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人儿
一八四×年，我住在俄国北方一个省里。所谓住在，正如当时不言而喻的，就是做官。我那时做的事，可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躺在上司的天国里饱享清福，同省长夫人翩翩起舞，和宪兵校官大谈俄国伟大；当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认为未来属于本地诸位上司时，我们一起热泪盈眶。而最重要的是，人家当着我的面把本地各位上司称为普加乔夫[1]的密使，我大发雷霆。总之，光阴并未很好利用。
那个时候，省城附近的殷勤县县城，最是兴盛繁华（也许如今也是兴盛繁华）。我时常到那里去，首先这是因为闲暇颇多，其次，因为我的朋友，华丽雅士上尉在那里当知事，而他家又有一位女管家安努什卡。这安努什卡是个非常可爱的女子，说实话，每当我在华丽雅士家喝茶或喝咖啡的时候，想到给我斟饮料的是个好心肠的姑娘，而不是什么压花饼干那样的女人，心里总是十分惬意。然而，也不过仅此而已。虽然有人告密出卖我，说什么我去殷勤县是“贪图酒色”，但由于我为官方正，这是难以使人相信的，省长大人就亲自在告密信上批示：“本人不信，前去可也。”
正如每个家长都有信得过的孩子那样，做父母的提起他们总是说：这孩子不会给我丢脸！同样，每个省长也有自己心爱的城市，大人阁下称它是自己的“近卫军”，他那颗心对它是不会有任何不安的。无论在省长办公厅，还是省公署，有时候整整几个月也听不见讲这些城市。那里警察局长都不喝酒；市长在早晨起床之后喝上两杯，午饭三杯，晚饭三杯，——自己就说：够了！至于市杜马主席，他们心里想的也只是如何弄到新的消防水龙，或者办一家社会银行。而平民百姓则勤劳刻苦，对上司和蔼温顺，乐意上捐纳税。
殷勤县城就是这样一个使上司心欢的城市。我记得，当我讲起这座城市的时候，省长甚至得意得搓起手来。“殷勤县我很放心！殷勤县居民不会给我丢脸的！”大人阁下高声赞扬，而省公署全体官员也跟着说道：“是啊，殷勤县我们很放心！殷勤县居民不会给我们丢脸的！”因此，彼得堡刚刚来了公文，要大家募捐给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2]建立纪念碑，或者设立马尔达里·奥特恰亚内少将奖学金，首先想到的就是：赶快通知殷勤县居民！果然，上司还没有来得及回头看看，警察局长笑眸罗夫已经送来了五十戈比，而市长华丽雅士也送来了七十五戈比。而疯狂县城市长苦恼地呈报说，经他百般邀请，为此事募得的捐款总共一个戈比……同时还请予指示，这一个戈比如何处置，因为邮局汇款只收整数！
殷勤县城是个不大的城市，但相当整洁，只有深秋时节才会泥泞难行，而且也不是每条街都如此。那里有一家社会银行，装备精良的消防队，殷勤河畔的林荫路，一座不大的石砌旅馆，一座教堂，两条碎石马路，——总之，凡是可以使最难侍候的上司开心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但城里最主要的明星，却是市杜马主席。这个精明能干的人物，在三年一任的主席任上，一连做了整整五任。这期间他经常大摆筵席，宴请省上各位权贵，而对地方官绅，也略施小恩小惠。凭着这种对内政策，他本人在当地稳如磐石，同时也把殷勤县城各界人士，管教得个个循规蹈矩，人人严守纪律，都给戴上了所谓“刺猬手套”。也许，正是由于这后一项措施，殷勤县城才百业兴盛，工商繁荣。这城市不仅誉满省内，而且也驰名省外了。
