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交易所生活对蒋介石的影响
蒋介石虽然出身盐商家庭，但是，父亲早故，家道中落，以后又留学日本，投身革命，可以说，是交易所的活动，才使蒋介石和商业、商人阶层发生关系。
1920年1月24日，蒋介石日记云：“赴开元会议交易所选举董事。商帮仍不能除把持与专制之恶习，大股份压迫小股份，大多数压迫小多数。舞私牟利，垄断其间。小商人中，虽有达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筹，以致中国实业，日趋衰落，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根据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章程，可设名誉议董15名，由有商业、工业学识，或有丰富之经验者担任，和理事共同组成评议会(82)。但实际上，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办时，只有名誉议董12人，为朱葆三、沈联芳、顾馨一、姚紫若、项惠卿、徐庆云、邵声涛、张纶卿、许松春、叶惠钧、贾玉山、宋德宜(83)。蒋的这则日记可能反映的就是名誉董事的选举过程。从中可以看出，蒋对上海商帮中的把持、垄断、倾轧是极为不满的。
蒋介石对上海商人的不满和反感可以说贯彻他参与交易所活动的始终。如：
1921年6月12日日记云：“得焕廷、瑞霖各函，告知沪上商友操纵垄断，伎俩百出，不胜愤愤。交易所各理事之营私舞弊，至于此极，殊非意料所及。尔来公私交迫，几欲远避尘俗，高隐山林，独善其身，然而不可得也。”
1922年11月28日日记云：“中国商人，势利之重，过于官僚，其狡狯状态，见之疾首。”
1923年2月3日日记云：“下午又因奸商妒忌，激忿异常，殊非其道。”
1923年8月3日日记云：“下午，琢堂、洽卿来谈交易所事。商家之析利，心计险恶，令吾心甚难过。夜间又忽变卦，市侩诚可诛哉！”
上引各日日记，在在表现出蒋介石对“奸商”的强烈愤懑之情。“市侩诚可诛哉”一语，表现出他和叶琢堂、虞洽卿等人的关系已处于爆发的边缘。
交易所的活动也使蒋介石了解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困境。前文已经提到，1920年6月，蒋介石刚刚决定拿出5000银元，与陈果夫共同创办友爱公司，就赶上国际金融风潮，银价大落。《申报》探讨这一突变原因时曾称：“或谓系进口货多结汇水，或谓某国有意外金融风潮，或谓因西历六月底解款，或谓某国银矿有大批现银放出之故，总之大上大落，华商之对外营业，受其影响不鲜也。”(84)这一事件激发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日记云：“银价大落三日，贱六片士。金融机关，在外人之手，国人时受压榨，可叹也。”(85)
经营交易所的失利增强了蒋介石的社会改造思想。1920年12月，他自觉“矜张自肆，暴躁不堪，对于社会厌恶更甚”。日记云：“对于中国社会厌鄙已极，誓必有以改造之。”(86)这一思想，他不仅写在日记里，而且也对邵元冲等人宣扬，声言“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87)。这一时期，正是他在交易场上一再亏本的时候。
当然，交易所的活动也增强了蒋介石和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联系。1924年，蒋介石要陈果夫在上海为黄埔军校采办制服、皮带、枪带、刀鞘等物，为上海海关扣留。叶琢堂、王一亭、沈田莘、虞洽卿等出面斡旋(88)。1927年，北伐军进展到长江中下游一带，江浙金融资产阶级寄望于蒋，纷纷出资，支援他和左倾的武汉国民政府相抗，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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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介石1920年1月1日日记云：“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看，将来做些事业，或学习英语，游历世界一周，访探各国政治，以资采择。二者如不能，即在事业方面立足，组织棉麦会社，种植棉麦，否则充当经纪人。作棉花、棉纱买卖。”
(2) 《创立上海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协定豫约案》（戴季陶手迹），山田纯三郎档案，日本爱知大学藏。又，1917年2月29日日文《上海日报》对此有简要报道，并摘录了合同中的2、3、7、8、9各款。
(3) 《孙文垄断上海市面之大计划》，《晨钟报》1917年4月6日。其主要修改为规定：“本借款之金额交款后，用创立人名义存入日本正金银行，以信用状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支用所存正金银行本店内日本金额之上海银元交付股款。”
(4) 《孙文等上北京政府农商部呈文》，原件，未刊，北京政府农商部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149页。
(5) 转引自虞和德《致农商部事略》，《旧上海的交易所》，第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 参见赵立人《孙中山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孙中山与近代社会》，第165～17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7) 虞和德：《致农商部事略》，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8) 《证券物品交易所创立会纪事》，《申报》1920年2月2日。
(9) 《上海县知事公署训令第404号》，《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9页。
(10) 权，指各股东的议决权，一股一权。
(11)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创立会选举理事及监察人权数名单》，《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页。
(12)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未刊，1920年2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本文所引蒋氏日记，均同。
(13) 王舜祈：《蒋介石故里述闻》，第200～20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14) 《上海交易所电报举定理事长》，《申报》1920年2月8日。
(15) 陈果夫：《商业场中》，《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4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1。
(16) 据中美新闻社消息，6月9日伦敦电汇及远期银价各跌6便士，纽约银价跌至8角4分。见《银市报告》，《申报》1920年6月10日。
(17)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1页。
(18) 《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纪》，《申报》1920年7月2日。
(19) 《申报》1920年7月1日。
(20) 《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5页。
(21) 《申报》1920年6月25日，第12版。
(22) 《申报》1920年6月27日，第12版。
(23) 蒋介石1920年8月20日记云：“下午假眠时，研擘以后交易所之买卖，派阿顺赴沪。”
(24)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0年8月30日。
(25) 陈果夫：《商业场中》，《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7页。
(26)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0年9月2日。
