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篇……
革命的友情洋溢在崇山峻岭
我们是调到凉山去工作的一支文工队。从成都出发，坐了一天汽车和两天船，就开始爬山。生长在平地上的人，是不习惯走山路的；但是我们被建设凉山的决心鼓舞着，从心眼里涌出了一股说不出来的兴奋劲。山越爬越高，气候也越来越恶劣，到了第三天，在路上找一口开水喝也困难了。
□岭是座有名的大山，海拔三千多米，山脚有汹涌澎湃的金沙江，山上是遮天蔽日的老林；崎岖的山路，全是滑溜的青光石。我们攀藤附葛刚爬到半山腰，突然浓雾弥漫，下起倾盆大雨来，巨雷像从山上往山下直滚，震得我们耳朵嗡嗡发声。泥路被水一冲，更加难走，沿路往下流的山洪，没至我们的膝盖。大家手拉着手，一步步地往上爬。
午后三点钟，我们爬到了山顶。大家疲乏极了，衣服像膏药一样贴在身上，一股股寒气逼得人透不过气来。每个人都希望喝水，暖暖身子和休息一下——哪怕是五分钟也好。
就在这时候，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了呼唤声：
“同志们辛苦了！请到这边来避雨！请到这边来喝水！”
响亮的声音划破浓雾传来，给人以分外爽朗的感觉。接着便有两个披着雨衣，挎着冲锋枪的解放军，笑眯眯地走来，热情地把我们带向了他们的家——山头营房。
□岭驻扎着一部分解放军。在他们来以前，这岭上没有路，没有人烟，只有野兽。从去年开始，他们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征服了野兽，开辟了道路，在长满荆棘的地方，用他们的智慧和劳动盖起了像城堡一样坚固的营房，有寝室、厨房，还有会议室和俱乐部，这历来荒芜的山顶上，飘起了炊烟。
他们为了让行人不受渴、有休息的地方，在路旁搭了一座木棚，虽然这山上吃水要到四五里路以外去挑，木棚里的开水却从来没缺过。我们走到这木棚时，里面的开水还冒着热气。
我们刚到营房旁，营门口就响起了一片掌声，战士们跑过来，替我们解背包，和我们握手，一股热流直冲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他们很快脱下自己穿的棉衣给我们御寒，热腾腾的开水放在我们的手上。他们像母亲对待远方回家的孩子一样，向我们问长问短。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们休息一下，吃了饭再走。”一位中等身材，穿着一套新制服的解放军同志用诚挚、肯定的口气向我们说。他那热情亲切的态度，把我们难住了。休息、吃饭，这是我们眼前所希望的幸福，一早到现在已经有八九个钟头了，如果不在这里吃点东西，就只有到晚上的宿头才有东西吃。我们带的干粮早成了糨糊，黏在挂包里倒也倒不出来。吃了再走吧，谁都知道，这高山上运送东西多艰难，我们这群人要是吃一顿，一定要吃掉他们两天的口粮。大家会意地相互望了望，好像在彼此叮嘱：我们要坚持，别打扰他们！于是七嘴八舌地推谢起来。
“谢谢你们，我们有干粮吃。还要赶宿头呢！你们比我们更艰苦，在这山头上运食物多不方便呵！”
“你们的热情已经使我们不饿了，我们马上就走啦！”
大家都提起挂包打算走了。战士们着急地用手挡住我们，连正忙得不可开交的炊事员也着急地跑来嚷道：
“我把面都和好了，你们如果不吃，在这高山上造成浪费，叫我们多痛心呵！”
接着他就掰着指拇给我们算伙食账：“同志们，别老为我们操心，在山上吃一顿算不了什么，柴是自己打来的，水是自己挑来的，面是我们上个月的节余。今天是野菜煮面块，味道新鲜得很呢！”话音未落，他就跑到藤子编的围墙边，把门关上了……
在这热情洋溢的场合中，我们毫无主意地又被拉进屋子去。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再坚持走，走了就等于往他们头上浇凉水，使他们扫兴。
在吃饭前的半个钟头里，我们和战士们展开了热情的交谈。当他们听我们谈到内地农业生产合作社成长的情况，谈粮食一年比一年多的消息时，他们都跳起来了。一个把棉衣脱给我们披上，自己只穿了一件毛衣的战士对我说：“前天我还接到家里一封信，一家人都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小春长得比哪年都好哩！”停了一下，他又继续说道：“我们这里比起家乡来说，还差一步。但我们要加劲地建设它。”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你们来了这对我们是多大的鼓舞呵！”
他们也给我们讲述了他们在遮天蔽日的老林里消灭敌人的故事，使我们初步了解了边区的情况，学到很多宝贵的斗争经验，增强了我们到边区建设凉山的信心和力量。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唱起了——
手里紧握着枪，双眼望着前方；
我是国防哨兵，驻守在祖国的边疆……
饭好了，战士们把自己做的桌子接在一起，我们就像在一个盛大的节日里，一个很和睦的大家庭在聚餐一样。在席上，战士们怀着万分感激的心情说：“上个月毛主席和全国人民派的慰问团来时，比这还闹热十倍哩！”虽然菜不算丰盛，但我们却吃得非常舒服，感到无比的香甜。
雨停了，雾也散了，金黄色的夕阳照在老林的树梢上。我们吃饱了饭，歇好气，背上背包又出发了。我们紧紧地拥抱着战士们，说出了我们心里的话：革命大家庭里，到处都能会到亲人；革命的友情，洋溢在崇山峻岭！
注：1953年底，南充地委文工队调往凉山，成为凉山工委文工队。这支文工队在成都经过培训，于1954年初经乐山进入凉山彝区。越过“二十四道脚不干”，爬上五指山时遭遇暴风雨，得到解放军官兵的救助。作者把这事写成一稿，刊登在《四川日报》上。现在看来有两点不准确，需要说明一下。
一、文中提到边防和边疆，这是不确切的。因为凉山并不在国境线上，而是在当时的川、康（西康）、滇三省交界的接合部。“边防”、“边疆”都是沿袭三个省过去的习惯说法，应该改正。
二、文中讲的挂包，即现在的挎包。当时叫挂包是与“背包”相区别。
（1954年6月《四川日报》）
繁荣热闹的雷波物资交流会
凉山地区物资集散地——雷波，于去年12月29日起历时四天时间举办了物资交流会。
29日天一亮，贸易公司、土产公司、合作社以及私营工商户、摊贩就忙着开铺门，摆摊子，搭布棚……当太阳从锦屏山后爬上天空的时候，雷波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了：新修的三合土街道上摆满了摊子，两旁的铺面显得特别整齐清新；各种横幅、标语和红红绿绿的绸布把街道打扮得格外漂亮；各街口耸立着高大的柏枝牌坊；贸易公司和合作社的门市部里响着动听的旋律。
来自其他城镇和大、小凉山的彝族人民卖出了各种土特产品，买到了自己心爱的布匹、盐巴和日用百货。
贸易公司虽有着百货、匹头和副食品三个门市部，但货物还是摆不开。一个彝族同胞买到一个精致的温水瓶后，笑嘻嘻地说：有了这个宝贝呀，就是冰天雪地，也能喝上热水呢！彝族姑娘们挤在匹头门市部挑选着花布，挤在百货门市部买头绳、镜子和维尔肤……合作社新修了门市部再加上几个街摊，但顾主还是应接不暇。生产资料部门摆着价廉耐用的各种农具，从前要两斗包谷才能换上的铧犁，现在只要一元三角五就能买上了。特别吸引人注意的是土产公司，那里摆着凉山地区最名贵的药材如鹿茸、虫草、天麻、大黄等共百余种，牛羊皮和各种兽皮不计其数。从前这些东西连一包火柴也换不上，现在都成了祖国的宝贵财富。
山棱岗的生产组长列格儿丕，走了一百多里路来到交流会上，卖了天麻和羊皮，他不但买了花布和其他日用品，还买了一床草垫（凉山没有稻草和麦草，彝族同胞们睡在地上），他高兴得逢人就说：毛主席来了，穿的、戴的样样能买到，连“坝睏”的也能买到啦！
在交流会期间，文化馆还举办了图片展览，使来自深山老林的彝族同胞，不但从各种物质财富上看到了祖国的富强伟大，而且在思想上也受到了一次民族团结的教育。
物资交流会，给雷波带来了热闹和繁荣，给凉山地区的彝族同胞带来了幸福和欢乐。
注：这篇稿件是1955年初写的，发表在成都出版的《工商导报》上。
1954年，川、康（西康）、滇三省接合地带的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四周都解放了，正在做凉山腹心地区的宣传工作。雷波这次物资交流会，就是要把深山老林里的彝族同胞吸引出来，让他们开开眼界，看看周边杂居区的彝、汉群众的新变化、新生活。那时宣传手段单一而又落后，除了用铁皮做的喇叭筒，留声机算是最先进、最稀奇的了。我就亲眼看到过，围着留声机的彝族同胞不愿离去，要求工作人员把机器拆开，硬要看一看那些唱歌、唱戏的人，是怎么藏在那个小铁盒里的。
（1955年1月《工商导报》）
千红万紫争芳菲
在“人人都为四级干部会议献礼”的鼓舞下，满城春色的昭觉，最迷人的要数工农业展览馆了。大家都熟悉的自治州招待所，早被打扮得焕然一新，壮丽的彩门衬托着金色的大字，宽敞的礼堂布置得五彩缤纷，丰富感人的展览吸引了络绎不绝的人观看。
琳琅满目 美不胜收
参观过展览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眼花缭乱、目晕五色。“太多了，太好了，再看两次也看不完！”这是观众的共同反映。
这次展览的规模确实宏大。有综合馆、农作物馆、土肥馆、农具馆、畜牧水利林业馆、工业馆、服装馆、邮电交通馆、土特产馆、卫生馆和牲畜饲养室等共十馆一室。展出的八千多件展品，全是我州各条战线上的丰硕成果。
一走进综合馆，迎面一幅又高又大的彩色示意图映入眼帘。参观的人群就像围着一个已经找到了钥匙的百宝箱一样，一心要看个够，直到后面的人流涌上来了，前面的人还舍不得离开。呵，凉山——这块正在被我们开垦的处女地，她是多么强烈地吸引着建设者呵！
就在这幅示意图下面，即将办起的布拖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实体模型，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幸福的远景作了一幅瑰丽动人的素描。两年前还是落后的奴隶社会，现在马上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了！
两边的献礼台上，更是光彩夺目。为了迎接四级扩干会，州级机关在半月内赶制了两百多件礼物。除了三十多种化肥和农药，还有将近二十种滚珠，人造纤维、土法熬硝、炼铁等从前认为机关内根本不能搞的东西。引起参观者兴趣的，还有几十种用洋芋等薯类做的精美食品。五办室用淘米水沉淀的淀粉做了六种点心，要不是标签上写着制作者的名字，谁也不会相信那不是出自大师傅的手，而是由一群从前吃饭不问米价的年轻娃娃做出来的呢！
跃进花开满堂红
走进农作物馆，一股浓郁的香味扑面而来。那些丰收的粮食呀、瓜果呀、薯类呀，使参观者不断发出惊叫。
麻杆戳穿房顶，
南瓜高过板凳，
黄瓜长达两尺，
洋芋超过一斤。
一个参观的同志，随口念了四件展品的标签，听起来就成了一首淳朴感人的短诗。这个馆的东西特别多，共有三百五十多件。水稻、玉米、麦子和薯类等几种主要农作物的高产样品中，一穗谷子有五百多粒，要不是解说员介绍，真要被参观者当成高粱了。展出的每种作物，都引起了参观者的莫大兴趣，历史上的“不毛之地”，今天竟长出了五十二斤的南瓜，一尺多长的玉米，一卡多长的海椒……这些新的今古奇观摆在一块，一个赛一个，简直成了王嫱与西子媲美——妍媸难分。展览台上，还有一排棉花林。雷波送来的一株棉花结了一百八十九个棉桃，普格县的一株棉花被一头白絮压得低头弯腰，好像要和参观的人亲吻一样。
走出农作物馆，便是土肥馆。各个合作社送来的一百多种化肥、颗粒肥和杀虫剂，摆满了大半个陈列台。改良土壤和耕作技术的模型和标本，使整个土肥馆显得特别充实、丰富。这些活生生的事实告诉人们：“广种薄收”已经成历史术语了。现在的彝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踏上了文化、科学的征途，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变革和飞跃呵！
革新创造 巧夺天工
宽敞的农具馆，一直是最热闹的地方。来自各县的自制工具、农具和交通运输工具等，摆满了两个屋子和一个院坝。这个好，这个更好，来！把这绘个图带回去——参观的人对每一件展品，都是全神贯注地在赞美、在比较、在研究。很多同志自觉地做了解说员，不但介绍了一般原理，还交流了经验。这是多么生动的工、农具改革现场会呵！
大家对装有滚珠轴承的车子特别喜爱。这个推了那个推，一致称赞真是既简便又省力。普雄县委第一书记晋发祥同志兴奋地对他们县里去参观的同志说：“这玩意儿真轻便，我一个人推四个人，一点不觉费劲。”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又推开了。布拖县送来的一架鼓风机，引起了各县负责同志极大的注意。有的踩，有的摇，有的伏在地上把每一个螺丝钉都做了研究和绘图。展览台上，还陈列了一百来种精巧的工、农具：深挖的、除草的、播种的、收获的，还有两用的、三用的……真是应有尽有，样样齐全。
这个展馆展出的三千多种展品，是我州群众技术革新的大检阅，它生动地表明了翻身后的彝族人民的无穷无尽的智慧，给我州的农业半机械化奏起了响亮动人的序曲。
蕴藏丰富 红旗飘飘
在工业展览馆的陈列台上，整齐地摆着四百多件来自大小凉山的各种矿石和成品。光彩夺目的水晶石和像镜子一样的云母片，映着金、银、铜、铁等数十种矿石闪光。铁是我州蕴藏量很丰富的矿藏之一，展出的赤铁矿、菱铁矿、褐铁矿等三十多种标本，都是含铁量很高的富矿。在电气化中占着首要地位的铜矿，不但藏量丰富而且品种繁多。来自布拖县的一个农业社社员说，在我们那儿拣一块铜矿石，捶打一下就成一个洗脸盆了。陈列的各种矿石告诉我们，我州蕴藏着大量工业化所必需的重要原料，有煤、磷、锡、铅、锰、镍、天然气等三十多个矿点。
在工业发展略图上，建厂开矿的小红旗几乎插满全图。大量生动的事例表明，在全党全民办工业的运动中，凉山已经升起了一面工业的红旗，凉山没有工业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是神话，也是事实
到了畜牧水利林业馆，就像进了一所美丽的公园。凉山的畜牧、水利和林业远景规划，构成了一幅绝妙的山水画。在这幅画里，我们看到了遮天蔽日的森林，无边无际的梯田，整齐的村舍，清澈的河流和肥壮的牛羊……凉山多美呵！这个展览馆就是它的缩影。
陈列台上还有各种标本和模型。一台精致的养猪经验模型和几十种野生饲料标本，是美姑县明星社社员罗格依格与董海清创作的，人造象牙筷、电木碗、酒精、留声片和那一叠比锦缎还漂亮的人造纤维衣料，全是用木材加工制造的。据解说员介绍，木材可以制出几千种东西，木屑、木刨花都是宝贝。木材是祖国多么大的一宗财产呵！
一进到邮电交通馆，就听到电话铃不断地响，喇叭里播着动听的歌曲，披着查尔瓦的彝族同胞，正对着一个用手电筒改装的送话器广播……你看，凉山的邮电事业发展得多快！1952年全州才两个邮电局，现在已经是县县有邮电局，区区有代办所了。示意图上众多的红色箭头告诉参观者，就在本月内全州各乡都要通邮，这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大喜事呵！
