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叫我梅老师
十年前，我作为一名“和平队”[1]的志愿者，第一次来到中国。本来，我希望能被派往拉丁美洲，因为当时我在威斯康星大学主修教育学，并准备拿西班牙语和英语的执教证书。工作日的上午，我在一所中学给九年级的孩子们当老师，接着步履匆匆地走过麦迪逊[2]生产奥斯卡·梅尔烟熏火腿[3]的工厂，四十二个六年级孩子正等着和我共度下午的一段上课时光。
这些实习教职都是没有收入的，所以下课之后，我又兼职做起了特殊的接线员，充当需要打电话的听力障碍人士与电话接听人之间的桥梁。工作的时候，我戴一副耳机，面前摆着一台显示器，把电话接听人的话打成文字，同时把电话那头听力障碍人士的文字回答读给接听人。这场交流中没有标点符号，“qq”代表一个问号，“ga”代表“请讲”（go ahead），代表对方可以回话了。常会出现类似下面的句子：“萨拉你好（语气愉快），今天能和我共进晚餐吗qq ga。”接线员们不过是一条条电话线，不能和通话双方发生直接的对话。我只是重复对方的句子，然后说“请讲”。这份偷窥狂们一定会梦寐以求的工作于我却是个无可奈何的累赘，我得一边上班，一边看我给学生们布置下去阅读的小说，要比他们的进度提前一章，一边还得不时停下来，将一个女人打出的字大声读给电话那头的男人听，有些内容让人很是尴尬，比如，“宝贝儿我丈夫走了我现在就想要你——请讲。”
一个春日的早晨，九年级的学生们去参加一个名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的集会，而我则直挺挺地躺在教室里冰凉的地板上。我的右眼失明了。“压力大而已，”校医院的护士下了简单的结论，并且不以为意地耸耸肩。我抬眼看看那沉重得仿佛快要掉下来的天花板，发现其中一块嵌板上用铅笔工工整整地写着几个大字：“麦尔老师是个大笨蛋！”大厅的那头，响起一阵及时雨般的电话铃声。
和平队给了三个去向让我选择：中国、蒙古和海参崴[4]。我不会说中文。我用不惯筷子。但中国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我曾经走进学校里的一家旅行社，问去那里的机票多少钱一张。对方给出个“天文数字”，瞟了我一眼，好像在说：去挖点儿金子吧你。
和平队在电话里告诉我，毕业三周以后就可以出发了。当天晚上会把各种表格快递给我。结果联邦快递不提供送货上门，我辗转去机场才拿到那封邮件。打开硕大的信封，我仔仔细细地翻看每一份文件：《志愿者任务表》、各种体检合格证明、眼镜订购套装、《隐私法声明》以及签证申请，一切都真实可触，我真的要去中国了。去吧（go ahead），眼前的邮件仿佛在说，这两个字从未在我心里引起如此巨大的共鸣：去吧，去吧，去吧。
那是1995年，中国当局对和平队的戒心很重，认为其带有某种政治目的。因此，我们这支由十五个老师组成的队伍换了个新名字，“中美友好志愿者”。我的个人信息也被进行了一些“润色”。在中文里，我的姓Meyer读起来音同“卖儿”，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贫穷父母在集市上叫卖儿子的凄凉画面。在接受和平队培训期间，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师在看见我名字之后低声轻笑，给了我一个中文名字“梅英东”。当我用这个名字向中国人介绍自己时，他们总会一阵窃笑。每当这时我就觉得，还是“卖儿”比较好。
和平队来到中国西南的四川省。我被派去的城市名叫内江，位于大河沱江的一个拐弯处。这是个不怎么发达和活泛的小城镇，以甘蔗的出产和海洛因的交易而著名。当地一个专爱揭露丑闻的作家在一本名为《天府之国魔与道》[5]的著作中，对内江的毒品交易有过描述。
