无视义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汉学家对经学出于这样一种理解：“深思夫通经学古之所由，知义理必从考据入，未有考据舛而可言义理者。”具体说来，“声音、文字、象数、名物，探颐钩深，久之得其窾綮。汉人之传注，唐人之义疏，尽能通其旨要”[44]，是为由考据而探寻义理的途径。钱大昕说得更清楚：“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乡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45]王念孙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主张：“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46]训诂考据只是手段，目标仍在于究明义理，所以优秀的汉学家绝不会是迂腐的学究。不信看看钱大昕《大学论下》的这几段议论：
《大学》论平天下，至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帝王之能事毕矣。然而所好之不可不慎也。民之所好者利，而上亦好之，则必至夺民之利；利聚于上而悖出之，患随之矣。夫利之为言，赖也。上下所赖以用者惟财，而财之源出于土，有人而土可治，土治而出赋税以奉上，财用于是乎不竭。
有小人者创为理财之说，谓可不加赋而国用足也。于是阴避加赋之名，阳行剥下之计。山海关市之利笼于有司，日增月益，曰“吾取诸商贾，非取诸民也”。然商亦四民之一，上之取于商者逾多，则货益昂，而民之得货益艰，商未病而民已病矣。又创为节用之说，谓“吏俸可减也，簿书期会之间小有违失，可夺其俸以示儆也”。大吏无以自给，则取之小吏；小吏无以自给，则仍取之民。虽不加赋，较之加赋殆有甚焉。
《大学》一篇，极言以利为利之害，初无一言及于理财。朱文公释此章之意，云“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正谓同好恶之君子，当好仁而不可好利耳。天下之财自足供天下之用。财者天之所生，上与下共之者也。上不多取于下，则下不觊觎于上，上下各安其欲而无自利之心；吏不贪残，国无奸盗，此久安长治至易至简之道也，圣人岂有他谬巧哉？[47]
面对今天的现实，钱大昕一定会觉得事事都与《大学》之言悖：上不与民同好恶而惟专其利；山海关市之利日增月益；上取于商逾多，货益昂，而民得之益艰；上与下不共其财，上下不安其欲而各有自利之心；吏多贪残，国有奸盗……这还不足以证明，古人的经明则义理之趣见，是非常正确的信念？治经学能获得这样的见识，谁敢说是迂阔无益之学？崇尚博雅和征实之学的结果，必将带来思想解放。汉学的代表人物戴震，正是思想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他诠释“理”字，在肯定“人生而后有情有欲有知”的前提下，以“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为王道，诘问“《六经》、孔、孟之书，岂尝以理为如有物焉，外乎人之性之发为情欲者，而强制之也哉？”[48]从而断言：“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49]严厉地抨击了儒家伦理经宋代理学扭曲发展后产生的那种极端性和反人性色彩，发明此义的《孟子字义疏证》也因此而为后来恪守朱子学的人所不满[50]。但这毫不影响戴震在当代的声望，翁方纲虽不同意他对“理”的诠释，但也只是用训诂的方式提出他认为的戴震学说中存在的问题，只是学理层面的商榷而不存在意识形态的争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与汉学的征实学风相伴的实事求是态度，会在很大程度上超越王朝的封建意识形态，带来经学及一切传统学问的学理化讨论。
在清初“虚言告退，实学肇兴”的风气激荡下[51]，士人间已兴起钱大昕所谓“颇有志经史之学，不欲专为诗人”的观念[52]，到乾隆年间这种意识更加明显而强烈。“士生宋元明之下，所难正不在论道，患无学耳”。因而“以实学为文，合经与文而为一”[53]，成为当时文人的理想。张焘序王鸣盛文集，称：
夫文章必本于经术，夫人而能言之。然文人治经，不过约其纲宗，撮其崖略，薰染其芳臭气泽而已，若章句训诂，固有所未暇及。而守训诂家法者，又往往胶葛重膇，无以自运，而不复措思于修辞，是以文人与经师常不能兼也，先生独能兼之。[54]
这是一个时代的信念，也是一个时代的学术荣耀。但对于文学来说，学术繁荣同时也产生一个问题，即它给那些不事经术的纯文人造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阅读乾隆时代的文献，我们时常能感觉到，在博学风气的笼罩下，文人的境遇前所未有地遭遇另一种逼仄，即学术对文学的挤压。历史地看，文人与学者的分流从汉代即已开始，文人即所谓“通儒”比经生更代表着才华和博雅。到唐代中叶，随着社会变革和转型过程的启动，专工文辞的文儒逐渐为文学、经济兼擅的新式通儒所取代，并在宋代更提升了学问的价码，使文学与学术的分流终于在明代变得表面化[55]。清代文人首先以治不治经学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顾炎武、戴震、钱大昕一辈致力于经学者，一类是“不屑事章句，读书通大义”者[56]。后者又以治不治学分为两等，一等是钱谦益、王士禛、赵翼之类兼治学问者，一等是袁枚、黄景仁一辈纯粹的作家。乾隆时代，致力于经学的学者固然渊博无似，就是兼治学问的文人像吴敬梓、纪昀、翁方纲、赵翼之类，学问范围也遍及经学以外的百科知识，既包含传统的史部、子部之学，也囊括虽晚起也属于广义史学的金石、掌故、谱录、方志、校雠、书画、乐律等领域。诚如方东树所说：“国家景运昌明，通儒辈出。自群经诸史外，天文、历算、舆地、小学，靡不该综载籍，钩索微沉，既博且精，超越前古，至矣盛矣，蔑以加矣！”[57]举世崇尚学问的风气，形成当时特有的重学轻文的价值导向和舆论氛围。乔亿父曾训之“当作读书人，毋为诗人”，乔亿终弃举业而肆力于诗，后来在《剑溪说诗》中表示“少壮不悟，今悔何及已”[58]。王鸣盛《赠任幼植序》告诫任大椿为学之途多歧，“有空谈妙悟而徒遁于玄寂者矣，有泛滥杂博而不关于典要者矣，有溺意词章、春华烂然而离其本实者矣，有揣摩绳尺、苟合流俗而中尠精意者矣”，激励他以经学为当务之急，以“一代通儒”自期[59]。类似的例子很多，而以孙星衍、黄景仁两人的境遇最具典型意义。孙星衍弃文治学，终为一代名儒。黄景仁殚精于诗，不事学问，友人一直劝他治经，仿佛不治经学就是不务正业，终以性情不合而不顾，潦倒以终。即使是黄景仁这样名盛一时的天才诗人，在文坛、幕府和沙龙中也能感觉到，人们在嘉誉、倾慕之余又不免流露出的些许遗憾，面对亲故友善的劝诫，内心深处不能不滋生一丝自卑之感或以反面形式表现出的自傲之意。像他们这样的文人，除了以性灵或抒情为盾牌，抵抗来自学者群体的轻鄙和排斥，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自尊理由呢？于是学术与性情，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乾隆朝士人生活和文学观念发生冲突的焦点，而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所以能在乾隆诗坛成为众所关注的问题，也正暗示了笼罩在上述学术天幕下的文学生态。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实中更严酷的一面是，学术繁荣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文化繁荣。我们阅读乾隆间文人的作品和传记，时常体味的却是学术繁荣的表象背后文化人难以言喻的落寞感。一个最触目惊心的现象就是，很多学问优长且仕途颇顺利的人物，都过早地从官场抽身：袁枚，乾隆十七年（1752）辞陕西知县之职不复出，时年三十七；王鸣盛，乾隆二十八年（1763）在光禄卿位，丁母忧归乡，服除后以父年高不赴京补职[60]，时年四十四；王文治，乾隆三十二年（1767）在云南临安知府任，以属下亏缺库项失察罢官，时年三十八；严长明，乾隆三十六年（1771）在侍读学士任，乞归不出，时年四十一；赵翼，乾隆三十七年（1772）在贵州备兵道任，以母老告归，时年四十六；钱大昕，乾隆四十年（1775）在广东学政位，丁父忧即以母老不出，时年四十七；姚鼐，乾隆四十三年（1778）值《四库全书》修竣，即辞刑部郎中归里，时年四十四；段玉裁，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四川巫山知县任，以疾为由辞归，时年四十七。再加上乾隆三十四年（1769）谪戍乌鲁木齐的纪昀，嘉庆四年（1799）谪戍伊犁的洪亮吉，这些才学兼优的文人，其生平境遇若以传统价值标准来衡量，终不免有些黯淡。更不要说乔亿、吴敬梓、汪中、黄景仁、吴文溥、徐熊飞一辈纯粹以文辞应世的文人。在生计惨淡和思想控制日渐严酷之余，可能还要受到高宗个人的文学趣味的无形压迫。
三 文人弘历与官方文艺趣味
如果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评出一个文艺兴趣最浓的皇帝，那一定非清高宗莫属。他六岁就傅，过目成诵，文艺兴趣浓厚且广泛，自称“平生结习最于诗”[61]，登极不久便超擢江南老名士沈德潜为总理“诗”务大臣[62]，君臣唱和，并属其编校御集。赵翼也记载，高宗每日召见诸大臣后，“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朱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折纸楷书之，谓之诗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笔令注之者，则诸大臣归遍翻书籍，或数日始得；有终不得者，上亦弗怪也”[63]。晚年自言：“予以望九之年，所集篇什几与全唐一代诗人篇什相埒，可不谓艺林佳话乎？”[64]故臣下也称颂“自古吟咏之富，未有过于我皇上者”[65]。《御制乐善堂全集》和《御制诗集》存诗多至471卷，约43000首，确是现知古今诗人中写作最海量的作者。可惜其中不乏臣僚代笔或润色之作，水平也未臻上乘，故向来不入评论家之眼。但这丝毫不妨碍他热心于文艺活动，并挟九五之尊的话语优势将自己的文艺趣味施加于臣僚士民。
与圣祖仅以编纂大型文学总集、类书推动文学事业不同，高宗非常明确地要以自己的文学趣味左右文坛风气。《御选唐宋文醇》（简称《文醇》）、《御选唐宋诗醇》（简称《诗醇》）、《钦定四书文》三书，颁于黉序，直接为一代士人树立阅读、写作的仪型典范。《钦定四书文》（简称《四书文》）“申明清真雅正之训”，所收“皆辞达理醇”之作[66]，进一步确立了雍正十年（1732）世宗谕“所拔之文，务令雅正清真，理法兼备”的宗旨。《文醇》《诗醇》则重新确定了唐宋诗文大家的人选。回顾文学的历史，还从来没有哪个帝王如此直接地根据自己的趣味来塑造当时的文学观念。其时主持《诗醇》编纂的是钱陈群与梁诗正，韩愈诗序据边连宝推测出自钱陈群之手[67]，苏东坡诗选出自汪师韩之手[68]，而杜甫诗序则出于御撰：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孰谓诗仅缘情绮靡而无关学识哉？然《三百篇》之诗，不拘格律而音响中度，所谓太羹不和而有至味也。汉变四言为五言，间亦有七言之体，至魏晋而音韵愈盛，入唐而格律益精。盐梅之设，太羹之害也；七窍之凿，混沌之贼也。至有不言性情而华靡是务，无劝惩之实，有淫慝之声，于诗教之温柔敦厚，不大相剌谬乎？[69]
这无异于对诗歌创作颁布了四条原则性的指导意见，一是道德上的正当性，二是学识的必要性，三是反对追求声律和修辞的形式之美，四是重申美刺劝惩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大旨仍不出儒家传统诗学观念。对当时臣民来说，一、四更像是门面话，倒是二、三还有点近于新精神，重学问、重言情而不务华靡，后来确实成为乾隆诗坛的主导倾向。乾隆十五年（1750），高宗亲自审定《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撰序刊行，成为古来第一部君主御选的诗歌选集，为庙堂臣僚和天下士子所瞩目。据周相录考察，高宗的诗歌审美趣味主要集中在中唐白居易、元稹一派，尝和白居易诗20题、元稹诗9题共111首，韩愈之作也颇有涉及[70]。《御选唐宋诗醇》以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六家以概唐、宋诗，足见瓣香所在。
