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

周勋初

《札记》产生的时代背景

1934年，章太炎先生退隐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弟子分头笔记，留下讲义多种。在王乘六、诸祖耿记录的一份讲义的《文学略说》部分，提到了民国初年桐城派和《文选》派纷争的一重公案，颇有意味。文曰：

章氏论文，重魏晋而轻唐宋，但对桐城早期的一些宗师，也并不鄙薄。因此，他对骈、散之争并无多大成见，尤其是到了文言和白话之争兴起之后，更是觉得不必同室操戈若是。只是从上述介绍中也可看到，当年的冲突是很激烈的，章氏本人也已卷入到了漩涡中去了。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桐城派的最后几位大师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和林纾等人先后曾在京师大学堂及其后身北京大学任教，其后章太炎的门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及周氏弟兄等先后进入北京大学，逐渐取代了桐城派的势力。这是近代学术风气演变的一大交会，其中经过，可以作些考察。

民国二年，北京大学礼聘章太炎到校讲授音韵、文字之学，章氏不往，改荐弟子黄季刚(侃)先生前去任教。这就在桐城派占优势的地盘上楔入了新的成分，引起了散文与骈文之争。

姚永朴在北京大学讲授桐城派的理论，著《文学研究法》凡二十五篇，颇得时誉。季刚先生继起讲授《文心雕龙》，那时他才二十八岁，风华正茂，其后汇集讲义而成《札记》一书，亦颇得时誉。如果说，《文学研究法》是代表桐城派的一部文论名著，那么《文心雕龙札记》就是代表《文选》派的一部文论名著了。

可以说，桐城派和《文选》派之间发生的这场论争是我国旧文学行将结束时的一场重要争论，对散文和骈文写作中的许多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辨析和总结。因此，若要理解《文心雕龙札记》一书的价值，必须追溯我国几千年来散文和骈文发展的历史，才能掌握其中提出的若干重要观点的价值。

文学观念与师承的关系

众所周知，季刚先生早年受业于章太炎门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时，季刚先生考入湖北普文中学堂学习。其时朝政腐败，国势危殆，季刚先生乃与同学及朋辈密谋覆清。两湖总督张之洞觉察，而张氏与季刚先生之父云鹄先生乃旧交，至是遂资送季刚先生赴日留学。其时章太炎因从事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而在日本避难，主持《民报》笔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季刚先生向《民报》投稿，开始追随章氏。宣统二年(1910)，章太炎在东京聚徒讲学，季刚先生才正式投入其门下。

季刚先生的另一位老师是刘师培。二人结识甚早，而确立师生关系则甚迟。光绪三十三年时，章太炎和刘师培流亡日本，生活窘困之极，同居东京小石川一室，季刚先生此时即已与之订交。民国建立之后，季刚先生至北京大学任教，其后刘师培以拥护袁世凯称帝失败，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刘氏也开设魏晋南北朝文学方面的课程，同样讲授《文心雕龙》这部专著。他在这方面的见解，罗常培曾加笔录而有文字传世[1]，与《札记》并读，犹如桴鼓之相应。可以想见，当时在学术界发生的影响是不小的。于是桐城派的势力日益衰退，不能不让《文选》派出一头地了。

季刚先生与刘师培年岁相若，二人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其后季刚先生以为自己的经学水平不如刘氏，乃于民国八年执贽行弟子礼。据殷石臞先生介绍，季刚先生自谓文学不让乃师。从二人的创作方面来看，此说可以信从，但从季刚先生信从阮氏之说来看，应当认为他在文学理论方面曾受到刘氏的影响。

刘氏的学说，是《文选》派的后劲。这与他个人的家世有关。刘师培出身于仪征一个三代传经的家庭，而仪征这地方文风的崛起，曾受前辈阮元的影响。阮元官位显赫，而又热心文教事业，对汉学的发达起到了倡导扶植作用。他还在文学思想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清代中世之后文风的改变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作为仪征这一地区的后学，刘师培继起发挥阮氏学说，于是又有人称这一流派为“仪征学派”。仪征属扬州辖下，清代苏北地区文风很盛，出现过汪中等不少学者，这是一批在朴学上有高深造诣而又有其共同或近似观点的学者，有人总称之谓“扬州学派”。