我在这个地方待了两年，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一家职业技术学校培训英语教师。这所学校位于县城外的一座悬崖上，需要搭船前往，船上常常人满为患，乘客、蔬菜以及牲畜共同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每天早上，我的“闹钟”就是窗外刺耳的猪叫。没有手机电话，更无网可上，要和家里联系了，就用学校里提供的半透明纸，写封家书，放进信封，用鱼胶粘上邮票，再寄出去。校园窄窄的主路总是泥泞不堪，旁边有一家餐馆，地面是泥巴铺的，我就在那里解决一日三餐。最忙的时候，我一周上八小时的课，向那些二十出头，仿佛拥有无尽活力和智慧的学生们传授知识。日常生活就是打篮球、读小说和学中文。每月领八百块钱工资的我生活得不错，这里除了当地特色的辣菜和“五星”啤酒之外，也没什么好买的。我从来不需要急匆匆地去做任何事情，因为没什么压力和必要。手表从我的手腕上消失了。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以及学校的开学放假，就足以说明时间的变换。
1997年，我作为一名“中美友好志愿者”的服务期已满，就来到北京，继续教英语。在“乡下”待了整整两年之后，北京于我，简直就是个国际大都市。当时，这座城市也和其他中国城市完全不同。在这里，市中心并不是一条条空荡荡没有人情味的宽阔林荫大道和千篇一律的公寓与写字楼，而是一片片相连的中央湖区，周围修着各式各样看上去十分亲切的建筑，以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胡同。一条胡同的宽度一般和两边四合院院墙的高度一致。四川有着起伏的丘陵，其间穿插农田和开阔地，天空中总是飘着阴云，一年到头难见阳光。而北京则处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头顶的天空总是清澈而高远，这里的气候总让我想起自己的故乡明尼苏达。我还在这里邂逅了未来的妻子。我对北京的感觉，一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一见钟情。
城市对我的吸引力，就好像高山之于登山队员。然而，从小的经历也让我对城市充满了怀疑与不信任。我母亲童年时居住的底特律，曾经繁荣辉煌，现在则成为一座工业“废城”，贫富阶层分群而居。我父亲的故乡洛杉矶，一条条高速公路无情地取代了座座橘园，并且肆无忌惮地四处延伸。在我土生土长的明尼阿波利斯，人们竟然不得不在室内观看职业棒球大赛。我在那里的家位于城外一条偏僻得好似与世隔绝的泥路上，一排排榆树和桦树伸展着枝条立在两边。后院的栅栏只为美观而设，一片片玉米地绵延好几公顷。如今，那条路被铺上了砖，树木被修剪和砍伐，只为绿化某些公司的停车场而设。玉米地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别墅。一个教书匠微薄的薪水，是绝对买不起的。
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甚至速度更快。每过几年我都会回到和平队生涯开始的内江，但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出租车司机转过头来，充满怀疑地说，“你确定在这里住过？你指的方向都让我迷路啦！”我什么都认不出来。渡口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大桥；河岸的峭壁通了一条条公路；职业技术学校也升级成了一所大学。我下了车，站在一片雾霾之中。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声音响起，“梅教授？”原来是那时的邮递员。他领着我，沿着铺饰崭新的人行道，来到我过去住的那座外墙铺有白瓷砖的楼房。那是十年前盖的楼了，状况仍然不错。但已经被指定为需要拆除，即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宾馆。过去的那个校园，那个我曾经度过生命中两年快乐时光的校园，早已经消失了。
