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海上朝廷,日本乞师

第15章 海上朝廷,日本乞师

杖锡山寨被焚,部属尽歼,又得不到监国的消息,黄宗羲只好回里,而“跡捕之檄累下”全家徙至化安山黄尊素的墓庄避难。十月十日获得陆符新死消息,他冒着名捕风险,至宁波,访万泰。其时万泰病疟,俩人“剪烛相对,凄婉欲绝”。

此时,黄宗羲虽然未能获得鲁王的明确行踪,但他继续进行抗清活动。顺治四年,他的昔日共同具名《南都防乱公揭》的友人徐孚远,在松江与夏允彝起兵抗清失败后,至福建,唐王授以福州推官、兵科给事中。唐王失败后,他浮海至浙东,在定海(今镇海)的柴楼山结寨抗清。黄宗羲曾暗地里到柴楼山与徐孚远会晤徐孚远,说明他虽居深山,仍与抗清活动有密切关系。

黄宗羲虽遭名捕,但也有友人冒风险到化安山看望他。如监国时期的战友王正中,到龙虎草堂向他学习《授时历》。文昌社盟主刘应期是黄宗会的岳父,在顺治三年和五年两次来访,第一次是四明山寨兵歼,至化安山“唁慰凭吊,悲啸震空谷”。可知俩人悲愤之深。第二次黄宗羲已回黄竹浦故居,刘应期“挟季子,使一平头奴,刺小航浮江而下,访予兄弟,中流失其楫,风雨际天,浊浪中载沉、载浮,三十里始达”信宿而别。而是年夏,刘即卒于慈溪。至于他的另一位知交万泰,当时逃难于奉化榆林,且连年病疟,又逢母丧,书物荡于兵乱之中,而顺治五年(1648),又发生甬上华夏等五君子死难的“翻城之役”,遭名捕百余人。万泰友人高斗枢、李棡,李棡子李文胤皆被系于杭州狱中。万泰患病,间道至杭营救,故无法脱身前来黄竹浦探望。但他很怀念黄氏三兄弟,有《梦游西园呈黄太冲、晦木、泽望》,诗中说:“生平论文有黄氏,岂曰友之惟吾师。每来坐卧西园下,左右图史兼尊彝。正气堂中拜遗直,枵然一室张四维。风冥雨晦天地闭,斯文未坠当在兹。……我交三子在性命,久不相见无相疑。自伤骨肉半零落,独留友道相支持。”西园指黄宗羲故居的小园。

顺治六年(1649)初,黄宗羲曾至宁波,访问万泰。在万泰家,认识了高斗魁(字旦中),高斗魁后来成了黄宗羲壮年时期的重要友人,在黄宗羲兄弟一家生活极度困难时,在经济上常常予以帮助。

浙江兵溃时,据守浙江台州石浦的游击富平将军张名振,放弃石浦,以水师扈鲁王出海,原拟投舟山的黄斌卿,黄斌卿不纳,漂泊海上,由福建郑芝龙部将郑彩迎至厦门。唐王政权覆灭后,清军主力转向江西、两广,鲁王部下在福建曾有所作为,先后复三府、一州、一十七县。于是清廷调江苏、广东、两浙军队来援,顺治五年,闽地尽陷。六年,鲁王在张名振护送下,北上驻于闽浙之间的沙埕,是年六月,张名振收复宁海三门的健跳所。七月,鲁王至健跳。

消息传来,黄宗羲很高兴,他立即奔赴在健跳的鲁王行在,当时从亡者仅大学士沈宸荃、刘沂春,礼部尚书吴钟峦,右副都御史张煌言等八九个人。鲁王看到黄宗羲,授以左佥都御史之职,后又晋为左副都御史。当时,一切实权掌于张名振之手,大臣们无所事事,相互诗歌唱和,以写其愁苦之情。黄宗羲回忆说:往(即宗羲)在海上,与诸臣无所事事,则相征逐而为诗。……诸臣宁惟是寄命舟楫波涛之愁苦乎?宗庙亡矣,亡日尚矣,归于何党矣。当此之时,诸臣默默无所用力,俯首而听武人之恣睢排奡,单字只句,刻琢风骚,若物外幽人之所为者,其愁苦不更甚乎!当时唱和者有吴钟峦、张肯堂、李向中、朱养时、林瑛、刘沂春、沈宸荃、黄宗羲,甚至鲁王有时也参与。

