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中忆萧红

风雨中忆萧红

丁玲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可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旁响,微微地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土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在风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或美丽。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了,谁还有悠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与琴诗为侣呢?或者是温习着一些细腻的情致,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过被感动过的小说,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得找不到影子了。这个飞逝得很好,但现在是什么呢?是听着不断的水的絮聒,看着脏布也似的云块,痛感着阴霾,连寂寞的宁静也没有,然而却需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予的创伤,毫不动摇地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给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决不会麻木的,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需要呕吐。于是我写着,在白天,在夜晚,有关节炎的手臂因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患沙眼的眼睛因为在微小的灯光下而模糊。但幸好并没有激动,也没有感慨,我不缺乏冷静,而且很富有宽恕,我很愉快,因为我感到我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会看到将来,它使我跨过现在,它会使我更冷静,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时代的那种无愁的青春更可爱啊!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自己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他对名誉和地位是那样地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今天我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萧红,明天,我也许会想到更多的谁,人人都与这社会关系,因为这社会,我更不能忘怀于一切了。

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一九三八年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但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多么的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她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为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

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预的意见是太少了,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我的生活方式离她太远的缘故,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然在个人仍可得到一种心安。

我们分手后,就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其寥寥啊!

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现实,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头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止于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褊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

生在现在的这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分力量,而死对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侮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贿买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Q”曾被那批御用文人歪曲地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就难免于这种灾难。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和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地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再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这风雨,寄语你们,死去的,未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那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已停,朦朦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静地躺到床上。

◎文章品读

在丁玲的创作中,有大量以写人为主的散文,这些散文以人物形象的真实生动而独具一格,有的已成为中国散文史上的经典佳作。

《风雨中忆萧红》写于1942年4月25日。同年6月,发表在延安《谷雨》期刊上。在这之前,丁玲完成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几篇文章,与《风》篇相辅相成,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那个时代女性命运的关注与审视。

这篇文章写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在这样的夜晚,一如作者所说,很难煮酒烹茶与琴诗为侣,或者温习一些细腻的情致云云。而怀念旧友却再适合不过。

萧红是作者的挚友。1942年1月死于香港。其一生颠沛流离,生活颇为不幸。虽是耀眼的文坛奇才,却不可避免地过早凋零。对于好友的凄惨遭遇,作者从内心感到悲愤。有了这样的情感,行文中自然就流露出了一种愤懑、无奈。如文末一段:“在活着的时候,你(萧红)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脱脸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或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话语率性,甚而苛刻。

有人曾分析认为,作者之所以如此,除却悼念萧红,与其当时所处的后方环境也不无关系——作者死里逃生,去往延安。本来摩拳擦掌,意气风发,但结果却不是自己想要的——在几乎与“作家”绝缘的情况下,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内心的压抑可想而知。因而不顾禁忌,作文宣泄内心。如果此种分析成立,那么文章的内涵将更加值得咀嚼,推敲。

·作者简介·

丁玲(1904~1986年)现、当代女作家。原名蒋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上中学时,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1923年进入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1927年发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这一时期创作的《水》、《母亲》等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生命力。1933年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后逃离南京转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先后创作了《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解放区优秀文学作品。1948年完成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金。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艺界多种重要领导职务。繁忙之余,笔耕不辍,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评论文章。1955年,被当作“丁玲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遭到批判。1958年再次遭到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革”期间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丁玲一生著作丰富,有些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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