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上生命进化的过程中，生物体和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地球上动植物的自然形态和生活习性都是由环境塑造的。就地球存在的整个时间而言，生命改造自然的反作用一直是相对微小的。直到出现了新物种——人类，尤其是到了20世纪，生命才获得了改造自然的异常能力。在20世纪过去不到四分之一的时间里，这种能力不仅增长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而且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些变化当中，最令人担心的是人类对环境的侵袭——使空气、土地、河流和海洋都受到了危险的，甚至致命的污染，并且这种污染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恢复的。环境污染所产生的一连串的负面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逆转的，破毁不但出现在生命赖以生存的外部世界，而且会进入生物的内部组织。在环境受到污染程度严重的范围中，化学药品的危害最大，甚至可以与辐射的危害相提并论，只是我们知之甚少。在核爆炸中所释放的锶90，会随着雨水或飞尘降落到地面，进入土壤，然后被草、谷物和小麦吸收。最终，在人的骨骼中安营扎寨，直至其死亡。同样，喷洒在农田、森林和花园的农药将长期地存在于土壤里，然后进入生物组织内，引起动植物中毒或死亡，并在食物链中不断传递迁移。有时它们在地下水中潜伏游荡，等它们再度出现时，会通过空气和阳光的作用，结合成新的形式。这种新物质会毁坏植被，令动物患病，并且使那些长期饮用地下水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伤害。正如阿尔伯特·施韦泽所说：“人们恰恰还很难辨认自己创造出的魔鬼。”
地球上物种的发展、进化和演变经历了千百万年，在这一时间中，它们逐步适应了周围的环境，并与之和谐相处。自然环境中包含着各种对生命有利和不利的元素，极大地影响着生物的形态，并指引着生物进化的方向。某些岩石会放出有害的辐射，就连给予生命能量的阳光，也包含着伤害生命的短波辐射。生物的进化与自然的平衡，所需要的时间不是以年计而是以千年计，时间是最基本的要素，但当今的世界变化之迅速使自然界的平衡来不及调整。各种变化和新情况紧随着人类激烈而轻率的步伐飞奔向前，而不是跟着大自然的脚步从容而行。
辐射在地球上还没有任何生命之前就早已存在了，遍布于放射性岩石、宇宙射线爆炸和太阳紫外线之中。现在的辐射是基于原子试验的人工研究。生命在本身做出调整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化学物质，不仅是从岩石里冲刷出来和由江河带到大海里的钙、硅、铜以及其他无机物了，它们有的是人类高度发达的头脑在实验室里创造的人工合成品，这些物质是自然界无法产生的。
在自然历史的尺度里，适应这些化合物所需的时间是漫长的，它耗费的不是一代人的终结，而是几代人的生命。即使发生奇迹，使这种适应变得可能，结果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新的化学物质就像涓涓溪流源源不断地从我们的实验室里涌出。单是在美国，每年大约就有500种新的化学物质付诸应用领域。这些数字令人震惊，但其危害结果不是立刻能见的——人和动物的身体都会尽力去适应这500种新的化学物质，而这些化学物质远远超出了生物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200多种基本的化学药品被创造出来，用于杀死昆虫、野草、啮齿动物和被称为“害虫”的其他生物。这些化学药品的商标种类高达几千种。这些喷剂、药粉和气雾剂被各个农场、森林、果园和家庭广泛使用。这些化学药品威力巨大，昆虫无论“好坏”，没有选择性地一律格杀勿论。人们原本的目的仅仅是杀死几种杂草和害虫，可就是这些杀虫剂让鸟儿的歌声沉寂，让河里的鱼儿悄无声息，给树叶蒙上一层致命的薄膜，并长期滞留在土壤中。谁能相信在地球上投下有毒的化学烟幕弹，不给所有的生命带来危害？这些化学药品不应该被叫作“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使用化学药品的整个过程就像一个无穷尽的螺旋上升运动。