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世纪末的不安
生命一定有比“拥有一切”更丰富的内涵。
——美国童话作家及插画家桑达克（Maurice Sendak）
我们是如何失去体验真实刹那的能力的？有时从心底不知名的角落涌上的焦躁不安，到底是从何而来？为什么追求心灵的满足总是那么困难？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要正确地进行我们的探寻之旅，得先从过去看起。
让我们假想你是一个来自18世纪的时光游侠。你将时光机器上的指针拨向未来，按下按钮。当机器停止，你看看时钟，发现自己已神奇地降落在20世纪末的世界上。你踏出时光机器，迎接你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你最先注意到的改变是科技方面的突飞猛进——汽车、飞机、电视、传真机、洗碗机、电脑，这些在你眼里都像奇迹。你不禁赞叹：“这儿的生活和我们那时候比起来，真是舒服太多了！”
急躁而漠然
但是当你走近你20世纪的亲戚身旁，你注意到很多让你困惑的事情。首先，人们不像在18世纪的家里那样亲切、愉快。他们彼此不打招呼，只匆匆擦肩而过，脸上的表情仿佛是有什么急事正要去做。你忍不住问一位路人：“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吗？”他粗鲁地摇摇头就转身走了，只留下你兀自纳闷：怎么每个人都这么急躁而且相互毫不相干似的？
接着你看到街上和公园里，到处都是难民模样的人。他们脸上带着又饿又怕的表情，有大人，也有小孩，看来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猜想他们必是最近一次战役的降兵，他们的家乡一定是在很远的地方，直到你听到他们说着一口地道的英语，才发现自己错了。“怎么这么多美国人无家可归，住在街上？”你简直不敢相信，“而且为什么大家都像没看见他们似的？”
可是当你开始看到报纸、杂志，看到人们称为“魔术盒子”的电视，你才真正开始担心，因为从报纸、杂志和电视中你看到：
根据今天公布的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在去年的一年里，有270万个儿童受到虐待或疏于照顾。
最新的调查发现，有43%的人若不是有酗酒的父母，就是有酗酒的配偶。
警方估计，在美国，每6分钟就有一位妇女被强暴，同时有3/4的妇女是暴力犯罪事件的受害者。
大部分杀人案的凶手都是被害人的爱人或亲戚，而不是陌生人。
新的研究显示，大约每两对夫妻就有一对会离婚；而不忠于婚姻的人，尤其是女性，有愈来愈多的趋势。
政府方面指出，打击犯罪的工作节节败退，并提议大量兴建监狱，以容纳愈来愈多的罪犯。
今天又有一起街头枪击事件，发生在中西部一个宁静的小镇。有3人死亡，4人受伤。根据目击者称，嫌疑犯并不认识被害人，唯一的杀人动机是：他们忽然觉得很想“干掉一些家伙”。
你被这些报道吓坏了：随时引发的暴力，父母殴打和诱奸自己的小孩，儿童谋杀儿童，数以百万计的男女用药物和酒精荼毒自己的生命，破碎的家庭，露宿街头的人，还有恐惧，无所不在的恐惧……“美国到底怎么了？”你难以置信地大叫，“这个社会怎么会变得自我毁灭？我们过去对美好未来的期待，都到哪儿去了？我们对富庶和平国家的梦想，到哪儿去了？”
你冲回时光机器里，把指针拨回你原来的年代。你祈祷自己不会来不及回去，然后你为自己的子孙掉下了眼泪，因为有一天，他们要降生在这样一个失去了灵魂的文明里。
险状百出
现在我们正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而我们的社会所展现出来的各种征兆显示，它正处于一个感情和心灵都危机四伏的阶段。美国到底怎么了？我们的社会已经失衡到险状百出的地步了。
我们所享受的物质生活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文明时期都舒适，却同时也有更多的迹象显示，我们并不快乐。简单举几个例子，犯罪、虐待、离婚、毒瘾，都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猖獗，而且情况一年比一年糟。
