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记
一
动身的前一天，我到钱庄里去卖金子。一进门，一个小房间，地面比马路上低不了几寸，可是已经像个地窖似的，阴惨惨的。柜台上铜阑干后坐着两个十六七岁的小伙计，每人听一架电话，老是“唔，唔，哦，哦”地，带着极其满意的神情接受行情消息。极强烈的台灯一天到晚开着，灯光正照在脸上，两人都是饱满的圆脸，蝌蚪式的小眼睛，斜披着一绺子头发，身穿明蓝布罩袍，略带扬州口音，但已经有了标准上海人的修养。灯光里的小动物，生活在一种人造的夜里；在巨额的金钱里沉浸着，浸得透里透，而捞不到一点好处。使我想起一种蜜饯乳鼠，封在蜜里的，小眼睛闭成一线，笑迷迷的很快乐的脸相。
我坐在一张圆凳上等拿钱，坐了半天。房间那头有两个人在方桌上点交一大捆钞票。一个打杂的在旁观看，在阴影里反剪着手立着，穿着短打，矮矮的个子，面上没有表情，很像童话里拱立的田鼠或野兔。看到这许多钞票，而他一点也不打算伸手去拿，没有一点冲动的表示——我不由的感到我们这文明社会真是可惊的东西，庞大复杂得怕人。
换了钱，我在回家的路上买了毡鞋，牙膏，饼干，奶粉，冻疮药。脚上的冻疮已到将破未破的最尴尬的时期，同时又还患着重伤风咳嗽，但我还是决定跟闵先生结伴一同走了。到家已经夜里八点钟，累极了，发起寒热来了，吃了晚饭还得洗澡，理箱子，但是也不好意思叫二姨帮忙，因为整个地这件事是二姨不赞成的。我忙出忙进，双方都觉得很窘。特为给我做的一碗肉丝炒蛋，吃到嘴里也油腻腻的，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我把二姨的闹钟借了来，天不亮就起身，临走，到二姨房里去了一趟，二姨被我吵得一夜没睡好，但因为是特殊情形，朦胧中依旧很耐烦地问了一声：“你要什么？”我说：“我把钟送回来。”二姨不言语了。这时候门铃响起来，是闵先生来接了。立刻是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阿妈与闵先生帮着我提了行李，匆匆出门。不料楼梯上电灯总门关掉了，一出去顿时眼前墨黑，三人扶墙摸壁，前呼后应，不怕相失，只怕相撞，因为彼此都是客客气气，不大熟的。在那黑桶似的大楼里，一层一层转下来，越着急越走得慢，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公寓是我住过多少年的。
出差汽车开到车站，天还只有一点蒙蒙亮，像个钢盔。这世界便如一个疲倦的小兵似的，在钢盔底下盹着了，又冷又不舒服。车站外面排列着露宿轧票的人们的铺盖，篾席，难民似的一群，太分明地仿佛代表一些什么——一个阶级？一个时代？巨大的车站本来就像俄国现代舞台上的那种象征派的伟大布景。我从来没大旅行过；在我，火车站始终是个非常离奇的所在，纵然没有安娜·凯列妮娜卧轨自杀，总之是有许多生离死别，最严重的事情在这里发生。而搭火车又总是在早晨五六点钟，这种非人的时间。灰色水门汀的大场地，兵工厂似的森严。屋梁上高栖着两盏小黄灯，如同寒缩的小鸟，敛着翅膀。黎明中，一条条餐风宿露远道来的火车，在那里嘶啸着。任何人身到其间都不免有点仓皇吧——总好像有什么东西忘了带来。
脚夫呢，好像新官上任，必须在最短期间括到一笔钱，然后准备交卸。不过，他们的任期比官还要短，所以更须要心狠手辣。我见了他们真怕。有一个挑夫催促闵先生快去买票，迟了没处坐。闵先生挤到那边去了，他便向我笑道：“你们老板人老实得很。”我坐在行李卷上，抬起头来向他笑了一笑。当我是闵先生的妻子，给闵先生听见了也不知作何感想，我是这样的臃肿可憎，穿着特别加厚的蓝布棉袍，裹着深青绒线围巾，大概很像一个信教的老板娘。
卖票处的小窗户上面镶着个圆形挂钟。我看闵先生很容易地买了票回来，也同买电影票差不多。等到上火车的时候，我又看见一个摩登少妇娇怯怯的攀着车门跨上来，宽博的花呢大衣下面露出纤瘦的脚踝，更加使人觉得这不过是去野餐。我开始懊悔，不该打扮得像这个样子——又不是逃难。
火车在晓雾里慢慢开出上海，经过一些洋铁棚与铅皮顶的房子，都也分不出是房屋还是货车，一切都仿佛是随时可以开走的。在上海边缘的一个小镇上停了一会，有一个敞顶的小火车装了一车兵也停在那里。他们在吃大饼油条，每人捏着两副，清晨的寒气把手冻得拙拙的，不大好拿。穿着不合身的大灰棉袄，他们一个个都像油条揣在大饼里。人虽瘦，脸上却都是红扑扑的，也不知是健康的象征还是冻出来的。有一个中年的，瘦长刮骨脸的兵，忽然从口袋里抽出一条花纱帕子，抖开来，是个时髦女人的包头，飘飘拂拂的。他卖弄地用来醒了醒鼻子，又往身边一揣。那些新入伍的少年人都在那里努力吃着，唯恐来不及，有几个兵油子便满不在乎，只管擎着油条东指西顾说笑，只是隔着一层车窗，听不见一点声音。看他们嘻嘻哈哈像中学生似的，却在灰色的兵车上露出半身，我看着很难过。
中国人的旅行永远属于野餐性质，一路吃过去，到一站有一站的特产，兰花豆付干，酱麻雀，粽子。饶这样，近门口立着的一对男女还在那里幽幽地，回味无穷地谈到吃。那窈窕的长三型的女人歪着头问：“你猜我今天早上吃了些什么？”男人道：“是甜的还是咸的？”女人想了一想道：“淡的。”男人道：“这倒难猜了！可是稀饭？”女人摇头抿着嘴笑。男人道：“淡的……莲心粥末是甜的，火腿粥末是咸的——”女人道：“告诉你不是稀饭呀！”男人道：“这倒猜不出了。”旁听的众人都带着鄙夷的微笑，大概觉得他们太无聊，同时却又竖着耳朵听着。一个冠生园的人托着一盘蛋糕挤出挤进贩卖，经过一个黄衣兵士身边却有点胆寒，挨挨蹭蹭的。
