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欧陆惊变

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路德教徒还是天主教徒，是皇帝的拥护者还是德意志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

——古斯塔夫1619年对德意志新教阵营的批评

三十年战争涉及的人物较多、关系复杂，在正文开始前，笔者先将若干主要人物在此列举，为读者查阅提供方便。

斐迪南二世：神圣罗马皇帝、奥地利大公、波希米亚国王（哈布斯堡皇朝）

约翰·乔治：萨克森选侯

乔治·威廉：勃兰登堡边区伯爵兼选侯、普鲁士公爵

腓特烈五世：莱茵帕拉丁伯爵兼选侯、波希米亚对立国王

马西米连：巴伐利亚公爵，天主教联盟盟主，后升为选侯

克里斯蒂安四世：丹麦国王、荷尔斯坦因公爵

约翰·采克拉斯：蒂利伯爵，天主教同盟军和帝国军统帅

阿尔布莱希特·冯·瓦伦斯坦：弗里德兰公爵，帝国军统帅

拜特伦·加博尔：特兰西瓦尼亚亲王

路易十三：法国国王

黎塞留：法国首相

第一节 炙热的土地

1618年在东西方的历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年，崛起于白山黑水的努尔哈赤发布了“七大恨”，起兵反明；而欧洲则爆发了它在历史上的第一场全面混战——三十年战争。这两场战争都足以决定之后数百年的历史走向。接下来我们要讲述的，就是古斯塔夫在后一场战争中的故事。然而，当他正式参战时，三十年战争已经进行了10年以上，我们不能只讲他参战后的那些事，从而割裂这段历史本身的连贯性和完整性。

三十年战争，狭义上是指那场发生在1618—1648年，以神圣罗马帝国为主战场的战争。如果把视角放宽，我们会发现，它的时间和地域范围都要大得多。尼德兰独立战争、法国与哈布斯堡的矛盾、瑞丹战争、瑞波战争、英法矛盾、英国王权与议会的矛盾、法国宗教战争、意大利局势、匈牙利局势、奥斯曼与欧洲的关系，虽然不能说它们都属于三十年战争，但不可否认，这一切不仅与三十年战争密切相关，甚至在三十年战争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有一段与三十年战争相关的故事，其中的关系实在是盘根错节。古斯塔夫所说的“欧洲所有的战争合为一体”就是这个意思。

帝国行政区（约1512年），图中的多数地名将在后文频繁出现

众所周知，在16世纪，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引领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宗教改革运动；我们也知道，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诸侯林立，一盘散沙。当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时，帝国的政治局面就更加复杂了。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确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调节了帝国境内新教与天主教的关系。然而，一些不和谐的火花仍然噼啪作响。科隆战争、斯特拉斯堡主教战争、多瑙沃特事件、于利希继承危机，这些冲突接二连三地刺激着人们的敏感神经，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摩洛哥危机和巴尔干战争。1608年，新教势力成立了同盟，次年天主教联盟亦宣告成立，与新教分庭抗礼。矛盾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一场燃烧了30年的大火，留下了一堆堆断壁颓垣。

三十年战争全过程简图

1618年5月23日发生在波希米亚（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掷出窗外事件”点燃了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正如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引爆了“一战”。波希米亚是神圣罗马帝国体系之内的一个王国。哈布斯堡皇朝的马提亚斯既是帝国的皇帝，也是波希米亚的国王，但他日渐衰老，又膝下无子，所以继承人的问题被摆上了台面。1617年，斐迪南二世被定为波希米亚国王。但此人是个铁杆的天主教徒，早就在自己的奥地利领地内不遗余力地反击宗教改革。在当时，一个天主教的君主能和谐地统治一个新教国家吗？从他上位的那一刻起，悲剧就注定了。1618年5月，斐迪南的两名宠臣以及一名秘书被图尔恩伯爵等激进派领袖抛出窗外。事发后，斐迪南作为强硬派的总代表，毫不留情地向皇帝指出：“自波希米亚引入异端以来，我们看到的只有暴动、反抗和叛乱。天主教和君主已经表现了宽容与温和，而这些宗派（指新教）却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暴力、越来越无礼。” 