桐城派的建立，自康熙年间的方苞开始，经过刘大魁、姚鼐等人的继续努力，乾、嘉之后声势日盛，甚至产生了“天下文章独出桐城”的赞誉。桐城派有明确的写作宗旨，在文风上也就会形成某些共同的特点。尽管经过许多高手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因理论方面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一些共同的缺点，那就是文章雅洁有馀，而文采不足。这一点就在姚鼐之时也已看出来了。他在编《古文辞类纂》时，在《序目》中标举宗旨曰：“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了补偏救弊，他又特辟“辞赋类”一目，希望扩大散文写作的源头，吸收骈文的某些艺术特色，使桐城古文在“味”、“色”方面丰富起来。

阮元就是针对桐城派的局限而提出了自己的学说，建立了自己的学派的。他认为应把骈文作为我国文学的正宗，把散文逐出文苑。这种见解当然也是很偏颇的。但他根据我国文学的特点而立论，强调文学创作必须珍视本国语言的特点，则有其合理的地方。这是《文选》派所以能够经受得住历史考验的原因。

阮元援引六朝文笔之说，所谓“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主张文必有韵。他又以为文章必须注意比偶，于是又引《易经》中的《文言》以张大其说。总的来说，阮元推崇魏晋南北朝时骈文的成就，以《文选》为宝典，信从萧统《文选序》中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说。他在《文韵说》中提出：“凡为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显然，这也正是针对桐城派的不足之处而提出的挑战。

刘师培撰《广阮氏〈文言说〉》，又援引载籍，考之文字，以为“文章之必以彰为主”，他在《文章源始》中推阐阮氏之说，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辨，而文之制作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

但上述见解，却引起了章太炎的反对。章氏在《文学总略》中对阮、刘二氏之说作了有力的批判。阮氏主张文必有韵，而又把“韵”的概念扩大，用文中的“宫商”(平仄)来替代，以为《文选》中的散体之作，也可归入“文”中。但我国古来的所谓“韵”，都指压脚韵而言，《文选》中的散文固然不用压脚韵，就是那些骈体之作，除诗、赋、铭、箴等外，也同样不重压脚韵，因此章氏指出：“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藉此证成，适足自陷。”这也就是说，阮、刘二氏之说缺乏理论上的根据，与事实不合。

章太炎的《文学总略》一文，洋洋洒洒，义蕴甚为丰富。他从历史上考察，从理论上辨析，对阮元一派的理论作了彻底的清算。文章开端，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以作乐有阙，施之笔札，谓之章。……今欲改文章为彰者，恶乎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这是因为阮、刘之说不能圆满解释古今对“文”的内涵，故章氏提出了“以文字为准，不以彰为准”的见解。

章氏的这种理论，考证字源而标举宗旨，用的是朴学家的基本手法，可以说是一种朴学家的文论。

由上可知，季刚先生的这两位师长，文学观念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点。他们之间的争论，牵涉到对文学特点的不同认识，从而对文学的范畴持不同的看法。刘师培以“沉思”、“翰藻”为文的特征，注意音韵和比偶这样一些我国语言文字所特有的美感因素，章太炎则认为以此衡文，势必要把一大批作品逐出文学的领域之外，不合国情，因此，他追本溯源，主张凡是见之于竹帛的文字，都应归入“文”的范畴。