在巨大的交通远景规划模型上，闪烁着的彩灯就像天上的繁星，电话线密如蛛网，汽车在道路上奔驰，火车在轨道上飞跑……内河运输机动化、汽车运输列车化、车子运输滚珠轴承化、高山运输驮运化、渡口桥梁化……这些从前连诗人也幻想不出的神话般的事情，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逐步地变成现实了。
还未进土特产展览馆的大门，一股芳香便惹人心醉。展出的三百多件土特产品，很多都是从前连听都没有听说过的，像虫草、贝母、天麻、麝香等六十多种名贵药材，我州几乎县县都产。盛产的四十多种各类毛皮，挂了满满一屋。普雄商业局加工的羊羔皮，蓬松细软，如果不听解说员解说，绝不会相信是凉山加工的哩！各地利用洋芋等薯类作物制成的点心和美酒，仅展览馆收到的就有七十多种。这些就地取材、成本极低而又芳香可口的副食品，使参观的人馋涎欲滴，他们不断询问解说员哪里有造、哪里有卖，准备带回去作礼物。
他们正在移风易俗
服装馆里一直荡漾着各种赞美声。富有特色的各种民族服装，令彝族小伙子和姑娘们爱不释手。
卫生馆因为内容太多分成了综合、妇婴、除“四害”和技术革新四个展览室。使参观的人了解了凉山几年来卫生工作取得的重大成绩。妇女汤荣美在参观了妇婴展览室后，激动地向观众现身说法：我生了七个孩子，用旧法接生的四个都死了，用新法接生的三个长得又胖又乖。在除“四害”展览室里，昭觉城南乡瓦都村合作社的生产队队长马比尔加，用显微镜看了苍蝇、蚊子后吓了一大跳，一个劲地要求解说员给他讲解除“四害”讲卫生的基本知识，他说：“从前我们彝族有人病了都说是鬼找到了！现在我才明白，鬼就是苍蝇和蚊子哟！”
凉山，我们更爱你了
在展览馆的最后一间屋子里，参观的人群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在意见簿上写下了自己对展览、对凉山的赞美诗。观众们一致要求延长展览时间，让所有人都来共享参观的幸福。很多人还写下了他们要在凉山扎根的决心和誓言。
参观完了，出了展览馆，可心却和展览馆恋上了。凉山啊，我们进一步认识了你的美丽和富饶，你是祖国大花园里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
（1958年9月《凉山报》）
节日的歌声
还没吹起床哨，五班战士木干就醒了。他睁眼一看，窗外还是黑黝黝的，离天亮还早哩。他翻了一个身，再也睡不着了。于是他又再次盘算着早就安排好了的事情——如何快乐地度过今天的火把节。
火把节是凉山彝族的传统节日，每年这时，正是洋芋成熟、荞子结实和包谷“背娃娃”的时候。彝族同胞们经过大半年来的劳动，眼看快丰收了，心里是多么高兴呵！特别是今年，凉山彝族人民经过民主改革，建立了合作社以后，生产面貌大不同啦，日子也过得更甜啦。木干和其他彝族同胞一样，也有了自己幸福的家。新中国成立前，木干家因欠奴隶主的债，父亲被奴隶主活活打死，母亲被奴隶主卖了，木干还不满九岁就给奴隶主当了“锅庄娃子”（最卑贱的奴隶）。十来年的牛马生活，使木干受尽了各种折磨，直到民主改革时才从虎口里逃出来，参加了自卫武装队。分别了十多年的母亲，也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与木干团聚了。成立合作社时，木干头一个报名参加，并且被选为民兵小队长，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去年秋收后，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和社会主义建设，木干自愿当了一名解放军。当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时候，他庄严地向同志们说：“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彝家的幸福，真是九天九夜也说不完。今天我当了解放军，一定要给党和人民立功！”参军后他表现得很好，特别是对汉族同志，又尊敬又爱护，虚心热情地向他们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知识等。
木干在床上挨了半天，好容易才听“嘘”的一声起床哨。他一跃而起，第一个穿上军装跑出来。所有的彝族战士，都是新军装新帽子，鲜红的领章，闪光的帽徽，明晃晃的武器，真是欢度火把节啊。饭后，趁休息时间，有的在练唱彝族山歌，有的在捆火把，有的在细心雕竹口琴，也有的背着人给自己爱人写信……木干干啥呢？在一本崭新的日记本上写字：“亲爱的一阿莫：希你用这个本子，努力学习文化和生产知识，搞好田间管理，胜利完成今年的增产计划。”另外，又在一支“建设”牌的金笔上，缠了一圈红头绳。这些，木干很快就做好了，他把本子、金笔暗暗地藏在怀里，生怕被战友瞧见。
太阳偏西了，木干还坐在核桃树下默默地唱着新编的山歌。他早就知道了，一阿莫也要来参加今天的火把节军民联欢会，她的嗓门又高又脆，歌儿挺多。她一来，同志们一定要把自己和她拉在一起唱歌，事先若不做好准备，会像排长说的“临时抓瞎”，多丢人呵。所以木干一刻也不放松，他记熟了许多歌子，又想好了怎样去和一阿莫对答。
为了准时参加火把节军民联欢会，排长决定提前开饭。对面山上已经来了不少的彝族儿童和姑娘了，在那里吆喝着，歌唱着。战士们的心早飞过去了。还没有吹集合哨，大家都自觉地站好了出发的队伍。就在这时，五班长布置着值班的哨兵，其中就有木干。木干一听，好似一瓢冷水，火热的心顿时冰冷了，他呆呆地想着，礼物呀，唱歌呀，会爱人呀，马上都变成泡影！但是他又想起了解放军光荣的职责和组织纪律来。“参军是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是过火把节呀！”他暗暗地责备自己。同时，他又回忆起参军那阵，当他戴上光荣花，亲人拉着他的手，首长拍着他的肩，再三叮咛和教育他的情景，木干的脸不禁红了起来。他毫不迟疑地跟着前面的两个同志，走出了行列。
木干端着安上刺刀的步枪，站在驻地旁边的树林边。对面联欢会的欢呼声、掌声、歌声，清晰地闯进了他的耳朵里，他的心里又有点不自在了。他掏出藏在怀里的笔记本和捆着红头绳的钢笔来看了又看，心想：再过一会，等排长和社长讲完了话，一阿莫的歌声就要传来了，如果她在人群中找不到我，她会怎样想呢？准会生气……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木干马上警惕起来，紧握着枪，眼睛瞪得大大的：“什么人？”
“木干同志，怎么样？想去参加火把节联欢会吗？”传来五班长的声音，接着一个和蔼可亲的高个子就站在他的面前了。
“不，我不想参加联欢会，我应该完成哨兵的任务，五班长同志。”木干严肃地回答着，并且赶走了脑子里的胡思乱想。
“别不好意思，一年一度的火把节，谁想错过呢？去吧，我来替你站哨。”五班长整了整胸前的冲锋枪，和往常一样，声音里充满了关心和友爱。
“班长，我应该执行我的任务。”木干感动了，但这种感动却更加增强了他的责任心。“谁不知道你未婚妻要来参加联欢会呢，她要找不到你，该多扫兴呵！再说你衣袋里的笔记本和钢笔，难道也陪着你站哨？”五班长指着木干怀里的礼物，风趣地揭穿了木干的秘密。
“班长……”木干有点不好意思，他更加激动了，但又总觉得过意不去地说，“班长，你今年才从汉区来，还未见过凉山彝家的火把节呢！你应该参加。”
“我们要在凉山生根、开花、结果，日子长着哩！我命令你去。”五班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下起命令来了，“向后转，目标联欢会，齐步——跑步走！”
“是……”激动的心情，使木干的声音也有点颤抖了。
夜幕降下来了，一阵阵晚风吹拂着树林和包谷林。山上的火把像天上的繁星一样闪耀着，火圈、火球变化无穷。在一阵风雨般的掌声后，飘来了一个洪亮的男高音：“杨柳叶儿青又青噢，哥哥深知妹妹心；妹妹呵，等到丰收后噢，我俩就结婚。”接着，一个又尖又脆的女高音响了起来：“羊毛搓成长线线噢，妹妹心中早盘算；哥哥呵，等你挂上英雄章噢，再把喜事办。”
五班长笑了，这是木干和他的未婚妻一阿莫在对唱彝族情歌呢。
注：本文刊登在《四川日报》上的《民族地区通讯》专栏中。文中的“木口琴”，就是指彝族的民间乐器“口弦”。因当时民主改革刚结束（1958年），我们对许多东西还不熟悉，认为用嘴吹就是口琴，加上又有两片木夹，就叫它“木口琴”，借以与汉族地区的口琴相区别。这是不准确的，应予说明。
彝族同胞的口弦，是用铜片做成的，除了用嘴吹，还要用手指同时拨弹，把吹、弹之音融合在一起，虽然音量不够高亢，但委婉动听，非常抒情感人。彝族的男女老少都喜欢口弦，是一种凉山地区比较普遍的民间乐器。
还有一点说明：当时，凉山解放不久，因尊重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进凉山的干部职工和解放军指战员，是不允许同少数民族的男女青年谈婚论嫁的。至于民族内部的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人民政府则是大力提倡和支持的。
在合作化的道路上前进——记越西县竹阿角乡第一个农业社克其拉达社
办起合作社，娃子变聪明了，家乡更美丽了。
办起合作社，活路越做越细，粮食越收越多，歌儿越唱越甜。
——彝族民歌
诞生
1956年，正当民主改革运动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越西县竹阿角乡克其拉达堡子，刚打碎了奴隶社会镣铐的十多户奴隶娃子，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办起了全乡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克其拉达社。
克其拉达，是一个不满二十户人的小堡子，其中，就有五户是奴隶主。大部分奴隶同时给两家奴隶主当牛马，遭受着深重的压迫。带领奴隶办起这第一个合作社的承头人，是一个丈夫被奴隶主逼死，拖着三个娃儿的寡妇沙马洛史莫。十几户孤寡老弱的奴隶办起了第一个合作社的消息，像春风一样吹暖了全乡人民的心，激起了他们巨大的关心和兴趣。
当时，入社奴隶的农具、种子以及衣服、口粮，全由政府救济。对于这些刚刚获得人身自由，从来没有在一起干过活的社员，工作干部白天带着他们搞生产，晚上还要帮助他们料理吃、住，给他们开会讲政策。不久，乡上专门派去了驻社干部，长期帮助他们组织生产，继续无偿发放了不少新式农具、化肥和无息贷款。并且，把第一任老社长沙马洛史莫的女儿阿约莫，送到乐山民干校学习。
成长
1958年，民主改革胜利结束，当地党组织及时把领导重心转向生产，对初成立的第一批农业合作社进行了大力整顿、巩固，并稳步加以发展。这时，从乐山学习回来的阿约莫，已经入了党，接替她妈妈当了克其拉达社的社长。同时，乡上又派了民主改革中培养提拔起来的乡长阿牛牛和脱产干部阿尔木呷，负责协助这个社搞好整社试点工作。这一年，平均每个社员种下了三亩多地，获得了建社后的第一个丰收。为了加强领导和更好地贯彻民主办社的方针，他们以社长为首，选举成立了社管会；建立了党团小组，全社三个共产党员、四个共青团员，加上社队干部，组成了一套以群众为核心的领导班子。聘请了前任社长、乡人民代表沙马洛史莫等六个有生产经验的当社管会的顾问。研究生产、分配等重大问题时，都充分发动社员讨论，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做到同心同德，群策群力，使社里的生产和各项工作，搞得热火朝天，蓬蓬勃勃。
考验
1960年，克其拉达社的庄稼遭了冰雹，损失很大；凑巧，社员闹病的人又多，出工的人少。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社管会把储备的几百斤粮食拿出来，帮助社员安排生活，照顾病号和困难户；政府在乡上设立了临时医院，并且派巡回医疗组去给社员们治病。乡党支部及时加强了对克其拉达社的领导，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消灭疾病，抗灾保产的口号，帮助社管会带领社员坚决贯彻多种多收的方针，平均每人种了四亩多地，将原来种稗子的田改种水稻，扩大面积一倍多，终于战胜了相当严重的天灾，夺得了一个中等年成的收成。这一年，不但保证了每个社员的基本口粮，而且完成了一万八千多斤征购粮任务，在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支援了国家。
渡过这道难关后，社员都深切地体会到集体经济是靠山的道理，更加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以前经过再三动员，仍然坚持单干的三户劳动者，在事实面前，也自动申请加入了合作社。
壮大
今年，克其拉达合作社又是一个丰收年。粮食作物计划产量是四万七千五百斤，目前测产结果至少可收获五万斤以上，超过包产8%左右；再加上小春实产超包35%，预计今年除完成购粮任务外，全社平均每人可分粮食四百七十多斤，加上自留地的粮食，每人实际收入粮食五百五十斤左右。另外，仅以卖余粮的收入计算，全社二十二户每户可分现金四十五元。
粮食多，带动了牲畜养殖的发展。这个社刚成立时，除一户安了家的奴隶有一头猪外，其余的二十来户穷得连猫儿也喂不起一只。建社五年来，现在除了三十八头集体猪外，家家都养了猪。这个社的养殖业发展得更快，目前有大小牛二十五头，平均每户一头。另外，还有壮马五匹，山羊、绵羊各几十只。
社员生活改善，从居住条件来看也显得很突出。现在，全社二十二户社员中，十九户人家住的都是建社以后修的新房子，有围墙、有院坝，住人、关牲畜和收打庄稼，都很方便。全社有一半以上的人家做有架子床，有十一户人有包单、花被子，家家户户用上了瓷盆、瓷盅、铜勺；至于刷牙，洗脸，则早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
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的变化，也十分令人振奋。全社五个社干、四个共产党员，三个共青团员，一个乡人民代表，对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精神一般都能较好地接受理解；九个学龄儿童都上了学。社里的会计、记分员、保管员等，全是办起合作社以后成长起来的新生力量，记账和打算盘样样都会，基本上能够给社员们读报，经常帮助社员了解国家大事，学习党的方针政策。
过着这样崭新的生活，社员们心情舒畅，发奋生产。第一任社长、老奴隶沙马洛史莫说出了社员们共同的体会：“只要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勤劳苦做，省吃俭用，贫困就永远挨不到我们的边，日子保证一年比一年强。”
口弦声声感谢党
