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的魅力2018（一）
北大人与中国文化梦
许渊冲
世界文化灿烂辉煌，光照大地。早在2000年前，东有华夏文明。西有希腊罗马文化，如两座大山屹立天下。到了今天，传播华夏文化的最高学府，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传播西方文化的，在欧洲有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在美国有哈佛大学等。为什么只提中国和英美呢？因为文化的基础主要是语文，而世界上使用最多的语文是中文和英文：用中文的约有十三亿人，用英文的约有八亿。所以研究国际文化交流，首先要研究中英文化交流的问题。但是中西语文不同，中国主要是象形文字，西方主要是拼音文字。西方语文如英、法、德、意、西等，约有百分之九十的语汇可以对等，因此翻译的时候，可以应用对等的原则和方法。而中文和英文不同，大约只有一半可以对等。在有对等词的时候，翻译可以用对等法；在没有对等词的时候，那不是原文的表达方式比译文的好，就是译文的胜过原文的。所以翻译的时候，要尽可能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这可以说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严复提出来的解决方法。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尔雅就是古雅、优雅、优美，西方的对等论只求信达，就说明了中西翻译理论的异同。但是古雅会引起不同的理解。《胡适论翻译》（见香港三联《翻译论集》第64-66页）中说：“作者写的是一篇好散文。译出来也必须是一篇好散文；作者写的是一首好诗，译出来的也一定是首好诗。所谓好，就是要读者读完之后要愉快。‘信’不一定是一字一字地照译，因为那样译出来的文章不一定好。我们要想一想，如果罗素不是英国人，而是中国人，是今天的中国人，他要写那句话，该怎么写呢？”胡适后来也是北京大学校长，他用“好”来代替严复提出的“雅”字，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提高了一步，比西方提出的对等论更高一级。
那时鲁迅也在北京大学任教，他在《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学》中说：“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其在文章……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鲁迅提出中国文字的“三美”，如果应用到文学翻译理论上来，代替胡适提出的“好”，我看又可把译论提高一步。后来，朱光潜和钱锺书两位先生也来北京大学任教。朱先生在《诗论》中说：《论语》第二章中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切艺术的成熟境界。钱先生也说：“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我看文学翻译理论不是科学，而是艺术，所以两位先生所说的话，完全可以应用于文学翻译理论，下面就来详细说明。
在我看来，“从心所欲”是要充分发挥译者主观能动性，“不逾矩”是不能超出客观规律许可的范围。联系到文学翻译艺术上来，那就是说，译者要在不违反作者原意的前提下，尽可能应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来翻译原著。不违反客观规律是消极因素，是低标准；发挥主观能动性是积极因素，是高标准。如《论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英美译者多用对等法把“学”译成learn（学习），把“习”译成repeat（温习，复习），把“说”（悦）译成pleasant（高兴）。这个译文和原文是不是对等呢？前面说了，中文和英文只有一半可以对等，有时还可以有几个对等词，翻译时用哪一个？这就要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了。如“学”既可以是学生“学习”，也可以是“得到知识”；“习”既可以是“温习”，也可以是“实习”“实践”；“悦”既可能是物质上的快活，也可以是精神上的乐趣。到底是哪一种呢？那就要看上下文了。《论语》的下文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时习之”的不是一个学生，而是一个有朋自远方来的“君子”，因此上面的译法不对，可以选用更好的译语表达方式翻译如下：
Is it not delightful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得到知识，付之实践，不是乐趣吗？）
这个例子说明：在译文和原文有几个对等词的时候，译者要根据上下文选择最恰当的译文。就是胡适说的：假如孔子是今天的英国或美国人，他会怎么说呢？我想他大约不会用“学习功课”“温习”“快活”等词，而会说“知识付之实践是乐趣”吧。
上面谈的是对等语的翻译问题，但在没有对等语时怎么办？或者只是形式上对等而实际上并不对等呢？如中国有句老话“吃一堑，长一智”。“吃”的英文对等语是eat，“堑”的对等语可以是trench（壕沟，战壕），但不能说“吃壕沟”。金岳霖教授翻译《毛泽东选集》时碰到这一句，不知如何翻好，就问钱锺书先生。钱先生脱口译成：
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
这句还原翻译，可以译成：“摔一跤，学点乖”或“学点聪明”，都不是对等翻译。可见西方的对等译法，碰到没有对等语时，毫无办法。只好选用最好的表达方式，译成“摔一跤，学点聪明”。因为中国语言丰富，有“上当学乖”或“吃一次亏，学一点乖”的说法，所以就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了。更妙的是，译文还传达了鲁迅提出来的“三美”：原文有成语的意美，抑扬顿挫的音美，“吃一堑”和“长一智”三字对仗的形美；译文也有成语的意美，抑扬格的音美，前半和后半对仗的形美。这也说明了胡适说的：原文是好作品，译文也要是好作品。这个例子就可说明中国的优化译法胜过了西方的对等译法。
后来我翻译《毛泽东诗词》的时候，就学习钱先生这种译法。例如《西江月·井冈山》下半阕的“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美国诗人Engle夫妇的译文如下：
Defense is deadly, trench and wall，
the strongest fort is our will.
“森严”很难找到对等词，这里译成“死攻也攻不破”，“壁垒”译成“战壕和城墙”，“众志成城”译成最坚固的堡垒是我们的意志。译文可以说是达意的了，但是传情有所不足。再看美国译者Barnstone的译文：
No one cracks through our forest of walls，
through our fortress of wills joined as one.
译文把森严和壁垒结合起来，翻译成森林般的城墙、森林般的意志，似乎更加接近原文，但也没有传达原词的三美。于是，我就模仿钱先生“吃一堑”的译法，把这两行译成：
Our ranks as firm as rock，
our wills form a new wall.
原文“森严壁垒”强调的是人还是物呢？应该是人，所以新译说：我们的队伍像岩石一般坚强，我们的意志筑成了一道长城。新译的意美胜过旧译。新译的“队伍”（ranks）和“岩石”（rocks）、“意志”（will）和“长城”（wall）、“坚强”（firm）和“筑成”（form）都是双声词，富有音美。两行对仗，富有形美。这就是说，新译在“三美”方面胜过旧译了。朱光潜先生读后说：“意美音美和形美，确实是做诗和译诗所应遵循的。”钱锺书先生却用英文（译成中文）说：译文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灵活自如，令人惊奇。朱钱二位先生的肯定，使我觉得北京大学严复提出的“信达雅”，鲁迅提出的“三美”，胡适提出的“好”翻译，到朱钱二位提出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已经使中国学派的文学翻译理论胜过西方的对等论了。
中译英的问题在北京大学也有“对等”派和“再创”派的争论。如《老子道德经》的英译，“对等”派提出“最佳近似度”的理论，把书名译成“Lao Tzu：The Book of Tao and Teh”；“再创”派认为音译没有意义，是《老子》思想不能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把“老子”译为“The Old Master”，把“道德经”译为“Laws Divine and Human”（天道和人道）。
“道”的意义很多，要根据具体情况做具体的翻译。如《老子》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第一个和第三个“道”是名词，是“道理”“真理”的意思，第二个“道”却是动词，是“知道”“说道”的意思。“对等”派把这句译成：
The Tao that is utterable
is not the eternal Tao；
第一个和第三个“道”字音译，虽然加了英文注解logos（逻各斯，理念，基督或上帝说的话），way, path, road（道路），但是谁能理解？第二个“道”字译成“可以说出来的”，“常”字译成“永恒的”，全句大意是说：可以说得出来的理念或道路不是永恒的理念或道路。请问这样的话有谁能理解？有谁能喜欢？所以我看老子哲学不能走向世界，“对等”派要负很大的责任。那么，“再创”派如何翻译这一句呢？我们刚刚讲了：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的翻译。这里第一个“道”字是“道理”“真理”的意思，全句可以翻译如下：
Truth can be known, but it may not be the wellknown truth（the truth wellknown to you or the truth you know）.
译文的意思是说：道理或真理是可以知道的，但不一定是你所知道的道理。这样翻译，老子的哲学就可以走向世界，甚至解决世界上的大问题。因为道理或真理的范围很广，可以包括自由、民主，等等。就以民主为例吧。民主之道是可以知道的，但不一定是美国人所说的民主。现在美国批评中国，常说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中国有没有民主呢？这要具体分析。美国林肯总统有一句名言，说民主政府就是“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是民主政府的性质，民选、民治是民主的方法，民享是民主的目的。中国和美国都是民有的国家，美国批评中国不民主只是因为中国不像美国一样选举。其实民选、民治只是方法，民享才是目的。只要人民能享受和平幸福的生活，那个民有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如果美国真正理解了老子的思想，解决了中美的矛盾，那不是天大的好事吗？由此也可以看出“再创”翻译的重要。
文学翻译理论不但可以应用于《论语》《老子》，还可以应用于诗词，如《诗经》、唐诗、宋词等。但“对等”派的论者认为诗词翻译也是英美“对等”派的译文好，如威利（Arthur Waley）译的《诗经·关雎》，原诗第一段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余冠英的语体译文是：“关雎鸟关关和唱，在河心小小洲上。好姑娘苗苗条条，哥儿想和她成双。”威利的译文如下：
“Fair, fair，”cry the ospreys（“美呀美呀！”鱼鹰唱）
On the island in the river（在河心的小岛上。）
Lovely is this noble lady，（贵族小姐真可爱，）
Fit bride for our lord.（我们公子的少奶奶。）
“关关”是什么声音？英国译者Legge译成guan guan（关关），余冠英译成语体也是一样。威利译成“fair, fair”，也不知道是译声音，还是译意思。这就要看雎鸠是什么鸟了。据说雎鸠是水鸟，鱼鹰、白鹭或是斑鸠，但是无论哪种水鸟，都没有“关关”叫的。大家都说《关雎》是婚恋之歌，哪有喜庆之歌让鱼鹰高叫“美呀美呀”却把美人鱼吃掉的道理？
其实，四种鸟中只有斑鸠是“咕咕”叫的，但是“咕咕”声音低沉，不够响亮，不宜入诗，如要入诗，就要加上响亮的元音（如“安”），而“咕”（gu）加“安”（an）正好是“关”（guan）。
可见“关关雎鸠”正是咕咕叫的斑鸠。还可发现：早在2500年前，中国已经知道加元音入诗的方法，可见文化之高。
于是我把这段《关雎》重译如下：
By riverside are cooing（一对斑鸠鸟）
A pair of turtledoves.（河边咕咕叫。）
A good young man is wooing（年轻人爱上）
A fair maiden he loves.（苗条的姑娘。）
有人会说：《关雎》中的君子和淑女，威利译成贵族公子和小姐，不是很恰当吗？
为什么要改成年轻人和姑娘呢？我说威利的译文有他的道理，但是余冠英的语体译文为什么不说贵族，而说“哥儿”和“好姑娘”呢？因为《关雎》下一段就说：“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王孙公子和贵族小姐会到河边来采荇菜么？如果不会，那用“哥儿”和“姑娘”不是更恰当么？
有人可能会说：《诗经》常用赋、比、兴三种方法，荇菜只是借物起兴，并不一定是男女都在河边采摘荇菜。其实不管贵族男女是否来河边采摘荇菜，哥儿和姑娘都可以包括贵族男女在内，范围更广不是内容更丰富吗？最近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讲座上谈到要“古为今用”，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把“君子”译成“年轻人”，把“淑女”理解为“好姑娘”，这正是古为今用，体现了时代性。胡适不是早就说过：要使外国作者成为“今天”的中国人吗？这就可以使有中国特色的“再创”法解决“对等”法所不能解决的难题了。
翻译的目的是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这是“三之论”或文学翻译的目的论。“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说明文学翻译是艺术，不是科学，这是文学翻译的认识论。西方语文比较科学，翻译重视对等，要求“不逾矩”，是低标准。中国语文更艺术化，可以“从心所欲”，是高标准。直到今天，西方没有人出版过中英互译的文学作品，而中国仅北大就有辜鸿铭、胡适之、林语堂、钱锺书等人。近来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讲话中谈到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要体现继承性、原创性、系统性的问题。报载清华大学已经取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学；北大如能继承光荣传统，发挥创造性，一定可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
北大人季羡林教授说过：“根据中外各著名大学的经验，一所大学或其中某一个系，倘若有一位在全国或全世界都著名的大学者，则这一所大学或者这一个系就成为全国或全世界的重点和‘圣地’，……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法否认掉的。”（转引自《梦与真》第293页）北大文科有上面提到的几位大师，理工科则有不少“两弹一星”功臣，因此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实现中国的科学文化梦，一定可以做出不小的贡献。
2017年6月8日
个人小传
许渊冲，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1938年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1941-1942年任美国志愿空军翻译。1943年从联大毕业。1950年获得巴黎大学文学研究文凭。1951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1952年起，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任英文、法文教授。1983年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983-1993），国际关系学院（1984-1991）任教（文学翻译），退而不休后转入新闻传播学院。
勇于创新——迎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
张世英