我们借以控制这个世界的科技能力，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然而怡然度日的本事却似乎丧失殆尽。我们成长过程中以为一定不虞匮乏的那些人和事，如今虽仍热切向往，却都已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相守一辈子的婚姻，守望相助如一家人的街坊邻里，确信子女会过得比我们好……还有或许是最重要的——宽裕的时间，比如散步的时间、沉默的时间、享受辛苦耕耘收成的时间、无所事事或全力以赴的时间。
结果是整个民族都在拼命地找寻人生的意义，不时险象环生，却经常徒劳无功。我们这一辈中年人，小时候所熟悉的安全世界幻灭了，我们对愈来愈糟的治安问题失望不已；老一辈的人则缅怀过去，那时物质生活或许简单许多，但精神生活肯定比较丰富；而我们的孩子，他们将从我们手中接下这个汹涌狂乱的世界，恐惧、愤怒、消极、讥讽、玩世不恭，外加不再纯真，已然成为他们的共同特质。
我们的社会绝非一个“每天都更美好、更快乐”的社会，而那曾经是美国人的梦想。
现在还加上地球本身的危机：地震、飓风、大火、洪水、酷寒的长冬、不停的暴雨，我们国家的躯干已失去平衡了。当然，科学家对这些现象自会有一套合理的解释，但如果你愿意倾听，你会听到大地之母正对我们哭喊求助。
有些人对这些现象已经太过熟悉，因而变得麻木不仁。就像我们那位时光游侠朋友一样，你读到了报上的统计数字，你看了电视上的新闻报道，你或你所爱的人可能已经察觉到暴力、虐待、毒瘾、离婚或失业的阴影正逐渐笼罩我们。你知道我们的世界已不再是过去那个一片祥和、充满希望的世界。可是，就像我，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你只是转过身去，披上一层用“麻木”做成的防护衣，好让自己平安度日，不致被绝望打倒。可就是这麻木，它阻绝了我们对真实刹那的体验——偏偏这正是我们现在最迫切需要的。
只有靠我们不麻木，不背过身去，现代人的感情和心灵才能得救。当然，故事总有另一面，我们的国家也有很多美好的事物、雄浑的关爱之音、求变的力量，但是不够。我们的国家有难，我们这个民族也有难；首当其冲的是，你自身的幸福和你子孙的幸福。我们个人无法独立挽救整个社会，但是我们能贡献更多的慈悲、关爱以及对自身及周遭环境的醒觉，一切将会由此而改变。
此刻的我们，较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需要更多生命中真实的刹那——对人类付出真诚关怀的刹那，与我们所爱和需要关爱的人心灵交会的刹那，集中心志为众人疗伤、解困的刹那……只是很讽刺的是，此刻的我们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难拥有生命中真实的刹那。在千年至福的极乐之境来临之前，这是我们得面对的难题。
拓荒者的血液
我们究竟是如何把美国从立国时代的前程似锦，弄到今日这番令人沮丧的局面的？如果我们开始了解美国心灵危机的历史根源，我们就能了解自身心灵的危机。
美国是一个充满了拓荒精神的国家。我们的祖先大都是从世界各地离乡背井、远渡重洋来到这儿的，历经了无数精神上、肉体上和经济上的磨难。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迁徙史，我们永远会受到山外那片未知天地的蛊惑，永远追求着更多、更好——多一点土地，多一点水，再富裕一点，再自由一点。
20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已走到了极限：没有更多的土地可以开发，没有更新的城市可以建立，没有更新的空间可以扩展了，我们成了挫败的拓荒者，但是我们停不下来，因为这时我们已成为“嗜新成癖”的人了。这是家族性的癖好——从最先踏上这块梦寐以求的土地的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开始，一直传到我们身上。它已在我们的血液里根深蒂固，我们无法自拔地要求更多、更好。
于是我们渴求的对象从土地转移到事物上，我们开始无法抵挡科技和消费主义的诱惑；我们使所有事都办得更快、更有效率，使所有的产品更大、更精良；我们为如何生活、买些什么、穿些什么以及何谓流行，建立新规则；一旦厌倦了这一切，我们便立刻打破这个由我们设立的“传统”，然后树立新的典范。
美国经济得以起飞，靠的就是我们的喜新厌旧：老车即使跑得很稳当，我们仍迫不及待要换新款；旧鞋即便很好穿，我们也已等不及要再买双跟儿更高的或样式不一样的；老电视其实还挺好，我们却按捺不住要买一部有更好的遥控器和更多功能的电视——我们摒弃所有老旧的东西，对所有的新东西一见钟情。
