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纬第四

正纬　《说文》曰：谶，验也。案谶之为物，皆执后事以验前文，非由前文以得后事。《老子》所谓前识，《中庸》所谓前知，皆持玄理以推测后事，非能明照方来，若数毛发于盘水也。左氏所载童谣之应，如鸲鹆来巢，火中取虢，咸由后事比合前文，然谣谚始作之时，必不知有鲁、虢之事。盖人事虽繁，皆在思虑之内，文义虽众，皆具因禅之能，展转分合，虽五经常语，未始不可作百代谶词用也。古世人神杂糅，故隆于祥，迄周而旧污未涤，春秋史官所记，尚侈陈豫察之言，要之非圣人所作也。谶纬之隆，始于阴阳家；以明谶之术说经，始于道听涂说之今文学；以谶为纬，淆乱经文，始于哀、平以来曲学阿世之儒。何以明其然也?晚周学派六家，老子言有道之国，其鬼不神。又言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则道家不得有谶。《中庸》言素隐行怪，吾不为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夫子言天道不可得闻，则儒家不得有谶。墨子虽尊天明鬼而非命，非命者，事不得前定，则墨家不得有谶。名家检正形名，无譣之言则绝，亦不得有谶。法家出于老子，而旁取名家，施于人事，而贵随时，亦不得有谶。唯独阴阳家本出于司天之官，而末流营于祥，泥于小数。邹衍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抽巫祝之绪，而下为方士辟利原，瀛海九州之说，令世主甘心至死而不悟；秦时方士入海者，还奏“亡秦者胡”之谶，始皇将死，复有璧遗滈池之讹言，此皆方士之诈，而实滥觞于邹衍矣。南公之谶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南公亦阴阳家也。张苍为秦柱下史，故不得不从时主所好而治阴阳，贾生传之，则五曹官制以著，顾其致用，独在五德终始之说耳。观贾生《赋》之辞曰：命不可说，孰知其极?是知前知之谈，通儒所未笃信也。武皇好神仙，与秦政异世同蔽，董仲舒既以引经治狱授张汤，又身为巫师，作土龙以求雨，彼固工于揣摩人主之情者也。汉主好儒，兼好神仙，儒与神仙虽不合，于阴阳则有可缘饰者，故推阴阳以说《春秋》。今《春秋繁露》有《阴阳位》、《阴阳终始》诸篇，明其以邹子南公之道迻书于儒籍矣。仲舒虽不得志，又以大愚见诮于其徒，然其说则已深入于汉主之心，神仙之福未来，而巫蛊之祸踵起，甲兵兴于阙下，储贰缢于穷阎，则仲舒有以致之也。然盛汉之时，谈阴阳者，其能不过推灾异，淫鬼神，而犹不敢淆乱先王之典籍，故刘向校书，不见有纬。图书秘记之目，此即纬家所谓《河图》、《洛书》本文。廑在天文家。当时颂美朝廷者，其能事亦尽于称说符命。自王莽引经作谶，以“伏戎于莽”为己之应，当世阿谀苟合之士，始欲窜乱圣经以投主好，然五经明白近人事，作伪傅会，其事甚难，由是引旧谶而益新文，变其名曰纬，以为经显纬隐，而皆出自圣人，斯足以营惑观者，通人讨覈，谓纬候起自哀平，此至确之言，案以时事人情而合者也。光武以刘氏苗裔兴，远同少康之光复，本不待纬候以自崇，然亲见王莽假符命四十二章以愚民，故亦欲假符命以明刘氏之当再立，赤伏符之至，适会其时，光武虽心知其伪，而亦不得不端拜以受矣。既以纬兴，即宜尊纬，君信于上，臣和于下，于是纬之力超越于经。西汉之儒说经，不过非圣意，而犹近人情，东汉之儒则直以神道代圣言，以神保待孔子，以图谶目圣经，于是《春秋》为汉制法之说昌，微言大义由此斩矣。虽有骨鲠之士辨论其失，而习俗移人，贤者不免，康成大师，笃信图谶，至于为纬作注。《六艺论》云：六艺皆图所生。凡所注书，征引《易说》、《诗说》，皆纬书也。降及宋孝武世，始禁图谶，然郑学既行，为郑学者不得不兼明图谶，是故图谶之学，在汉则用以趋时，而在六朝则资以考古。刘氏生于齐世，其时纬学犹未尽衰，故不可无以正其失，所献四诤，洵为剀明。自隋焚图纬，此学遂亡，纵有残馀，只供博览，近世今文学者于谶纬亦不能钩潜发微，徒依阿旧说而已。因读刘文，善其精允，复为推论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