北京大学创建于中国近代史上一批先进思想家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废除旧的科举制度、迎接新思潮的产物，这说明北大从其建校之初，就肩负创造新思想、新文化的使命。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对学校进行整顿革新，聘请了一大批有新思想、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到北大任教，他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使北大呈现出一派百家争鸣的新气象，成为全国引领时代新思想、新文化的最高学府。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次追求自我、独立、个性解放的启蒙运动，北京大学是此运动的中心和基地，这是北大以勇于创新、敢为人先为特点的最突出的标志，这一特点在后来也成为北大的优秀传统。鲁迅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
五四运动以后的近百年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波澜起伏，北大的这一特点和传统也不时受到折伤，但其基本精神仍时隐时显，百年来一直在全国学界居领先地位。
我于1941年秋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念书，1946年夏毕业。在西南联大做学生的五年期间，我亲身感受了北大学术自由、独立创新的学风，终生难忘。至今学界异口同声盛赞西南联大这种学术自由、独立创新的精神。我在许多文章中都有详细的回忆，兹不再赘。
1952年院系调整，我从武汉大学调回北大母校，至今65年。我亲身经历了北大这65年来曲折复杂的历史。这一段历史可以说是北大传统的创新精神在克服各种“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中不断挣扎前进的历史。不少高校朋友来我家做客，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说：尽管我国学界在独立创新方面有不足之处，但相较而言，北大在全国高校中还算是最优秀的。有的朋友还具体提到北大文科或理科某些老师的创新之作。《北京大学学报》也是朋友们经常称道的学刊。
下面我还想就我的一点亲身经历略谈几句。
2001年上半年，北大哲学系系主任赵敦华教授和副系主任吴国盛教授要我为本科一年级新生讲授“哲学概论”课程，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哲学概论这门课程被取消，现在我们想恢复这门课程；另外，以往的大学里，一般都由老教授讲授基础课，几十年来这个不成文法也被废止了，现在我们也要改变一下，请老教授讲基础课。”我当时年正八十，连指导博士生也是最后一轮，又担心刚从高中毕业的学生听不懂我的思想，心中不免有点疑虑。经他们两位的鼓励，我欣然同意了。他们两位还要我把近二十年来形成的一些新思想和新发表的论著进一步加以整理和系统化，写成教材。我的《哲学导论》一书遂于次年（2002年）1月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据我所知，大学哲学系开设“哲学概论”课程，并由老教授给一年级新生讲基础课，这两点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全国大学教学中的创新之举。从2001年至今16年，显然已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这两点举措看起来事小，但也需要有点创新的勇气啊！
毋庸讳言，北大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还缺少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学术成果，缺少真正的学术大师。还是梅贻琦的那句老话：“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倒是还想补充一句：“亦非大官之谓也。”评价一个大学，主要不在于她出了多少大官，而更在于她出了多少大师、大学问家。五四时期，北大出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学有创见的著名学者，此乃北大之为引领全国高等学校之最高学府的重要标志。只可惜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北大尚缺乏这样的标志。
近日来，北大正启动2018年北大120周年纪念活动。北大校长林建华教授在启动仪式上倡言：“北大要创新，要始终保持‘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魄力。”林校长的倡言，令人振奋。“创新”“敢为天下先”，这既是对北大建校119周年以来的特点和传统的最简要的概括，也点燃了北大未来走向的明灯。北大要成为国际一流大学，需按此方向前进。让我们一起为北大之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而欢呼。
张世英 2017年5月10日于北京北郊静林湾
个人小传
张世英，男，1921年生，武汉市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西方哲学学科第一学术带头人，北京大学美学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我是北大法律人
蒲坚
北京大学诞生于1912年5月，它的前身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5月5日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当时已设有法科。后来，北京大学法科发展为法律系、法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法学院撤销。1954年，恢复重建法律系时我正好大学毕业，被荣幸地分配到北大工作。当时真是白手起家，连一个固定的办公室都没有。我记得起初在一教，后来搬到哲学楼、四院，以后又搬到燕南园63号、32楼，然后又回到四院。每个教研室有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一个书架，中间放一个写字台，周围放几把椅子和小凳，开会时大家围坐在一起。改革开放后，由邵逸夫先生赞助，盖起了“逸夫壹楼”，由政、经、法三个单位使用，法律系和各教研室才有了较宽敞的办公室。六十多年来，我亲眼看到法学院的发展变化。现在法学院有单独的法学楼，楼内有设备现代化的行政办公室、图书馆、会议厅、礼堂。对面另有一座科研楼，每位教师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室内有写字台、书架、电话、电脑、沙发和洗手间。在楼东边是一处幽静典雅的中式四合院，也属于法学院。我曾在这里参加过几次校友返校的聚会。
我报到后，被分配到法律系当助教，经历了大概不到一年的试用期，第二年学校才发给我聘书（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份马寅初校长签署的聘书），从此我正式开始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到今年已经从教63年了。回想起初到北大，有的领导知道我喜欢看书，叫我搞中国法制史，告诉我这门课有看不完的书，我很高兴。我很喜欢历史，但是在我读大学法律系时学校未开这门课，因此，又感到茫然。我想到民国时期大学法学院有中国法制史这门课，就到图书馆查找借阅有关教材。当时在北大图书馆查资料、借书都非常方便，助教也可以随便进入书库，把需要的书挑出来，每人可借30本，线装书也可以借出来。馆里的老先生谙熟目录和版本，对馆藏图书情况了如指掌。我经常向他们请教，他们都给我热情的帮助与指导。多年来，他们已成为我的老师和朋友，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我还是经常去图书馆，又结交了许多中青年朋友。我每次查阅图书资料，他们都为我提供很多方便。北大图书馆藏书包括老北大和燕京两校图书馆的藏书，总数是全国高校中最多的，而且有许多珍本。当时仅民国时期编写的中国法制史教材就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我从中挑选了两本自认为满意的教材，一本是陈顾远先生的《中国法制史》，一本是杨鸿烈先生的《中国法律发达史》。通过学习，逐渐了解到这门课程的主要内容。
我做助教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给主讲教师写讲稿，查找资料，借图书，编写讲义，到班级去辅导学生，也参加指导高年级的毕业论文。写讲稿和讲义都有硬性时间规定，要按时完成，我把这些工作大都放在晚上做，腾出白天的时间到文科各系旁听与中国法制史相关的课程。北大是名师荟萃的地方。为了掌握史料，我到历史系旁听张政烺先生给研究生开的先秦史料课，去哲学系听冯友兰先生为研究生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为了熟悉中国历史，到历史系先后听过向达、汪篯、邓广铭、商鸿逵、吴晗（他是外聘的讲明史的教师）等多位先生的断代史。当时历史系经常邀请校外学者来开讲座，如范文澜、郭沫若等先辈学者，我都争取去听。为了学习古汉语，我到中文系先后旁听过王力和杨伯峻两位先生的古代汉语课。杨先生主要讲《论语》。为了学会查找图书，我到图书馆学系旁听王重民先生的目录学等。听这几位先生的课为我后来从事中国法制史的教学和科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的智商不高，但在学习上很刻苦。文娱活动我很少参加，每天晚上都在12点以后才睡觉。那时候北大校工会暑期经常组织免费到外地疗养，我从来也不去。我利用假期到校外图书馆查阅资料，经常骑自行车进城到府右街北京图书馆去看书，后来该馆把线装书放在国子监东街，我也经常去，一去就是一天，每次都是起早走，带上两个馒头夹点咸菜，拿一个小水壶，中午也是干稀搭配饱餐一顿，晚上回到家差不多都在7点以后。当时去北图看书很方便，我有长期的借书证。此外，还有校际间的借书证，可以凭证到外校图书馆借阅。我去过几个学校，都受到热情接待，唯独清华，文科的书很多，院系调整后成为工科大学，图书未外流，北大没有的清华有，我去过，但是却不让看，说是在库里封着呢。回想起来，那时候我为了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真是如饥似渴地探求有关中国法制史的知识。为查找资料，甘于坐冷板凳，如果找到一条有用的资料，别提多高兴了。但也有时翻检半天毫无所获，在这种情况下，我并不气馁，还总是有开卷有益的获得感。
我旁听前辈先生们的课，获得很多历史知识，包括中国法制史知识。但是，我认为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这些先生们告诉学生如何做学问。他们告诉大家如何在浩瀚的古籍中查找自己所需的资料，还教大家要善于了解每本书的史料价值，辨别真伪，以及关于利用避讳等方法了解古书的年代，等等。先生们讲断代史时，总是把那个时期的基本史料介绍给大家，还要求大家学点目录学和版本学。正是在他们的启发下，我去听王重民先生的目录学课。王先生根据我的情况，要我读三部书，一部是《唐律疏议》，还给我介绍了有关唐律的残卷，一部是沈家本的《历代刑法考》，还有一部是程树德的《九朝律考》。这三部书是我从事中国法制史教研工作最早接触的原始材料和重量级专著。通过这三部书的学习，我初步奠定了专业基础，也学到了治学方法。记忆中冯友兰先生在课堂上，操着一口河南乡音，对学生循循善诱，他要求学生：“做学问，要有打破砂锅问（纹）到底的精神。”这句话，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六十多年来，许多先生已相继作古，每每回忆我在学术道路上的成长，想到他们对我的润泽，往往使我又回到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仿佛正在课堂聆听先生们的教诲。六十多年来，我作为北大人，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北大，作为法律人，一天也没离开过法学院；是北大培育了我，是法学院培育了我；我爱北大，我也爱法学院，我更感恩教我走上学术道路的上面谈到的那几位老先生！
法律系重建初期，在中国法制史学科建设上，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学科的名称都是学习苏联的。苏联大学本科有“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仿照苏联我们开设“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课程内容包括国家与法律两部分，因为讲法律离不开国家，国家是法律实施的保障。我们写讲稿和讲义都是按照这个体系。讲义每次上课都要发给学生，最早是手工刻的蜡版油印，后来是打字的蜡版油印。从1954年开始，我与我的同事祝总斌老师每年编写中国法制史讲义，由简而繁。开始时，讲义是大纲式的，后来每年修改，增加新内容，吸收新的研究成果，补充新的资料，到1960年代已经是具有60万字的大部头油印教材了。1977年恢复高考后，给学生上课时才正式使用“中国法制史”这个名称。同时，我们的油印稿，也准备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因为总斌已到历史系任教，便由我一个人承担这项任务。我按照出版社的要求，调整体例，设置框架，改写补充，最后增加到七十多万字，定名为《中国法制史简编》，分上下两册于1980年出版。由于我当时的课程较多，本科生、研究生的课都由我一个人讲授，又要赶写教材，到1979年暑假顺稿时，累得胃出血。救护车把我送到北医三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后继续完稿，交给出版社。1980年我又去出版社校对。当正式出版时，新上任的教研室主任指示由当时的副系主任肖永清署名主编，虽如此，我作为这门课程的主讲教师看到学生有教材用了，仍颇有如释重负之感，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也非常高兴。这部教材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教材，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中国法制史课程时数开始时是136学时，两个学期的课，属于法律学科的基础课，与法理学的课程时数一样。当时高等教育部的教学计划，要求综合性大学法律系与政法学院在培养目标上有所区别，前者主要是培养教学科研人员，因此加强基础理论课时数，后者主要是培养司法部门的实际工作者，要加强司法业务课。
1977年恢复高考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律系陆续增加了一些新的课程，在培养目标方面，全国政法院系都一样，没有区别，前沿性的新学科不断出现，而且科学发展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我们必须在前沿学科方面跟上去，多投入些力量，力争有所创造。在法学领域，我们既要引进先进的法学文化弥补我们的不足，同时，也要把我们的研究成果输出去，发挥我们的长处。中国古代就曾经是一个法律文化输出的国家。引进来，输出去，起到互动作用，变被动为主动，才能显示我们法学院的学术生机。为此，分去中国法制史的一些课时，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
五六十年代，青年教师第一次讲课，要先写教学大纲和讲稿，写好后在教学小组讨论通过，再交教研室讨论通过，然后试讲。对大纲和讲稿的讨论主要着重观点、结构和内容。试讲主要着重口头表达和思维逻辑，看讲课效果。讲稿和试讲有时反复两三次，通过以后才能正式到课堂给学生讲。在课程内容上，国家部分主要讲国家的本质和政权组织，即国体与政体。法律部分主要讲立法概况、法的本质、刑事立法与司法制度。要突出每个历史时期国家与法律的阶级性，不能过多地介绍史料，强调理论分析。这样就难免出现贴标签的现象，甚至有些不是根据史料，而是靠推理得出结论。说的是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对待历史上的法律制度，实际是以形而上学和法律虚无主义，一概采取批判的态度。只片面地强调法律的阶级性，从而忽视了法律的继承关系，忽视了法律广泛的社会功能。对历代的国体与政体，只强调阶级专政的一面，忽视了国家的其他职能。当时有一种错误的逻辑推理，凡是剥削阶级的法律制度都是反动的，只能通过批判来认识其反动的阶级本质。这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法律制度的一种粗暴态度。历史上的法律制度是人类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其他文化一样，其中积淀着精华与糟粕，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地批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为我们的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1952年，学习苏联，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原北大法学院撤销，在教学行政管理体制上是：学校下设各系，系下分设各教研室，每一门课成为一个教学小组。法律系恢复重建时，教师不多，全系只有41位教职工。当时法制史和法理学在一个教研室，叫“国家与法的理论和国家与法的历史教研室”，开设四门课，即“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国家与法的历史”“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国家与法的通史（外国法制史）”。后来取消“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开设“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起初这门课程只有一位教师，只讲先秦的，秦汉以后的请哲学、历史系的教师讲专题，课时不多。1974年才由法院组织法专业转来一位教师，课时相对增加。“外国政治法律思想史”开得较晚，大约是1960年。后来历史与法理分为两个教研室，法制史教研室有“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政治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和“外国政治法律思想史”四个专业。“中国法制史”学时一直是最多的。1960年中国法制史专业开始招收研究生，同时还有“法学理论”“国际法”“民法”三个专业，每年各专业只招收一两名，学制均为三年。