27日，凉山州人民代表大会进行大会讨论。在会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广播里响起了悠扬悦耳的彝族民间乐器——口弦的独奏。多么动听啊！还没有演奏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是谁在演奏呢？大家探询的目光，集中到主席台上的麦克风旁边，只见那儿站着一位年轻的彝族姑娘。她叫赤黑莫洛作，是布拖县衣谋区基只乡第二社的副社长。
赤黑莫洛作今年二十岁，是个共青团员。不但是在党的哺育下长大，还是在合作化、大跃进中学会演奏口弦的哩！用她自己的话说：“从前当牛马，哭都哭不完，哪有心思演奏口弦哟！现在可不同了，奴隶娃子翻了身，心里喜欢，手一空就离不开这玩意儿了！”她摸着吊在胸前的铜口弦，讲起了她演奏口弦的故事。民主改革前，赤黑莫洛作的父母都是奴隶主的娃子，自己是个放猪的小奴隶，天天都在担心奴隶主的鞭子。那时候，听到别人演奏口弦，她就要哭。为了少伤点心，一听到口弦声，就跑得远远的……
民主改革胜利了，赤黑莫洛作也长大了，当了积极分子，入了团，以后又当了合作社的副社长。日子好了，心情舒畅，听到别人演奏口弦，心里就痒痒的。开始借别人的演奏，后来干脆做了一个，白天演奏，晚上演奏，而且净是新曲儿——《合作社好》呀，《毛主席是大救星》呀，《共产党赛过亲爹娘》呀……今年，赤黑莫洛作因为集体劳动积极，为群众办事热心，联系奴隶社员好，被选为凉山州人民代表。她说：“这次来参加州人民代表大会，心里很激动，今天对着麦克风给人民代表演奏口弦，我还是第一回，心里老跳哩！”说到这里，我们问她演奏的是什么曲儿，她笑了笑，不好意思地说：“我心里高兴，随便演奏的，就叫个《高兴曲》吧！”《高兴曲》，多好的名字啊，大家都乐了。
注：此篇同彝族干部洪吉三先生合写，洪先生彝语水平高、知识面广，有人称他“彝族通”。
借宿番家
正值秋收时节，我从中共越西顺河区委会去保安乡，途经番族聚居区新桥高级社时，遇着大雨，便在番胞家里借了一宿。所见所闻和受到的热情招待，真使一个素昧平生的过路人，久久地不能忘怀。
番胞好客 名不虚传
一进村，只听鸭扑鸡啼，一堆堆的玉米、荞子放满晒坝，社员都冒雨出工了。几个老婆婆见来了客人，热情地跑到村口来接我们。刚坐下，又是烟又是水，并特地给我们砍来一捆玉米秆解渴。歇了一会，我们便到党支部书记周阿呷家去借宿。
周阿呷同志到乡上开党总支委员会去了，只有她的女儿阿衣嫫在家。这孩子虽然才十三四岁，并且不会说汉话，但一见有人来却笑嘻嘻地跑出来，只顾把我们往屋里拉。进了屋，我们连挎包还未放下，她就端来了一簸箕煮熟的洋芋，叫我们吃。正在推推拉拉的时候，冒雨进来了一个七十多岁的白发老婆婆，她赤着脚，查尔瓦里包着一簸箕热气腾腾的洋芋。一见阿衣嫫叫我们吃冷洋芋，就责备开了：“小孩不懂事！怎么能给客人冷的吃呢？”一边说，一边把热洋芋递到我们手里。原来，这位婆婆姓周，我们刚进村时，她也来接了我们，因为人多，没挤到前面来摆谈，她从给我们带路的番族青年小张那里，打听到我们要到支部书记家去借宿，就急忙忙地回家专门给我们煮了一大锅洋芋送来。吃着周婆婆的洋芋，坐在阿衣嫫家温暖的火塘边，疲劳和饥饿早赶走了。
团结友好 助人为乐
支部书记周阿呷同志和她的爱人张有富，正在热情地招待我们吃饭。一位走路有点摇晃的汉族老妈妈，拄着拐杖送来了一钵豆泥。这么大的年纪，身体又不好，而且是冒雨送来，我们既感动又觉得不好意思收下。可是老妈妈不依，她说这是“团结豆泥”，非吃不可。
这位汉族老妈妈姓魏，大家都叫她魏奶奶，已经六十七岁了。她原来住在梨花汉族聚居区，儿女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是一个孤人。民主改革时她搬到这里来落户。成立新桥合作社后，她是社里的“五保户”。她感激地告诉我们说：“要不是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周阿呷书记与番族同胞从各方面照顾，我的骨头早就打得鼓了！”怎么不是呢？新桥高级社只有魏奶奶一个汉族，她所需要的一切，全由番族社员负担。每年除了集体分给她足够的口粮，还由大家给她轮流种自留地，砍柴，担水，推磨。今年5月份，魏奶奶病了，不能起床做饭，番族社员就轮流做了好饭好菜给她送到床边，并且一口口地喂她，当她病情加重时，支部书记周阿呷和社干部，还轮流守护。魏奶奶讲完了这些动人的故事以后，眼里含着感激的泪花说：“今天端来的‘豆泥’，也是社员帮助种的，由周阿呷书记帮助推的，我只煮了一下。你们要谢，就该谢周阿呷和社员；你们不吃，就辜负了大家的一片心呵！”
火塘夜话 丰富多彩
吃完晚饭，社员们都到周阿呷的家里陪客来了。天虽然还下着雨，但来的人还是挤了一屋子。按番族的习惯，来了客本来要唱歌跳舞，因屋里太窄，只好随便摆摆龙门阵。从晚上八点钟一直玩到十二点，主人给油灯添了三次油，大家都没尽兴，要不是周阿呷同志说我们第二天还有工作，社员们真要陪着摆一个通宵。摆谈的话题又多又杂，他们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牛马生活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又从红白喜事各方面介绍了番族人民的风俗习惯。谈得最高兴的时候，还唱了几首番族的民歌，并且给我们讲了一个番、彝、汉自古以来都是亲兄弟的传说。
据说，在很久以前，洪水滔天，天地间只剩下兄妹二人。后来他们成了亲，生下三个儿子，长大后分家时，大儿子在平坝，安石头作界，以后成为汉族；二儿子在半山，钉木桩作界，以后成为彝族；三儿子在高山，结草作界，以后成为番族。三兄弟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不知什么时候来了一个魔鬼，从中挑拨是非，并把作分界标志的石头搬了、木桩拔了、结草烧了，挑拨三兄弟打冤家……刚讲到这里，人们便异口同声地说：这个魔鬼就是国民党反动派，就是汉族的地主、官僚和番族、彝族的奴隶主，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番、彝、汉三族人民哪能手拉手地成为亲兄弟呢？我们番族人民哪能回到祖国大家庭，过着平等、自由和幸福的生活！
附：勤劳和善的民族——番族
番族，亦作蕃族，又叫西蕃族，是彝族聚居区中的少数民族，分布在越西、甘洛等地，约二千三百人。
相传，番族是古“吐蕃”人的后裔。吐蕃人，是古藏族人的自称，吐蕃即今西藏地区。据说，现在的拉萨，就是唐时吐蕃的建牙之所。另外，还有一个说法：番系指外族。如清时把川、甘、云、贵等省边境之各族，编入户籍，称为番户。
据《越西厅志》记载：“西蕃，即唐吐蕃之遗。性驯，业耕种；前西山一带较多。”又载：“国朝（指清朝）川陕总督岳钟琪，疏通大道，剿抚兼用，均各纳粮应役。”《越西厅志》编于清末，而越西以前叫“卫”，清乾隆年间改为“厅”，民国初年才改为“县”。把这个情况与上面说的互相印证，番族是“吐蕃”之后，即藏族的一个分支，是比较可信的。
番族人民十分勤劳和善。农业生产大部分是仿效汉族。他们居住在彝族聚居区中，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受到彝、汉族的巨大影响，但仍然保持着许多独特的民族风俗习惯，有完整的番族语言，特殊的婚丧仪礼，别致的服饰等。《越西厅志》说：“西蕃尚勤俭，男女均劳，穿中衣、穿鞋”，又说：“男爱烟酒，女爱红线，好盐茶布帛，重牲畜。有三四分近汉俗处”。
注：文中的“西蕃”，是民主改革前后一段时间的称谓。现在，西蕃属于藏族分布在凉山的一个支系。这种情况在凉山并非只此一例。如四川凉山同云南宁浪交界处，现在已经是旅游风景民俗胜地，称“男不娶，女不嫁”的“东方女儿国”的泸沽湖，居住在属于四川管的这一边的少数民族，已经归入纳西族；而居住在云南管的那一边的少数民族，保留了原来的称谓“摩梭”，叫“摩梭人”。实际上住在泸沽湖畔的“纳西族”和“摩梭人”，原本就是一个整体，民风民俗，语言习惯，婚姻形态等等，完全是一样的。
双喜临门
十一前夕，年轻的昭觉变得更美丽了。市容焕然一新，人们笑脸相迎，楼房矗立在绿树丛中，彩门横跨在大街之上，从早到晚，彝汉同胞为节日的到来愉快地忙碌着。昭觉以一片新装，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迎接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十周年！
新城换新装
刚刚用青松翠柏搭起的两座高大的彩门，矗立在东街和南街街口，郁郁葱葱，雄伟壮观。满街的横标、对联，使人感觉喜气洋洋。刚修饰过的革命烈士纪念塔，迎着晴空艳阳，金光闪闪光泽夺目。人民体育场整修一新，新修的两个球场，接待着来自全州十个县的运动选手，练球呀、摔跤呀，时时都洋溢着欢声笑语，他们将在国庆期间参加州运动会。油漆一新的跃进门和吊牌标语，隐现在绿荫之中，其上采自民间的花纹和图案，招来了三三两两的彝族姑娘，她们欣赏着、议论着，有的还牵起自己的滚边衣，在那里比较哩！各机关单位和居民的住房，粉刷得雪白；街头巷尾，打扫得干干净净，车马过去，再没有尘烟了。晚上，一排排整齐的路灯，把街道照得如同白昼，一群群孩子在街道上嬉戏，有学步的，有唱歌的，还有讲故事和跳橡皮筋的。昭觉，这座新中国成立后新兴的城镇，换上了节日的盛装，变得更时新、更美丽，更惹人喜爱了！
越忙越快乐
节日前夕的昭觉，人们也变得更忙碌、更快乐了。为了迎接和庆祝十一这个富有双重意义的喜庆日子，城区的工人和农民，都以做好“三秋”工作为中心，掀起了新的生产热潮。各个服务部门，从吃、穿、用各方面，也提前作了安排。粮食局突击加工了一批米面，商业局准备了许多彝族人民喜爱的日用百货和节日供应的糕点。文化部门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尤为紧张、热烈，展览馆已经制作了六十余幅屏台，用简明的文字，美丽的画图，描绘了凉山州的十年巨变；文工团重新修改了得奖的话剧《奴隶之歌》，准备在节日期间献演。电影队因陋就简，搞了两个放映场，天天都可以接待各族观众。人们共同的心愿是：做好一切应做的工作，迎接喜庆日子。
老人变年轻
各机关、单位的老同志，都变得年轻了，活泼了。州级机关四十五岁以上的科处局长，由州委书记吴庭芳、老红军干部王作义等同志承头，组织了一个“益壮”球队，每周坚持练习，准备在节日邀请凉山军分区的“老兵”队进行表演赛，与云集凉山州首府、出席州运动会的小伙子比试比试。他们说：十度春风过，老人变年轻。
节日里，还有一个吸引人的节目——摔跤。这几天，摔跤运动员练得更展劲，除了各县选拔的一批摔跤能手，曾经在省里名列前茅的选手们，也积极参加锻炼。为了把这项富有民族特色的运动开展好，州级机关许多彝族负责同志，亲自参与研究、制订摔跤的规则。连州政协的几位半百老人，也成了摔跤运动的座上客和顾问。练呀，练呀，参加摔跤的同志都表示：要在十一这天，给欢度节日的人们，增添一项精彩的节目。
火树银花的日子——凉山的火把节
我曾经参加过彝族人民的年节，也参加过他们的婚礼，每次都看到许多动人的场面，听到许多优美的故事。7月25日，我又很荣幸地参加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的火把节，分享了彝族人民节日的欢乐。
赛歌
火把节这天，彝族人民家家户户都提前吃了早饭，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从四面八方的堡子里，成群结队地拥向年年过火把节集会的地方——特木里河两岸。当赶节的人们陆续到来的时候，姑娘们已经自由地围成了几十个小圈子，边转圈儿边唱歌，圈子挨圈子，歌声接着歌声，就像一支庞大的乐队，合奏起了欢乐的交响曲。小伙子们更是神采奕奕，穿戴得十分整齐，身披黑色查尔瓦，头上结着高高的英雄结，三五成群地在沿河两岸游逛。当他们听到哪一群姑娘的歌唱得最好，就停下来在旁边倾听，如果有一个小伙子相中了一个姑娘，就马上吹起口弦或弹起月琴，表达他对她的思念和爱慕；等到夜幕降临，火把满山的时候，他们就一双双、一对对地相会去了。
敬酒
火把节，人人都要喝酒。我们从县委会出来，向特木里河岸走去时，就看到一群一群的妇女，逢人便敬酒，处处是酒香。在这些敬酒的妇女旁边，会竖起一根竹竿，或牵着一条绳子，竹竿或绳子上，挂满了红红绿绿的头巾、衣物、手帕……旁边的人告诉我们，这是彝族人民欢度火把节时，又一个饶有风趣的传统习俗。从前凉山没有集镇，妇女们便把自己积攒的私房钱，买成粮食酿酒，在火把节的时候，请人喝酒，人们为了感谢她们的友谊，就送给她们一些礼物，替她们挂在竹竿上或绳子上。现在凉山妇女虽然能在国营公司和供销社买到各种需要的东西，但这个风俗仍然保留了下来，作为有趣的游戏。
斗牛
中午，在宽敞的河坝里，斗牛的节目开始了。成百上千的人，围成一个大圈，大声吆喝。按照习惯，首先是今年第一次参加角斗的牛，一对对地斗，再由去年角斗中得胜的牛，和今年的胜者斗，最后才由去年的冠军出来参加决斗，争夺今年的冠军。最引人注目的是木耳公社解放大队喂了二十多年牛的老饲养员赤黑拉日牵来的那头高大的花牛，他故意把大花牛牵到去年的冠军大黄牛旁边去挑战。当轮到这两头牛争夺冠军时，赤黑拉日沉着地放开绳子，蛮有信心地大喝一声，大花牛蹦出去和大黄牛斗上了。这是一场最精彩最激烈的搏斗，终于大花牛夺得了最后胜利，雄踞今年冠军的宝座。
摔跤
今年的火把节，参加摔跤的人也特别多，正式进场摔跤的人达二百来对，远至百余里的拖觉、衣谋、西溪河和昭觉县的二五坝子，都有人来参加。一对对的彪形大汉，在场里大显身手。特木里乡罗石波基社社长阿博立日，领着一群社员，首先下场摔开了。他们越摔越起劲，率性把衣服都脱了，一个胜一个，最后只留下社长和生产队长衣乌二人，这一对在工作和劳动中天天都要打交道的老战友，都怀着特别高兴的心情，较量着高低，结果还是年轻的衣乌占了上风。
据老人们说，摔跤是彝族人民的一种爱好，男孩到十岁左右，就开始练习摔跤了，他们除了节日比赛，平时也经常练。可是，解放前的摔跤，是你争我夺，存心整人，有人因此而损腰折腿。现在，人们把摔跤看成是彼此增进友谊，锻炼身体，培养勇敢精神的体育活动，再也没有损腰折腿的事了。
火把
傍晚，火把节的欢乐，达到了高潮，特木里河坝两岸，火把接火把，就像一条火龙，人们跳起了欢乐的火把舞。坝子四面的九都、木耳、特木里和则洛等地，燃起的火把简直比天上的星星还多，翻腾滚舞，千变万化，好看极了。离河坝较近的光明社的社员，看见一群彝族干部跳着欢乐的火把舞走了过来，他们也把火把集中起来，在堡子里转了两圈，然后兴高采烈地参加到干部的火把行列中。一个彝族干部告诉我：彝族人民勇敢、智慧的化身阿曲拉马，当年带领群众打起火把，焚烧糟蹋庄稼的蝗虫时，从一个堡子里把蝗虫赶在草丛中烧死后，又到另一个堡子里去赶蝗虫，烧蝗虫。所以，现在每逢火把节，人们总是先打起火把，在堡子里转几圈，表示本堡子的害虫已被烧死。
今年的火把节之夜，以胜利社的社员跳得最吸引人，他们的火把，一会儿合起来，圆圆的，宛如初升的旭日；一会儿散开来，大大的，好像耀眼的花环；一会儿又拉成一条长虹……人们比较着，欣赏着，欢笑着，直到深夜。
（1962年8月12日《四川日报》）
在达吉家里做客
