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成立于崇祯二年己巳（1629）的尹山大会，至崇祯六年癸酉（1633）举行虎丘大会，省内外来赴会者多达几千人，当时各地名气较大的文社皆统合于复社的旗帜下。复社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迅猛发展，成为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士人团体，并非出于偶然。晚明特有的社会文化土壤培育了复社这一特别的历史文化产物。
自万历年间（1573—1620）至明朝灭亡的数十年历史，被称为晚明。这段时期，是王朝即将变更的动荡时代，外族入侵，农民起义，社会各阶层产生了不同的心理与复杂的变化。这个被黄宗羲称之为“天崩地解”的时代，在世人的心中引起了各种骚动与不安。当时，儒学日渐衰微，各种庄玄佛禅学说竞相争鸣。阳明心学在士大夫集团中盛行，李贽刮起的狂禅之风和异端思想对中下层士人有深刻影响。旧的道德体系受到各种新学说的挑战，士人的价值观与思想结构面临重塑。
明朝立国以来，政治文化思想上显示出向正统与传统回归的倾向，文学上几次掀起复古主义的思潮。万历末年，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受到公安派、竟陵派的质疑，以三袁为代表的公安派与以锺、谭为首的竟陵派先后以性灵为旗号，批判复古派以剽窃模拟为能事的流弊。到了启、祯年间，公安派的后学流于轻率浮泛，竟陵派的末流走向刻峭冷僻，文坛的重心开始向江南文会之地倾斜。
有明一代，博取科考功名的士子们为了迅速掌握写作八股文的技法，取各种社艺、房稿、会稿等来模仿。当时社会上结社会友的风气浓厚，士子们结成各种八股文社，相互切磋，交流写作技巧，尤以江南一带的文社尤为兴盛。不同文社有不同的八股文法与家法。社艺选本是否畅销，与社的声名、选家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为了获得更多的名与利，不少选家粗制滥造，大量伪经伪子的选本面世，造成士子们学无根柢、浮躁空疏的文风与学风。艾南英在《甲戌房选序下》中批评当时的选政：“故序既以正文体之事责备今之进士当多读书，而又责备今之为选政者尤必多读书，选政滥则天下之文章愈败坏而不可支。数年以来，伪经伪子虽作者不能无罪，然使无诸选手为之扬波助澜，大书特赞，则天下之士何由而见之？而其祸遂上中于国家。”
面对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局面，一些士人站出来，提出尊经复古的主张，试图以正统的儒家道德伦理观念、传统的经史之学与雅正的文学思想来挽救当时的世俗人心，纠正空疏无学的文风。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与志趣，很容易走到一起，结成旨趣相近的文社。其中，张溥等人倡举的应社成为当时声气较广、影响较大的文社。其他诸如几社、匡社、南社等文社，与应社的宗旨、主张相近。在张溥强有力的号召与卓越的领导下，众多文社统合于复社，成为复社的组成部分。越来越多的生员们加入复社的队伍中，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最大规模的社团。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考察
复社兴起的因素相当复杂，关系到方方面面。张鉴在《书复社姓氏录后二》中曰：“考明季社事始末，虽盛合于娄东二张，要其萌蘖，实在明之中祀，殆其后风气所趋，至二张有不得不合之势，则明之国脉使然，虽人事，亦天意。”张鉴指出复社兴起不仅是人的作用，还因为“天意”使然。所谓“天意”，原有冥冥中外力操纵命运之意。在这里，张鉴用来强调明朝国运对明末社事的深刻影响，势必关注到从晚明政治、经济、世风、文化等方面的态势，来理解和评价复社产生的意义，实为有识之见。复社的发展与当时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一、启祯政治与士人心态
明王朝在启、祯之际已处处显露出它无法遮掩的疲态。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加上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明王朝如西边落日，难挽颓势。当时，以魏忠贤为核心人物的宦官集团只手遮天，凶残地毒害东林党人，尤其是三吴人士。张溥追忆：“时大珰执衡逆逞，欲锄尽海内正人，钩党之祸，吴楚尤毒。”而趋炎附势之辈群起，助纣为虐，刊刻《三朝要典》及《东林党人榜》《东林点将录》等，企图一网打尽正直人士。“大珰之变，成于仓卒，而一时和之者，遂因其势以摇四海，聚正人而被以部党之名，加之燔灼。”阉党构造事实，诬指正人结党营私，矫旨逮系，滥施刑罚，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魏大中等人先后在狱中毙命。
面对这种残酷局面，潜心苦读以博科名的士子们也从书堆中抬起头来，痛心国事，满腹悲愤。有的忍无可忍，带头反击魏珰，如杨廷枢、徐汧等人带领苏州人民阻止缇骑逮捕周顺昌；有的伺机待发，私下泄愤，如陈子龙回忆：“逆奄矫旨逮治周忠介公，吴民愤奋击缇骑至死。时道路汹汹，以为四方响应，将有汉末讨卓之举。予亦阴结少年数辈，诇伺利便，久之寂然，叹恨而已。则缚刍为人，书奄名射之，诸长老罔不詈童
取赤族，不以闻之先君也。”
天启七年（1627，丁卯）八月，熹宗病死，思宗（即崇祯帝）即位，十一月，放魏忠贤于凤阳，道死，诏磔其尸。思宗为熹宗朝忠节死臣一一平反。死难者后人如黄宗羲、周延祚等得以一舒心中愤懑。思宗平定逆案的举措无疑给压抑已久的士人带来了新的兴奋与激励，天下士人喜形于色，皆谓“圣明之帝”。虽然思宗即位仅仅是明王朝在历史上的最后一抹余晖，这末日的灿烂给喜悦中的士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再次激发了他们建功立业、为国为民的心志。
国运多舛，天下大乱，士人们参政、议政之心变得更加强烈。他们以自己手中的刀剑——笔，写下一篇篇为熹宗朝中殉节的忠臣烈士彰显精神的散文。如张溥的祭文、墓志铭，最有名莫过于《五人墓碑记》，表彰五人“激于义而死”的壮举。再如《赠太仆寺卿周公来玉墓志铭》，张溥追述了周宗建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尤其是任御史期间，激于忠义而屡次上疏魏党；文中还指出：“自古外廷与内角不闻一胜者，岂尽不密哉？繇其阴贼著心，禁近势便也。周公踽踽奋身，以除左右之恶，不惮再三，欲匡王国而使正，公固不欲免，即欲免，其可得乎？”天启三年，周宗建回家乡，惨遭附逆的无耻之徒诬陷，下狱致死。读张溥此文，周公勇于进言、敢于任事的高贵品性，以及忠勇无畏的精神明于后世，可歌可泣。
谭元春的《吊忠录序》，则回顾了杨涟遭阉党毒手杀害的惨事，为今日得到昭彰而欣慰，“中丞杨公大洪以击魏珰二十四罪，逮系诏狱，榜笞刺剟，一身无余而死。当是时也，天下之人腹悲胆寒而不敢言。其后二年，今上深褒其忠，禠奸人以慰贞魂。郡伯胡公于毁巢卵翼之，又从而建祠之。海内知与不知，歌咏嘉乐，甚至稗官之家，编为小说、传奇之部，镌成图像，其于常山之血，侍中之发，若已成金铁星斗，不可朽坏。男子在世，此为大快，而国人哀之，犹为赋《黄鸟》”。东林党人不惜用血肉之躯与阉党做斗争，他们的忠义之心激励了当时及后世的读书人。