改革开放，法学界如沐春风，法学园地繁花似锦，法学教育蓬勃发展，法学院校之间学术交流盛况空前。当时，我在校内外开设“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古代行政法史”“中国古代经济法史”“唐律研究”“中国法治史史料学”等六门课程。曾受聘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兼职教授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制史博士点导师组成员、中央电视大学教学委员会法学学科委员兼中国法制史课程主讲教师、教育部中国人民大学文科文献信息中心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制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中国法制史学科考试委员、西南民族大学法学学科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还先后应邀到中国司法部主办的全国高等院校中国法制史教师培训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河南大学、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云南大学、贵州财经政法大学、安徽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宁波大学、中山大学、汕头大学、海南大学、辽宁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以及香港树仁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等院校讲学。
我曾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其中《〈唐律疏证〉制作年代问题》，由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在其国内学术刊物发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撰写词条，担任《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中国法制史学科主编和撰稿人，《法学词典》《刑法学大辞书》《犯罪学大辞书》编委和撰稿人。参编和主编《中国法制史》教科书多部，其中由我主编、的高教出版社出版的《新编中国法制史教程》和中央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中国法制史》，至今还在继续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由我主编的《中国历代土地资源法制研究》和专著《中国古代行政立法》，均已两次印刷。2001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专著《中国古代法制丛钞》，四卷本共200万字，曾获2002年北京市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1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我编著的《中国法制史大辞典》，共400万字，2017年获北京大学第十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很受学界欢迎和重视，我也感到无比的欣慰。
法律系重建后，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1999年又恢复重建法学院，从教职工和在校生人数来看，已几倍、几十倍于60年前，原有的系资料室，随着藏书数量的增加，已扩展为具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教师队伍的建设，图书资料的建设，是办学的两大支柱。现在法学院教师素质不断提高，许多青年教师脱颖而出，我认为他们中有的是已经达到星级标准的学术精英。还有出道未久的年轻教师，在学术上也崭露头角。他们的特点是：专业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外语好，而且对于学科前沿问题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写出了不少学术著作，在社会上得到好评。作为北大法律人，每当我听到这种信息，内心都感到欣慰和自豪。我希望他们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水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做出贡献。因为他们代表着北大法学院的希望和未来。六十多年来，我生活在北大，成长在北大，是地道的北大法律人，与北大法学院同呼吸、共命运，荣辱与共。北大这块牌子很硬，北大法学院这块牌子也很硬。但是我们不能关起门来夜郎自大，我们要放眼全国、放眼世界，要学习兄弟院校和世界相关院校的长处，一定要谦虚谨慎，看到自己的不足，不能有半点浮躁。要学科与学科相比，教师与教师相比，按理说我们在学术水平上应该高于别人，这样才能与北大这块牌子名实相符，至少能与人家比肩而立，平起平坐，在每个学科都要有发言权。用现代时兴的话说：要打造自己的品牌。近几年来，各大学都提出争创世界一流，作为办学方向，这是好事，我们也要力争。对世界一流的标准，我还不太清楚，但是我想，争创世界一流的法学院不是口号，要靠我们脚踏实地地去做。需要不断提高我们的教师队伍的素质，多出一些社会上公认的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科研方面要取得世界瞩目的成果，在学科设置、教学质量上要达到世界名牌大学的标准。我们的图书资料在馆藏方面具有较好条件，教学管理水平不断科学化，当社会上都说北大法学院已经达到世界一流了，尽管我们自己还感到不够，但是人家硬是这么说，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赞誉，那该多好啊！
我今年已经91岁，回首这辈子的工作历程，常因对党和国家没有多大贡献而颇感愧怍，但聊以欣慰的是，尚能勤勉敬业，刻苦学习，以勤补拙，认真工作，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方才取得一点成绩，较好地按时完成我所承担的教学科研工作。时至今日，作为北大法律人，我仍愿为法学院发挥余热，承担力所能及的工作。
个人小传
蒲坚，字固之，号宜水，1927年生，河北玉田人。1949年9月入中国政法大学学习，1950年2月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54年毕业，同年到北京大学法律系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不忘初心，从一而终
韩济生
北京大学自1988年以来，每十年出版一本回忆录性质的文集，邀请部分高龄校友写一点回顾性文章，留给年轻人作为参考。这是一个好主意。今年我被邀入列，感到很光荣，但也有惶惑之感。其原因是，我既非北大毕业生，也非出生于燕园的子弟，所以“北大味儿”不浓。但如果把北医算作是北大的亲骨肉（20世纪中叶从北大剥离而独立，21世纪初回归），那么我受北医-北大精神熏陶、为北医-北大系统服务已经55年（1962-2017），至少也够资格拿到北大“绿卡”了。这才敢于大胆答应写一点人生感悟。
我的一生缺乏古老名牌大学学生想象中应该具备的尊贵气息或诗情画意，我是在民族遭受苦难期间于颠沛流离中苦苦求学、发誓为民族报仇雪耻的一代学生，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急忙投入国家建设，积极参与创建新生的医学院，苦苦追求学问的一代教师。在颠沛流离中，我渴望抓住每一个瞬间、机遇求得生存机会；国家进入建设时期，百废待兴时，我力求把个人兴趣与国家需求相结合，深入钻研，“从一而终”做出一点成绩。我想通过三个小故事，来反映这种时代特征。
突发事件，化险为夷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国门稍稍打开一条缝，1979年6月，我第一次得到一个出国机会，只身去美国波士顿地区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我坐的是国航飞机，每周飞一次，从北京到旧金山，转机去东海岸开会，计划好一周后回到旧金山，乘坐同一班飞机回北京。一周后我按时回到了旧金山机场，但国航柜台的服务人员却说：“你的原定机票确实是这个航班。但是我们有补充规定，需要你到达美国以后再次确认（reconfirm）要乘坐这班飞机，才有位置。你当时没有确认，所以现在没有你的座位。”这真是晴天霹雳！难道逼得我流落他乡一个礼拜，才能回国？幸好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给我介绍了一位老华侨谢伯，可以接待我吃住一周，但是这一周时间看来是白白浪费了。
当我从愤怒、失望的情绪中冷静下来后，换了一个角度思考：既然耽误旅程已成事实，是否能利用这一周时间，找个实验室请教一些科学问题？但当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从何去“搜索”到附近的一个同行？我只好在自己脑子里搜索。好在我当时要求自己，也要求学生读文献时最好要记住作者的全名和单位。我大脑搜索的结果“显示”，美国加州有一个Stanford大学，那里的药理系有一位Avram Goldstein教授，是专门做阿片受体和阿片肽研究的，现在我身在加州，何不去找他学点东西？随即请人开车直接找到Goldstein的实验室。未经预约，作为不速之客贸然来访，确实显得突兀。我只好自我介绍，说明来意：“我是北京医学院生理教研室的教员，从事针刺镇痛原理研究。我的科研假说是针刺可以产生镇痛作用，可能是由于它促进了脑子里产生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你是研究吗啡样肽类物质的，这方面有何见教？当时英国人已经从猪脑内发现了由5个氨基酸组成的‘脑啡肽（enkephalin）’，美国加州大学的Li博士发现了31个氨基酸组成的‘（endorphin）’，都参与针刺镇痛。你发现的由17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肽类物质‘强啡肽（dynorphin）’，不知道是否也参与针刺镇痛？”他听了这段故事，非常感兴趣，当时他对自己发现的“强啡肽”究竟有什么生理作用心存怀疑：把它注入大鼠脑内，大鼠打滚；把它注入脊髓，老鼠发生瘫痪。他很想知道，在生理状态下强啡肽的作用究竟是什么？谈到如何促进自身脑内强啡肽的分泌，他更是一无所知。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发现我们之间科研思路的互补性极强。他当场决定给我几个毫克的强啡肽（价值上千美元），还给我强啡肽的抗体（无价）带回国，希望由此开展合作。
回国以后经过多番努力，我们发现高频（100Hz）电针主要是通过分泌强啡肽来发挥镇痛作用的。如果用强啡肽抗体消除了脊髓中强啡肽的作用，高频电针就失效，但不影响低频（2Hz）电针的镇痛作用，因为后者是通过脑啡肽发挥镇痛作用的。我们取得的结论是：不同频率的电针可以引起脑内释放不同的肽类物质。换言之，在穴位皮肤上施加不同频率的电刺激，竟然可以指挥脑子产生不同的化学物质，这可是很大的创新啊！
通过二十多年交往，我和Goldstein成了好友。他比我大九岁，可以说是亦师亦友。那些年我每次访美路过旧金山，必须到他家住一晚，聊聊科学问题，如果不去，他就会生气。我需要什么试剂，他就给我准备好以便带回北京。我的学生谢国玺毕业后到他实验室做博士后，深受他的器重，他做学术报告引用谢国玺的实验结果时，都要在幻灯片中用中文写出“谢国玺”三个字加以介绍，显示我们两个实验室的合作关系。他退休以后把整个实验室的仪器、家具装进两个集装箱海运给我。因为他相信，给了我们实验室，就是帮助了中国的科学事业。詹启敏院士到任北医后，深入许多实验室检查工作，在我办公室看见过这张Goldstein用过的桌子。他说等新大楼盖好，他来帮我把这张桌子搬进新大楼。我当时回答：不知我是否还等得上新大楼建成那一天？现在看来，按照詹主任发展北医的具体计划，希望还是很大的！
Goldstein于2012年去世，享年93岁。我和他的另外两位弟子（Brian Cox, Ray Dingledine）共同著文纪念他，登载于由Goldstein创建的Molecular Pharmacology杂志2013年4月特刊上。
现在回想起来，1979年由于国航要求旅客对原已订好的回程机票再次确认的特例导致我“流落他乡”的灾难，竟然导致一系列新的科研发现，使一个突发的灾难变成为一个天上掉下的“馅饼”，确实是值得回味的！
台湾宝岛之行
1989年，大陆和台湾之间虽隔岸相望，但鲜有民间来往。5月底，我接到台湾大学药理系李镇源教授打来的电话，说他利用到广西参加蛇毒药理国际会议的机会到访北京，要来看看我。我对李镇源的了解有限，只知道他是一位蛇毒研究专家，曾有几次“一面之交”。1984年我们均受邀于英国药理学会，参加在伦敦举办的第九届国际药理学大会，在同一个科学讨论会上做报告。我讲针刺镇痛原理，他讲眼镜蛇毒研究，因为都是中国人，在茶歇时相遇，特别有亲切感。当时他就提出，有机会希望能邀请我访问台湾，我做了礼貌性回复。1987年在澳大利亚悉尼第十届国际药理学会上再次相遇，重提此事，我当然表示感谢，但心里想：那只不过是一种美好愿望，两岸关系不明朗，互访谈何容易？此次李教授来京访问，具体地提出了邀请的方式和时间。过了不久，我果然收到台湾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陈介甫发来的正式邀请信，建议以第一例“大陆杰出人士”身份，邀请我和朱秀媛于1990年4月共同访台，到台北举行的“生物医学年会”上做大会报告，由台方负责全部经费，拟议中的访台建议进入实质阶段。我们把邀请信通过北医领导上报卫生部，很快就得到卫生部批准。卫生部还强调指出，这是大陆正式批准以“大陆杰出人士”访问台湾第一例，希望能取得圆满成功。至此我和秀媛才觉得：看来梦想即将成真了！
1990年4月21日中午，我们由香港飞抵台北桃园机场。下午3时举行记者招待会，12家报纸和“中央通讯社”记者坐满一堂。说实话，我们还是有点顾虑的：业务方面没有顾虑，怕就怕有些政治性问题难以回答。我们的两位“地主”说，请放心，不会有刁难问题。李镇源首先介绍了我的工作（用现代科学技术阐明针灸疗法治疗疼痛的原理）和朱秀媛的工作（人工麝香的研制），随即开始提问。长达一个多小时的记者招待会，全部是围绕着针灸和麝香进行，气氛十分友好热烈。次日报纸大标题：“医药夫妻档健谈风趣，谦虚幽默”“海峡两岸首度合作，开发医药传统宝藏”等，条条篇篇都是友好报道。
九天访问期间，我应邀到台大医学院、阳明医学院、荣总医院、“中央研究院”生物医学研究所、私立长庚医院、台湾中国医药学院等进行演讲，对听众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详细解答。“中央研究院”吴成文院士两年前从美国回台，主持生物医学研究所工作，听了演讲后说：“我对针灸疗法一直是抱怀疑态度的。今天听了韩教授演讲，是真正信服了，我想大家都有同感。”荣总医院姜必宁副院长曾是我杭高同班同学，他说：“韩济生教授的演讲从一开始就使我感到内容是科学的。短短一个小时就使我信服：针灸疗法是有科学根据的。”台湾中国医药学院顾问张成国医师一连问了四个问题，他说：“多年积累的问题今天都得到了圆满解决。”台湾中国医药学院哈鸿潜教授主持我的演讲会，在做了极其热情的介绍后，提出一个请求：“我从一位美国教授那里获得一本韩教授的论文集《针刺镇痛的神经化学原理》，我实在太喜欢了，但又买不到，所以私自作了全部影印，当然这是非法的。现在韩教授来了，我希望他给我签个字，使之合法化。”我在演讲前很高兴地为他签字，全场群情激奋，掌声不绝。
朱秀媛在台大医学院和台湾中国医药学院分别做了“人工麝香的研制”的报告，引起听众极大兴趣，报纸也做了充分报道。只是由于陆台两地分隔几十年，词语容易发生误解。例如麝香的“抗炎”作用被介绍为“抗癌”作用，兹事体大，不得不请报纸做更正。至于“解放以来”和“沦陷以来”等常用表述方式不同，双方都报以会心微笑，也就不再深究了！
此次访台中的重要机会之一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吴大猷院长的接见。他亲切地谈到大陆科学界的许多老朋友，多年不见的思念之情。他特地赠送一套《吴大猷文集》，让我带回大陆。顺便提一下，由于我们接受的书籍和文件超多，使我们回程中携带的行李大大超重。桃园机场负责人一听是首次访问台湾的大陆学者，二话不说，一律放行，再加上一句：“希望再来。”