季刚先生折衷师说，以为言各有当，从而对此作了新的剖析。他在《文心雕龙·原道》篇的札记中说：

这种见解，显然是基于章、刘二氏之说而重作的结论。他把我国文学创作的扩展和演进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这是“文”的初级阶段，章太炎所郑重申诫的，就是不能忽略作为文学源头的这一阶段。其后经过有句读之文，即经传诸子阶段，而发展为文采斐然的文章，也就进入了阮、刘所强调的六朝文学阶段了。这样看来，章、刘二氏之间看似针锋相对，实则并无原则性的矛盾，所以季刚先生通过细致的辨析而形成了更完整的见解。

这种认识，与刘勰的见解甚为契合。《文心雕龙》前面二十篇文章，分论各种文体，符、契、券、疏等“笔札杂名”也被视作“艺文之末品”，一一加以讨论。可见阮氏之说陈义过高，与六朝之时的文论大师刘勰的学说就不能相合。而刘勰在《总术》篇中描写“文”的特点说“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则显然不是指“著之竹帛”和“有句读者”的初级阶段之文而言。这样看来，章氏所立的界说又失之过泛，与刘勰之说不能完全切合。季刚先生讨论这一问题时，从《文心雕龙》这样一部“体大思精”的巨著中得到启示，作出了合适的结论。因此，他对文学特点的看法与刘勰相合，对文学领域的区划也与刘勰切合，所以他的研究《文心雕龙》，也就不致发生畸轻畸重或隔靴搔痒的弊病。

总结上言，可知民国初年的文坛上，有三个文学流派在相互争竞，一是以姚氏弟兄和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二是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三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朴学派。季刚先生因师承的缘故，和后面的二派关系深切。他是《文选》学的大师，恪守《文选序》中揭橥的宗旨而论文，这就使他的学术见解更接近刘氏一边。但他汲取前人的创作经验，参照《文心雕龙》和本师章氏的“迭用奇偶”之说，克服了阮、刘等人学说中的偏颇之处，则又可说是发展了《文选》派的理论。

季刚先生在《总术》篇的札记中说：

阮元建立《文选》派时，曾经援用过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说，作为宣扬骈文的理论根据和批判桐城派的武器。季刚先生提出“合笔于文”之说，也是为了阮元持论过严而把笔中的许多名篇排斥在外，且不足以解释文学发展史上的各种复杂现象。但从他对阮元之说的推崇而言，可知他是以此为本而又吸收本师章氏等人之说来补偏救弊的。从这些地方来看，季刚先生的学说，比之阮元、刘师培等人的见解，更为圆通。作为这一流派的殿军，而又作出重要的发展，可以说他是一位《文选》派中的革新者。

对齐梁文学与《文选序》的不同评价

清代朴学的兴起，在文学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流派的大师，熟悉典章制度、名物训诂，对文字、声韵又有精深的研究，他们把这方面的修养运用于作文时，也就容易走上骈文的路子。因为骈文作者首先要在典故和声韵方面有深厚的功夫。

朴学家中先后出现过许多著名的骈文作者。阮元等人，自不必说，其他如孔广森、汪中、洪亮吉、李兆洛、凌廷堪等人，都是著名的骈文作者。他们也并不绝对排斥散文，例如汪中，就是以骈为主，而又骈散兼行的著名作家。他的成就，一直为后来的骈文作者所推崇。

季刚先生也极为推崇汪中的学术水平和创作水平。民国初年，当他一度出任直隶都督府秘书长时，曾于津沽逆旅间见有署名王蕙纫之题壁诗十首，内二首有云：“城上清笳送晓寒，又随征毂去长安。当年娇养深闺里，那识人间行路难。”“北来辛苦别慈帏，日日长途泪独挥。自恨柔躯无羽翼，不能随雁向南飞。”季刚先生问知为北里中人所作，顿起天涯同病之感，遂题诗于后曰：“戎幕栖迟杜牧之，愁来长咏杜秋诗。美人红泪才人笔，一种伤心世不知。”“簪笔何殊挟瑟身，天涯同病得斯人。文才远愧汪容甫，也拟摛辞吊守真。”这是因为季刚先生早年生活颇为艰辛，后以朴学名家，而又寝馈六朝文学，主张骈散兼行，不论在性格上，还是在学业上，都有相通而引起共鸣的地方。汪中作《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垒块，所谓“俯仰异趣，哀乐由人。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静言身世，与斯人其何异?”更能触动景况相同者的心弦。季刚先生随后弃政从学，这首诗中已可见其端倪。