当然,君臣们的生活极艰苦,他们是“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宫殿”,黄宗羲说:海泊中最苦于水,侵晨洗沐,不过一盏。舱大周身,穴而下,两人侧卧,仍盖所下之穴,无异处于棺中也。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顶即为朝房,诸臣议事在焉。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是故金鳌桔火,零丁飘絮,未罄其形容也。黄宗羲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过了一段从亡生活。不过他除了托诗歌以寄愁思外,还在穷岛汪涛中推步天象,布算簌簌,继续研究其历算之学。

是年七月,在浙清军围攻健跳,十分危急。黄宗羲“置靴刀以待命”,誓以死报国,与城共存亡。幸荡湖泊阮进率军来援,“楼船数百至,金鼓动天”,清军才解围退去。

清军围攻健跳前,四明山义军首领王翊发使前来问候并朝贡。其时,清军主力既已入闽,浙江兵力薄弱,四明山寨义民大起,其中以王翊和黄宗羲故友文昌社同社、《南都防乱公揭》的共同具名者冯京第最强。海上与山寨互为犄角才能立足。清军解围后,鲁王即向萧山、绍兴、台州、奉化、余姚、慈溪诸寨各首领授以将军之职,授冯京第为右佥都御史,王翊为河南道监察御史。黄宗羲上言:臣观诸营长,文则自称御史、侍郎,武则自称将军、都督,未有三品以下者。上嘉其慕义,亦遂因而命之。唯王翊不自张大,使者颁书授以御史,御史在承平固为要官,然其号令不可行之侍郎、都御史。诸营或不及王翊一小小部,故诸营于王翊,虔若小侯之事大国。自今以后,若诸营事翊如故时,则无贵王命;若因王命使翊之令不行于诸营,将山中自此多故。今方草昧,时多假借,慎重名器,不宜独薄王翊一人。黄宗羲审时度势,这一主张获得大学士刘沂春、礼部尚书吴钟峦的赞同。可是,当时军政大权由张名振所掌,当初山寨诸营向鲁王呈表时,都通过张名振上达,唯独王翊不通过他。所以黄宗羲的奏议,为张名振所拒,他只说:待王翊来,我替他向鲁王说就是了。王翊听说,也很不快乐,说:“吾岂受定西侯钤键哉?”黄宗羲可能因此事与王翊结成友谊,因先聘其女为黄宗羲季子黄百家婚。顺治八年王翊牺牲时,女年仅十三,为清将所得,她夺其佩剑自刎。

不久,清军主力调回浙江,下令凡不归顺清廷的明遗民,录其家中人口。黄宗羲考虑到家有老母稚子,不得已陈情监国:“主上以忠臣之后仗我,我所以栖栖不忍去也。今方寸乱矣,吾不能为姜伯约矣。”经鲁监国同意,他间道回里。离健跳时,吴钟峦亲自相送,“行三十里,先生复棹三板相送,其语绝痛”。

顺治六年十月,张名振联合阮进、王朝先军,攻克舟山。在舟山割地为王的黄斌卿兵败被杀,张名振等迎监国由健跳进驻舟山。由于是年三月,冯京第受黄斌卿派遣,出使日本乞师,现在敌人大军压境,监国君臣不得已再派阮进从子澄波将军阮美为使,以冯京第为副。后又增加黄宗羲,因此,立即召黄宗羲间道至舟山,在顺治六年冬至日本长崎乞师未成。这是黄宗羲唯一一次至日本。后来他在《避地赋》中回忆使日之事:当夫百妖露、天水同,群鱼飞雾,海市当空。帆俄顷而千里兮,浪百仞而万重;纵一泻之所如兮,何天地之不通?越长岐与萨师玛兮,乃□□天□□。方锁兵而忘战兮,粉饰乎隆平;招商人以书舶兮,《七录》于东京。金石古奇器兮,比户能辨其真赝。华堂隔以绫幔兮,月夜而筝琶笙管之齐鸣。余既恶其侈忲兮,日者亦言帝杀夫青龙。返余旆而西行兮,胡为乎泥中?《避地赋》作于康熙十三年(1674)。因三藩乱起,群盗满山,他奉太夫人避地余姚海滨第四门,即崇祯时昌古社所在地,寓于昌古社社友,画江之役中战友诸九徵家所作。《避地赋》中回忆自天启时的家难,崇祯初的颂冤,弘光时险遭党祸,鲁王健跳时期的寄命舟楫波涛之间,日本乞师,避地化安山之艰苦,在龙虎草堂推算天象,康熙初年的草堂与故居的火灾,乃至避地海滨第四门为止,其中对日本乞师的回忆如上。赋中指名日本的长岐(长崎)和萨师玛岛,讲到日本的国情,书舶以及奢华情况,很有价值。