坚冰已经打开。两年后（1992年5月17日）吴大猷访问大陆，这是当时台湾在任高级官员首次正式访问大陆。同年6月8日大陆科学界谈家桢、吴阶平等七人访问台湾；同年9月赵忠尧、汤佩松等又应邀访台。此后，两岸学术交流蓬勃发展成为常态。
编写神经科学专著
“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调是“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分子要写业务书，梦想而已。但是，1965年周总理通过卫生部交待下的研究针麻原理的科研任务我始终牢记在心。虽然“文革”打断了它的进程，但“初尝禁果”留下的想念挥之不去。经过实践自己亲眼看到：扎针持续半个小时全身的痛觉变得迟钝了。这种变化，来之姗姗，去之缓缓，好像针刺引起脑子里产生了什么变化，使痛觉功能打不起精神，懒惰下来。这是一种什么机制在发挥作用？脑子由千千万万个神经细胞组成，神经细胞之间通过化学物质传递信息，称为“神经递质”。生理学提到的外周神经系统中的神经递质屈指可数，而对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神经递质所知更少。要研究针刺镇痛这样缓慢变化的道理，必须了解脑内的化学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既然承认自己知识不足，就只能老老实实，边干边学，别无他途。当时我有一个学友任民峰，是我在“上医”时的高班同学，与我同龄。他从北京下放到西北，有机会再回到北京，志愿到北医我们研究组从事科研。我们俩同住一个宿舍。在那非常年代，白天不是开会，就是游行。只有一早一晚是我们自己的时间，就抓紧读书，看杂志，做笔记。为了节省吃早饭的时间，我们在头一天吃晚饭时就多买两个馒头，一点咸菜，打一壶水，作为第二天的早餐。遇到看不懂处，两人切磋交流，也带动全组年轻人学习。就这样，从1972年学到1975年，我逐渐有点心得，又通过实践的检验，也有了一些感悟与体会。这时心生一念：何不将学习心得编成一本书，供大家参考？定下这一目标，更促进了学习的系统性。“学到用时方恨少”，要编书时更感到太少，到1976年3月终于成书，交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中枢神经介质概论》，1977年9月正式面世。总共33.4万字，印数19900册，定价1.35元。今天看来，第一次印刷将近两万册，可称大胆！但出乎我意料，此书销售情况极佳，1979年已销售一空。1980年修改增补出第二版，字数39.7万。1982年10月第三次印刷，共计印数27460册。这在当年科学书籍万马齐喑的年代，已算是畅销书了。
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差别，除了内容上的增补，还有一个差别，就是作者署名，原为“北京医学院基础部针麻原理研究组生理组”，改为“韩济生、任民峰、汤健、范少光、周仲福”。其中含义，不解自明：知识分子的劳动逐渐开始受到了尊重。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本小书居然对中国神经科学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我从1979年第一次出国以来，先后访问过27个国家和地区，在各地机场候机室或排队登机时，多次遇到中国出访的年轻学者，在认出我以后，第一句话就是：韩老师，我是读你的《中枢神经介质概论》，才转去（或选择）做神经科学的。每遇到这种场景，我的心情何止于“窃喜”，而是深深感到做一个生理教师或一个神经科学研究者的无比幸福！
到1990年，离《中枢神经介质概论》第二版出版已经十年了。这期间国际上神经科学迅猛发展，如果再按《中枢神经介质概论》的思路来编第三版，肯定是不合时宜了。于是，我萌生了编著神经科学专著的念头。经过一年的思考，而且不断通过电子邮件与同行友人交换意见，首先是讨论有没有必要来编这本书，然后才是怎么编。出乎意料，朋友们非常一致地认为有必要、有需求来做这件事，愿意积极参加，令我深受鼓舞！1991年正式召开编委会，分工撰写，最后参加编写者共有69位。1992年5月完成书稿，分别请张香桐教授和冯德培教授写序，1993年出书。张香桐教授以“从最初孕育出书之念开始至付梓之日为止，百余万字的著作为时统共不过年余”，“居然创造出这一奇迹”，加以鼓励。其后，分别在1999年、2008年以《神经科学原理》和《神经科学》为书名出版第二版和第三版。字数由第一版156万，分别增至200万和228万，作者由69位分别增至82位和107位。
回想起来，从1970年代一个编写神经科学专著的念头，到一个实验组几个人开始探索写书（《中枢神经介质概论》），再到全中国将近七十人的努力写成《神经科学纲要》（杨雄里、陈宜张、鞠躬等院士积极参与，冯德培、张香桐院士大力支持），直到动员国内外华人神经科学家（蒲慕明和饶毅教授在邀请国外神经科学家方面贡献巨大）一百余人共同参与，写出神经科学第三版《神经科学》，三十余年的集体持续努力，为培养中国神经科学人才做出了一定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神经科学发展的轨迹。
个人小传
韩济生，1928年7月生，浙江省萧山人，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生物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从事针刺镇痛研究五十余年。
萦绕平生北大情
郭应禄
2016年冬天，北大宣传部的同志来到我的办公室，要我为母校北大写些感悟。那时候，同事们刚刚为我庆祝了从医60年纪念，我的思绪还是很“泛滥”的。我一直觉得，与其说是我从医60年，还不如说是我从一个乡下的孩子进入北大，从而开始与医学结缘了65年。谈到母校北大，谈到我的单位北大医院，我始终心怀感恩。
1930年，我出生在山西忻县（现在是定襄县），我的故乡是土肥水丰的好地方。父亲是家乡的骄傲，因为他是我们那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还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医学部，省里奖励了足够他来北京念书的“大洋”。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在北京了，小时候，只有得心脏病的母亲带着我，孤儿寡母还是很辛苦的。我的家乡在晋察冀边区，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军在小山村里拉锯式地你来我往，颇不安宁，每天担心的都是生计问题——无书可读、无学可上，又快没有饭吃，怎么办呢？只好去挖渠。每天工作可以换来一些盐，这在当时可是很宝贝的东西！
1942年的时候，听说父亲在天津行医，终于有了联系，我们母子便去天津投奔父亲。父亲那时候在天津第二医院任外科主任，我们一家终于团聚，我可以过上不用挖渠的相对安宁富裕的生活。来到天津的第二年，我开始读小学，那个时候我是班上最高大的一个，又是乡下孩子，更重要的是之前几乎目不识丁。这样的孩子很容易受到小同学们的嘲笑。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便过起了“赶超”的生活——一开始便上三年级，然后跳到五年级，小学六年就这样被我三年读完了，读到后面不仅没有人再嘲笑了，还被选为童子军大队长。可以说整个少年时代，我都是在“赶超”中度过，这两个字对我后来的求学和行医影响很大，我从来没怕过落后，落后就要赶上来，再超过去嘛！总有办法的。
我的初中是在天津一所有名的中学按部就班念的，但是毕业考试的时候体育和英语竟然没有及格，按照当时的规定，只能转学了。于是家里交了100斤小米，把我放到了一所普通的高中。1949年秋天，迎着共和国成立的礼炮，我进了高中，开始不亦乐乎地学习、玩耍、贴壁报。当时一位好心的语文老师知道我有考大学的意愿，流露出了忧虑，认为我还是应该转学，这所学校不能让我考上大学——我听从了老师的教诲，又变成了转校生，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来到了津沽附中。在这里，我认认真真念了两年书，不仅自己好好念书，还带着同学们一起发奋——最后的结果，高考后我很幸运地拿到了北医的录取通知书，来到了父亲就读的那所大学。
我刚刚跨入大学的时候，北医就是北大的一部分，就在著名的红楼。进入大学后，我迎来了人生中特别饱满也特别自由的一个时期，每天忙着接受新的知识，也忙着建立自己对于新社会、对于人生的概念。在学校的第一年暑假，我就没有回家，那个时候正是“三反”“五反”时期，北大搞了个展览，我在里面当讲解员，忙了整个暑假。可以说，初入大学，我的人生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要做个清廉公正的人，要做个对人民有用的人。学校给我的这种教育让我终身受益。
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遇到了对我有着终身影响的授业恩师吴阶平老师，毕业后还有幸分到了吴老师的系统外科教研组，我们师徒两个开始了跨越大半个世纪的“师生情缘”。
吴老师治学严谨，同时深谙为师之道，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大夫犯的错误，他总能给我们指出，还特别会照顾我们的感受，让我们心服口服。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有一次吴老师带着全体医生大查房，来到我主管的一位病人床前，吴老师问我病人情况，然后又亲自为病人做了全身查体。吴老师问我病人得了什么病”，我说：“左肾结核。”他又问我：“发现什么阳性体征？”我说：“没有。”老师让我再查查病人的阴囊，我仔细看了看，发现病人左侧附睾尾部明显增大，质地很硬还呈现了不规则的形状，是典型的附睾结核的表现！可是刚才竟然没有看到。我唯唯诺诺地答道：“左侧附睾结节，是附睾结核。”在老师和全体同事们面前犯了大错误，我等着挨训。没想到，老师当时并没有说什么。查房结束后，我跟着吴老师回到办公室，他让我坐下，并对我说：“以你的能力，完全可以查出附睾病变，但你没去做，这个不对，我要批评。真正了解一个病人必须要做全面的检查，把所遇到的问题综合到一起，才能做最后的诊断。我们是病人的健康所系，生命所托，做的每个决定都直接关系到病人的安危和健康，所以可不能有半点马虎啊！”吴老师的一席话，我一直到60年后的今天都记得清清楚楚，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
还有一件吴老师声称的“小事”，也让我每每想起来，感怀不已。那个时候已经是2000年，有一次我坐公交车，下车的时候没站稳，摔了一跤，当时只破了个小口子，没有太在意，回去后发现半边脸已经青紫，肿得像个熊猫。为了避免吓到单位同事，我“躲”到了方庄的女儿家中。有一天中午，忽然有人敲门，竟然是吴老师！他带着秘书从和方庄斜对角的北太平庄大老远过来看我了！我赶紧请他们进来。后来才知道，老师40分钟前也叫过门，我没有听到，便以为我在午间休息，叮嘱秘书不要再敲门，让我好好休息，他们一行人就在门口等了四十多分钟。那个时候老师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这件事后来被我反复提起。我一直在想，现在不少地方上下级关系紧张，师生关系不和，医患矛盾屡见报端，如果所有人都能像吴老师那样亲近和蔼，处处为别人着想，哪里会来矛盾呢？后来我提出“四爱”：要爱祖国、爱集体、爱专业、爱病人，就是从吴老师那里继承来的。吴老师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为人，让我在“心”“智”两方面都终身获益。
“文革”后的1978年，北京医科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成立了，我的医学事业又回到了正轨。改革开放，百废待兴，人力物力都极端匮乏。没有人，我们就奔走呼吁，把一大批在“文革”中下放的泌尿外科骨干调回北京。没有钱，这个问题很现实，我就发挥了山西人善于“开源节流”的长处；那个时候人们还没有立项筹款的意识，我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筹集到了所里第一笔项目经费。这笔经费为研究所添置了第一批临床急需的仪器设备，剩余的钱用来第一次选派优秀的技术骨干出国，并邀请了加拿大和英国的学者来我们这里举办讲座。“走出去，引进来”的大门打开了，吴老师等前辈建立泌尿所的初衷有了进展。1989年，泌尿所成为国家教委在医学领域设置的“重点科学点”，这是本专业唯一入围的重点学科，北医的泌尿外科成为全国泌尿外科的旗帜。
也正是随着国门的打开，一批特别优秀的中国医生“流失”了，1990年代，泌尿外科领域又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人才培养工作迫在眉睫。1995年，我组织筹建了北京大学泌尿外科培训中心，1997年开始启动了“泌尿外科人才工程”，遵循“多层次、多类型、全方位、广覆盖”的培训方针，我们免除了参训学员的学费和食宿费用。同事们统计了下，已经有七千多人次参加过提高专业医师水平的专题培训班；还有专门为基层医师普及泌尿外科专科知识的电视、网络教育，也有三万余人参与过。
“广积粮”的同时也要注意“深挖洞”。2000年，北京大学的深圳医院建成开业，我没有在开业典礼上多停留，也没有去参观大楼，而是跑去和他们的泌尿外科主任聊天。在聊天的过程中，我越发觉得，除了要培养大量的一线战士外，还要培养队伍的领军人才，正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抱着这个想法，又过了两年，我们开始启动泌尿外科的“将才工程”。“将才工程”旨在面对各大医院的骨干人才，包括“博士生导师培训班”“热点话题高端论坛”、数个国家的境外培训等。
以前我们的医生到美国进行研修的时候，美国的规矩是不让我们进入临床一线。“将才工程”培训打破了这个束缚，我们的医生不仅能够深入临床一线，参观甚至参与手术，还能够与美国同行进行术前讨论、术中传授和术后回顾，并进行查房和病例讨论。我们邀请到了业界最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和教授亲自授课，这些都使得中国的骨干医生学到了许多在以往的论文和学术交流中学不到的宝贵经验，美国同行的敬业精神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年轻医生。
一开始，有的美国同行是颇有优越感的，甚至可能有些看不上我们的中国医生。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Walsh教授在和我们的医生接触过之后，跟我说了他的四点“没想到”：第一个没想到中国医生的英语水平这么好，对他讲课的内容甚至幽默和俚语都能够心领神会；第二个没想到中国医生的业务素质如此高，不仅对课程有深刻理解，而且常就关键部分提出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在此之前，他还担心中国医生们听不懂他的课程，特意让助手印了厚厚的讲义；第三个没想到这些高级别的中国医生对待学习如此刻苦、认真，头一天到达美国，第二天来不及倒时差即进入医院学习，每天清晨5点起床，常常来不及吃早餐就赶到医院，投入到高强度的紧张学习中；第四个没想到中国的泌尿外科能够把全国各大医院的业务尖子召集起来在一起学习讨论，这在美国是无法想象的。这四个“没想到”也是我对我的同行的评价，他们不仅自己在业务上有了提升，也为祖国的泌尿外科事业争了光。
为中国的泌尿外科做强做大而培养人才，这是我医师生涯后半截值得骄傲的事情。现在我除了继续做好培训工作外，也还保持着对新鲜事物的兴趣，凡事喜欢多琢磨，“爱折腾”。目前我在思考的是拓展“无创微能量医学”。这个名词是我发明的，我是想通过声、光、电的应用，来建立一个大健康的平台，我算是能在声（超声波、冲击波）方面做些工作，还希望能得到光、电方面医学专家的大力支持。尽管已经86岁了，但我不想服老，有想法就想继续做下去，现在我还会往贵州跑，争取卫计委对黔东南侗乡医疗援助项目的支持。
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一直绕不过去的就是学校和医院对我的恩情。前些日子，借着我从医60周年纪念活动的平台，我对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北大医院关心我的领导和同事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可以说，组织对我恩重如山，我对组织感恩戴德。我说的“恩重如山”绝不是夸张，这么多年来，我们家庭成员几次生命遇险，都是学校和医院的全力营救让我们转危为安。
2004年，我在重庆开会，那几天没有休息好，再加上神经始终高度兴奋，一向还算健康的我突然倒下了，身体各项指标都趋于衰微。组织上立刻派专家团队过来救我，还为我提供了最好的疗养环境，等我情况稍有好转，坐飞机回到北京继续救治的时候，组织又安排了机场的VIP通道。在这样的温暖关怀下，我很快痊愈。我们一家三代，从我的父亲，到我和夫人，再到女儿女婿，都与北大（北医）结缘。父亲因病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外地出差，同事们为了不让我过度伤心劳累，帮我料理了后事。我的二儿子在非典的时候中了招，后来又得了脑出血，两次生死关头，都是组织的全力挽救，把他从生死线上拉回，现在没有任何后遗症。因此，我说组织对我们全家恩重如山，一点都不夸张。
