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天鹤先生的农业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的贡献

漂泊的家园：家人与乡人篇钱理群著

钱天鹤先生在大陆中国是曾经被遗忘了的；即使在台湾，他的身后也颇为寂寞。直到90年代，他的名字才出现在大陆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里，被誉为“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在1992年台湾“中华农学会”召开的“钱天鹤先生百龄冥诞纪念演讲会”上，与会者高度评价先生“在五十余年间对中国农业之贡献卓越，实为农业界令人钦敬的领导者”。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一切为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所作的诚实的努力，终会得到历史的承认。

但钱天鹤先生一生的业绩，特别是他的许多曾经对中国现代农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宝贵思想，至今仍没有得到认真的整理和总结。这固然与先生生性淡泊，疏于著述有关，但毕竟是一个遗憾。本文系在多方收集遗文、编辑《钱天鹤文集》，阅读了有关材料后写成，纯属一个后辈的外行的观察与体会；真正的科学总结与评价，还有待于研究中国现代农业史的专家。

（一）

钱天鹤先生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奋斗了一生：这是他的一切活动与著述的中心点。为实现这一民族与个人的神圣目标，他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与贡献；他的不断进取的生命历程也因此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早年学习、准备期，在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留美自然科学家群体中脱颖而出（1913—1918年），在农业教育、科研领域初试锋芒（1919—1930年），在现代农业领导与组织岗位上鞠躬尽瘁（1931—1961年）。他的著述也随之而显示出不同的重点与特色。

钱天鹤先生于191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公费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深造，攻读植物育种。这正是20世纪第二次留学高潮；与始于1903年、1906年达到最高点的第一次留日热潮偏于习文，以法政、军事为热门（其佼佼者有邹容、陈天华、秋瑾、宋教仁、蔡锷、鲁迅、周作人等）不同，这次出现于1912年前后的留美热潮，大多数学生都学习理工农医，学工程技术者最多。由此而产生了不同的思想倾向与选择；一位研究者曾作过这样的概括：“留日学生把留学和反清革命联系起来；留美生把留学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这大概是有道理的。发表于《留美学生年报》上的一篇文章或许可以代表许多留美学生的想法：“中国今日为建设时代，政治须建设，法律须建设，铁路、开矿、实业及一切之事莫非建设问题。故吾人生于今日，非性情天才不太近于实用之学者，不可不注重实用之学。”因此，在这一次留学潮中涌现了大批自然科学家就绝非偶然；他们中间的杰出者（可以开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侯德榜、竺可桢、茅以升、秉志、戴芳澜、钱崇树、周仁、过探先……）后来都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先驱。而钱天鹤先生正是这第一代留美自然科学家群体中一个方面（农业）的代表人物：或许只有置于这样的大背景下，才能更清楚地显现钱天鹤先生科学活动的特色、价值与地位。近年来人们在研究现代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探讨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与命运时，已经注意到了对留学生群体的考察；但关注的重点似乎仍在留日学生，对第二次留美热潮的研究也偏于其中的人文学者。对前述第一代留美自然科学家群体的研究，至今仍限于自然科学专业史的范围，而且多是个案的讨论，研究视野的相对狭窄与片面，显然会影响认识的广度与深度。因此，我们在这里强调要将钱天鹤先生作为第一代留美自然科学家群体的代表来加以考察，也并非无的放矢：不过这已经是题外话。

钱天鹤先生留美学习自然科学，以农科作为自己的攻读方向，这选择本身也是别有一种意义的。据有关著作提供的“1918年留美学生所学科目统计表”，七十三门学科中，农科学生占第十一位，共三十五人，显然居于前列。这本是不难理解的：正如钱天鹤先生在他以后的著作中一再提及的，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以农立国，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与传统；因此，近、现代以来，一切有志于探寻建立统一、独立、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之路的知识分子、志士仁人，都不能回避中国的农民与农业问题。为此而提出了种种改造乡村（传统农民，农村社会结构与传统农业）的方案；有学者说：“仅仅在战前的十年里，就出现了数百种。”其中最有影响的计有：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纲领，以及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尽管前者主张和平赎买（后来在台湾得到了实现），后者强调群众的暴力革命，但都是首先着力于封建土地制度的变革；在二三十年代又出现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实验，都是主张以乡村教育为中心、突破口，进行农村社会的全面变革；此后又有费孝通鼓吹发展农村工业的乡土中国研究。而一批从西方以及日本学习农业科学的学者则另有一种思路。钱天鹤先生写于20年代、载于《科学》杂志的一篇题为《近世文明与农业》的文章，或许有一定的代表性。这篇文章主要考察了由文艺复兴开始的西方“近世文明”（现在一般又称为“现代化过程”）与农业的关系；文章指出，正是“科学之产生”、“工业之革命”，以及“政治之渐由专制而趋于民治”，带来了“农具之改良”、“新种之输入及传布”、“农学之进步”、农业教育之发展，最终导致“农田面积及收获量之增加”，以及“农民地位之增进”。钱天鹤先生和他的同道显然由此得到启发：在政治民主的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手段，改良农业技术与工具，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以增加农作物的产量，提高农民生活，与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这或许是一条振兴中国农村之路。曾有学者把持这样的主张、做这类选择的知识分子称为“农业派”，指出“这派人士多为留美研究农业科学的专家”，并举出沈宗翰先生为其代表这是有道理的：沈先生自己就曾明确地与前述晏阳初先生的主张作了这样的比较：“晏阳初先生主张应从扩大民众教育着手，然后进入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则主张先积极增加农作物的生产”。这里仅想作一点补充：钱天鹤先生也应视为这类“农业派”的代表；正像许多农业界的同仁所指出，钱、沈二位是亲密合作，互为补充的，为发展中国现代农业各自发挥了既相互配合，又不能替代的作用。事实上，几乎所有前述改造中国农村的方案都是可以，而且应该互补的。20世纪中国农村发展的事实，不论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证明了：中国农村的改造与发展必须是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的综合工程，需要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与规划下，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各个方面互相配合，因而一切有志于农村变革、农业振兴的知识分子都可以立足于各自的专业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也应基于这样的多元化的立场去看待与评价包括钱天鹤先生在内的一切农业先驱者的贡献。过去钱天鹤先生以及几乎所有的农业科学家的贡献，之所以在大陆得不到应有的评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某种选择（例如土地制度的革命变革）的价值夸大与绝对化，而将不同的他种选择（例如钱天鹤先生所坚持的类似今天所说的“科技兴农”的主张）斥为改良主义而全盘否定：这种思想一元化、独断论与绝对化的危害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也算是20世纪所付出的一个历史代价吧。