不过，等我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再用理性的眼光去审视这些变化时，也意识到总体上这是一件好事。我不是个刻意怀旧的人，明白不管看上去多美，也没有人应该生活在贫穷当中。新校园有现代化的教室，宿舍里配有暖气，锻炼运动的场地宽了许多，校园中的道路也铺了沥青，更加美观和安全。学校申请到一些请外教的资金，不再单纯依靠志愿者了。
2001年，北京申奥的响亮口号中，第一句就是“新北京”。但早在我1997年到那里的时候，这个城市的美化和翻新运动就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条条胡同逐渐被大型购物超市、高层公寓楼和宽阔的道路所取代，那些代表城市历史，留在老北京们心目中的地标正在逐渐地消失。可能不久前你还去吃过的老字号美味餐馆，逛过的热闹露天市场，甚至是造访过的温馨社区，在短短几周内就能面目全非，被夷为平地。这在北京已是家常便饭。那些在这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们去了哪里呢？除了“反正不在这儿了”，没有人能给出别的答案。
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新北京”一点儿也不陌生。这座城里的第一家星巴克于1998年开张。九年后，城区大概有六十家咖啡馆，将近两百家麦当劳和规模不相上下的肯德基；数十家必胜客，还有一家猫头鹰餐厅[6]。每天城市的道路都在拓宽，上面行驶的私家车也以一天约一千辆的速度增长。一家北京报纸惊呼“自行车王国一去不返！”曾经荒凉的郊区，一座座鳞次栉比的高楼拔地而起，而高尔夫球场（十一座）和滑雪度假村（十二家）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2003年，我在一所知名的国际学校教书。学校位于北京正在蓬勃发展的郊区。这片区域处处是奢华贵气，独门独院的别墅，因此被大家称为“别墅之乡”。我从市内乘车去上班的时候，总会经过一段布满购物中心的地带，还能看见一家达美乐披萨店。再有就是一些在建的房地产项目，豪华的大门上写着诸如“丽高王府”、“王朝花园”、“优胜美地”等富贵洋气的名字。我总是睡意朦胧地靠着校车窗户望出去，周围的学生们则在争论谁家的乡下保姆更蠢笨，声音有一搭没一搭地飘进我耳朵里。经过“美林香槟小镇”的建筑工地时，我的心情低落到极点。工地外的大广告牌上有几个丰满高大，面带微笑的白人，手捧香槟正在开怀畅饮。旁边有一行英文：“同来喝香槟圣饮，一切烦恼远离你。”我觉得牌子上那几个人真是面目可憎。在“别墅之乡”，一切的确看起来很遥远，特别是真正的北京城和那里的一切麻烦。当时正值“非典”肆虐，市民们几乎中止了所有的户外活动，只有建筑工地还照常开工。从学校返回历史悠久的老城区时，校车会经过一座桥，桥上有个大大的电子计时牌，正为2008年奥运会的到来做着以“秒”为单位的倒计时。有一天我看到上面的数字是165456718；第二天就变成了165369211。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萌生搬进胡同居住的想法是在2003年的春天，和杨先生见过面之后。由于市中心相互贯通、密布拥挤的传统建筑，北京的社交网络也是这样在胡同小巷、街里街坊中分布着。当时我在一家酒吧，正说着想写篇文章，讲讲这个城市正在消失的历史遗产。隔壁桌的一位女士无意中听到，就给了我她的一个朋友的电话号码。这个朋友曾经居住的四合院正在遭遇拆迁。过了几天，她的朋友杨先生就在西城区的一个地铁站和我见面了。
北京的很多立交桥和地铁站都以它们所取代的古城门命名。我们见面的地铁站，叫做阜成门，曾绰号“煤门”，是古时候运煤人和运煤驼队进京的通道。“那家肯德基过去可是武定侯[7]府啊。”杨先生说。他三十开外，圆脸平头。说话的时候有些轻微的口吃，但讲到自己被驱逐的经历时，就一下子流利起来。“我的四合院就在——曾经在广宁伯[8]府第的旁边。现在成了金融街。”
这片区域沿途都是写字楼、购物商场、高耸入云的银行大厦以及没有树荫的广场。草坪上竖着牌子，上书“请勿践踏”。一座雕塑静静立在那里，表现几面砖墙包围着一株幼苗，有些隐喻的意味，让人想起此处还未高楼林立之前，曾在这里平静生活的那个家。