然而，这辉煌的成就也不是轻易得来的。有这样一个传说，殷勤县城从前叫暴乱县城，由于这个县城的居民放肆已极，才有了这个名字。据说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候殷勤县城居民过着放荡和无所事事的日子。钱到手里，就照“叛逆风习”狂饮滥吃，花个精光；那时候他们不仅不向上司表示应有的敬意，而且还把自己的一位市长卖给邻县做了奴隶（参阅《北方民权》，尼·伊·科斯托马罗夫[3]文集）。甚至今天县城内最通用的姓氏，也清楚地说明了它们的叛逆根性。例如，一阵威罗夫氏，迂头洛夫氏，死顽固采夫氏，自由尼津氏，捏不牢妙诺夫氏，等等都是。所以，见到一位迂头洛夫，总不免有些奇怪。他们祖先过去曾把市长卖作奴隶，可如今，这后辈儿孙为了取悦上司，却一步一步地自己也甘心白做奴隶了。
幸而暴乱县接连出了四任成绩斐然、任期长久的市杜马主席。他们结束了这个混乱的局面。这些成绩斐然的市杜马主席头一位使城市伤痕累累，第二位弄来许多蝎子，第三位叫居民弯羊角腰，第四位却让大家见识见识刺猬手套。除此之外，四位主席也采用温和手段，同时向惊讶不止的公民们不断灌输一种思想：人生目的有三：第一，要经常不断劳动；第二，遇见上司要脱帽致敬；第三，要流泪。我再说一遍：成就是辉煌的。迂头洛夫们不仅不从事“反对活动”，而且还搞起永动机[4]的发明来了；他们怀着成功的希望造自动车，做些特别的、“几乎会说话”的玩具。迂头洛夫们停办了“慈善事业”，选择了装配木制钟表的专门手艺，这种钟表一天一夜会走出两天两夜的时间来，但作为俄罗斯聪明才智的样品，它们成了思索俄国的伟大的理由。死顽固采夫们抛弃了“革命”，发明了一种碰不得的匣子，谁要是碰它一下，一阵叫响和铃声就会响遍整座房子。而在捏不牢妙诺夫一族人中，有个做蚂蚁蛋（用来喂夜莺）生意的，却胆大包天，竟然写了一篇题为《论蚂蚁蛋的比较密度》的学位论文，寄给有关学术团体（同时附上一份未欠税的证明书）之后，收到了候补会员的证书。
现在，当县城已经完全肃清叛乱，交清了所有的陈年欠税；当最后一位市民也埋头于自己的专门手艺，再也没有工夫闹事，及时进贡纳税和脱帽致敬，——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庄严和奇妙的事。奉召来开市民大会[5]（这是最后一次市民大会，会后市民大会的那座大钟就给推到河里去了）的居民们，向市杜马主席呈交了一份公开的忏悔书，然后，突然群情激奋，一致作出决议：请求最高当局把暴乱这个名字从阿尔谢尼耶夫[6]的地理课本中删去，再命名为殷勤，以便该城在新生活中获得重生……
此项请求之值得尊敬，还用多说吗？
我再说一次：一八四×年，殷勤县已经不想什么“民权”，只不过是一座非得叫省长快活不可的城市了。因为那时是宗法制时代，所以省里阁僚会议的成员常去那里，第一，欣赏欣赏那些勤劳而又和蔼可亲的市民，第二，上殷勤好客的主席家吃喝一番。出于一种人皆有之的心情，我也到那里去了。
有一天，我直接去找我的朋友华丽雅士。刚上楼梯，觉得市长房里有点异乎寻常。我推开门，看见一个场面。市长站在穿堂中间，一面叫喊，一面搓手（有没有打耳光，我不敢担保），在他对面，紧靠屋角站着一个上了点年纪的男人，穿一身蓝色薄布长衫，外表老成持重，但面色苍白，仿佛受了折磨似的。显然，这是一个殷勤县的公民，他的过失甚为严重，乃至主席认为他掌握的文明手段不够使用，要把罪人送给权威当局，请他给以教育感化了。
“斯杰潘·斯杰潘内奇！我的老兄！”我喊道，招呼尊敬的主人，“我们省里都以为殷勤县连‘惩罚’这个词儿也取缔不用了啊！”
“是啊……现在……”华丽雅士感到尴尬，但很快又恢复过来，接着就对站在那里的“甲长们”说：“喂！快到铺子里去找硬头洛波夫，叫法官……咱们来一局波士顿[7]好吗？”他转身对我说。