汪中与阮元关系深切，乃是扬州学派中的知名人物。王引之《容甫先生行状》曰：“为文根柢经史，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章太炎《菿汉微言》曰：“今人为俪语者，以汪容甫为善。”可以说，汪中是《文选》派和朴学派心目中可与桐城派分庭抗礼的一位理想人物。

刘师培在《文章源始》中说：“歙县凌次仲先生，以《文选》为古文正的，与阮氏《文言说》相符。而近世以骈文名者，若北江(洪亮吉)、容甫(汪中)，步趋齐梁；西堂(尤侗)、其年(陈维崧)，导源徐、庾；即穀人(吴锡麒)、轩(孔广森)、稚威(胡天游)诸公，上者步武六朝，下者亦希踪四杰。文章正轨，赖此仅存。”说明清代骈文作者取得的成就，与继存六朝文学的传统有关：即使是其中的突出人物如汪中等人，也与六朝文学有很深的渊源。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把文章的风格归为八类。其中“新奇”、“轻靡”二类，刘氏下定义曰：“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渺附俗者也。”这些评语是褒是贬，学术界的看法很不一致，而季刚先生在《札记》中加以阐释，“新奇”下曰：“词必研新，意必矜创，皆入此类。潘岳《射雉赋》、颜延之《曲水诗序》之流是也。”“轻靡”下曰：“辞须茜秀，意取柔靡，皆入此类。江淹《恨赋》、孔稚珪《北山移文》之流是也。”这里所举的例子是否合适，可以商讨，但从他对这两种风格的解释而言，则是以为“八体”之间无高下之分，都是刘氏心目中的美文。显然，这两种风格的文章突出地反映了齐梁文学的特点，季刚先生加以肯定，说明他在衡文时也不废齐、梁。

季刚先生的这种见解，近于刘师培而远于章太炎。章氏在《与邓实书》中说：“仆以下姿，智小谋大，谓文学之业穷于天监。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澹雅之风，于兹沫矣。”因为他重澹雅之文，所以推重魏晋而鄙薄齐、梁，对于那些“危侧趣诡”、“缥渺附俗”之作，自然极力排斥的了。

二人对六朝文学的评价发生差异，还反映在对《文选序》有不同的看法上。萧统编集《文选》，作序说明去取原则，并且表明了文学方面的一些基本观点。不用说，《文选》派的创立宗派，也是把这篇《序》文作为理论根据的。季刚先生认为：“学文寝馈唐以前书，方窥秘钥。《文选》、《唐文粹》可终身诵习。”[2]他在《文选序》中“若夫姬公之籍”至“杂而集之”句上批曰：“此序，选文宗旨、选文条理皆具，宜细审绎，毋轻发难端。《金楼子》论文之语，刘彦和‘论文’一书，皆其翼卫也。”[3]可见其对此文的珍重。章太炎的看法可就不同了，他在《文学总略》中说：“《文选序》率尔之言，不为恒则。……阮元之伦，不悟《文选》所序，随情涉笔，视为经常。”就是从局外人的立场来看，章氏的立论也未免过于“率易”。怎么可以把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一部总集，编选者阐明要旨的一篇重要文字，视为草率着墨的杂乱之作呢?季刚先生在这些地方不采师说，是有道理的。研究古典文学的人，确是不可不认真地去钻研一下《文选序》。