方孝岳论及清代官修书，说：“关于这些书的宗旨，不可不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所说虽多是馆阁赞颂之辞，但我们欲知道当时政府中所提倡的文学面目，当然必以他们自己所说的为主。”[71]那么《四库提要》是怎么介绍《御选唐宋诗醇》的呢？先是说明选择六家的理由：
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亦惟两代之诗最为总杂，于其中通评甲乙，要当以此六家为大宗。盖李白源出《离骚》，而才华超妙，为唐人第一；杜甫源出于《国风》、二《雅》，而性情真挚，亦为唐人第一；自是而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无过白居易；奇创而不诡乎理者，无过韩愈。录此四集，已足包括众长。至于北宋之诗，苏、黄并骛；南宋之诗，范、陆齐名。然江西宗派，实变化于韩、杜之间，既录杜、韩，可无庸复见。《石湖集》篇什无多，才力识解亦均不能出《剑南集》上。既举白以概元，自当存陆而删范。权衡至当，洵千古之定评矣。
然后列举本朝最流行的王渔洋诸选存在的缺陷，揭示其旨趣所在，剖析其持论之偏颇，以见不足为典范：
考国朝诸家选本，惟王士祯书最为学者所传。其《古诗选》，五言不录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七言不录白居易，已自为一家之言。至《唐贤三昧集》，非惟白居易、韩愈皆所不载，即李白、杜甫亦一字不登。盖明诗摹拟之弊，极于太仓、历城；纤佻之弊，极于公安、竟陵。物穷则变，故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祯乃持严羽余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诸家。然《诗》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谓归于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原非以品题泉石、摹绘烟霞。洎乎畸士逸人，各标幽赏，乃别为山水清音，实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祯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72]
研究者已指出，四库馆臣的这段议论旨在调和当时宗唐宗宋各执一端的诗学争论，以平和广大之音，消弭纷争之气，树立温厚中正的盛世之风[73]。我更认为，它在宣扬高宗的宸衷——以儒家传统诗教为诗学准则、以唐宋六大家诗作来厘定诗歌典范的同时，还以官方身份批评了王渔洋诗学的偏颇，等于吹响了否定王渔洋诗学正宗典范性的号角，引发乾隆中期开始的对王渔洋诗学的全面批判。不难想见，在那个时代，这部御选唐宋诗的问世，将会给诗坛带来多么强烈的影响！书中特别让人惊异的，主要是两点：首先是对韩愈的评价，肯定“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诗亦卓绝千古”，针对宋代以来对韩诗的否定言论，推崇韩诗是“本之雅颂以大畅其厥辞者也”，“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不减于李，其浑涵汪茫、千汇万状，诚不减于杜；而风骨崚嶒、腕力矫变，得李杜之神而不袭其貌，则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74]。自王士祯推崇韩愈古诗声律的典范性，叶燮将韩愈与杜甫、苏轼并列为古今三大家，对韩愈诗歌的评价虽有大幅度提升，但还只是诗坛少数派的意见，今蒙御旨钦定，情况就不一样了。且看边连宝《病余长语》是怎么说的：
论韩诗者多矣，未有如此段之明确者，且其推衍诗派，以王孟主《风》，韩主《雅》《颂》，又谓千古以来，未有以少含蓄为《雅》《颂》之病者，旨哉言乎。其所以开示来学者至矣！然则严沧浪之专尚妙悟，王阮亭之专主神韵，殆所谓拟桃源为乐土而辄谓洪河太华之
人，求仙佛之玄虚而反以圣贤经天纬地为多事者乎？真方隅之见也！[75]
这位北“随园”先生边连宝也算是个有个性、有见解的诗人，其《病余长语》中议论多矫矫不群，但对《御选唐宋诗醇》的议论则热烈赞叹，钦服如此，足见在那个时代，获得钦定地位的官书对诗坛会产生多大影响。乾隆中期诗坛各派不约而同地皈依韩愈，其中很难说没有《诗醇》的影响。这种影响加速了韩愈的经典化进程，同时向嘉、道以后的诗学注入更多韩诗的影响因子。
《诗醇》让人惊异的另一点是白居易地位的提升。这本来源于高宗对白居易浅白诗风的偏爱，但因为他在“最近乎情”的层面上肯定其平易，这就给了白诗一个很高的定位。正如王宏林所指出的，“从选本的角度而言，首次把白诗和李、杜、韩相提并论的是《御选唐宋诗醇》。此前的选本无不对白诗毁誉相杂，唯此选认为白诗源于杜甫且得杜诗之神”[76]。这直接影响到乾隆间诗家对白居易的态度，即便是沈德潜这王渔洋、叶燮诗学（都对白居易评价不高）的传人，也不得不在重订《唐诗别裁集》时调整对白居易的评价。同样不喜欢元、白一路诗风的翁方纲、纪昀，也不敢否定白居易诗，纪昀评李商隐《井泥四十韵》云：“元白体也。意浅而味薄，学之易至于率俚。问：元白体竟不佳耶？曰亦是诗中正派。其佳在真朴，其病在好铺张，好尽，好为欲言不言尖薄语，好为随笔潦倒语。在二公自有佳处，学之者利其便易，其弊有不可胜言者也。”[77]我怀疑这是纪昀早年批义山诗的评价，后来出版时略有润饰，虽然承认元白是诗中正派，但总体上仍无好评，对后学末流之弊则怀有绝大的警惕。
御选《文醇》《诗醇》的社会影响，还表现在后来科举的试策每就二书的旨趣发问。如钱载《乾隆三十九年江西乡试策问五首》其三问：“我皇上钦定《唐宋文醇》，以嘉惠天下士子。庐陵、临川、南丰，诸生之乡先贤也，亦既服习之矣，岂不能取其文之适于治道者而深言之与？”[78]《乾隆四十四年恩科江西乡试策问五首》其五问：“我皇上嘉惠士林，钦定《唐宋文醇》，以疏其源，以培其本。复御选《四书文》，以悬之鹄而正其趋。又复颁《唐宋诗醇》，泽之风雅，而博其趣。（中略）今诸生之学于此三书也有年矣，试举唐宋十家文之所得若何，且欧、王、曾皆乡先贤也，能言其所以得者若何，与唐宋诸家之诗其旨趣若何？”[79]《乾隆四十五年江南乡试策问五首》其二问：“我皇上钦定《四书文》，嘉惠士子，（中略）复钦定《唐宋文醇》《唐宋诗醇》，颁于黉序，俾由此学古深造，以上通乎四子六经，且非徒大正其科居之业。今既寝食于斯矣，盍深言《文醇》《诗醇》诸家之所得者若何？”[80]考试制度的约束使帝王的个人趣味直接变成官方标准，渗透到士人群体的教育和甄选中。
四 文人入幕与地方文学风气
君主右文足以影响一代风气，非仅朝中满汉大臣都雅好文艺，热心著述，地方长官、封疆大吏也无不崇尚文学，延揽才学之士入幕，形成清代独特的幕府文化。我们知道，唐代幕府的僚佐出于府主自聘，申报朝廷授以职衔；宋代幕府僚属皆命于朝，“宾主邈不通情，殆与郡县官等。阃寄兵谋，无从咨访；川泳云飞，岂复有相得之乐？”[81]清代的幕僚也是自聘，但朝廷无职官除授，与府主谊属主宾，因而史学界也称“幕友”，从理论上说更受府主礼遇。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朝廷取消童试名额限制，天下诸生数量急剧增加，而乡、会试中式名额不加多，致使社会上平添许多游士，为幕府招纳博学能文之才提供了条件，而大量冗余文人也藉此得到一个谋生的出路。周星誉《王君星
传》已注意到：
国家当康熙、乾隆之间，时和政美，天子右文，王公大臣相习成风，延揽儒素。当代文学之士，以诗文结主知、致身通显者，踵趾相错。下至卿相、节镇，开阁置馆，厚其廪饩，以海内之望，田野韦布，一艺足称，无不坐致赢足。[82]
乾隆间因烽息兵弭之久，督抚藩臬均以文臣居之，多招纳文士为幕友，不付以刑名钱谷之务，而专事公文案牍，兼任西席，课授子弟，暇则相与商略学术，赏玩金石书画，诗酒唱和之余，采掇文史，编纂书籍。这样的风雅在前代幕府中也不是没有，比如中唐时代颜真卿的幕府就以雅集联唱和编纂《韵海镜源》著闻，但那只是偶尔一见的个案，像乾隆间南北各地文士如云的幕府，实乃前所未见的奇特景观。因而近人全增佑说：“于时督抚学政，颇广开幕府，礼致文人，而不尽责以公事。此等入幕之宾，初不同于刑钱幕友，此种幕府不啻为一学府，其府主往往为学术界名流前辈，故人才之造就于此为盛。”[83]当时以聚集文人学士著名的幕府，严迪昌已提到卢见曾、朱筠、朱珪、王昶、翁方纲、曾燠、毕沅、阮元等[84]，我还可以补充钱陈群、方观承、孙星衍、朱一蜚[85]、雷鋐、谢启昆等。这些人物的公署，如翁方纲的小石帆亭，王昶的兰泉书屋、蒲褐山房，朱筠的椒花吟舫，曾燠的邗上题襟馆，阮元的定香亭、揅经室、琅环仙馆，都是著闻一时的文艺沙龙，雅集唱和，传诵于时。最为人乐道的，如卢见曾任两淮盐运使时，“凡名公巨卿、骚人词客至于其地者，公必与选佳日，命轻舟，奏丝竹，游于平山堂下，坐客既醉，擘笺分韵，啸傲风月”[86]。又承渔洋遗风，发起红桥唱和，盛传一时。嘉庆初曾燠继任该职，名士归附，再修风雅盛事，编有《邗上题襟集》。毕沅幕府也是诗酒之会，常年不绝，编有《乐游联唱集》。
当时著名的幕府，宾客少则数十人，多至上百人，人才济济之盛，可谓古来罕有。阮元巡抚浙江、总督两广，在杭州、广州创立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更是青年才俊的渊薮。据尚小明通过《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清代学者生卒及著述表》《清史列传》（儒林、文苑）三书统计，从康熙中到嘉庆末，学人有游幕经历者占总数的35%～40%[87]。这个数据足以显示乾隆前后士人游幕风气之盛，其中许多寒畯之士藉由府主的赏拔而成名。如阮亨《瀛舟笔谈》记载：“两浙诗士为余兄最所赏拔者，每引居幕府，为亨等之师友，前后凡十人：青田端木先生国瑚、鄞县童先生槐、钱塘陈孝廉文述、钱塘陈明经鸿寿、嘉兴吴明经文溥、会稽顾明经延纶、平湖朱先生为弼、乌程张明经鉴、归安邵孝廉保初、石门方茂才廷瑚。余兄尝欲撰十子诗，名曰《官斋十子集》，未果成也。”[88]幕府这种大规模的文士雅集和诗咏活动，使乾隆诗坛格局较清初发生了一些变化。
嘉道间人已注意到乾隆间幕府文学活动的影响，钱泳《履园丛话》写道：
诗人之出，总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则不出也。如王文简之与朱检讨，国初之提倡也；沈文悫之与袁太史，乾隆中叶之提倡也；曾中丞之与阮宫保，又近时之提倡也。然亦如园花之开，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两淮运使，刻《邗上题襟集》，东南之士，群然向风，惟恐不及；迨总理盐政时，又是一番境界矣。宫保为浙江学政，刻《两浙
轩录》，东南之士，亦群然向风，唯恐不及；迨总制粤东时，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琼花吐艳，惟烂漫于芳春；璧月含晖，只团栾于三五，其义一也。[89]
这里本意是强调公卿主持风雅就像月圆花开自有其时，时节一过星移物换，即有另一番景象。如阮元出任浙江提学使时，留意风雅，嘱幕下文士采撷浙江人士诗咏，编纂《两浙
轩录》，写作《定香亭笔谈》；而到后来任两广总督时，则创设学海堂，编刻《皇清经解》，心思专注于经学和教育了。但钱泳毕竟注意到阮元、曾燠这些封疆大吏对地方风雅的提倡之力，还是很有意义的。他还详记了曾燠在扬州盐运使任上与文人往来唱和的风雅：
南城曾宾谷中丞以名翰林出为两淮转运使者十三年。扬州当东南之冲，其时川蜀未平，羽书狎至，冠盖交驰，日不暇给，而中丞则旦接宾客，昼理简牍，夜诵文史，自若也。署中辟题襟馆，与一时贤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简斋、王梦楼、王兰泉、吴谷人、张警堂、陈东浦、谢芗泉、王葑町、钱裵山、周载轩、陈桂堂、李啬生、杨西禾、吴山尊、伊耐园，及公子述之、蒲快亭、黄贲生、王惕甫、宋芝山、吴兰雪、胡香海、胡黄海、吴退庵、吴白庵、詹石琴、储玉琴、陈理堂、郭厚庵、蒋伯生、蒋藕船、何岂匏、钱玉鱼、乐莲裳、刘霞裳诸君时相往来，较之西昆酬唱，殆有过之。[90]