查票的上来了。这兵士没有买票，他是个肿眼泡长长脸的瘦子，用很侉的北方话发起脾气来了。查票的是个四川人，非常矮，蟹壳脸上罩着黑框六角大眼镜，腰板毕挺地穿着一身制服，代表抗建时期的新中国，公事公办，和他理论得青筋直爆。兵士渐渐的反倒息了怒，变得妩媚起来，将他的一番苦情娓娓地叙与旁边人听。出差费不够，他哪来这些钱贴呢？他又向查票的央道：“大家都是为公家服务……”无奈这查票的执意不肯通融，两人磨得舌敝唇焦，军人终于花了六百块钱补了一张三等票。等查票的一走开，他便骂骂咧咧起来：“妈的！到杭州——揍！到杭州是俺们的天下了，揍这小子！”我信以为真，低声问闵先生道：“那查票的不知道晓得不晓得呢？到了杭州要吃他们的亏了。”闵先生笑道：“哪里，他也不过说说罢了。”那兵士兀自有板有眼地喃喃念着：“妈的——到杭州！”又道：“他妈的都是这样！兄弟们上大世界看戏——不叫看。不叫看哪：搬人，一架机关枪，啛尔库嗤一扫！妈的叫看不叫看？——叫看！”他笑了。
半路上有一处停得最久。许多村姑拿了粽子来卖，又不敢过来，只在月台上和小姊妹交头接耳推推搡搡，趁人一个眼不见，便在月台边上一坐，将肥大的屁股一转，溜到底下的火车道上来。可是很容易受惊，才下来又爬上去了。都穿着格子布短袄，不停地扭头，甩辫子，撇嘴，竟活像银幕上假天真的村姑，我看了非常诧异。
火车里望出去，一路的景致永远是那一个样子——坟堆，水车；停棺材的黑瓦小白房子，低低的伏在田陇里，像狗屋。不尽的青黄的田畴，上面是淡蓝的天幕。那一种窒息的空旷——如果这时候突然下了火车，简直要觉得走头无路。
多数的车站仿佛除了个地名之外便一无所有，一个简单化的小石牌楼张开手臂指着冬的荒田，说道：“嘉浔，”可是并不见有个“嘉浔”在哪里。牌楼旁边有时有两只青石条凳，有时有一只黄狗徜徉不去。小牌楼立定在淡淡的阳光里，看着脚下自己的影子的消长。我想起五四以来文章里一直常有的：市镇上的男孩子在外埠读书，放假回来，以及难得回乡下一次看看老婆孩子的中年人……经过那么许多感情的渲染，仿佛到处都应当留着一些“梦痕”。然而什么都没有。
二
中午到了杭州，闵先生押着一挑行李，带着他的小舅子和我来到他一个熟识的蔡医生处投宿。蔡医生的太太也是习护士的，两人都在医院里未回。女佣招呼着先把行李搬了进来，他们家正在开饭，连忙添筷子，还又乱着揩台抹凳。蔡医生的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穿着学生制服，剃着陆军头，生得鼻正口方，陪着我们吃了粗粝的午饭，饭里班班点点满是谷子与沙石。只有那么一个年青的微麻的女佣，胖胖的，忙得红头涨脸，却总是笑吟吟的。我对于这份人家不由得肃然起敬。
请女佣带我到解手的地方，原来就在楼梯底下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放着一只高脚马桶。我伸手钳起那黑腻腻的木盖，勉强使自己坐下去，正好面对着厨房，全然没有一点掩护。风飕飕的，此地就是过道，人来人往，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应当对他们点头微笑。
闵先生把我安插在这里，他们郎舅俩另去找别的地方过夜了。蔡家又到了一批远客，是从邻县避难来的，拖儿带女，网篮里倒扣着猩红洒花洋磁脸盆，网篮柄上掖着潮湿的毛巾。我自己有两件行李堆在一张白漆长凳上——那显然是医院里的家具，具有这一对业医的夫妇的特殊空气。我便在长凳上坐下，伏在箱笼上打瞌
。迷迷糊糊一觉醒来，已经是黄昏了，房间里还是行装甫卸的样子，卸得遍地都是。一个少妇坐在个包裹上喂奶。玻璃窗上镶着盘花铁阑干，窗口的天光里映出两个少女长长的身影，都是棉袍穿得圆滚滚的，两人朝同一个方向站着，驯良地听着个男子高谈阔论分析时局。这地方和上海的衖堂房子一点也没有什么两样，我需要特别提醒我自己我是在杭州了。
有个瘦小的妇人走出走进，两手插在黑丝绒大衣袋里，堆着两肩乱头发，焦黄的三角脸，倒挂着一双三角眼。她望望我，微笑着，似乎有询问的意思。但是我忽然变成了英国人，仿佛不介绍就绝对不能通话的；当下只向她含糊地微笑着。错过了解释的机会，蔡太太从此不理会我了，我才又自悔失礼。好容易等到闵先生来了，给我介绍说：“这是沈太太，”讲好了让她在这里耽搁两天，和蔡太太一床睡，蔡先生可以住在医院里。蔡太太虽然一口答应了，面色不大好看。我完全同情她。本来太岂有此理了。
蔡太太睡的是个不很大的双人床。我带着童养媳的心情，小心地把自己的一床棉被折出极窄的一个被筒，只够我侧身睡在里面，手与腿都要伸得毕直，而且不能翻身，因为就在床的边缘上。铺好了床，我就和衣睡下了，因为胃里不消化，头痛脑涨。女佣兴匆匆上楼，把电灯拍地一开，叫道：“师母，吃饭！”我说我人不舒服，不吃饭了，她就又蹬蹬蹬下楼去了。在电灯的照射下，更可以觉得那一房家具是女主人最心爱的——过了时的摩登立体家具，三合板，漆得蜡黄，好像是光滑的手工纸糊的，浆糊塌得太多的地方略有点凸凹不平。衣橱上的大穿衣镜亮的如同香烟听头上拆下来的洋铁皮，整个地像小孩子制的手工。楼上静极了，可以听见楼下碗盏叮当，吃了饭便哗啦啦洗牌，叉起麻将来。我在床上听着，就像是小时候家里请客叉麻将的声音。小时候难得有时因为病了或是闹脾气了，不吃晚饭就睡觉，总觉得非常委曲。我这时候躺在床上，也并没有思前想后，就自凄凄惶惶的。我知道我再哭也不会有人听见的，所以放声大哭了，可是一面哭一面竖着耳朵听着可有人上楼来，我随时可以停止的。我把嘴合在枕头上，问着：“拉尼，你就在不远么？我是不是离你近了些呢，拉尼？”我是一直线地向着他，像火箭射出去，在黑夜里奔向月亮；可是黑夜这样长，半路上简直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上了路。我又抬起头来细看电灯下的小房间——这地方是他也到过的么？能不能在空气里体会到……但是——就光是这样的黯淡！