亲爱的读者，你看过《达吉和她的父亲》这部影片吗？假如看过，你难道不为达吉和她的父亲在旧社会奴隶制度压迫下的悲惨遭遇而难过吗？你难道不为他们在新社会里，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重新团聚而高兴吗？告诉你，在凉山，像达吉这种遭遇的人家真不少哩。他们悲欢离合的故事，和电影中达吉的情形，确实相差不多。最近，我就在一个名叫达吉的汉族姑娘家里做过客哩。
我介绍的这个达吉，今年二十一岁，民主改革时当上了民兵，十五岁入了团，后来又入了党，今天已是一位工作了五六年的干部了。她的童年，真像电影里描述的那样，没有享受过母爱。她四岁时就被彝族奴隶主抓去当了奴隶娃子，以后，由彝族父亲马赫曲补抚养长大。抚养她的马赫曲补，也弄不清楚达吉是哪年哪月生的，入党申请书填的十八岁也是估计的。1958年她才回到生父任秉清身边。
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我和达吉一道，越过越西大瑞坝子的稻田，穿过大河坝的包谷林，顺着一条小溪，到了大河乡西河高级社她的家里。
刚到院坝边，正好碰到达吉的父亲任秉清卷起裤管，扛着锄头，从田坝里看水回来。“达吉！呵，还有工作同志！真是稀客哩！”我还没来得及答话，任老伯已经从我肩上把背包接过去了。
与任老伯说话间，一个中年妇女背了满满一背包谷，跨进了门。这是达吉的继母张成芳。为了使大家了解达吉是怎样有继母的，这里不妨把任秉清和张成芳结合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
二十多年前，任秉清一家（他的妻子、女儿达吉和儿子）被奴隶主抓去当奴隶娃子，东分西散，杳无音信。1950年后，任秉清才从甘洛逃出来，回到大瑞当了民兵。
土地改革后，他被群众选为互助组组长；以后这里办起了合作社，他又被选为生产队队长。1955年，他还是一个单身汉，干部和群众都劝他找个爱人，安个家。任秉清也考虑到失散了的妻子和儿女一直找不到，现在自己翻了身，也该成个家才对。这样，经熟人介绍，他和张成芳结了婚。1956年，正当彝族地区开始实行民主改革时，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受尽苦难的任秉清，有了一个新的家庭，又有了一个儿子，内心深处强烈地感到党给他带来的温暖。为了永远记住这一点，他们给那孩子取了个名字，叫迎春。1958年，他们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取名叫贵生。含义是新社会劳动人民的子弟，都是国家宝贵的财富，再不是奴隶主的牛马了。如今这两个孩子，一个七岁，一个五岁，都长得结结实实的。
“回来了，妈。这是老王，到我们家来玩的！”达吉迎上去，我也跟着站起来。张成芳赶忙招呼我坐下，就给我们做起饭来。一会儿，她拿出鸡蛋，又拿出面粉，看了一眼任老伯，埋怨地说：“昨天叫你去赶场，你说活路忙，上次称的碱用完了，今天做不起馒头，只好给你们做油煎饼了。”她又望着我和达吉笑笑，似乎有点歉然，又像是告诉我们：她做馒头，确实有一手哩！张成芳把面粉交给了达吉，达吉便忙着揉起面来。她那两个弟弟一下子也和我混熟了，他们除了帮着大人添柴烧火，还给我们烧嫩包谷吃哩！
饭好了，油煎饼下鸡蛋汤，还有韭菜、青海椒两样小菜，丰盛可口。正在谦让时，进来一对青年男女。他俩见了达吉，亲热地叫大姐。小伙子是和达吉一块被奴隶主抓去当奴隶娃子的亲弟弟、共青团员任启方，和他一道的，是他的爱人郑成恩。小两口都长得挺结实，不爱多说话，只顾望着我们笑。
边吃饭边摆谈，才知道任启方找到父亲，比达吉要晚些。1958年当普雄修丰收渠时，他当土工，这个从小在彝族地区长大，给奴隶主当了多年牛马、个性倔犟的小伙子，根本不相信自己有个汉族爸爸，所以还骂过任秉清，说是吃他的“欺头”。当时，达吉已经是干部，在水渠指挥部里工作，恰好父子三人会到一块。经过了一番曲折团圆后，任秉清特地去买了一只鸡，又把达吉的养父马赫曲补也请来，四个人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团圆饭。从那时起，任启方就回到父亲身边，成了家庭中的一员，社里的一把劳动能手。他是今年春天结婚的，爱人是邻居西桥高级社的突击队员。当我问起他俩的婚事，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是自由恋爱结合的。
达吉家的日子过得蛮好。达吉现任越西县下普雄区妇联主任，她工作积极，有上进心，是党的好干部。她的爸爸、继母和弟弟，都热爱农业合作社，积极投工投肥，是一户好社员。迎春虽然才七岁，农忙时也会主动给社里看牛，每天还评两个工分哩。全家现在已经完成了全年的投肥任务，挣了六千多个工分。任启方小两口已提前完成了投工计划。今年小春预分时，去年的秋粮还没有吃完，又分得九百多斤小麦、八百多斤洋芋和五十多元现金。自留地还收了三百来斤小麦和几千斤蔬菜。任老伯告诉我：今年年成好，社里的洋芋、包谷和水稻，比前两年都好，社员的家禽家畜也发展起来了。说到这里，老人家指着院坝里正要进圈的一群猪和鸡鸭说：“一窝猪下了六个猪娃，个个都长得活蹦乱跳的，生产队还奖励了我一个哩！鸡、鸭，大大小小共有四十多只。”他表示：秋后要更加展劲搞生产，争取明年农业获得更好的收成，多生产一些农产品支援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生产搞得好，生活也就跟着好起来。今年他家除了吃米饭，还经常蒸馒头，擀面条，烙油饼。闲谈中，老人叫达吉下次回来给他买个猫儿。他告诉我们：洋芋、包谷开始收获了，不久就要打谷子，家里的木柜和地窖不够用，打地窖、做木柜也搞不赢，粮食打敞放，耗子难防，只有买个猫儿来对付它。
注：这篇通讯写于1963年，“大跃进”之后贯彻中央反对“一平二调”，恢复农民的自留地，允许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植一点供自己吃的蔬菜，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二十三条》的时候。所以，达吉的父亲任老伯的家里过上了比较宽松的日子。因此这篇稿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列为鼓吹“三自一包”，在农村刮右倾翻案风的毒草，进行大批判。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任老伯的名字“任秉清”，由于我采访不细致，未加核实，弄错了。应更正为“任国清”。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让著名作家高缨同志受了一点委屈。《四川日报》刊登这篇稿件时，正是四川文艺界结合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简称《达》剧），讨论文艺创作中的“提高”与“拔高”问题。“任秉清”本是《达》剧中，经过作家构思以后给人物取的名字。我因为很熟悉这部电影从小说（日记式的）到电影的创作过程，而且又在彝区工作多年，问也没有问一声，就在稿件中写成“任秉清”了。这个一字之差，读者没有在意，可细心的同志却注意到了，于是就出现了《达》剧中主要人物连名字都没有改动一下，就把“原型”写进作品，搬上银幕了的意见。
其实，高缨同志不单是缜密地构思了《达》剧的故事情节，对人物的名字也是颇具匠心的。第一主角“达吉”这个名字，更是匠心独运。达吉在凉山彝区当奴隶娃子的地方叫“乃乃堡”，行政区域属普雄县上普雄区依洛地坝乡。民主改革以前未建乡时是一个山村。那里的干部和群众告诉我们，当地把从汉区抓来的奴隶娃子，女的叫“大姐”，男的叫“大哥”，是按汉区的叫法，并不知道其确切意义，既不分年龄，更不是尊称。“达吉”就是乃乃堡吉米家的锅庄娃子，大家都叫她“吉米大姐”。高缨同志用谐音的方法，把“大姐”改为“达吉”，改得多好，改得多美呀。
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高缨同志也从未向我提及过。这次我把这篇文章收进书里，除了必须改正当年因我的粗心造成的失误，还应该向高缨同志表示我的歉意。
解放思想批极“左” 放开手脚搞“四化”——端正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
州委和各部、委、室、局负责人学习班认真学习叶剑英同志国庆讲话，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结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心从实际出发团结一致建设新凉山。
州委举办各部、委、室和各局的负责人学习班，认真学习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端正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正确原则，回顾了我州的民族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批判了林彪、“四人帮”两个阴谋集团蓄意推行的极“左”路线，决心一切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团结起来，调动各族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凉山。
凉山不能跟着“热山”跑
讨论中，大家以叶剑英同志国庆讲话这个历史文献为指导，初步回顾了我州的民族工作。一致认为，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凉山州的民族工作步子大、成绩大、变化大。彝族人民从奴隶社会的废墟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跨越世纪的飞跃。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各族人民特别是汉族人民协作支援的丰硕成果，经验极为丰富。粉碎“四人帮”三年来，在党中央和省委领导下，处理了大量的遗留问题，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形势，为贯彻休养生息的方针，促进工作重点的转移，做了许多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功过往往伴随而来。从凉山彝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以后，出现了几次急躁冒进，盲目地向汉族地区看齐，提出了不少的“左”的口号，违反了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这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尤其突出、严重，终于酿成一场浩劫。
有的学员在讨论中说，“左”的口号不少，同汉族地区“一刀切”的事例很多。其中影响大、流毒深，至今还是解放思想的一大障碍的，要算“文化大革命”中反复批判并强加给州、县各级领导一顶右倾机会主义政治大帽子：“凉山不能跟着‘热山跑’”的问题。大家强烈要求给“凉山不能跟着‘热山跑’”这个口号平反，给这个承认民族地区差别，从实际出发搞好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恢复名誉。只有这样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问题，才可能端正思想路线，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也只有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拨乱反正，进一步解放思想，调动积极性。所谓“热山”，是指凉山州以外的先进的汉族地区。“文化大革命”中在批判“凉山不能跟着‘热山跑’”时，除了戴帽子、打棍子以外，还加上了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踏上一只脚”的新发明，他们不讲客观规律，不讲民族政策，不讲实事求是，强迫推行“一刀切”，把凉山的什么问题都同汉区画上一个等号，以求同林彪、“四人帮”对口合拍。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
讨论中，大家回顾历史，摆出事实，对错误思想进行了有力地反驳。指出远在民主改革没有结束时，就不从彝族地区的经济基础和彝族人民的思想文化水平出发，盲目地按照批判“小脚女人”走路的调子，不切实际地提出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步并成一步跨”的冒进口号。那时还制造了一个“理论”，说什么在奴隶社会里，广大奴隶连人身也是奴隶主的，他们一无所有，没有私有观念，有也很淡薄，具有“直接过渡”的有利条件。实践证明，这些说法违反了客观规律，是主观想象的，它不但给以后出现的盲目向汉区看齐，搞急躁冒进制造了舆论，开了“绿灯”，而且为“四人帮”的“穷过渡”垫了“底”。
大家说，由于长期不承认凉山与“热山”的差别，在思想上又认为越“公”越革命，越“大”越优越，于是出现了高级社刚刚挂出牌子，马上又一哄而起办人民公社，甚至办起了区一级的大公社，刮起一股“共产风”。为了适应所谓的“形势发展”，还在彝族聚居区提出了“吃饭碗筷化”、“服装改革化”、“生产军事化”等“十化一条龙”，把党的群众运动的传统，变成了主观的、盲目的运动群众，失去了民主改革、平息武装叛乱后大力发展生产，改善群众生活的大好时机，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并在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上造成严重错觉，以为搞运动、抓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唯一职能，兴花样、讲不着边际的道理是干部的最大本事，抱着本本搬条条，面对实际说瞎话，一切唯书、唯上，只求对上级的“口径”，不管下面的实际。使许多翻身奴隶迷惑不解，他们议论说：国民党反动派喜欢钱，不嫌人富；共产党，人民政府不贪财、不受贿，所以爱人穷。于是，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吃大锅饭”有了土壤，平均主义有了市场，要说谁富了，日子过好了，谁就像患了麻风病一样恐惧、害怕。
讨论中还一致认为，肯定“凉山不能跟着‘热山跑’”这个口号的目的，是为了批判极“左”路线和肃清其流毒，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绝不是说凉山不需要向先进民族特别是汉族地区学习了。相反，是为了学习得更实在，更有成效。谁要是忽视了这点，就是从“左”又跳到了右，同样会犯错误。
