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史的高峰期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从南宋词坛转型开始，词便从原来只是浅斟低唱、剪红刻翠的狭小范围，走向抒写国家沧桑巨变这一社会重大现实。词史审美视界的转换与北宋灭亡这一历史悲剧密切相关。“靖康之变”对北宋王朝来说，实在是太大的不幸了；然而对于宋词(主要是南宋词)、对于词人来说，又是不幸中之大幸。词人借助这沧桑巨变，将词推到抗金救国的前沿阵地，展现出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的巨大生命力与战斗力。人们对于词这一“艳科”“小道”开始刮目相看了。从南宋开始，词才真正争得了与传统诗歌分庭抗礼、并驾齐驱的位置。而这一位置的争得，又与伟大词人辛弃疾等的贡献、与词史高峰期的影响分不开。

当南渡词人辛勤营造南宋词坛的时候，一批在南渡以后出生的南宋词人也逐渐走上词坛，壮大了南渡词人的声势，继承了他们开创的爱国豪放词风，填补了南渡词人退出词坛以后的空白。这些词人虽然没有经历“靖康之变”与颠沛流离、四处逃窜的痛苦生活，但他们同样接受传统爱国思想的哺育，感受到祖国分裂的痛苦与屈膝事金的民族耻辱。所以，他们一登上词坛，便接过南渡词人沉重的历史使命，继续高举抗金复国、重整河山的旗帜。他们全面继承与发扬苏轼、特别是南渡后词坛日益高涨的爱国豪放词风，扬长避短，使思想与艺术渐趋完美结合。同时还着意于豪放、婉约二者间的相互渗透，使之互补共存。在豪放词质量提高的形势下，婉约词的创作也呈现出全新的面目。转型后的南宋词坛正向着词史的高峰起飞，这也是继南渡词人群出现的后南渡词人群(张孝祥、陆游等)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最终完成向词史高峰飞跃、冲刺并到达峰巅的词人，是在金人占领的北方起义反金并南渡的伟大词人辛弃疾。围绕辛弃疾并受辛词影响的词人也以自己的作品丰富了爱国豪放词的创作，并扩大了其影响。本章将围绕词史高峰期相关词人及重要问题展开论述。

第一节　张孝祥及其他豪放词人

一、“骏发踔厉”，“迈往凌云”的张孝祥

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状元及第，同年赴试的秦桧之子因此失去抢占头名的机会。秦桧对此怀恨在心，并将其父张祁诬陷下狱，秦桧死后才得出狱。张孝祥历任秘书正字、校书郎兼国史实录院校勘、起居舍人，经张浚推荐任中书舍人，直学士院兼都督府参赞军事，继又代张浚为建康留守。他极力赞助张浚北伐，反对“隆兴和议”，也因此而受到投降派打击而被免职。后任荆南知州、荆湖北路(今湖北西南部与湖南北部一带)安抚使等职。

张孝祥与张元干一样，明确继承苏轼词的传统，以抒写重大政治题材与反映爱国抗金思想而著称于世。有《于湖词》传世，存词224首。

苏轼开创豪放词风“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影响可谓大矣。但细审北宋词史，当时实无一人能羽翼苏轼或继承光大其所开创的传统。即如位列苏门四学士的秦观，在词的创作上走的也仍是“花间”、南唐的老路，受柳永的影响十分明显，而与东坡词判然有别。苏轼以后，称霸词坛的是被推崇为“集大成”的周邦彦。李清照《词论》中批判锋芒的主要指向，便是写“句读不葺之诗”的苏轼。这一观点代表了当时词坛的主要倾向。“靖康之变”以后，大批词人仓皇南渡，在国破家亡，四处漂泊，无以为家的形势下，他们写下了许多爱国忧民的豪放词，体现出词风的转变，使豪放词风得到继承发扬。但是，直到张孝祥出现，才是自觉地、有意识地发扬苏轼的传统。这在当时的一些资料中有充分的反映。如谢尧仁(张孝祥门下士)《张于湖先生集序》说：“先生气吞百代，而中犹未慊，盖尚有凌轹坡仙之意。”序中叙述张孝祥帅长沙时曾自作《水车》诗，问谢尧仁：“此诗可及何人？”谢答，此诗虽很像东坡，然尚有一二分之差距。序文最后说：“是时先生诗文与东坡相先后者已十之六七，而乐府之作，虽但得一时燕笑咳唾之顷，而先生之胸次笔力皆在焉。今人皆以为胜东坡，但先生当时意尚未能自肯。”又如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张于湖》条，说张孝祥“尝慕东坡，每作诗文，必问门人：‘比东坡何如？’门人以过东坡称之。虽失太过，然亦天下奇男子也。”这两则记载，不免使我们想到苏轼当年在玉堂问幕士“我词何如柳七”那段故事了。张孝祥天分极高，襟怀开旷又执意与东坡争胜，如果他不是38岁弃世，在词的创作方面一定会有新的开拓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