士人们不仅政治上承接了东林党人抨击时政、勇于斗争的精神，而且思想上深受东林学术的影响。万历中期以后，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继承与发展了程朱理学，抨击心学流派宣扬的“无善无恶”与“狂禅”之风，主张济世救民，务实致用。东林学派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开始蔓延，成为与王学并行的社会风尚。随之，谈兵的风气也逐渐盛行。
随着明朝政局的剧烈变化及国运的岌岌可危，外有强敌清朝的虎视眈眈，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战火连年。士人们的从军意识大大提高，越来越重视经济、战术、谋略等有用之学。他们好为大言，说大计。在他们的文集当中，谈论边塞地势、将相人才、兵策谋略的文章不胜枚举。陈子龙等人编辑的《明经世文编》中，收录了大量的策、对、议等实用性文章。赵园在《谈兵》中提到：“由《明经世文编》、明人文集看，越近末世危局，士人谈兵越有精彩。”谈兵成为文人社事的主要内容。陈子龙、李雯的《陈李唱和集》作于崇祯六年癸酉，周立勋序曰：“故能奋举藻思，博综渺义，每谈天下事，则壮往健决，莫不符会。”夏允彝序曰：“然二子者，皆慨然以天下为务，好言王伯大略，曲儒陋士，聚而非之，顾盼豁如也。”可见陈、李二人在切磋诗艺、酬唱应和中，亦常常谈论天下事，研究治兵谋略。
张溥、陈子龙、吴应箕等人都有不少谈兵之作，以张溥为例，他的文集中有馆课一类，是日常为弟子所开讲的内容，多为谈论天下大势的文章。内容有考察军事要塞，纵览山川形胜的，如《备边论》，指出：“四方之大，有一之不备，祸之发也。即于其所不备之地，然则掌固司险之职，顾可忽乎哉？要而论之，法详于前而令驰于后，则皆子孙之过也。”他在《山东论》中强调山东为形势的“要害之地”，“足为天下轻重”；《海防议》中详细指出苏州沿海之地的险要之处；《江防议》中分析了崇明、通泰两地是防御贼寇南下的关口。
有谈论权谋、阴阳、形势、技巧，挑选军事人才标准的，张溥有《兵论》，认为“将得其人，无贵乎兵之多也！多其兵，则必多为之食；一不继，而即因以为乱；不必其不继也，前后之赐稍盈杀焉，而大乱之萌即于焉起。故用兵之道，贵恤其死绥之义，而尤当诎其见盈之心”。张溥的《任边将论》讨论了任攻将与任边将之异同，指出帝王对边将应充分信任，知人善任，“固其志也！苟非俾事权、绝谗间，而示之以简佚宽厚，亦何以养数十年而不变乎？”在《选择将帅之术议》一文中，张溥分析了汉、晋、唐、宋及明高祖选举将帅之术，主张文武之道合一。张溥还有《备倭论》《马政论》《治夷狄论》《女直论》等策论文章，都从各个方面讨论治国大计。
有讨论品性、士风、朋党、宦官、君子与小人等话题的，张溥有《士品臣品议》《拟兴民行端士习以正人心以固邦本疏》《忠清仁辩》《古今才诚合一大臣论》《立朝以正直忠厚为本论》等文章。当时的士人们对此类话题很热衷，纷纷拿起笔来，各抒己见，精辟地分析了品性的高低，朋党的区别，君子、小人的差异。李雯有《朋党论》三篇，文中多有精彩独到的见解，如“小人之党精于小人，精则纯，纯则胜；君子之党不精于君子，不精则离，离则败”，“汉唐以前朋党之名恒在小人，汉唐以后朋党之名恒在君子”等等。复社诸子的文集当中，这一类的议论极多，如陈子龙有《别邪正》的策论文，吴应箕有同题作。士人们结社的目的之一，就是共同结伴来砥砺志气。
这股经世致用的思潮显示：明末，有相当一部分士人摆脱了左派王学的佛禅思想影响，正面现实及外部世界，关心国家与民生，萌发了挽狂澜于将倒的宏大志向。这是明末文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的反映。风气所致，议政、谈兵成为士人们相互交流的中心之一，有助于他们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而共同的心理背景也促使他们相互吸引，相互靠拢，结成一个拥有共同思想和奋斗目标的社会团体。
二、日渐卑下的世风与士风
明中叶以后，太湖周边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这一带包括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杭州、湖州等地，人口密集，市镇众多，水路交通方便，各地商人云集，贸易兴盛。至明末，这里已经成为集农业、手工业、商业于一体的全国经济中心。随着经济的发展，奢侈之风渐渐盛行。加上阳明心学对士人思想的渗透，尤其是李贽刮起的一股“狂禅”之风对社会的中下层影响深远。当时的人们逐渐怀疑传统的道德价值体系，注重个性的解放、自我的感受与现世的快乐，日益追求物质享受，生活方式日趋浮靡。
天启年间，魏忠贤手握大权，排斥异己，有不少士人卑躬屈膝，媚事阉党，以称功颂德为能事，士气越发卑微。古风渐渺，流风趋下。官宦贪污受贿，欺压百姓；一般士人攀附权贵，求名逐利；普通百姓讲究吃穿用度，风俗渐靡。郎瑛的《七修类稿》卷十五“世道”条记载：“富贵易溺，道义难行，近惟科目取人，举业日盛而经学浅也，人心尤入于利。故贿赂公行而礼幣无，志铭太甚而史书非，谄谀日盛而风俗薄，在上者好古矫俗不能保其位，在下者特立操行不能存其身，真欲痛哭流涕也！”趋利便易的风气影响了士人们的价值取向与精神面貌，他们的思想发生急剧改变，由传统的儒家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趋向于放浪不羁、注重自我感官享受，由秉持忠义节操转向趋名逐利，甚至寡廉鲜耻。
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类四处游历以交结权贵、专事经营以博功名的士人，同时招摇撞骗，混吃混喝，影响极坏。张采的《游客说》就描述了这一类人物：
游客，不审所由称，前此绝不闻。
余临上归，稍见告。然亦孝廉上公车。及罢，道经故人部，问候倌。故人则寻交际。既名下士，辄担簦，远走干有司。既不必名下士，板镌诗若文一二册，即负名下持要人牍，远走干有司。有司冀游闲声，且惧腾谤，事惟谨。或先通大府，挟大府临守令，事益谨。间遭夷鄙，伉者谩骂，葸者强颜受，必厌所欲去。吴故孔道，缙绅，及废吏，下至方技，络绎即次。则居间讼狱，若有司承奉，判牒送某，呼持牒史，语富人，具若干金，否则不牢狴。夫千金之家，岂有千金？不过田庐器物，俄责若干金，必黜田拆庐、变易器物应，急不得三之一，将立破。
噫！士农工商，先王别为四民。故士循礼义，安乡里，守己谨分。农修树艺，笃稼穑，先时备潦熯。百工竭智力，日夜务所务。商则调泄贵贱，衡量子母，历寒暑，逐道路。各有恒业，统曰恒产，斯有恒心，而天下治。今既儒衣冠，与有司廷让，则士矣，乃袭商术；且商箧高赀，大者千万，次不下什佰，彼儒衣冠者皮面尔？然不闻贾劫民财，旅夺官政，则拟商当不受。
虽然，于客乎何尤？实维主者。主者任天子郡邑，寄子惠下民，所御惟法。故法一则民安。苟无犯而加赎刑，则是以法敛财；苟丽辟而幸免，则是以生死权利。以法敛财，则富者莫保；以生死权利，则贫者莫服，而富者有恃以逞。若是，则天下恶得不乱？岌乎其乱，犹客是徇。徇客，则境内有力者，皆得持其上。于是廷如市，有司如侩，客及境内有力如贩。问所鬻，则惟下民；问所高下，则惟天子法。一日寇至，令曰执干戈以卫，得乎？
