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者,不期而会也。

——《论语·义疏》

1

生命是一场大的遇合。

一个歌手,在洲渚的丰草间遇见关关和鸣的雎鸠——于是有了诗。

黄帝遇见磁石,蒙恬初识兽毛,立刻有了对物的惊叹和对物的深情。

牛郎遇见织女,留下的是一场恻恻然的爱情,以及年年夏夜,在星空里再版又再版的永不褪色的神话。

夫子遇见泰山,李白遇见黄河,陈子昂遇见幽州台,米开朗琪罗在混沌未凿的大理石中预先遇见了少年大维,生命的情境从此就不一样了。

我渴望生命里的种种遇合。某本书里有一句话,等我去读、去拍案。田间的野老,等我去了解、去惊识。山风与发,冷泉与舌,流云与眼,松涛与耳,他们等着,在神秘的时间的两端等着,等着相遇的一刹——一旦相遇,就不一样了,永远不一样了。

我因而渴望遇合,不管是怎样的情节,我一直在等待着种种发生。

人生的栈道上,我是个赶路人,却总是忍不住贪看山色。生命里既然有这么多值得驻足的事,相形之下,会不会误了宿头,也就不是那样重要的事了。

2

匆匆告别主人,我们搭夜间飞机前往弗吉尼亚,残雪未消,我手中犹自抱着主人坚持要我们带上飞机的一袋苹果和一个蛋糕。

那年冬天,华盛顿大雪,据说五十年来最盛的一次。我们赶去上一个电视节目,人累得像泥,却分明知道心里有组钢架,横横直直地把自己硬撑起来。

我快步走着,忽然,听到有人在背后喊了一声音调奇怪的中国话。

“你好吗?”

我跟丈夫匆匆回头,只见三个东方面孔的年轻男孩微笑地望着我们。

“你好,你们从哪里来的?”

“我们不会说中文。”脸色特别红润的那一个用英文回答。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也改用英文问他。

“我只会说那一句,别人教我的。”

“你们是ABC(华裔美国人)?”

“不是。”

“日本人?”

“不是,你再猜。”

夜间的机场人少,显得特别空阔宽大,风雪是关在外面了,我望着三张无邪的脸,只觉一阵暖意。

“泰国人?”

“不是。”

“菲律宾人?”

“不是。”

愈猜不到,他们孩子式的脸就愈得意。离飞机起飞时间已经不多,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站在那里傻傻地跟他们玩猜谜游戏。

“你怎么老猜不到,”他们也被我一阵乱猜弄急了,忍不住大声提醒我,“我们是你们最好最好的朋友啊!”

“韩国人!”我跟丈夫同时叫了起来。

“对啦!对啦!”他们三个也同时叫了起来。

时间真的不多了,可是,为什么我们仍站在那里,彼此用破碎的英文继续说着……

“你们是入了美国籍吗?你们要在这里住下去吗?”

“不要,不要。”我们说。

“观光?”

“不观光,我们要去弗吉尼亚上电视,告诉他们台湾是个好地方。”

“有一天,我们也要去台湾看看。”

“你们叫什么名字?”

他们把歪歪倒倒的中文名字写在装苹果的纸袋上,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兄弟,大家都姓李。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们。播音器一阵催促,我们握了手没命地往出口奔去。

那么陌生,那么行色匆匆,那么词不达意,却又能那么掏心掏肺,剖肝沥胆。

不是一对中国夫妇在和三个韩国男孩说话,而是万千东方苦难的灵魂与灵魂相遇。使我们相通相接的不是我们说出来的那一番话,而是我们没有说出来的那一番话,是三十年的大功,是民族史上血枯泪尽说不完的委屈——所有的受苦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兄弟,因为他们曾同哺于咸苦酸痛的祖国乳汁。

我已经忘了他们的名字,想必他们也忘了我们的,但我会一直记得那高大空旷的夜间机场里,那一小堆东方人在一个小角落里不期然的相遇。

3

菲律宾机场意外地热,虽然,据说七月并不是他们最热的月份。房顶又低得像要压到人的头上来,海关的手续毫无头绪,已经一个钟头过去了。

小女儿吵着要喝水,我心里焦烦得要命,明明没几个旅客,怎么就是搞不完。我牵着她四处走动,走到一个关卡,我不知道能不能贸然过去,只呆呆地站着。

忽然,有一个皮肤黝黑、身穿镂花白衬衫的男人,提着个007的皮包穿过关卡,颈上一串茉莉花环。看他的样子不像是中国人。

茉莉花是菲律宾的国花,串成臂粗的花环白盈盈的一大嘟噜,让人分不出来是由于花太白,白出香味来了,还是香太浓,浓得凝结成白色了。

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如何总霸道地觉得茉莉花是中国的,生长在一切前庭后院,插在母亲鬓边,别在外婆衣襟上,唱在儿歌里: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我搀着小女儿的手,痴望着那花串,一时也忘了溜出来是干什么的。机场不见了,人不见了,天地间只剩那一大串花,清凉的茉莉花。

“好漂亮的花!”

