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一曼的大姐夫郑佑之是宜宾县柳家乡高小的校长(共产党员，烈士)。他很关心一曼的成长，常指导她读书，还给她订了许多宣传新思想的报刊。她一接触这些报刊，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从这些进步报刊中，她接触到了许多新思想，认识了许多新事物，这为她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但阅读进步报刊的事情，很快就被她的哥哥知道了，他认为这是大逆不道，于是便把一曼所有的进步书刊都付之一炬。然而，火虽烧掉了那些传播新思想的书刊，却烧不掉她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为了能继续读到这些书刊，她采用了更加隐蔽的方式，她把书刊的投寄地址改在亲友家，每次要看书刊时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取，然后找一处安静的地方，认真地阅读。

疼爱小女儿的母亲决定用做女红的办法来收拢一曼的心，于是便让她绣花，一曼爽快地答应了。然而，9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一曼却没有绣出一朵花来。原来，她是用绣花做掩护，争取读书的机会。

1923年冬，一曼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4年7月，一曼的二姐李坤杰也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白杨嘴村正式成立团支部，一曼任支部书记。她按团组织的指示，在家乡组织成立妇女解放同盟会，并指出，“这个会是一个普通的社团，不管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都可以参加，入会后再慢慢进行教育，然后发展那些年轻有觉悟的入团……。”

在封建思想占着统治地位的乡村，要组织妇女成立社团真不容易！一曼等人经过多方宣传，广泛联系，终于在1925年10月，在曾家湾石板寺召开了评议会，通过了宣言、简章，选出了正、副会长。一曼名义上是文书，实际上负责全盘工作。评议会之后，她带领姐妹们加大宣传力度，以至于后来在白花场禹王宫召开成立大会时，与会的妇女竟多达30余名。一曼在会上讲话，公开号召：“姐妹们起来！反对“三从四德”！反对多妻制！反对童养媳制！……”会后，会员们围着一曼说：“李幺姐呀，你的话都说到我们心坎上啦！”

妇女解放同盟会深受广大妇女的拥护，会员很快发展到180多人。它的活动触犯了封建秩序，因此地主阶级坚决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他们处处破坏妇女同盟会的活动，还恶意捏造有关妇女同盟会的谣言，并到处散播。对于这一切，妇女解放同盟会毫不畏惧，向他们发起了猛烈的攻势。会员到街上四处张贴宣言、标语和漫画。这些漫画刺痛了地主劣绅们，他们气急败坏地命令团丁到处抓人。待他们大梦初醒，悟出了是“她们”画的时，却苦于没有证据，只落了个“哑巴吃黄连”的下场。正当赵一曼为被压迫的妇女求解放而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的时候，她自己也在经受着封建家庭的种种压迫。她的兄嫂知道一曼参加了革命活动后，为了免除祸根，便决定把她嫁出去。一曼知道后，就直截了当地对哥嫂说：“把陪嫁费给我，让我进学校读书吧。”但哥哥不肯，族长也反对说：“女子出外读书是败坏门风。”赵一曼受了这次打击之后，就病倒了。姐夫郑伯之鼓励她脱离家庭，要她写出“宣言”登报。1914年8月16日，《妇女周报》第49期上登载了一曼写的《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的我》一文。这篇文章，一曼是用“一超”的笔名发表的。在文章中，她叙述：“我自幼生长在这黑暗的家庭中，十数载以来，再没有见过丝毫的亮光”，以此表达她要坚决冲破封建牢笼，和“阎王似的家长——哥哥”断绝关系的决心。此外，她还要求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声讨封建势力。这是一篇声讨封建势力的檄文。

文章发表以后，一曼陆续收到各地青年寄来的声援信，有的希望她脱离家庭，到上海去读书；有的表示愿意在经济上支援她；四川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和党员则鼓励她，要她一面努力自修，一面做改造社会的工作。一曼从这些信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1926年初，一曼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来到了宜宾县城，进入宜宾女子中学就读。

入学不久，学校成立共青团支部，一曼被选为支部委员。当时县委指示她们要动员女同学参加社会活动，于是青年团员们就带头唱歌、演戏，组织时事讨论会。一股新鲜的风在校园内吹起来了。

有一次，在宿舍里，一曼向同学们发问：“你们的婚姻是由父母包办，还是由你们自己选择呢？”同学们被她问得满脸通红，低头不语。过了好久，同学邓可非羞怯地回答：“现在正是读书的时代，我们还没有想这些问题。”一曼却直言不讳地说：“这没啥不好意思的。我们妇女的命运，应该由我们自己掌握，绝不能任别人摆布。”她一面说，一面从书包里取出《妇女周报》分发给大家，希望同学们从中了解妇女追求解放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