“拜新主义”
追求进步是人类的本能。一个民族创造各种途径以求更舒适地生活，原本并不稀奇，这是所有文明的必经之路。然而，我们追求新奇和进步的步伐愈来愈快，这是美国独一无二的特色。我们当代文化一年内的转变，远超过欧洲或亚洲文化数十年的转变；而每当其他国家发现美国又有了热门的新花样，他们竞相跟着丢弃古老的传统，张开双臂拥抱新潮流。
就这样，美国和它的“拜新主义”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蓝色牛仔裤、T恤、网球运动鞋、电影明星、摇滚音乐和汉堡——统统成了我们的文化输出品。你听不到美国青少年唱德国或意大利的流行歌曲，你没见到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挤着去看法国最新的卖座影片，你也看不到打上英文字幕的巴西电视节目，但是相反的情况每天都在世界各地发生。
最近一次去巴厘岛，我和我先生目睹了一场火葬的仪式。对当地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圣而欢愉的仪式。当30个年轻的男子抬起放置死者的“平台”，我们惊讶地发现，他们身上穿的多是印着美国摇滚乐团标志或名字的T恤。巴厘文化承袭自他们古老的传统，至今仍是日常生活中极重要的部分；但不知怎的，珍珠果酱（Pearl Jam）、史密斯飞船（Aerosmith）一类的摇滚乐团却已悄悄地侵入巴厘农家神圣的火葬典礼。
自我放纵的年代
战后的婴儿潮在20世纪60年代暂时脱离了物质主义，向所有既定的价值标准挑战，奉行“随遇而安、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然而才不过浅尝了一下“今朝有酒今朝醉”，男的已迫不及待地换上了西装、束起了长发，女的则刮掉腿毛、戴上胸罩。我们淘汰了旧的福特车，换上崭新发亮的本田和丰田车，我们的老爹老妈欣喜若狂地看着我们回过头来向上一代看齐，满腔热情地回归美国社会主流。
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消费主义一直在流行。“要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是我们的最高指导原则，而且我们深信不疑。我们的社会向来是个醉心于自由思想的社会——很多人是这样被吸引来的。如今，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已经不能满足我们，我们还要金融自由、性自由和情感自由；我们要尽可能地拥有一切、享受一切，尽可能地挖掘自我。
作为消费者，我们不可能有买够了、投资够了或借够了的时候。我们多幸运！科技也在这个时候达到巅峰，从电脑、传真机到大哥大、激光唱盘，新兴工业群起而生。我们准备拿什么来买这些新玩意儿？那简单！我们才装了满皮夹子的信用卡，还刚把房子拿去银行做了二次抵押。政府不断地印钞票，我们就不断地花。
在个人生活里，我们热衷于打破旧框架，勇于尝试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那份潜藏的拓荒精神在此表露无遗。“有话直说”和“各行其是”是我们的座右铭。在我们狂热地推翻旧传统时，开放式婚姻、露水姻缘和交换性伴侣也应运而生，而这份狂热，曾使我们告别故乡，奔向美国。
有些观察家称美国近代史上的这段时期为“自我放纵的年代”。我们希望更富有，做更多的事，活得多彩多姿。开始有了“自我成长”这个词儿，还有成堆要帮助我们爬上最高峰的行业。我们可以加入健身俱乐部，塑造完美的身段；可以参加研讨会或听录音带，以了解自己、激励自己；可以读很多书，以保证我们每一件事都做得正确无误。那些排行榜上的畅销书，教我们如何享受更美好的性生活，如何做更称职的父母，如何打得一手更精彩的网球，如何成为更优秀的经理……什么都能更好。
我们做得愈多，就愈明白出类拔萃绝非一夕可成。于是我们买来各式各样的分类箱，研究如何管理时间，小心翼翼地为自己安排作息。即使是我们的孩子，也在体能训练课、曲棍球练习和电脑教室之间忙得团团转。他们也需要有儿童专用行事历来记下所有活动的时间。
或许我们太专注于手上的新玩具和要完成的新目标，不知道油尽灯枯的征候已悄悄浮现。一开始是很不起眼的征候：我们会忽然想起，有好几个星期不曾和全家人一起吃饭了；我们会看着日历，发现完全没有哪个空闲的日子或周末，可以让我们什么事都不做；还有，信用卡的账单愈堆愈高了。可是，我们一直都很开心呀！要放慢脚步？想都甭想！