波希米亚议会向新教阵营求助。信奉路德宗的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说，他虽同情波希米亚的事业，但叛乱是件严重的事。有人问他该怎么做，他回答说：“去帮忙灭火。”信奉加尔文宗的莱茵帕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对波希米亚持鼓励态度，但暂未光明正大地出手。

很快，由布古瓦和丹皮尔指挥的帝国军已经出发，8月抵达波希米亚边境。11月，在洛姆尼采战役中，图尔恩打败了布古瓦；不久，被围两个月的天主教城市比尔森向新教阵营的名将曼斯费尔德伯爵投降。1619年3月，马提亚斯驾崩。6月上旬，图尔恩打到了维也纳城下，斐迪南就在城内。但斐迪南即便面临威胁，也始终坚持立场。不久，丹皮尔前来救驾，而波希米亚军由于粮草和弹药缺乏，最终撤退了。大约同时，曼斯费尔德在萨布拉特战役中被布古瓦击败。

第二节 精巧的迷宫

虽然形势有所逆转，但叛乱仍处于扩大状态。7月底，波希米亚及其属地（西里西亚、卢萨蒂亚、摩拉维亚）签订了邦联条约，不久又与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签订了联盟条约。8月，邦联宣布废黜斐迪南国王。波希米亚决定将王位授予腓特烈五世。腓特烈虽然早就开始向叛军提供经济和武器支援，但王位一事非同小可，他也犹豫了许久。他才23岁，毕竟年轻，又没有军事经验；虽然他有一块领地（上帕拉丁）与波希米亚接壤，但他很少来到这里。有人评论道：“此人从未目睹过战场，连死人都没见过……更加了解园艺而非战斗。”

据说，古斯塔夫第一封有据可查的信件就是写给他的。当时是1602年，年少的古斯塔夫礼节性地问候了一下腓特烈。两人的关系还不止于此。腓特烈的妻子伊丽莎白曾经是古斯塔夫的求婚对象之一，英王詹姆斯一世几乎也同意了这桩政治联姻。但由于詹姆斯的妻弟丹麦国王从中作梗，伊丽莎白没能嫁给古斯塔夫。有趣的是，1632年，她和腓特烈给新生的小儿子取名为“古斯塔夫·阿道夫”，这是一种表达钦佩之情的方式。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腓特烈其实也有个优点——人脉广泛。他的岳父是詹姆斯一世，他的舅舅是奥兰治亲王莫里斯，妹夫是乔治·威廉，姑母是卡尔九世的第一任妻子。捷克人认为这张复杂的关系网意味着足够多的潜在盟友，连他自己也有点飘飘然了。他的妻子和安哈尔特亲王都怂恿他接受王位，但他的母亲、萨克森选侯、巴伐利亚公爵、詹姆斯一世都劝他不要接受这个自讨苦吃的差事。在相互矛盾的建议中，腓特烈做出了一个年少轻狂的选择——接受波希米亚王位。他的母亲悲伤地说：“他正在把帕拉丁搬到波希米亚。”

莱茵帕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

欧洲对此议论纷纷。教皇不无讽刺地说道：“他让自己陷入了一个精巧的迷宫中。”科隆大主教忧心忡忡地写道：“如果波希米亚人真的打算撇开斐迪南并选立一位敌对国王，那就准备打一场20年、30年或40年的战争吧。因为西班牙人和奥地利皇室宁可调动他们在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也不愿放弃波希米亚。”巴伐利亚公爵马西米连（天主教联盟的盟主）愤愤不平地表示：“波希米亚乱局显然是为了消灭天主教信仰。”约翰·乔治警告腓特烈：“不要指望能战胜哈布斯堡。”即便是在波希米亚，也并非所有的新教徒都支持造反。当地一位新教徒曾写道：“我们违背了誓言，把代表国王前来的贵人抛出窗外，没有让他们祈祷，更别说让他们自我辩护了。皇帝马提亚斯和国王斐迪南仍然赐予我们和平、宽容、权利、特权和法律解决的途径，我们甚至不愿意听从他们……无论输赢，我们的命运都将是沉重的。如果我们赢了，曾经帮助腓特烈的人将会饥渴地寻求土地和金钱，与我们争利；如果我们失败了，就要承受皇帝的怒火。我们还有什么好期待的？”

