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蒋介石的最初反应和“三二〇”之后的日记
据蒋介石自述：3月19日上午，“有一同志”在和蒋介石见面时曾问：“你今天黄埔去不去？”蒋答：“今天我要去的。”二人分别之后，到9点、10点时，“那同志”又打电话来问：“黄埔什么时候去？”如此一连问过三次。蒋介石觉得有点“稀奇”了：“为什么那同志，今天总是急急的来问我去不去呢？”便答复道：“我今天去不去还不一定。”蒋介石所说的“有一同志”，他当时表示名字“不能宣布”，但实际上指的是汪精卫。到下午1点钟的时候，蒋介石又接到李之龙的电话，请求将中山舰调回省城，预备给俄国参观团参观。蒋介石当即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此后，蒋介石愈益感到事情蹊跷：“为什么既没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又要来问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在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31)当日，蒋介石有这样一段日记：“上午，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冠。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蒋介石的这一段日记提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就是，他在判断所谓“摆布陷我”的阴谋之后，最初的反应是离开广州退到他所掌握的东征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汕头。已经行至半途了，才决定返回，对中山舰采取镇压措施。蒋介石的这一段记载，证以陈肇英、陈立夫、王柏龄等人的回忆，当是事实。陈肇英时任虎门要塞司令，他在《八十自述》中回忆说：3月19日，蒋介石专使密邀陈肇英、徐桴（第一军经理处处长）、欧阳格三人筹商对策。“当时蒋校长顾虑共产党在黄埔军校内，拥有相当势力，且驻省城滇军朱培德部，又有共党朱德统率之大队兵力(32)，且获有海军的支持，颇非易与，主张先退潮、汕，徐图规复。我则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并请命令可靠海军，集中广九车站待变，以防万一。初时蒋校长颇为踌躇，且已购妥开往汕头之日轮‘庐山丸’舱位。迨车抵长堤附近，蒋校长考虑至再后，终觉放弃行动，后果殊难把握，亟命原车驰回东山官邸，重行商讨，终于采纳我的建议，布置反击”(33)。陈立夫则称：“汪先生谋害蒋先生”，“蒋先生发觉了这个阴谋，很灰心，要辞职，要出亡”。19日那天，检点行李，带他坐了汽车到天字码头，预备乘船走上海。在车上，他劝蒋先生干，“有兵在手上为什么不干？”(34)又称：“昔秦始皇不惜焚书坑儒，以成帝业。当机立断，时不可失。退让与妥协，必贻后悔。”(35)汽车到了码头，“蒋先生幡然下决心，重复回到家中发动三月二十日之变”(36)。陈肇英和陈立夫的回忆在回汕头或去上海上虽有差异，但在蒋介石一度准备离开广州这一点上却和蒋介石的日记完全一致。这说明蒋介石当时确实相信有一个“摆布”、“陷害”他的阴谋，否则，他是不必在自己的亲信面前演出这一场戏的。
关于此，还可以在蒋介石“三二〇”之后的日记和其他资料中得到证明。
20日晨，根据蒋介石命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城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50余人；占领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与此同时，苏俄顾问也受到监视，卫队枪械被缴。21日，汪精卫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病假，声称“甫一起坐，则眩晕不支，追不得已，只得请假疗治”，所有各项职务均请暂时派人署理(37)。当日傍晚，蒋介石去探视汪精卫，日记云：“傍晚，访季新兄病。观其怒气勃然，感情冲动，不可一世。甚矣，政治势力之恶劣，使人无道义之可言也。”
22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汪精卫寓所召集临时特别会议。会议上，汪精卫对蒋介石擅自行动表示了不满，会议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38)。会后，汪精卫即隐居不知去向。25日，蒋介石日记云：“四时后回省，与子文兄商议觅精卫行踪不可得。后得其致静江兄一书，谓余疑他、厌他，是以不再负政治之责任。彼之心迹可以知矣。为人不可有亏心事也。”此后数日内，蒋介石日记充斥了对汪精卫的指责。
3月26日日记云：“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精卫如果避而不出，则其陷害之计，昭然若揭矣，可不寒心！”
3月28日日记云：“某兄始以利用王懋功背叛不成，继以利用教育长陷害又不成，毁坏余之名节，离间各军感情，鼓动空气，谓余欲灭某党，欲叛政府。呜呼！抹煞余之事业，余所不计，而其抹煞总理人格，消灭总理系统，叛党卖国，一至于此，可不痛乎！”
4月7日日记云：“接精卫兄函，似有急急出来之意，乃知其尚欲为某派所利用，不惜断送党国也。呜呼！是何居心欤！”
蒋介石的这些日记表明，他当时确实认为，“摆布”、“陷害”他的阴谋的核心人物是汪精卫。4月20日，蒋介石在演说中声称：“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39)话虽然说得有点游移，但却道出了他的心病。
汪精卫于政治委员会临时特别会议之后隐居不出，据陈璧君说，一是为了“疗病”，一是为了让蒋介石“反省一切”(40)。但蒋介石除了装模作样地给军事委员会写过一个呈子，自请处分外，并无什么像样的“反省”行为。其间，汪精卫读到了蒋介石致朱培德的一封信，信中，蒋介石毫不掩饰地表露了他对汪精卫的疑忌，于是汪精卫决定出国。3月31日汪精卫致函蒋介石，内称：“今弟既厌铭，不愿与共事，铭当引去。铭之引去，出于自愿，非强迫也。”(41)蒋介石于4月9日复函云：“譬有人欲去弟以为快者，或有陷弟以为得计者，而兄将如之何？”又称：“以弟之心推之，知兄必无负弟之意，然以上述之事实证之，其果弟为人间乎？抑兄早为人间乎？其果弟疑兄而厌兄乎？抑吾兄疑弟而厌弟乎？”(42)这封信也说明了蒋介石当时认为，汪精卫受人离间，怀疑并厌弃自己，和其日记是一致的。
此外，还可以考察一下蒋介石这一时期的精神状态。3月20日下午，何香凝曾去见蒋介石，质问他究竟想干什么，派军队到处戒严，并且包围罢工委员会，是不是发了疯，还是想投降帝国主义？据记载，蒋介石“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43)。阳翰笙也回忆说，当他代表入伍生部到黄埔开会，见蒋介石“形容憔悴，面色枯黄”，作报告时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时，竟然哭起来了”(44)。邓演达也因为蒋介石“神色沮丧”，甚至关照季方：“要当心校长，怕他自杀。”(45)这种精神状态，从蒋介石认为自己处于被“摆布”、“陷害”的角度去分析，也许易于理解。
尽管蒋介石内心对汪精卫恨之入骨，但是，汪精卫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公认的孙中山事业的继承人，蒋介石这时还不具备彻底倒汪的条件。于是，一方面，他不得不在公众面前透露某些情节，以说明有人企图陷害他；另一方面，却又不能全盘托出他的怀疑。其所以吞吞吐吐，欲言又止，要人们在他死后看日记者，盖为此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