黄宗羲的《行朝录》卷八《日本乞师记》未谈及他自己日本乞师事。首先提到此事的是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其中说:“是年监国由健跳至滃洲(即舟山),复召公副冯公京第乞师日本,抵长埼,不得请,公为赋《式微》之章,以感将士。”滃洲老民的《海东逸史》,也有记载:“是冬,命澄波将军阮美使日本,以兵部右侍郎冯京第及宗羲监其军以行。至长崎岛,不得要领而还。”滃洲老民《海东逸史》卷十八《黄宗羲》。阮美为荡湖伯阮进从子。而阮美出使日本事,黄宗羲在《日本乞师》中有详细的叙述:己丑(顺治六年)冬,有僧湛微自日本来,为荡湖伯阮进述请兵不允之故(按:指去年冯京第与黄斌卿弟黄孝卿使日乞兵未遂事),且言金帛不足以动之,诚得普陀山慈圣李太后所赐《藏经》为贽,则兵必发矣。进与定西侯张名振上疏监国,以澄波将军阮美为使,上亲赐宴。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岛山,与长崎相距一程。是夜大风,黑浪兼天,两红鱼乘空上下,船不知所往。……又明日,乃进长埼。凡商舶至国,例拨小船讥出入,名曰“班船”。阮美喻以梵箧乞师,其王闻之大喜。已知船中有湛微者,则大骇。初湛微之在日本也,……湛微之所能不若其师,而狡狯多变。……湛微因得妄自高大,恶札村谣,自署为“金狮子尊者”。流传至于东京。大将军见之,曰:“此必西洋人之为天主教者潜入吾国。”急捕之,以其为江西僧,第逐之过海。……湛微欲以此举自结于日本,阮美于是始知为其所卖也,遂载经而返。《全集》第二册《日本乞师记》。黄宗羲在后面评此次乞师未成,除湛微为导因外,认为:“然日本自宽永享国三十余年,母后承之,其子复辟,改元‘义明’。承平久矣,其人多好诗书、法帖、名画、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经。异日价千金者,捆载既多,不过一二百金。故老不见兵革之事,本国且忘武备,岂能渡海为人复仇乎?即无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如果将黄宗羲《日本乞师记》最后一次的叙述与《避地赋》对比:《记》:“黑浪兼天,二红鱼乘空上下”,《赋》:“当夫百妖露、天水同、群鱼飞雾,海市当空”;《记》:“承平久矣……故老不见兵革之事,本国且忘武备”,《赋》则为:“方销兵而忘战兮,粉饰乎隆平”;《记》:“其人多好诗书、法帖、名画、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经,异日价千金者,捆载既多,不过一二百金。”《赋》则为“招商人以书舶兮,《七录》韡于东京。金石古奇器兮,比户能辨其真赝”。此外《赋》中接着说:“华堂隔以绫幔兮,月夜而筝琶笙管之齐鸣。”此段虽然在《日本乞师记》中阮美使日一段未有,却见于前一段冯京第佐黄孝卿出使事,说:“长崎多官妓,皆居大宅,无壁落,以绫幔分为私室。每月夜,每室悬琉璃灯,诸妓各赛琵琶,中国之未有。”这一段与《赋》所述日本的奢侈风习基本一致,说明黄宗羲既听之于冯京第的第一次出师所述,而又亲见之于后一次。所以我们将《避地赋》与《日本乞师记》中最后一次比照,可说明黄宗羲确在顺治六年冬,应监国之召,与冯京第一起,佐阮美使日乞师。而《日本乞师记》所述历次乞师,唯独这一次记载最详尽,连何日出使,何日受到风阻,何日到长崎,日本有“班船”讥征到国的商舶,以及日本的社会风俗,记载很详细,超过前面几次,这些都是非身履其境可以写的。

然则为什么他从日本回来,潜归故里,还要避地于万山呢?原来他在进行另一种形式的抗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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