皇帝斐迪南二世

维也纳之围解除后，斐迪南立刻赶往法兰克福参加神圣罗马皇帝的选举，顺利登上了大位。斐迪南又前往巴伐利亚，与马西米连签订了《慕尼黑条约》，获得了天主教联盟的支持。而新教一方呢？6月，新教同盟会议决定召集军队，但仅限于自卫。在11月的另一次会议上，支持腓特烈接受王位的人寥寥无几。詹姆斯一世对女婿的冒险活动也没有太多兴趣，更愿意充当调停者。约翰·乔治虽信奉新教，但对腓特烈称王颇有微词，因为得到了波希米亚就等于多了一个选侯资格。一人持有两票，未免太便宜腓特烈了。

这里，我们需要简单说明一下选侯制度。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德意志的部族公国。1356年，皇帝查理四世的《金玺诏书》将选侯制度固定下来，规定了神圣罗马帝国有七大选侯：美因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是三位教会选侯，波希米亚（捷克）国王、莱茵帕拉丁伯爵、萨克森–维滕贝格公爵、勃兰登堡边区伯爵是四位世俗选侯。他们拥有选举“罗马人民的国王”（皇帝加冕前的过渡头衔）的资格，在帝国政治中享有极大的话语权。七大选侯还持有古老的荣誉职位，分别是德意志大司寇、意大利大司寇、阿尔勒（勃艮第）大司寇、大司酒、大司徒、大司仪、大司库。

腓特烈接受波希米亚时，形势恰好有所好转，这也许更让腓特烈相信自己是神的宠儿。11月，信奉加尔文派的特兰西瓦尼亚亲王拜特伦·加博尔率军扫过匈牙利，与图尔恩联手，再次围攻维也纳。12月，奥斯曼土耳其也提供了军事援助。

第二次维也纳之围时，西班牙大使奥尼亚特伯爵也在此处，并向国内发了急件。其实，“掷出窗外事件”后不久，西班牙就开始向皇帝提供资金，但西班牙也有自己的苦衷：如果不援助的话，新教就有望控制神圣罗马帝国，削弱哈布斯堡的势力，并在地缘上威胁西班牙在意大利和尼德兰的利益；如果援助的话，又可能陷入一场与西荷战争同样旷日持久的冲突。但是，维也纳第二次被围攻的消息传来后，西班牙开始考虑进攻莱茵帕拉丁（也就是腓特烈的老家），这有助于解除维也纳的燃眉之急，并防止前去打击波希米亚的帝国军遭到帕拉丁的背后袭击。最后，西班牙决定派遣由斯皮诺拉率领的2万士兵，自尼德兰南下帕拉丁。这是三十年战争从地区战争转变为全欧战争的一个关键步骤。

有趣的是，由于信息传播的滞后，当这个决定做出时，维也纳之围已解。11月底，拜特伦·加博尔得知波兰进军匈牙利，切断了他与特兰西瓦尼亚的联系，不得不及早撤军，随后图尔恩也回到波希米亚。加博尔的远征如同无源之水，因为他缺乏供养军队的经济基础。大约同时，波兰与土耳其之间爆发冲突，导致后者也难以插手多瑙河以北的事务。

12月5日，斐迪南在一封写给萨克森选侯的信中描述了奥地利遭遇的战争创伤：

“最近几周，拜特伦·加博尔和图尔恩伯爵率骑步兵开往首都维也纳……犯下了世所罕见的弥天大恶与反基督的暴行。数日前敌军已撤退，但此前匈牙利人已经毁坏、劫掠、焚烧了驻扎之处的一切，据说把人们抢得精光，杀死他们，把一大批人掳为俘虏，为了寻找钱财而让他们承受闻所未闻的折磨，抓走了无数12至16岁的小伙子，折磨孕妇和其他女性，一路上死尸遍地……通过这种手段，依靠这种盟友，图尔恩认为他能够拯救新教的自由。”