有人曰：“是杨朱行，将蔑而恩，离而情，奈何？”曰：“余求友声，切胞与，讵不通往来。但惠必归德，如郭元震遇书生，范纯仁遇石曼卿，倾橐捐麦舟。则振乏，仁也；通财，义也。仁与义，宁靳诸？倘取官中物，即不度，况鬻下民，高下天子法，以充报赠。此无他，廉耻不明，故士行不立；士行不立，故客轻去其乡，而主者轻用其法。使廉耻明，则人不倍本行，不求外势，不昧公道以结私惠。则四民有常，即盗贼何自起？斯治乱攸系，可无辨。”
或谓游客者，文之尔。通称为秋风，言所至凋落；或为抽丰，言分乃羡溢也。吴旧守陈公默庵，有谢客榜。辞云：“我丰，任尔抽。今丰安在？毋落客事。”一时播笑，回车去。是知源清流清，源浊流浊，大致弗爽。然则学士大夫，禁足一室，音问不越郊圻，绝物奈何？曰：“孔子亦云朋自远来，即文章推史迁，未尝不历九州，阅险易，第义利断断，则不家食吉矣。”
这一篇长文中，张采首先描绘了士人与有司交际的各种丑恶现象，影响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而提出士农工商应该各安其分。而一些士人儒衣冠，袭商术，劫民财，夺官政，使地方政治日益败坏。这类士人即为游客，四处打秋风。要杜绝这种打抽丰的士人，必须是地方长官立身谨慎，执法严明，行仁义，明廉耻，则士行立，民安定，天下大治。
在《题钱侯誓辞后》与《钱侯荣升序》两文中，张采盛赞了太仓知州钱肃乐拒谢游客的高风亮节。至弘光朝，张采的《在礼言礼疏》一文再次指出士人“廉耻道丧，嚣薄日滋”，以至于“北边贼至，皆生员先率趋迎。及先帝既崩，臣乡处处鼎沸，皆生员先率唱乱”，而败坏士习主要有两类人：一是“窃附高流者，专经未通，辄板行所肆课，号曰名士”；一是“平日挟持长吏，横议是恣，复干要人牍，往来他郡邑，号曰游客”。
直到晚清，这类打秋风的士习仍然盛行于世。晚清四大谴责小说都描绘了此类人物与现象，除《老残游记》中的“游客”老残为人正直高洁以外，其他皆为张采所指的一类人，四处打秋风。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十五回“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贴书生谈会党”中，（吴）继之道：“这风声传了出去，那一班打抽丰的来个不了，岂不受累么？”《官场现形记》十七回“三万金借公敲诈 五十两买折弹参”中描写的人物魏翘就是靠抽丰过日子的。《儒林外史》中描绘游客之丑态最为淋漓尽致，如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写周进变为打秋风的游客，“会试举人，变作秋风之客；多事贡生，长为兴讼之人”。此类人物在《儒林外史》的第四、十七、三十二、四十四、五十一回，都频频出现。
面对软靡的世风与士风，当时的有识之士心忧国运与世途，决心通过复古的举动来振衰俗，返淳古，彰举忠孝节义，扶正人心。张溥的《正风俗议》一文专门讨论了如何改变风俗的问题。他首先描述了士人缺乏节操的种种行为，“风俗之不古也，士子为甚。逆珰之乱，献谄造祠者倡于松江；奴酋之横，开城乞降者见于永平。于是天下争言士子之变，沦胥已极，几甚于尧时之洪水、周初之猛兽”；然后指出各种不良的风气习俗，如衣着穿戴僭越礼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贫者衣食无着而富者奢侈浪费；再指明令人忧心的并非这些风俗，而是“人心”，“今日之人心，莫患乎讳道学之名而指六经为迂阔，不乐闻封疆之急而幸目前为苟安”，世人学无根柢，心无忠义，必须“示以风厉之权而明其赏罚之道”，从而使他们明了自己有责任于国家的兴亡，奋勇杀敌，收复失地。
士风软靡，随之而伴的是学风的鄙陋。当时的士人乐于便易，游谈无根，或剽窃前人，或取径低下，学风空疏颓弊，文风鄙俚浅俗。张溥在《答周勒卣书》中指出：“当今经业堙颓，士鲜实学。世所号为魁然者，咸取径时体，掇其不伦之辞，自名诡特。”如何改变士习学风呢？复社的士人们选择了复古的途径，倡导经史之学来振兴古学，提出文章的写作应以六经为根本。据《复社纪事》载：“（崇祯元年）先生（指张溥）以贡入京师，纵观郊庙辟雍之盛，喟然叹息曰：‘我国家以经义取天下士垂三百载，学者宜思有以表彰微言，润色鸿业。今公卿不通六艺，后进小生，剽耳佣目，倖弋获于有司。无怪乎椓人持柄，而折枝舐痔，半出于诵法孔子之徒。无他，诗书之道亏，而廉耻之途塞也。新天子即位，临雍讲学，丕变斯民，生当其时者，图仰赞万一，庶几尊遗经，砭俗学，俾盛明著作，比隆三代，其在吾党乎！’乃与燕、赵、鲁、卫之贤者，为文言志，申要约而后去。”面对浇薄的世风士习，及新君即位的励精图治，张溥勃兴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与责任感，以尊经重史来改变俗学。这段记述还说明，张溥有意结交来自各地的贤能之士，以文会友，申明志气，订立盟约。
在当时，同心同德的士人们纷纷靠拢，结社会文，试图以文章为工具，挽回世道人心。如以吴应箕、徐鸣时为首的匡社，合七郡十三子之文行于世，社名“匡”，即有“匡正时俗”之意；以周钟主盟的应社，“应”即取“同声相应”之意；以张溥为首的复社，取“兴复古学，务为有用”之意；而陈子龙等人的几社，冀“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侯峒曾在《持声社序》一文中指出：社“盖将以企望德义，奖化风俗，非为艺文设也”。明末文人举社事，不只是诗酒唱和，消遣娱乐，而是有着匡正世风的现实目的。由此可见，明末纷纷涌现的各种文社，它们的成立有着共同或近似的目的，就是对当时的世俗、士习、学风和文风有所匡扶。相同的目标与相似的主张，使士人们走到一起，达成共识，相互砥砺，携手共进，最终形成庞大的社团组织。
三、文人结社与八股取士
（一）社的起源
复社兴起与明人结社风气的浓厚密切相关。追溯文人结社的来龙去脉，先看杜登春《社事始末》中的一段分析：
夫社何昉乎？考之《礼》，勾龙为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又王以下皆立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注：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群聚居，满百家得立社，为众特置。宋杂记载弓箭社，诸阃帅都行之。王桢《农书》载锄社，合千家治田，有不任田者，众力助成之。此推本助彻之意行于乡族者也。其见于他书者，栾布厚报有德，燕齐间为社，号栾公社。董京逍遥吟咏，宿白社中。白居易与香山九老结香山社。远公与十八贤同修净土，号白莲社。文潞公与富郑公集洛中士大夫为耆英社。大抵合气类之相同，资众力之协助，主于成群聚会而为名者也。明季诸公，本是名以立文章之帜，建声教之坛，其亦取诸治田者之通力合作、守望相助已尔，取诸香山耆英之不论贵贱、不拘等夷、同事于笔墨讨论之间已尔。
杜登春首先考察了社的来历，最早与祭祀、礼法有关，大夫以下满百家即可成群立社。后来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产与生活当中也出现社，地方的军事组织有弓箭社，民间的老百姓有锄社，它们的成立是出于通力合作，相互协助；而文人士大夫出于共同的志趣或信仰，同心协力，结社聚会，如栾公社、白社、香山社、白莲社、耆英社等。从而指出明末文人建坛结社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相互协作、平等交流、共同切磋、襄举文事。
（二）社的命名