生命是像我从前的老女佣，我叫她找一样东西，她总要慢条厮理从大抽屉里取出一个花格子小手巾包，去掉了别针，打开来轻轻掀着看了一遍，照旧包好，放还原处，又拿出个白竹布包，用一条元色旧鞋口滚条捆上的，打开来看过没有，又收起来；把所有的包裹都检点一过，她自己也皱起了眉毛说“咦？”然而，若不是有我在旁边着急，她决不会不耐烦的，她对这些东西是这样的亲切——全是她收的，她找不到就谁都不要想找得到。
蔡家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布包，即使只包着一些破布条子，也显然很为生命所重视，收得齐齐整整的。蔡太太每天早晨九点钟在充满了阳光的寝室里梳洗完毕，把蓝布罩衫肩上的头皮屑劈劈拍拍一阵掸，就上医院去了，她的大衣她留着在家里穿。她要到夜饭前后方才回家，有时候晚上凑个两圈麻将，否则她一天最快乐的时候是临睡之前在床上刮辣松脆地吃上一大包榧子或麻花。她的儿子上学回来便在楼梯口一个小书房里攻书，女佣常常夸说他们少爷在学校里功课非常好。
那女佣虽然害痧眼断送了一只眼睛，还是有一种少女美，胖嘟嘟的，总穿着件稀皱的小花点子旧白布短衫。那衣裳黏在她身上像馒头上的一层皮，尤其像馒头底上湿哜哜的皮，印出蒸笼杠子的凸凹。我猜她只有十八九岁，她笑了起来，说：“哪里？二十八了！”尾声里有一点幽怨。然而总是兴兴头头的，天不亮起来生煤炉，一天到晚只看见她高高举起水壶，冲满那匝着一道红边的藤壳大热水瓶；随时有客人来到，总有饭菜端上来，至不济也有青菜下面。吃了一顿又一顿，一次次用油抹布揩拭油腻的桌面。大家齐心戮力过日子，也不知都是为了谁。
下午，我倚在窗台上，望见邻家的天井，也是和这边一样的，高墙四面围定的一小块地方。有两个圆头圆脑的小女孩坐在大门口青石门槛上顽耍。冬天，都穿得袍儿套儿的，两扇黑漆板门开着，珊瑚红的旧春联上映着一角斜阳。那情形使人想起丁玲描写的她自己的童年。写过这一类的回忆的大概也不止丁玲一个，这样的情景仿佛生成就是回忆的资料。我呆呆的看着，觉得这真是“即是当时已惘然”了。
闵先生来了，我们在蔡家客堂里坐地。有一对穿得极破烂的老夫妇，不知道是男主人还是女主人的亲戚，来到他们家，虽然早已过了吃饭的时候，主人又不在家，佣人却很体谅，立即搬上饭来。老两口子对坐在斜阳里，碗筷发出轻微的叮当。一锅剩饭，装在鹅头高柄红漆饭桶里，热气腾腾的，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黄粱初熟。”这两个同梦的人，一觉醒来，早已忘了梦的内容，只是静静地吃着饭，吃得非常香甜。饭盛得结结实实的，一碗饭就像一只拳头打在肚子上。
那老头子吃完饭，在这里无事可做，徜徉了一会，就走了。
有琵琶声，渐渐往这边来了，远迢迢叮呀咚地，在横一条竖一条许多白粉墙的衖堂里玲珑地穿出穿进。闵先生说是算命的瞎子弹的。自古至今想必总有许多女人被这声音触动了心弦，不由得就撩起围裙暗暗数着口袋里的钱，想着可要把瞎子叫进来问问，虽然明知道自己的命不好。
我听了半晌，忍不住说：“真好听极了！我从来没听见过。”闵先生便笑着说：“要不要把他叫进来？他算起命来是边弹边唱的。”
女佣把那瞎子先生一引引了进来，我一看见便很惊异，那人的面貌打扮竟和我们的一个苏帮裁缝一般无二。大约也是他们的职业关系，都是在女太太们手中讨生活的，必须要文质彬彬，小心翼翼。肌肉一条条往下拖着的“狮子脸，”面色青黄。由于极度的忍耐，总带着酸溜溜的微笑。女佣把一张椅子掇到门边，说道：“先生，坐！”他像说书人似地捏着喉咙应道：“噢噢！噢噢！”扶着椅背坐下了。
闵先生将他自己的八字报给他听，他对闵先生有点摸不出是什么路道，因此特别留了点神，轻拢慢捻弹唱起来。我悄悄的问闵先生说得可灵不灵，闵先生笑而不答。算命的也有点不得劲，唱唱，歇歇，显然对他有所期待。他只是偏过头去剔牙齿，冷淡地发了句话：“唔。你讲下去。”算命的疑心自己通盘皆错，索性把心一横，不去管他，自把弦子紧了一紧，带着蝇蝇的鼻音，唱道：“算得你年交十八春……”一年一年算下去，闵先生始终没有半点表示，使算命的自以为一定诌得一点边也没有——这我觉得很残酷，尤其是事后他告诉我说是算得实在很准的。大约这就是内地的大爷派头。
他付钱之前说：“有没有什么好听点的曲子弹一只听听？”算命的弹了一只《毛毛雨》。虽然是在琵琶上，听了半阙也就可以确定是《毛毛雨》了。
那老妈妈本来在旁边听着他给闵先生算命的，听上瘾来了，他正要走，又把他叫住了。她显然是给瞎子算惯了命的，她和他促膝坐着，一面听着，一面不住的点头，说“唔，唔，”仿佛一切皆不出她所料。被称为“老太太，”她非常受用。她穿着淡蓝破棉袄，红眼边，白头发，脸上却总是笑嘻嘻的，大概因为做惯了穷亲戚的缘故，一天到晚都得做出愉快的样子。