以上的议论大概并不过分离题；但我们的讨论仍要回到20世纪初留美自然科学家群体这里来。有关研究表明，20世纪初的留美学生界已经形成了某种氛围、风气，例如科学、民主精神的熏陶与追求，以博求专、文理工的互相渗透，对实践活动的重视，群体意识的强调，社会组织能力的训练，等等。这都构成了钱天鹤先生的成长背景，对他以后事业发展的影响也是明显的，看下文便可知。而影响更为直接与深远的，则是创始于这一时期的留美学生的科学社的活动。据科学社主要发起人与负责人任鸿隽先生回忆，“中国科学社是以发展科学为唯一职志的学术团体”，却起源于1914年几个康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在大同俱乐部廊檐上的一次闲谈。当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谈到世界形势正在风云变色，我们在国外的同学们能够做一点什么来为祖国效力呢？于是有人提出，中国所缺少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于是决定集资创办《科学》杂志，仿照集股公司的办法，“凡赞成此举者，得入股为社员”。《科学》于1915年1月创刊后，社员又“感觉到要谋中国科学的发达，单单发行一种杂志是不够的，因此有改组学会的建议”，经过一段酝酿、准备，中国科学社于1915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同时举出任鸿隽（社长）、赵元任（书记）、胡明复（会计）、秉志、周仁五人为第一届董事会董事，杨铨为编辑部部长。当时也在康奈尔大学求学的钱天鹤先生是否参加了前述具有历史意义的廊檐闲谈，目前尚无材料，无以考证；但《科学》2卷1期公布的1915年11月以前入社的“中国科学社社友录”里，第二十二名即为“钱治澜，安涛”，而据考证，钱治澜即为钱天鹤；另据《科学》2卷2期所载《科学社特别月捐报告》公布的“民国三年6月本社成立时起至民国四年10月改组时止”社员捐款名单里，也有“钱治澜，美金20元”的记载：以上事实表明，钱天鹤先生虽不一定是科学社的发起人，但他是科学社第一批社员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他很快就被选为第二三届董事会董事，并于1916—1917年间兼任《科学》月刊第2卷编辑员，驻美经理，学会农林股股长、副股长。这样，钱天鹤先生就事实上成为20世纪初留美自然科学家群体的核心组织——中国科学社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学术界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科学社在现代科学史，以至现代文化史、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价值；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科学社的早期活动，像《新青年》之传播新文化、北京大学之整顿一样，应该看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构成部分”，应该说这是一个符合事实的判断。《科学》在其发刊词中即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在文章结尾处又大声疾呼：“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为科学乎。”正像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这里所表述的思想与八个月后陈独秀在《青年》（后改名为《新青年》）创刊号上的主张“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几乎同出一辙，都是提倡科学与民主以作为救国之策。而《科学》在排版方面首次采用汉字横排法和全面采用西文标点符号，尽管其动因在“便（于）插写算术及物理化学诸程式”，实际上却是中国出版文化上的巨大变革，并直接推动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其意义与影响是更为深远的。我们感到兴趣并想着重强调的，则是钱天鹤先生作为《科学》的基本作者（1916—1928年间先后发表十九篇译著，1916—1918年即有六篇），他的著述正是前述《科学》宗旨的具体体现，从而与新文化运动保持着总体思想倾向的一致。这首先是对人民生活与民族命运的强烈关注：在其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玉蜀黍浅谈》里，钱天鹤先生一开篇即满怀感情地写道：“作者南人，且城居，幼时曾不辨菽麦，弱冠游京师，见推车负担者流都以玉蜀黍磨粉作团，粗而黄，坚硬如铁，以污水和而食之。悯之。问其何不如南方之食米饭，则曰，价贵且不易饱也。”或许这正是钱天鹤先生选择农业的最初动因之一吧；他从此将改善农民生活作为终生奋斗目标确是不争的事实：这自然包含了传统的悯农思想成分，但与同情下层人民的新思潮也是一致的。第二篇《机器孵卵》仍然诚挚表明心迹：“我国政治不良，天灾人祸又接踵而来，人口增减问题遂如权物之在衡，亘为消长，无轻重之可言。然吾人一日不死，则希望国家富强之心一日不绝。”这拳拳爱国之心自然也是钱天鹤先生献身农业事业的不绝的动力；对“政治不良”的批判也可以看作是这一代人对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热切呼唤。而在进一步追问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这些自然科学家更为关注的则是传统经验型思维方式、方法的弊端：“世界蛮人，如美洲之红人，非洲之黑民，其射矢之术，世人孰不知其为一绝技”，“然此区区之经验，不知经若干次之失败，若干次之损失，若干次之痛苦，而始得之。若在科学发达之国，则制度齐全，机关完备，今日作一事而失败，当日即有人起而追究其故，以思改良之法，不久而大功告成矣。故吾以数千年之经验，而彼以数易寒暑之研究，即可驾而上之矣。可不惧哉！可不惧哉！世之不乏爱国之君子，盍不兴而研究科学，以为根本之计乎！”这里所表述的仍然是一代人用现代科学理性精神、思维与方法来改造中国的理想与追求。在他们看来，这首先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冲击与改造。钱天鹤先生在其早期著作中就一再强调破除迷信与农民的某些传统观念的必要；直到晚年在论及“中国科学停滞不前”的原因时，也仍然明确归之于“汉武帝之崇宗儒术，罢黜百家，使全国思想定于一尊”，“殆至明宪宗将科举考试科目改用八股文后，使全国青年学子浪费光阴于无用之学”，“中国科学从此更无产生机会，遑论发展矣”。这里所显示的文化观照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方向也是一致的。但钱天鹤先生和他的朋友并没有因此而全盘否定传统，在写于1920年的《论蚕忌》一文里，他就对“近世新学之士”将“讲农古籍”所载与民间流传的“蚕忌”一律“斥为迷信之谈”的简单化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应作具体分析：其中有些显属荒谬，而有些则包含有可经试验证明的科学因素。在前述晚年之作里对于传统文化也是具体分析的：在钱天鹤先生看来，孔子初创的儒家“一方面努力于道的维持，作为人类精神寄托；一方面努力于器的研讨，作为人类对于物质的利用，两者必须相辅而行，不可偏废”，“自汉武帝表彰儒术以后，儒家已空存其名，孔子所讲之道与器，已名存实亡”；因此，所应批判与否定的仅是汉以后“渗入了阴阳家的思想”的“名存实亡”的所谓儒家，今日提倡科学，强调精神与物质的并进，正是“符合儒家的真正精神与实现孔子的固有的理想”。这又显然有异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更为激进的思想与主张。