坚持农林牧并举的生产方针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列主义的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精髓。参加学习的同志本着这个精神，结合各自的亲身体会，讨论了过去在贯彻生产方针、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的经验教训。
首先，提出了生产方针的问题来讨论。农业生产要抓粮食，在产粮区实行“以粮为纲”，这是正确的。但是，在民族山区也要实行“以粮为纲”，就带来了许多问题。加之过去相当数量的干部，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桎梏下，不敢想，不敢说，不准越雷池一步。脑子里装满了“纲”，粮食上不去就从阶级斗争找原因，搞得人心惶惶，基层干部像“走马灯”一样上上下下，结果粮食生产不理想，有不少地方还出现了“以粮为纲，树子砍光，副业扫光，牲畜遭殃”的情况，严重地影响了水土保持，破坏了资源和生产力的发展。一些地方还居然总结了一套“老林不冒烟，粮食难过关”的歪经验，毁林开荒的面积一年胜过一年，常耕地里的庄稼一年不如一年。时至今日，仍然有人把在老林里、草场上“贴膏药”作为经验推广，把干部、社员种“挂牌地”当成好人好事宣传。
与此同时，过去国家对林业统得过死，人民群众只有护林尽义务的权利，不能享受丝毫经济利益，也不能发表任何意见，以致森林火灾频繁，毁林的事件屡有发生，覆盖面积逐年减少，抚育更新成效甚微。畜牧业也有类似问题，粮畜争地的矛盾很突出，对自留畜限制多，扶持少，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样一来，农民变成了“粮民”，除了吃粮食，穿也靠粮食，用也靠粮食，给社会主义作贡献也只算粮食，造成粮食年年紧，社员普遍穷，没有发挥出山区生产的优势，没有做到靠山、吃山、养山，逐步改变落后面貌和贫穷生活。
讨论中还认为，虽然对上述问题早有察觉，也采取过一些纠正的措施，如1978年《中共四川省委民族地区工作会议纪要》中，从新时期的总任务出发，按照中央领导“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大一点”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因地制宜贯彻生产方针，促进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的要求。以后，州委也从实际出发，明确规定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实行“农林牧并举”的方针。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先要搞好揭、批、查工作，同时要抓好落实政策的工作，各级党委还没有来得及随着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把调整生产方针的问题贯彻下去，扎扎实实地加以解决。另外，这次讨论还找出了一个颇为重要的原因，即民族政策多年不抓了，民族地区同汉族地区的客观差别被抹掉了，思想路线不够端正，因而不少人对调整民族地区生产方针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加之多年搞农业的部分领导和干部，“丢了粮食这个纲，走到乡下没主张”，说“林牧都相宜，粮食也一定会增产”，主张“要以牧为主，首先要以粮为主”，认为“林牧差点过得去，粮食少了饿肚皮”。说来说去一句话，认识不明，思想不通，老路走惯了，走新路迈不出第一步。
发展生产为中心 改善生活是目的
我们共产党人干革命，发展生产，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人，过上好日子。这个道理，许多参加工作较早的同志，不但很明确，而且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参加革命的。开辟凉山地区的工作后，无论是调到民族地区来工作的同志或是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干部，也是立志改变“不毛之地”的落后面貌，让广大奴隶群众过上幸福生活。《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实施办法》中，第一页就开宗明义写道：“为了发展生产，巩固民族团结，进一步发展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改善人民生活……”讲得十分明白、准确。可是后来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搞生产不研究生产规律，脑子里只有任务，没有实际；抓生活也只限于发生了自然灾害和青黄不接时叫一下。对什么是中心，乱套了；什么是目的，糊涂了。尤其严重的是把富裕同资本主义连在一起，把幸福生活与修正主义作为同义词，一说起搞副业挣钱，办工业赢利，就自觉不自觉地和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画上等号，甚至觉得是共产党人的奇耻大辱。结果，年年讲丰收，年年出饥荒；天天讲贡献，天天无作为；当干部的没劲头，当社员的没奔头；广大农村的山河依旧，生产徘徊不前。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抚今思苦，回忆对比，学员们认识到，林彪、“四人帮”两个阴谋集团推行的极“左”路线，破坏生产建设的罪行，搅乱人们思想的罪行，使我州的民族工作十年停滞、倒退的罪行，真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在学习班，有的同志重温了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指出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的神圣义务和崇高品德，如果不发展生产，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让各族人民过上称心日子，为人民服务还有什么内容和意义呢？有的同志还举出党中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报告中的明确指示：“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目的，就是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可惜，我们长年累月被“左”倾思潮所笼罩，使党一贯的政策变了，光荣传统丢了，对关系着各族人民切身利益的生活大事不敢说、不敢想、不敢干了。想起来多么难过、多么痛心啊！
大家说，要真正地转移工作重点，必须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当前最大的政治来抓。要先在思想上定位，不惜废寝忘食想“四化”，全力以赴干“四化”。只有四个现代化建设成功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才可能大大改善和提高。发展生产为中心，改善生活是目的。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大的中心，明确这个最高的目的，把各族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和实际行动统一到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上来，牢牢记住党中央对我们提出的“长期安于当外行，沉醉于政治空谈，决不能治国，而只能误国”的告诫，做献身四化、立志改革的实干家，用自己的榜样带动全州各族人民为掌握现代科学文化来一次伟大的进军，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
（1979年11月8日《凉山报》）
字字情深——记张爱萍同志题写报头
10月，阳光给湛蓝的邛海抹上一层金色，粼粼波光特别明媚耀眼。就在这傍水依山的邛海宾馆里，全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同志正在挥毫作书，为凉山彝族自治州部分单位题字。
陈放着笔墨宣纸的会议室，挤满了有关领导和书法爱好者。中共中央委员谭启龙同志，成都军区司令员王成汉同志，凉山州州委书记施嘉明同志等，陪同张爱萍同志到来了。张老一进门，就微笑着说：“写些什么呀？”
施嘉明同志望着兴致蛮高的首长答道：“想请您题字的很多，先给《凉山报》写个报头吧。”
“报纸不是办得好好的吗，怎么还要写报头呢？”
“我们准备把《凉山报》改为日报，报头需要换一换。”
“那好办嘛，加一个‘日’字就行了。”
张老同嘉明同志亲切而又诙谐的交谈，使在场的人都忍不住笑了。多少有点拘束的工作人员和书法爱好者，一下就活跃起来。递笔的，研墨的，展纸的……真是会者不难，只见张老试了试笔锋的软硬，饱蘸浓墨，一挥而就写了遒劲秀丽的“邛海宾馆”四个行书字。
这时，记者的心里真着急呀，大概首长不会写《凉山日报》的报头了吧。转眼间，张老又写了“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等几幅大字。这时，张老突然一凝神，顺手写下了“凉山日报”几个字。这下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古书家都讲究“心手双应”，要求“心静、手活、笔顺”，张老在这个时候写报头，正是方家治字的传统。看看吧，一点之内，一画之间，“或重若崩云，或轻若蝉翼”，大有“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的气势。
在州委和省委宣传部的关怀下，《凉山日报》同读者见面了。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凉山州政治形势好，经济发展快，人民生活明显改善的新产物。“凉山日报”这四个字，既是广大读者的殷切期望，也是张爱萍同志对凉山州民族工作和新闻事业的支持与关心。
啊，“凉山日报”，字字情深。
《凉山报》邀请省内外记者座谈办报
在欢庆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三十周年的日子里，《凉山报》社邀请前来我州参加庆祝活动的新闻、广播、电视、画报和出版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既共享节日的快乐，又交流新闻采访、写作中的经验，特别是对宣传好党的十二大精神问题，大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10月2日，充满节日气氛的月城，天高气爽，云淡风轻。当来自北京、成都和云南等地的客人莅临报社时，编辑部的同志高兴极了！建州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是空前的，这么多的老师和同行上门传经也是空前的呵！只要看看莅临的贵宾，谁都会感到激动：有《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主任王泽民及记者沈纯、张书政一行三人；有中央电视台导演李晓岚及驻川记者周平；有《民族团结》杂志记者张儒；《中国青年报》记者张飙。来自省城的有《四川日报》记者部副主任黄文香，负责民族地区宣传报道的老编辑孔丁、记者郑国斌；有四川广播电台记者杨达江、王康素、马黑汉呷子、罗阿支、何纪光；有四川电视台新闻部主任林元友及记者周开华、刘光明、杜国平；有《四川画报》记者刘春生、李立平；有省对台办公室尚成文；有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州委宣传部副部长、《楚雄报》总编辑苏达武。四川省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卢子贵，四川出版社副总编辑聂运华等均应邀出席了座谈会。
凉山州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苏克明和《凉山报》社党委书记王传廷等代表报社编、采人员和职工，向到来的贵宾表示热烈欢迎，向登门传经的老师和同行表示了衷心感谢。
座谈会充满了团结和热烈的气氛。与会同志无拘无束，宛如家人，几乎人人都发了言。赞美凉山巨变的，介绍亲身感受的，抒发同行相聚、互相学习，胸中荡起开创新局面的激情的。讲话不拘一格，语言生动有趣，不时发出会心的欢笑声。
《人民日报》的王泽民同志，作为新闻界的老一辈被同行推举出来讲话。他谦逊地表明“老一辈”不敢当以后，讲述了他亲身感受到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巨大变化，并提出了几个发人深思的问题。首先，他对《凉山报》很有兴趣，认为报纸活跃，颇有特色。他说，《凉山报》总结的“坚持双办，要求两点”（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要求编、采人员在从事编、采工作中，时刻注意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应与《凉山报》自己从实践中提出来的办报方针（立足本地，面向基层，小报小办，突出特点）结合起来，落实到突出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上去，并且持之以恒，三两年之后真正做到“捂住报头”，也能让读者知道她是《凉山报》，那就实在是太好了，太妙了。其次，他提出了怎样认识八十年代青年人的特点，包括他们的优点和缺点，通过报纸加以正确的宣传，是做记者工作的同志值得注意的一个新的大课题。再次，他谈到了新闻工作者的素质与学习问题。总的是要有党性，有知识，有干劲，还要有健康的身体和新闻记者的敏感性。
省委宣传部的卢子贵同志，在大家的欢迎下讲了话。他转述了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同志在一次会上的讲话，对与会同志很有启发。他说，启龙同志讲，在党的领导下，要革除文人相轻、同行相妒的旧习，做到文人相亲、同行相爱，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今天，省内外新闻界的同行在《凉山报》社欢聚一堂，促膝谈心，可谓一大盛会。它有力地表明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闻战线的形势一派大好，越来越好。