阮元所招揽的端木国瑚、童槐、陈文述、陈鸿寿、吴文溥、朱为弼、张鉴等，还只限于浙籍士人；曾燠处于南北要冲扬州，接引、延聘的更都是一时名公，即以钱泳开列的名单而言也足够分量。对这些士人来说，像曾燠幕府这样著名的沙龙，正是他们交结名流、激扬声誉、博取进身机会的一个有辐射力的名利场。
有关清代幕府、士子游幕与乾、嘉文坛的关系，从郑天挺《清代的幕府》《清代幕府制度的变迁》二文到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已有很好的论述。近年学界对乾嘉间士人游幕带来的幕府唱和之盛、幕僚由文学向考据的兴趣转向、游幕士人的心态等问题也有了更深入的分析[91]，让我们觉得对文人游幕这一由来已久的现象有必要重新加以认识。这里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幕府广揽人才并不单纯是为了标榜风雅，其中还潜藏着实际的文坛势力的培植与竞争。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论王昶云：
藩从先生游垂三十年，论学谈艺，多蒙鉴许。后先生因袁大令枚以诗鸣江浙间，从游者若鹜若蚁，乃痛诋简斋，隐然树敌，比之轻清魔。提唱风雅，以三唐为宗，而江浙李赤者流，以至吏胥之子、负贩之人，能用韵不失粘者，皆在门下。嘉庆四年，藩从京师南还，至武林，谒先生于万松书院，从容言曰：“明时湛甘泉，富商大贾多从之讲学，识者非之。今先生以五七言诗争立门户，而门下士皆不通经史，粗知文义者，一经盼饰，自命通儒，何补于人心学术哉？且昔年先生谓笥河师太丘道广，藩谓今日殆有甚焉。”默然不答。是时，依草附木之辈，闻予言，大怒，造谤语构怨，几削著录之籍。然而藩终不忍背师立异也。[92]
王昶既曾佐云贵总督幕多年，也曾任两淮盐运，江西、陕西按察，云南、江西布政使，他编纂的《金石萃编》《明词综》《国朝词综》《湖海文传》《湖海诗传》等书，都是卷帙繁多的大型总集，没有幕僚们的襄助，是很难以个人之力编成的。江藩所载王昶招揽生徒、树帜门墙之事，或许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幕府以各种方式延揽贤士，争夺人才，却是不争的事实。府主的文化工程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幕宾的协力，像毕沅《史籍考》《续资治通鉴》《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都是幕下章学诚、邵晋涵、孙星衍、张埙、严长明、钱坫等文士襄助完成；谢启昆所纂《西魏书》《小学考》《广西通志》，续纂《史籍考》，也主要借助于陈鳣、钱大昭、胡虔之力。曾燠因笃嗜骈体文，还嘱幕僚编纂了一部《国朝骈体正宗》。阮元所主持编纂的《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畴人传》诸大书，更都是依靠他那个多至120人的幕僚团队[93]。“皆自起凡例，择友人、弟子分任之”[94]。在幕府纂修的书籍中，最具标志意义的乃是各省通志，此举不仅促进了各地的方志编纂，也直接激发了地方诗歌总集编刊和地域诗学的勃兴。
作为太平盛世的当然景观，地方的文酒诗会也不亚于幕府文学的盛况。京师作为首善之区，历来文会最盛。乾隆十七年（1752）值皇太后六十大寿，以二月举乡试，王昶偕褚寅亮正月之金陵，宝山朱桓大会名士240余人于秦淮，为江南友声二集[95]，重现明末十郡大社的盛况。而台阁官僚的生活，一直都持续着风雅化的趋向。乾隆间的实证学风更刺激了考订金石、书画的风气，日常雅集题咏常以鉴定、赏玩金石书画为题材。乾隆四十四年（1779）冬，翁方纲嘱罗聘写《东坡戴毡笠折梅花像》供奉于苏斋，十一月十九日因罗聘次日出都，遂约程晋芳、张埙、吴锡麒、桂馥、黄景仁、洪亮吉等人聚于苏斋，为东坡预祝生日，兼为罗聘饯行，从此遂为故事，每年十二月十九日于苏斋聚会为东坡祝生日。法式善仿效之，则于六月九日为李东阳祝生日，都成为传诵一时的韵事。王昶《官阁消寒集序》载：“乾隆丁酉冬，予为通政司副使，职事清简，暇辄与钱阁学箨石，朱竹君、翁覃溪、陆耳山三学士，曹中允习庵，程编修鱼门，举消寒文酒之会。会自七八人至二十余人，诗自古今体至联句、诗余，岁率二三举，都下指为盛事。”[96]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冬，“是时翁振三宫詹、曹来殷学士、陆健男大理皆奉使督学，都门无复有诗酒之会矣。”[97]
这是京师的情形，地方上的游宴诗咏很少会因某些人物的仕途升迁而消歇冷落。事实上到明清两代，乡绅阶层很大程度上已充当了地方文化事业的主持者或赞助者。而文化沙龙由达官贵人的府邸下移到各地富商的宅第，似乎也是乾隆间出现的一个醒目现象。康熙间最有影响的沙龙都在京师，到乾隆时代各地出现许多文士的沙龙，最著名的如扬州马氏兄弟小琳珑山馆，天津查为仁水西庄，杭州赵公千小山堂和吴焯瓶花斋，苏州王庭魁小停云馆，等等。当时富商本身就是文人或富商而附庸风雅的人很多，诚如袁枚所说，“升平日久，海内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顾阿瑛、徐良夫之风，蓄积书史，广开坛坫”[98]。其中，最号富庶繁华的扬州，风气也最盛，据李兆洛说：
邗上当雍正、乾隆间，业鹾策者大抵操奇赢，拥厚赀，矜饰风雅以市重。一时操竽挟瑟名一艺者，寄食门下，无不乘车揭剑，各得其意以去。至嘉庆时而鹾贾亟亟自顾不暇，无复能留意翰墨。[99]
扬州最著名的小琳珑山馆主人马曰琯、曰璐兄弟，富甲一方，雅号文艺，收得徐乾学传是楼、朱彝尊曝书亭两家藏书[100]，礼致四方文人，长年寄居其第，从事经史考订、诗文著述。而此刻，文士阶层也因社会地位的沦落而不得不陷入各种依附关系中。
清初士大夫阶层因对新朝抱有敌意，以“三大布衣”为代表的众多高才博学之士都隐居不出，从而使在野士人因道德上的优越感而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到清代中叶，士大夫阶层已形成对新王朝的政治认同，文人的政治出路要么是由科举进身成为官僚，要么出入幕府成为达官的幕宾，逐渐丧失在野的优势。即使像蒋士铨这样官居清要的著名文士，仍不得不依附于尹继善、裘曰修，至于像袁枚这样依附权贵重臣以文治生更是一个典型的现象。再等而下之，就只能像厉鹗、全祖望那样做富商的清客，利用其丰富的藏书来撰述自己的著作了。厉鹗的《宋诗纪事》一百卷正是居停马氏小玲珑山馆多年，利用马氏丰富的藏书编纂成书的。也只有凭借马氏收藏之富，他才能编纂出这样的著作。后来赵之谦曾深有感慨地说：“乾嘉间学人有啖饭处，道光以后，无乞食处矣。”[101]无论在西洋还是东方艺术史上，寄食制都是对艺术发展有促进作用，保证艺术走向精致和成熟境地的重要机制。乾隆年间文士寄居于富商家的情形很类似于寄食制，它不仅是当时诗学研究的一种方式，在很多情况下也直接催生了诗歌批评的写作。因为文酒诗会历来是诗歌批评的温床，我们看到一些诗话的写作直接与此有关。比如查为仁《莲坡诗话》，沈楙德跋云：
夫人幸生隆盛之朝，得与当代名流，联吟结社；因而摘其篇章，详其姓氏，汇为一编，俾后之览者，如亲见吾謦欬于先生长者之前，而吾之篇章姓氏，亦藉此以传，岂非人生一大快事哉！[102]
当时有些诗话主要内容就是这类社集风雅的记录。如薛雪《一瓢诗话》自序即言，“将数月以来与诸同学与诸弟子，或述前人，或摅己意，拟议诗古文辞之语，或庄或谐，录其尤者为一集”。诗歌批评异常活跃的现实及写作风气，造成了乾隆时期诗话编撰、出版的旺盛势头，一大批以记载诗坛佚事为主旨、顺便讲论诗歌技艺的诗话络绎问世，其代表之作就是查为仁《莲坡诗话》、袁枚《随园诗话》、李调元《雨村诗话》、法式善《梧门诗话》等以性灵派诗话为主的作品，其内容以评骘当代诗歌为主，与沈德潜、纪昀、洪亮吉等人代表的学理性的诗歌批评和翁方纲、赵翼所代表的学术性的诗歌研究相对立，形成一股新的潮流，它也开了嘉道以后诗话写作多纪事少品评、以记录性代替艺术性的风气，并愈益占据诗话写作的主流地位。嘉道以后诗话之多而滥，很大程度上与乾隆时期诗话写作的散漫、轻率作风有关。章学诚对袁枚诗话的深恶痛绝，也应该溯源于此。
五 乾隆朝的诗歌风气与诗学品格
在我的清代诗学史分期中，其他三个时期都包含两个以上的世代，只有乾隆独自构成一个时期。为什么乾隆能够独自构成一个诗学史时期，这在第一卷的导论中并未细论，现在需要作些补充说明。
韦勒克在为《观念史大辞典》撰写的“文学史的分期”条目中，对“文学时期”是这样定义的：“文学时期是由一组文学规范所决定的一个时间段落——这些规范包括成规、文类、作诗的理念、大家的标准等；其产生、流传、转变、整合、衰落、消失的过程都可以追溯得失。”[103]我觉得这是个很周到的定义，以此衡量乾隆时代，我们有理由将性灵诗学作为决定诗学史时期的规范，尽管乾隆朝是个多种诗学观念对立、冲突并存的时代，但性灵诗学成为贯穿始终的主流，它的产生、流传、转变、整合、衰落、消失的过程都清晰可见。
怀特海曾指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征，它由该时代的人们对于他们所遇到的重要事件的反应来决定。这种反应取决于人们的基本信念——他们的希望、他们的恐惧和他们的价值判断。”[104]乾隆时代，诗坛遭遇的最重要的事件是考据学对诗学的冲击，从而构成本卷的主题——学问与性情。虽然程度不一，但当时很少有人能自外于这两者间的关系，乾隆间重要的诗论家不约而同地涉及学人之诗、才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论辩，正与这无人不笼罩在其中的文化背景有关。生活在这一特定环境中的文士，首先要有一个清晰的自身定位——是做经学家、博学家还是纯粹的文人，纵然他不在意这些身份的区别，作诗时选择哪个家数——学人之诗、才人之诗还是诗人之诗，也一定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从日常生活到写作，都无法回避当时社会流行的一股浓厚的学问和考据风气。徐世昌论及乾隆间诗坛风气，曾说：
考据之学，后备于前。金石之出，今富于古。海云鼎籀，纪事西樵。杜陵铜盘，征歌石笥。钟彝奇字，敷以长言。碑碣荒文，发为韵语。肴核坟典，粉泽苍凡。并足证经，亦资补史。苏斋备体，雷塘嗣音。滂熹洽闻，瓶庐精鉴。诗道之尊，又其一也。[105]
观摩书画，赏玩古董，以至品鉴考订，历来就是文人的雅好清玩。杜甫虽享受升平日月无多，但境况稍得安闲，即多题咏绘画之诗。赵宋以降，题咏书画更成为诗家热衷的题材之一。不过要说诗中频繁地以书画、骨董为主题，却断是乾隆诗坛独有的风气。吴荣光《和潘芝轩先生销寒六首》，“雪里遗书”一首注：“时观黄大痴快雪时晴图、赵吴兴临快雪帖合卷。”[106]当观赏古董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诗歌的题材就离不开它了。
京师历来是王朝文学风气的晴雨表。乾隆间京城诗人以赏玩古董为题材作诗，似乎是钱载开的风气。钱载年轻时诗中多有题咏书画古董之作，但还属于记一时眼福，到乾隆十年（1745）所作《观聂大年小瀛洲赋墨迹用苏文忠公病中夜读朱博士诗韵》《六十七研铭拓本歌》，就开始以小序、自注来记载或考究其内容了。乾隆十三年（1748）馆于吏部侍郎蒋溥邸，助其编纂《三希堂法帖》，得以广交京师文人墨客，多见古贤名迹，诗中题咏之作也日益多起来。乾隆二十八年（1763）一岁即有《题刘忠肃公石鼓山题名后》《教习庶常馆敧器图歌和翁中允》《郑遂昌小瀛洲记墨迹》等二十余首题咏古玩之作保留在诗集中。其他作家如赵翼自乾隆二十年（1755）入朝任中书，蒋士铨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月入京，都同样为这股风气所包围，诗作集中于题咏字画、古物。就连黄仲则这样纯粹的文士，也不免受到感染，一入京便陆续写作了《翁覃溪先生以先文节公像属题李晞古笔藏夏邑彭春农侍讲家此先生属山阴朱兰圃临本也》《王兰泉先生斋头消寒夜集观邝湛若天风吹夜泉砚作歌》《丙申冬于王述庵通政斋见邝湛若八分铭天风吹夜泉砚为作歌今翁覃溪先生复出邝书洗研池三字拓本与研铭合装属题池在广州光孝寺邝读书处也先生视学广东曾访之》《汉吉羊洗歌在程玉门编修斋头作》《王述庵先生招集蒲褐山房观刘贯道兰亭禊饮图作歌》《集吴香亭太常斋见所藏孙雪居董香光书画合册作歌》《蒋心余先生斋头观范巨卿碑额拓本》这些文物考证式的七古。《汉吉羊洗》一诗题下注：“同作者蒋新畲、翁覃溪两先生，吴谷人、陈伯恭两编修。”[107]可见一时风气、一时人物莫不如此。考据的癖好也影响到咏物诗，前代咏物以征典与状物为主，乾隆间的咏物明显打上了考据的烙印。赵翼《金鱼》诗写道：“汉唐以来无金鱼，有之实始北宋初。六和塔下逐臣咏，子瞻继往投斋余（咏之自苏子美始，见《冷斋夜话》）。此地何年移种至，大者尺余小寸计。”[108]至于《友人以邺城怀古诗见示但侈陈魏瓦齐砖而于历代割据建都之迹殊多挂漏为补成八首》[109]，就明显是以诗作考据文章了。