在斐迪南看来，拜特伦简直就是个野蛮人。不过拜特伦自己认为：“高贵的匈牙利——我乐于为之牺牲的祖国遭到了冠冕堂皇的国王和主教的百般凌辱，这就是一切原因之所在。”不管拜特伦的目的如何，他的活动在欧洲始终只有局部影响力。

第三节 白山枪炮震天响

1620年1月29日，斐迪南颁布公告，宣布腓特烈的当选非法无效。在公告中，斐迪南花了大量篇幅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并谴责波希米亚的叛乱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公告也在刻意激发全体诸侯的危机感：“朕对来自所有诸侯的全力拥护和支援满怀信心，因为他们也都受到了这种可恶案例的威胁，由臣民发起的同样的背叛也可能发生在他们身上。”斐迪南确实抓住了诸侯想维护自身统治的心理。

斐迪南巧舌如簧。对法国国王，他说战争是宗教性而非世俗性的，因为此时的法国也受到了新教徒（雨格诺派）的困扰；对萨克森选侯，他说战争是世俗性而非宗教性的，因为他考虑到后者担心新教徒会遭到反攻倒算。西班牙、教廷、热那亚、托斯卡纳都提供了不同形式的援助。3月，在米尔豪森会议上，萨克森的利益得到了保证，约翰·乔治就这样加入了皇帝一方。

天主教阵营需要留意的是英格兰与荷兰。这两国确实对腓特烈提供过支持，但它们国内尚有问题需要应对，过多地卷入一场远方的战争是不明智的。一位荷兰使者曾对德意志新教代表说：“相信我，波希米亚战争将决定我们所有人的命运，但主要是你们的命运，因为你们是捷克人的邻居。我们暂且寻找各种途径帮助你们，不过我们已经遇到了很多困难。”英国国王对女婿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不冷不热的态度。9月25日，腓特烈的妻子伊丽莎白·斯图亚特对父王的态度非常不满，只好写信给弟弟查理（就是未来在英国革命中被处决的国王查理）诉苦：“我亲爱的弟弟，相信你已听说斯皮诺拉在下帕拉丁夺取了一些城镇。我写这封信打扰你，真诚地请求你说动陛下来支持我们。实话对你讲，他的不支持导致了同盟的诸侯同样不支持，后者的军队无所作为。父王曾说过不会让帕拉丁被夺走，而现在就是前所未有的危急时刻。”

1620年，从奥地利到卢萨蒂亚，从莱茵帕拉丁到波希米亚，局势对于新教而言都不容乐观。不争气的腓特烈眼睁睁地看着狂风暴雨而手足无措。布拉格人哼起小曲，嘲讽腓特烈饮酒作乐和调戏妇女的能力高于领兵打仗。腓特烈还实行了一些不得人心的措施：他的亲加尔文派政策伤害了其他新教徒的感情；重用他所信任的安哈尔特亲王和霍恩洛厄伯爵，引起了图尔恩和曼斯费尔德的腹诽；曼斯费尔德的雇佣军劫掠成性，引发了农民的反抗。还有一则轶事说：有一次腓特烈叫波希米亚贵族召开晨会，结果贵族认为睡不成懒觉触犯了他们的特权！

马西米连挥师波希米亚，并与布古瓦会师，攻城略地。11月5日，位于拉科尼茨的帝国军开始拔营，下午一两点时被波希米亚军察觉。腓特烈召集了主要指挥官，并问安哈尔特亲王兼上帕拉丁总督克里斯蒂安如何应对。后者建议向布拉格进发，因为无论对于哪一方而言，这都是最重要的军事目标。此时图尔恩伯爵插话了，他打赌说敌人无意进入戒备十足的布拉格，而是会先打下周边村落，再逼迫布拉格投降。然而，夜幕降临后，波军已经摸清了敌人的意图。他们决定让图尔恩父子趁夜赶往布拉格，而腓特烈亦将于次晨率军前去。尽管路途长而艰辛，波军仍先于敌人半日到达离布拉格2里格的一座村庄，此时是11月7日。正午时分，腓特烈到达此处。