古人结社，其命名有多种由来。社之得名，或取诸社之宗旨，如复社、几社、应社等明末社团多采用此种命名方式。或因之组织者或成员，如栾公社、耆英社等。或因之结社地点，如香山社、白莲社、武林读书社等。以社集所在地为社名较为常见，万时华在《沈昆铜瑞芝亭近艺序》写沈士柱、舒宏绪与自己三个人在瑞芝亭读书，取是亭以名其社。或缘于形式，如随社，艾南英的《随社序》：“麻城王屺生自黄州入南昌，上广信至临川，梓其征途所录名曰《随社》。……若夫社之为名，起于乡闾党族、春秋祈报之说，而士因之以缔文。至于相距数千里而名之为社，则古未前闻也。”艾氏指出：王屺生从湖北至江西，将沿途所得文章结集名为随社，集中文章成于不同地方，相距可达数千里之遥，却仍为同一社集。随社之随，既有沿途随意掇拾之意，也包含着社集形式自由随意的含意。
（三）结社目的
明人结社，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文会友，在谈艺论道中提高诗文的创作技巧，从中取得进步与乐趣。贺贻孙的《藜社制艺序》一文描述了文人创作时的状态及与友人讨论的情景：“夫文亦有砥砺焉，当其收视反听，专志凝神，经营惨淡，四顾踌躇，恍然躍然，深自许也。业自许矣，忽跂而望，曰吾友其许我乎？业许我矣，能无今是而古非，共是而独非乎？业无之而不许我矣，则是我友果不我欺也。我果无负于我友也，犹且展转低徊，或歌或笑，或嘿或语，或千里而命驾，或睹面而犯颜，或送一难而终日动色，或争一鲜而终身衡决。谓夫琴瑟之专一，不若丝竹之殊调也；有心者之同，不如无心者之不同也。其不同者乃所以为同也，岂区区呼号侪类以为同也欤哉？”从中可以想象朋友之间切磋文章时相互质难、期许、争辩的兴致和趣味，在各执己见的背后，是相互之间的信任与深厚的友情。
（四）社的分类
明代社事最为繁兴，文人结社的形式多种多样，根据组织的特点来划分，主要有如下两种：
其一，成员、地点、社约相对固定的，如武林读书社、中州雪园六子社。侯方域的《雪园六子社序》曰：“吾向者雪园之君子，有若吴子伯裔、伯胤、徐子作霖、刘子伯愚，尝与吾二三子为之；其从而为之羽翼者，莫不以文采自著，而以躬行相砥，甚盛事也。无何，雪园有寇难，四子者死，余与贾子开宗散而之四方，徐子作肃与其侄世琛，采橡栗，挥锄田野，雪园之社虚无人焉。”按文中所述，在遭遇寇难之前，雪园六子社的人员基本确定，结社目的鲜明，切磋文章，砥砺躬行，社事活动在同一个地方定期举行，内容也有所规定。这样的社相对稳定，有凝聚力。
其二，时间短暂、成员不定、组织较为松散的，这一类的社往往是士子们在金陵、京师两地应试时所结，如崇祯元年，艾南英在金陵与刘斯陛、甘元鼎、王徽、沈寿民、沈士柱、周铨等人所结的偶社，“皆邂逅倾盖，定交杵臼之间”。再如艾南英在《国门广因社序》中记述：“戊辰春，会稽徐介眉、蕲州顾重光、宜兴吴圣邻纠合四方之士聚辇下者订定因社，是年社中得曹允大为礼部第一人。庚午、辛未之试，旧社皆集，乃复寻盟而增之为广因社，于是中礼部试者复六人。而予罢归，过济上，则圣邻行馆寓焉。”这样的社有临时起兴、随聚随散的特点。
（五）八股文制度与文社的勃兴
自明太祖朱元璋规定以制义取士后，科举制度日益完善，士人间的接触、交往越发频繁，谈论八股技艺渐渐成为士人社事的重要话题。据陆世仪的《复社纪略》记载：“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义始重。士既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师取友，互相砥砺，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可见文社的兴盛受到了科举制度的刺激与影响。
万历末年以后，各地以揣摩经义、应付科考为目的的文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罗万藻在《鉴湖社序》说：“国朝以经义取士二百余年，太平之治，皆由此出。而士以草莽之器，一旦谟议庙廊、垂勋竹帛者，当其俯首制艺时，才猷德器，所磨炼以入用之途，惟此为最细。故八股之制，代相崇重，而海内名社，各从其方以起。二十年间，亦文字号称极盛之日矣。”指出有明一代，八股文的创作受到推崇与重视，至明末更甚，海内名社各推一方之制艺。几社诸子以经世之学、诗文创作为重，其社事的兴起也有着科举的目的。《社事始末》载：杜麟征对夏允彝说：“我两人老困公车，不得一二时髦新采共为薰陶，恐举业无动人处。”杜、夏二人为了提高八股技艺，希望吸纳出色的人才来一起开展课艺活动，遂敦请文会。
八股取士的科考制度对文社的发展影响极大。有关八股技法的讨论成为文社的重要话题，社员平时的读书、练习也多数为了科考而准备。文社将成员的社艺结集成册，刊刻于世。社稿的流传，有助于扩大文社的名气与影响，吸引更多有才学的士人加入。《复社纪略》卷一载：以吴应箕、徐鸣时为首的匡社文章行世已久，“至是共推金沙（指周钟）主盟，介生乃益扩而广之：上江之徽、宁、池、太及淮阳、庐、凤与越之宁、绍、金、衢诸名士，咸以文邮致焉。因名其社为应社，与莱阳宋氏、侯城方氏、楚黄梅氏遥相应和。于是应社之名，闻于天下。”八股社艺的结集发行，有助于社的张大声气。
一方面，有名的选家挑选某场某房士子的应试文字刊刻成集，这些房稿的发行对于提高个人声誉及文社的名声极有用处；另一方面，选家本人或其弟子、同社社员等在科考中胜出，也有助于其制义文字及选本的流传。《复社纪事》载：“四年辛未，伟业举礼部第一，先生（指张溥）选庶吉士，天下争传其文。”庚午、辛未，张溥、吴伟业师徒连捷成进士，还有多个复社人士中榜，复社声气更广，人人争相入社。而张溥所选的制义选本《表经》脍炙人口，盛传天下。文社领袖对于弟子、社员的极力推荐，使他们的名声扩大、文章流传，有利于应试时引起考官注意，中试机会更大。《复社纪略》卷二记载张溥奖掖后进不遗余力，每岁、科两试，均通过各种方式推荐社中士子中试。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抢着加入复社，成员队伍更加壮大，遍布大江南北的浙、苏、皖、豫、闽、鄂、陕、鲁、黔、晋、粤等十余个省份。
影响事物形成与发展的因素总是多方面的。复社的兴起与晚明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有着密切关系。明朝复杂的政治局面、吴中人士与中央政治的关系、江南经济的发展与市镇的繁荣、科举制度以八股文写作的要求、明代文坛几次掀起的复古思潮、文人结社的传统与结群论文的风气、吴中独特的文化与风俗、当地群众运动的勃兴等种种因素，都与复社的建立、发展是离不开的。当然，还离不开人的因素，具有各种才干的士人的共同努力，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文人社团组织得以形成与迅速发展。
第二节 张溥的个人才能及对复社兴起的作用
复社的兴起与发展有赖于领袖的作用，张溥在士人当中有强大的号召力与组织能力，能够团结优秀的士人在他的周围。而张溥可以成为复社的领袖，与他拥有强劲的个人魅力与出色的领导才能分不开。
其一，张溥有着超乎常人的刻苦自励的精神。《复社纪略》卷一载其少时遭家奴欺侮，洒血书壁，立志光耀门户，遂发愤读书。《明史·张溥传》记载：“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七录斋的得名由此而来。张采的《庶常天如张公行状》亦记溥母织麻佐其读书，日夜取成书断章手录，篇篇投火，盛赞“其勤学殆天性”，笑谓：“世间节录本侈行，公如存者，充栋矣。”《庶常天如张公行状》中，张采还颇有兴致地追忆起两则趣事：张溥解棕设饧，误渍墨，口辅尽黑而不自知；读书至灯尽，窗外亮，疑天明，原来雪深一尺而不觉。由此可见张溥读书之刻苦与专注。小时候因庶出而遭受欺侮的经历，磨砺了张溥的心志。他耐清苦，有毅力，勤奋上进，不着眼于虚名荣利。出众的人品、渊博的学识与敏捷的文才，使张溥在交游当中容易获得对方的认可与赞赏。
