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制定政策
●刘少奇说：“现在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
●毛泽东说：“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
●林伯渠建议：“以后若再派学生去苏联，须先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6个月或多一些时间。”
刘少奇说要以俄为师
1949年10月5日，中国与苏联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
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刘少奇，副会长宋庆龄、吴玉章、李济深、郭沫若，及该会总会在京理事，中央人民政府各委、部、会、院、署、行首长，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负责人，文化界人士，各民族代表，来京开会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劳动模范代表，出席中苏友好协会全国工作会议的各地分会代表。
大会在庄严的中苏两国国歌声中开始。会上，首先由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主任宋庆龄致开幕词。宋庆龄说：
我记得三十二年之前，当苏联的十月革命震惊了整个世界，这个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事件遭受到一切帝国主义者的造谣诬蔑的时候，孙中山先生首先指出：“自从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一个大希望”。
……
在我们三十年来对内外敌人的艰苦斗争中，整个世界上只有苏联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永远不渝的朋友；而这个中国人民的最可靠的朋友，今天又在我们新中国中央政府成立的第二天，首先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了。
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住这一些宝贵的友谊和帮助。中国人民已经从三十年的革命经验中，认识了毛泽东主席所指示的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起的真理。
宋庆龄的讲话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欢迎。
接着，刘少奇在大会上作重要报告，刘少奇说：
各位代表，各位来宾们：
我们中苏两大国的人民，由最近三十年来的历史清楚地证明：是如像兄弟一样地相互友爱的。
在三十多年以前，由于俄皇政府实行侵略中国的政策，曾经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这种反抗是完全正当的。但自俄皇政府被推翻，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情形就完全改变了，苏联人民就在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对中国人民实行了从来未有的友好的政策，而中国的人民也就开始以从来未有的友好态度来接受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友好。
刘少奇在报告中还指出：
我们之所以特别重视与珍惜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还因为苏联人民所走过的道路正是我们中国人民将要走的道路。苏联人民建国的经验值得我们中国人民很好地学习。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在过去就是学习苏联，“以俄为师”，所以能够获得今天这样的胜利。在今后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现在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在苏联都有完全新的一套理论，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至于苏联进步的政治科学与军事科学那就更不待说了。苏联的文化完全是新的文化。吸收苏联新的文化做为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指针是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任务。因此我们特别需要苏联人民的友谊的帮助与合作。
……
刘少奇的讲话结束后，全场响起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工业生产只占总生产的十分之一。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反动派使中国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新中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国的经济，使中国工业化。
当时，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给予新中国巨大的帮助，比如，铁路很快恢复，就得到了苏联的帮助。鞍山、石景山等钢铁工业的恢复，有了苏联的帮助，就要快得多，所以苏联对中国人民的真诚友谊的帮助，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有利条件之一。
因此，中国人民特别重视和珍惜对苏联人民的友谊与合作。其实，中苏之间的友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早在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泽东在文中指出：
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他们不仅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1949年7月16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发表仅16天后，中苏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即中苏友好协会成立的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参加者有来自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方面民主人士的代表698人。
这次会议通过了筹备委员会简章并选出宋庆龄、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等81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宣告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中国共产党选择在这个时间发起成立中苏友好协会，旗帜鲜明地确定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不但要“打破帝国主义的幻想”，同时也明确了自己倒向以苏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选择，希望以此打消民主党派中某些人士在对苏政策上的游移不定。
中央实行的这一系列政策，为新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铺平了道路。