充分保障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平等权利是新时期贯彻民族政策的重要方面
我们党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语言一律平等的原则，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字，重视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我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
民族语言文字，是构成民族的一个重要因素。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四个要素中，“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语言文字是第一个要素，第四要素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也是通过语言和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语言文字，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既不属于经济基础，也不属于上层建筑，它没有阶级性，而是作为人们在社会交际中的工具，一视同仁地为社会的每个成员服务。语言文字的发展，也不同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它不需要任何急剧的“突变”，更不能像生产机器那样，来一个“停止运转，彻底更新”。语言文字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生事物的产生而发展、演变，通过语言文字中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和新质要素的不断新生来实现的。因此，语言文字的鲜明特点是，必须在演变过程中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历史的继承性。也就是说，各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无一例外地具有对强迫同化的巨大抗拒力。
彝族的语言文字，特别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彝族的语言文字，以其活生生的发展、演变事实，以及由不被认识而一度遭否定，以后又再认识并通过搜集、整理，直至提出规范方案到国务院批准施行等经验教训，证明了语言文字的科学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证明了我们党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方针政策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是英明正确的。
现在，《彝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正式颁布施行。从《条例》的产生、通过，系统地总结了几十年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经验，肯定了成绩，提出了任务和要求，并以法规的形式向社会颁布施行。这不仅回答了“为什么现在制定《条例》”的问题，表明了它的针对性和重大意义，而且标志着使用和发展彝族语言文字的工作已经登上了一个新台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值此《条例》颁布施行之机，我们必须认真做好宣传教育和解释工作，通过《条例》的实施，要在彝族地区和全州各地，更加广泛深入地宣传、学习、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推动彝族和各族人民用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自觉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积极发展民族经济，加速建设富裕、文明的新凉山。
（1983年1月《凉山报》）
哲学大师上凉山——中国知名哲学家在我州考察
今年7月中旬，中国知名哲学家考察团一行二十人，到凉山彝族自治州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肖前担任考察团团长，北京大学教授黄楠森担任副团长。参加考察团并到凉山州实地考察的，有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杭州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四川省教委等十多所全国重点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知名教授和研究人员。这次考察是由国家教委组织的，中共四川省委和凉山州委十分重视，在介绍情况和提供考察条件各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保证了考察任务的顺利完成。
肖前、黄楠森一行知名哲学家到凉山后，受到了凉山州委、州人民政府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热情欢迎与接待。州委书记施嘉明，州委副书记、州长刘绍先，州委副书记、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罗开文等党政领导同志，同哲学家进行了亲切的讨论和交谈。哲学家们参观了卫星发射基地、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博石瓦黑岩画，访问了西昌市办立体农业的专业户，参观了市容，欣赏了凉山州歌舞团演出的音乐舞蹈。他们在彝族腹心地区的昭觉县考察时，参观了新兴的工业毛纺厂、闻名遐迩的格罗蒙食品厂和独具特色的民族工艺厂。哲学家们还驱车竹核，在大凉山上的温泉游泳池遨游。
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知名教授黎克明在听了凉山格罗蒙食品厂的介绍，亲口品尝了食疗产品——苦荞精粉以后，赞不绝口，爱不释手，当场就同厂里签订了推销合同。他诙谐地说：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新时期，哲学家也应该为彝家的格罗蒙作些宣传，尽点义务嘛。
在参观民族工艺厂时，几位老教授都被彝族的“萨来宝”（酒壶）迷住了。他们通过了解别具一格的彝族酒具、餐具，详细地询问了彝家的生活习俗，为彝族同胞的精湛工艺所折服。
年近古稀的肖前教授，对美丽大方而又别致的彝族服饰兴趣更浓。头帕上的英雄结，衣襟上的滚边花，还有长裙大裤、耳坠手镯和戒指，无一不问个仔细。终于，他情不自禁地穿上一套彝族服装，同陪同的州委宣传部的同志照相留念。
在报告会上，十几位知名哲学家同凉山州党政机关的同志、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的同志见了面。考察团团长肖前教授、副团长黄楠森教授分别讲了话。他们为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俩传达了哲学战线的信息，讲述了在改革开放中哲学家的紧迫任务和历史使命，以及他们在考察中的收获与体会。
离开凉山前夕，哲学家们怀着激动的惜别之情，趁着邛海的月色，在宾馆给州委、州人民政府和各族人民留下了两幅墨迹。第一幅是由武汉大学副校长、书法家陶德麟教授，代表考察团写的“学习凉山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勇于开拓艰苦创业的精神”的条幅。为了通过这幅字留下各位哲学家访问凉山后十分高兴和满意的心情，他们一个接一个工工整整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另一幅是吉林大学哲学系主任高清海教授的感兴之作。他挥笔写下了“政策靠天时，路子自己才走得出来”的条幅。高教授说：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建设取得成功，就是贵在走自己的路。
（1988年《凉山社科联通讯》第8期）
开发攀西又一重点工程大桥水库上马开工
在凉山大桥水库主体工程举行开工典礼之后，大桥水库工程指挥长、四川省攀西资源开发领导小组成员毕玉华接受了采访，谈了这一重点工程上马后对开发攀西资源，整治安宁河水患，以及发电、旅游和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与作用。
在四川的第二大平原上，再修一个“都江堰”
毕玉华说：“天府之国”的四川有两大平原，一是川西平原，二是安宁河平原。川西平原有个都江堰，保证了川西平原旱涝保收，人民富裕，经济繁荣。而安宁河平原却年年水患，岁岁灾情，安宁河总是不安宁。多少年来，党和政府着急，老百姓焦心，有识之士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十年浩劫”搁置下来了。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凉山州委、州政府的多次争取、努力，在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在北京、成都两地的专家和学者的帮助下，大桥水库现在正式开工了。这是凉山州改革开放、发展民族经济的一个新起点，一件大喜事。按计划整个工程完成后，常年蓄水六亿立方米，每年发电三点五亿千瓦小时，为农业提供水量三点七亿立方米，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八十多万亩。这些惊人的数字，将给安宁河流域带来惊人的效益，为振兴凉山民族经济发挥惊人的作用。
毕玉华还诙谐地对记者说：“怎么样，记者同志？把大桥水库比作都江堰，没有夸张吧？”要使第二大平原年年献宝，岁岁纳粮，就得像第一大平原那样，没有都江堰不行，咱们一定要再修一个都江堰——这就是凉山人一心扑在大桥水库建设上的根本原因和根本目的。
大桥水库主体工程全面动工，是开发攀西富集资源的重大举措，
是对攀西人民的有力动员和巨大鼓舞
毕玉华说：“大桥水库是凉山州‘八五’期间最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是继攀枝花二滩全国重点项目之后，在西昌的全省重点项目，是‘凉山的希望工程’，是省政府成立攀西川南资源开发领导小组两年多来的又一个重大举措。”有人说，开发攀西富集资源，话好说事难做，真要办到，谈何容易。毕玉华指出：疑惑、担心，或者缺乏信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开发攀西是前人从未想过和做过的。不过，只要让他们看看二滩工程，再了解一下大桥水库，就可以释疑解惑，增强信心了。我认为这些全国全省重点建设项目的陆续上马、开工，是对攀西地区各族人民的最好动员和最大鼓舞。事实是客观的，而且是最有说服力的。
“希望工程”，既是各族人民对工程的希望，
又是工程对各族人民的希望
毕玉华在讲了总书记江泽民视察凉山时要求“把大桥水库建设好”的指示后，对副省长马麟讲的“大桥水库是凉山的希望工程”，表述了他的深刻见解。他说：大桥水库确实是凉山的希望，是各族人民特别是安宁河流域广大群众的希望。这个希望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民对工程的希望，希望工程给他们带来效益，带来富裕，带来子孙后代的幸福；二是工程本身也对人民群众提出了希望，这个希望就是要支持这项工程的建设，从劳力、物资、技术和奖励各方面，顾全大局，作出贡献。尤其是移民工作，既要做深、做细、做实，还要大家识大体，体谅党和政府的困难，通情达理，自觉地支持建设工程的顺利完成。
毕玉华说：在开工典礼上，州委书记刘绍先从省里发来了充满热情和关心的贺信；州长马开明作了重要讲话；原州委书记施嘉明为水库工程做了许多前期工作。大桥是红军走过的地方，闻名遐迩的“彝海结盟”就是在大桥举行的。我们要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以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指导，从凉山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大桥水库建成，把经济建设搞好。
（1993年《大桥水库报》创刊号）
成昆铁路大扫毒
1993年6月23日，世界禁毒日。
中国航天城西昌。
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
凉山州西昌市公开处理毒品犯罪分子宣捕宣判大会正在进行。在人民法官庄严的宣判下，流窜在成昆线上，往来于云南、成都、广州等地的重大毒品犯罪分子张成华、朱兴华、杨生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重大毒品犯罪分子文德等六人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在各族人民拍手称快的赞叹、议论之中，记者听到了人们对罪犯的诅咒，对公安干警的赞扬，对受害者的同情与怜惜；也听到对毒品泛滥、屡禁不止，甚至对罪犯处以极刑也难以禁绝的迷惑和种种疑问。
为了弄个水落石出，记者前后花了半个月时间，采访了有关干警，察看了戒毒所，访问了罪犯家属及部分吸毒者，写成这篇缉毒、禁毒的“大扫描”。
死灰复燃 沉渣泛起
中国新任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公安部副部长陶驷驹最近在一次会议上披露，1991年、1992年的两年间，中国在缉毒执法工作中仅海洛因一项就查获六千多公斤，打击处理一万五千多名贩毒犯罪分子。他指出，尽管如此，毒品犯罪仍有发生。其主要表现是：在暴利刺激下，贩毒罪犯持续增多，通过云南的边境贩毒有增无减，内外勾结，结伙作案，手法升级，对抗性强；在边远地区非法零星种植罂粟依然存在的同时，又新出现了制造加工“冰毒”的犯罪活动；吸毒人数正在增加，复吸率高的问题没有明显改变。陶驷驹在解释“这两年中国毒品为何越禁越多”这个问题时说：中国毒品问题的发展，主要是受过境贩毒的影响。