其实早已有学者注意到，“社会角色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代科学家，与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是平行前进的。他们都提倡科学，但两者又有所区别”，“从总体上看，大多数科学家对激进派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在这一点上，钱天鹤先生的上述观点显然具有代表性。我们可以把钱天鹤先生和他的中国科学社的大多数同仁的文化（以至政治）立场作如下概括：一方面，他们是主张革新与进步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是保守与稳健的。前者区别于守旧、复古派，后者又与激进派不同。在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革中，包括钱天鹤先生在内的相当多的自然科学家常常持稳健的革新的立场与态度，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现象，应从多方面去研究其原因与意义。这里，仅想指出一点：自然科学是偏于建设而非破坏的，而现代科学，正像钱天鹤先生在很多文章里所强调的那样，其发展“固全赖科学家之努力，但其基本关键，不在科学家，而在政府与社会之提倡。否则科学家无能为力也”。因此，自然科学家们当然期待“施政之目的为富国强兵，或为改善民生，则对于科学，自然提倡”的清明政治的出现，但他们同时也渴求社会稳定，而反对对现存秩序的大破坏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因此，他们对于现政权，只要不是腐败到无可救药，即使不尽如人意，在提出批评的同时，一般都采取了促进其渐变的补台态度，甚至不惜以从政的方式，力争在可能的范围内，利用政府的力量实现，哪怕部分地实现发展科学的理想，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以推翻现政权为目的的主张与行动则常常怀有某种疑惧。可以说钱天鹤先生及其科学社的大多数朋友在20世纪初即已确定了他们的前述稳健的革新立场，这对他们以后的事业选择自然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

对中国科学社及其对钱天鹤先生的意义，我们还想指出一点，即中国科学社作为“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综合性学术团体”，正像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它“为近代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增添了新的成分”，也为“推进中国科学的体制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科学社在章程中即明确规定其宗旨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对此科学社的发起人任鸿隽有一个说明，他强调，现代科学的发展必须仰赖社会与国家的赞助，同时依靠“共同组织”：“盖科学之为物，有继长增高之性质，有参互考证之必要，有取经用宏之需求，皆不能不恃团体以为扶植，是故英之皇家学会法之科学院，成立于科学萌芽之时，实为科学发生之一重要条件。”因此，作为一个发展科学的民间团体，它的活动就不限于定期举行学术交流，更有按照一定的指导思想与原则所开展的一系列的事业，如任鸿隽的前述报告所说，计有：“（一）发刊杂志，以传播科学，提倡研究；（二）著译科学书籍；（三）编定科学名词，以期画一而便学者；（四）建立图书馆，以供参考；（五）设立各科研所，施行科学上之实验，以求学术、实业，与公共事业之进步；（六）设立博物馆，搜集学术上、工业历史上，以及自然界动植矿物诸标本，陈列之以供研究；（七）举行科学演讲，以普及科学智识；（八）组织科学旅行研究团，为实地之科学调查与研究；（九）受公私机关之委托，研究及解决关于科学上的一切问题。”这里所提出的“研究与实地调查相结合”、“学术与实业相结合”、“学术研究与学术传播（普及）相结合”等原则显示出一代学者新的学术眼光与境界，对钱天鹤先生以后一系列农业思想的形成显然有重要的影响；而钱天鹤先生这一时期的写作——无论是对国外科学论文的翻译介绍（如《吾人常梦之证》等），还是科学实业的鼓吹（《机器孵卵》等），以及以后的学术工作——从科学名词的考订（《园艺植物英汉拉丁名对照表》），科学旅行研究团的组织与介绍（《广西科学调查团成绩之一斑》），到主持自然历史博物馆，创建中央农业实验所等，都无一不是科学社前述事业的身体力行，这无疑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钱天鹤先生不愧为中国自然科学家群体——中国科学社的杰出代表之一。

（二）

钱天鹤先生在他一生事业的第二个时期（1919—1931年），尽管后一阶段已逐渐转向行政（就任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主任、浙江建设厅农林局局长等），以为下一时期作准备，但他主要还是作为一个农业教育家与科学家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1919年至1923年钱天鹤先生任南京金陵大学农林科作物学、育种学教授，兼蚕桑系主任：以此作为他的事业的开端，这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正如沈宗翰先生在《中华农业史》“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概述”一章中所说，“中国采用外国科学新法谋改良农业者，初由学校入手”，但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张之洞在湖北高安设蚕桑学堂，“是为中国实业学堂之开始”，大学设立农科则始于清末北京京师大学堂，尽管“我国农业科学实发轫于清末学校教育”，但因当时教育多脱离实际，是故“实地改良农业则尚鲜涉及”；民国以后，先后创立了我国第一批农科大学：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14年），南京金陵大学农科（1914年），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修科（1918年），“大学举办农作物试验，则始于民国八年”即1919年。沈宗翰先生前述《农业史》认为由此开始了“农业发展的重要转捩时期”，其标志是“农业教育之新作风”。金陵大学农科的改革即是一个典型。金陵大学农科创立于1914年2月，同年11月聘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农艺系的美籍教授芮思娄任科长，他将一整套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办学方法，特别是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的教学、科研、农业推广三合一的经验引入，使金陵大学农科成为国内第一个四年制的较为完备的农业大学。钱天鹤先生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聘为金陵大学农科教授，继美国人吴伟夫之后任创办于1918年的蚕桑系主任，并成为前述学科改革的中坚人物之一。他一方面抓紧基本建设，扩大桑田至一百三十亩（1920年），建成设备齐全的蚕业院大楼一座（1922年），以作为教学实习与科研的基地；同时大力开展以“改良品种”为中心的科学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先后发现多种新的蚕病，设计了新式制种盒，培育出多种优良蚕种，特别是育成无毒蚕种，被认为是“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以前最著成绩者”。钱天鹤先生十分重视科研成果的应用与转换，除及时补充教学内容外，还通过编印《蚕业丛刊》（非卖品），举办养蚕速成科等广为普及，并与中、英、法、意、美、日合办的中国合众蚕业改良会及苏南丝厂合作，大力推广，据有关报道，“至民国十年（即1921年），始行出售，当年计选得无毒蚕种三千余张，各省来函定购，顷刻而尽”，以后发展到每年推广三万至五万张。1921年还将前述蚕业改良成果参加在纽约、里昂举办的万国丝茧展览会，以图打入国际市场。钱天鹤先生所进行的上述教学改革与创新，充分体现了“课堂基础教学，田间实习，科学研究，农业推广”四者的结合，并“为（教育与）农工业合作与国际合作之创举”，这就为发展中国农业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至今仍不失其意义。1988年编印的《金陵大学农学院院史》（内部交流稿）将钱天鹤先生列为金大农学院以至整个中国农业教育的“奠基人”之一，这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而金大农学院的师生对中国农业（包括战后台湾农业）的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更是举世公认的。