“好呀。”
“好极啦。请吧！我这就完！”
我脱大衣的时候（这是冬天的事），他继续审问。
“说呀！你为什么不愿和妻子‘过活’？”
华丽雅士停了一会儿，责难地摇摇头。被告没有作声。
“多好的女人啊……刚才来过……胖嘟嘟好大一堆！是啊，同这样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是不会有个完的！可你呀！！唉，你呀！”
但被告仍然默不作声。
“你知道不知道，《圣经》上说过：丈夫对其妻……”华丽雅士想引用《圣经》来教训教训，但他卡住了，于是又说：“唉，唉，唉！”
那位市民仍然踟蹰不前，不知如何是好，但他脸上渐渐流露出无限痛苦的神情。
“说呀！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还说什么呢，大人？”
“你要不要同妻子好好‘过活’……像法律规定的那样？说呀！”
被告沉默了一会儿，后来，突然激动起来。
“大人！我不仅要说，甚至还想……放了我吧，大人！”
“既然如此，你赶快给我到班房里去！明天不准说话！你要是说话，我就招待一顿，叫你永世难忘！快去！”
于是华丽雅士用食指在被告鼻子前面晃了几晃（那是要他坚强一点），吩咐把他带走，然后转过身来，向我伸出两手喊道：
“喏，您来啦！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安努什卡！倒茶！”
玩波士顿牌之前，我同华丽雅士争论了半个钟头。他说“法律上有”，我说“法律上无”。我们把文牍请来，他的回答模棱两可：“我本人没见到，不过说不定什么地方会有的。”听我们谈话的安努什卡赞成这条意见，即说不定什么地方会有，“因为，既然他们现在已经结了婚，如果妻子不能在丈夫那里得到自己的地位，那么这算什么规矩。”甚至赶来玩波士顿的法官也说，需要到什么地方的注解里找一找，因为有时候正好在你料想不到的地方会找到宝贝。最后，华丽雅士吩咐文牍明天把那条法律找出来，末了又补充说：
“就让他在班房里蹲一夜！不管以后如何，先得给他一顿教训！”
这件案子晚上审得虽然不够详尽，但我还是基本上弄清楚了。被告原来是殷勤县市民，名叫尼科诺尔·谢尔盖耶夫·一阵威罗夫，他在县城里有一间很好的玩具作坊。主人不喝酒，勤劳而又安分，正如他在上帝和他所畏惧的审判面前应有的表现那样，是市民之中的理想人物。他的手艺很驰名，甚至传到了京城，因为京城里每一位出差来的文武官员，都认为自己有责任鼓励鼓励这块“真金”，向他买几个特别精巧的机动玩具。他们说，他做的不是玩具，而是“真正的木头人儿”。还说，如果把埋藏在俄罗斯大地腹心内的所有真金都挖出来，就会出现叫俄国的敌人永远应付不了的麻烦事。
一阵威罗夫单身和老母亲一起过活到四十岁。他一心一意埋头于自己的专业，显然没感觉到需要有个妻子共同生活。但五年前老母亲去世，一阵威罗夫就给鬼迷了心窍。饭没人烧，裤子破了没人补。他发起愁来，甚至开始喝酒了。这时候忽然碰上了一个二十五岁的姑娘玛特廖娜·迂头洛娃，高高的个儿，胖胖的身体，仿佛天生就是抓起火叉取炉子里的瓦罐的料。一阵威罗夫打定了主意。他甚至非常高兴他将有一个身强力壮、块头肥大的妻子。心想有了这个强健的女人，家里就会秩序井然了。但是，唉！一开头玛特廖娜就声明，与其说她愿意取炉子里的瓦罐，不如说她希望丈夫要像个爱慕者那样对待她。显然，因为尼科诺尔·谢尔盖耶夫对讨好夫人这样的角色，感到难以胜任，所以立刻出现了极大的家庭纠纷，最后竟然闹到上警察局打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