算命的告诉她：“老太太，你就吃亏在心太直，受人欺……”这是他们的套语，可以用在每一个女人身上的，不管她怎样奸刁，说她“心直口快，吃人的亏”她总认为非常切合的。这老妈妈果然点头不迭，用鼓励的口吻说：“唔，唔……”钉眼望着他，他又唱上一段。她便又追问道：“那么，到底归根结局是怎样的呢？”我不由得倒抽了口凉气，想道：“一个七八十岁的人，好像她这时候的贫穷困苦都还是不算数的——她还另有一个归根结局哩！”那算命的被她逼迫不过，也微微叹了口气，强打精神答道：“归根结局倒还是好的呢！”推算出来，她有一个儿子可靠，而这儿子是好的。我想总不会太好，要不然也不会让她落到这样的地步。然而那老妈妈只是点头，说：“唔，唔。……你再讲呢！”那算命的干笑了一声，答道：“老太太，再讲倒也没有什么讲的了呢！”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刺心，我替那老妈妈感到羞赧，同时看这算命先生和老太太们缠惯了的无可奈何的憔悴的脸色，也着实可怜。
闵先生的小舅子从来没到过杭州，要多玩几天。我跟着他们一同去游湖。走出来，经过衖堂，杭州的衖堂房子不知为什么有那样一种不祥之感——在淡淡的阴天下，黑瓦白房子无尽的行列，家家关闭着黑色的门。
衖堂外面有个小河沟。淡绿的大柳树底下，几个女人穿着黑苍苍的衣服，在墨黑的污水里浣衣。一张现成的风景画，但是有点肮脏，湿腻腻的，像是有种“奇人”用舌头蘸了墨画出来的。
来到湖边，闵先生的舅子先叫好了一只船，在那里等着，船上的一张藤桌上也照例放着四色零食：榧子，花生，干瘪的小橘子和一种极坏的纸包咖啡糖。也像冬天的西湖十景，每样都有在那里，就是不好。
船划到平湖秋月——或者是三潭印月——看上去仿佛是新铲出来的一个土坡子，可能是兆丰公园里割下来的一斜条土地。上面一排排生着小小的树，一律都向水边歪着。正中一座似庙非庙的房屋，朱红柱子。船靠了岸，闵先生他们立刻隐没在朱红柱子的回廊里，大约是去小便。我站在渡头上，简直觉得我们普天之下为什么偏要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来。
此后又到了一个地方，如果刚才是平湖秋月，那么现在就是三潭印月了。这一次闵先生的舅子从船立起身的时候，给座位上一粒钉绊住了，把他簇新的黄卡其空军袴子撕破了一块。闵先生代他连呼心痛不置，他虽然豪气纵横地不甚理会，从此游兴顿减，哪里也不想去了，一味埋头吃榧子，吃得横眉竖目的。
小船划到外湖的宽阔处，湖上起了一层白雾，渐渐浓了。难得看见一两只船，只是一个影子，在白雾里像个黑蚂蚁，两只桨便是蚂蚁脚，船在波中的倒影却又看得很清楚，好像另有个黑蚁倒过来蠕蠕爬着。天地间就只有一倒一顺这几个小小的蚂蚁。自己身边却有那酥柔的水声，偶而“啯”地一响，仿佛它有块糖含在嘴里，隔半天咽上一口溶液。我第一次感到西湖的柔媚，有一种体贴入微的姬妾式的温柔，略带着点小家气，不是叫人觉得难以消受的。中国士大夫两千年来的绮梦就在这里了。雾蒙蒙的，天与水相偎相倚，如同两个小姊妹薰香敷粉出来见客，两人挨得紧紧的，只为了遮蔽自己。在这一片迷茫中，却有一只游船上开着话匣子，吱吱呀呀刺耳地唱起流行歌来。在这个地方，古时候有过多少韵事发生，至今还缠绵不休的西湖上，这电影歌曲听上去简直粗俗到极点，然而也并无不合，反倒使这幅图画更凸出了。
我们在馆子里吃了晚饭，先送我回家。经过杭州唯一的一条大马路，倒真是宽阔得使人诧异，空荡荡的望不到头。这不聚气的地方是再也繁华不起来的，霓虹灯电灯都成了放射到黑洞洞的天空里的烟火花炮，好像眼看着就要纷纷消灭了。我很注意地看橱窗里强烈的灯光照出的绣花鞋，其实也不过是上海最通行的几个样子，黑缎子鞋头单绣一朵雪青蟹爪菊，或是个酱红圆寿字，绿色太极图。看到这些熟悉的东西，我不禁对上海有咫尺天涯之感了。
随后渐渐走入黑暗的小街小巷，一脚高一脚低，回到蔡家。楼上有一桌牌，闵先生他们就在楼下坐了一会，我倒了两杯开水上来，我自己也捧了一杯开水，坐在昏黄的灯光下。我对他们并没有多少友谊，他们对我也不见得有好感，可是这时候我看见他们总觉得有一种依恋。
在蔡家住了三四天，动身的前夜，我把行李整理好了，早早上床睡了，蔡太太在我身边兀自拥被坐着，和打地铺的亲戚们聊天，吃宵夜，忽然有人打门，女佣问：“什么人？”答道：“我！”蔡太太她们还在那里猜度不知是谁这时候跑了来，我早已听出来是闵先生。闵先生带了两蒲包糖果来送给蔡太太，因为这两天多有打搅。两人客气了一会，蔡太太就在枕上打开蒲包，拈了些出来尝尝。闵先生笑着说：“明天要走了。……要走了，下次来一定陪蔡太太打牌。——沈太太已经睡了么？”我面朝里躺着。听到闵先生的声音，仿佛见了亲人似的，一喜一悲，我一直算是睡着了没作声，可是沿着枕头滴下眼泪来了。
三
到永浬去的小火车，本是个货车，乘客便胡乱坐在地下。可是有一个军官非常的会享福，带了只摇椅到火车上来，他躺在上面，拥着簇新的一条棉被，湖绿绉纱被面，粉红柳条绒布里子。火车摇得他不大对劲的时候，更有贴身伏侍的一个年青女人在旁推送。她显然是挑选得很好的一个女人，白油油的滚圆的腮颊，孩子气的侧影，凹鼻梁，翘起的长睫毛，眼睛水汪汪地。头发也像一般的镇上的女子，前面的鬅发做得高高的，却又垂下丝丝缕缕的前溜海，显得叠床架屋。她在青布袍上罩着件时式的黑大衣，两手插在袋里，端着肩膀，马上就是个现代化的轮廓。脚上却还是穿了布鞋，家里做的圆口灰布鞋，泥土气很重。她就连在嘘寒问暖的时候，虽然在火车轰隆轰隆的喧声里，仍旧显得喉咙太大了，是在田野里喊惯了的喉咙。那军官睁开一双黄黄的大眼睛，向她看了一眼。被窝严严地盖在嘴上，也许他曾经嗡隆了一声作为答覆，也许并没有。随即又阖上眼皮，瘦骨脸上现出厌世的微笑，飘然入睡了。一颗头渐渐坠在椅背上，一颠一颠。女人便道：“可要把你的斗蓬垫在后面枕着呢？”他又张开眼，一瞥，不作声，也没有表情。她可又忙起来，忙了一会，重新回到她的椅子上，那椅子很高，她坐在上面必须把两只脚踮着点。她膝前有个仆人坐在地下，一个小尖脸的少年人，含着笑，很伶俐的样子，并不是勤务兵的打扮。天冷，他把鞋脱了，孜孜的把脚贴在个开了盖的脚炉上烤。他身后另搁着一双草鞋。旁边堆着他们的行李，包裹堆里有两只鸡，咯咯的在蒲包里叫着。