钱天鹤先生这一时期的关注中心，始终是中国蚕丝业的发展，为此先后写了《中国蚕丝业之研究》《法意两国蚕丝业之概况》《发展我国蚕业刍议》《改良蚕种方法论》《蚕丝业的劲敌》等十篇文章。这不仅是出于个人的专业爱好，更表现了一种战略眼光。他在文章里反复指出，我国自古为产丝名国，是“世界最宜于蚕业之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四大蚕丝国中，法、意两国已渐行衰退，日本也无甚发展希望，而国际市场对蚕丝之需求又日见增长，同时国内市场也提出了新的需求，这就为中国蚕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遇的时机，“而蚕业务在输出贸易上，又有种种便利，为其他大宗商品所不及”，因此，抓住“蚕丝商品化，国际贸易化”这一中心环节，就可以带动整个中国农业，以至经济的全面发展，即所谓“蚕业立国”。尽管钱天鹤先生的这一发展中国农业的战略计划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但他“着眼于国际、国内市场的需求，根据本国的客观实际（自然优势，发展现状等），选择某一发展方向，中心突破，带动全局”的思路，或许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并给后人以长远的启示。

钱天鹤先生在前述文章中还探讨了我国蚕业“衰退之原因”，以及“发展之方法”，其中所内含的农业思想也许更值得注意。他指出，正是“蚕病之蔓延”“育蚕法之不合”“丝厂之不合”“金融机关之不完备”“政府之漠视”等综合原因造成了中国蚕丝业的落后，也只能寻求综合的解决方法：必须从“检定蚕卵”“推广桑园”“防止蚕商之操纵茧价”“由政府及公共团体及丝厂筹资创设茧行于蚕业素未发达之地区，以辅助蚕户”“提倡国际直接贸易”“政府及银行业对于金融上之辅助”“改良厂经及设立生丝检查所”以提高质量与竞争力、“振兴蚕业教育”等多方面入手。可以看出，钱天鹤先生在探讨蚕业（农业）发展之路时，目光并不只限于农业自身，而是将农业置于和其他部门的关系中来加以考察，这里包括“农业与教育、科技”与“农业和工业、商业、金融、贸易”的关系。前者主要要解决通过科学技术与科学管理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的问题，这是发展农业的基本要求与前提。但这并非发展农业的全部，钱天鹤先生一再强调，现代农业不同于传统农业的基本特点即是农业的商品化，因此，仅仅提高农产品（如蚕丝）的产量，不同时使农民在农产的出售中获得较高的利润，同样不能达到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的目的：“夫以至苦之事，获些微之利，甚或利未见而本已亏，乡民又何乐养蚕。此中国蚕茧不丰，桑业凋敞之根本原因也。”因此，在钱天鹤先生看来，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高农产品的利润，以便在实质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积极性，这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目的与关键。为此，就必须从工业、商业、金融、贸易等各方面给农业以实际的扶植，否则，“虽蚕校林立，人才辈出，试验场地遍地皆是，亦无影响”。这就是说，早在20年代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初期，钱天鹤先生即已在实际上提出了“农业与教育、科研、工业、商业、金融、贸易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尽管当时还不可能作出明确的理论概括），这是难能可贵的。近年台湾学者在总结沈宗翰先生的农业思想时，曾经指出，“沈先生一生所发表有关农业发展的论著，显示一个重要的观念：整个经济活动体系的各部门（农业、工业、商业等各部门）相互间构成有机的结合关系，交互影响，互为因果。他从未将农业从经济体系中抽离出来，作为孤立的单位来处理。相反地，他把农业放在整个经济活动的架构中来考虑，视农业为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根据这项有机的观念，沈先生分析农业发展的问题，极注意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之配合发展的问题。就这个意义而言，沈先生不是绝对的农业本位主义者。”应该说这种“有机的农业观”是钱天鹤先生与沈宗翰先生所共有的，对整个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大、影响深远的。

钱天鹤先生本期关于发展蚕桑业的思考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改良蚕种其事极繁，非一二年所能成功。即成功矣，犹须两年之精密试验。试验既当，然后付诸农家饲育，农民守旧多疑，劝导之功，又非二三年莫能见效。盖综计已在十年以上矣。”这自然不是“改良蚕种”一事而已，它显示了对农业改革的长期性与艰巨性的清醒认识与把握。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目的不可不坚定，而希望不可太奢”，“如能逐步进行，假以时日，继以耐力，其结果自有可观也”。这里提出的“坚定、逐步、持久”的方针，与前述稳健的革新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并且是充分显示了钱天鹤先生的个性的，而作为一种发展中国现代农业的指导方针，同样是意义重大的。

（三）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钱天鹤先生在他第二时期的工作中，已经充分显示了他的战略眼光，善于从全局把握问题，作出决断的思维特点与沉稳、果断的性格特征。而当他从“农、工、商一体化”的大视野来思考农业的发展战略时，就必然越来越重视政府的组织、统筹、协调、扶植作用：这本也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基本要求与特点。这样，对钱天鹤先生，一般的科研与教育领域已显得过于狭窄，他需要到领导、组织也即行政的岗位上，以便在更大的活动范围里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这也是发展中国农业的客观需要。据沈宗翰先生回忆，在1933年他与钱天鹤先生相互畅谈抱负，并有“兄行政，我技术，共为中国农业而努力”的“豪言壮语”。这表明，在30年代钱天鹤先生转向农业行政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乃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并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事业中最重要的第三个时期。