其二，张溥心平而性厚，孝悌忠信，以诚待人，虚己择友。张采的《天如稿序》曰：“天如少孤，事母尽色养。与诸兄弟处，小大有伦，美恶有方。即今一日中，不在膝下，则坐斗室。其于迩声色、殖货利，不啻不好，且又恶焉。七录斋中，几案尘积，绝无耳目玩，或童子跛倚酣睡，未尝顾问。及骤闻孝悌忠信之言，五伦攸系之事，辄正襟谛听，流连不能已。闻之其数岁时候已如此，此无他，专内者遗外，志大者略小，其天质然也。天如素爱君烈文才。及君烈夫妇相继殁，遗腹孤不及匝岁，寒月单覆。往之交君烈者，散莫恤。天如携归，抚育过所生，复择子幼女字。嗟夫！贵贱之际，人辄忘交，况乎其生死？且死者未尝有知己之言者乎？以人之子为我子，而家之中无不以为我子焉。难矣！”张溥在沈承死后，抚其遗腹孤为子，并择张采女儿来订婚约。可见，张溥的确是一个重人伦、交有信、急于义的人。至于张采所言张溥不好声色货利，与现存明代的野史笔记记载稍有出入，或出于避讳，或时人好奇，如张溥与徐佛、杨爱的逸事。实情如何并不重要，名士配名妓，既为当时的时尚潮流，亦因这两种类型的人物相互吸引，相互欣赏，甚至相互影响对方的人格与观念。
张溥为人谦厚，文集中多有推举别人的话语，如赞扬周钟的选政之功及主持社事的劳苦功绩，《三科文治序》曰：“观乎斯际，介生之功大矣。壬戌以前，天下不知有文字也；壬戌以后，言文字者无人而不能也。”《房稿文始经序》又曰：“夫介生之功在天下，深矣！”张溥与周钟交契极深，纵算相隔遥远，两人心灵相通，进退与共，张溥《房稿表经序》中言：“去介生居五百里，动静语言，若与之应。”张溥对于门下弟子的揄扬也是不遗余力，张采《天如合稿序》曰：“若夫修明教术，推前引后，凡在门下，咸同忧喜；即小善微长，欣赏累日，以故从游遍天下。又心性然也。”张溥待人之真诚与宽厚是出于天性所然，这一点张采屡屡叙及，如《天如合稿序》：“惟觉天如心平且性厚。”随着张溥交游圈的扩大，他在士人中的名声越发响亮。
其三，张溥重名节，有气概，才华横溢。天启三年，张溥、张采造访周钟，三人“相得甚欢，辩难亘昼夜，订盟而别。溥归，尽弃所学，更尚经史，试乃冠军”。张溥以出色的制义文章得到士人的钦佩。天启七年十一月，思宗即位，除阉党，张溥作《五人墓碑记》，表彰五人当日为周顺昌被逮挺身而出，怒击缇骑，后来慷慨就死的正义之举。“此文风神摇曳，直逼史公，早为艺林所赏；而其发扬正义，彰阐幽潜，激劝之功，尤不可没也。”这篇文章广为传诵，大大提高了张溥的声名。《复社纪略》卷一载：“时魏珰败，鹿城顾秉谦为邑人所逐，避处娄中，溥、采率诸生驱之，檄文脍炙人口。”张溥、张采这一举动，得到了众多士人的敬仰与尊重，张溥的檄文也为人称道，传遍天下。
张溥具有出众的才华与学识。试看陈贞慧《山阳录》之《又二子篇·张太史溥》：
天如好读书奥丽，喜宾客，
卷十行俱下，削稿无元不窥。所雠有《十三经注疏》《通鉴纪事本末》《历代名臣奏议》《汉魏百名家》凡数百卷。其文丰蔚典赡，兼家丞、庶子之长。崇祯丁丑，余与仲驭（周镳）、朗三（梅朗中）诗酒楼上，见其宾客辐辏，幨帷如云，口授吟谣，手校坟典，筝歌赏笑，五官并应，绝叹为二刘更生。未几而玉殒兰摧，同辈伤焉。然至甲申三月三，光雾涨，九庙烟飞，风流都尽矣。天如之死，未为不幸也！况思曼才情，茂先书乘，炳烺当世者乎？
陈贞慧回忆了当年目睹张溥与宾客相与谈艺的情景，将之与刘向相提并论，叹赏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再如张采的《天如合稿序》曰：“天如材质通敏，凡古今载纪，无不泛滥辞章，考厥故实。所为文既师表一时，复刻志经济，近仿眉山著史论，几几伯仲。要此非其所止。余尝谓昌黎韩子，振起衰敝，然道不甚行。门人张籍之徒，犹未尽帖服，贻书规讽。殁四百年，得欧阳子，而后推尊于人人。吾党相期，虽不以韩欧为归，第以文词论，则韩欧之后，能不以继绪之事、任诸天如乎？”赞扬张溥的文词继韩欧之后得文道大统，所著史论堪比苏洵。
张溥才思敏捷，读书写作时，侍史有六七个之多也忙个不停。张采《西铭近集序》记道：“张子日高起，夜分后息，起即坐书舍，拥卷丹黄，呼侍史缮录，口占手注，旁侍史六七辈，不暇给。”友人问序，张溥往往一挥而就，文辞俱美，“至撰文赋诗，楮不加点，笔无停毫，江洪萧文琰共叩铜钵，响绝即就，语语六通三明，登峰造极”。张采的《庶常天如张公行状》记曰：“书生故人子，挟册问，无用剥啄，辄通坐，坐恒满。四方尺牍，又咄咄应。而张子俯仰浩浩，所著述可一间屋，岂中材之子、能万一几及乎？”张溥杰出的才华以及对朋友的赤诚热心，有求必应，使他博得众人的爱戴。
其四，张溥有兼容并包的胸襟与调和各方的才干。计东《上太仓吴祭酒书一》中回忆孙淳、吴、吕云孚等人始创复社，颇为杨廷枢所不快，后尹山大会，应社并入复社，全靠张溥调和两人间的矛盾。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三载：“赖天如先生调剂其间，而两社始合为一。”计东亦曰：“当日纷纷社集文字者，若《南彦》《天下善》《人文聚》诸书，与复社之《国表》一集三集四集，颇相龃龉。独西铭先生一人大公无我，汲引后起，且推鱼山先生主持复社之意，故能合应、复两社之人为前矛后劲之势。”
崇祯元年，张溥选贡入京，与诸士为成均大会，宇内名卿硕儒皆愿折节订交，名满京都。张溥先后与张采、周钟、杨廷枢、徐汧、宋存楠、杜麟征、夏允彝、王崇简、米寿都、陈肇曾、罗万藻、艾南英、章世纯、朱健、朱徽等人结燕台社。燕台诸子结社出于共同的政治倾向，他们目睹阉党对东林党人的压迫，心忧时局的败坏与世风的颓敝。蒋逸雪指出：“则燕台社组织之动机，已是对于污浊政治之反抗；此后牵涉政治问题，无宁谓为当然。”盟友中，有来自娄东、金沙、吴门、松江、都门、闽中、江右等地的士人，他们与张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日后，这些人多成为各地文社的魁首，率领成员并入复社。此年，张溥亦与严渡定交，严渡为武林读书社的魁首。“时西泠严氏与金沙、娄东、吴门及江右之艾氏，皆鼎立不相下。迨戊辰西铭先生至京师，始与严子岸定交最欢，子岸归，始大合两浙同社于吴门。”
张溥善于以兄弟之情义来感动人心，如《周仲驭稿序》中描述了周镳、周铨与周钟之间的兄弟情谊，“予与维斗兹者之来，介生执袂而语曰：‘子之行，毋忘仲驭。’及入燕，而简臣之牍至，所以郑重仲驭者，未有殊焉。予于是益感兄弟之称，若此者可谓不虚也”。再如《陈威如稿序》指出“取友贵正”，纵算相隔千里，亦相互信任，视为兄弟；同时，张溥盛称复社中的“人伦之乐”，“予尝欲纪吾党人伦之乐，若简臣（周铨）、介生（周钟）之于我容（周镕）、我成（周锡成），彦林（钱栴）之于仲芳（钱棻），实君（荆廷实）之于君佩（荆廷璧），文初（姚宗典）之于瑞初（姚宗昌），豫瞻（侯峒曾）之于雍瞻（侯岐曾），勒卣（周立勋）之于扆臣（周序勋），咸以一母之出，修君子之行，和气兆祥，孝德日起。此盖古人所叹以为难，而吾党交友之盛，瞻察于百里之间，有其数姓，推于天下，盖可知已”。张溥对朋友兄弟情谊的重视，有利于提高社群的凝聚力。