徐世昌曾用诗教之盛、诗道之尊、诗事之详和诗境之新来概括清初、清中叶及清后期诗歌创作的特点。与乾隆诗坛相对应的是诗道之尊，这个“尊”字我理解即词学中“尊体”之尊，意谓诗歌在乾隆时代获得空前的崇高地位。这从袁枚性灵诗学对诗歌价值的推崇和肯定来说固然也成立，但从翁方纲辈学人诗论将诗冠以“学人”之名来看，更可见时人对诗歌文体价值的信念。尽管学问在当时处于人生价值的顶端，为文士群体所瞩目，但学者仍不肯放弃诗歌，仍希望用诗歌来装饰学问，甚至不惜牺牲传统的“性情”要素，以学问充当诗的动机、诗的素材、诗的内容和诗的目的，以“学人诗”的冠名方式使学问攀附于诗而提升品位。这不是诗道之尊么？这种尝试本有意消弭自严羽以来人们意识中学问与性情的对立与紧张关系，但结果适得其反，学问对性情的过度挤压更加剧了性情的反抗。从袁枚《随园诗话》对以学为诗的抨击来看，性灵诗学与其说是对格调派的反拨，还不如说是对学人诗的警戒，由此形成乾隆诗学的两个主题——性情与学问，两者之间既有对立，又有融合，其相位的变换与矛盾冲突构成了乾隆诗学的主旋律。
性情与学问的冲突，其实是人类文学活动中的一个普遍问题。英国诗人爱德华·扬格曾说：“天才是巨匠，学问不过是工具；而且是一种即使可贵之至，然而并非时时不可缺少的工具。”[110]因为天才可遇而不可求，不像学问可习而得，人们常将天才视为内在的、先天的，而将学问视为外在的、后天的，其贵贱高下不言而喻。所以扬格又说：“我愿意以天才比美德，以学问比财富。正如美德越少的人，越需要财富，天才越低的人越需要学问。”[111]对大多数中才以下的作者来说，学问往往是他们用来文饰才华贫乏的最好的绮罗粉泽。持扬格这种观念的人是欧洲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者，清代诗人与之相比有着自己的特殊语境，即看似繁荣热闹的乾隆诗坛其实也是个创造力贫弱的诗史时段。前辈学者缪钺曾指出：“有清一代之诗，以量言则如螳肚，而以质言则如蜂腰。盖乾隆之际，天子右文，海内无事，家研声病，人习博依，吟咏之风，遍于朝野。是故诗人如林，诗集充栋，较诸清初及清末，似蔚然称盛矣。然清初作者，如吴梅村之哀时感事，不愧诗史；王渔洋之含情绵邈，树立宗风；清末作者，如郑子尹之横恣踔厉，黄公度之恢宏生创，求诸乾嘉，皆罕其匹。”[112]乾隆诗坛一方面是个诗派林立、各种主张杂陈的喧哗空间，一方面又是缺乏领袖群伦之巨人的平庸时代。诗坛的几派宗师，沈德潜才华平常，纪昀用心不专，翁方纲学过于才，姚鼐文过于诗，高密三李气局不大，赵翼、洪亮吉辈又学掩其诗；袁枚倒是才情过人，争奈德行不称，终究难以号令天下。于今回顾乾隆诗坛，竟像是一个群龙无首的武林江湖。这样的江湖绝不会平静，虽不见面对面的交锋，却随时都有人试图找到诗家倚天剑、屠龙刀，执坛坫的牛耳。
于是伴随着话语权的争夺而来的，便是乾隆诗学的理论旨趣由多元趋向于集中，具体地说就是由地域文化的多元性产生的多元化观念，逐渐趋向于诗学思想的同一性和理论目的单一化。这是由康熙诗学最终定于一尊的结局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康熙诗学当清初诗家对明代诗学的深刻反思之后，竭力拓宽诗歌史视野，扩充取法的传统资源，力求博采众长，成一代伟观。因此，当王渔洋汲取明代格调派的精髓，参以盛唐空灵轻澹之风，提出以神韵为核心的一种新诗歌美学时，诗坛为之风靡，诗家无不踊跃鼓舞，尊奉为一代正宗。可惜好景不长，到康熙后期，神韵诗学就日渐显露出“清利流为空疏”的迹象[113]，引起诗坛共同的忧虑，乃至群起而讲求有以救之之道，而王渔洋诗学也就成了天下共逐的秦鹿！
六 王渔洋诗学的命运
的确，讨论乾隆诗学，首先不能不提到王渔洋神韵诗学的结局。郭绍虞先生曾说渔洋诗学“虽亦耸动一时，而身后诋娸亦颇不少，生前劲敌遇一秋谷，身后评骘又遇一随园，于是神韵一派在乾、嘉以后，便不闻继响”[114]。严格地说，这里的“乾嘉以后”如果指嘉庆以后，或许还近乎事实；若包括乾隆在内，便不够准确了。因为渔洋诗学为门弟子辈传播，在乾隆诗坛仍有很大的影响，占有最重要的位置。
康熙后期，王渔洋位尊望隆，执诗坛牛耳，“公之及门半天下，凡在朝以诗名者，莫非门下士”[115]。他本人因历掌剧曹，职任日重，不复如往日优游郎署那般暇豫，诗作也逐渐减少。倒是他的门人辈多崭露头角，成为京师风雅的主流。看看查慎行、汤右曾、惠周惕、宫鸿历、何世璂、王式丹等人的诗集，就可以知道这批诗人的雅集唱酬活动是何等频繁！逮雍正、乾隆初，执掌当朝文柄或著闻一时的诗人，不是渔洋门人就是再传弟子，门人如查慎行、黄叔琳、何世璂、蒋廷锡，再传弟子如翁方纲（师从黄叔琳）、商盘（师从何世璂）、厉鹗（见赏于汤右曾），全都膺当世重名。直到乾隆中期，王渔洋诗仍为许多诗家所宗法，见于记载的名家即有杭世骏、宋弼、张元、赵文哲、吴省钦、张熙纯、李黼平等。山东后学如董元度“论诗专主神静，而其微旨原本渔洋，所谓见超乎色相之先，而味在于酸咸之外者”[116]，固不待言；京师则有法式善“每举新城尚书语，欲与学子参知闻”[117]；江南还有故人叶燮弟子沈德潜、许虬侄廷鑅将王渔洋“奉若斗山”[118]，吴泰来“作诗大旨一本渔洋”[119]；江北有冒春荣“河汉于渔洋《蚕尾》诸集”[120]；浙江有郑宣“论诗宗旨，大要祖述新城”[121]；江西还有闵照堂“领取《精华》一瓣香，清词丽句配渔洋”[122]；安徽除了姚鼐承传渔洋诗学外，还有杨瑛昶“秀语标神韵，新城一瓣香”[123]。福建的诗学名家郑方坤也宗尚王渔洋诗学，自称“阮亭诗学曾私淑”[124]，所撰《本朝名家诗钞小传》则云：
本朝以文治天下，风雅道兴，钜人接踵，至先生出而始断然为一代之宗。天下之士尊之如泰山北斗，至今家有其书，户习其说。盖自韩、苏二公以后，求其才足以包孕余子，其学足以贯穿古今，其识足以别裁伪体，六百年来未有盛于先生者也。方坤少而学诗，十八岁始得渔洋全集朝夕捧诵，耳目开明，顿足起舞，如邯郸生之叹天人也。童而习之，白首纷如，能无诵杨子之言而三叹息也哉！[125]
他评述乃兄方城诗也套王渔洋语，曰：“先生之诗有根柢焉，有兴会焉。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二者兼之。”[126]乾隆二十年（1755）杨庆孙序宁楷《修洁堂诗集》，称“今之为诗者，家李杜而户韩白，至询其师法则远祖青丘，近宗阮亭，而自苏、陆以上俱未之顾也”[127]。由此看来，说王渔洋诗学在乾隆前期仍占据诗坛的主流地位，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与此同时，王渔洋的诗歌理论也为门人辈所传承、发挥，在诗论中成为主导性的宗旨。最典型的如田同之《西圃诗说》，便是在乾隆年间承传并扩大神韵诗学影响的一种诗话。张笃庆侄张元为之序，道：“诗道之所以日芜，而迄无所底者，则以说诗者误之也。夫运会迁流，风雅递变，而正法眼藏要必以大雅为宗，以寄兴为主，委婉深挚，以无失乎温柔敦厚之旨，而后可以谓之诗。而说诗者或以为是不足以见才而炫俗也，于是别立门户，以尖巧为新异，以诡特为奇辟，以襞绩故实为博奥，一唱百和，靡然成风，沿至于今，弊斯极矣。”他称赞田同之论诗，“品第则开宝之是遵，意旨则希声之为准”，在当时具有中流砥柱的意义：“然则居今日而欲为风雅一途，回既倒之狂澜而砥柱中流也，舍是说其谁属哉！”[128]田同之为田雯长孙，田雯论诗便追随王渔洋，其后辈承先世余绪，发挥渔洋诗学是很自然的。这种师门渊源对渔洋诗学承传的影响，经常会波及几代人，甚至衍及旁枝姻娅。长洲诗人顾诒禄，系渔洋门人张大受外孙，所著《缓堂诗话》两卷屡屡论及渔洋诗作及诗学，极致推崇。元和惠栋也因乃祖周惕师从渔洋，自称小门生，订补渔洋年谱，编纂《渔洋精华录笺注》。曾序吴泰来《古香堂集》云：
昔人言，诗之道有根柢焉，有兴会焉。镜中之像，水中之月，相中之色，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此兴会焉；本之风雅，以道其源，泝之楚骚、汉魏，以达其流，博之九经三史诸子，以穷其变，此根柢也。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二者率不可得兼，然则有兼之者，岂不裒然一大家乎？[129]
王昶、张维屏、梁章钜、林昌彝都曾称引此说，以为深于六义[130]，不知全本于王渔洋《突星阁诗序》。至于其他与渔洋毫无渊源的诗论家，如杭世骏，《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持论以王士祯为宗，故如冯舒、冯班、赵执信、庞垲、何焯诸人不附士祯者，皆深致不满。于同时诸人，无不极意标榜，欲以仿士祯诸杂著”[131]。类似的情形难以枚举。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渔洋诗学在乾隆初就开始遭到批评。田同之《与沈归愚庶常论诗因属其选裁本朝风雅以挽颓波》诗写道：“山姜花谢蚕尾倾，野狐怪鸟齐争鸣。泛泛东流视安德，狺狺尨吠集新城。”[132]屈复《论诗绝句》也说：“文章生死判升沉，忆奉渔洋迈古今。此日尽讥好声调，披沙那肯拣黄金？”[133]吴县恩贡生邱赓熙《戏学元遗山论诗十五首》有云：“虞山一瓣推怀麓，后诋钟谭前李王。独奖新城堪继起，至今重叠注渔洋。”[134]明显是在讥讽惠栋等笺注《渔洋山人精华录》。胡天游则云“王士禛、朱彝尊诗文，遍摭其疵痏无完者”[135]。当时诗坛似乎躁动着一股对康熙诗风的逆反情绪，至今我们从高密李宪乔《偶评四名家诗》残存的朱、王两家诗评还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而南朱北王居然同时遭到强烈的擿挞，似乎也暗示了一个弑父式的反叛开始萌动。这股思潮可能燎原于北方，“北随园”边连宝是代表人物之一，时称“近世诗宗新城学，多务修饰婉丽，征君痛斥之，以为弊将与王、李等”[136]，“凡燕、齐千里内，宗渔洋修饰描绘家，见君皆震慑不敢抗”[137]。南方则有钱屿沙、蒋士铨等人，弃渔洋诗学如刍狗。到乾隆中叶诏修《四库全书》，馆臣对渔洋诗学的批评作为官方话语，为当时的王渔洋评价定下了基调：
盖明诗摹拟之弊，极于太仓、历城；纤佻之弊，极于公安、竟陵。物穷则变，故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士禛乃持严羽余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诸家。然《诗》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谓归于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原非以品题泉石，摹绘烟霞。洎乎畸士逸人，各标幽赏，乃别为山水清音，实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禛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138]
在钦定论断的主导下，诗坛对渔洋诗学的批评渐成一面倒的趋势。其势头之猛烈，就连追慕渔洋的诗家也很难为他辩护。生平处世以渔洋为楷模的法式善，只有作调停之论：“近来尊渔洋者以为得唐贤三昧，贬渔洋者或以唐临晋帖少之。二说皆非平心之论。夫渔洋自有不可磨灭之作，其讲格调、取丰神而无实理，非其至者耳。”[139]而到乾隆六十年（1795）翁方纲序杨瑛昶《不易居诗钞》，更只能无奈地感叹：“予于往日诗人病其太近渔洋，而于近日诗人则病其太诋渔洋。”[140]渔洋诗学的升沉，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乾隆诗学嬗变的标志。