记者在凉山缉毒大队干警的协助下并通过他们的介绍，得出了成昆线是贩毒“通道”或“走廊”的结论，从而解开了攀西地区许多干部群众对贩毒为祸、吸毒成灾迷惑不解的思想疙瘩。
世界毒品三大基地中，位于东南亚的“金三角”位居第一。这个“金三角”位于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的交界处，同中国的云南、广西相邻。它是一个“三不管”且多民族杂居的地区。据专家估计，“金三角”的罂粟种植面积有六七万公顷，年产鸦片达六七百吨，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提炼成吗啡和海洛因后，走私贩卖到东南亚及世界各地。价格贩得越远越昂贵，如当地每公斤海洛因卖1000美元，到美国可卖20万美元，如果零卖可达200万美元，是世界上最暴利的买卖。
贩毒、吸毒这股浊浪，近几年来从“金三角”涌进云南，流经攀西，通过成都再到广州、上海，投向日本、美国和欧洲广大地区。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凉山逐渐成为毒品贩运的过境地带。凉山，东连宜宾，南邻攀枝花，西北与甘孜接壤，北面和东北与雅安、乐山毗邻，东南、西南同云南仅一江（金沙江）之隔，交界线长达一千公里，有六条公路，四座跨江桥和近百个渡口。成昆铁路经过全州六县一市，国道108线纵贯全州，还有民航班机往返于成都、西昌。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和历史原因，遂成为毒品流入中国的集散地和中转站。记者获悉，贩毒人员逾千，除了居民、农民、待业人员、劳改犯和劳教释放人员外，还卷进了少数干部、工人、学生和妇女。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还有年未弱冠的少年。瘾民比贩毒者高出几倍，各行各业都有。社会上早已绝迹的“烟馆”如今在城乡商旅云集的地方悄然兴起。贩卖和吸食的毒品以鸦片、海洛因、黄皮、盐酸二氢埃托啡为主，有的还发展到阿卡因、麻黄素、咖啡因。
新中国成立前，凉山是种植罂粟、盛产鸦片的地方，“好田好地种罂粟，男女老少吸大烟”，是尽人皆知的。那时，在凉山、西昌广袤的土地上，每到风和日丽、雨水充沛的夏季，从平坝至二半山，盛开的罂粟花代替了其他植物。据凉山州文史资料记载，鸦片烟从清代流入凉山和宁属，两百年遍及彝、汉各民族的杂居和聚居区。“遍地烟花，满城烟馆，处处烟摊，家家烟鬼。”有些国民党官兵用鸦片“提神打仗”，人称“双枪丘八”；地方豪绅和奴隶主靠“种烟发财”和“种烟蓄奴”，并用鸦片换取枪支弹药，称霸一方，冤家械斗不息，老百姓苦不堪言。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当时的国民党参政员、川康建设视察团副团长、民主人士黄炎培，亲临西昌、凉山视察，目睹“满地鸦片，民众为勒索烟款，遮道跪哭，鸣冤诉苦”，悲愤地写下了“红红白白四望平，万花簇拥越西城，此花何名不忍名，我家既倾国亦倾……”的《越西叹》诗句。
1950年后，西昌、凉山相继建立了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权，基本上禁绝了种烟、贩毒的犯罪活动，大批“瘾君子”在卫生部门的监督和帮助下，也从“烟鬼”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可是，几十年来，经过十年动乱，贩毒、吸毒又沉渣泛起，死灰复燃。贩毒罪犯则向智能化、武装化、技能化、职业化、低龄化、国际化、集团化发展，这些罪犯屡遭打击后不断改变对策，变换手法和活动方式进行贩运，武装和暴力对抗性案件也时有发生。
随着国际毒品消费市场的发展，“瘾君子”成倍增加、蔓延。据国际上的统计，全世界至少有四千万人被“毒弹”打中，按总人口平均每一百二十个人中就有一个“烟鬼”。其中美国是当今头号毒品消费大国，吸毒成为风尚和时髦。在大量毒品过境的成昆线的攀西走廊中、在地区接合部、边远山区、林带边沿等地偷种罂粟的，在城镇、乡村开地下烟馆的，也是屡见不鲜。这些贩毒、吸毒者，盗窃、抢劫、赌博、卖淫，无恶不作，严重危害着社会稳定和人民的安居乐业。
利剑出鞘 铁警雄风
在凉山，缉毒禁毒，打击罪犯，保障人民健康，维护社会治安，最权威的当数凉山州公安局缉毒大队，其骨干大都是彝族、汉族年轻人。
我们采访了缉毒大队队长、彝族警官马玉松。
马玉松从公安校毕业后，干刑侦和缉毒工作已有十年之久。在局领导的指挥和战友的密切配合下，他先后参与侦破治安、刑事案件上百起，缴获鸦片三万四千五百多克，缴获海洛因一万七千多克，缴获黄金九千六百多克。此外，缴获赃款四十多万元和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赃物。他的事迹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他的形象亦曾在电视荧屏上出现过……
十年来，马玉松对刑侦和缉毒工作，从内到外，从领导到干警，从侦破、取证、缉拿一整套业务乃至政治学习、组织生活、工作制度、财物管理等，他都建立了一套“本本档案”。用他自己的话说，真正重要的东西还是记在他的脑袋里。下面是有关他的几个事例。
之一：拜师授业
马玉松的授业老师就是凉山州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余柱江。十年前，小马在四川省公安校毕业后分配到凉山州公安局刑警大队，第一个带他办案的是余柱江。余是老公安、老侦察，五十年代初进凉山，熟悉业务，深谙民情，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待人和气，办事认真，能够吃苦，乐于助人。用马玉松的话说，就像哥哥帮弟弟、教师带学生，无论是分析案情，追踪线索等，无一不是言传身教。马玉松也很用心思、动脑筋，一个案子的分析讨论结束后，他就默默地作一次回忆对比，然后自己出题自己回答。一回生，二回熟，他慢慢学会独立办案了。
之二：办第一个案子
1979年，某县城发生了一起奸杀十三岁幼儿的恶性案件，马玉松上岗不久就跟着老师余柱江投入侦破工作，一头扎进群众中，“泡”了半年，调查访问近百人，同犯罪嫌疑人交“朋友”，从无从下手，到发现线索，集中焦点，直到最后侦破了这一疑难案件。
之三：“你就是那个马……”
“从地上冒出来的？”这句话是犯罪嫌疑人韩某落网后对马玉松和大队的干警说的。事情是这样：1989年，凉山一个省属企业的党委副书记韩某利用手中的权力，往来于县城和西昌，买卖黄金，谋取暴利。当他在西昌一个十分隐蔽的地方一手交货一手交钱时，做梦也没有想到交出一大碗闪光的金子，接到的却是一副锃亮的手铐。韩某这才明白，同他做这笔交易的竟是一位公安人员，所以他惊奇地说：“你就是那个马——玉——松？”
之四：震慑罪犯的“5·18”
凉山公安干警一举侦破“5·18”特大贩毒案，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个案子，除了毒品的数量大得惊人外，作案的手段、犯罪的人数、涉及的地区等也是罕见的。这个案子，凉山州公安局的干警在上级公安机关和友邻公安部门的支援配合下，于1991年5月18日侦破，当场缴获大量毒品，几个主要犯罪嫌疑人就擒，跨省区、跨国界的犯罪集团纷纷落网。四川电视台在6月24日播发了新闻，6月26日世界禁毒日，中央电视台也转播了这条新闻。9月26日，在凉山州首府西昌市广场，公开宣判了犯罪集团的九名罪犯死刑。广大干部群众称赞凉山州公安局侦破“5·18”特大贩毒案是“连中三元”，缉毒干警是“三元魁首”。
缉毒禁毒 任重道远
在进入西昌戒毒所采访时，我们目睹了“瘾君子”的种种痛苦和自戕自弃的惨状。
西昌戒毒所设在风景秀丽的城郊的一个四合院内。我们去采访时正是自由活动时间，在那里强制戒毒的几十个男男女女，都在场坝里自由活动。他们三个一堆、五个一群，聊天的、下棋的、看书的、洗衣服的，一派平静的气氛。在干警小罗、小方的陪同下，我们访问了各种类型的吸毒人员。
人物一：某女，十六岁，母亲早逝，十三岁被生父侮辱后流落四川、安徽、徐州等地乞讨，打工，卖淫，并吸毒成瘾。到了戒毒所，她想到了她不幸的身世，毒瘾发了更是痛不欲生。为此，她曾用头撞过墙壁，掐过自己的大腿，用香烟头烧过手臂……她一面痛哭，追悔，一面撩起衣袖让我们看她烙下的伤痕。她在回答为什么要这样自戕自残时说：染上毒瘾，一旦瘾发了，又没有毒品吸食，就用这种方式来转移痛苦。耳闻目睹此情此景，引起了记者的同情和联想。我们曾读过一本书——《世界毒品风云》，书中有这样一段：“那些高贵的美妇人当你不小心碰了她一下，她都会觉得是对她的一种亵渎时，她却突然打了一个哈欠，然后像最下流的娼妓似的脱下衣服，浑身发抖地跪在你面前，求你随意摆布她，只要给她一包粉。”可见一个人一旦吸毒成瘾，灵魂被扭曲了，就会道德沦丧，尊严和人格荡然无存。
人物二：某女，二十多岁，前几年与沿海一商人成婚。从那以后，虽然谈不上平步青云，腰缠万贯，但南来北往，游山玩水，却也不愁钱花。就在这个时候，她因听人说吸毒如何如何舒服，并会进入“欲仙欲死”的神仙境界等而吸了毒。她告诉记者：她是因为好奇而吸毒，是因为操档次而吸毒，结果上当了。
据管理人员介绍，这个女人已进戒毒所两个月，基本上没瘾了，不日即可回家。她说要感谢缉毒干警及时抓获并强制她戒毒，把她从堕落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
人物三：这是一组年轻的男性。我们在同他们的接触时气氛和谐，摆谈中他们的谈吐自如，但话语有时显得粗野。我们拉开了话匣子。
青年甲：某单位职工，平时纪律性极差，并有赌博的恶习，在哥们儿的引诱下他开始吸毒，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只好被“请”进戒毒所。毒瘾发了就用刀子在手臂上割了许多道口子，用香烟在腿上烙了许多疤痕。经过几个月的强制戒毒，已有悔改表现并开始悔恨自己的作为。
青年乙：是父母亲送他到戒毒所的。两个多月过去了，已经基本消除毒瘾。摆谈中，他悄悄告诉记者，登报时千万不要写出他的名字。由于他的毒瘾不甚严重，表现较好，所以戒毒所的同志对他的管教是施以“宽大政策”的。
我们结束了对戒毒所的采访，正准备驱车回城时，一辆警车驶进戒毒所，嘎的一声停在面前，车上下来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妪，一问，才知道是一个吸毒兼贩毒的重罪犯。她已经八十岁了，精神却很好。当小罗他们把她送到所里时，她先是装出一副可怜相，企图求得宽恕，续而又觅死寻活、赌咒发誓，企图蒙混过关。就在她横扳竖跳、呼天喊地时，从她的下身掉出一块用玻璃纸包着的湿漉漉的大烟土，她开头的那股泼劲一下子消失了。当记者询问其贩毒的历史时，她供认不讳地回答：“黑”的（指鸦片）卖了几十年了，“白”的（指海洛因）最近才搞到手，贩卖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人。
上述事实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吸毒贩毒是祸水，是杀人的软刀子，是罪恶的种子，是各族群众和全世界人民的公害。联合国第四十四届禁毒特别会议通过反毒品《全球行动纲领》，宣布1991年至2000年为联合国禁毒十年。我们国家已作出决议，采取行动，积极配合，取得显著成绩。当前，极需协同作战，综合治理，群起而攻之，将那些吸毒贩毒的罪犯淹失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
注：此稿同罗桂英同志合写。罗桂英，彝族，凉山州委宣传部新闻科长、外宣办副主任。
（1993年10月26日《攀西开发报》）
我有一个“中国家”
在凉山教育学院恬静的校园里，不时可以听到英语对话夹着阵阵欢声笑语。英语系的学生嘴里，还多了一个“牛顿小姐”的新鲜词儿。老师和领导也常常谈起这位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同事，她活泼、开朗，尽职尽责，为提高学院英语专业学生的口语水平创造了条件。
一年前，凉山教育学院刚聘牛顿小姐讲授英语语音课时，曾有怀疑的、有担心的，还有怕“洋人”到民族地区，会惹事添麻烦。真是十字街头卖草鞋——有人说长，也有人道短。
牛顿小姐是加拿大人，今年三十九岁，活泼、开朗、大方的性格，说起话来“哈哈”之声不绝于耳，除了有激情，还要加上手势，有时还情不自禁地移动椅子，或者换一下座位，但不会给你留下轻佻的印象。她同老师是朋友，同学生也是朋友，处得非常融洽，友谊和礼貌兼而有之。而她的个人生活非常严谨，“非礼勿言，非礼勿行”的味道十足。不是节假日，没有老师和同学一道，她从不进餐厅，更不会去光顾夜总会之类的地方。就是这么一个牛顿小姐，经过一年的教学工作，爱上了凉山这个地方，在学院里交了一批知心朋友，还有一个“中国家”。牛顿小姐的房间，贴了好几幅中国山水画和花鸟画。其中有一幅全绫精裱的小件上用楷书写着“聂莲娜”三个中文。乍一见，真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当你凝神琢磨这几个字时，善解人意的牛顿小姐就会像讲故事一样告诉你：“聂莲娜”是她的中国名字，而且是一位中国朋友给她取的。有了这个中国名字，牛顿小姐很高兴，好像已经忘了在异国他乡，真的是一个中国人了。她请中国的书法家写了这三个字，专门送到装裱字画的商店去装裱了几幅，寄回故乡馈赠亲友。她诙谐地说：“去装裱这三个字，老板看我是‘老外’，要我一幅付五十元人民币，我不干，就砍价，最后说好只收二十元一幅呢。”墙壁上还贴了好几张勉励牛顿小姐的小纸片，是学院的学生送给她的。有仿宋体，有隶书，还有行草。有的她懂，有的似懂非懂。如其中一张“勤能补拙”，怎么解释和翻译，她都没有明白，问她为什么要贴在墙上，她说：“中国字很美，看了感到亲切。”
牛顿小姐还有一个彝语名字：布都嫫，是英语系的彝族学生送给她的。牛顿小姐很喜欢这个名字，常常会主动给客人介绍“布都嫫”的意思是太阳的女儿。有了这个名字，她感到自豪。因为有了这个名字，她同彝族老师、同学的心就贴得更紧了。牛顿小姐说：“彝族同学很朴实、善良，也很聪明，我们在一起觉得快活、开心。但一想到他们毕业后要回到山里去教书，去传授知识，就有些舍不得了，遗憾了。”她悄悄地对翻译说：“没有语言环境，学了的英语会忘的！”
“我有一个中国家”，这是牛顿小姐最乐道的一件得意事。她说：“加拿大来的朋友、海外来的朋友都羡慕我有一个‘中国家’，有的女孩还忌妒我，说我有‘魅力’。有什么魅力？中国朋友多呗。”这个家的组成是从她与翻译，也是她的中文老师李继红的友谊开始的。凉山教育学院英语系党支部书记、讲师李继红，是一位东方女人味十足的青年知识分子，她内秀外美、朴实温柔，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汉语文基础也比较扎实，是牛顿小姐教学的理想翻译，也是她学习汉语文的良师益友。加之李继红的爱人康化椿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领导和哲学讲师，家中又有一位慈祥的母亲和天真的小女孩，于是牛顿小姐就很自然地成了这个家庭的白皮肤成员。闲聊、做饭和家务，都是乐融融的，既有生活起居的好环境，又创造了一个学习交流语言文字的优良条件。这样一个“中国家”，怎不令她的朋友羡慕和忌妒呢？