再回首，进入北大已经有65个年头了，她让我奠定了做人的正确的价值取向——成为一个好医生的根本前提就是先做好一个人。我一直都觉得，从一个乡下孩子到现在，我所取得的那些所谓的成就都是学校和医院给予我的，我自己始终都是幸运的，被组织关怀着，被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同事和学生包围着。现在的我处在一生中最好的时刻，我们的国家也正处在黄金时期。有些时候，看到报纸上、电视里说的医疗纠纷或者是年轻人因为钱少又辛苦而不愿从事医生这个行业等负面新闻，就觉得非常心痛。我从医的前半段，从来没有听说过医疗纠纷，我们只想着能够尽量挽救病人的生命，病人和家属对我们也将心比心。那个时候确实清苦，我刚做医生的时候，和爱人薪水加在一起也只有60元，生活过得紧紧巴巴，但是也并没有觉得哪里不幸福。我能理解现在年轻人更多元的思维，也能接受他们的不同选择，但是我始终觉得，风物长宜放眼量，特别是年轻人，不应该只看着眼前的蝇头小利，把人做好，把工作做好，生活只会越过越好。
我已经86岁了，快二十年前，我提出“到2020年我们要建成有国际水平的泌尿外科”，我很欣慰的是，这个在当时看来让我都有点心虚的愿望，如今已经提前达成了。但这里的“国际水平”还只是指我们的发达地区和大医院。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的差异很大，一些边远贫困地区还处在缺医少药的阶段，更不要说达到国际水平。要真正实现全国每个地区的泌尿外科都达到国际水平还很任重道远。但有距离，才能激起我们赶超的动力和决心，我这一辈子都是在“赶超”中度过，现在是个不折不扣的“80后”，还能为祖国、为病人、为泌尿外科事业，再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北大也要迎来120岁的生日了。我真心祝福我的母校，百廿年生日快乐，能为我们的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早日跻身世界最顶尖大学之列——这也是我一个老学子的“北大梦”。
（郭应禄院士口述，韩芳整理）
个人小传
郭应禄，1930年出生于山西定襄县，1956年从北京医学院医学系毕业，中国泌尿外科和男科学学科带头人，现任北京大学泌尿外科医师培训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泌尿外科研究所名誉所长。1999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关于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回忆
厉以宁
一
我是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1955年毕业留校工作。从1951年算起，到北京大学120周年为止，我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已经63年了。这63年内可以回忆的事情很多，远不是几千字的随笔就能写下的。最值得我和当时参加《证券法》起草、并始终为中国的股份制改革而呼吁的教师和研究生、大学生们念念不忘的，可能就是中国股份制的推广。我把这一过程扼要地写下来，可以让许多年轻的学生了解当时的情况。于是我确定了纪念北京大学120周年的文章的题目是《关于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回忆》。
众所周知，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中国当时是学习苏联的，苏联的体制很快就成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封锁、抵制，在这种形势下，新中国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战略，主要同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保持联系，彼此都是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体上到1970年代末，中国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这段时间内，虽然中国经济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同一时期，中国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变化更加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利用了市场经济的力量，走上了开放经济的道路。了解国际经济的中国改革派从实际中开始懂得，只有转向改革开放，才能加速前进。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了重大决策：走向改革，走向开放。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明了中国经济前进的方向。改革开放初期主要进行了三项有影响的改革：
一是实行农村家庭承包制。尽管1960年代初在某些农村尝试实行家庭承包制，但不久就被取消了，因为这与人民公社制度不能并存。现在，在改革的旗帜下，在安徽、四川等省，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实行了“大包干”，也就是家庭承包制。家庭承包制的出台，得到了一些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支持，终于推广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村出现了新的气象。
二是农村和农民在家庭承包制推广后，一部分农民考虑到农村有富余的劳动力，便产生了兴办乡镇企业的想法。市场缺少什么，他们便生产什么、销售什么。技术工人不足，他们便到城市中去寻找退休工人，聘他们来乡镇企业传授技术和指导生产。很快，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农村，乡镇企业不仅有较快发展，而且还兴起了一些规模较大的工厂。更意想不到的是：在乡镇企业成长的同时，有些地方还涌现了一批乡镇企业的企业家。
三是在沿海城镇出现了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最早出现于广东的深圳，时间是1980年。接着，广东的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也出现了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建立，使改革开放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这三项改革好像给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三块大石头，激起了阵阵波浪，从此中国经济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平静下去了。从1979年到1984年短短的五年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比如说，凭票供应的时代结束了，农贸市场中的商品日益丰富，鸡鸭鱼肉、粮食蔬菜水果，应有尽有。又如，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以后，许多商品被生产出来（包括建筑材料、纺织品、食品等），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在火车上、轮船上、长途汽车上，挤满了拎着大包小包的农民模样的人，他们是乡镇企业派出的推销员，随身带的大包小包就是商品的样本。于是在大一统的计划“市场”以外，出现了计划外的“乡镇企业商品市场”。大一统的计划“市场”被打破了，甚至像铜材、煤炭、五金制品，在农贸市场上也一样能买到。
再如，经济特区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香港。尤其在深圳，一栋栋高楼、一座座工厂、一条条马路、一片片商业区和住宅区，都体现出“特区速度”“深圳速度”。这就使经济特区的劳动力、经营者、投资者感到骄傲，因为前景美好。
二
到了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告改革的重心向城市转移。
为什么这时提出中国改革的重心要从农村转入城市？是不是农村会被忽视呢？并非如此。农村家庭承包制这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民生活已初步改善。多种经营也逐渐被一些条件较好的县、乡、村的政府所关注，此外，乡镇企业这时也开始走向重新组合，成为农民得以提高收入的生产方式。因此，到了1980年代中期，城市的改革自然而然地成为重心，这是形势所逼，无法回避。
转向城市改革，当时至少有三个考虑。
第一，城市是中国经济的重点，因为国有大型企业都设在城市中或城市的郊区，如果不从体制方面着手改革，中国很难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中国不仅应当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体制，而且应当扩大经济的开放度；而经济开放度的扩大，应当从一些条件较好的沿海城市或内地交通要道边上的大中型城市的改革着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文化因素造成的，所以经济的扩大开放措施应把历史文化因素考虑在内。
第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就业问题在长时间内将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不深化改革，不仅城市发展不起来，甚至农村的多余劳动力也找不到出路。总之，只要城市繁荣了，日积月累，就业人数就会越来越多，社会就会稳定。
因此，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把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是符合实际的。
三
那么，怎样对城市和工业、商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进行重大的改革呢？这是摆在1980年代中期的热门话题。经济学界展开了两条改革主线之争。
一条改革主线是把价格改革放在首位。他们主张仿照1949年西德的改革，全面放开价格，接受市场的价格波动。主张这一改革思路的中国经济学家认为，西德的价格放开已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范例，价格放开以后，经济可能会乱一阵，但过了一段时间经济就会转入复苏，再转入繁荣。这种改革思路又被称做“休克疗法”。在世界银行专家们的介绍下，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些持有“休克疗法”的学者，成为当时主张放开价格、在改革方面最有影响的鼓吹者。
另一条改革主线的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德的经验，因为西德以私营企业为主。在市场经济中，私营企业是能够适应价格改革的，这样，它们就能继续存在，并发展壮大；企业如果不能适应价格改革，就会被淘汰，或者被改组、被兼并，它们会通过改组、兼并而重新参与市场的竞争。中国的情况与西德完全不同，中国的企业当时主要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中国的国有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它们听命于政府，受制于政府，不可能因价格放开而变得灵活，甚至在西德放开价格后，企业通过重组、兼并等决策而复兴的经历，也不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所能采用的。在价格放开的格局下，中国的国有企业只能坐以待毙而无法自救。这正是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
因此，适用于中国工业和企业的改革思路决不是价格改革，而只能是产权改革。产权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产权界定、产权清晰和股份制改造。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很大的工作量。
我当时的改革设想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召开的北京大学校庆学术论坛上做了说明。我一开始就说：“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是因为：价格改革主要是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适宜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环境，而所有制的改革或企业体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到利益、责任、刺激、动力问题。”[1]
根据我的上述解说，股份制改革、也就是产权改革的必要性已经很清楚。接下来的问题应该是如何部署，如何推出适当的措施和法规，保证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工作并总结经验。
1986年4月25日夜晚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的那次学术讨论会，使与会学生和年轻的教师难以忘却。学术报告定在晚上七点开始，但下午五点多就有学生来占位子。当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同学在六点半钟在门口接待我时，办公楼门前已人山人海，再也挤不进去了。幸亏从办公楼一层大厅中走出一些保安，才把我们迎进去。到了二楼报告厅一看，地上坐的是人，窗台上也是人，连主席台上的两侧和后排都满是听众。这表明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年轻教师是多么拥护改革开放，多么期待中国能迅速发展为世界上的强国之一。
第二天，国外的报纸刊登了一个消息：“在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思路：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
四
然而，股份制作为深化改革的建议远不是那么顺利的。经济学界有一些同志认为股份制改革的要害就是私有化，就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变为私有企业，他们认为：小企业特别是一般轻工业企业，可以走股份制的道路，因为它们是小企业，至于现有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不能改制为股份制企业。1980年后半期，这些“把股份制企业说成是私有化的产物”的同志仍然在不断批判股份制改革。消息传来，外地不少高校都停止讨论或讲授股份制改革了。
北京大学毕竟是鼓励学术争鸣的学府。领导认为这是学术问题，可以通过百家争鸣，继续展开讨论。我仍然在课堂上讲述股份制改革的必要性，反对股份制的教师也照样在课堂上把私有化当做批判对象。争论从未停止下来。这就是北大学风。
这种情况直到1992年春季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以后才发生变化。1992年下半年，中共十四大明确了改革的市场导向，市场竞争试行了，股份制也试行了。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股份制可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通过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和企业中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股份制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式就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统一了。于是理论界一部分人对股份制企业性质的质疑也就逐渐消失。
要知道，新中国的股份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实现的。国有大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仍有困难。例如，国有大企业的资产是不是会因数量偏大而被侵占或廉价卖掉呢？是不是会因改制过程中被知情者个人或相关知情人以不同方式私吞呢？这种情形不是没有可能发生的。于是政府、学术界在股份制改革实践中，采取了“存量不动，增量先行”的做法。这就是说，国有大企业的股份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流通股（即“存量不动”），另一类是流通股（即“增量先行”）。这样，中国的国有大企业终于走上了股份制改革的道路。