批判“褊隘者流”及阴阳刚柔之说

章太炎与刘师培的文学观念有不同之点，也有相同之处。二人都是著名的朴学大师。朴学着重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功夫，刘师培在《文说》中的《析字篇第一》中说：“夫作文之法，因字成句，积句成章，欲侈工文，必先解字。”这是朴学家论文的共通见解。季刚先生研究《文心雕龙》时，也反映出了朴学家首重文字的特点。可以说，《声律》、《丽辞》等篇的札记，特别是《章句》篇的札记，最足以反映季刚先生在朴学方面的修养和这一流派论文的特点。

季刚先生曾说：“吾国文章素重声律、对偶、局度。”[4]因此，他在与此有关的一些札记中，灌注进了他多年来研究小学和骈文的心得，都是水平很高的学术论文。

在这问题上，主张散文和主张骈文的人看法又有不同。桐城派重散文，自然不谈什么“丽辞”，他们推重唐宋古文，抹杀魏晋南北朝骈文创作上的成就。季刚先生在《丽辞》篇的札记中指出：“近世褊隘者流，竞称唐宋古文，而于前此之文，类多讥诮，其所称述，至于晋宋而止。不悟唐人所不满意，止于大同已后轻艳之词，宋人所诋为俳优，亦裁上及徐、庾，下尽西昆，初非举自古丽辞一概废阁之也。”这是对桐城派的尖锐批判，也是对六朝文学的有力维护。

自永明声律说兴起后，齐、梁文人普遍采用这项新的研究成果写作美文，由是文学的形式技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们对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了解得更清楚了。《文选》派重视六朝文学这一方面的新成果，桐城派则对此持否定态度，于是季刚先生诋斥之为“褊隘者流”。

桐城派不谈什么“丽辞”，他们对声韵的要求，强调音节方面的抑扬顿挫，所重视的，也就是所谓气势。季刚先生在《定势》篇的札记中论及文势中的一派，“以为势有纡急，有刚柔，有阴阳向背，此与徒崇慷慨者异撰矣。然执一而不通，则谓既受成形，不可变革；为春温者，必不能为秋肃，近强阳者，必不能为惨阴。为是取往世之文，分其条品，曰：此阳也，彼阴也，此纯刚而彼略柔也。一夫倡之，众人和之。噫，自文术之衰，窾言文势者，何其纷纷耶!”这里批判的，也就是桐城派的阴阳刚柔之说。

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首倡阴阳刚柔之说，认为其中的奥妙与天地之道相通，曾国藩继起推衍其说，分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他并著有《古文四象》一书，将古今许多著名的文字列入“四象”之中，可见这位桐城派的“中兴”者在理论上也作出了发展。

这种学说，桐城后学一直把它作为论文精义而不断运用，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的《刚柔》、《奇正》两章中，用了很多篇幅加以介绍和申述，其中说到后来的一些情况，如云：“案文正既以四象申惜抱之意，尝选文以实之，而授其目于吴挚甫先生，其后挚翁刊示后进，并述张廉卿之言，又以二十字分配阴阳，谓神、气、势、骨、机、理、意、识、脉、声，阳也；味、韵、格、态、情、法、词、度、界、色，阴也：则充其类而尽之矣。”可见直到清末民初，桐城派人物还是把它视作首要的理论而不断作出玄妙的解释的。

《文心雕龙札记》中，多次对这种理论进行批判，在《题辞及略例》中就提到：

他在全书开端就猛烈地攻击桐城派，足见当时两派冲突之激烈。这里他把阴阳刚柔之说也看作“老生之常谈”，以此坐实“褊隘者”理论建树的贫乏。

实际说来，“阴阳刚柔”之说是对文章风格的研究。桐城派把写作与吟咏联系起来，把风格问题落实到字句与声调上，进行过很多有益的探讨。尽管这些学说之中杂有种种玄虚的说法，但如细加抉择，还是可以提炼出不少有启发意义的论点。季刚先生对此所作的批判过于苛刻，或因囿于当时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而有此偏激的言论。

反对文以载道，提倡自然为文

《文心雕龙·原道》篇的札记中说：“《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志，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这是揭示论文宗旨的重要论点，故于正文首篇开端即行提出。

