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是不能没有精神家园的；我有幸有两个精神家园。
首先是我出身的钱氏家族。在我的感受里，我和家人之间，不仅有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更有一种精神的交融。我曾以“对内谦让，对外奉献”来概括钱氏家风与传统，在潜移默化中构成了我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对我的影响更为深刻的，是家庭在近现当代社会的历史巨变中的曲折命运。我的家庭在抗日战争和1949年后经历了两次分离，最终导致了“生不团圆，死各一方”的大悲剧。我们家庭集中了中国近现当代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外祖父是晚清维新派乡绅，父亲是作为亲美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入国民党体制，三哥则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大哥是一个爱国的自然科学家，晚年又加入了共产党，四哥与二姐学生时代就参加革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而我们最小的三个则完全是新中国培养的。这样，我们的家庭，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高度缩影；因此，我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所面对的就不是与己无关的对象，某种程度上我是在研究我的家族、家庭，或者说是在研究自己。而且家人政治选择的巨大差异与内在的相通，又决定了我的研究立场的复杂性与模糊性：我对父辈与兄长的不同选择都有同情的理解，更自觉从中吸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最感自豪的是，我还有第二故乡贵州。我从1960年被发放到那里，度过了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九岁的青春时光，经历了“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大劫难。我曾说过，在我人生道路最艰难的岁月里，是贵州这块大地和父老乡亲，以其宽厚的胸怀接纳了我，我也和他们一起经受了生命的磨难，而建立起了永远隔不断的精神上的血缘关系。具体地说，“是贵州的真山真水养育了我的赤子之心；和贵州真人的交往，培育了我的堂·吉诃德气；‘文化大革命’中的摸爬滚打，练就了我的现实关怀，民间情怀，底层眼光；十八年的沉潜读书，更是奠定了我的治学根基和底气”。（《漂泊的家园·后记》）
我在1978年离开贵州，回到北大，依然保持了与贵州乡人的联系。于是，我就拥有了北大与贵州两大精神基地，可以自由地出入于高层与底层、中心与边缘、精英与草根之间，我认为这是我的人生和学术的最大财富。在退休后，逐渐远离了越来越陌生的北大，贵州的乡人就更成了精神的依靠。可以说，我的晚年一直处于家人与乡人的爱的温馨的包围之中，这真是难得的福分。我也以同样的温馨为他们造影，以表达我的感激与怀念之情。这同时也是历史的书写：所有的家人与乡人都是20世纪中国巨变中的典型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