为了便于更多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和纯粹的民营企业）上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同志认为有必要趁早制订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万里同志还指出：证券法的起草不能采取部门立法的做法，因为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部门利益，还有部门立法的片面性。他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常委中的专家起草、立法。于是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接着，吸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和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以及证券界的专家参与起草。从1992年算起，大约用了六年半的时间，才提出送审稿，供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这六年半时间，先后经历了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万里同志；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乔石同志；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李鹏同志）。终于在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以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的股份制改革和企业上市，从此有法律可依了。
五
“存量不动”和“增量先行”的做法虽然为中国的股份制开辟了通道，但也带来了股份制改革中的新问题，这就是，在国有大企业的股份构成中，非流通股在国有大企业的全部股份中所占的比重过大（即存量过大）。这样一来，即使国有大企业成为上市公司，但股东会开不起来，董事会上只有一种声音，即绝对控股的国有大企业的声音。在证券市场上，有些散户也买了上市的国有大企业发行的股票，但散户的投票起不了任何作用。即使国有大企业有些上市了，但无法使上市的国有大企业转换机制。换句话说，上市的国有大企业只是拓展了融资的渠道，而企业的运行机制却无法改变，因为国有企业控制了非流通股。
证券界和经济学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通过以后，把股份制改革的深化作为新的研究课题，目标是如何把数额巨大的非流通股转为流通股，这被证券界和经济学界称为“中国股份制第二次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是在1998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高票通过的。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接着就展开了。[2]
如上所述，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是关于如何把国有大企业的非流通股变为流通股。具体的做法是：非流通股持有者应该给流通股持有者一定的补偿，以取得流通股持有者同意将非流通股转为流通股。
为什么在非流通股上市前要给流通股持有者一定的补偿？这是因为，当初国有大企业上市时，在招股说明书上曾做过如下的承诺：“本公司的非流通股暂不上市”，国有大企业的这一承诺，等于是一种“要约”，必须遵守。现在非流通股票要上市了，这无疑违背了当初的承诺，所以要取得流通股持有者的谅解，给予补偿是合情合理的。至于给每个流通股的持有人多少补偿，则由市场决定。市场根据上市企业的效益好坏来决定补偿数额：是十配四，还是十配三、十配二，由市场决定。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终于成功。这是政府和企业界、证券界、经济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国股份制的第二次改革在21世纪前期着手推出。虽然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先后担任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常委，但从2003年起，我离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担任了全国政协第十届常委的职务。接着，在2008年、2013年我还继续担任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常委。中国的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革、企业体制的转变一直是我投入时间最多的研究领域。
把这段历史告诉北京大学的年轻教员和进校不久的大学生、研究生们，有助于他们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股份制改革。最重要的是，在产权改革和产权保护方面至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跨入新时代。
个人小传
厉以宁，1930年11月出生，江苏仪征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工作、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庆贺北大双甲子华诞
王理嘉
一
一瓣心香献心语：红楼燕园精神魅力跨世纪的回顾与审视
京师大学堂一项有案可查的重大业绩：为京语成为民族共同语以及汉语拼音运动发展的历史走向奠定了基础。
北京大学曾经被称为全国最高学府，因为其前身京师大学堂兼有主管地方学府的职能。京师大学堂成立于戊戌变法那一年，1898年。百日维新在政治上被扼杀了，但是文化教育领域中的一些革新措施还是被保留了下来。之所以能保留下来，是因为当时由“甲午”国耻（1894年）引发的维新改革的思想浪潮，已经成为不可抑制的社会洪流。这股浪潮在作为社会精英的读书人、知识分子群体中表现得尤其强烈。以至于当时被称为“思想界之彗星”的谭嗣同，竟然向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文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汉字发起了挑战，主张要用易写易识的拼音字母代替难写难识的汉字，由此普及教育，“开民智，以救大局”。
京师大学堂成立之初，还是以研读儒家经学为主，灌输封建的忠君思想，与清朝的国子监没有什么两样。进入京师大学堂的也不是为求学，而是为做官。但是，受当时抵御列强、维新改革这一社会思潮的强烈影响，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不仅关心而且直接参与国家大事。任继愈先生在《精神的魅力》中曾提到过：1902年清朝屈从沙俄，出卖中国权利，1905年美国掀起排华浪潮，京师大学堂的学生都向朝廷提出了维护国家主权，伸张民族大义的“抗争俄约疏”和“广劝抵制美约说”。今天看来这恰恰是应该发扬光大的民主革命精神，也是自古以来，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美德。
京师大学堂有一项影响深远、可以载入史册的重大业绩：为京语后来成为国家通用语言，以及汉语拼音运动发展的历史走向，奠定了基础。当时受“甲午国耻”的激励而蓬勃发展的汉语拼音运动，在以哪种方言设计拼音的问题上意见不一，各行其是，面临破坏中华已经绵延几千年之久的同文之治（书同文）。1902年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校长）的吴汝纶，奉命考察日本文化教育，他敏锐地感悟到，中国方言复杂分歧，统一语言对普及教育、汉字改革极端重要。回国后，他就会同清政府管学大臣张百熙等人，奏请推行拼写“京城口语”（北京口语）的《官话合声字母》（王照创制的汉字笔画式拼音字母），用于注音识字。由此厘定通行全国的汉字读音，则中华大地可由“书同文”走向“语同音”。尽管国语的推行和国语注音字母的制定，都是在1912年以后国民政府时期开展起来的，但追溯历史，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乃至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开展的推广普通话、制订汉语拼音方案等语文运动，其源头都出自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校长）吴汝纶的倡导。
二
老北大与红楼：提倡民主科学，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北大和红楼不受制于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时局的动荡起伏，从而激励了当时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北大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京师大学堂在1912年改为分科综合性的北京大学后，在蔡元培先生任教育总长，特别是他担任北大校长时，开始发生质变。蔡先生根据现代教育理念，宣称：“大学之所以为大也”，是因为“大学乃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并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不仅给北大带来自由开放的风气，而且为古城北京开辟出一片显现曙光的新天地。当时，封建反动势力仍然气焰嚣张，又加上军阀混战、政局混乱，时而群魔乱舞，时而死气沉沉，令人窒息压抑。“而北大所在的沙滩，北河沿一带，则朝气蓬勃，另是一番景象。”（1916级冯至语）青年人在那里可以毫无拘束地发表各种感想和意见，评论社会和时局。学生选课自由，随意旁听，连校外人也会来“蹭课”听讲。红楼和北大是当时进步学生、爱国青年寻求真理、追求光明的圣地。他们与清末流传下来的官场的黑暗腐败和丧权辱国的外交展开英勇坚决的抗争。北大后来成为震撼全国的五四运动的策源地，确实不是偶然的。
蔡元培的治校理念也给北大带来了学术繁荣。学校的课程设置是完全开放的，学派的分歧、学术上的是非，教师可以争得脸红耳赤、气急败坏，但外界的评论褒贬、学生何去何从，则听凭各自做主，不加干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风气，教师赞赏接受，在读的学生也是如此。他们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生力军，创办刊物，发表文章，各自提出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当时在读的学生俞平伯、傅斯年、罗常培（1916级）、邓康（邓中夏）、郑天挺（1917级）等七八个人竟主办了三种学术趣向完全不同的刊物——提倡新文化的《新潮》，主张继承传统文化的《国粹》，号召介入社会革命的《国民》。他们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著名教授一起，走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成为先驱者。他们在深层次的精神实质上是共同的，都是为了探求真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蔡元培发展现代教育的理念，主张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观念，深入北大教师学生的内心。北大在五四运动期间，乃至抗日战争时期，素有“民主堡垒”之称，经常抨击时局，反抗黑暗。因此不管是北洋军阀，还是后来的民国政府，都把北大视为肉中刺，眼中钉，或压制或拉拢，总想介入学校内部，扼杀民主势力，但始终受到上自校长教授，下至广大学生的抵制。北平沦陷前，陈寅恪因家事羁绊滞留，其后日伪政府另组建一所国立北京大学，以丰厚薪酬聘用陈寅恪。他置之不理，只身悄悄直奔昆明西南联大。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沦陷的香港，陈寅恪断炊三日，日寇又送大米上门。他拽住米袋另一端往门外拖，断然拒绝施食，大义凛然，真是可敬可佩。他的这种高尚气节，与“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理念是相通的，因为这其中也包含着读书人人格独立、决不屈从受制于当时黑暗政治的信念。
鲁迅早在1926年北大校庆27周年时写的《我观北大》一文中就说过，北大的“校格”有两条：“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北大在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表现，以及在抗战时期坚忍不拔教育救国的英勇精神，都是鲁迅所说的北大“校格”的真实写照，也是北大和红楼精神魅力的所在。
三
新北大与燕园：北大有了燕园，如鱼得水；燕园有了北大，焕发了新的青春，新的精神魅力。这里名师林立，人文荟萃，是青年学生进步成长，发展成才的园地；这里充满了温馨难忘的师情友情学生情。
1952年在新中国国家教育部的统筹安排下，全国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北大、清华、燕京三校的文理各科合并组成了新北大，校址由城内迁至西郊原燕京大学的校园——燕园。由三校文理各科组成的综合性大学——新北大，在湖光塔影的燕园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师生人数激增数倍。燕园竟然在1952年秋季开学之前，在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奇迹般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增添了四座与原来宫殿式民族风格建筑配套的教学大楼。但限于当时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供全校师生员工生活的用房，就只能因陋就简了。
院系调整后的15年是北大新旧转型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全校各系的人才培养规划、学科建设、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直至讲授方法和学生的学习生活方式，与老北大时期相比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我是1950年院系调整前在燕京大学国文系入学的学生，亲历了这两个不同时期大学教育的变化和发展，感受极深。院系调整前，社会上各类大学各自独立，各自为政，学科和课程设置完全是自由化的，往往因人设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甚或有滥竽充数的。但是在结构体制调整后，教育部对全国高等院校的教学改革继续加强领导，对北大尤其如此，抓得很紧，而且很具体。继承老北大蔡元培校长的“大学应是培养通才”的教育理念和传统的同时，也参照莫斯科大学的教学大纲，新北大的学科建设、课程设置一开始就是从基础教学入手的，文科尤其如此。我身在中国语言文学系，只能举自己亲历的事例说明。当时，根据教育部所参照的课程大纲，中文系必须开设在文化教育中应用性很强的“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涉及人类语言基础理论的“语言学概论”课程。这几门紧密结合中华传统文化和汉语实际的学科、要用现代科学理论来讲授的课程，当时全国各大学的中文学科都从未开设过。教育部让北大中文系率先开设这几门基础课程，建立学科体系。中文系众多的老教授也确实没有辜负国家的厚望，他们筚路蓝缕，殚精竭虑，不仅开设了这些新的基础课，而且还开设了几门无同类教材可参照的专题课，如“汉语发展史”“汉语方言学”等。所以，在院系调整后的好几年内，来北大进修学习的兄弟院校的青年教师，数量之多竟然超出了当时北大全校研究生的总和。他们回校后就成为本校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不少人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成为学科中的领军人物。现如今，“现代汉语”等三门课程早已成为全国高校和师范院校中文系必须开设的基础核心课程。
新北大的校风、学风也与旧大学完全不同了。旧大学里的学生、教师一般都十分自由散漫，文科更甚。这种放任自流的习气在院系调整后的全国各大学里，顿时一扫而空。北大也如此，学生不允许迟到旷课，教师上课要写讲稿，发油印讲义，教学内容要按时完成，不能讲到哪儿算哪儿。总之，学生学习，教师讲课，都有组织领导管理，井井有条。同时，教师之间也很有学术雅量和学术气度，彼此尊重，相互包容。