所谓“文以载道”，也是桐城派的重要论点，季刚先生在书中曾多次加以批判。

“文以载道”之说首由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提出，一直为后来的礼法之士所津津乐道，而季刚先生所说的“后世”，则是指清代的桐城派中人物。

清代初期，方苞首开宗派，其核心理论即所谓“义法”之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而只有宣扬儒家之道的文章始能称之为“有物”。王兆符在《望溪文集序》中称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可知桐城派的理想是在写作唐宋古文而宣扬宋明理学。这一文派之所以得到清统治者的支持，就是因为他们宣扬的“义理”大力维护纲常伦理，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

姚永朴在讲授《文学研究法》时，也把这种理论置于首要地位，在开端的《起原》、《根本》二章中，反复加以阐说。他先是引用了孔子、董仲舒、王通、韩愈等人的有关理论，后引周子《通书》中的“文以载道”之说，强调“是故为文章者，苟欲根本盛大，枝叶扶疏，首在于明道”。其次则在于“经世”。姚氏总结起来说：“吾辈苟从事兹学，必先涵养胸趣，盖胸趣果异乎流俗，然后其心静，心静则识明，而气自生，然后可以商量修、齐、治、平之学，以见诸文字，措诸事业。”由此可见，桐城派的理论确是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

正像历史上无数先例所表明的那样，一些要求突破儒家思想束缚的人，经常借用道家的学说来对某种思想或某种概念另作解释。季刚先生的释“道”，正是如此。他先引《淮南子·原道》篇、《韩非子·解老》篇和《庄子·天下》篇中有关“道”的学说来诠释刘勰之“道”，接着又说：“案庄、韩之言道，犹言万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韩子又言‘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韩子之言，正彦和所祖也。”有人以为刘勰信从儒家学说，韩非是猛烈攻击儒家学说的法家人物，季刚先生引用韩非的学说去阐释刘勰的《原道》，在学派上就说不通。殊不知季刚先生引用的是韩非《解老》中的文章，这里发挥的是道家的学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解老》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诠释《老子》的文章，以此为阶梯而进窥道家的学说，最能掌握其要领。刘勰固然重视儒家学说，然而在自然观和方法论上也深受玄学的影响。季刚先生曾有《汉唐玄学论》之作，对刘勰的思想有深入的研究，这里援引《解老》与《天下》篇中的文章来释“道”，与刘勰的文学思想是很契合的。

季刚先生又说：“道者，玄名也，非著名也。玄名故通于万理，而庄子且言‘道在矢溺’。今曰文以载道，则未知所载者即此万物之所由然乎?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如前之说，本文章之公理，无庸标楬以自殊于人；如后之说，则亦道其所道而已。文章之事，不如此狭隘也。”他由阐释“原道”进而批判“文以载道”之说，显然是不满于桐城派的宣扬封建礼教，以此作为文章的唯一要义，束缚天下士子的头脑。所以他又叮咛地说：

季刚先生的批判桐城派，要求突破正统思想的束缚，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通变》篇的札记中重申了这一重要见解。他在解释“龌龊于偏解，矜激于一致”时说：“彦和此言，为时人而发，后世有人高谈宗派，垄断文林，据其私心以为文章之要止此，合之则是，不合则非，虽士衡、蔚宗不免攻击，此亦彦和所讥也。嘉定钱君有《与人书》一首，足以解拘挛，攻顽顿，录之如（左）〔下〕。”随后他就录引了钱大昕书的全文。众所周知，钱氏的这一文字，乃是批判桐城派的力作。钱大昕以朴学大师的身份猛烈攻击桐城派的宗师方苞，可以说是一种“擒贼先擒王”的手段。《文选》派中人物援此讨伐桐城，又可看到他们与朴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季刚先生明白示人以作文宗旨曰：“文章之事，不可空言，必有思致而后能立言，必善辞令而后能命笔。而思致不可妄致也，读诵多，采取众，较核精，则其思必不凡近。以不凡近之思，求可观采之文，犹以脾臄为嘉肴，取锦缯为美服也。不此之务，而较量汉唐，争执骈散，鏖战不休，同于可笑，孰有志而为此哉?盖文章之事，无过叙事、论理、抒情三端。诚使叙不必叙之事，论不必谈之理，足下试思其文何若?此无论规摹姚、曾，抑或宗法汪、李，要未足陈于通人之前。……无学之文不必为，无用之文不必为，则文章之大已得；字句之妍媸，宁待斟酌而后晓哉?”[5]对于那些缺乏真情的文字，尤不予好评，颜延年作《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季刚先生批曰：“此文实不悟其佳处，意窘词枝，总由无情耳。”[6]