中央决定派遣留苏学生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轻轻按下电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上空冉冉升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东方成立了。
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中共中央提出要学习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急需各方面的建设人才。于是，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的工作，便被提上议事议程。
1951年5月7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作重要报告，刘少奇说：
现在我们是知识分子太少了，专家太少了，技术人员太少了。搞建设就感觉人才太少、干部太少了。所以在文化建设中要增加学校，现在就要增加。经济建设需要有很多知识分子，现在没有那么多。
因此，我们要把现有的知识分子都很好地利用起来。知识分子是宝贝，到处找不到。
新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建设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严重不足，而刚刚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体系的中国高等教育百废待兴，一时还无法培养出大批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人才。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有计划地向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对当时的苏联东欧留学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当时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核心地位，又决定了中国大部分留学生被派往苏联。
早在1949年7月，刘少奇曾经在秘密访问苏时提出，除了派遣专家来华帮助工作外，希望苏联接受中国派遣留学生，以帮助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人才。这一请求得到苏方的积极响应。
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并表示，“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断绝同国民党当局的外交关系。
3日，中国政府复照苏联，欢迎建交并互派大使。
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之后，苏联代表团即在北京、上海等地作报告，详细介绍苏联文化建设的特点、作用和地位，以及苏联国民教育概况。
毛泽东以其特有的远见卓识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上指出：
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目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当时，苏联在思想文化与科学技术方面的确比中国先进。后来，一位留苏学生甚至回忆说，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教员把马列经典著作背得滚瓜烂熟，脑子像一个“马列资料库”，随便问任何问题，他都能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看一下《马克思全集》或《列宁全集》第几卷第几页。”
留学生派遣工作组成立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央即决定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因此，中央决定成立由聂荣臻、李富春、陆定一主持的留学生派遣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方针、计划和组织实施，以便与经济建设计划相协调。
新中国刚刚建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党中央为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高瞻远瞩，决定向苏联派出大批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和管理经验。这项工作被纳入中国科学教育发展十年规划。
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为了迎接革命胜利后的建国任务，中国共产党就派出一些革命烈士和干部的子弟到苏联学习。
早在1948年，在烽烟弥漫的黄土高原，尽管被国民党军队围追在黄土沟壑之中，在毛泽东的心中，却已经开始勾勒新中国的蓝图。
建设新中国需要大量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专家，但在战火硝烟中成长的干部，欠缺的是系统的教育和技能。
毛泽东将目光投向遥远的苏联，一个想法在心中形成：向苏联派出能力突出、政治可靠的年轻干部，接受苏联的正规高等教育，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专家。
派遣工作由中共东北局具体负责。经过慎重筹划，决定将派遣人员的范围限定在烈士子女或高级干部的子弟，共21个人。
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李硕勋是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优秀的军事指挥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长期领导地方武装斗争。1931年7月不幸被捕，在狱中大义凛然，忠贞不屈，不久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8岁。李鹏在抗战胜利后从延安来到东北，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
邹家华接到去苏联学习的通知时，已经开始担任中共松江省宾县常安区区委书记。邹家华的父亲邹韬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创办生活书店，主办《生活》周刊，在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于1944年7月病逝。邹家华参加过新四军，后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学习，1946年调往东北。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谢子长是与刘志丹齐名的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者，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于1934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次年春不幸逝世，时年38岁。谢绍明在被选拔留苏时，作为派往东北的干部团成员，在赤峰市任区委书记、武工队政委。
罗西北，罗亦农烈士之子。罗亦农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罗亦农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26岁。罗西北15岁时进入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1945年8月被苏联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后进入哈工大学习。