我不自觉地脱口而出。用的是中文,反正四面都是菲律宾人,没有人会听懂我在喃喃些什么。

但是,那戴花环的男人忽然停住脚,回头看我,他显然是听懂了。他走到我面前,放下皮包,取下花环,说:

“送给你吧!”

我愕然,他说中国话,他竟是中国人,我正惊诧不知所措的时候,花环已经套到我的颈上来了。

我还没来得及道一声谢,正惊疑间,那人已经走远了。小女儿兴奋地乱叫:

“妈妈,那个人怎么那么好,他怎么会送你花呀?”

更兴奋的当然是我,由于被一堆光璨晶射的白花围住,我忽然自觉尊贵起来,自觉华美起来。

我飞快地跑回同伴那里去,手续仍然没办好,我急着要告诉别人,越急越说不清楚,大家都半信半疑以为我开玩笑。

“妈妈,那个人怎么那么好,他怎么会送你花呀?”小女儿仍然誓不甘休地问。

我不知道,只知道颈间胸前确实有一片高密度的花丛,那人究竟是感动于乍听到的久违的乡音?还是简单地想“宝剑赠英雄”,把花环送给赏花人?还是在我们母女携手处看到某种曾经熟悉的眼神?我不知道,他已经匆匆走远了,我甚至不记得他的面目,只记得他温和的笑容,以及非常白非常白的衬衫。

今年夏天,当我在南部小城母亲的花圃里摘弄成把的茉莉,我会想起去年夏天我曾偶遇到一个人,一串花,以及魂梦里那圈不凋的芳香。

4

那种树我不知道是黄槐还是铁刀木。

铁刀木的黄花平常老是簇成一团,密不通风,有点滞人,但那种树开的花却疏疏有致,成串地垂挂下来,是阳光中薄金的风铃。

那棵树被圈在青苔的石墙里,石墙在青岛西路上。这件事我已经注意很久了。

我真的不能相信在车尘弥天的青岛西路上会有一棵那么古典的树,可是,它又分明在那里,它不合逻辑,但你无奈,因为它是事实。

终于有一年,七月,我决定要犯一点小小的错,我要走进那个不常设防的柴门,我要走到树下去看那交柯错叶美得逼人的花。一点没有困难,只几步之间,我已来到树下。

不可置信地,不过几步之隔,市声已不能扰我,脚下的草地有如魔毯,一旦踏上,只觉身子腾空而起,霎时间已到群山清风间。

这一树黄花在这里究竟有多少夏天了?

冥顽如我,直到此刻直翘翘地站在树下仰天,才觉万道花光如当头棒喝,夹脑而下,直打得满心满腔一片空茫。花的美,可以美到令人恢复无知,恢复无识,美到令人一无依恃,而光裸如赤子。我敬畏地望着那花,哈,好个对手,总算让我遇上了,我服了。

那一树黄花,在那里究竟有多少夏天了?

我把脸贴近树干,忽然,我惊得几乎跳起来,我看到蝉壳了!土色的背上有一道裂痕,眼睛部分凸出来,那样宗教意味的蝉的遗蜕。

蝉壳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但它是我三十年前孩提时候最爱捡拾的宝物,乍然相逢,几乎觉得是神明意外的恩宠。他轻轻一拨,像拨动一座走得太快的钟,时间于是又回到混沌的子时,三十年的人世沧桑忽然消失,我再度恢复为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女孩,沿着清晨的露水,一路去剥下昨夜众蝉新蜕的薄壳。

蝉壳很快就盈握了,我把它放在地下,再去更高的枝头剥取。

小小的蝉壳里,怎么会容得下那长夏不歇的鸣声呢?那鸣声是渴望?是欲求?是无奈的独白?

是我看蝉壳,看得风多露重,岁月忽已晚呢,还是蝉壳看我,看得花落人亡,地老天荒呢?

我继续剥更高的蝉壳,准备带给孩子当不花钱的玩具。地上已经积了一堆,我用耳朵贴近它背上的裂痕,一一于未成音处听其长鸣。

而不知什么时候,有人红着眼睛从甬道走过。奇怪,这是一个什么地方?青苔厚石墙,黄花串珠的树,树下来来往往悲泣的眼睛。

我探头往高窗望去,香烟缭绕而出,一对素烛在正午看来特别黯淡的室内跃起火头。我忽然惊悟,有人死了!然后,似乎忽然间我想起,这里大概就是台大医院的太平间了。

流泪的人进进出出,我呆立在一堆蝉壳旁,一阵当头笼罩的黄花下。忽然觉得分不清这三件事物:死,蝉壳以及正午阳光下亮得人眼眩的半透明的黄花。真的分不清,蝉是花?花是死?死是蝉?我痴立着,不知自己遇见了什么。

我后来仍然日日经过青岛西路,石墙仍在,我每注视那棵树,总是疑真疑幻。我曾有所遇吗?我一无所遇吗?当树开花时,花在吗?当树不开花时,花不在吗?当蝉鸣时,鸣在吗?当鸣声消歇,鸣不在吗?我用手指摸索着那粗糙的石墙,一面问着自己,一面并不要求回答。

然后,我越过它走远了。

然后,我知道那种树的名字了,叫阿勃拉,是从梵文译过来的,英文是golden shower,怎么翻译呢?翻译成金雨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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