张溥善于发现各地文社的特点，大举赞扬，而且注意将不同地方的文社相提并论，找出它们的共通与相同之处，不因地缘、规模、实绩等因素而厚此薄彼，从而调和社事之间的一些论争，加强社与社之间的认同感与向心力。如《江北应社序》中同举商丘与莱阳两地，称许商丘“能合三社为一家者”，指出：“弇州、济南，南北地旷，自今称之，尝如伯仲。况在接壤，何所不齐？”又如《宋宗玉稿序》中并举莱阳与豫章，“是以称豫章者，必言昌阳；称昌阳者，必言豫章，贵其同也”。《诗经应社序》中，将虞山、豫章与齐鲁三地之诗学并称，统合于应社中，“是故诵诗之流，盈于邦国，非四子（指杨彝、顾梦麟、陈际泰、章世纯）则无所宗据。而豫章与虞山，遂有兄弟之称，一家之谊。迨澄岚（宋继澄）以齐鲁之古学，共立纲纪。而应社之诗，作者益备，书人书地，观风俗而知得失。盖于诸家为独全矣”。而张溥代宋继澄作的《诗经应社再序》亦言：“子生于齐鲁，又受诗于家之师，申辕之责，予其可辞乎？此应社之立，所以与子常、麟士共之也。夫一经之学，人各为家，而其事弥困，则莫若折衷于一，以定其所向。故必同盟之人，无不与闻乎？故而后其说可行。不得其人，则无取乎多之也；既得其人，则无取乎靳之也。虽然吾党于今之人既无所靳矣。而复正之以社格，严之以选例，简其人矣，而又取其文之数而简之。”表达了抛开各家学说的差异、共成大事的心意。
张溥善于挖掘人的优点，珍视人才，如对江右诸子的重视与揄扬。统合于复社的众多文社，以江西文社的情况最为复杂。江西社事十分兴盛，名家辈出，据《复社纪略》卷一载：“吴门文文起（文震孟）、姚孟长（姚希孟）汇邱（邱毛伯）、陈（陈际泰）行卷，暨艾千子南英、罗文止万藻诸稿为一帙，谓之江右奇文，由是天下皆推豫章。”又载：“其时月旦谓之陈、艾、章、罗，海内业制举家争延致之。以故千子与莱阳宋九青玫、大力与景陵谭服膺元礼同砚席，天下羡之如神仙。”江西文社以豫章四子才名最盛，其中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都加入复社；艾南英与复社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始则友好，后因为观念、利益等多种因素，形成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艾南英是当时有名的制艺选手，所选的房稿、社艺等八股选本非常畅销，时常被各地书商延请选文。燕台社中，艾南英与张溥、张采、周钟、陈子龙等人共游。不久之后，艾南英却与众人闹翻，从此营垒分明，相互论争，成为文学史上一件著名的公案。崇祯元年，张采出任临川县知县，张溥写信给陈际泰，向他推荐张采。陈际泰在《复张天如书》中说：“受先之品，弟已从文字中见之。”张采到临川任知县，在张溥的授意下，有意结交豫章三子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与众人相交甚欢，对艾南英却有所排挤。计东的《上太仓吴祭酒书一》曰：“受先宰临川，首结陈大士以稍杀艾氏之怒，故得化异同以成声气。”张采的结交，加上张溥对豫章三子的重视、褒扬，加紧了复社与江西文社的联络与结合。
第三节 统合于复社的各地文社
复社是明季众多文社的结合。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孙淳”条记载：“于时（指崇祯之初）云间有‘几社’，浙西有‘闻社’，江北有‘南社’，江西有‘则社’，又有历亭‘席社’，崑阳‘云簪社’，而吴门别有‘羽朋社’‘匡社’，武林有‘读书社’，山左有‘大社’，佥会于吴，统合于‘复社’。”同卷“吴”条又称：“举凡‘应社’‘匡社’‘几社’‘闻社’‘南社’‘则社’‘席社’，尽合于复社。”而陆世仪的《复社纪略》卷一所载的文社有出入：“是时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几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各分坛坫，天如乃合诸社为一，而为之立规条，定课程。”两种说法，相同的只有三个：应社、几社、匡社。朱的记载另有闻社、南社、则社、席社、云簪社、羽朋社、武林读书林、山左大社等八个，陆的记载另有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等五个。二者说法不同的原因：一是并入复社的文社很多；二是各地文社并入的时间有差异；三是朱、陆二人闻见不同。
综合各家说法和现有资料，复社统合的各地文社有十几个之多。以长江为界，复社的分社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的地域；分布在长江以北的分社较少。
一、长江以南的分社
复社以应社为社团的核心与基础，从应社拓展为广应社，从而发展壮大。其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分社主要有几社、云簪社、羽朋社、匡社、读书社、闻社、庄社、超社、质社、则社等。
（一）应社与广应社
天启四年（1624，甲子）冬，应社首倡于常熟，据《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一“杨彝”条［附录］：张受先云：“甲子冬，与天如同过唐市，问子常庐，麟士馆焉。遂定‘应社’约。叙年子常居长。”张采的《杨子常四书稿序》详细记载此事：“迨癸亥，始通姓氏。甲子冬，始与张子天如同过唐市，问子常庐。请见。唐市者，虞山北野镇，去娄可七十里，子常所居地也。子常方与麟士同业，宾主叙述如平生，因遂定应社约，约之词曰：‘毋或不孝悌，犯乃黜；穷且守，守道古处；在官有名节；毋或坠，坠共谏，不听乃黜；洁清以将，日慎一日。’叙年，子常长，登坛申约。诸兄弟曰诺。时子常儿静，仅四岁，嬉嬉几席间。余有初生女，诸兄弟遂赞成婚姻。”据此序，可知张采、张溥访杨彝、顾麟士，定下社约，采与彝二人还结成儿女亲家。计东在《上太仓吴祭酒书一》中亦云：“若子常、麟士两公经营社事最深。”又云：“又应社之本于拂水山房，浙中读书社之本于小筑，各二十余年矣。”对于计东这一说法，朱倓推测杨、顾二人同居常熟唐市，盖亦曾入拂水文社；何宗美认为计说是针对应社亦起于常熟而言，成员之间并无联系。笔者认为计东所指当为钱谦益、瞿式耜读书拂水山房一事，杨顾二人与钱瞿二人联系甚密。
万历三十三年（1605，乙巳），钱谦益二十四岁，与弟子瞿式耜一起读书拂水山庄。“瞿式耜从先生读书拂水山庄”。钱、瞿二人虽无结社之名，却有结社之实。钱、瞿二人读书之事，源于瞿纯仁、瞿汝说等人所结的拂水山房社。钱谦益《瞿元初墓志铭》：“虞山之西麓，有精舍数楹，直拂水岩之下，予友瞿元初君之别墅也。君讳纯仁，字曰元初。祖曰南庄翁，布衣节侠，奇君之才，以为能大其门，买田筑室，庀薪水膏火，以资士之与君游处者。君所居北山，面湖有竹树水石之胜。而其所取友曰瞿汝说星卿、邵濂茂齐、顾云鸿朗仲，皆一时能士秀民，相与摆落俗虑，读书咏歌其中。晴烟晦雨，春腴夏阴，互见于研席之上，悉收览之，以放于文辞。故拂水之文社，遂秀出于吴下。……唐以诗取士，如干者虽不第，其诗已盛传于后世。而君等之擅场者，独以时文耳。呜呼！今之时文，有不与肉骨同腐朽者乎？……”再看瞿式耜为其父瞿汝说作行状云：“当是时（指万历十二年，甲申，1584），吴下相沿为沓拖腐烂之文。府君与执友邵君濂、顾君云鸿、瞿君纯仁结社拂水，创为一家言，以清言名理相矜尚。”由此可见，瞿纯仁、瞿汝说等人所结的拂水山房社以创作时文为主，与当时吴下糜烂的八股文风不同，自成风格，而且社中人超脱俗世之事，以善清言、谈名理为乐，俨然有魏晋名士之风。钱谦益弱冠时，即与瞿纯仁、邵濂等人相游处，《瞿元初墓志铭》《邵茂斋墓志铭》中都有记载。钱谦益与瞿式耜二人读书于拂水山房的时候，尚未获功名，日常活动应以课艺为主。第二年，即万历丙午（1606），钱谦益二十五岁，举于乡。