刘虎生是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哈尔滨的。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刘伯坚烈士。刘伯坚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武装斗争。他在一次战斗中中弹被俘，于1935年3月英勇就义。
叶正大、叶正明是叶挺的儿子。叶挺是北伐名将，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光荣地誉为“铁军”。叶挺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军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父亲牺牲后，叶正大、叶正明被接到延安。党中央从延安撤退后，他们辗转来到哈尔滨，当时正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
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当时在延安保小上学。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我党早期的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援西军和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2年3月，张浩在延安逝世，享年45岁。
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当时也在延安保小读书。
任湘是任作民的儿子。任作民是我党早期共产党员，历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山东省委书记、湖南特委书记、西北局秘书长。1942年在延安病逝。任湘是从西安办事处到的延安，曾进入边区师范学校念书，后来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
其他被派往苏联的人员是王稼祥的义子朱忠洪、中共东北局副书记之子高毅、参加了土改工作团的江明。
还有4个年轻人，一同在延安保小长大，一同进入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又一同进入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工作。他们是：杨棋烈士之子杨廷藩、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副司令员张宗逊之侄张代侠、原红二十七军军长、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之子贺毅、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政公署主任崔田夫之子崔军。
在这21个人当中，有4个引人注目的女孩子。
叶楚梅是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1928年出生在香港。1945年，17岁的叶楚梅被接到延安，与父亲团聚了才一个月，就被父亲送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接受磨炼，成为了一名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
罗镇涛，罗炳辉烈士的女儿。罗炳辉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军事家。
任岳是任作民的侄女。项苏云是项英烈士的女儿。
这21个人将被中央派往苏联，成为党中央派往苏联的第一批留学生，他们将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自己的贡献。
除个别人中途因病回国外，在后来的1955至1956年期间，这批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在苏联的学习，陆续回到祖国。
时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对于这批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技术专家，党中央给予了高度重视。按照中央组织部最初的分配方案，这批宝贵的大学毕业生将被安置在各大部委。
然而在征求本人意见时，21个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愿意留在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北京。大家无一例外地要求到基层、到生产建设的第一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罗西北最先回国工作，他在燃料工业部水电建设总局北京水电院只干了两年，1955年底到重庆，组建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任总工程师，一干就是10年。
当征求李鹏本人的意见时，李鹏明确表示，愿意到基层去工作，到水电站去工作。于是他被分配到吉林丰满发电厂。李鹏在那里前后工作了6年，参加了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水电工程的施工、维修、运行等各个环节的工作。
贺毅学成归来，被分配到水电总局北京勘测院任工程师，但他渴望到基层去大干一场。他将想法对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倾诉，李锐便给他创造了一个锻炼机会，到江西上犹江围堰工区任主任工程师。
谢绍明回到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邹家华和叶楚梅一起到了沈阳第二机床厂；叶正大、叶正明学以致用，在沈阳飞机厂工作；林汉雄分在北京，但他没有留在机关，而是去官厅水库工作；张代侠最初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在他的要求下，组织又将他派往沈阳第二机床厂；其他人员也进入了基层工作。
由于历史的诸多原因，这些留学生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在他们当中，有些人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些人走上了行业领导职位，还有人则在基层岗位上默默无闻地耕耘一生。
1948年派遣到苏联的21名留学生，作为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第一次有目的性地派遣的留学人员，作为新中国在国外培养的第一批留学生，为以后的留学生树立起了光辉的榜样。
中苏签订留学生协定
1950年6月，周恩指定国家文教委员会冯乃超、外交部伍修权、教育部陈新民组成工作小组，负责选拔、确定出国留学生人选。伍修权负责对外联系；陈新民负责留学生出国前的准备工作及其他事务性工作。
1952年8月9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军事学校除外）学习之协定》。
协议规定：
须按苏联高等教育部规定之课目经过入学考试后，始能被接受到苏联高等学校学习。
……
按通例，上述大学生与研究生接受到高等学校初级班学习，仅在个别情况下，方能至高级班学习。至于尚未能充分掌握俄语者，须进预科班学习，其期限自六个月至一年。
协议还规定：
苏联各学校为大学生及研究生规定之一切规则，对于根据本协议接受至苏联各院校之人员均应一律遵守。
……
凡由苏联高等学校毕业之人员，均发给按苏联规定形式之毕业文凭，并载明其所获得之专门知识及熟练程度。
中国公民之大学生及研究生在苏联高等院校学习期间，由苏联政府供给之住处，其条件与苏联大学生及研究生同。
苏联政府支付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时之生活费与学习费。中国政府应向苏联政府偿还上述费用的百分之五十。