据黄景进考察，王渔洋身后遭到的批评集中于四个方面：一是讲风度而少性情；二是风格狭隘，只能作短篇；三是提倡神韵，陷于空寂；四是以神韵论诗，故作吞吐之态[141]。在乾隆时代，照翁方纲所说，则是另外两个方面：“近今有薄视渔洋者，其说有二：一则嗜博者，视渔洋若专用力于诗，专趋乐府诸集，而未尝博综古今也。（中略）一则嗜奇者，薄视渔洋，若过浑泛而未能刻画，极其情事才思者。”[142]前者属于以学人之诗的观念衡量渔洋，不用说是一种偏见；后者则涉及对渔洋诗风的一种共同认识，即肤廓而少真性情。这种看法已见于赵执信《谈龙录》，颇为世间赞同。到乾隆间，对渔洋的批评就集矢于太过庙堂气、缺乏真性情一点上。邱赓熙《戏学元遗山论诗十五首》云：“渔洋力量逊虞山，富贵终身不等闲。因少忧深思苦处，浣花咫尺似难攀。”[143]边连宝也说：“阮亭所取总不离‘神韵’二字宗旨，余所取者乃在‘大风卷水，林木为摧’耳。坐清宴之堂，发从容之论，叹老不得，嗟卑尤不得，了无感慨，绝少激昂，非遁入神韵之中，无所庸其伎俩。此‘神韵’二字为达官贵人藏身之固也。”[144]现在看来，这种批评是比较皮相的。按谢榛《四溟诗话》的说法：“今之学子美者，处富有而言穷愁，遇承平而言干戈，不老曰老，无病曰病，此摹拟太甚，殊非性情之真也。”[145]真性情根于作者的真实感受，明代格调派由于单纯致力于风格摹拟，以致不见性情而遭人诟病。王渔洋论诗主伫兴而发，能出以感兴，当时还以能得性情之真相许[146]。但可能是参照系不同了，乾隆间批评家的感觉很不一样，常认为渔洋诗少性情。崔迈《尚友堂说诗》说：“诗以道性情一语，今人视为老生常谈矣。余谓作诗必本于性情，犹为国必以仁义也。虽是极平常道理，然当邪说误人之际，此即为对症要药。（中略）诗道自王阮亭之后，人不复知有性情矣。”[147]这很能代表当时的一般看法。山东后学李宪乔虽然总体上也多方肯定王渔洋诗歌的成就，但对空洞无真诣一点则毫不客气地一再指摘，说“阮翁最留意五律，规橅盛唐，而力挽前明七子之吞剥。当时所取惟施愚山，为作《摘句图》，可谓真好矣。然历阅诸什，仍止宫锦行家样耳。持之无物，非空壳哉！”评渔洋《阮亭秋霁有怀西山寄徐五》诗又云：“亦清亦闲亦静亦净，何以不逮古人？曰止是空耳。”[148]这些评论不能说完全不对，但终究较片面，都只抓住一点而不及整体。就像李宪乔说渔洋最留意五律，全然不顾及王渔洋首开七古声调研究之风的事实。王渔洋是第一个专门研究古诗声调，并编选历代古诗选本的诗论家，由于他对韩愈七古声调典范性的确认，韩愈诗歌的经典化始有较切实的落脚点。
事实上，无论是王渔洋本人的诗歌主张还是创作实践，持论都甚为闳通，其诗学更有着极大的包容性，神韵不过是他论诗之一端，并且只限于短小篇幅的诗体[149]，但经朋辈称道，门生标榜，世遂以神韵为渔洋诗学主体，导致以偏概全的盲从。更兼渔洋诗作也有将性情的内涵趣味化，即所谓“直取性情，归之神韵”的倾向，诗歌表现的重心全落在艺术趣味上。而诗一旦趣味化，便不可避免地导致风格的单一，流于腔调，后学从而效之，以致流弊丛生。对此，就连最崇敬王渔洋的翁方纲也不能为尊者讳，每谓渔洋诗多空腔虚响，且认为这与他论诗主“不切”的宗旨有关，曾在《苏斋笔记》中指出：“渔洋于诗教，总汇众流，独归雅正矣，而乃不得不析言其失。其失何也？曰不切也。诗必切人、切时、切地，然后性情出焉，事境合焉。渔洋之诗所以未能餍惬于人心者，实在于此。”[150]这无疑是一针见血的论断，触及王渔洋诗歌的艺术本质[151]。而袁枚则认为王渔洋诗少性情是过于修饰的结果：“阮亭主修饰，不主性情。观其到一处必有诗，诗中必用典，可以想见其喜怒哀乐之不真矣。或问：宋荔裳有‘绝代销魂王阮亭’之说，其果然否？余应之曰：阮亭先生非女郎，立言当使人敬，使人感且兴，不必使人销魂也。”[152]这些批评都将王渔洋的神韵诗学与艺术表现得不真诚、不真实画上等号，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渔洋诗学的价值。另外一个与此相关的批评，是将诗中耽用书卷的风气也归结于王渔洋的影响。如王梦聘《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四十二首》中论王渔洋云：“无人不诵带经堂，旖旎风流独擅场。祗惜性灵被书掩，百年风雅主渔洋。”[153]这又等于将王渔洋视为乾、嘉诗人以书卷为诗的先声，连乾、嘉诗学的流弊也要王渔洋来负责。看得出，作者对王渔洋的态度正像翁方纲，批评中包含着很复杂的感情。不过，无论他们如何看待王渔洋诗学的影响，其立论的出发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在反思神韵诗学的缺陷和流弊中寻找新的诗学路径。
从顺、康到乾隆，诗歌观念无形中兜了个圈，仿佛又回到原点。我曾指出，清初诗学的主导观念就是道性情、尚真诗，一百年过去，乾隆诗人竟又以性情和真诚为旗帜来声讨王渔洋诗学，难道诗歌史就这么在循环往复吗？当然不是。同样是道性情、尚真诗，旨趣却全然不同。清初诗学的性情和真，旨在追求艺术风格上的自家面目，是针对明人拟古而言的。王渔洋诗学解决了真面目的问题，但同时也给人留下了性情失真的印象，于是赵执信起而标举性情之真。既然乾隆诗学的道性情和求真是针对神韵诗风的流弊而提出的，其重心必然落在真性情上。一个是追求真面目，一个是追求真性情，其差别正如清末周实《无尽庵诗话》所辨析的：“作诗要有气骨有识见，然后乃可措辞无懦。（中略）吾见近世研求诗文者往往昧此义。其佳者不过雕琢词句，已失一己之真性情；其下者乃至优孟衣冠，并失一己之真面目。”[154]真性情是就抒情性而言的，真面目则是就风格而言，由真面目到真性情正是清初诗学向乾隆诗学转捩的关键。
七 叶燮对乾隆朝诗学的影响
神韵诗学的趣味化倾向不可避免地导致风格单一和性情淡化，其流弊在康熙后期到雍正间的诗歌创作中逐渐显露，使有见识的诗家再次感受到类似清初诗人面对明代格调派的模拟复古所产生的不满和忧虑。面对神韵诗风带来的另一种千人一面的结局，求变和独创性的要求再度被提出。在康熙后期，我们不仅看到名诗人梅庚说：“但使成家自足垂，描摹何用狥时宜”[155]；唐孙华说：“莫读唐诗便赋诗，拾来竹马不堪骑。水流花落春禽语，总是当前绝妙词。”[156]还能在一些不太出名的诗人笔下，看到“自率其性情，直书一事一时之契会”，“自抒胸臆，不规模唐人，亦不讳避明、宋”[157]，“有志之士，思言所欲言，即写景绘情。而各抱一情，即各具一景。不妨自我作古，独成一家言”的响亮口号[158]。到康熙、雍正之际，彭维新从哲学的高度肯定多样化的可贵：
有唐三百年，诗人辈出，风气亦屡更，舂容、雄浑、冲淡、赡丽、纡余、奇肆，是不一格。文人才致，千汇万状，异也奚害乎其为同哉？天地操化权宜，无不可以齐一万类，而其生人生物也，但使官骸本末不至倒置斯已耳，而人之形貌声音、物之品族色泽，固万有不齐也。倘人之类如一人，物之类如一物，觉造物者之才有限，而人物均难以受治，弊有不可胜言者。[159]
迨及乾隆初，它就逐渐成为诗坛的普遍意识。恽敬《坚白石斋诗集序》曾这么概括他注意到的乾隆诗坛有意求新的种种家数：“自乾隆以来，凡能诗者，不得不自辟畦径，各尊坛坫，是故秦权汉尺以为质古，山经水注以为博雅，牦轩竭陀以为诡异，街谈舂相以为真率，博徒淫舍以为纵丽，然后推为不蹈袭，不规摹。”[160]自辟畦径、各尊坛坫，意味着诗家对过去那种奉某家之说为宗旨，或以某种风格为理想目标的趋同性写作模式的放弃，惟蹈袭、规摹是避，无论写出什么风格，都必须出自独创。这正是性灵诗学的要义所在。
在我看来，袁枚性灵诗学的核心理念便是人生体验的直接、深刻表达，为此他反对一切预设的规范和技法，排斥一切妨碍上述目的的写作方式和习气，同时将诗学关注的中心由外在的艺术目标或技术手段转移到内在的才性上来。正像王阳明心学将所有问题内在化之后，将面临如何确立价值依据的困境一样，袁枚的性灵诗学在取缔所有外在的规范之后，也面临着一个诗歌写作如何确保其艺术水准的问题。我注意到，袁枚是以“切”来划出底线的，朱东润先生说“随园论诗之骨干，在有工拙而无古今一语”[161]，而“切”正是袁枚判断工拙的标准。这个见斥于神韵派而格调派又不屑于讲究的要求，绝不只是一个维持艺术水准的消极标准，它在积极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更高的理想境界，一个对操作方式及作品构成无具体规定性而只对艺术完成度及审美效果提出要求的目标！就好比一个征婚者于对方相貌不提出具体标准，而只求美或中意，这是多么难以达成的目标啊——每个人许可的美或中意的对象都是不同的。然而，这的确是人们在经受神韵诗的审美疲劳之后，希望从单调的厌倦中走出来的渴求，而且在“切”的要求中还隐含着对神韵诗“不切”的反拨。这种意识并不始于袁枚，起码可以上溯到前辈名诗人金德瑛（1701～1762）。金氏为门人说诗，强调：
文词之要，古人所以不朽者，只一“切”字。切则日新而不穷，否将牵附粉饰，外强中干，貌腴神悴。苟知切之为用，则变化卷舒，象外个中，开辟无穷。第各就学识才分，成其小大。若浮夸以侈其规模，狭隘以诩矜贵，是皆虚车也。[162]
如此看来，性灵诗学的兴起固然不可能与乾隆朝的社会、文化环境无关，但就诗学内部的发展趋势而言，更多地恐怕还是与神韵诗风的流弊直接相关，其解构倾向与艺术目标都是作为神韵诗风的反拨确立起来的，矛头直指神韵派末流的肤廓不切之风。
正如艺术史学者所指出的，“历史不是一场简单的古装游行，只有深刻地理解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方能真正理解历史”[163]。艺术的历史从来就不是有目的的进化，而只是不断变化的过程。推动变化的力量源自人们观念的转变。从清初到乾隆间，诗学的变化也源于诗家观念的转变，其核心就是由寻找某种审美理想和艺术典范转向放弃审美理想和艺术典范的预设。这种变化既非一蹴而就，也不显现为趋向的整体性和单一性。事实上，不变的、沿袭的总明显是主流，变革的、创新的倒常是局部的暗流涌动。据管世铭说：“近日北方诗人多宗蒲城屈征君悔翁，南方诗人多宗长洲沈宗伯确士。屈豪而俚，沈谨而庸，施朱王宋之风于兹邈矣。”[164]在当时人们的印象中，屈复和沈德潜一南一北，是举国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但时过境迁，后人发现乾隆间诗坛最流行的却是吴派和浙派[165]。而从后设的角度看，乾隆间诗风的主导也确是吴派和浙派。这当然是与康熙后期至雍正间的诗坛格局有关。只要梳理一下有关文献就知道，乾隆前期的诗坛，除了王渔洋的持续影响外，还有两位诗人有着不可低估的辐射力：一是浙江海宁的查慎行，二是江苏吴江的叶燮。查慎行的影响力主要在创作方面，沈德潜说：“先生以乐天、东坡、务观、遗山诸家诗倡导后进，经指授者每能摅写所得，空诸缠缚。”[166]经过厉鹗、商盘、钱载等直到袁枚，最终形成浙派的声势。叶燮的影响力主要在诗学方面，乾隆前期声望最隆的沈德潜和《一瓢诗话》的作者薛雪都是他的门人。他的诗学通过沈、薛两人传播于诗坛，并以沈德潜的众多门生为主体形成吴派的阵营，并直接左右了乾隆诗学的走向。
一旦将叶燮及其门人的诗学收入我们的视野，性灵派诗学的兴起就不只是个反驳神韵诗学的问题，而又与叶燮诗学的传承和影响联系起来。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叶燮与袁枚的诗论中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叶燮论诗视野开阔，见地深邃而思理缜密，代表着古典诗学晚期的最高水平，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成就。但就辐射力而言，最值得重视的是自成一家的观念。最早注意到这一点的是日本前辈学者青木正儿，他将叶燮的诗学倾向定位为“诗坛上自成一家思想之抬头”，认为在康熙中叶诗坛观念的混乱中产生了自成一家的思潮：“主张不将目标特别拘泥于或唐或宋或元，一切按照个人喜好，形成各自的风格，以吟咏个人性情为宜的人逐渐出现。”[167]而首先发出这一呼声的人就是叶燮。这无疑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假说。虽然自明末以来一直就有不拘唐宋的呼声，如陈继儒《小窗幽记》曾说，“作诗能把眼前光景、胸中情趣，一笔写出，便是作手，不必说唐说宋”[168]，但叶燮所主张的自成一家，不仅不拘唐宋，也摒弃任何模仿。就像他评汪琬《吴公绅芙蓉江唱和诗序》所说的：“自名一家者，不用揣摩规拟，自出手眼机杼者也。”这正是叶燮诗学的基本立足点。《原诗》内篇上写道：
彼虞廷“喜”“起”之歌，诗之土簋、击壤、穴居、俪皮耳。一增华于《三百篇》，再增华于汉，又增华于魏，自后尽态极妍，争新竞异，千状万态，差别井然。苟于情、于事、于景、于理随在有得，而不戾乎风人永言之旨，则就其诗论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风》《雅》哉？[169]