季刚先生为人真率，所作诗词，情真意浓，恻恻动人。因此他的论文，反对桐城派的以“理”束缚人，主张文本自然，不受拘检，强调真情实感，这是与桐城派在文学观念上的根本对立。大家知道，季刚先生早年参加革命，曾为民国的建立作出过贡献。他的思想，虽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但从他与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斗争中，却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有其民主主义的一面。文学思想上的自然观，正是政治思想上进步因素的反映。

由此可见，季刚先生在文学观点上有恪守《文选》派规范的地方，而在思想上也有新的发展，这是与阮元、刘师培等人根本不同的地方。

学有本源与追本溯源

季刚先生殁后，挚友胡小石先生撰挽联曰：“所学兼儒林、文苑之长，浩浩洪流，抱简正逢龙起日；相知视惠施、庄周为近，茫茫泉壤，运斤空叹质亡时。”“所学兼儒林、文苑之长”一语，是对季刚先生一生成就的的评。他在学术和创作上都曾作过巨大的贡献。

因为他是“儒林”中人，所以在文学上也讲求学有本源。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上，无不如此。

章太炎先生称赞其创作成就曰：“文章自有师法，研精彦和《文心》，施之实事。为文单复兼施，简雅有法，不涉方、姚、恽(敬)、张(惠言)之藩，亦与汪、李殊派。至其朴质条达，虽与之异趣亦无间言。”[7]后学徐英则曰：“骈文自汪容甫入而上追八代之奇，尔雅渊懿，安详合度，与刘先生申叔同为近代名家。”[8]一致推崇他是近代骈文的高手。而季刚先生的创作实践，又是与他钻研《文心雕龙》中的理论密切相关的。

《文心雕龙札记》一书，就从1927年文化书社印行算起，也已问世五十多年了。治《文心雕龙》者历久不衰，一直把《札记》视作重要的参考书。目下研究《文心雕龙》的盛况更是迈越往古，观点和方法也已大不相同，然而《札记》此书仍然享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此中原因，值得好好地总结。

季刚先生对《文心雕龙》中文字典故方面的诠释，因为朴学修养湛深的缘故，固然精确不可移；就是对《文心雕龙》中理论的阐发，也是切理恹心，富于启发。季刚先生具有非常丰富的创作经验，而他的创作，正是继承刘勰所倡导的优秀传统发展而来；他的理论，直接继承着刘勰所阐发的微言奥义。他的成就，真可谓学有本源。那么通过他本人的高度成就，沿着他指示的门径，作探源之举，可免多歧亡羊之病，而有直指心源之助。阅读《文心雕龙》的人，当然在所必读了。

这样看来，《文心雕龙札记》一书乃是清末民初三大文学流派纷争中涌现出来的一部名著。季刚先生继承了《文选》派的传统，吸收了朴学派的成果，在批判桐城派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这场骈文和散文之争，有我国文学千百年来的历史作为参考，有不同流派的许多大师的意见可作借鉴，季刚先生以其过人的才力和不懈的钻研，心血所聚，成此一册，自然不同于泛泛之作。这样的文字，历久弥新，可以预见，它将永远得到爱好文学者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