只是很明显的，我们大部分人已经开心不起来了。为什么？我们一直没留意，如今得为自己的放纵付出代价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的狂欢晚会也不例外。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炫目与贪婪过去了，此刻摆在眼前的是社会、心灵和感情上的巨大耗损。今天美国所遭遇的危机，正反映了我们所共同经历的政治、科技、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变迁，而我们为这些变迁所付出的代价，是折了翼的美国精神。
美国梦断
就经济上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真相终于浮现了。我们享受过一段挥金如土的痛快时光，现在终于到了付账的时候。即使你不是财经专家，也知道这是什么状况——经济萧条、国家财政赤字，你怎么说都可以，反正就是：我们都栽进了经济大危机里，一个也跑不掉。
一部分的报应出现在失业问题上。失业并不是20世纪才有的新现象，可是这回令我们害怕的是失业的人。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失业的人，却被辞退了——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经理。
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女还在应征工作，或出现在临时工介绍所，现在是很常见的事情。在不少人家里，三个孩子才十来岁大，要缴房屋贷款利息，还背了一屁股债的时候，他们才惊觉自己做了10年或15年的差事，突然无法继续了。这和二十几岁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时候失业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大部分男人到了中年，都会希望不必再靠死工资度日了，不然就是盘算着早点退休，可以享受自己劳碌了一辈子的成果。如今却只能祷告上苍，让他们可以有份工作做到退休。
对许多更年长一点的人来说，曾经璀璨的退休梦已经褪色了。随着利率的直线滑落，老人们赖以度余生的投资愈来愈不值钱。数百万60岁以上的老人，曾为退休后的“黄金岁月”仔细地打过算盘，他们每天工作10小时，为将来的好日子做准备，如今却发现不得不无限期地延后退休，以挣得一口饭吃。
年轻人前途堪忧
我们的“跛脚”经济，对于二十几岁的这一代人并没有比较仁慈。以往年轻人上大学时，最先想到的就是，有大学文凭会比没有大学文凭更容易找到好工作，现在则是能有工作就算幸运的了。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次文化阶层：一群戴过学士帽、穿过硕士袍的外卖食品送货员、餐厅跑堂和出租车司机。20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生还是全国主要企业争相聘请的对象。这种前程似锦的感觉，现在已经被前途未卜的忧虑所取代。他们不再坚持世世代代笃定的信念：自己会比父母生活得更好。相反，严重的不确定感正笼罩在他们的心头。
我们这批人如今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却面对着令人沮丧的事实：将来我们的儿女很可能无法超越我们——事实上，如果能有和我们一样的际遇，就算走运了。我们看着孩子们卖力地找工作，我们敞开家门，好让他们为了省钱而搬回来。当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为前途忧虑时，我们的心都碎了。记得在他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坚信自己要什么就能有什么，谁也挡不住我们。