针对明代格调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狭隘主张，他强调变化和创新是诗歌发展的动力，既然诗歌艺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日益进步，无有穷尽，则如何衡量诗歌的得失更无一成不变的标准，只能各就其时其体而论工拙，不可固持一个标准以裁量古今，就像明代格调派那样，用汉魏来评核古诗，以盛唐来规范近体。这个主张包含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足以颠覆传统观念的思维方式：历史上的诗歌主张，无论是格调派、性灵派、神韵派，无不有一个预设的美学理想，崇尚某些古代的艺术典范，有着明确的艺术目标。而叶燮的主张彻底解构了这种创作模式，“就其诗论工拙”而不“以一定之程格之”，等于说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体制都能写出优秀作品，只要不“叛于道，戾于经，乖于事理”[170]，“于情、于事、于景、于理随在有得，而不戾乎风人永言之旨”。这就取消了一切预设的、固定的、具体可言的理想和规范，使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变成一种对作品自身完成度及自洽性的追求与判断。无独有偶，纳兰性德在同名为《原诗》的笔记中也记载了一个值得玩味的故事：
近时龙眠钱饮光以能诗称，有人誉其诗为剑南，饮光怒；复誉之为香山，饮光愈怒；人知其意不慊，竟誉之为浣花，饮光更大怒，曰：“我自为钱饮光之诗耳，何浣花为？”此虽狂言，然不可谓不知诗之理也。[171]
后来袁枚诗学的核心理念正基于这样一种取消规范和典范的意识，使批评成为一种鉴赏。唯一的要求“切”，也就是叶燮所谓“于情、于事、于景、于理随在有得”。如果考虑到叶燮门人薛雪和袁枚的密切交往，注意到《随园诗话》对《原诗》若干议论的接受，那么郭绍虞先生指出的“沈归愚自谓承横山遗教，实则所得至浅，横山《原诗》所论，也是多方面的，而归愚仅得其一端而已。千秋论定，横山知己，乃在随园，是亦至堪惊异之事矣”[172]，就绝不是无迹可寻的主观推测，而叶燮对性灵诗学的影响也着实需要认真考究了。青木正儿将薛雪和吴雷发列于继承叶燮诗学精神、主张自成一家的诗论家中，认为“这些主张‘自成一家’者，或许也可以看作是继承公安三袁派的人。那么，作为在此后出现的主张——性灵说的大家袁枚与此前的公安三袁及钟、谭之间的架桥人，这些人或亦可以看作性灵派”[173]。这无疑也是很有眼光的，国内后出的有关著作反而忽视了这一点。
叶燮《原诗》无论在理论建构或作家批评上都达到极高水准，它崇尚独创性、激励诗人自成一家的鲜明立场和深刻的诗史认知，对清初江南诗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叶燮小传载：“先生初寓吴时，吴中称诗者多宗范、陆。究所猎者，范、陆之皮毛，几于千手雷同矣。先生著《原诗》内外篇四卷，力破其非，吴人士始多訾謷之。先生殁，后人转多从其言者。”[174]叶燮最重要的诗学遗产就是自成一家的观念，这为乾隆诗家所接受，成为他们常用的判断诗人的标准。洪亮吉《北江诗话》说：“朱检讨彝尊《曝书亭集》始学初唐，晚宗北宋，卒不能镕铸自成一家。”[175]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叶燮论诗宗旨的通达及丰富的包容性为后人提供了多元解释的可能，从他的诗学中就发展出两种相对立的诗学观念，一是门人沈德潜代表的格调派诗学，一是由门人薛雪等继承发展出的性灵派诗学。前者因师承关系清楚，向来为学界所注意；后者则潜行旁出，往往为研究者忽略。有关著作对这些诗论家的评断，现在看来都有修正的必要。比如，郭绍虞曾指出李重华受叶燮影响[176]，或许因为叶燮是沈德潜的老师，郭先生便将叶燮也划为格调派，这显然是不合适的[177]。青木正儿将黄子云与李重华归于沈德潜一派，认为他们在推尊杜甫、有道学气两点上与沈德潜一脉相通[178]。而吴宏一则将吴雷发、李重华与沈德潜、薛雪都视为受叶夑影响的格调派诗论家，理由是他们的诗论中都可见不拘时代、折衷唐宋的倾向[179]。这在今天看来，叶燮诗学根本是格调派观念的掘墓人，将薛雪、黄子云、吴雷发这些受叶燮影响的诗论家目为格调派，显然是不妥当的。推尊杜甫、折衷唐宋和重视声律其实都是当时论诗的普遍风气，不拘时代、折衷唐宋尤其不是独宗唐人的格调派观念，而恰恰是性灵派的特征。因此，判断这些诗论家的流派归属需要从别的方面着眼，将彼此之间取法的同异作为区分派别的标准更需要慎重。
八 乾隆朝诗学的研究路径
由常识即可知道，乾隆朝是更为丰富更为复杂更多疑难问题的一个诗学史时段。面对这一艰难的课题，我将如何着手研究和论述呢？首先我将改变第一卷那种以地域为单位来呈现诗学格局的论述模式。乾隆诗学除了年至耄耋的鲁灵光、沈德潜外，其他重要的诗学流派及其宗师像袁枚、纪昀、翁方纲、姚鼐、李怀民等人，基本上是同时在诗坛活动的，其间的地域色彩和时序脉络并不那么清楚，以流派为单位来论述乾隆诗学，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纠结，像韦勒克说的，“我们必须集中叙述、分析以及评论各种思想见解，纵然我们将会不断遇到孰先孰后和相互关系这类无从解答的问题，将会陷入浩如烟海的印刷品，将会在取舍的必要性上受到挑战”。事实上，对于如此复杂的历史状态，“只有通过一种清醒而又纯粹的处理方法”，即“一方面决不涉及环绕我们的有关联的问题，一方面对于大作家和主要的思想加以详尽的探讨”[180]，才能有效地完成一种清晰的历史叙述。我也试图如此处理乾隆时期的诗学课题。根据大致的时间次序，以人物和思潮为中心而不是以问题为中心来展开论述。一些联系或跨越流派与思潮的诗学问题，一些诗坛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我将在以后做专门的研究，庶几有点有面，同时照顾到历时性的诗学史演进和共时性的诗学史展开两个历史视角。这是我在参考时贤的论著，总结其得失后决定的。
综览现有的研究成果，大概分为综合研究和专家研究两类。综合性研究除了几种批评史、诗学史的清代卷，断代研究中的青木正儿《清代文学评论史》、吴宏一《清代诗学初探》、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等外，尚有王济民《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诗学》（巴蜀书社，2007）及一些学位论文、单篇论文[181]；具体研究除了海内外有关沈德潜、袁枚、赵翼、蒋士铨、纪昀、翁方纲、洪亮吉、李调元、章学诚、高密三李等人的专著外，论文尚有台湾前辈学者张健的《〈西圃诗说〉研究》《牟愿相之诗评研究》等[182]。虽然关于乾隆诗学已积累不少成果，但研究者所面临的困难也正在这里。这些成果不仅不易突破，更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近代以来，并未广泛调查文献和细致研究文本而匆忙作出的宏观概括，及对前人结论不加深究的轻易接受，使学界长期以来形成一些定论，左右了我们对乾隆朝诗学格局的总体判断。突出表现在现有关于乾隆诗学的论述，从使用的材料到得出的结论都大同小异。一一浏览这些著作，常会给人问题和结论相似、雷同的印象。
但应该肯定的是，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为我们认识乾隆诗学带来启发。首先是将康熙到乾隆的诗歌史视为清诗形成的关键时期[183]，并将其间诗坛的变迁归结为诗人社会身份的变化，“从王士禛到袁枚，由台阁重臣一变为中下层官吏，社会身份的改变不过是个现象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由此带来的内在变化，创作主体由悠闲从容的贵族俯视视角一变为对人世的平视”[184]；其次是重视乾、嘉经学家对于清代文学思想史的意义，认为他们最深地感知了“儒家智识主义”兴起的时代精神，是形成和塑造清代中晚期文学思想面貌的基本力量之一[185]；再次是注意到学者的个性化与文学思想的多元化现象[186]，使以往在“乾嘉学风”的宏大叙事下被遮蔽的学术品格和思想方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重新呈现出来。这无疑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乾隆诗学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品格，理解当时各派诗学兴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此外，有学者指出内在精神与外在文饰相统一的充实之美——渊雅是清代中叶的审美风尚的主流，这取决于彼时士人特有的宽容儒雅的持论气度与综合淹通的艺术眼光[187]。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各派诗学之间对立、冲突与融通、互文并存的现实。当时人们对诗学的追求，虽然多强调单纯和本色的个性化倾向。如惠栋《范湖诗钞序》所说：“余不能诗，侧闻先世之论诗矣，曰诗以成家为贵。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鞶帨，其失也靡；濯锦江波，其中宁无一片是卫文之服，其失也杂。二者皆不能成家。”[188]因此他很欣赏息园取法单纯的道路——“原本三唐，而独自成家者”[189]。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乾隆诗学在宗派林立、观念冲突的浪潮汹涌之下，还存在着沟通、融合的暗流。面对康熙后期以来神韵诗风流行一时、诗坛面目雷同的现实，乾隆各派诗学纷纷破除壁垒，以开放的态度对待传统，无形中形成一股对立、冲突与沟通、融合并存的态势。
事实上，乾隆一朝本是学术多元、学风开放的时代：经学中汉学和宋学共存，文章中古文与骈文并盛，诗学中也是诸多流派并驾齐驱，冲突中有调和，对峙中有融合，形成前所未有的多元化的活泼语境。但不可否认的是，性灵诗学终究是乾隆诗学的主流，它不仅风靡一时，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同时在传统观、价值观、技法观及批评方法等方面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诗学史的走向。事实上，乾隆诗学观念冲突的核心及其所激发的理论问题，无不源于性灵诗学对传统诗学的解构和冲击。它对传统的“诗以道性情”观念的改造，恰好与翁方纲的学人诗观念相冲突，乃至构成乾隆诗学性灵与学问相冲突、相融合的主旋律。当然，性灵派自身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认同性灵说的一批诗论家在追随袁枚之余，不仅逐渐意识到袁枚自身的毛病，同时也对性灵派拥趸次生的流弊产生警觉，从而理性地与盲目追趋者保持一定的距离。更由于“性灵”本身是个开放的诗学观念，只有终极目标而不预设取法路径，留下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于是在乾隆诗坛就出现一批习惯上被视为性灵派而实际上与袁枚诗学始终处于离合之间的著名诗人，包括赵翼、蒋士铨、洪亮吉、方薰等，稍为后辈的还有张问陶、法式善、吴文溥等，他们都是乾、嘉之际才学出众的文化精英，对文学有着异于流俗的见解，并且勇于站在个人立场拒绝或反抗时尚，因此他们的诗学就构成了乾、嘉之际认同、发挥同时修正性灵论的历史。至于那些格调派、学人诗派以及其他不满于性灵派的论者，更从不同角度给予袁枚的性灵诗论以猛烈的抨击，言辞之激烈超过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文学论争。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抨击性灵派的同时不知不觉中也吸收了性灵派的某些观念，比如高密诗派的诗学无论出发点还是诗歌趣味都不同于性灵派，但在主“深情”一点上却相一致。李宪乔《凝寒阁诗话》曾说：“陈鸿赞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故古今诗人皆古今情之所结，此所以能深耳。”[190]他一方面承传格调派的精神，一方面自己“向来作诗多不去安排，止意之所动，直直写出便罢，正如世俗人所谓我自有性情，何苦学古人之说”[191]，让我们看到当时各家诗学离合之间的一种复杂性。