自从DDT被批准使用以来，随着更多有毒物质不断地出现，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开始了。根据达尔文适者生存的原理，昆虫可以向更高级进化，它们通过进化产生了对某种杀虫剂的抗药性。因此，人们会发明一种毒性更强的药品，昆虫再次适应，然后人类再发明一种新的更毒的毒药……其原因后面会有解释，在喷洒药物之后，害虫常常会卷土重来或者死而复生，数目反而比以前更多。这样下去，化学药品之战不可能取胜，而所有的生命都在这场残酷而猛烈的交叉火力下遭殃。
人类除了有可能被核战争毁灭，还可能毁于环境污染。有些有害物质的破坏作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它们在动植物的组织里储存，甚至进入到生殖细胞中，破坏或者改变决定未来形态的遗传物质。
一些自称人类未来设计师的人，兴奋地期望有一天可以改变甚至设计我们的遗传细胞。然而，由于我们的疏忽大意，却轻而易举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某些化学药品同辐射一样，能够轻易地导致基因突变。比如选择一种杀虫剂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竟能影响人类的未来，想到这些，真是对人类极大的讽刺。
人类大量使用化学药品，冒这么大的风险，图的是什么呢？将来的史学家也许会为我们在权衡利弊时所表现出来的低下判断力感到惊奇。智力发达的人类怎么会为了控制几种不需要的生物，宁可既污染整个环境，又给自身带来疾病和死亡的威胁呢？然而，这就是我们做过的事！有时候我们还没有搞清楚问题就已经开始了行动。
我们听说广泛使用杀虫剂对维持农场产量是必需的，然而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正是“生产过剩”吗？虽然采取了措施，减少农作物的耕地面积，并且付钱给农民，不让他们生产，我们生产的粮食过剩程度还是到了令人咂舌的地步，美国的纳税人仅在1962年一年之内用于存贮粮食仓库的维修费用就超过10亿美元！农业部的一个部门试图减少生产，另一个部门却如同它在1958年所做的那样唱起了反调：“一般情况下，在农业银行的规定下，耕地面积减少，为了在现有耕地上获得最大产量，人们会使用更多的化学农药。”这样的话，到底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
这不是说害虫不是问题或者不需要进行控制。我的意思是，控制必须立足现实，不能基于毫无根据的臆想，更不要使用那些将我们跟害虫一起毁灭的方法。
在尝试解决问题时，随之带来一系列灾难，这也是人类文明生活方式的伴随物。在人类出现之前，昆虫就是地球上的生物了。它们种类繁多、适应力极强。在人类出现以后的这段时间，50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以两种主要的方式与人类的利益相冲突：一是争夺食物；二是传播疾病。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传播疾病的昆虫就会大发其威。在卫生状况极差的情况下，例如在爆发自然灾害、发生战争或是极端贫困的情况下，此时对这些昆虫进行控制就非常必要。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化学药品的大量使用仅取得了暂时胜利，如果我们企图用这种方法改善状况，只会带来更大的威胁。
在原始社会农业条件下，人们很少遇到昆虫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是随着农业的规模化生产而出现的——在大面积的土地上仅种植一种农作物。这样的种植方式为某些昆虫数量的激增提供了便利条件。单一的耕种方式是工程师想象中的农业，并不符合自然发展规律。大自然赋予大地多样性，但人们却热衷于简化它。这样，人类亲手毁掉了自然界中早已存在的制约和平衡。自然界就是因为有制约机制的存在，大自然中的生物品种才得以维持平衡。大自然对每种生物适宜的栖息地都做了一定的限制。很明显，一种食麦昆虫在麦田的繁殖速度要比在此类昆虫不适应的其他作物的农田里繁殖的速度要快得多。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其他情况下。在上一代或更久以前，美国大城镇的街道两旁都种上了高大的榆树。不承想，人们满怀希望创造的美丽风景却遭受了毁灭般的威胁，由某种甲虫传播的疾病席卷了所有的榆树。假如此处当时栽种了多种植物，使榆树和其他树种共存，甲虫也许就不会泛滥成灾了。
