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坛的转型期
从公元1126年“靖康之变”到南宋灭亡的1279年，历史上称之为南宋时期。
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经过长期准备的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下。一路进取太原，一路直逼燕京，并约定于北宋国都东京会合。太原守军逃跑，燕京守将投降。金兵长驱直下，势如破竹，东京危如累卵。在北宋即将覆灭的紧急关头，宋徽宗魂飞魄散，先是下罪己诏号召各地驻军“勤王”，随后又宣布退位，命太子赵桓即位。十二月赵桓(钦宗)即位，次年改年号为靖康。钦宗一上台就准备投降，只是因为李纲等抗战派坚持抗金救国，反对卖国投降，才使局面维持约一年之久。但因钦宗态度软弱，多次贻误战机，加之用人不当，北宋都城终于在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被金兵攻破。是月三十日钦宗出城到金营投降。第二年(1127)四月，金兵大肆抢掠后挟徽、钦二帝及所有皇室北上，北宋灭亡。同年五月赵构称帝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随即南渡。为躲避金兵追击，宋高宗赵构在江浙一带跑来跑去，直至绍兴八年(1138)才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
“靖康之变”像空前巨大的雪崩一样，将无穷的灾难降临在宋室臣民身上。词人也随着宋室纷纷南渡，南宋词坛因时势而转型的使命，便落到了南渡词人身上。
第一节 亡国的哀吟与救国的呼号
南宋词坛是在两种不同的音响声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一种是亡国的哀吟，一种是救国的呼号。这两种声音虽有明显不同，但却都是面对北宋灭亡而发出的，其最深潜的心理情感层次都是因北宋灭亡而激发出的爱国深情。前者由于身份、地位、处境、性格等因素不同，表现比较深隐，往往跟自身一己之悲交织在一起，或者就是这一己之悲的直接抒写。因而，自然成为婉约词风在这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另一种声音是面对北宋的灭亡而发出的惊天动地的怒吼，直接表达他们抗金复国、重整河山的强烈愿望。这种声音很自然地继承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渐形成贯穿南宋词坛始终的最强音与主旋律。
一、赵佶与蒋兴祖女之不同哀吟(附：赵桓 洪皓)
赵佶(1082—1135)，即宋徽宗，神宗第十一子，建中靖国元年(1101)即帝位。赵佶在位的25年中，朝政日非，民怨沸腾。他重用蔡京、朱勔、童贯等奸佞之臣，加重对百姓的镇压与掠夺，百姓不堪忍受而纷纷起义。对外，他一贯奉行妥协投降政策，致使金贵族统治者不断向内地侵扰，连陷朔代及燕云各州。对此，赵佶只知苟安求活而不知自振抗敌，终于在金兵大举南侵时束手待毙。他禅位太子赵桓，自号道君皇帝，称“太上皇”。靖康二年(1127)赵佶父子即徽、钦二帝被掳北去，押解至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于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死在那里。
赵佶于荒远边地度过八年亡国之君的囚徒生活，其后半生经历之凄惨为其他亡国之君所无。但另一方面，赵佶又是一个天分极高的诗人与艺术家。他能诗能词，精通书法，擅长绘画，熟谙音律，长于演奏，其他犬马游乐之事也无不精擅。他生平著述极多，但无刊本行世。存词仅13首，近人曹元忠辑有《宋徽宗词》。
赵佶作品以被俘为限可分两期。除《眼儿媚》及《燕山亭》两首为被俘后所作外，其余皆为被俘前所作。
应当说，赵佶词风的转变是从《临江仙》开始的。这首词题曰：“宣和乙巳冬幸亳州途次。”“宣和乙巳”即徽宗宣和七年(1125)，据《宋史·徽宗本纪》，这年十二月“诏内禅，皇太子即皇帝位。”“靖康元年(1126)正月己巳，诣亳州太清宫。”宣和七年冬禅位后，赵佶为避金兵乱逃往亳州。因正在旅途中，时间尚未到改元(靖康元年正月)之日，故词题仍沿用“宣和乙巳”。这首词写于南逃途中，已完全失去早年寻欢逐乐的情致，字里行间已隐约透露出亡国之忧。全词如下：
过水穿山前去也，吟诗约句千余。淮波寒重雨疏疏。烟笼滩上鹭，人买就船鱼。古寺幽房权且住，夜深宿在僧居。梦魂惊起转嗟吁。愁牵心上虑，和泪写回书。