如果从后设的角度看，乾隆朝诗学史的主干也可以说就是性灵派萌生、发展并逐渐取代格调派成为诗坛主流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中实际包含的内容却丰富得多，只有袁枚的性灵说，甚至包括赵翼以降一批追随者的诗论作为丹纳所谓“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的和声[192]，都不足以展现这一过程的丰富性，只有加入纪昀的试帖诗学、翁方纲的文本诗学乃至章学诚一辈批评者的声音作为第二主题，才构成一部乾隆朝诗学的交响曲。其内部联系的密切和融洽，在古典诗学史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典范：有冲突和对立，但不影响论者的友谊；和而不同，又能保持各自的立场和见解。最典型的是钱载和翁方纲，虽然据当代学者的研究，两人的友谊最后未得善终[193]，但看姚元之《竹叶亭杂记》所载：“因忆翁覃溪、钱萚石两先生交最密，每相遇必话杜诗，每话必不合，甚至继而相搏。”[194]以及梁章钜《题苏斋师与吴香亭先生手札卷后》诗自注：“卷中有诋诮钱萚石先生之语，而余在苏斋谈诗时，则熟闻吾师推服萚翁甚至，与此札正堪互证。”[195]亦足见当时诗论家的商榷、论辩风气之一斑。
乾隆诗坛的各个流派之间尽管没有严格的时间顺序，也不一定存在清晰的代兴和并生关系，其发生和发展自有内部原因，但最终在外部环境的作用及不同流派对立、冲突、交流的刺激下，形成不同的自我定位及相关意识，并由此与诗学史的内在逻辑相关联，则是可以确定的。文学史的经验表明，文学观念的变化、消长，不外乎革陈求新、惩弊趋正、扶衰返盛三种类型。王渔洋诗学原有兼综包容的倾向，且有格调诗学的底色，只不过神韵侧重于审美效果的追求，遂演变成一种印象主义的诗学。它对传统、才性、言情体物的全盘主张虽出于中正远大的美学追求，但终究陈义太高，常人很难把握，盲目学之，往往买椟还珠，流于空虚肤廓，从而引发雍、乾之际诗家对其流弊的反思和救治。事实上，被命名为格调、性灵、肌理的三派诗论无不以救神韵论之弊为出发点：神韵诗学之失，在沈德潜看来是风格的单一化，故救之以兼综古今的多元风格，此谓革陈求新；在袁枚看来是无真性情，故救之以性灵的自由抒发，此谓惩弊趋正；在翁方纲看来是流于空腔肤廓，故救之以肌理切实之旨，此谓扶衰返盛。这三种诗学的对峙和交融，就迎来古典诗学一个全面的总结期。
如果按今天我们对文学理论的理解画出一个图式，那么神韵、格调、性灵、肌理再加上桐城派就分别占据了作者-读者、传统-世界四元的相应位置：
王渔洋的神韵诗学是一种印象主义诗学，侧重于审美效果的追求，所处理的是诗与客观对象的关系；沈德潜的格调诗学是一种规范的诗学，所处理的是作家写作与诗歌传统的关系，这是唐宋以后所有诗人都无法回避的首要诗学问题；翁方纲的肌理诗学是一种关于文本组织的诗学，所处理的是具体作品的表意与文法的问题，这是诗歌写作中最形而下、最直接面对的问题。在上面这个理论谱系中，读者一端在乾隆年间其实还空缺——这是古典文学理论的共同缺陷，在中国要到桐城派后劲方东树论述学诗法，才有所弥补。经由常州词派的阅读理论，发展到近代《选》学名家李审言《杜诗证〈选〉》《韩诗证〈选〉》，从而开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研究古代作品影响的先河。因此不妨说，乾隆年间流行的这几家诗学已共同构成了古典文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从这个角度来看各家的理论品格就很容易把握其独到贡献。
但这里还有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就是无论在前人的论说还是在今人的划分中，对哪些论者属于哪一派，都常有不同的看法。各派内部往往也有异同之辨，如郭麐《灵芬馆诗话》卷八论乾隆三大家云：
国朝之诗，自乾隆三十年以来，风会一变，于时所推为渠帅者凡三家，其间利病可得而言：随园树骨高华，赋材雄骜，四时在其笔端，百家供其渔猎，而绝足奔放，往往不免。正如钟磬高悬，琴瑟迭奏，极其和雅，可以感动天人，协平志气。然鱼龙曼衍，黎靬眩人之戏亦杂出其间，恐难登于夔、旷之侧。忠雅托足甚高，立言必雅，造次忠孝，赞颂风烈，而体骨应图，神采或乏。辟如丰容盛鬋，副笄六珈，重帘复帐，望若天人，欲其腾光曼睩，一顾倾城，亦不可得。瓯北禀有万夫，目短一世，合铜铁为金银，化神奇于臭腐，力欲度越前人，震凡俗。辟如阿修罗具大神通，举足搅海，引手摘月，能令诸天宫阙悉时震动，但恐瞿昙氏出世作师子吼耳。要皆各有心胸，各有诣力，善学者去其皮毛，而取其神髓可矣。[196]
这里指出的性灵派三大家的差异，有时会与其他派别的人物相交叉，在这种情况下，对各派阵营的划分，或具体某些人物的归属，便会出现不同的判断。对此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参照系：由取法的角度看，对杜甫、韩愈和黄庭坚的态度可以成为乾隆时代区划流派的一个依据。即根据是否宗杜，首先可将沈德潜、翁方纲、姚鼐与袁枚、高密三李划分开来；再根据是否学韩，又可将沈与翁、姚，袁与高密三李区分开来；最后根据是否学黄，从而将沈、袁、高密三李与翁、姚区分开来。如果看不到其间的差别，就很难理解各派诗论的旨趣所在。比如，翁方纲很推崇韩愈，应该与同样崇韩的高密派见解融洽，但事实如何呢？且看翁方纲《刘松岚诗序》的说法：
三十年前，予于方坳堂斋壁见李少鹤兄弟诗而异之。其后得交松岚，始见所为《二客吟》者，又见石桐重订《主客图》。及松岚官沈阳，又为黄仲则刊诗集于京师。然其所自为诗，天机清妙，寄托深远，初不限李氏兄弟之说。即于申、辕故里，亦不主沧溟之格调，抑且不专执渔洋之三昧也。予于松岚往复商略此事，迨今又将廿年矣。而其气骨日益高，取法亦日益上。往者李沧云视学盛京，予与别语，惟勗以与松岚研求作者之意。而去年李春湖为石桐锓《续主客诗》二卷，予亦为辨析学唐音必求杜法之所以然，又深以未得与松岚面质为感。[197]
这里出于尊题的需要，没有像在其他作品中那样明显表达对高密李氏的非议，但最后仍然曲折地流露出对三李昆季不学杜的不满。从上文的辨析看，翁方纲与姚鼐的诗学趋向最为接近，其中蕴含着清代中叶迄晚近诗学以杜甫、韩愈、黄庭坚为骨干的诗学主潮的苗头。格调、性灵两派在嘉道之后渐趋消歇，而以学杜、韩、黄为主流的学人诗风却日渐高涨，最终发展为盛行一时的“同光体”。可见翁方纲和姚鼐两位的诗学对清代后期诗歌史的参与明显是更深的，诗学史的意义也更为重要。而相比翁方纲来，姚鼐又更为以往的研究所忽略，这就使近代诗歌的历史认知缺少了重要的一环。
按理说，无论是从诗学的理论水平还是从经验价值来看，沈德潜吸收神韵论而形成的新格调说和袁枚综合前代多种观念建构起来的性灵诗说，都是乾隆朝诗学中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学说，但正因为它们在嘉、道以后丧失了主流地位，后人的评价都大打折扣。文廷式《闻尘偶记》的论断乃是很有代表性的看法：
国朝诗学凡数变，然发声清越，寄兴深微，且未逮元明，不论唐宋也。固由考据家变秀才为学究，亦由沈归愚以“正宗”二字行其陋说，袁子才又以“性灵”二字便其曲谀，风雅道衰，百有余年。其间黄仲则、黎二樵辈尚近于诗，亦滔滔清浅。下此者，乃繁词以贡媚，隶事以逞才，品概既卑，则文章日下，采风者不能不三叹息也。[198]
文廷式眼高于天，于本朝诗文一向眇有许可，如此评价沈、袁两家诗学倒也不奇怪。但当代研究者的论著也多不予沈德潜、袁枚乃至乾隆间整个诗学以较高的评价，重蹈前人“风雅道衰，百有余年”的旧辙，就很难让人理解了。究其缘由，我觉得主要是当今文学研究中盛行的文化研究倾向，常仅限于将一个时期的文学或理论趋向与特定文化、思想背景相联系，给予一种学理性诠释，而不太愿意去深入研究其中的技术内容和理论细节。这样一种研究看似纵横捭阖，视野开阔，其实很空泛很表面。尤其是在清代诗学研究中，很容易导致历史视野的狭窄和关注问题的雷同。为此，本卷除了关注各派诗学的外部交流和内在关联，留意其间的时序和影响关系，还要特别注意这个时代诗学的公共话题、普遍性问题及其与学术文化、创作实践的多元关系，揭示其诗学理论的现实指向性、批评史意义上的当代性以及学术史意义上的总结性。由此构成的乾隆诗学将是一个比第一卷呈现更丰富的观念多样性和更具有学术史含量的历史过程。尽管它的时间跨度比第一卷要短三分之一，但涉及的内容只会更多。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1]有关清史研究中的这一倾向，可参看司徒琳《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引论，赵世瑜、赵世玲译，《清史译丛》第四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82～83页。
[2]庄吉发：《运际郅隆：乾隆皇帝及其时代》，《清史论集》第十三辑，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7，第110页。
[3]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59，第21～23页。
[4]诸联：《明斋小识》卷四，嘉庆十九年刊本。
[5]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59，第23页。
[6]张宏杰：《饥饿的盛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7]参看王止峻《史事丛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484页。
[8]包世臣：《再与杨季子书》，《艺舟双楫》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第13页。
[9]孟森：《清史讲义》，中华书局，2010，第19页。
[10]钱穆：《国史大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第633页。
[11]欧立德：《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满洲皇帝》，清石译，台湾八旗文化，2015，第102页。
[12]欧立德：《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满洲皇帝》，清石译，第112～114页。
[13]高王凌：《乾隆十三年》，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14]佚名：《指严笔记》，《康雍乾间文字之狱（外十二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第85页。
[15]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第33页。
[16]佚名：《康雍乾间文字之狱》，《康雍乾间文字之狱（外十二种）》，第51页。
[17]陈作霖：《炳烛里谈》，《金陵琐志九种》，南京出版社，2008，下册第307页。
[18]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六，中华书局，1957，第9册第4199页。
[19]袁枚：《随园诗话》卷四，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86页。
[20]佚名：《康雍乾间文字之狱》，《康雍乾间文字之狱（外十二种）》，第60～61页。
[21]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第312～313页。
[22]如孙静安《栖霞阁野乘》所载“世臣以诗稿见斥”事：“高宗驻跸盛京，祗谒陵寝，以祭器潦草，革盛京礼部侍郎世臣职。又以世臣诗稿有‘霜侵鬓朽叹途穷’之句，谕谓：‘卿贰崇阶，有何穷途之叹？彼自拟苏轼之谪黄州，以彼其才其学，与轼执鞭，将唾而箠之。’世臣诗又有云：‘秋色招人懒上朝。’谕谓‘寅清重秩，自应夙夜靖共，乃以疏懒鸣高，何以为庶寮表率？’诗又云：‘半轮明月西沈夜，应照长安尔我家。’谕以盛京为丰沛旧乡，世臣不应忘却，严旨斥责。”《清代野史》第七辑，巴蜀书社，1988，第33页。