现在的昆虫问题的另一个原因还必须放在地质历史和人类历史的背景中思考：成千上万不同种类的生物从自己的领地向新的区域不断蔓延入侵。英国生态学家查尔斯·埃尔顿在其最新著作《入侵生态学》中对世界性的大迁徙进行了研究和生动的描述。在亿万年前的白垩纪时代，泛滥的海水切断了很多大陆与大陆之间的连接，各种生物被困在埃尔顿所称的“巨大的、隔离的自然保护区”内。在那里，它们与同类的伙伴隔绝，慢慢衍生出了许多新的物种。大约在1500万年以前，当一些大陆板块被重新连通后，这些物种开始迁移到新的地区。这一运动现在仍在进行，而且得到了人类的大力协助。
植物的进口是当今昆虫种类传播的主要原因，因为动物总是一成不变地追随着植物迁徙。检疫手段虽然很新，但并不是完全有效。仅美国植物引进署就从世界各地引进了近20万种植物。其中约有180种植物害虫，约90种是意外地从国外带进来的，剩余的是搭植物的便车过来的。
到了新的领地，逃离了天敌的制约，入侵的动植物可能会蓬勃发展，并泛滥成灾。最麻烦的是昆虫问题，非常容易从外界传入。这些入侵活动，不管是自然发生的，还是我们人类造成的，可能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检疫和化学药品之战仅仅是买取时间的昂贵的方法。正如埃尔顿博士所说，我们所面临的情况“不仅仅是需要抑制某种动植物的新技术”，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掌握动物种群与环境的关系来“促进生态平衡，抑制昆虫的爆发，并且防止新的入侵”。
人类有很多必备的知识唾手可得，但我们并未应用。我们在大学里培养生态学家，甚至安排他们到政府部门工作，却把他们的建议当作耳边风。我们任凭致死的化学药剂像下雨似的任意喷洒，仿佛别无他法。事实上，一定有很多办法，只要提供机会，凭我们的聪明才智是可以很快发现更多办法的。
我们是否陷入了迷惘之中，失去了意志和判断好坏的能力，进而不得不接受低劣有害的东西呢？生态学家保罗·谢泼德说：“我们刚把头探出水面就觉得心满意足，却不知环境的崩溃近在咫尺……为什么我们要容忍有毒的食物，容忍周围的孤寂，容忍向并非我们真正的敌人开战，容忍使人发疯的机器轰鸣？又有谁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的世界呢？”
然而，这就是我们面对的世界。创造一个化学消毒、无虫害的世界激起了一部分专家和大多数所谓虫害管理机构的巨大热情。无论从哪方面看，那些忙着推广农药的人都在滥用职权。康涅狄格州的昆虫学家尼利·特纳说道：“负责监管的昆虫学家扮演着起诉人、法官和陪审、估税员、税务员和司法官员等多种角色，来发号施令。”
我的意见并不是完全不能使用化学杀虫剂。我要指出的是，我们随意地把毒性很强和对生物影响巨大的化学药物交到那些对此知之甚少或者一无所知的人手中。我们没有经过他们的同意，也没有让他们知晓其中的危害，就让这么多人接触到这些有毒的药物。《权利法案》中规定：公民有权免受由私人或公共机关散播致命毒药的威胁。先辈们过人的智慧、具有的远见卓识，却也无法预料这样的问题。
此外，我还要进一步强调，在我们很少或从未调查化学药品对土壤、水、野生动物以及人类自身的影响之前，就允许了它们投入使用。我们这种不够谨慎，对滋养万物的整个自然世界未能给予足够关注的做法，将来子孙可能不会原谅我们的。人们对自然界所受威胁的了解、认识依然有限。现在是这样一个专家的时代，这些专家每个人只盯着自己的问题，而意识不到或者不愿意把它放在更加宏观的层面。这也是一个工业统治的时代，为了赚钱不计任何代价的做法得到盛行。
当人们拿着某些杀虫剂造成的有害后果的确凿证据进行抗议时，政府就会给他们喂下一半是真相一半是谎言的镇定药丸。我们迫切需要尽快结束这份虚假的保证，不要再为令人厌恶的事实包裹糖衣。灭虫人员所造成的危害正由公众承担。人们只有在了解事实真相后，才能而且必须做出决定是否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正如吉恩·罗斯坦德所言：“忍耐的义务给予我们了解真相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