据有关专家研究，国民党政府于1928年完成第二次北伐，统一中国以后，在加强党治的同时，也开始着手进行国家建设，并“征用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型专家参与组织经济、外交的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钱天鹤先生从农业教育、科研转向农业行政，就不仅是纯粹的个人选择，而成为30年代“专家参政”（尽管这一“参政”是极其有限的）的代表之一。当时的南京政府在“土地整理诸多举措失败”以后，开始“将改造乡村的重点转向纯粹的技术性改良”，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即是于1932年创办隶属于农垦部的中央农业实验所，这是我国第一所全国性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综合研究机构，在其组织规程中明确规定，该所的任务为“主管全国农业研究改良和推广事宜”。钱天鹤先生作为中农所的主要筹建者与主持日常所务工作的副所长，以及1935年增设的全国稻麦改进所副所长，也就在实际上担负起了领导全国农业研究工作的职责。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重庆国民政府调整机构，实业部改组为经济部，钱天鹤先生被任命为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农林司司长，“为全国农业最高行政长官”。1940年，为加强对战时农业的领导，单独成立农林部，钱天鹤先生被任命为常务次长。自此至1947年，农林部长三度易人，钱天鹤先生始终以农业专家的身份襄理全国农业大计。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那样，“自（国民）政府西迁以迄还都整个阶段，钱先生为全国农业实际负责人。复忆民国二十一年（即1932年）实业部创立中央农业实验所，钱先生即以副所长而实际负创办及发展该所之责，则其对中国早年农业建设曾有不间断二十五年之领导与贡献”。但也正如沈宗翰先生所说，这类行政领导方面的贡献却往往容易被忽略。钱天鹤先生本人倒并不在意于此；也许他真正感到烦恼、痛苦的是在他领导农业的这二十五年，正处于外敌入侵、政治不清明的混乱时期，他的发展现代农业的思想、计划，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得到部分的实现，有的甚至成为纸上谈兵，仅仅是一种不能实现的梦想。

但这些思想并不因为当时未能全部变成现实而失去其自身的价值。这一时期，钱天鹤先生由于把主要精力集中于繁忙的行政事务，他的许多发展农业的思想、计划也往往以机关公文、报告的形式出现，并不个人署名，今日已难以辨认；但从可以查寻的少量署名文章与演讲中，仍然可以看出由于身处领导地位，他的思考更带全局性，也更具启发性。

首先是发展中国农业的战略选择的思考。在《中国科学与农业》一文里，钱天鹤先生对中、西农业作了如下比较：“西洋的农业，虽也各国不同，但大体言之，是日趋于工业化和商业化；中国的农业是家庭化，注重在自足自给，而不以商品之彼此交换为目的。因为西洋要使农业工业化，所以提倡大农制及利用机械，使劳力可以减少，成本可以降低。”在钱天鹤先生看来，实现“农业工业化和商业化”是各国农业发展的共同方向，也是区别于传统农业的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自然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长远目标。但如何实现农业工业化和商业化的具体道路，却不能亦步亦趋于西方国家，而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他指出，“中外农业制度的不同，是因为环境各异的缘故；中国农民的人数甚多，若骤然采用大农制，及大规模提倡利用机械，则实业者将更见多，农产品的价格，必愈形低落，这是无疑的”。在以后所写的文章里，他又指出，“俄国式之集体农场制度，系属效法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之大农制度而摈弃其私有性与家庭方式者。其结果则大失农民之所望，致参加集体农场者兴趣索然，勉强敷衍，不能通力合作，而专致力于允许私耕之小块的土地，以致大为失败”，“故我国绝不可采用”。钱天鹤先生进而提出应重视同是东方国家的日本的经验：“日本未实行大农制，应用机械也未普遍”，但“因近年来用科学方法努力增加生产结果，不但自给有余，且能销售海外”。在钱天鹤先生的中国现代农业观念中，“家庭化”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仍是一个可利用的资源；在晚年所写的文章里，他更明确地指出，中国“农业经营制度，仍宜采用家庭式农场”，合作经营也宜于“以供销合作为限”。尽管钱天鹤先生也很重视农业的机械化，但他清楚地意识到，这必须以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为前提，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他提出，实现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其现实可行的道路应以改变传统的自足自给的农业观念与生产方式，逐步实现农业商业化为中心；为此，要抓住两个环节，一是“研究科学，利用科学，以科学方法发展农业，借科学知识来解决农业问题”，即通过科学实验改良农产品品种，防治病虫害，从积极与消极两方面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与质量，以提高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另一则是实行经营现代化，在将农产品转换为商品的各环节都要实行科学管理，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产品的成本。钱天鹤先生这一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思路显然是前述“农、工、商、贸一体化”思想的深化与发展：更具有了战略选择的意义，发展农业科学研究也被提高到发展现代农业的战略地位。前述“农业派”的思想此时已完全成熟。

关于发展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针与道路的思考。钱天鹤先生在《科学与农业实验》一文中指出，“科学应用与农业实验，有广狭二义，狭义的解释，仅在利用前人已经发明之原则与方法，作解决实际问题之工具；广义的解释，则不仅应用前人已有之发明，并须由吾人发明新原理新方法以补前人之不足”，“本所在筹备期间，原名中央农业研究所，后政府以研究二字，范围过广，乃改名实验，其用意即欲确定本所工作目标，凡有试验均应从实用着想，故本所之农业实验，偏于狭义方面”。这里所讨论的实际上是“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钱天鹤先生及其同事选择以应用研究为发展中国农业研究的重心，显然是从中国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与中国农业研究的实际出发的。钱天鹤先生反复强调，要发展农业应用研究（即农业实验），必须破除“以农业为技艺”的传统经验主义，以及“只知钻研书册，不重实际问题”的八股取士之风，本身即是农业观念与方法的变革。这一时期所确立的“以应用研究为主”的原则以后事实上就成为整个中国农业研究的指导方针：无论是30年代中期“农业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还是40年代“战时农业改组与推广”及“战后农业复员”时期，甚至“台湾农业改良推广”时期，我国农业研究无不以“改良农作物品种及防治病虫害”为中心，同时把“推广”置于与“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对中国农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正如沈宗翰先生在《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概述》里所指出的，“农业学术的发展，注重应用方面，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的另一方面是“对于基本科学的研究，未免太少。例如各试验机关多从事于水稻及其他作物的育种工作，少作遗传细胞工作，多作栽培试验，少作生理研究。循此趋向，实地改良的进步，将受限制”。这是很有见地的。后人将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在理论与实践上处理好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关系：这是可以期待的。