那时候北大学生的学习气氛非常浓厚，生活节奏十分紧凑。全校学生的起居作息，晨起早操、课间操、体育锻炼等，都听从校广播台的统一指挥。入晚，校园里就人影稀疏，听不到欢声笑语了，学生们分别聚集在图书馆、阅读室、宿舍或供自习的教室内，专心致志地看书学习，完成作业。而熄灯前的半个多小时，则是学生宿舍最热闹的时间，在24个人共住、分成三小格的大通间里，同学们有谈心聊天的，有交流学习心得的，有玩儿乐器或打牌下棋的，乃至有为家在农村发生经济困难的同学热心发动捐助、提供帮助的。新北大初期，学生住的大通间简易宿舍，是当时全国各大学里最简陋的宿舍，但却因此加强了同学之间的沟通和交往，增加了彼此间的友情和亲和力。那一段充满温馨的集体生活是毕业后同班校友们永远不会忘怀的。
四
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鲤鱼洲上的革命豪情与内心苦闷；“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由之路”？心灵深处的最后感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群体中的精英阶层，他们在教学科研领域中，忠于职守，克尽己任，都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
那是北大在特殊时期的一段特殊历史。这一段真实的历史，如果不写出来，那么我最深层次的感受就没有展示出来。铭记历史，才能开创未来。
《北京大学记事》（下册）记载：“1969年10月26、29日，全校20个单位1658人分批出发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北大试验农场种地，改造思想。”所谓试验农场，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五七干校”，去试验农场的目的表示得很明确，就是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我从1950年入学以来，亲历了三次思想改造运动。第一次是1950年代之初全国院系大调整之前，改造对象是跟老北大同一时期，各高校的许多学者、老教授。在读的大学生和在校的青年教师是思想改造对象的督促者和帮助者。第二次是1950年代后期，这次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以青年教师下乡、下厂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方式进行的，为期一年左右。下放劳动的队伍（当时通称“下放干部”）以青年教师为主体，也有一些青年职工，但绝对没有老教授。那时校系两级对老年教师还是相当尊重和比较照顾的。他们都有家室之累，不便长期下乡下厂。去江西鲤鱼洲种地，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是第三次政治运动中的思想改造。这次的改造对象遍及全校教职工，以及部分家属和孩子，还有一小部分年过花甲或将近六十的老教授、老职工。
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是在鲤鱼洲试验农场十几公里的范围内，不见人烟村舍。那里是在鄱阳湖边趁枯水季节，围湖筑堤建坝而形成的一大片低洼沼泽地。之后，发现此地钉螺丛生，血吸虫猖獗，危害极大，于是只好弃之不用。北大要在这里建立试验农场，一切需要北大教职工自己动手。我们要自己挖胶泥、打土坯、垒土墙、搭草棚、打瓦、盖砖房，解决住宿问题；同时又要平整高低起伏、坑坑洼洼的沼泽地，开辟水田，方能育苗插秧，种植水稻。农场创建之初，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劳动十分繁重，但是在“走光荣的五七道路”的革命号召下，大家个个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情绪高涨，干劲冲天，抢着干重活，挑重担。
但是，当时也有一股默默压抑在内心、不能宣泄出来的苦闷和惶惑。这在40年后出版、中文系编写的《鲤鱼洲纪事》（2012年，北大出版社）中，才由亲历者在含泪的微笑中，不无心酸地吐露出来：“在鲤鱼洲的整个日子，心灵空荡荡的。那时候前不见希望，后不知究竟……”，“我想家……思绪万千，不知道以后路在何方”，“人们前途未卜，不知道会被如何处置，引领北望，充满期待与惶惑”。这种苦闷和惶惑来源于当时在鲤鱼洲农场劳动的中青年教师，绝大部分都是1949年以后培养出来、忠诚于党和国家教育事业、积极有为的人才。前两次思想改造运动，都是为了提高思想觉悟，将来更好地教书育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在鲤鱼洲的劳动锻炼，改造思想，性质和目的全变了。军宣队、工宣队屡屡疾言厉色地训示，要求大家在这片血吸虫泛滥的瘴疫之地，“决心务农，永不回家”。没说出来的潜台词是：因为高校17年来推行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现在反顾、审视当时压抑在内心的苦闷和惶惑，用唐朝韩愈因忠谏而被流放的一首律诗来写照，真是再贴切不过：“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其实关键也还不是“家何在”，而是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大学教师，却让他们不读书，不教书，而去种地务农，甚或累及家属孩子。任何一个有思想有信念的人，怎么可能安之若素，而不感到惶惑苦闷？
1972年10月，就像突然宣布要求去江西鲤鱼洲那样，军宣队、工宣队又突然宣布北大全体教职工分批撤回总校。正是这一批被放逐瘴疫之地，并被要求在鲤鱼洲种地务农永不回家的教师，他们在神州春回大地、改革开放的起始年代，勇于担当，振奋努力，责无旁贷地投入了北大的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工作。当时，红楼老北大和西南联大时期还健在的老教授，已是凤毛麟角。学校教学科研的主体是1949年以来，在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青年教师。这些从“文革”政治枷锁、思想禁锢中解脱出来的教师，在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多年中，为高校和科研机构人才的培养，为新学科、领域的开创，付出了全部心血。物换星移，薪火相传，那时候从严格的全国高考中选拔出来的，经历过上山下乡锻炼考验的青年学生和研究生，如今在教学科研方面也成绩斐然，硕果累累。同时，在把文化科研的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来看待的年代，他们也为新世纪人才的培养辛勤地做出了贡献。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我心灵深处的感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群体中的精英阶层，他们在教学科研领域忠于职守，克尽己任，他们都有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江春水向东流，我们正在迈向光辉灿烂的时代。
这是一个高龄燕园学子对母校双甲子华诞的衷心祝愿。
个人小传
王理嘉，1931年生于上海。1950年入学燕京大学国文系，1952年随全国院系调整进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54年大学本科毕业留系攻读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毕业留系任教，由原名王振华改为现名。曾担任本系副系主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职务。1996年退休后继续返聘授课。2005年告别教坛。
北大感悟
马克垚
从1952年秋入北大学习算起，我在北大已经度过了六十多个年头，也可以说是个老北大人了。六十多年的北大岁月，我经历了早春三月，也经历了落叶秋霜；经历了疾风骤雨，也经历了柳暗花明。这里有我的希望，我的愉悦；有我的困惑，也有我的悲凉。不能说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我都十分熟悉，因为草木砖瓦几经变迁，多已不可复识。但矗立的建筑，还可追寻点滴思绪。
我熟悉的建筑之一是文史楼。入学时她刚刚建成，一楼是教室，二楼分东西两边，作为历史系与中文系的办公室和教研室，三楼是图书馆阅览室。我一般是在一楼上完课后，就到三楼阅览室读书。我喜欢这里的读书气氛，而且许多大部头的《二十五史》《九通》等参考书，都开架陈列，可以随便翻阅。还有各种中外文字典、辞书，可以查找难点，释疑解惑。1956年毕业留校后，差不多每周我都要到文史楼二楼的教研室学习、开会。挤在老师们中间，主要是侧耳倾听他们的发言，领略这全国最高学府教授们的风采。齐思和先生，和蔼可亲，对人循循善诱；杨人楩先生，为人豪爽，仗义执言，一派正气。张芝联先生对我最为关怀，辅导我学习外语。写作论文，让我受益良多。如今他们均已仙逝，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然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文史楼，我也经历了政治运动的陶冶。刚毕业不久，发生了英法两国侵略埃及的战争。那时正是革命的年代，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里，教授们义愤填膺，七嘴八舌，申讨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支援埃及人民的正义斗争，最后写成了一篇抗议的檄文，决定在游行示威时，由周一良教授递交英国驻华代办处。
1960年代初，在文史楼教室里举行过一次五四科学讨论会，讨论系主任翦伯赞写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我听到了邵循正先生的一些不同意见，是什么意见已经记不清楚，但公开的、平等的科学讨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我并不理解这篇文章蕴藏着的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重大意义，只记住其中的一些警句，如说“农民在历史上没有、也不可能把封建作为一个制度来反对，没有、也不可能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没有、也不可能把皇权作为一个主义来反对”，感到读来朗朗上口，铿锵有力，而又有真理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翦老兼任国家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在外面的社会活动很多，他几乎没有时间参加系里的教学，我在文史楼见到他只有有数的几次。有一次是讨论戚本禹对《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的意见。翦老据理反驳，他说他和侯外庐说起，我们抗战逃难时也带一点金子在身边，是为了活命，难道李秀成出走天京时带些珠宝细软也成了罪状吗？还有一次是讨论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报纸上已经发表了姚文元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的文章，但全系几乎没有人同意这一意见，似乎只有一个同志半开玩笑地说，它不是大毒草，是个小毒草，最多是个中毒草吧。从翦老、从历史系师长和同仁身上，我看到了这里对文化的坚守，对信仰的坚守，对历史使命的坚守。
后来文史楼全部改做教室，我已多年不进去，只是在校园漫步时，总还是要走到它前面的两棵梧桐树下，抬头凝望。当初入校时，它们是刚刚种下的两棵小树苗，如今已长成两人合抱不过来的参天大树，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我的另外一个熟悉的建筑就是图书馆。起初的图书馆是燕京大学的（现在的档案馆），因为地方太小，放不下从北大搬来的图书，所以图书馆就四散各地。我在图书馆查书、借书，除老燕大图书馆外，还在外文楼、俄文楼、电机馆（东门附近，早已拆除）、旧十楼学生宿舍（也已拆除）等这些图书馆的临时放书处查书、找书，四处奔跑，享受着熟悉各种图书的乐趣。1974年，北大盖了新图书馆，我也参加了建馆劳动。虽然新图书馆比起老燕大图书馆大了很多，但在盖的时候我已经听说，这个新馆也不足以放下全部藏书。不过如果再追加预算，等待上级批准，那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盖新馆，只好先把它盖起来。新馆利用了一段时间，1980年代，在新馆的东边又加盖了新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图书馆全貌。不过，图书馆面积的增加，始终赶不上图书数量的增加，我出入书库时，时常看到图书馆管理员汗流浃背地在书库各处将图书搬来搬去，为的是腾出一点地方，好放更多的、源源不断增加的图书。
起初我借书时，必须先到卡片柜查到该书，填写索书条，递交管理员后，等待片刻，才可以取得图书。后来做了教师，有了入库查找的权利，我就到书库里自己找书。改革开放后，可以向图书馆推荐采购书目。那时曾经花费不少时间，到图书馆采编部查新书，填写推荐条。等到自己急需的图书如期买到，心中着实充满对图书馆的感激之情。图书馆的经费也日益充裕，我利用这一时机，购买了如《德国历史文献》《教父文献集成》、英国中世纪《财政署档案集》等大部头的史料集，使我们专业的图书大为扩充，为后来学生、教师的研究建立了一些有利条件。当然，图书也有买不着的时候。记得勃拉克顿的《论英国的法律和习惯》，是四卷本的拉英对照本。但头一次只买到两本，后来多次填写条子请求补齐，可是都没有结果，不禁怅然者久之。好在此书在网上已极易查阅，不必再为之怅然。
现在图书馆建设的重点不只是买书，更多是购买数据库，几乎每周都会有新的数据库出现，有的是购买来的，有的是出版商推荐你试用的，日新月异，目不暇接。还有许多全文电子书库，也在不断建立、增加。足不出户，就可以进入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查阅，网络化时代带来了研究的全新变化、全新便利。和我那时用索书条借书的时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当然，对我来说，纸质书仍是最基本的。一本在手，可以颠来倒去，随意翻阅。网络的便利，我也享受一些，可是老眼昏花，不便久视。网络技术不熟练，善变的网络不时给我制造困难。所以我仍然时常跑到图书馆借书，而且按照过去的习惯，仍然是自己入库查找。我感到自己快成了图书馆的一道风景了。一进去，管理员小张、小王什么的就和我打招呼，入了库，他（她）们就说，马老师你小心点，生怕我在电梯上或书库里摔跤。他们的好心照顾，我十分感激。当然毕竟年纪大了几岁，在书库里自己找书，如果书放在最下一层，蹲下起立就比较吃力；借的书多了几本，那就有拿不动的问题。到图书馆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问题归问题，可是自己查书、找书的乐趣，仍然吸引着我，我将继续查找下去。
第三个我熟悉的北大建筑应该是二院。从1960年代末开始，历史系就搬到二院办公（一度也曾经在三院），一直到前几年搬到新盖的人文学苑为止，可算是那里的老住户了。这里原来是燕大女生宿舍，我们入学时是留学生宿舍，作为历史系各教研室用房，并不合适。那时我系有教职员一百二十余人（中国史专业和世界史专业各占一半，考古早已独立成系），一些教研室人员众多，在狭小的房间内坐不下，只好几个人挤在一条板凳上。椅子、板凳不够用，教研室开会时就到其他教研室拉来拉去。但是我们在二院的年代，正值打倒“四人帮”后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教学科研高歌猛进，学生认真学，老师认真教，没有多少矛盾、诱惑，所思所想就是将历史科学搞好，将自己的专业搞好。现在客观条件比过去是好多了，可是历史学的社会地位（如果说有这种地位的话）大不如前。我系人员大幅减少，还不足以前的一半，各专业有的消失，有的后继乏人。考生质量也比以前下降很多，这是时势带来的变化，什么“史学危机”，什么“推倒南墙”，什么“一切向钱看”。我们历史系经受住了这些考验，没有增加什么旅游专业，没有不务正业地去发展“副业”，仍然坚持尊师重道，守正不阿。教师在量的方面有所减少，可是质的方面有了很大进步。三十余年来，我系已经成长起新一代学者，甚至是新两代学者，他们在新的条件下成为各专业的领军人物，在国内和国际学界都可树一帜。就以我们的专业为例。我们专业是世界古代、中古史，在中国学界是个小专业。记得开始招收研究生时，我们教研室三人约定，每三年招一次生，因为自感到专业冷僻，学生学习不易，毕业分配也不理想。后来教员要计算工作量，我也每年每次只招一个学生，学力有限，不敢多招，以免误人子弟。经过不断发展，我们世界中古史专业已经成为一个小有成就的专业，成长起来一代又一代新人，包括在我系修业的和他们的弟子。他们好些人能掌握几门外语，包括希腊语、拉丁语，能根据原始史料与手稿写出优秀的论文和专著。他们已进入中世纪的学科前沿，和国际同行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不断进行学术访问和参加、召开会议，已经可以在世界史坛上，和世界各国的同行坐而论道，相互切磋，一较高下。看到这些，我心中也大为欣慰。不过话又说回来，教师没有一定的数量，质量也无从保证。我希望学校将增加我系教师数量问题，予以关注，予以解决。
记得在二院前的草坪上，曾经有老燕大留下的两株西府海棠，每到春天，就繁花似锦，引得我驻足观看。“文革”时期宣传队进校，将这一片草坪变为果园，栽种了一些苹果树。苹果树长得矮小枯干，秋天也不怎么结果。现在草坪虽然已经恢复旧貌，但是西府海棠却从此消失了。不过，我发现在地学楼前，有两株海棠比原来二院草坪上的还要茁壮茂盛，每当春天，我从我系在老化学楼内的图书室借书出来时，也不禁要端详它们一番。祝愿它们代表着我们学科新的气象，新的成功。