我们努力告诉自己：事情还不到最糟的时候，坏年头总会这样来来去去，可是当我们走出办公室时，徒步街头，看到满街的男女老少游民，饥饿、绝望地缩挤在寒风中。他们是活生生的见证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真正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啊！在这些露宿街头的人里，有的是酒鬼或犯过罪的人，也有不少是单亲妈妈和失了业的飞机技师，还有因为父亲丢了做了15年的工作，家里又没积蓄，只好沿街流浪的小孩。经济危机的代价都刻画在他们的脸上。他们不仅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园、失去了机会，而且失去了美国之梦。
即使是我们这些有工作且还付得起账单的人，生活品质也已大不如前，不如我们父母的那个年代，也不如我们的预期想象。大部分家庭需要靠两份收入来维持，意思就是兼职或全职的妇女比从前多。对这些职业妇女来说，和小孩或和配偶相处的时间、打理家务的时间、花在嗜好或其他兴趣上的时间，甚至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以前多了，也不像从前那样从容了，因为我们都得忙着求生存。这股狂躁的行动旋风连小孩子也波及了。他们受到大人的感染，看到做得愈多的人得到的也愈多，他们也学会了早在几个星期之前就计划好自己的活动日程。
心理学家罗斯门（John Rosemond）把这种现象称为“疯狂家庭症候群”。妈妈、爸爸和小孩全像赛跑似的，在约会、办公室、学校、会议之间冲来冲去，偶尔会停下来吃点东西，不过也很少能一起吃。家，原本是我们忙碌生活中一个宁静的殿堂，现在已经变成简陋的休息站，一个供洗澡、睡觉、换衣服的地方，可以随便抓到点吃的，然后赶快冲向下一个任务的地方。
科技冲击心灵
如果说经济上的灾难已经让我们的梦想失色，那么科技的突飞猛进也一样残害了我们的心灵。说来讽刺，带给我们这么多方便和娱乐，能在各方面使我们生活得更舒服的正是科技，但它同时也是造成我们心理上那么多不舒服的根源，而这些心理上的疾病，很不幸地已经变成美国的标志之一了。从这个观点来看，通信卫星其实是一种很可怕的武器，比任何一种恐怖的弹头或飞弹都具有更强大的杀伤力。
拜现代科技所赐，我们从工业时代来到了资讯时代。我们对高科技的生活方式已习以为常，很少警觉到科技对我们的影响。最近我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位社会学家提出的一项惊人事实：经由卫星、电视和电脑，你我每天接收到的信息量，是我们几代之前的祖先累计1000天才能接收到的信息量。意思就是，从前人们的脑袋可以用2.4万小时去处理的事情，现在我们的脑袋要在24小时内处理完毕。
过去几年里，我密切注意了波斯湾战役、波斯尼亚战争、佛罗里达飓风、中西部大水、加州和墨西哥大地震、美国警察和各种罪犯相互开枪等事件。几个月前，在一天之内，我看到了洛杉矶的疯狂暴动、香港的坠机、巴勒斯坦被炮轰、索马里快饿死的儿童。我只要按一下电视遥控器的按钮，就能亲眼看到所有在我个人世界里一辈子都不会遭遇的惨事。即使用一生的时间，都难以抚平的哀伤，让我如何在一天里全部消化？
要是我们的祖先都能从电视上亲眼看到第一枚原子弹投到了广岛的上空、法国大革命期间处决囚犯、14世纪淋巴腺鼠疫的流行以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不知会有什么后果。实在不能想象，若是祖先们能预见未来，他们影响我们命运的各种决定会受到何等巨大的冲击！
美国的精神熔解
只要目睹过任何一件惨绝人寰的事，任何人都会感受到锥心刺骨的痛，而我们这样日复一日接受这些惨事的疲劳轰炸，后果是什么呢？我深信我们的精神状态都已到了严重超载的地步。人类的心智对压力的处理都有一定的限度，一旦超出限度，就会出现功能失调的现象，就像电流量超过电线所能负载的限度时，电线就会熔化，甚至起火燃烧。
让我们假想有一组人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墙上十几个喇叭一起放出震天响的音乐，无数台电视机分别闪烁着不同频道的画面，灯光明灭不定，连地板也在震动。用不了多久，大部分人的情绪或行为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他们会变得颓丧、疲倦，而且紧张；再过不久，他们就会露出敌意和攻击性；最后，这些人会变得很暴力，平时温和的人可能会开始互相吼叫，连平常最善解人意的人也会互相殴打。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些人的痛苦是刺激过度所引起的。科学研究调查发现，如果我们在精神或感官上一下子受到太多的刺激，焦虑的程度会急剧上升。高涨的焦虑情绪需要发泄，发泄的方式通常就是敌意和暴力，这就像是我们的大脑在说：“停啊！我受不了了！我快要爆炸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经验，只是可能没那么严重。电话铃在响，炉上的热水壶在叫，小孩缠着你问问题，所有状况都在同一个时间里发生，你只觉得你好想尖叫。你的精神电路负荷过度了，你的暗自叫苦和诅咒显示你已经短路了。