“我们那个四合院是我父母1945年买下的，”杨先生说。“但1949年解放之后，他们怕被划成资本家，所以就把四合院给分成好几个房间，卖了一部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四合院里三分之二的房间又被进行了一次分割，住进来一些干部和工人。我父母就一直住在一间房里。”
一家人就在院子里住着，直到有一天，四合院灰色的外墙上出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
”字。很多老房子上都有了这个的符号，白色的笔画如幽灵一般。杨先生从未亲眼见过有人将这个符号写在墙上，我也没有。这些行动大约都是在夜里进行的。就好像帮派划定自己的地盘，或者是鬼魅来到人间游荡。这一切，都由一只“无形巨手”，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
外墙上用刺眼的白漆写上了“拆”。
“通知说我们必须搬走，没得选，”杨先生继续讲述自己的遭遇。“强制搬迁开始的时候，居民们得到的补偿就是市郊的公寓楼。但后来很多人都起来反抗啊，不想搬出自己住了这么久的家，和老街坊们分开，跑到离市中心那么远的地方去住高楼。所以就开始赔现金了。赔得还行，每平米给八千零二十元。但拿不拿得到手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杨先生拿出一支笔，在一张纸巾上写写画画起来。“实际操作起来很难的，因为贪污腐败。理论上，需要有个评估员，来评估一下财产价值，然后在居民和开发商之间报告协调。”他画出一个三角。“但评估员和开发商是一伙的，他们和我们对着干，只想快点儿把楼盖好。”
纸巾上乱糟糟地布满了线条、数字和布满墨点的潦草字迹，遮盖了杨先生之前描绘自己家老房子的图画。
虽然胡同里居住条件不怎么好，也能拿到一定的赔偿金，杨先生还是不想搬。他在那个院子里长大，熟知这片区域的历史。他说自己就是这里的一部分。他接着这里的地气。将来，他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自己有着同样的经历。
“但反抗是没有用的。街坊邻居的都散了。”他说。“老胡同里住着三大类人：一开始就住这儿的老北京，‘文化大革命’时搬进来的人，还有那时候因为工作关系调过来的。人多口杂，要大家统一意见太难了。中产阶级还没成气候，怕失去打拼得来的一切，所以不敢站出来。拆迁队那些工人都是乡下来的，对城里没什么概念，只是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就是那些搞城市规划的人和开发商，他们体会不到北京的精气神，觉得这个城市应该改变，而不是去保护。”
杨先生说工人们拆掉自己房子的场面真是惨不忍睹。“他们可不是你这样儿的文人，”他说，“他们太野蛮了。”说到这里，他那天生的笑脸上面色一沉。“那不仅仅是一个建筑，那是我，是我的家庭。我们的精气神。我奶奶是得癌症去世的。去年她去世之后的某一天，我突然感到巨大的悲痛，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我就去了老屋，发现他们已经把厨房给拆了。我一下子就想起奶奶最后一次给我们做的饭。”他的眼眶湿润了。“我们都是她拉扯大的。她最拿手的菜就是肉丸子。我一直想着她最后给我们做的那顿肉丸子。一家人都在，她笑得很开心，说了很多话。我们都特别希望她能熬过这一劫，不跟阎王爷走，像那时那么硬朗。可是她走了，我们的家也没了。”
两行清泪沿着他苍白的面颊滑落。“对不起，之前有一次我也这么失态过，是在我女朋友面前。她觉得我很莫名其妙。”
我们缓缓走过工地高高的石堆，走过名叫“投资广场”和“国际企业大厦”的写字楼。我闭上双眼，又睁开，对杨先生说，要是我初来乍到这片区域，应该很难猜测自己是在哪座城市吧。杨先生笑了起来，“不，你环顾四周，会发现光鲜外表下丑陋的角落。你就会知道，这里只能是北京。”