车上的小生意人，乡农和学生一致注目看着那军人，看着他在摇椅上入睡，看着他的女人与仆人，他的财产与鸡只。很奇异地，在他们的眼光里没有一点点批评的神气，却是最单纯的兴趣。看了一会，有个学生弯腰系鞋带，他们不约而同转过脸来细看他的皮鞋的构造。随后又有人摸出打火机来点香烟，这一次，观众却是以十倍浓厚的兴趣来瞪视那打火机了。然而，仍旧没有批评，没有惊叹，只是看着，看着，直到他收了起来为止。
在火车的轰轰之上，更响的轰隆一声，车那头的一个兵，猛力拉开了一扇窗户。尘灰蒙蒙的三道太阳光射了进来，在钢灰的车厢里，白烟似的三道，该是一种科学上的光线，X光，紫外光，或是死光。两个小兵穿着鼓鼓揣揣的灰色棉袄，立在光的过道里。
有个女人在和一个兵攀谈。那女人年纪不过三十开外，团团的脸，搽得“胭脂花粉”的。肿眼泡，乌黑的眼珠子，又有酒窝又有金牙齿，只是身材过于粗壮些。她披着一头鬈发，两手插在藏青绒线衫袋里，活泼能干到极点，对于各方面的情形都非常熟悉，无论人家说什么她都插得上嘴去。那兵是个矮矮的身材非常厚实的中年人，橙红色的脸，一脸正人君子的模样。他一手叉着腰，很谨慎地微笑对答着，承认这边的冬天是冷的，可是“我们北方还要冷。”
那妇人立意要做这辆车上的交际花，遂又走过这边来，在军官的摇椅跟前坐下了，拖过她的脚炉，脱掉她的白帆布绊带鞋，一双充毛短袜也脱了去，只穿着肉红线袜。她坐在那里烤脚，揸开两腿，露出一大片白色棉毛袴的袴裆，平坦的一大片，像洗剥干净的猪只的下部。
军官的姨太太问军官：“现在不知道有几点钟？”她便插嘴道：“总有十点多了。”军官的姨太太只当不听见。至于军官，他是连他的姨太太都不理睬的。姨太太间或与仆人交谈，膝下的这个女人总也参加意见。到了一个站头上，姨太太有一点犹疑地向仆人打听这里可有地方大解，又说：“不晓得可来得及。”那妇人忙怂恿道：“来得及！来得及！”说过之后，没有反响，她自己的脸色也有点变了，但依旧粉香脂艳地仰面笑着，盯眼看着这个那个，谛听他们自己堆里说话。
姨太太毕竟没有下去解手，忍了过去了。仆人给她买了一串滚烫的豆付干来。她挺着腰板坐在那不舒服的高椅上，吃掉了它。
那妇人终于走开了，挤在一群生意人队里，含着笑，眼睁睁地听他们说话，仿佛每一句话都恰恰打到她心坎里去。然后她觉得无聊起来。她怕风，取出一块方格子大手帕来，当作围巾兜在颔下。她在人丛里找了块地方，靠着个行李卷睡觉了。她仰着头，合着眼，朱唇微微张着，好像等着个吻。人们将两肘支在行李卷上站着，就在她头上说说笑笑，完全无动于中。
车厢的活络门没关严，砑开两尺宽的空隙，有人吊在门口往外看。外面是绝对没有什么十景八景，永远是那一堂布景——黄的坟山，黄绿的田野，望不见天，只看见那遥远的明亮的地面，矗立着。它也嫌自己太大太单调；随着火车的进行，它剧烈地抽搐着，收缩，收缩，收缩，但还是绵延不绝。
寒风飕飕吹进来。
四
借宿在半村半郭的人家。这两天一到夜晚，他们大家都去做年糕。方方的一个天井，四周走廊上有两三处点着灯烛，分别地磨米粉，舂年糕。另有一张长板桌，围上许多人，这一头站着一个长工，两手搏弄着一个西瓜大的炽热的大白球，因为怕烫，他哈着腰，把它滚来滚去滚得极快，脸上现出奇异的微笑，使人觉得他做的是一种艰苦卓绝的石工——女娲炼石，或是原始民族的雕刻。他用心盘弄着那烧热的大石头，时而掰下一小块来，掷与下首的女孩，女孩便把那些小块一一搓出长条，然后由主妇把它们纳入木制的模型，慢吞吞地放进去，小心地捺两捺，再把边上抹平了，还要向它端相一会，方才翻过来，在桌面上一拍，把它倒出来。她不慌不忙的，与其说她在那里做着工作，毋宁说她是做着榜样给大家看。她本人就是一个敝旧的灰色的木制模子，印有梅花兰花的图案。她头发已经花白了，人也发胖了，身材臃肿，可是眉目还很娟秀，脸色红红的。她旁边站着的是她的弟媳妇，生得有一点寡妇相，刮骨脸，头发前面有些秃上来了。她笑吟吟地，动作非常俐落，用五根鹅毛扎成的小刷子蘸了胭脂水，每一块年糕上点三点，成为三朵红梅，模糊地叠印在原有的凸凹花纹上。忽然之间，长桌四周闹烘烘地围着的这些人全都不见了，正中的红蜡烛冷冷清清点剩半截，桌上就剩下一只洋铁罐，里面用水浸着一块棉花胭脂。主妇抱着胳膊远远地看着佣仆们把成堆的年糕条搬到院落那边的堂屋里去，她和主人计算着几十斤米一共做了几百条。
有一次她和我攀谈，我问起她一共有几个儿女，除了我看见的三男二女之外她还有过一个大女儿，在城里读书读到高中一了，十七岁的时候生肺病死了。她抹着眼泪给我看一张美丽的小照片，垂着两条辫子的，丰满的微笑着的面影。谈到后来，她打听我的来历。依照闵先生所编的故事，我是一个小公务员的女人，上×城去探亲去的。闵先生说，年纪说得大些好，就说三十岁。大概是我的虚荣心作祟，我认为这是很不必要的谎话。当这位太太问起我的年龄的时候，这虚荣心又使我顿了一顿，笑着回答说“二十九岁。”她仿佛不能相信似地说：“已经二十九岁了？……哦？……”这使我感到非常满足。