[23]李祖陶：《迈堂文略》卷一，同治七年（1868）刊本。
[24]严迪昌：《清诗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下册第636页。
[25]冯班：《钝吟文稿》，康熙刊本。
[26]边中宝：《题张方予慎社十一人传后》，《竹岩诗草》卷二，乾隆四十年（1775）刊本。
[27]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下册第931页。
[28]赵维烈：《历代赋钞》卷首，康熙刊本。
[29]沈钧德：《历代赋钞》卷首，乾隆三十年（1765）刊巾箱本。
[30]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外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583页。
[31]章学诚：《答沈凤墀论学》，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第583页。
[32]参看张舜徽《学林脞录》卷一“四库馆开对清学之影响”条，《爱晚庐随笔》，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第213～214页。
[33]欧立德：《皇帝亦凡人：乾隆·世界史中的满洲皇帝》，清石译，第204～205页。
[34]弘历：《日知荟说》，鄂尔泰跋，台湾广文书局，1977年影印本，卷末第3页。
[35]弘历：《日知荟说》，第182～183页。
[36]弘历：《日知荟说》，第137～138页。
[37]曹虹：《帝王训饬与文统理念——清代文学生态研究之一》，《古典文献研究》第10辑，凤凰出版社，2007，第90～102页。
[38]沈德潜：《经学》，潘务正、李言编校《沈德潜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第3册第1226页。
[39]钱大昕：《山东乡试录序》，陈文和主编《钱大昕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第9册第352页。
[40]查世佑辑《查氏文钞》卷三，徐雁平、张剑主编《清代家集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第91册第189页。
[41]《钱大昕全集》，第9册卷首，第1～2页。
[42]钱大昕：《小知录序》，陆凤藻《小知录》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3]《钱大昕全集》，第9册卷首，第2页。
[44]张焘：《西庄始存稿序》，陈文和主编《嘉定王鸣盛全集》，中华书局，2010，第10册第3页。
[45]钱大昕：《左氏传古注辑存》，《潜研堂文集》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上册第387页。
[4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页。
[47]《钱大昕全集》，第9册第22～23页。
[48]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82，第10页。
[49]戴震：《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88页。
[50]夏炘：《景紫堂文集》卷一一《与友人论孟子字义疏证书》：“总之《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专与程朱为仇。知名物制度不足以难程朱也，遂进而难以性命；知道德崇隆不能以毁程朱也，遂进而毁其学术。”咸丰五年（1855）刊本。
[51]张焘：《西庄始存稿序》，《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0册第3页。
[52]钱大昕：《潜研堂诗集》自序，《钱大昕全集》，第10册第1页。
[53]张焘：《西庄始存稿序》，《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0册第4页。
[54]张焘：《西庄始存稿序》，《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0册第4页。
[55]关于明代文学与学术的分化，可参看李思涯《胡应麟文学思想研究》第二章“明代士人的分化与博学的思想史意义”的有关讨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30～57页。
[56]江藩：《呈简斋先生》其一，漆永祥整理《江藩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213页。
[57]方东树：《上阮芸台宫保书》，《仪卫轩文集》卷七，同治七年（1868）刊本。
[58]乔亿：《剑溪说诗》卷下，郭绍虞辑《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册第1112页。
[59]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十五，《嘉定王鸣盛全集》，第10册第275页。
[60]钱大昕：《西沚先生墓志铭》，《钱大昕全集》，第9册第793页。
[61]弘历：《题郭知达集九家注杜诗》，《御制诗集》四集卷二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7册第681页。
[62]这个俏皮的说法来自严迪昌，见《清诗史》人民文学出版，2011，下册第659页。
[63]赵翼：《簷曝杂记》卷一，中华书局，1982，第7页。
[64]弘历：《鉴始斋题句识语》，《御制文余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1册第702页。
[65]永瑢等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御制诗集》，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519页。
[66]永瑢等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第1729页。
[67]边连宝著《病余长语》卷一一：“《诗醇》之选，今大学士梁公诗正及吾师钱香树先生陈群实为总裁。未知梁公诗主何派，至钱师则以昌黎为圭臬，《香树斋全集》可覆按也。向者追随京邸，聆其谈诗，宗旨率皆与此相符，此段文字定出吾师手也。”齐鲁书社，2013，第374～375页。
[68]汪辟疆批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按乾隆九年甲子，诏选《唐宋诗醇》，梁文庄实董其事。御制序所谓主取平品，皆出自梁诗正等数儒臣之手者也。韩门为文庄乡人，《诗醇》苏轼十卷，文庄即以相属。此书即其原稿也。”当时不敢私行，庋藏甚久，直到晚清才付梓。转引自胡可先《汪辟疆〈苏诗选评笺释〉批语辑录》，《古典文献研究》第12辑，凤凰出版社，2009，第489页。
[69]弘历：《杜子美诗序》，《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0册第334页。
[70]李靓：《乾隆文学思想研究述评》，《文艺评论》2012年第10期；周相录：《从〈乐善堂全集〉与御制诗集看乾隆对唐诗的接受》，《河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71]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第200页。
[72]永瑢等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第1728页。
[73]贺严：《御选唐诗与清代文治》，《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又见贺严《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第17～34页。
[74]《御选唐宋诗醇》卷二七，光绪十八年（1892）益元书局重刊本。
[75]边连宝：《病余长语》卷一一，第374页。
[76]王宏林：《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第184页。
[77]纪昀：《玉溪生诗说》卷下，槐庐丛书三编本，第51页A。
[78]钱载：《萚石斋文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下册第900页。
[79]钱载：《萚石斋文集》卷四，下册第906页。原书标点有误，今为改正。
[80]钱载：《萚石斋文集》卷四，下册第908页。
[81]刘永翔：《清波杂志校注》，中华书局，1994，第178页。
[82]周星誉：《王君星传》，沈云龙主编《续碑传集》卷八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1234页。
[83]全增佑：《清代幕僚制度论》，《思想与时代》第31、32期，1944。
[84]严迪昌：《清诗史》，下册第641～647页。
[85]蒋士铨：《朴庭先生传》，邵海清、李梦生：《忠雅堂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第4册第2096～2097页。
[86]沈起元：《运使卢雅雨七十寿序》，《敬亭文稿》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57册第276页。
[87]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31页。
[88]阮亨：《瀛舟笔谈》卷一○，嘉庆二十五年刊本。
[89]钱泳：《履园丛话》卷八“谭诗”，中华书局，1979，上册第206～207页。
[90]钱泳：《履园丛话》卷八“谭诗”，上册第215～216页。
[91]侯冬：《曾燠幕府雅集与乾嘉之际文人心态》，《西北师大学报》2012年第6期；梁结玲：《士子游幕与乾嘉文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92]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第60页。
[93]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第128页。
[94]阮亨：《瀛舟笔谈》卷七，嘉庆二十五年刊本。
[95]严荣：《述庵先生年谱》卷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10页。
[96]王昶：《春融堂集》卷四○，嘉庆十二年（1807）塾南书舍刊本。
[97]严荣：《述庵先生年谱》卷下，第66页。
[98]袁枚：《随园诗话》卷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第69页。
[99]李兆洛：《跋储玉琴遗诗后》，《养一斋文集》卷七，道光二十三年（1843）刊本。
[100]方盛良：《清代士商互动之文化原生态个案考论——厉鹗与“小玲珑山馆”》，《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101]张舜徽：《学林脞录》，《爱晚庐随笔》，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第218页。
[102]查为仁：《莲坡诗话》卷末，《清诗话》，上册第519页。
[103]李亦园审订《观念史大辞典》，台湾幼狮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第3卷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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