现在，开发商正计划在杨先生那条胡同的位置兴建一座丽嘉酒店。“有一家人还住在那里，老屋还剩一间房没拆。”他说。“我朋友有个GPS，他来这里把老屋的坐标记下来了。这样将来我就可以带孩子回来，站在酒店的大厅里，告诉他们，‘我就在这里长大’。”
他随手在工地周围的蓝色锡板上撕下一块干掉的油漆。我们又晃晃悠悠地来到一片布满断砖残瓦的地方，残留的墙面上还能看见那句简洁的命令：。杨先生房间的窗户碎得七零八落。他小心地擦了擦碎木头，那本是他家的窗台。
隔壁的一户人家拒绝搬迁，于是被停了水。但没人知道究竟是谁下的命令。应该还是那只“无形巨手”。原来的菜市场也搬出了这片区域，生活更为不便和艰难。这家的父亲自我介绍说是满族人。他的祖上曾经是八旗子弟，做过中国最后几个皇帝的御前侍卫，从那时起就一直住在这里。
“现在他们居然让我搬到郊区一室一厅的房子里窝着？”他说。不过在父亲高声批评政府的时候，儿子则在一旁撇嘴。他想接受赔偿金，住进新公寓，开始新生活。“你干吗跟他们说这些？”到最后儿子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制止父亲的高谈阔论。“你觉得这样很光荣吗？”
他们的争吵传到了墙根的那一头。拆迁队员们就蹲在那里，等着开工的命令。走到小街上，你还能听见父子俩的争吵声，那里刚走过一群穿深色西装的男人。他们手中卷起的图纸就是这片区域未来的蓝图；他们指指点点，比比划划，眼前有一座座只有他们才看得见的高楼。
“城镇就是工具”，柯布西耶曾下过这样的定义。在其1929年的著作《都市主义》[9]中，这位法国建筑师鼓励大家去开拓欧洲城镇中央狭窄曲折的小路，修建更宽阔的大道，以增加交通流量。“住家就是机器。”
我是因为偶然的机会开始读这本书，但很快就手不释卷了。很多反对他观点的争论听来十分熟悉，和我之前的很多想法一致。但柯布西耶觉得所有将中世纪居住条件当做文化遗产的观点都是胡扯。“老巴黎保护委员会很尽职尽责，”他在书中写道。“只要大家讨论要拆掉一座充满结核病菌、让人泄气的破烂老房子时，你就能听见他们跑出来哭哭啼啼，‘那些铁艺装饰怎么办？那些美丽古老的手工铁艺装饰怎么办？’可能这些先生们的太太没事做去走访了一下贫民窟，为了显示自己的宅心仁厚，装模作样地爬上摇摇欲坠，吱吱呀呀的楼梯，在如今贫民聚集的某座老房子里看到一件心仪的铁艺装饰，就忘不掉啦，得掺和进来。”
柯布西耶继续写道，“当然，如果你问问这些整日忙于写论文和指导公共意见的恋旧人，他们住在哪里，答案肯定是某某小区，电梯公寓什么的，要么就是位于花园深处，舒服豪华的小别墅。”
我见过的最坚定和尖锐的胡同保护者们都是历史学家和游客。他们未曾亲身在胡同里生活过，都是被那看得见摸得着的古老建筑和其细节吸引，其中当然包括古老美丽的手工铁艺装饰。尽管我也为北京历史古迹的消逝而伤神忧心，但我也是个一直住在公寓楼里的“假把式”。柯布西耶的批评和讽刺听起来像一个挑战。我对胡同真正的了解有多少？胡同值得去保护吗？再不去探究一番，就没时间了。
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阅读，教材就是记录北京城市规划史的图书。在一家同城网站上，我看到一个四合院的招租广告。但在我搬进去之前，那个院子的外墙上就有了的符咒。热心的老北京房东按照东方人的办事方法，把我介绍给了一个熟人。
2005年8月8日，我搬进了杨梅竹斜街。凑巧的是，六十八年前的这天，日本军队的铁骑踏过大栅栏，穿越前门，攻占了北京。而三年后的这天，北京奥运会就要正式开幕。日本军队很快就被赶出了中国，在这片区域没留下什么。但奥运会可能带来的影响，没人说得清。老寡妇建议我签个短期租约。那只“无形巨手”可能随时降临，将一切化为瓦砾场。
我希望胡同里的生活就像我十年前在乡下一样，优哉游哉，闲适自在，而我可以成为社区的一分子。大栅栏一共有三所小学，其中一所离我的家门步行只需五分钟，就在和杨梅竹斜街平行的那条胡同里。和平队的经历让我明白，在学校工作会让社区的人们认识并接受我，让我在他们眼里从陌生的老外变成“梅老师”。人们会去了解我做过些什么，去过什么地方，并且明白我打算在这里待一段时间，而不是一个匆匆过客。