如何对待西方农业科学研究成果，是发展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曾有过这样的观点：“只要一面保持我国农民原有的优良传统，一面再酌量加入西洋的新法就成了”，而“所谓掺用西法亦不过只是抄袭，不肯用心研究，至于所抄袭的方法是否完善，对于中国农业环境是否适合，则一概不问，依样葫芦，人云亦云，把西洋最好的方法，到中国来弄得非驴非马，一无成绩”；针对这样的“徒事抄袭（或沿袭）”的倾向，钱天鹤先生一再强调，“农业是有地域性的。各国的农业问题，各不相同，一国的经营方法，未必适合于他国，甚至适宜于甲省者，未必适宜于乙省”，“且农学进步，一日千里，今日以为新颖者，明日或嫌陈旧，今日之合于实用者，明日或因情事变更，已窒碍难行，虽欲抄袭，亦属无益”。正是基于对农业发展的地域性与变异性这一基本特点的科学认识与把握，钱天鹤先生认为，发展中国的农业研究必须从本国、本地及现实具体的“特别之对象”出发，进行实地实验，这种“厚植根基”、立足于自己独立创造的思想，与学者所概括的沈宗翰先生的“中国本位的农业建设论”，其基本精神也是一致的。在钱天鹤先生的农业思想中，独立创造与借鉴“他山之石”并不是对立的：他一再强调“师法他人之组织精神，及其研究方法”的重要，告诫“从事农业实验工作者”“对于新书杂志，更须勤加研读”。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时刻关注国际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及其在农业上的应用；本时期即写有《科学之最近进步：爱克司光与生物之关系》等文，晚年在台湾也多次撰文讨论“如何利用原子能以改进动植物品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钱天鹤先生在讨论中提出的如下思想：后进国家在学习他国科学技术时，“不可专师袭其陈法，亦步亦趋”，必须“择善而从”，即选择最新科学成果、尖端技术，结合本国实际，进行创造性的应用，以收“迎头赶上”之效。这对前述“立足于己”思想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为后人思考与处理创造与借鉴的关系无疑会有许多启发。

钱天鹤先生在这一时期继续关注与思考上一时期已经提出的“农业教育、科研与农业建设的关系”问题：他思虑的重点是组织机构上的落实，这是又一个有关农业发展的全局性的问题。早在创办中央农业实验所时，天鹤先生即已意识到，无论是改良品种的研究与推广，还是防治病虫害，都必须“运用全国力量”，推行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技术、经费”三方面的大协作，因此他多次组织了由中农所发起的全国性讲习会、研讨会，以为全国性的统筹规划做准备。在抗战开始后的“战时农业改组”中，又不失时机地提出在各省成立农业改进所，并由中央农业实验所派遣技术人员分驻各省，成立工作站；以后又成立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各省设推广繁殖站：这样，不仅将中农所的研究、组织模式推向全国，并使“科研与推广的结合”“中央与地方的协作”在组织上得到了落实。1941年先生又与梁希等农业界著名人士联合向教育部提出《教育与建设之联系》的呈文，建议依照农业自然环境分区，在各大规模农业试验场临近地区建立专业的农学院，以便于“教育（各农学院）”与“科研（前述中央与地方各研究机构）”的合作与人才的互相利用；并在此基础上由中央教育部与农林部联合成立“农业建教合作委员会”，“以期农业教育与农业建设互相策应”。尽管上述组织机构的计划最终未能全部落实，但其全国统筹、协调，实现农业教育、科研、推广机构组织一体化的设想，对如何组织、领导现代农业生产，仍不失其意义。

在1948年的时局大混乱中，时已脱离农林部的钱天鹤先生发表了《泛论中国农业建设及其前途的期望》的长文，尖锐地提出了当时还不被广泛注意的“中国人口与农业发展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盖古人不知注意人口调节问题或疏导办法，且反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听其人口自然繁殖，而有重农轻商之政策，以阻绝过剩人口之出路，致使数千年来，一治一乱，循环往复，永无尽期，所谓重农，实少成效可言”。这里所提出的是人口过多与过剩人口的出路两个问题。早在30年代中期，钱天鹤先生即根据中农所的调查材料，指出自1873年至1933年，全国农业人口共增加百分之三十一，而同期全国耕地面积仅增百分之一，“故农民生活，异常困难；历年祸乱，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十年后的此时，天鹤先生又明确地指出：“人口问题，如无合理解决办法，农业建设，绝无悠久成绩之可言”，并提出了他的应对之策：“劝导人民自动限制人口过分繁殖，实为根本之图”，还可以采取一些“疏导办法，同时并行”。为此，他又重申了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中的主张：与铁路建设相配合，作大规模之移民；实行“农产商业化，工业乡村化”，在农产品出产地建立有关工厂，就地取材（农业原料），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应该说，钱天鹤先生就人口问题发出的警告，以及提出的对策，包括他对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的重大意义的强调，都是及时而有远见的；但在当时的战乱中，却无人注意。以后我们终于为忽视人口问题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回顾钱天鹤先生当年的警告，是不能不感慨系之的。

（四）

在台湾农复会的工作是钱天鹤先生对发展中国现代农业所作的最后贡献。此时，台湾的农业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得到了相当可观的发展，但钱天鹤先生已不再处于决策地位。尽管如此，他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台湾农业前期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他人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他这一时期的著述仍包含了许多宝贵的思想。