后来近二十年间，钱谦益在仕途上时起时伏，避居拂水山庄读书的时间较多，时常与程嘉燧、瞿式耜等人相唱和。拂水山庄即拂水山房，在苏州府常熟县。县志云：“拂水山庄在拂水岩下，初瞿纯仁筑以为读书会文之所。后钱氏（谦益）得之，建耦耕堂。既而斥山麓为墓，改建明发堂，有朝阳榭，秋水阁，花信楼，留仙馆，玉蕊轩。今其地称花园浜，犹存石桥废址。”钱谦益《初学集》卷四十五有《耦耕堂记》《朝阳榭记》《秋水阁记》《明发堂记》《花信楼记》《留仙馆记》《玉蕊轩记》等文记载修建经过。作于崇祯三年的《耦耕堂记》记录了耦耕堂命名及修建的缘由，记曰：
予之得交于孟阳也，实以长蘅。长蘅与予偕上公车，尝叹息谓予：“吾两人才力识趣不同，其好友朋与嗜读书则一也。他日世事粗了，筑室山中，衣食并给，文史互贮，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阳辈流，仿佛渊明《南村》之诗，相与咏歌《皇虞》，读书终老，是不可以乐而忘死乎？”予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予愿为都养，给扫除之役，请以斯言为息壤矣。”荏苒二十余年，长安邸舍酒阑灯灺之语，犹历历在耳，而长蘅已不可作矣。人生岁月，真不可把玩。山林朋友之乐，造物不轻予人，殆有甚于荣名利禄也。予之得从孟阳于此堂也，可不谓厚幸哉！
文中，钱谦益追忆二十年前与李流芳同试举人、酒后灯下谈心之语，交代了耦耕堂之来由；记述程嘉燧游于钱氏拂水山庄的经过：万历丁巳之夏，游旬月而去，程嘉燧与钱谦益相互讲论诗法；天启中，钱氏南还，程嘉燧移家相就，长居此地，两人日夕酬唱，相互影响，共同推举宋诗。
杨彝、顾梦麟二人同在常熟，与钱多有往来。张溥曾聆听钱谦益说诗，他在《皇明诗经文征序》中记曰：“海虞学士家世传诗，海内以诗显者皆不免诋诃，独于杨、顾则心安之，谓其无弊。余时左右窃听，间有发明。”指出钱谦益论诗推服杨彝、顾梦麟二人，钱氏所论对张溥影响较多。钱谦益在《顾麟士诗集序》中盛赞顾梦麟之诗为“儒者之诗”，“麟士于有宋诸儒之学，沉研钻极，已深知六经之指归，而毛、郑之诗，专门名家，故其所得者为尤粹。其为诗搜罗杼轴，耽思旁讯，选义考辞，各有来自。虽其托寄多端，激昂俯仰，而被服雍雅，终不诡于经术。目之曰儒者之诗，殆无愧焉”。由此可见，杨、顾二人与钱谦益的诗学主张较为接近，都对宋儒之学浸淫极深，他们之间的往来应当较为频密。
杨、顾二人在应社与广应社中专门负责《诗经》的注解与选文，张溥的《诗经应社序》曰：“若此诗义之行，则子常、麟士为之端也。”肯定了杨、顾主《诗》的发起之功。又曰：“余虽旷于《诗》，窃闻子常、麟士与大士、大力之言矣。……是故诵《诗》之流，盈于邦国，非四子则无所宗据。而豫章与虞山，遂有兄弟之称、一家之谊。迨澄岚以齐鲁之古学，共立纲纪。而应社之诗，作者益备，书人书地，观风俗而知得失，盖于诸家为独全矣。然则有志于考正者，夫亦明立社之始终，以求读经之大要。”张溥主张兼容并包，将杨彝、顾梦麟、陈际泰、章世纯这四子以及宋澄岚的诗学主张统合于应社中。在《诗经应社再序》中，张溥再次指出杨、顾二人襄成应社的开创之功。由此可知，应社《诗经》学的重要来源之一是虞山杨子常与娄东顾麟士，二人的诗学思想与钱谦益有密切联系。因此，计东探讨应社的源头时，一直追溯到钱、瞿读书于拂水山房的事实。
应社的文事活动以尊经复古为宗旨，主要由杨彝、顾梦麟、杨廷枢、吴昌时、钱栴、周钟、周铨、张采、王启荣、张溥、朱隗等十一人负责五经文字之选，试图扭转当时时文写作中浮薄无据的陋习。张溥的《五经征文序》载：“应社之始立也，所以志于尊经复古者，盖其志也。是以五经之选，义各有托。子常、麟士主《诗》，维斗、来之、彦林主《书》，简臣、介生主《春秋》，受先、惠常主《礼》，溥与云子则主《易》，振振然白其意于天下，夫天下亦已知之矣。”后来应社声誉日隆，吴昌时、钱栴谋推大之，讫于四海，在原来应社的基础上，合并了南社、匡社的部分成员，遂有广应社。“大江以南主应社者，张受先、西铭、介生、维斗；大江以北主应社者，万道吉、刘伯宗、沈眉生。”
朱倓根据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陆世仪《复社纪略》和计东《上太仓吴祭酒书》来综合考证，得出广应社成员中有姓名者二十八人，包括下江地区的十七人，为张溥、张采、顾梦麟、夏允彝、陈子龙、杨廷枢、王启荣、徐鸣时、朱隗、徐汧、杨彝、吴有涯、吴昌时、周铨、周钟、周镳、荆艮等；上江地区的五人，为吴应箕、刘城、万应隆、沈寿民、沈士柱等；他省的六人，钱栴、孙淳、罗万藻、黎元宽、蒋德璟、陈元纶等。其他无姓名者十九人，总共四十七人。皆见于下面所列《统合于复社的各地分社一览表》。笔者根据张溥的《诗经应社序》《江北应社序》《应社十三子序》等文，除朱倓所举二十八个有姓名的应社成员之外，江以南尚有章世纯、陈际泰、杨廷麟等三人；江以北尚有宋澄岚、刘伯愚、吴伯裔、吴伯胤、徐作霖等五人。另有仲木、燕胤二人。以仲木为字的复社成员，有北直隶顺天府梁以枬、长洲县李楷、登州府莱阳县姜植，入广应社的当是李楷；以燕胤为字的，据吴铭道的《复社姓氏补录》为长洲县顾启宗，顾另有一字为公远。
关于应社的领袖，操文衡者为周钟，负责社局与社事者则为张溥与张采。二张与杨、顾共定应社社约，张溥又为周钟定应社社目凡例，孙淳则专为应社五经征文之人，专门奔走于各社间。据《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云：“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自朱元璋时确立下来的科考制度，影响了整个明代的学风与士风。明中叶以后，出现了专门为科考服务的文社，而不同的文社标举的八股文风各异。黄宗羲的《顾麟士先生墓志铭》一文中列举了数百年以来，除《诗经大全》《四书大全》以外，有“蔡虚斋之蒙引，陈紫峰之浅说，林次崖之存疑”几种书，而顾梦麟的《说约》“融会诸书，削其繁芜，抉其隐伏”。“当是时，海内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于时艺。张天如以注疏，杨维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欧曾，仅风尚一时。惟先生之传久而不衰。”黄宗羲指出明末数家有影响的八股学说，特别推崇顾梦麟根柢经史的学说与雅驯的文风。
应社的成立集合了当时大部分选文名家，达成共识：为学与选文以经史为根柢，尊经复古，崇尚大雅。张溥在《五经征文序》中叙述了应社向四方征文的经过：
于是孟朴慨然兴曰：“文教之不通，则朋友之疏，为之累也。”今欲聚诸国之远，开文谕志，正其法式，讫于成事，“伐木”“酾酒”，不敢忘也。然而犹有虑焉。《征文》之言，其及贵广，而经义常不能应，则为之者少也。一经之文，有所偏请而不获，协之五经，效益阔如，则致之者无其道也。夫亦度道理，勤介绍，明其所望之有加，而示以竟业之不远，庶乎有遂也。是故四海之内，凡为文字之国者，斯人之迹，皆可得而至焉。况乎邦之哲人，列版可数者乎？五经之书，其流万家。有志者以己意衡之，别其长短，科其烦汇，则众儒之称，并于一业。
孙淳四处奔走，联络各方，负责征文之事，杨彝、顾梦麟、杨廷枢、周钟、张溥等选家则负责选文，使应社的文选得以顺利进行，刊布天下。应社的学风、文风、组织与运作，日后都被复社一一承袭。陈际泰在《复社叙》中指出：“复社者云何？就举向之应社而复之也。应社极一时之选，取同声相应之义。”