北京的学校四周都有围墙，闲人免进，让学生的安全有保障。我第一次来到炭儿胡同小学的时候，保安拒绝打开学校高高的雕花铁门。后来我带着一份中文简历又去了，保安不情不愿地接过了那张纸。又过了一周，小学的校长回复了我打电话留的口信，邀请我进学校找她。
这所小学从没有过外教，她告诉我。事实上，她根本就没有聘请外教的许可。就算可以，资金也不允许。国际学校外教一天的工资，跟炭儿胡同小学的老师们一个月的薪水差不多。
我解释说，我是来做志愿工作的。我的花销很少，也不希望像那些拿工资的老师一样，需要应付这样那样的杂事，比如参加每天放学后的教职工大会什么的。
校长笑了。她从没听说过学校还有志愿者老师这回事。如果炭儿胡同小学真有个志愿者老师，而且还是老外，那可真是开了先河了。校长们不会冒风险，他们只会把握风险，化为机遇。他们维持现状，又寻求改变，才能在这个小小“官位”上坐得稳。“我们得先取得许可才行，”她说。
我给了她一堆复印件，包括我的护照、签证、教师执照、学位证书、推荐信，以及这些文件的中文版。
一个月后，2005年的秋天，我成了炭儿胡同小学的一名英语老师。四年级的学生们被分成三个班。每个班的黑板上都用粉笔画着福娃，五环，以及奥运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同时还有一首歌的歌词：
2008，奥运就要来啦，
我们的公德与环境都最棒……
在每天晨会升完国旗唱完国歌之后，每个班都应该把黑板上奥运倒计时的天数改一改，一直持续到奥运开幕的那一天。但只有一班黑板上的数字一直是对的。三班一开始提前了一两天，接着又推迟了一两天。而在二班的黑板上，时间完全是停滞的，班上没有一个人在费心修改这个倒计时。所以，在二班，距离奥运永远都还有九百九十六天。
这种时光停滞的错觉让人心中十分舒畅。教室里没有时钟，而窗外的景色就好像时间不会流逝一样。一片青砖碧瓦的斜屋顶静谧安详，而学校四层楼的教学楼就成了这一带最高的建筑。从教室看出去，学生们能一眼看到我住的四合院，书店，派出所，还有附近清真寺铺着碧绿瓷砖的塔状尖顶。我们能看到前门城楼上的飞角檐梁，以及人民大会堂顶上一排迎风招展的红旗。有一天，我让孩子们数数所有能看到的树，没有一个学生顺利完成任务。纵横交错的斜街和胡同两边种满了白杨、三角叶杨和松树；四合院里则常见柿子树、枣树、李子树、樱桃树、山楂树和胡桃树。即使是在微凉的早秋，俯身望去，也是一片灰色屋顶与绿色树叶交织成的海洋。
二班窗外的风景。
但看得更远一些，就会发现，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成了一座不断缩小的孤岛。现代化的写字楼和公寓楼正逐渐取代胡同的位置，从各个方向蚕食这个老社区。我指向远处那对闪着金色光芒的拱形图案，孩子们都兴奋地叫起来，“麦当劳！”到这个学年结束的时候，不远处还会出现一家沃尔玛。
[1] 由美国总统肯尼迪发起，主要将受过训练的志愿人士送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援服务。——译者
[2] 麦迪逊，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译者
[3] 美国卡夫食品公司推出的著名肉类品牌。——译者
[4]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首府。——译者
[5] 曾被改编为电视剧《刑警本色》。——译者
[6] Hooters，美国快餐连锁品牌，以火辣漂亮的女服务员为经营特色之一。——译者
[7] 武定侯郭英，明朝开国功臣；明成祖朱棣迁都后，世袭了武定侯爵位的后人随迁定居北京。西城的“武定胡同”因而得名。——译者
[8] 明朝武将刘江因大败倭寇，受明成祖朱棣封赏，封为广宁伯，赐名刘荣，赏赐宅邸，北京的“广宁伯街”因此而得名。——译者
[9] 法语原名Urbanisme，英译名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