所有的女眷都睡在楼上，但是，已经上了床的太太还是可以用她的娇细尖锐的嗓子和楼下对谈，她要确实知道什么门可记得关好，什么东西可收起来了。那楼板透风，震震作响，整个的房子像一个大帐篷。女佣搭着铺板睡在楼梯口，床铺附近堆着一大筐一大筐的谷，还有一个尿桶，就是普通的水桶，没有盖的，上面连着固定的粗木柄，恰巧压在人的背脊上，人坐在上面是坐不直的。也不知为什么，在那里面撒尿有那样清亮的响得吓人的回声。
楼上只有一间大房，用许多床帐的向背来隔做几间，主妇非常惋惜地说从前都是大凉床，被日本人毁了，现在是他们说笑话地自谦为“轿床”的，像抬轿似的用两根竹竿架起一顶帐子就成了。
老太太带着脚炉和孙女睡一床。为小女孩子脱衣服的时候，不住口地喃喃呐呐责备着她，脱一层骂一层，倒像是给衣裳鞋袜都念上些辟邪的经咒。
我把帐子放下了。隔着那发灰的白夏布帐子，看见对床的老太太还没吹熄的一盏油灯的晕光，白阴阴的一团火，光芒四射，像童话里的大星。
我半夜里冻醒过一次，把丝棉袍子和绒线短袜全都穿上了再睡。早晨醒来，楼上黑洞洞的一个人也没有。屋顶非常高，芦席搭出来的，在微光中，一片片芦席像美国香烟广告里巨大的金黄色烟叶。已经倒又磨起米粉来了，“咕呀，咕呀，”缓慢重拙的，地球的轴心转动的声音……岁月的推移……
五
闵先生替我雇好了轿子，叫我先到他家里去等他，他自己在县城里还有两天耽搁。轿子在丛山里要走一天。中午经过一家较大的村庄，停下来吃饭。一排有两三家饭店，轿夫拣门面最轩昂的一家停下了。那家人家楼梯很奇怪，用荷叶边式的白粉矮墙作为扶手，砌出极大的不规则的波浪形，非常像舞台上图案化的布景。楼下就是一大间，黑魆魆，闹烘烘的，也正像话剧开演前的舞台。房顶上到处有各种食料累累地挂下来，一棵棵白菜，长条的鲜肉，最多的是豆付皮，与一种起泡的淡黄半透明的，一大张一大张的——不知是什么。看上去都非常好吃。跑堂的同时也上灶，在大门口沙沙沙炒菜，用夸张的大动作抓把盐，洒点葱花，然后从另外一只锅里，水淋淋地捞出一团汤面，“刺啦”一声投到油锅里，越发有飞沙走石之势。门外有一个小姑娘蹲在街沿上，穿着邮差绿的袴子，向白泥灶肚里添柴。饭店里流丽的热闹满到街上去了。
这一带差不多每一个店里都有一个强盗婆似的老板娘坐镇着，齐眉戴一顶粉紫绒线帽，左耳边更缀着一只孔雀蓝的大绒球——也不知什么时候兴出来的这样的打扮，活像个武生的戏装。帽子底下长发直披下来，面色焦黄，杀气腾腾。这饭店也有一个老板娘，坐在角落里一张小青竹椅上数钱。我在靠近后门的一张桌子上坐下了。坐了一会，那老板娘慢慢地踅过来问：“客人吃什么东西？”我叫了一碗面，因为怕他们敲外乡人竹杠，我问明白了鸡蛋是卅元一只，才要了两只煎鸡蛋。
隔壁桌子上坐着三个小商人，面前只有一大盘子豆付皮炒青菜，他们一人吃了几碗饭，也不知怎么的竟能够吃出酒酣耳热的神气。内中有一个人，生着高高的鹰钩鼻子，厚沉沉的眼睑，深深的眼睛，很像“历史宫闱巨片”里的大坏人。他极紧张地在那里讲生意经，手握着筷子，将筷子伸过去揿住对方的碗，要他特别注意这一点，说：“……一千六买进，卖出去一千八……”颈项向前努着，微微皱着眉，脸上有一种异常险恶的表情，很可能是一个红衣大主教在那里布置他的阴谋。为很少的一点钱，令人看了觉得惨然。
后门开出去，没有两步路便是下泻的山坡，通着田畈。门首有个羊圈，一只羊突然把它的很大的头伸进来，叫了一声“咩～～～！”昂着头，穿着褴褛的皮衣，懒洋洋地十分落寞，像白俄妇女在中国小菜场上买菜，虽然搭不出什么架子来，但依旧保持着一种异类的尊严。这头羊和一屋子的吃客对看了一下，彼此好像都没有得到什么印象。它又掉过头去向外面淡绿的田畴“咩～～～！”叫了一声。那一声叫出去，仿佛便结的人出了恭，痛苦而又松快。它身上有虱子，它的卷毛脏得有些湿漉漉的。但是外面风和日丽，它很喜欢它的声音远远传开去，成为远景的一部分，因又叫道：“咩～～～！”
不知谁把一篮子菜放在后门口，一只红眼圈的小羊便来吃菜。它全然不晓得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吃两口，又发一回楞，嘴角须须啰啰拖下两根细叶子。断断续续却也吃了半晌。我恨不得告诉饭店里的伙计：“一篮子菜都要给那个羊吃光了！”同时又恨不得催那羊快点吃，等会有人来了。
老板娘端了一碗面来，另外有个青花碟子装，里面油汪汪的，盛着两只煎鸡蛋，却是像蛋饺似的里面塞着碎肉，上面洒着些酱油与葱花。我想道：“原来乡下的荷包蛋是这样的，荷包里不让它空着。”付账的时候，老板娘说：“那鸡蛋是给你特别加工的，”合到二百元一只。同桌坐的一个陌生人吃的一碗炒饭，也糊里糊涂的算在我账上。后来还是那客人看不过去，说话了，老板娘道：“我当你们是一起的呀！”结果还了我一百块钱。
我走出门来寻找轿夫，他们在隔壁一个小饭店里围着方桌坐在长板凳上，泡了一壶茶，大家把外面衣服都脱了，只剩下一件黑而破的汗衫背心。我说：“好走了吧？”他们说：“吃了饭就走。已经买了米，在那里烧着了。”我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我又不愿意回到刚才那饭馆子里去，和那老板娘相处。宁可在街上徜徉着。轿子停在石子路边，颗颗小圆石头嵌在黑泥里。轿子上垫着我的一条玫瑰红面子棉被，被角上拖在泥里，糊了些泥浆。我看了很心痛——以后还得每天盖在身上，蒙在头上的，又没法子洗它。我只得守在旁边，不让街上来往的母鸡拉屎在上面。