众所周知，台湾的农业腾飞是以土地改革为起点的；钱天鹤先生的主要贡献是受命起草农会新的组织章程，积极参与、领导了“农会的改组”。台湾农会早于1900年即已成立，为兼营性合作组织，分省、县市、乡镇三级，同村之农会会员组成农事小组，是为基层组织。如钱天鹤先生所说，在日据时代，受日方控制的农会成为“配合日本国策实行控制全岛农村经济业务”的机构，但对“推进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也起了一定作用。因此所提出的改组方案包括两个方面：从根本上改变原农会的官方性质，使其成为“真正的民治机关”，并真正代表全体农民的利益，而不再为少数地主所控制；同时又充分发挥原农会的“合作”功能，“除办理信用、运销及农业推广外，尚有提倡文化福利，排除会员纠纷，及供应家庭与农业用品等项服务。此外，乡农会又接受政府之委托，经营碾米、仓储及作物与家畜改良业务”。经过改组的农会以后对台湾农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钱天鹤先生更为看重的也许是农会的建立对“组织现代农业生产”的意义。如前所说，早在抗战时期，钱天鹤先生即已着手于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当时仅限于省）“教育、科技、推广”一体化的政府组织机构，战后他又不失时机地在十四省四百八十五县设立县推广站，把政府农业机构延伸到县。但至此为止，仍缺少两个环节：一是县以下没有相应的机构，一切农业现代化措施都不能直接落实到农民；二是仅限于政府机构，缺少民间组织的辅助。而台湾的农会正是提供了这样的环节，可以说这是终于找到的“政府与农民间的桥梁”，通过它，钱天鹤先生30年代即已提出的“教育、科研、推广、商业、贸易、金融”一体化的理想才真正落实到基层（农民），并获得组织机构上的保证。在这个意义上，钱天鹤先生和他的同事“改组农会”的经验是具有更普遍的意义的。

在台湾农业恢复重建时期，钱天鹤先生作为农复会的农业组组长发挥了很大作用。正如沈宗翰先生在《农复会与我国农业建设》一书中所说，“他与专家协助省农业厅试验场与乡镇农会，密切合作，经常实地观察，访问农家，研究问题，以增加稻米、杂粮、凤梨、柑橘、茶叶等生产”，在此期间以及以后各阶段，他都始终抓住品种改良及防治病虫害两个环节，他所支持、领导的南非310蔗种的引种，尿素肥料的推广，新杀虫药剂的大规模应用，等等，都被认为是台湾农业研究与推广的重要成绩，对恢复与发展台湾农业起了很大作用。1951年台湾稻米与其他农业生产已恢复到日据时代最高峰，1953年台湾开始实行经济建设四年计划，台湾农业也面临“摆脱日本的殖民地经济政策与农业政策，改造为独立的经济政策与农业政策”的根本转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钱天鹤先生先后写出了《近年来台湾农业建设之成就》、《台湾农业的若干问题》等重要文章，发表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性与启示性的意见。

针对有人提出的“台湾农业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农民生活程度已经太高，应暂勿再促进，转而加速工业发展”的主张，钱天鹤先生一方面重申，“吾人欢迎台湾之工业化，并认为唯有台湾工业化，台湾农业方有真正出路与真正发展之可能”；同时指出，“极点论”并不符合事实，台湾农业“极有发展希望”，而且“台湾农业如能继续发展，必可帮助台湾之工业化，并协助其成功，两者必须相依为命，祸福与共”。他的结论是：台湾经济“成功之关键在于农业能与工业相配合，农工两业能同时发展，齐头并进”。——这当然不只是台湾经济发展而已。

钱天鹤先生还进一步从“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上批评了“台湾农民生活太高”的说法，并由此而探讨了台湾农业发展的新方向。他指出，“今日的台湾与日据时代不同，那时日本人提倡台湾农业建设之目的，在于适应日本本土工业化之需要，而对于台湾农民之利益，不但不加以顾全，且不惜任意摧残，以达到其杀鹅取卵之目的。今则不然，为实现立国根本之三民主义起见，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必须密切配合，上下一致”，简言之，“台湾农业建设之唯一目标为增产，其最后目的为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所谓人民当然包括农民在内”。——这固然是钱天鹤先生的一贯思想，但现在作了如此明确的概括，并作为方向问题提出，自然是有重要意义的。

问题是在台湾农业已经有了相当发展以后，如何继续增产？钱天鹤先生的回答是：“增产有两种方法，一为种植面积的扩充，一为单位面积之提高。前者限于本省之地形与水土关系，其可能之希望甚微，后者则前途无量，大有作为”，“故今后台湾农业建设工作应行努力之方向，应以增加单位面积之生产量为最重要之方法”。钱天鹤先生还具有远见性地指出，由于台湾系一岛之地，省内市场有限，农业增产以后，“若有剩余农产品，其唯一出路，即为外销”，否则就会出现虽增产而农民收入反而降低的后果。“故今后台湾农业建设工作之另一努力方向，为尽量鼓励农产品之外销”，钱天鹤先生甚至认为，“提供市场比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与价格更重要”。至于如何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钱天鹤先生也根据台湾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提出了“发展特用作物，多种经营”、“实行复作栽培制度”等积极建议。可以看出，钱天鹤先生在思考台湾农业发展道路时，始终坚持从台湾的实际出发，具有具体可行性；但也正因为如此，也就能在更大的范围内给后人以启示。

钱天鹤先生于1952年任农复会委员以后，还曾主持筹定金门农业大计，经过十年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金门人民特为先生建立铜像，“以志盛德而垂久远”。而先生关于发展中国现代农业的深刻思考，更是一座思想的丰碑，后人在为中国农业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过程中，可以不断从他那里得到丰富的启迪，并将永远怀念这位先驱者。