在美国，我们每个人都忍受着精神熔解、情绪短路的痛苦。我们每个人的精神领域都受到卫星电视、传真机、手机的侵犯，能让我们躲起来的地方愈来愈少。我们再也不能躲在自己的天地里，不管这个国家或世上其他角落发生什么事。在这个全新的地球村里，我们必须忍受着连续不断的无情的过度刺激。我们就像被判了刑，得终身监禁在不可捉摸但又真实的焦虑中。
持续亢奋
焦虑不只是一种精神状态，它能造成生理上极大的变化。我们的身体在经历恐怖或紧张的时候会亢奋——血压升高、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就好像我们的身体把自己承受的压力要全部释放出去。或许不是每个人都变得很暴力或表现出很明显的敌意，但是持续刺激的副作用是：我们会对亢奋的感觉上瘾，只有更多的刺激引起不断的亢奋，我们才觉得自己活着。
看看最近几年流行的电视节目：《救援电话911》（Rescue 911）、《紧急状况》（Emergency）、《天眼》（Cops）……这种称作“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节目，好像永远不嫌多。我们仿佛需要看到所有的车祸、医疗急诊、英雄式的救援和戏剧性的缉凶，让心绪亢奋，不断地分泌肾上腺素，才觉得痛快。
最近因大众的耸动而新推出的《电视法庭》（Court TV），是一个不断实况转播刑事和民事法庭开庭的节目。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每天从这个节目上看到证人席上的被告被控方律师追问得汗流浃背，或是受害人泪流满面地陈述着骇人听闻的受害经过。我们喜欢推测某人有罪或无辜，每天紧张地等待着每一个案子的最新进展。古代有爱看执行死刑的无知群众，我们是现代版，人头攒动，等着瞧下一个被踢出来的倒霉鬼是谁。
诚如副总统戈尔（Al Gore）在《均衡之境》（Earth in the Balance）一书中所言：“就好比一个人若是成长在不健全的家庭里，他对正常人一定能感受到的痛楚，会故意情绪化地视而不见。我们这个不健全的文明也发展出一种使人视而不见的方式，使我们不致因感受到对世界的疏离而痛苦。”换言之，我们已麻木不仁。平凡生活里的情感已不足以激起我们的热情，或令我们觉得生机盎然。
就这样，美国成了一个变态国家。我们会因灾难和丑闻而兴奋；观赏肢体或情绪的暴力，我们会觉得刺激过瘾；看着陌生人遭遇烦恼困境，竟也成了我们的娱乐。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说，那些《救援电话911》《天眼》等节目是在宣扬守望相助、和谐共存之类的家庭价值观，然而我们生活在20世纪末的美国，还是对各种令人震惊的事上了瘾。
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对“性”的着魔。不论是在杂志的封面上、电视节目的一段情节中，还是一本“全集”的主题中，“性”对我们的吸引力胜过其他任何事物。记者葛伯勒（Neal Gabler）认为：“在我们的文化里，从流行音乐网到音乐电视频道，公开的色情图像愈来愈多，它反映出的是我们的挫折感——失去了纯真的挫折感。”“从政治、艺术、宗教、运动到人际关系，我们都看不到真心。”
美国失去了什么？
我深信，美国绝非麻木不仁，我们只是表现出所有受创后由压力而引起的失常症状；我们只是经历了多次重大的挫败后，还没恢复过来。
我们失去了对美国之梦的信心
我们不再相信曾经相信的事物。我们不再笃信：只要一生辛勤耕耘，必能衣食无忧；只要认真工作，绝不会因经济不景气而失业；只要受过教育，就有本事找到工作；只要遵守游戏规则，必得奖赏。“理当如此”的感觉已被剥夺，美国之梦也无由存在。
我们失去了“明天会更好”的信仰
有史以来头一回，大多数人不再觉得美国的“明天会更好”。我们不再相信孩子们过得会比我们好；我们也不相信社会问题能改善，而不是每况愈下。即使最理想化的人，也较从前多了恐惧、少了希望。
我们失去了安全感