应社的成立有两大目的：一方面，通过选文来显其志；另一方面，成员之间通过相互砥砺以明其道。应社重人伦，举孝道，振臣纲，号召“为子者必孝，为臣者必忠”。这种主张在当时世风颓弊、士气软靡的明季，有振聋发聩之功。应社诸子试图以正统的儒家伦理观念来纠正人心、挽救国运，毋论效果如何，这种做法是值得肯定的。面对清人入侵的时候，绝大多数的应社成员能够不畏死亡，奋起抗争，直至肝脑涂地。可见，应社诸子当初提出的忠孝思想是成熟的，理性的，支配着他们的价值取向与人生定位。这一主张后来成为复社的核心思想。
应社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最初维系成员之间的关系纽带主要是血缘与师门。张溥的《应社十三子序》中指出：“十三子之中，有一家之兄弟焉，有世兄弟焉，此以亲相先者也；有同一师者焉，有师弟子同为友者焉，此以义相先者也。以亲则情不可以概，以义则合不可以苟。此十三子之所繇名也。虽然论亲与义，而人与文或未至焉，其交犹可议也。论亲与义，而人文之道皆具乎中，则诸子之为友也。”应社诸子的交游或因为血缘关系，或因为同出师门，生活背景接近，志趣思想一致，而自觉地形成一个群体。
由应社发展为广应社，逐渐打破了血缘、地域、身份的纽带，以志同道合的友道来团结一起，社员朋友之间如同兄弟宗亲般友爱。对于五伦之中的友道，应社诸子十分重视，他们将朋友之谊与兄弟之情相提并论，如张溥在《广应社再序》中曰：
夫朋友之义与宗族之情，其本粲殊，比而同说，则安称焉。然而有其一者，所谓亲亲之道，彼此之通也。且以十五国之人，各方峻阻，一旦而道姓氏，称兄弟，虽人事之应求，原其声气，不可谓非天也。天之所与，德者，上也；才者，次也；再况其下，则无之矣。是以社名之立，义本周官。而今之文士，取以为号。择而后交，在久不渝，四海之大，有同井之风焉。斯又王道之所存也。夫观其繇来，朋友之戚，系于人伦，而士与士言士，归之本业。出入进退不能离，穷愁祸患不能舍。若是而比于宗族，非过也。一不之慎而先摇其本，如明允先生所云斯人者出于其间，其为朋友之戾，不已重哉！是故介生发扬其大，而予复兢兢焉。盖即来之、彦林推广之意而加详之，所以明有亲也。
应社诸子相交以心，情同兄弟，所以，对各人的父母、兄弟、子女、朋友，也真心相待。如张溥的《刘伯宗稿序》曰：“夫伯宗于予为兄，伯宗之子于予为兄之子。应社之兄弟无取乎誉之，于其兄弟之子尤无取乎有所为而誉之，而终不能以默而已。盖抑其所乐而使之不言，犹之强其所不乐而使之言，所谓系乎性情者然也。”再如《徐伯母六十序》中，张溥代表应社诸子为徐鸣时母亲祝寿，云：“故应社之立也，兄弟之情，父母之戚，求所谓彼与此者无之，所尊者事焉。尊者有善则闻焉。子不敢过誉其亲，以蹈于非诚。为友者不敢匿于其素，因所誉而誉之，以献其亲，而多其谄言，则夸文不设，而叙德惟本。凡应社之事父母而善兄弟者，其义如是也。”应社重友道的传统也为复社所承接。应社、复社成员的文集中出现大量的寿序、稿序，多是出于交谊之厚，友情之深，并非敷衍无情之文。
应社的核心人物后来成为复社的领袖与骨干，而应社的思想、主张、组织、运作等一一被复社承继下来，应社自然而然地成为复社的主干部分。
（二）几社
《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卷二十四《杂志下》记载了几社的兴起、分化与蜕变：
崇祯己巳，夏允彝等六人倡为文会，欲绍东林之绪，名曰几社，与娄东复社同时并起。六人者，杜麟征、周立勋、徐孚远、彭宾、陈子龙及允彝也。逮后人才辈出，自初集至七集，扩至百余人。辛巳、壬午间，王光承复为求社，骎骎与几社并立。于是李时楫等分几社为景风，周茂源等分景风为雅似堂，而彭宾又举赠言社，何德著举昭能社，盛翼进举于野腴楼，王光承复有东华之举，杜登春、夏存古举西南得朋之会，为几社后臣。甲申、乙酉，社中旧人或殉难，或栖隐，社事中息。至国朝顺治庚寅间，陆庆曾号召旧人与吴门诸子为同声之局，张渊懿等搜罗得朋子弟以为原社，彭师度、许缵曾又为须友堂之会，陶等又别为恒社。寻有丁酉社事之禁，辛丑奏销案，社人几尽。康熙壬子，张渊懿等会于春藻堂，皆原社中人也。春藻堂之外，又有姜遴、陶尔穟等为大雅堂之会。自是以后，无讲社事者。
几社源自昙花五子社。据杜登春的《社事始末》载，松江文会始于昙花五子，五子者为张鼐（字侗初）、李凌云（字素我）、莫天洪（字涵甫）、杜登春的祖父，以及杜登春的伯祖杜林。后来，五子的子侄及弟子等十多人有小昙花之约，杜麟征与朱灏、陈子龙之父陈所闻等人皆游于其中。“戊辰（崇祯元年，1628）会试，惟受先、勿斋两先生得隽，先君子仅中副车，与诸下第南还，相订分任社事，昌明泾阳之学，振起东林之绪，以上副崇祯帝崇文重道、去邪崇正之至意。于是，天如、介生有复社《国表》之刻。复者，兴复绝学之意也。先君子与彝仲有《几社六子会义》之刻。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两社对峙，皆起于己巳之岁。余以是年生。生之时作汤饼，两郡毕贺，社事之有大会，自贺余生始也。”杜登春之父杜麟征与张溥、张采、周钟、王崇简、杨廷枢、徐汧、宋存楠、夏允彝等人于崇祯元年在北京同结燕台社，下第南还后与夏允彝谋立几社；杜登春本人后来入赘张溥之幼弟张王治为婿，故对社事的起始经过、发展变化甚为知悉，其记载多从其父之立场来观社局。
崇祯二年（己巳，1629），几社初刻六子会义，尘封坊间，未能盛行。六子乃杜麟征、夏允彝、周立勋、徐孚远、彭宾、陈子龙六人。几社初兴，以读书讲义为社事重心，定期聚会，姚希孟的《壬申文选序》言几社诸子“心古人之心，学古人之学，纠集同好，约法三章。月有社，社有课，仿梁园、邺下之集，按兰亭、金谷之规。进而受简，则勇竞倍于师中；聚而献规，又讥弹严于柱后”。几社诸子将平日课艺结集刊刻，“是年（崇祯五年，壬申）有《几社会义初集》《几社壬申文选》《几社六子诗》诸刻。按几社由六人渐扩至百人，初专治举业，辛壬以后始兼为诗古文辞。见于《壬申文选》者十一人，夏彝仲允彝、陈卧子子龙、李舒章雯、彭燕又宾、朱宗远灏、顾伟南开雍、周勒卣立勋、王默公元玄、宋尚木存楠、宋子建存标及先生（徐孚远）也”。
张溥有《云间几社诗文选序》一文，亦记载了几社诸子专事诗古文辞的缘由、经过。文曰：
今天子诏下礼官，孳孳以进文学、选德能为务，甚盛事也。诏书到郡县，吏史左右顾，升堂受命，书其邑之人上应明诏，率逡巡不敢发。深山白发之老闻诏书，欢动颜色，或有欷吁泣下，恨生非其时者。其它高才子弟年未任衣冠，即提笔走谒官府，愿颂太平，通齿籍，终身为闻人。然度其时势，不满三岁，天下之人不出，独云间诸子异甚，凡诏书之言，皆其所素为。
辛未之秋，联事乡党，治古文辞者九人。壬申冬，成二十卷，悉所期约，其未期约而自撰述者不在其中。读之体不一名，折衷者广。大都赋本相如，骚原屈子，乐府古歌繇汉魏，五七律断繇三唐，赞序班、范，诔铭张、蔡，论学韩愈，记仿宗元，至时事著策、经义敷说，别为一书。自夫四海之大，百岁之久，不能有也！诸子生不出里闬，年未及强仕，为时几何，其言满堂，不綦盛欤！
庚午之役，余偕勒卣、闇公、卧子、燕又东归，论著作抵夜分，卧子奋曰：“诚如子言，即不得官可不恨。”大声慷慨，舟人变色。辛未，彝仲、燕又、卧子罢春官归，谓予曰：“今年不成数卷书，不复与子闻。”今其言皆验。予独俛仰客中，无所发舒，又不能劝说同里，蚤夜树立，彬彬有声辞命间，一旦诵诏书，盥沐不给，寝兴太息，甚愧诸子暇豫矣！
或谓诸子文辞太盛，无束帛丘园之义，疑与儒者不合。然则六经非圣人作乎？委巷之言，君子所鄙；言文行远，四国赖之。且其人孝于而亲，忠于而君，即不闻犹传，又有文焉，其事全矣！今人闻谈性命，不察其生平，称为儒家者流；方言里谚，视若《太玄》，谓圣人在是。讽《雅》《颂》之音，览竹素之字，则等于邹衍“九州”，滥耳不信。此固明诏所不许，亦诸子当日所窃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