这里正对着一爿店，里面卖的是麻饼和黑芝麻棒糖。除这两样之外，柜台上还堆着两小叠白纸小包，有人来买了一包，当场拆开来吃，里面是五只麻饼。柜台上另外一叠想必是包好的黑芝麻棒糖了。不过也许仍旧是麻饼。——这样的店还开它做什么呢？我看了半晌，慢慢的走过去看隔壁的一个裁缝铺子。空空的，有一个裁缝很黯淡地在那里做着军装。再过去一家店，更看不出来是卖什么的，有个小女孩用机器卷制“土香烟。”那机器是薄薄的小小的一个洋铁匣子放在八仙桌上，简直像洋火盒子似的，仿佛可以呱哜一声把它踏个粉碎……这小地方，它给人一种奇异的影响，使一个人觉得自己充满了破坏的力量，变得就像乡村里驻扎的兵，百无聊赖，晃着膀子踱来踱去，只想闯点祸……
太阳晒过来，仿佛是熟门熟路来惯了的。太阳像一条黄狗拦街躺着。太阳在这里老了。
轿夫一顿饭吃了两三个钟头。再上路的时候，我听见一个轿夫告诉另外一个——大概他去打听过了我吃了些什么——“肉丝汤面，一百八。”不知为什么，出之于非常满意的口吻。
再走二十里路，到了周村。周村的茅厕特别多而且触目。一到这地方，先是接连一排十几个小茅棚，都是迎面一个木板照壁架在大石头上，遮住里面背对背的两个坑位。轿子一路抬过去，还是茅厕，还是茅厕。并没有人在那里登坑，一个也没有。下午的阳光晒在屋顶上铺的白苍苍的茅草上。
茅厕完了，是一排店铺。窄窄的一条石子路，对街拦着一道碎石矮墙，墙外什么也没有，想必就是陡地削落下去的危坡。这边的一个肉店里出来一个妇人，捧着个大红洋磁面盆，一盆脏水，她走过去往墙外一泼。看了吓人一跳——那外面虚无飘渺的，她好像把一盆污水倒到碧云天外去了。
轿夫放下轿子歇脚，我又站在个小店门口，只见里面一刀刀的草纸堆得很多。靠门却有个玻璃橱，里面陈列着装饰性的牙膏牙粉，发夹的纸板，上面都印着明星照片。在这地方看见周曼华李丽华的倩笑，分外觉得荒凉。
街上一个汉子挑着担子，卖的又是黑芝麻棒糖。有个老婆婆，也不知是他亲眷还是个老主顾，站住了絮絮叨叨问他打听价钱。他仿佛不好意思起来，一定要送给她两根黑芝麻棒糖，她却虎起了脸，执意不收。推来让去好一会，那小贩嘻嘻的虽然笑着，脸上渐渐泛出红色，有点不耐烦的样子。那老婆子终于勉强接受了，手捏着两根黏黏的黑芝麻棒糖，蹒跚地走开去。一转背，小贩脸上的笑容顿时换了地盘，移植到老婆子的衰颓下陷的脸上去。她半羞半喜地一步步走不见了。那么硬的糖，她是决吃不动的。不知带回去给什么人吃。
在这条街上的一列白色小店与茅厕之上，现出一抹远山，两三个淡青的峰头。山背后的晴朗的天是耀眼的银色。
有一个香烛店里高悬着一簇簇小红蜡烛，像长形的红果子，累累地挂下来。又有许多灯笼，每一个上面都是一个“周”字。如果灯笼上的字是以资鉴别的，这不是一点用处也没有么？轿夫去买了一盏描花小灯笼，挂在轿杠后面。我见了不由得着急起来，忍不住问道：“什么时候可以到闵家庄呢？晚上还要赶路？”轿夫笑道：“不是的，我买了带回家去的。过了年，正月里，给小孩子玩的。”一路上这红红绿绿的小灯笼摇摇摆摆跟在我们后面，倒有一种温暖的家庭的感觉。太阳一落，骤然冷起来了。深山里的绿竹林子唏溜唏溜发出寒冷的声音。路上遇见的人渐渐有这两个轿夫的熟人了，渐渐有和他们称兄道弟的他们自己族里的人了。就快到闵家庄了。
六
快过年了，村子里每天总有一两家人家杀猪。我每天天不亮就给遥远的猪的长鸣所惊醒，那声音像凄厉沙嗄的哨子。
闵先生家里杀第一只猪，是在门外的广场上。邻人都从石阶上走下来观看。那广场四周用砖石砌出高高的平台，台上筑着房子，都是像凄凉的水墨画似的黑瓦，白粉墙被雨淋得一搭黑一搭白的。泥地上有一只猪在那里恬静地找东西吃。我先就没注意到它。先把它饿了一天，这时候把它放了出来，所以它只顾埋头觅食。忽然，它大叫起来了——有人去拉它的后腿。叫着叫着，越发多两个人去拉了。它一直用同样的声调继续嘶鸣，比马嘶难听一点，而更没有表情，永远是平平的。它被掀翻在木架上，一个人握住它的前腿后腿，另一个人俯身去拿刀。有一只篮子，装着尖刀和各种器具。篮子编完了还剩下尺来长一条篾片，并没有截去，翘得高高的，像人家画的兰花叶子，长长的一撇，天然姿媚。屠夫的一只旱烟管，也插在篮子柄的旁边。尖刀戳入猪的咽喉，它的叫声也并没有改变，只是一声声地叫下去。直到最后，它短短地咕噜了一声，像是老年人的叹息，表示这班人是无理可喻的。从此就沉默了。
已经死了，嘴里还冒出水蒸气的白烟。天气实在冷。
家里的一个女佣挑了两桶滚水出来，倾在个大木桶里。猪坐了进去，人把它的头极力捺入水中，那颗头再度出现的时候，毛发蓬松像个洗澡的小孩子。替它挖耳朵。这想必也是它生平第一次的经验。然后用一把两头向里卷的大剃刀，在它身上成团地刮下毛来。屠夫把猪蹄上的指甲一剔就剔掉了。雪白的腿腕，红红的攒聚的脚心，很像从前女人的小脚。从猪蹄上吹气，把整个的一个猪吹得臌胀起来，使拔毛要容易得多。屠夫把嘴去衔着猪脚之前，也略微顿了一顿，可见他虽然习惯于这一切，也还是照样起反感的。
旁边看的人偶而说话，就是估量这只猪有多少斤重，有多少斤油；昨天哪家杀的一只有多少斤重，他家还没杀的那只有多少斤重。他们很少对白，都是自言自语的居多。一村里最有声望的人家的少奶奶发出个问句，都没有人答理。有一个高大的老人站着看了半天之后，回家去端了个青花碗出来，站在那里，一壁看一壁吃着米粉面条。