如今连身处淳朴的小镇，我们也不敢在夜里出来散步了，唯恐自己被害，让案件又添一桩；我们开车时不再有安全感，唯恐遇到抢劫；单身的我们不再敢轻易和人上床，唯恐染上艾滋病病毒；我们害怕送孩子去上学，唯恐碰上沿街乱开枪或打人的疯子；我们不敢把孩子放在托儿所，怕他们遭到性侵犯；我们不敢让孩子自己骑脚踏车去同学家，怕他们被绑架。我们连待在自己家里都没有安全感了。
我们失去了避风港
我们不再有安全感，同时也失去了逃离生活压力和紧张的传统避风港。晚上出去走走、开车兜兜风或来一点儿性生活——这些曾经是我们用一两个钟头来享受自在人生、舒缓紧张情绪时常做的事，现在全都变成危险游戏了，做之前总要一再三思。我们仿佛身陷囹圄，成了关在自己家里的囚犯。
我们失去了心灵的隐私
那些一向把我们的生活和身外的世界分隔开来的疆界，都被侵犯了。卫星科技把一切的不可能变成可能，唯独“想躲开这世界的悲剧、逃离这个崭新地球村的骚动”成了不可能。想要“转台”，不再听周遭的任何新闻，很难。而拜手机和传真机所赐，“你们会找不到我”这句话已经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了，不论我们走到天涯海角，都能被人发现。
我们失去了与“敌人”之间的安全距离
从美国建国以来，美国人一直很清楚敌人是谁。曾经是英国，曾经是日本、是德国、是俄国——一个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国度、一个遥远的民族。随着冷战的结束，我们遥远的敌人都不见了。转眼间，威胁我们的家园、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家人的力量，不再来自海外，而是就在国境之内；带着枪等着取你性命的人，不再是远在天边，他就近在你家巷口。敌人来了——草木皆兵。
以上每一项单独来看都已是很严重的损失，把它们统统加在一起，对我们的精神和心理更是一股威力强大、无可抵挡的破坏力。平常不论失去了什么，我们都会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反应，现在面对这些多重损失，我们也有一样的感受——愤怒与无力感。
我们愤怒，因为我们受到过度刺激。
我们愤怒，因为一切事情原应渐入佳境，而不该每况愈下。
我们愤怒，因为我们一直努力要把事情做好，却好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把游戏规则都改了，也没人来通知一声。
我们有严重的无力感，因为我们无法保护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
最大的受害者——儿童
在危机四伏的时代里，每一个社会都是从它最脆弱的一隅开始崩裂的。或许，暴力之所以在美国如此风行，正是那些自觉天生丧权的人，在感到最深的无力感后都做出了相同的反应；而暴行的肆无忌惮或许正真实地反映了施暴者郁积的恚愤之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只是有些人由于起点不同，在先机尽失的情形下，当然也就比其他人更早溃不成军。
正如《新闻周刊》在某一期的封面故事中所言：“是谁杀死了童真？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充满挑战的非常时期，我们大人已不免感到极度焦虑和失望，那些可怜的孩子就更难逃“在惊吓中早熟”的命运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天大的烦恼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在体育课时被选进排球校队，或是艾米莉生日时会不会请我去她家玩。现代小孩的烦恼是：担心被杀！6岁大的孩子，就已有机会目睹同龄的小朋友死在沿街扫射的枪口下；初中、高中校门口要设金属侦测器，以确保没有人身上带着枪。童年再也不是过去的童年——没有了纯真，连“童年”两个字都称不上了。
别以为你的子孙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清楚得很，他们可能比大人更能诚实反映自身的感受。最近一次普林斯顿调查（Princeton survey）访问了758个10——17岁来自不同经济背景的青少年，得到了下面的数据：
56%害怕来自家人的暴力
53%害怕父母亲会失业
61%担心自己将来找不到好工作