现在，北大正在向着双一流迈步前进，一派大好形势。在欣喜的同时，也感到，在现在多元的时代，也存在着多元的选择，我们可要选择对自己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呀。什么时候，我们谈论大学建设时，不再老是说哈佛如何，斯坦福如何，而是我们北大如何，我们的北大，成了世界大学学习的模式，学习的榜样，这就是一个在北大待了六十多年的老北大人的期望。
个人小传
马克垚，1952年入历史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世界中古史的教学与研究。1985年任教授，200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琴韵书香悠远——北京大学120周年
谢冕
遥望红楼灯火
燕园的春天醒得早，未名湖面的冰还未消融，畅春园墙边的山桃就悄悄地开了。山桃花开得有点寂寞，它开在人们不知春来的季节。记得那天，心绪苍茫，记得那是一位诗人离去的日子，一帮人在鸣鹤园那厢山崖寻找歌唱“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的迎春花。不想迎春也是心急匆匆，只剩下些零落的花朵供人惆怅。连翘倒是多情，它用一片无边的黄金海，慰藉我们的春愁。这一年三月的末梢，时间穿越在这座京城郊外的园林中。
遥想当年红楼的灯火笙歌，民主广场的悲愤呐喊，此际却是满园春意阑珊，花明如昼，花飞如雨，不觉间，时光已是120年无声无影地流逝。蔡元培先生在花丛中微笑，身上洒满花朵般的阳光。恍若是，他才与司徒雷登校长相约于临湖轩，雕花窗棂飘出了新磨咖啡的香味。李大钊先生依然坐拥俄文楼前一片绿荫，时时有他永久的青春做伴。他的那些从沙滩红楼搬过来的图书，历经战乱，完好无损，大部已收藏于贝公楼旁的档案馆。先生心安。我曾在那里墨绿色的幽暗的老台灯下，翻阅过散发着百年墨香的《清议报》，纸黄页脆，窸窸窣窣，令人怀想19世纪昏黄的夕阳。
这是如今的燕园北大。作为一所标志性的新型大学，北大与世界各国的名校相比，历史并不算长。120年，按照中国的历法是两个甲子，总共只是120个春秋寒暑。要是我们撇开短、长的议论，纵观北大两个甲子的历程，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大概括和大总结，它浓缩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忧患、苦难以及追求，它记载着中国为摆脱无边苦难而进行的抗争。故此，北大迄今拥有的历史，是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经典缩写——这是一部“悲欣交集”[3]的、跨越了19、20、21三个世纪的“漫长”的史书。
前世戊生的“胎记”
北大诞生于风雨飘摇的岁月。公元1898，旧历戊戌，是清光绪二十四年。这一年，中华大地有大事发生：光绪皇帝顺应了维新的主张，下“明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在变法所颁诏书中，当年7月3日的“诏立京师大学堂”格外引人注目。它预示了开科取士传统的终结，从这里发出了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的最新信息：废除八股、改试策论、革黜历代实行的科举制度、代之以当世通行的现代综合性教育。此项改革跨度甚大，是以建立新型大学为出发点，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人才培养的旧思路，而期之以全新的现代教育的建立。
建立京师大学堂不啻为当日一件惊天动地之举。为了这所大学的诞生，当时的总理事务衙门起草了一份设限很高的文件：“京师大学堂为各省之表率，万国所瞻仰，规模当极宏远，条理当极详密，不可因陋就简，有失首善体制。”[4]我们不难从这些高级措辞中看出对未来的这所大学的郑重预期。1898年发生的那场血腥镇压，使戊戌维新的计划受到严重摧残，维新变革的所有政令旦夕间都成了废纸，京师大学堂的建校之议亦被搁置。但值得庆幸的是，创立大学堂的拟议尚存，它成为一个斧钺缝隙的“幸存者”。
那真是一个灾难的年月：六君子弃市，康、梁出走，年轻的皇帝被囚禁于瀛台。此时中国的上空阴云密布，而无边苍茫中一星犹明，人们对事关人才培养的教育革新，依然心存一念。建立京师大学堂的“项目”没有被取消，它在一片凋零肃杀中依然默默等待。也许这就是北京大学前世今生的“胎记”，于是成为遗传：北大生于忧患，历尽沧桑，心系国运，不离不弃。北大不仅是“常为新的”（鲁迅语），而且始终是命中注定的“以身许国”，坚定且自强。
方生未死之间
北大诞生于历史转折的节点上，120年的校史前后跨越了三个世纪，这就是19世纪的晚清、20世纪的民国，以及20、21世纪的今日中国。这是一个经历了列强侵略、国土沦丧、战争和动乱纷至沓来的年月。这不会是巧合，更像是宿命，北大诞生于中国的方生未死之间。当年，在周遭一派静默中，中国的志士仁人探寻救亡图存的道理，而新型大学的理念即是其中的重要“选项”。从古旧的思维和积习中走过来，早期的京师大学堂面对的是这样尴尬的局面：它当初设置的所谓新科，仍是旧学堂搬来的诗、书、礼、易、春秋那一路数，学员称“老爷”，可以随带仆役，毕业生依次授贡生、举人、进士头衔等，总之，依然一派旧日模样。
清廷和民国政府在选派大学堂的主管方面倒是慎重的。第一任的管学大臣委派孙家鼐。孙家鼐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是朝廷重臣。孙家鼐于咸丰九年（1859）32岁时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都是当朝命官，1889年代理工部尚书，次年3月又兼刑部尚书，11月被授予都察院左御史。光绪十七年（1891）先后又兼礼部尚书、工部尚书，迅即补为顺天府尹。在短短的时间内屡官屡迁，屡迁屡升，充分说明他是能力与才情超强之士。更为重要的是，他不是一般的官吏，他有新思想，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集传统经学堂与西学之优长于一身。
因为京师大学堂乃国中诸学堂之首，当年总是寻找学界的领袖人物主政北大。管学大臣孙家鼐之后，继任其位并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是严复。要说孙家鼐作为朝廷命臣，是旧式官僚的话，严复可是非同一般的举世仰望的学界泰斗。严复是福建侯官人，国学修养弘厚，是个学贯中西、业通文理、习兼文武的奇才。早年应试福建船政学堂，以第一名录取。船政学堂四年中，严复学习了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三角、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现代科目。
船政学堂毕业之后，严复曾随“威远”号远航新加坡、槟榔屿，又曾登“扬武”号巡航黄海和日本海。1877-1879年，严复受派赴英国普兹茅斯大学留学，又至格林尼次海军学院深造，在那里得到多方面的学术滋养：高等数学、化学、物理、海军战术、海战公法以及枪炮营垒等各科知识。所以，我杜撰地称他“习兼文武”并非无据。更重要的是，他在人文学科方面的造诣也是国中翘楚，是他第一次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引进万物优胜劣汰、自然竞争的学说，是他首提译事的“信、达、雅”三原则。他当然是实至名归、非常理想的校长人选。
为北大铸魂
京师大学堂立校的时候，并没有如今盛行的那种大兴土木盖新房子，记不清是用了哪家皇亲国戚的旧宅了。正式挂了北京大学的牌子后，像样的也只有一座红楼，今天看来红楼也是很普通的建筑。有资料说，当年印刷厂就设在红楼底层，颇有一些“前店后厂”的味道。红楼以外，其余各个院系（初期叫“门”，如国学门、哲学门），也都是“散居”于京城各处，庄严的学堂被那些迂曲的胡同隐蔽着，让那些老槐树的浓荫遮掩着，也都是深藏不露的。当日学员的穿着，一般还是长袍马褂，后来有少许穿洋装的，大体总是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这种风习一直延续着，从沙滩到海淀，基本若是。故民间有“清华富，北大穷”“燕京洋，北大土”的顺口溜“传世”。
蔡元培是当代名士，在履新北大校长前即有非常丰富的阅历。他早年遍读经、史、小学诸书，儒学造诣深厚。他是前清进士，1892年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编修。戊戌变法后，回乡兴办新学，提倡民权。辛丑当年他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后任爱国女校校长，与章炳麟等创立中国教育会，任会长。1898年开始学习日文，1907年，入莱比锡大学研读文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史、美学和心理学。41岁，开始学习德文。蔡先生接手北大之前，曾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已是中国学界和教育界的领袖人物。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面对的是北大当时弥漫的读书做官的旧习。甫一上任，他即昭告诸生：“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大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阶梯”。蔡元培主政北大，不是为北大盖新房子，而是为北大立新精神。这就是鲁迅觉察到的北大之“新”，不是新房子，而是新思想、新精神。此种新精神基本由如下当当响的16个字组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5]当年蔡元培屹立于四围积习的榛莽之中，义无反顾地实行他的立校主张。马寅初回忆说：
当时在北大，以言党派，国民党有先生及王宠惠诸氏，共产党有李大钊、陈独秀诸氏，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李石曾氏，憧憬于立宪发辫长垂者有辜鸿铭氏；以言文学，新派有胡适、钱玄同、吴虞诸氏，旧派有黄季刚、刘师培诸氏。先生于各派兼容并蓄，绝无偏袒。更于外间之攻讦者，在《答林琴南氏书》中，表其严正之主张。故各派对于学术，均能自由研究，而鲜磨擦，学风丕变，蔚成巨欢。[6]
精神遗产
蔡元培于主政北大之初，即庄严宣告他的办学理念：“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悉听其自由发展”。积痼甚深的旧习，经蔡校长一番倡导，北大于是气象一新，俨然注进了一股新鲜的生命水。这就是蔡元培以大手笔为北大打下的精神基石，这大手笔源于他的大胸襟，有大胸襟方有绵延至今、蔚成风气的大气象。
在今日，红楼早已为别家占用，想讨回也不容易。现在北大所在的燕园，原是燕京大学校址，却也是别人家的房子。大变动的年代，即使应当相对稳定的院系学科的存废，尚且是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何况房子！现今燕园的新旧房子当然都不是蔡校长盖的。蔡校长没有为北大留下“房产”，他留下的是精神，是与世长存的北大精神。不管北大栖身何处，宽宏博大的北大精神总是绵延不绝地流淌着。这种精神在每一个北大人的心灵深处奠定了不朽而无形的基石，这是蔡元培先生为北大铸造的千秋大厦，也是前人为今人留下的无价的精神遗产。
1937年北平沦陷，学校南迁长沙，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告急，又西迁昆明，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避难途中，衣食尚且不保，校舍云云，未免总是奢想，而联大师生却是一路弦歌前进。千里跋涉，餐风宿露，依然书声琅琅，歌吹遍野，浩气干云。这真是：“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艰难岁月，为挽救危亡，千余师生投笔从戎，远征印缅。战烟迷漫处，科学民主的旗帜依然飘展迎风，在遥远的边地谱写了新的一曲可歌可泣的乐章。起初是抗击法西斯侵略者，后来是求自由、争民主，联大师生的身影始终跃动在艰难岁月勇猛行进的行列中。
维护学术尊严
一方面是笙歌弦诵，一方面是秉烛夜读，充耳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居陋巷，简衣食，联大师生从来没忘了书窗外的风雨雷电。他们把天下事揽入胸怀，腥风血雨的岁月，李公朴倒下了，闻一多悲愤陈言：前脚跨出门槛，就没想再跨进来。他的“最后的讲演”惊天动地，他真的一去不回。他们的鲜血染红昆明街头，他们唤醒了更多的人。即使是那样惨烈的年代，战争在远处进行，诗歌依然从容地在这里传播、生长。记得当年，冯至从乡下步行进城讲课，数十里乡间小道，行走间吟成一本精美的《十四行集》。其间有战争烟云，亦有人生哲理，完现诗人清雅情怀。悲愤之间，文雅的诗人难免发出《招魂》那样愤激的诗句：“正义，快快地回来！自由，快快地回来！光明，快快地回来！”
为了投身世界反法西斯大决战，师生们穿上军服，背起武器，与史迪威将军一起深入印支半岛的热带丛林，与盟军一起作战。野人山受困，滇缅路急行军，队伍中就有年轻的联大诗人穆旦和杜运燮。为了中国明天的航天事业，从联大低矮的屋檐下走出了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两弹一星”的元勋人物。这就是处变不惊、从容儒雅的北大人。
我常想，要是说蔡元培创造了一个遗世独立的追求思想自由与学术独立的时代，那么，马寅初当之无愧就是这个时代的维护者和践行者。1919年3月在天安门广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讲演，蔡元培讲演的题目是《劳工神圣》，马寅初的讲演是《中国之希望在于劳动者》，可见即使是当年，他们已是心灵相通的“战友”。马寅初在一个新开始的年代就任北大校长，他以潇洒涵容的姿态治理学校，延续和维护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
如同所有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那样，马寅初面临着一场更加艰险的挑战。北大每年除夕的大饭厅的团拜会，已在瞬息万变的“百花时代”成为绝唱。一席“新人口论”的忠言，遭到了有组织的围攻。在批判马寅初的口号声中，三角地贴出了“我们不要这样的校长”的大字报。马寅初孤身应战：“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7]黯然落幕的马寅初时代，留下了令人唏嘘的记忆。王瑶后来沉痛地告诉本文作者，这是一个不能说“不”的年代，他深深为自己当年在要求罢免马寅初的大字报上签名而愧悔。
公元1966年的某日深夜，马寅初亲手把已完稿的近百万字的十卷《农书》焚毁。这是一个惨烈的时代，一个惨烈的时辰，它记载着一个正直的学者为维护学术和人格的尊严所做的最后的抗争。当然，陷入这种境地的不仅是马寅初，而是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岁月如河，浸漫无际。有些人走远了，有些人加进来。有始而无终。一切都在继续，一切都是庄严而沉重，明亮而美丽，创造，建设，坚持以及抗争。钱理群曾严词指出北大如今的“精致的利己主义”，闻者为之心动。在北大，其实并不断然拒绝“利己”（当然不必“精致”），但总是把“利他”置于前的。言谈之间，不觉两个“甲子”就这样过去了，犹记当年在燕园贴出的“一株毒草”[8]以及“振兴中华”的呼声，真的恍如昨日。
2017年5月4日，于朗润园采薇阁
个人小传
谢冕，福建福州人，1932年生，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北京大学教授，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诗探索》杂志主编。谢冕1949年8月入伍，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
我的北大情
严文明
我是1953年考上北大的。高中是在湖南著名的省立第一中学（后改名为长沙第一中学）毕业的。当时我们班的同学有不少报考北京大学，我的第一志愿也是北京大学。为什么首先选择北大？因为北大太有名气了。谁都知道北大是中国政府最早开办的新式大学，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巨大。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有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著名学者。我读了他们的书，可说振聋发聩，受到极大的感染。我进了北大，做了北大人，就感到有某种心灵的满足。
1953年正是我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期，同学们都想选择能够在将来为祖国的科学和经济建设贡献力量的学科，我和许多同学都报考了物理系，以为科学的前沿在物理学方面。我们班有七名同学考上了北大，其中五名在物理系，一名在数学力学系，我却被录取在历史系，这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认为自己的学业成绩比较好，数理化水平也不比他们低，历史课反而是学得最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