(27)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0年9月3日。
(28) 蒋介石1920年9月5日日记云：“果夫、守梅、冈梧诸君集议改组公司事，付新银元四千元，作为与静江合本，五千元托孙鹤皋营临时商业。晚结账，茂新连资本五股，及欠我四千四百元，尚欠银九千四百元。”
(29) 蒋介石1920年9月22日日记云：“傍晚，访静江兄，谈营商事。余拟投资一万五千元以为成本。”
(30)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7页。
(31)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05～107页。
(32) 参见陆丹林《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
(33) 蒋介石1921年1月10日与张人杰书：“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5页。
(34) 蒋介石1920年12月31日日记云：“今年费用，除营商输本外，不下七八千元之谱。”
(35) 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函中所称“金”，指金银业务。
(36)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24页。
(37)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23～124页。
(38)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1年4月15日。
(39)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1年5月2日。
(40) 陈果夫致蒋介石函，1921年5月12日，手迹，中国第二所史档案馆藏。
(41) 《辛酉年各业交易之概况》，《申报》1922年1月23日。
(42) 《旧金山日报》（The San Francisco Journal），转引自《外人论中国商人道德之堕落》，《申报》1921年3月16日。
(43)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20～121页。
(44) 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5)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22～123页。
(46) 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7) 参见《上海总商会史》，第433页。
(48) 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9) 《申报》1922年2月4日。
(50) 《上海绸商丝织匹头股券交易所筹备处通告》，《申报》1922年3月7日。
(51) 《旧中国交易所介绍》，参见《取缔后之法租界交易所》，《申报》1922年3月7日。
(52) 《交易所公会议决解散》，《申报》1922年3月26日。1921年9月上海交易所公会成立。
(53) 《苏长官取缔交易所之会令》，《申报》1922年4月8日。
(54) 《交易所之教训》，《申报》1922年3月6日。
(55)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东会纪》，《申报》1922年1月9日。
(56)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发给红利公告》，《申报》1922年2月22日。
(57) 《周枕琴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8)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152～153页。
(59)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纪人公会关于该所股票买卖违法问题的会议记录及通告》，《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11～116页。原记录有月份，无年代，该书编者系于1921年，误。参见《物品交易所之和解讯》，《申报》1922年3月9日。
(60) 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1) 陈果夫：《商业场中》，《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7～58页。
(62) 《上海交易所证券部明日开市》，《申报》1922年3月26日。
(63) 《各交易所之最近状况》，《申报》1922年4月3日。
(64)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宴报界》，《申报》1922年3月31日。
(65) 《周枕琴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6) 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153页。
(67) 《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155页。
(68) 《致静公函》（手迹复印件），湖州张静江故居藏。此函仅署“制弟中正顿，廿八日”。据此可知，当时蒋介石尚在为母亲守制。又据函中所述“中秋节前”及“安心赴闽”等语，推断此函为1922年夏历七月廿八日（9月19日）所作。
(69) 《蒋介石日记类抄·旅游》，1922年9月26日。
(70) 《张静江函》，《蒋介百年谱初稿》，第99页。
(71)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2年10月1日。
(72)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3年3月3日。
(73) 《事在人为》，《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60～61页。
(74) 《商业场中》，《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5页。
(75) 南伯庸：《上海大亨——虞洽卿》，第248页，海南出版社，1996。
(76) 《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7) 《张静江事迹片断》，《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279页。
(78) 《事在人为》，《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59页。
(79) 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233～23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80) 陈三井、居蜜编《居正先生全集》（上），第114页，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8。
(81) 《建军史之一页》，《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67页。
(82) 朱彤芳：《旧中国交易所介绍》，第159～160页，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83)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申谢》，《申报》1920年7月2日。
(84) 《两日来金融之大变动》，《申报》1920年6月10日。
(85)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0年6月10日。
(86)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0年12月11、31日。
(87)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7页。
(88) 《建军史之一页》，《陈果夫先生全集》第5册，第6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