只有1/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来会比父母赚更多的钱
47%担心买不起房子
49%烦恼钱不够用
只有31%的城市居民、47%的郊区居民觉得夜里安全
1/6的受访者亲眼见过或知道有人被枪杀
早慧早忧
安全和信赖是童年生活的品质保证。有了安全和信赖，孩子可以从大人世界的残酷现实里隔绝出来，充满信心地学习和成长。如果我们的子女每天早上都在一个不能信任的世界里醒来，晚上则在令他们害怕的世界中入睡，那么，他们之中有1/7的人肯定有过自杀的念头，这又有什么新奇的呢？记者爱德乐解释道：“愈来愈多的孩子得在大人都觉得动荡不安的世界里讨生活——到处是不怀好意的陌生人、危险的性诱惑和神秘难懂的经济力量。”我们大人至少还曾有时间先学些应付的技巧，好处理我们所面对的压力。可是我们的孩子，能拿什么去面对压力呢？
我们不得不再谈谈科技，它是迫使孩子面对情绪危机的元凶之一。我们小的时候，大人会把生活里某些不愉快的部分给挡住，直到我们够大、有能力处理，才让我们去碰触。现在的孩子，每天从电视、电影里接收大量不受控制且经常未经检查的信息，他们知道得太多、太早。
平均每一个儿童小学毕业之前，已经在电视上看过8000个谋杀案和10万个暴力行为。他已经清楚什么是性，包括性行为可以致命；他也知道许多和他年纪一般大的孩子遭受过身体虐待或性侵犯，更懂得有些孩子流落街头是因为父母找不到工作。
我听过很多家长彼此谈到自己小孩如何地早熟，每一个听故事的人的反应都是：“好聪明啊！”“天啊，现在的小孩子！”可是我听到了他们隐藏在笑声背后的紧张，所有的父母都在心里偷偷地问：“孩子们的天真无邪什么时候都不见了？我怎样才能保护我的孩子不会受到伤害？”
答案是：“你保护不了他们。”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有没有小孩，都在为下一代忧心忡忡的原因所在。少女怀孕、滥用药物及酒精和少年犯罪比率之高，美国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事实上，让我们不敢出门、好像被囚禁在家里一样的街头暴力，大部分是身上带了枪的孩子惹出来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样，怒火中烧却尤感无力，而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并不像我们那样懂得克制自己的情绪。
哲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见识决定气质”，如果我们的孩子是在一堆暴力影像前面长大的，我们就不必对他们的暴力行为太过惊讶。而且我们总该知道，他们的暴力倾向、出言不逊和无礼，还有偶尔在他们明亮的眼眸里闪过的迷茫眼神，其实都是他们求救的信号。他们迷失在时代的剧痛里，只有我们能为孩子们和我们自己找出一条救赎之道。
美国，我们挚爱的故乡，正身陷重重危机里。我们不能再对它的呼救置若罔闻。然而，我们无法让时光倒流，回到一切仍旧美好的年代，去除掉祸根；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摒弃由科技和物质进步所带来的一切。那么，答案在哪里？医治我们和子女灵魂创伤的救赎之道在哪里？如今何处是我们的桃花源？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再让落英缤纷？
返璞归真
纵使眼前仍飘摇不定，我对未来依然满怀希望。因为就在我们的身边，不论是价值取向还是对成功的定义，我都看到了美国开始复原的明显迹象。
东方哲学告诉我们：物极必反。而今，在感受失衡至极之际，我们的意识正开始由自我放纵回归到自我发现的路途上，很多人已开始回归宗教与心灵实践。我们曾经以地位、财富和成就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现在我们看重的是一个人是否快乐，是否能得到心灵的平静。
我们开始重拾“返璞归真”的哲学，而不再执迷于“多就是好”。整个社会的走向都反映了这样的趋势：我们丢掉细跟儿的高跟鞋和不实用的迷你裙，重新穿上工作鞋和宽松舒适的衣服；我们不再受新潮进口车的迷惑，只开实用的普通车和旅行车；我们回到盛着薯泥和肉饼的餐桌前，放弃对精致菜肴的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