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苏俄观
中国的辛亥革命失败了，而俄国的十月革命却成功了。这一事实震动了中国不少先进分子，使他们产生了了解俄国、考察俄国的愿望。蒋介石也是其中的一个。
还在1919年，蒋介石就萌生了赴俄考察的愿望。当年1月1日日记云：“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此后，他即经常研究俄国形势，注意俄国革命的消息。当年夏，苏俄红军击败高尔察克和尤登尼奇的叛乱武装，蒋介石在日记中欣喜地写道：“列宁政府之地位，更加巩固矣！”(27)不久，他阅读《俄国革命记》一书，深受吸引，在日记上写下了“企仰靡已”四字(28)。这以后，他把俄国革命看成“一个新纪元”，如有人攻击俄国革命，必与之力争；如有人攻击共产党，必竭力为之辩护(29)。同月下旬，开始学习俄文。自此，日记中不断出现“往读俄文”、“习俄文”等记载。有一段时期，还曾向朱执信学习俄语(30)。
1920年3月，蒋介石与戴季陶商议，准备赴俄考察(31)。当时，孙中山正在积极筹划讨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但蒋介石对它的成功可能估计很低，热衷游俄。同月3月9日日记云：“身不能自立，与世浮沉，友道日乖，国事益棼，与其赴粤作无价值牺牲，不如游俄自练志识。”此后，蒋介石作了认真的准备，借了路费，计划与戴季陶、廖仲恺、朱执信等结伴同行。9月7日日记云：“与各友谈天，以粤军作战无望，又想起赴俄考察政治，为彻底解决国是之计。”其后，他多次计划赴俄，孙中山也有派他的想法，但直到1923年8月，蒋介石才受孙中山任命，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赴苏。
蒋介石到苏后，陆续会见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等人。蒋介石对他们都印象良好。9月3日、5日，和契切林会见后，在日记中留下了“相见时颇诚恳”、“情态挚恳”、“彼此甚款洽”等记载。9月9日，会见斯克良斯基、加米涅夫后，感到“其人和蔼可亲”，“亦实心助我者”。11月4日，会见加里宁后，认为其人“完全一农民，语言诚笃”，“比吾国黎元洪之狡猾荏馁，迥然殊异，诚不愧为劳农专制国之议长矣！”
蒋介石对俄国社会状况也印象良好：
9月9日日记云：“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皆比我国人诚笃恳挚，令人歆慕，此点各国所不及也。立国之大本，其在斯乎！”
9月17日日记云：“（苏俄军队）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味，而政党代表与其团长亦无权限之见。”
11月4日日记云：“苏俄各地各所，皆有少年共产党支部。对于青年，竭意培植。是其第一优良政策。厚农工而薄士商之制度，吾亦无间言矣！”
11月7日日记云：“苏维埃政府对于人民已有相当基础，殊足以破帝国主义之胆，吾于苏俄无敢轻量。”
可见，蒋介石对俄国社会状况相当满意。
在访问过程中，蒋介石对俄国也有不良印象。最初，他觉得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党部的中、下级工作人员不好，傲慢、缺少服务精神，不守时、不守信。蒋介石在日记中指斥他们“下流无赖”(32)，有几次，气得蒋介石要拂袖回国。
在蒋介石日记中也有对苏联较为严重的批评。10月11日日记云：“党人好尚意气，争权利，而俄党下级人员较吾中国更甚。吾为吾党哀，并为俄党虑矣！”11月24日日记云：“少数人种集权，排斥异己，以自专恣，亦其国之一大坏象也。吾为之危。”(33)这些批评，接触到了苏联政治体制中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使蒋介石最不愉快的是他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的会见。11月25日蒋介石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发表演说，蒋介石自觉“从容而有条理”，但是，季诺维也夫却在报告中批评国民党对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态度冷漠，对三民主义评价也不高，声称它只是“革命初期的政治口号”，而且特别着重警告：“民族主义的内容是中国独立”，“它不应用中国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34)。云云。这使蒋介石很不高兴，曾在答词中有所辩解，声称“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目前我们希望，小资产阶级（和我们）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并不为它的利益而斗争”。28日，共产国际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要求国民党人“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又称：“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国有化原则在现在也可适用于它。”(35)这些，显然和蒋介石的“两个阶段”的理论相抵触。同日蒋介石日记云：“检收文件，审查第三国际对吾党决议文，浮泛不切，其自居为世界革命中心，实太虚骄，而领袖徐维诺夫，似有颓唐不振之气。吾知不久必有第四国际出现，以对待其不正之举也。”
蒋介石此行的任务是：1．讨论建立政治思想战线的方案。2．争取苏俄援助，建立西北基地。为此，蒋介石准备了一份军事计划，要求苏联在蒙古的库伦“以俄罗斯红军的名义”为国民党训练士兵，然后，“以国民党的革命旗帜领导这支军队向南进军”，进攻北京(36)。10月26日，他致函契切林，说明国民党人正想尽快通过自治的途径，实现与蒙古的“亲爱协作”，函称：“蒙古人所怕的是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同函并称：“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个民族分立，乃是主张在民族精神上做到相互间亲爱的协作，所以西北问题正是包括国民党要做的工作的真意。”(37)11月11日，蒋介石的计划遭到苏方的托词拒绝，这使蒋介石极为不满，于19日致函托洛茨基，要求俄方注意避免使“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38)。27日，托洛茨基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对蒋等表示：“蒙古希望独立。如果你们想同它建立统一战线，你们应该把它视为兄弟，并说你们不想主宰它。”(39)蒋大为生气，回到宾馆以后，和沈定一发生口角，差一点打起来。蒋的观点是：“托洛茨基在骗他们”，“如果蒙古想独立，那需要我们承认，而不是它自己承认自己”(40)。11月28日，蒋介石向苏联外交部辞行，日记云：“凡心所欲言者，大略露其端倪，使其自玩怿焉。”
在苏联期间，蒋介石的不满大部分埋藏着；回国以后，这种不满就表露得很强烈了。12月15日，蒋介石回到上海，当日即换船回乡。孙中山等一再要他赴粤报告，“详筹中俄合作办法”(41)，但他只给孙中山寄去了一份游俄报告，直到次年1月16日，才由沪回粤。3月14日，他致函廖仲恺称：“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恺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42)。后来，蒋介石就将英、法、美、日等国称为“白色帝国主义”，将苏联称为“赤色帝国主义”。
蒋介石赴粤之所以迟迟其行，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意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对此，蒋介石1931年4月13日日记有所说明：“上午，在寓整理旧稿，见十三年春复仲恺函，言苏俄之居心叵测甚详，阅之自慰。徒以总理既决心联俄，不能转移其方针，乃只有赴粤任事，以图逐渐补救。与大姐及吾妻喟然叹曰：余当初反共到底，不去广东任事，则总理亡后，国民党当为共产党消灭，中国亦无挽救之望。此冥冥之中，有数存乎？余阅此稿及致精卫最后函稿，则可以无愧于色矣！功罪是非，当待盖棺定论也。”
在苏联期间，蒋介石曾在演说中高度评价孙中山，被留俄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有“崇拜个人”之嫌。同时，还曾有人动员蒋介石加入共产党，蒋答以“须请命孙先生”，因此，又被讥为“个人忠臣”。这些，也使蒋介石对中共产生了不满(43)。
1927年1月，蒋介石在和小室静谈话时称：“我不知道俄国援助是出于对革命的理解，还是为了利用我们。”又说：“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们将乐于和日本携手。”(44)可见，他在接受“俄国援助”的同时，已经准备抛开俄国，寻找新盟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