这项“协定”的签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它的指引下，中国向苏联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留学生的选拔、培养、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多个部门的分工、协作。留学工作被提高到关系国家未来的战略高度。
这项工作由周恩来亲自领导，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外交部、教育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家各部委细致分工、密切配合，保障整个工作有序进行。
建国伊始，在废墟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对于如何构建一个全新的国民经济体系几乎没有任何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走出去谦虚地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事实证明，数量巨大的留学生回到国内后，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知识和技术，而且迅速充实到生产建设的第一线，极大地充实了技术骨干力量。以这批留苏学生为骨干，新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诸学科得到飞跃式的发展，也带动了国内整体生产、科研、教学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对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意义作出精辟的论述：
什么是最迅速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呢？这样的道路就是……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最迅速地派遣若干组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去作一年到两年的实习，或者当研究生，回国以后立即在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分别建立发展这些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并且大量培养新的干部。
在后来的1960年12月，国家科委党组、教育部党组、外交部党委在《关于今后一个时期的留学生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
留学生的派遣规划、留学生毕业回国分配工作，和根据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派遣的实习生选拔工作由国家科委负责；大学生、研究生、进修教师的选拔工作和所有留学生的最后审查批准、派出、国外管理和假期回国学习等工作，由教育部负责；留学生在国外的政治思想工作由使馆负责，在国内由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负责，其中关于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工作以教育部为主，涉外事件以外交部为主……
这一分工，奠定了未来几十年中国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格局。
周恩来批示成立预备部
1951年7月，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375名优秀青年云集首都北京。
在这些青年当中，既有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也有意气风发的高中学生；既有踌躇满志的年轻干部，也有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已经40多岁了，而年龄最小的，还不到20岁。由于时间紧迫，这批学生只是在北京集结一个月，简单了解了一下苏联国情，就要匆匆上路。
到达苏联后，这批学生分别被安置进入莫斯科第一医师进修学院、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莫斯科运输经济学院、列宁格勒铁道运输工程学院、萨拉托夫汽车公路学院等高等院校学习。
由于在前往苏联之前，这些学生没有经过语言方面的培训，他们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俄语基础。绝大部分学生还是在火车上，从苏联列车员那里学会了第一个俄语字母。
苏联方面显然对如何对待这样大量的留学生也没有足够经验。当这批几乎对俄语一无所知的学生到达后，苏方居然没有安排哪怕是短期的俄语培训，就直接将他们领到各高等院校的课堂。
当时，在莫斯科第一医师进修学院学习的张璇，第一天在教室里上课，老师在黑板上连写带说。他却不知其他同学能听懂多少，反正自己是一个字都没听懂。一堂课快结束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两个俄文字后就走了。他们几个中国学生呆坐着没有反应。左等右等不见老师来，他们回宿舍赶紧查字典，原来黑板上写的是“下课”。
郭子恒当时被安排在苏联列宁格勒创伤矮形外科研究所学习，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开始的第一年，我们每天都要花十几个小时学习俄语。除了七八个小时的睡眠外，处于清醒状态的全部时间———包括走路、乘车、购物、进餐，甚至于去卫生间等一切活动———无时不在背诵俄文单词或常用语。俄汉词典和记单词的小卡片一刻也不离身。最初那种有眼不识字、有耳听不懂、有口张不开的苦涩，比之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饥寒交迫还要难耐得多。
同样是首批留苏学生的李振肃回忆道：
那时学习真是分秒必争！一天学习十几个小时，能够在两节课中间休息的十分钟内，伏在桌子上打个盹，随即又继续全神贯注认真地捕捉老师讲的每一句话。列宁格勒夜长昼短，常在昏暗的早晨就进了实验室，晚上干到十一二点是常事。晚上从实验室出来再回住处吃晚饭，睡觉就很晚了。设了两个闹钟早晨叫醒我。有一次实在太困了，两个闹钟一一响过，但在按住闹钟后一下又睡着了。不过猛地又惊醒了，赶快跳起来去上课，居然没迟到。
凭借着战士一般冲锋陷阵的勇猛顽强，大部分学生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学业，其学术成果还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赞许。
1951年，国家副主席林伯渠在苏联进行疗养和考察。期间，林伯渠与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进行密切接触，详细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林伯渠回国后，立即给刘少奇、周恩来写信，介绍自己的所见所闻：
我们中央教育部此次送苏联学习工业技术的一批学生约300余人，据大使馆反映，该次学生不懂俄文的占95％。教育部计划，是把他们分别送到各种专科学校去学习的，自然分的很零散，以致学生听讲困难，学校为之补授俄文，亦不方便。该学生等先无精神准备，一到莫斯科，既听不懂话，又吃不惯饮食，加以气候亦殊，有的就闹起情绪来。并有个别（大约不止一两个）学生程度不够格，也为收纳该次学生的学校所不满。
接着，林伯渠建议：
以后若再派学生去苏联，须先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6个月或多一些时间（或在到苏联后，先集中教育一个时期）。首先教俄文拼音会话，尤其在政治上应先说明赴苏学习的必要性，加重其责任感。并须详细告诉他们到苏联以后的生活情形（如饮食、气候、这些是可以渐渐习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