猪毛有些地方不易刮去，先由女佣从灶上提了水来，就用那冲茶的粉紫洋磁水壶，壶嘴紧挨在猪身上，往上面浇。混身都剃光了，单剩下头顶心与脑后的一摊黑毛最后剃。一个雪白滚壮的猪扑翻在桶边上，这时候真有点像个人。但是最可憎可怕的是后来，完全去了毛的猪脸，整个地露出来，竟是笑嘻嘻的，小眼睛眯成一线，极度愉快似的。
腊月二十七，他们家第二次杀猪。这次不在大门口，却在天井里杀，怕外头人多口杂，有不吉利的话说出来，因为就要过年了。猪如果多叫几声，那也是不吉利的，因此叫到后来，屠夫便用手去握住它的嘴。听他们说，今天是要在院子里点起了蜡烛杀的，以为一定有些神秘的隆重的气氛。倒是把一张红木雕花桌子掇到院子里来了，可是一桌子的灰，上次杀那只猪，大块的生肉曾经搁在这张桌子上的，还腻着一些油迹，也没揩擦一下。平常晚上点蜡烛总是用铜蜡台，今天却用着特别简陋的一种——一只乌黑的洋铁罐生出两只管子，一个上面插一只红烛。被风吹着，烛泪淋漓，荷叶边的小托子上，一瓣一瓣堆成个淡桃红的雏菊。一大束香，也没点起来，横放在蜡台底下。
猪的喉咙里汩汩地出血，接了一桶之后还有些流到地下，立刻有只小黄狗来叭哒叭哒吃掉了。然后它四面嗅过去，以为还有。一抬头，却触到那只猪跷得远远的脚。它嗅嗅死了的猪的脚，不知道它下了怎样的一个结论，总之它很为满意，从此对于那只猪也就失去了好奇心，尽管在它腿底下钻来钻去，只是含着笑，眼睛亮晶晶的。屠夫把它一脚踢开了，不久它又出现在屠夫的胯下。屠夫腿上包着麻袋作为鞋袜，与淡黄的狗一个颜色。
几只鸡，先是咯咯叫着跑开了，后来又回来了，脖子一探一探的，提心吊胆四处踏逻。但是鸡这样东西，本来就活得提心吊胆的。
以后，把大块的肉堆在屋里桌子上，猪头割下来，嘴里给它衔着自己的小尾巴。为什么要它咬着自己的尾巴呢？使人想起小猫追自己的尾巴，那种活泼泼的傻气的样子，充满了生命的快乐。英国人宴席上的烧猪躺在盘子里的时候，总是口衔一只蒸苹果，如同小儿得饼，非常满足似的。人们真是有奇异的幽默感呀！
七
闵先生有个叔叔，生着非常厉害的肺病。杀猪的时候他也耸着肩袖着手在旁边笑嘻嘻站着看。他已经失去了嗓音，但也啾啾唧唧地批评着，说“这只猪只有前身肥。”他们这一房和闵先生这边是分炊的，虽住在一所房子里，也不大有什么来往，楼上的走廊用一层板壁在中间隔断了。夜深人静，我常常可以听见他的咳嗽——奇异的没有嗓子的咳嗽，空空的，狭狭的，就像是断断续续的风吹到一个有裂罅的小竹管里，听得人毛骨悚然，已经有鬼气了。有时候我也看见他在楼梯脚下洗脸，一只脸盆放在一张酱红的有抽屉的桌子上。有一天，一只母鸡四顾无人，竟飞到桌上来，哒哒哒啄着那粉紫脸盆上的小白花，它还当是一粒粒的米。我看了不知为什么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那一刹那好像是在生与死的边缘上。
闵先生的母亲就只他这一个儿子，无论如何要他在家里过了年再走。过了年，又没有轿子可乘，轿夫们要休息到年初五。在乡下过年，没什么别的玩的，就是赌。闵先生郎舅每天上三十里外的周村去打牌九，常常一连好几天不回家，回来也昏天黑地的，就睡了。我想催他们走也没有机会。闵先生自己也觉得心虚，越发躲着我。我真着急，我简直想回上海去了——至少我有能力单独到杭州，从杭州到上海。
在这里一住就是两个月……
我的房间里，脸盆架子底下搁着一坛酱油。阴天，酱油的气味格外浓烈，早晨弯着腰在那上面洗脸，总疑心是自己身上发出来的。
窗户正对着山。大开着窗子，天色淡白，棕绿的山岗上一株株的树，白色的纤瘦的树根今天看得特别清楚，一个个都像是要走下来，走到人家房间里来。阴天，户外是太寂寞。
对门有一座白粉墙的大房子，许多穷苦的人家在里面聚族而居。时常有人上山打了柴回来，挑着一担柴走进中门。带着绿叶子的树柴，蓬蓬松松极大的两捆，有两个人高，像个怪鸟展开两翅栖在他肩上。他必须偏着身子，试探了半天方才走得进去。
大家从早到晚只忙得一个吃。每天，那白房子喷出白色的炊烟的时候，那就是它“真个销魂”的时候了。在中午与傍晚，漫山遍野的小白房子都冒烟了，从壁上挖的一个小方洞里。真有点像“生魂出窍，”“魂飞天外，魄散九霄。”有时候，在潮湿的空气里，炊烟久久不散，那微带辛辣的清香，真是太迷人的。
对门一个匠人在院子里工作，把青竹竿剖成两半，削出薄片来。然后他稍微休息了一下。他从屋里拖出两只完工的篾篓，他坐在那里，对着两个篾篓吸旱烟，欣赏自己的作品。篾篓用青色与白色的篾片编成青与白的大方格。他们就晓得方格子，穿衣服也是小方格，大方格，像田畦一样。
他把长条的竹片穿到篓里去做一个柄。做做，热起来了，脱下棉袄来，堆在个椅子上。顺手拿起一件小孩的紫红棉袍，也把它挂在椅背上，爱抚地。
有人肩上担着几丈长的许多竹竿从山上来，走进门，把竹竿掀在地上，豁朗朗一声巨响。这编篮子的只顾编他的，并不抬头。他女人抱着孩子出来了，坐在走廊上补缀他卸下的棉袄。两人都迎着太阳坐在地下，一前一后。太阳在云中徐徐出没，几次三番一明一暗，夫妻俩只是不说话。他女人年纪不上二十，披着一头乌油油的头发，方圆面盘，低蹙的额角，白腻的脸，猩红的嘴唇。男人相貌也不错，高个子，只是他剃光的头上略有几个疮疤。
晒着太阳，女人月香觉得腰里痒起来，掀起棉袄看看，露出一大片黄白色的肉。抓了一会，她疑心是男人的衣服上有虱子，又把他那件棉袄摊开来看看，然后把他的袖子掏出来，继续缝补。
男人做好了一只篮子的柄，把一只脚踏进去，提起了柄试试。很结实。走过的人无不停下来，把一只脚踹进去，拎着柄试一试。试完了，一句话也不说，就又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