安哈尔特亲王下令安顿军队，腓特烈决定进入布拉格城中。腓特烈一离开，敌人就出现了。帝国军正迅速扑往布拉格，但惊讶地发现波军已抢先一步出发。亲王立刻派500名火枪兵保持一条道路的通畅。晚上8点，全军开始夜行，凌晨1点到达了布拉格城前的白山。白山并不巍峨，也不崎岖。山顶有一块缓缓倾斜的平坦地带，波军正是在此安营扎寨，等待破晓。

11月8日，星期天，晨雾弥漫。雾散后，波军把右侧“星辰宫”与左侧斜坡间的地带选为战场，占据了高地。霍恩洛厄伯爵下令部队列好阵型。安哈尔特亲王相信敌人只能从前方发起进攻。他也征求了图尔恩的意见，因为后者对此地非常熟悉。图尔恩也认为这是最佳防御地点，并把他儿子的部队从布拉格召来战场。

帝国军一直在尾随波军，约9时，其前锋也到达白山。由于波军驻扎在最合理和最舒适的地带，在四周建立了壕沟，而且布拉格可以随时为其补充人马，帝国军正在努力思索应对之策。一开始，他们曾计划把布古瓦的军队布置在朝向布拉格的一侧，以便引蛇出洞,但当时的意见分歧非常大。这时，一个名叫拉莫特的胸甲骑兵指挥官到来了，他已探明了波军的防御工事，发现并不是特别坚固（另据安哈尔特亲王的回忆，当时波军的铲子不够用）。一获悉这一重要情报，帝国指挥官们一致同意立刻进攻。这天早晨，帝国军的祈祷文中有“恺撒的归恺撒”一语，而“恺撒”在德语中正是皇帝之意，他们认为这是神的暗示。天主教联盟的旗帜上绘有圣母像，马西米连遂以“圣母玛利亚”为口号。

关于双方的兵力，《欧洲舞台》提供了两个版本的数据。第一个版本是：“康斯坦丁努斯·佩雷格里努斯报告称，帝国军队不超过1.2万，因为约6000步兵和2000骑兵不在场，一些参与了玛拉达斯和瓦伦斯坦的战役，一些外出寻找补给；在波希米亚营中，不计入匈牙利人，也只有不超过2万人作战。”第二个版本是：“很多人写道，在交战之前，波希米亚军有约3万人；帝国军，包括巴伐利亚人和波希米亚当地人在内，超过5万人。”安哈尔特亲王回忆称：“我们的骑兵和步兵不超过1.5万有效兵力，约5000人留在布拉格（多数违反了命令）。很多人于夏季和秋季在奥地利染病。其他人被遣走，或者在行军途中掉队。”

在帝国一方，巴伐利亚军位于左翼，由约翰·采克拉斯指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蒂利伯爵；奥地利军位于右翼，由布古瓦指挥。蒂利把军队分成三大列，每列基本相同，都是骑兵、火枪兵和长矛兵的组合：每个长矛方阵的四个角都搭配着火枪兵，步兵方阵之间插入了骑兵方阵。波希米亚军队的布置与此类似。

12点至1点间，战斗爆发了。

敌人的前锋迅速突进，安哈尔特亲王能够看见一大股骑兵和两营步兵（奥地利军和巴伐利亚军各有一营）直奔而来。他们来得太快，队形似乎变得散乱起来，而波军正秩序井然地坚守阵地。虽然波军的人数不及敌军，但后者暂未发觉这一点。同时，波军的火炮正在侧击敌军。亲王当时颇有信心地认为自己将会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