除了“中国家”，牛顿小姐的“老家”也有特色，并培养了她好奇和敢于冒险的进取精神。牛顿小姐出生在加拿大沿太平洋岸边的一个小城市里，父亲是个退役海军，现在做业余的滑雪教练；母亲擅长手工艺，自产自销，自己开了一爿店。牛顿小姐有五兄妹，她是老二，哥哥和弟弟都在加拿大工作，还有一个小妹妹在非洲做教师。牛顿小姐念完中学就到一家银行当职员，负责外汇和开户方面的工作。她从小就爱动不爱静，具有冒险、探险的性格，一篇介绍中国的文章，引起了她莫大的兴趣。因为没有钱漂洋过海，她就一面工作，一面念大学，一面攒钱。当牛顿小姐去年来中国时，已经读完了大学。因已有十五年工龄，她办了退职手续，领到一笔退职金后，实现了美好的愿望。
牛顿小姐向往中国，喜欢中国朋友，爱上了凉山这片热土。当她在回答朋友提出的“为什么”时，总是调皮而又幽默地说：“我是学神学的，信奉上帝。我到中国来，同中国人交朋友，因为上帝是爱中国的呀！”
青春在水电中闪光——记雍明珊
雍明珊，你不该走呀！
你才二十九岁。二十九岁，繁花似锦的岁月，风华正茂的年龄……
你走的时候，你的领导和同事们纷纷前来为你送行；你的娇妻和四岁半的女儿哭成一团同你永别。
哭声，惊动了大桥水库工地的天和地。天，灰蒙蒙的；地，莽苍苍的。失声地哭，既真实又撕心……
一
南部县宝水镇南阳庙村，村里有一个农民的儿子从小就令父老乡亲们注目。
你赤着脚，穿着单薄的衣裳，进入太华小学，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小学尚未毕业，你便加入了共青团。你的老师说：能培养出这样的好娃娃，真高兴。
1980年9月，你不满十六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成都科技大学水工系。你说在志愿填报表里，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都是填的这所大学的这个专业。你说你的家乡既无电更缺水，下定决心要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让宝水镇名副其实，要把一生奉献给水电建设事业，你的乡亲们都说你有志气。
1984年，你怀揣着学士学位证书，跨进了省水利电力工程局的大门。领导看过你的档案后同你认真谈过一次话，要把你留在机关，你却主动要求去基层工作。你说，基层更需要。
两年后，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近十年，你年年都获得奖励，先后被授予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的称号……由于成绩突出，你走上省水电工程局三处处长兼大桥水库经理部常务副经理的岗位……雍明珊，你这二十九年活得踏实，活得风光。
你说你此生始终离不开两个字，一个是“水”，一个是“电”，对于水和电，你痴情似海深！
二
听见你离去的噩耗，我们难受了许多日子。
其实，同你只有过两次接触。
第一次是参加大桥水库工程指挥部生产会议。你有些害羞，像个农村姑娘，但二十分钟的发言，有理有据，轻重分明，我们折服了，生出一个印象：看不出来，还是个饱学之士。就连毕玉华指挥长也满脸笑容，点头称赞。坐在你身边、你们局的陈志焕副局长更是笑得开心。
第二次是在你工作的经理部，裤脚和登山鞋上全是稀泥。你要去一个工地，你依然有些害羞，然而，那脚步声却颇有分量。
经理部的同志背着你说：太苦、太忙，又从不吭声……
当时，我们便产生了作你的专访的愿望，没想到两个月后提起笔来，笔，竟是如此沉重啊！
三
雍明珊，你是以真才实学、真抓实干和真情实意赢得上上下下爱戴的。
你先后参加了升钟水库右总干渠伏虎隧洞和大杨家湾渡槽施工，负责升钟水库右总干渠小杨家弯渡槽、西充干渠四座渡槽、三座隧洞和明渠的施工，参加了武引一期二段引水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及负责武引工程东塔隧洞，参与了绵阳108国道公路改线隧洞工程的施工组织和指挥。
你先后参加了“U形薄壳渡槽的施工方法”、“人工挖孔桩中流砂层打桩护壁技术”、“钢模台车在矩形渡槽侧墙施工中的运用”等课题的研究和论文的撰写。
你参与了升钟水库右总干渠现浇U形渡槽钢木混合支模结构的设计工作，并在其后的施工中广泛运用，取得了多项技术成果和显著的经济效益。
《水利建设者》报早在1992年9月30日的文章中就评论：雍明珊，是个既有知识，又有本事；既懂得理论，又善于实践的好同志。
难怪，省水利电力工程局的局长何荣凡谈起你时眼含热泪：小雍是我们工程局一名有突出贡献的青年知识分子！雍明珊三个字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及壮丽的大桥水库工程建设的史册上！
四
在大桥水库工地上，人们是无法忘记你的。
第一号引水隧洞内严重垮塌，为了排除险情和协助经理制订新的施工方案，你带领经理部有关人员，钻进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的隧洞。你说：“有我们呢，怕啥！”部分情绪低落的职工顿时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深夜，你头戴安全帽悄悄地钻进隧洞，一边指挥一边干起来。工人们对此很熟悉，很习惯，说：“雍处长像个小老弟，他经常这样干呢。”
从冕宁县挂来一个电话，调来的工人要求去接，你说：放心，立即安排车去。而你，却步行去工地检查工作。
老师傅说：你是领导，我是工人，向我学习啥呢？你笑着诚恳地回答：你经验丰富，我要给你当个好徒弟……
你是一个平凡的人，然而，人们却透过你的平凡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奉献精神……
五
1994年1月16日10时30分。
雍明珊在引水隧洞一号支洞抢架支撑时遇洞内垮塌，不幸殉职，为水电建设事业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修建好大桥水库，不辜负凉山人民的希望！”你的话，仍在同事们心中回荡……
注：此稿同田明书同志合写。田明书，森林诗人，凉山州委宣传部新闻科长，《四川日报》凉山记者站站长，原《攀西开发报》副总编。可惜，他英年早逝。特选编这篇文章，表示对他的怀念。
（1994年《大桥水库报》）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工作三记
熟悉农村工作的人很多，而熟悉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工作的人，则有许多新鲜的认识和体会。这里记下的就是凉山彝族聚居区甘洛县，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中的三项活动。
一、“大道理管小道理”纪实
教育农民，必然要讲许多道理。农民把这些道理分为两种：一种是大道理，即世界形势、国家大事等；乡村问题、春种秋收、生儿育女等则为小道理。工作队进村后，听到较多的反映是：大道理听得多了，不用讲了，我们只要求办几件实事，把干部管好，把社会治安管好就行了。生产嘛不用你们操心，哪有农民不会种地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农村的现实与农民的反映大相径庭。可以说，不但大道理知之不多，小道理也比较模糊。对“办实事”的看法尤其不一致。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三：干部爱大道理，农民爱小道理，干部讲的和农民想的扯不到一起。过去说“锅里有碗里才有”，现在是“家里有碗里才有”，端掉大锅剩下碗，各人的事各人管。还有一种说法虽属个别，但也颇有人相信，就是“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碰上初一摔跟斗，赶上十五修洋房”。认为现在致富全凭运气和投机取巧，“阿木科”（干部）说的也靠不住。
针对这些模糊认识，抓住部分群众把大道理同小道理对立起来这一要害问题，我们从讲小道理入手，顺藤摸瓜，理出农民得出错误结论的事例，有针对性地讲党的政策、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民主与法制的要求和取得的成绩，结合本人、家庭、乡村三方面的变化，进行“三对比”（对比近十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新中国成立前），让小道理引出大道理，反复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七中全会精神，最后得出了大道理必须管小道理，小道理只有服从大道理，不然就不成其为道理的共识。从而解开了在农民中普遍存在的思想“扣子”。一、干部讲的，是群众想的，只是有时在时间、地点、条件上没有完全对号，有些错位，但方向和目标是一致的。二、对“端掉大锅剩下碗”的反映也作了具体分析，端掉“大锅饭”，取消平均主义是对的，“端掉大锅”不是不要社会主义，因为“大锅饭”不能和比喻集体的“锅里有”的“锅”混同起来；“碗”可以指农户和个人，但他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农民，与旧社会种地主的地、给奴隶主当奴隶娃子，同样有着本质的差别。三、担心政策变的问题，主要是通过讲在改革中发展、完善的道理，同时宣布“四不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牲畜私有私养不变，承包荒坡荒山、建设“三亩地”不变，允许一部分地区和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不变），有力地消除了农民的思想顾虑。
二、“三好”教育记情
在彝族聚居区，怎样结合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进行深层次的以民族平等、团结、进步为核心的民族政策教育，通过宣讲和讨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改革开放十年来的巨大成就和今后十年的光明前景等，农民们都情不自禁地讲到民族政策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既形象又生动，满怀感激之情。这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同民族政策教育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且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于是，就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讲“三好”的活动。家家户户从社会的发展，家庭的变化，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和学习、进步等几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方面，通过讲民族政策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认识到社会主义、民族政策、共产党是三位一体、顺理成章的，缺少一个都不行。一些老农民、老党员自觉地进行回忆对比，指着住的瓦房，屋里的电灯，身上的新衣，柜子里装的粮食和从村边经过的火车、汽车，激动得“阿波波”地直叫。
在“三好”教育中，还引导群众针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分清是非、划清政策界限。如划清坚持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同搞迷信活动，不讲科学文化，保护落后、愚昧的界限；划清关心少数民族，帮助少数民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同政府依照党纪国法惩处各种犯罪分子的界限等。许多干部和群众要求把民族团结加进“三带”和“三户”活动中去，让大家时刻记住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团结、巩固民族团结这件大事。
三、“一、二、三三、四”活动记趣
“一、二、三三、四”活动，是我们从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针对彝族人民勤劳朴实的品德，以及乐观向上、能歌善舞的特点和性格，按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并经过试点以后提出来的一个行为部署。它的具体内容是：跳会一个舞（达体舞）；唱会二首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开展党员“三带”，群众“三户”，家家摆“三好”；要求区、乡领导班子和广大干部做到学习、团结、勤政、廉洁。这个行动口号一提出来，很快得到干部和农民群众的欢迎。它不仅紧密联系了民族地区的历史和现实，而且把特点、优势同思想工作的任务结合起来，既丰富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使其更加生动活泼和形象化，又引发了干部和农民的兴趣，调动了积极性。因而这项活动在凉山不胫而走，迅速铺开，出现了深山里能听到歌声，村寨边可看到舞蹈，许多农民的门口挂上了“文明户”牌匾的新氛围。
据一些区、乡党委总结，开展这项活动以后，农村普遍发生了变化，即好人好事由少变多，歪风邪气由多变少，社会风气焕然一新。初步归纳为“三多三少”：参加开会的人多了、发言的也多了，东游西逛不落屋、不学习、不劳动的少了；关心集体，帮助五保户，遇到困难凑粮逗钱，排忧解难的人多了，信迷信、搞迷信活动，扒窃、偷盗、斗殴的少了；要求入党、入团，走勤劳致富道路，立志改变山区面貌的青年积极分子多了，过去一度出现并流行了一阵的“只要不偷不抢，胜过入团入党”的牢骚怪话、消极情绪少了。有的仅在今年一个季度不完全统计，为了给少数有困难的群众排忧解难，干部和农民自觉解囊相助，办好事数百件，出钱粮数万元和数万斤。
（1991年《四川宣传》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