1996年1月1日写毕于京郊寓所

龚弼：《钱天鹤先生遗爱在农村》。
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315、312—313、314—323页。
《留美学生年报》，1910年。
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315、312—313、314—323页。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468、427、457—458页。
马保之：《教育事业与研究工作》，收《耕耘岁月》（沈君山、黄俊杰编），正中书局1993年版。
转引自黄俊杰：《沈宗翰先生的农业思想及其领导风格》。
龚弼：《钱天鹤先生遗爱在农村》。
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315、312—313、314—323页。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收《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1—4页。
据《科学》3卷1期（1917年1月）、3卷2期（1917年2月）、3卷10期（1917年9月）、3卷12期（1917年12月）有关报道。
后来中国科学社一直坚持活动到1948年。钱天鹤先生在1918年以后，仍长期担任《科学》月刊总经理兼经理部部长，多次参与科学社年会筹备工作，以及科学社的日常工作，1928年十二届年会上，与竺可桢、翁文灏等同选为编辑部编辑。
樊洪业、李真：《科学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3期。
同上文。当然，二者的区别也是重要的；该文的作者同时指出：“（科学家）其目标是发展科学，并以科学影响社会。陈独秀等则把科学意识形态化或信仰化，把科学方法推演为普适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哲学，被称为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
《例言》，《科学》1卷1期。
钱天鹤：《中国固有之机器孵卵》。
参看《论蚕忌》等文。
钱天鹤：《论中国科学停滞不前与西洋科学突飞猛进之基本原因》。
钱天鹤：《论中国科学停滞不前与西洋科学突飞猛进之基本原因》。
樊洪业、李真：《科学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3期。
钱天鹤：《论中国科学停滞不前与西洋科学突飞猛进之基本原因》。
钱天鹤：《论中国科学停滞不前与西洋科学突飞猛进之基本原因》。
樊洪业、李真：《科学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3期。
任鸿隽：《中国科学社之过去与将来》，《科学》8卷1期（1923年）。
沈宗翰：《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概述》，文收沈宗翰、赵雅书：《中华农业史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75—276、278、279、301、303、278页。据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教育研究室蒋美伦等考证，高安蚕桑学堂实际上并没有创办起来，第一个中等农业学堂应是1897年杭州太守林迪臣在西湖金沙港设的蚕桑学堂。
张宪秋：《政府播迁台湾前中国农业改进的重要阶段》，原载1968年12月14日台北《中华农学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专集》。
沈宗翰：《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概述》，文收沈宗翰、赵雅书：《中华农业史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75—276、278、279、301、303、278页。据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教育研究室蒋美伦等考证，高安蚕桑学堂实际上并没有创办起来，第一个中等农业学堂应是1897年杭州太守林迪臣在西湖金沙港设的蚕桑学堂。
沈宗翰：《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概述》，文收沈宗翰、赵雅书：《中华农业史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75—276、278、279、301、303、278页。据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教育研究室蒋美伦等考证，高安蚕桑学堂实际上并没有创办起来，第一个中等农业学堂应是1897年杭州太守林迪臣在西湖金沙港设的蚕桑学堂。
《金陵大学农林科蚕桑系进行状》，原载《金陵光》12卷2期（1924年）。
沈宗翰：《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概述》，文收沈宗翰、赵雅书：《中华农业史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75—276、278、279、301、303、278页。据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教育研究室蒋美伦等考证，高安蚕桑学堂实际上并没有创办起来，第一个中等农业学堂应是1897年杭州太守林迪臣在西湖金沙港设的蚕桑学堂。
南京农业大学校史室编：《金陵大学农学院校史》（征求意见稿），1988年油印本，181页。
钱天鹤：《发展我国蚕业刍议》。
钱天鹤：《废止取缔茧行暂行条例平议》。钱天鹤先生在本期还写了《实业家对于农民的新态度》一文，强调“原料为实业之基，农民为实业家养命之源，而农民亦恃实业家而生，两者相依为命，利害相同，其关系至为密切”。
钱天鹤：《废止取缔茧行暂行条例平议》。钱天鹤先生在本期还写了《实业家对于农民的新态度》一文，强调“原料为实业之基，农民为实业家养命之源，而农民亦恃实业家而生，两者相依为命，利害相同，其关系至为密切”。
转引自黄俊杰：《沈宗翰先生的农业思想及其领导风格》。
钱天鹤：《改良蚕种方法论》。
沈宗翰：《悼念钱天鹤兄》。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468、427、457—458页。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468、427、457—458页。
沈宗翰：《悼念钱天鹤兄》。
张宪秋：《政府播迁台湾前中国农业改进的重要阶段》，原载1968年12月14日台北《中华农学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专集》。
张宪秋：《政府播迁台湾前中国农业改进的重要阶段》，原载1968年12月14日台北《中华农学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专集》。
沈宗翰：《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概述》，文收沈宗翰、赵雅书：《中华农业史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75—276、278、279、301、303、278页。据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教育研究室蒋美伦等考证，高安蚕桑学堂实际上并没有创办起来，第一个中等农业学堂应是1897年杭州太守林迪臣在西湖金沙港设的蚕桑学堂。
见钱天鹤关于“1954年之台湾农业”问题的论述。
钱天鹤：《中国农业与科学》。
见钱天鹤关于“1954年之台湾农业”问题的论述。
钱天鹤：《中国农业与科学》。
参看钱天鹤：《中国农业与科学》、《科学与农业实验》。
参看沈宗翰：《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概述》有关分析。
沈宗翰：《中国近代农业学术发展概述》，文收沈宗翰、赵雅书：《中华农业史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75—276、278、279、301、303、278页。据南京农业大学农业教育研究室蒋美伦等考证，高安蚕桑学堂实际上并没有创办起来，第一个中等农业学堂应是1897年杭州太守林迪臣在西湖金沙港设的蚕桑学堂。
钱天鹤：《中国农业与科学》。
钱天鹤：《中国农业与科学》。
转引自黄俊杰：《沈宗翰先生的农业思想及其领导风格》。
钱天鹤：《中国农业与科学》。
钱天鹤：《科学与农业实验》。
参看《原子能与动物品种之改进》、《原子能与农业》、《放射性同位素与农业发展前途》等文。
钱天鹤：《原子能与农业》。
参看《欢迎江浙皖三省及南京市治蝗讨论会暨第一届全国治虫讲习会会员》、《七省治蝗会议闭幕后》等文。
钱天鹤：《中国农业现况鸟瞰》。
龚弼：《钱天鹤先生遗爱在农村》。
钱天鹤：《农会与合作社合并改组》。并参看沈宗翰：《农复会与我国农业建设》，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83页。
张宪秋：《政府播迁台湾前中国农业改进的重要阶段》，原载1968年12月14日台北《中华农学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专集》。
龚弼：《钱天鹤先生遗爱在农村》。
沈宗翰：《农复会与我国农业建设》，135、136页。
沈宗翰：《农复会与我国农业建设》，135、136页。
钱天鹤：《近年来台湾农业建设之成就》。
钱天鹤：《近年来台湾农业建设之成就》。
钱天鹤：《近年来台湾农业建设之成就》。
钱天鹤：《近年来台湾农业建设之成就》。
钱天鹤：《台湾农业的若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