上片写南行的焦灼心情与路上之所见。“淮波寒重”，既是季节特点，又烘托出时代的森寒。史载，徽宗退位后深知民愤极大，罪责难逃，乃携后宫人等并蔡京、童贯全家，由童贯亲军二万人护送，逃出东京，以“烧香”为名前往亳州。其心情可想而知。但赵佶依然写出了“烟笼滩上鹭，人买就船鱼”这样具有淮水渔村特色的词句。不过，下片就再也没有这种诗情了。有的只是僧房的简陋与梦惧魂惊。长吁短叹之余，只有蘸着泪水，书写回信，报告旅途的平安。北宋前途早已吉凶未卜，自身的未来又岂能预测？“人买就船鱼”这一安定画面是怎样令人欣羡啊。亡国之君的心态已初露端倪。
真正进入亡国之君心态的是《眼儿媚》：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上片忆昔，写京都往日的兴盛繁华，其中突出“帝王”二字，暗示亡国况味袭上心头。下片慨今，过片“花城人去”一句，将梦中繁华抖落，跌入“胡沙”现境中来。结拍从羌笛转忆江南梅花，哀思苦绪，尽在不言之中。此词咏及梅花，后人怀疑南宋某些咏梅之作亦与二帝北狩词情相关，如姜夔之《暗香》《疏影》等。
赵佶的力作是《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打叠数重，冷淡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有时不做。
词以杏花起兴，实写故国之思。上片前六句用拟人手法极写杏花无比妍丽，笔触轻灵秾艳，细腻传神。“蕊珠宫”，道家所说的神仙宫阙。因赵佶自称“教主道君皇帝”，故此句有自喻之意在内。后五句词笔急转直下，“凋零”的“杏花”亦即北宋王朝的写照。“无情风雨”，不只是大自然现象，也是时代的政治风暴。“无情”“愁苦”“凄凉”“春暮”，哽咽之声，连绵不断，构成亡国哀吟的四重唱。下片写故国之思。以“离恨”扣题，并通过“寄”字全面铺开，以下逐层渲染。先把“离恨”托之与“双燕”，但“双燕”不通人语，无法表达；继之一转，即使它们能够表达，但“天遥地远，万水千山”“故宫”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言外之意是，即使这“双燕”能够找到，但江山易主，物是人非，又向谁去转诉你的“离恨”？下面，词笔再转，即使如此又怎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思念故宫呢？在令人绝望的无可奈何之际，词人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梦中。然而可悲的是，近来连做梦的机会都不可得，借助梦魂归国的希望也完全破灭了。此词写得凄恻委婉，纡徐曲折，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句句皆由肺腑发出，倾吐着由万人之上跌入异邦奴隶群中那种欲死不能，欲归不得的凄楚心态，故千百年后，仍有感人的艺术力量。正如杨慎在《词品》中所说：“词极凄惋，亦可怜矣！”沈际飞说得更为形象：“猿鸣三声，征马踟蹰，寒鸟不飞。”(《草堂诗余正集》)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把此词跟李煜《浪淘沙》“梦里不知身是客”相比较，认为这首词结拍两句，“其情更惨”。王国维对这首词的艺术感染力作出了自己的分析，认为：“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人间词话》)因为赵佶北上后作品多写真情实感，艺术性很强，人们往往为其词而感动，甚至由此忘记了他是一个昏庸误国之君。
赵桓(1100—1160)，即宋钦宗，赵佶长子。正和五年(1115)立为太子，宣和七年(1125)冬嗣位。翌年正月改元靖康，在位二年。靖康二年(1127)金兵围汴京，被掳北去。存词3首。
作为一个软弱无能的皇位继承人，在金兵围困汴京的危险形势下即位，如利用当时同仇敌忾的士气与各路兵马集中保卫汴京的大好时机，则不愁击退金兵、转危为安。但赵桓在位的两年中，战战兢兢，畏敌如虎，步步退让，不惜接受一切丧权辱国条件以图维系赵宋王朝的统治，最终弄得国破家亡，被掳为奴，死于边远的囚所。尤有甚者，他始终对这一历史悲剧未能进行认真反思。他认为北宋的灭亡是“万邦不救”，是缺少壮士忠臣所致。如《西江月》：
历代恢文偃武，四方晏粲无虞。奸臣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一旦金汤失守，万邦不救銮舆。我今父子在穹庐，壮士忠臣何处？
首二句说北宋历来政策如何正确。三、四句把辽、金、西夏的骚扰入侵归罪于“奸臣招致”，所以连年战事不绝。于是，一贯推行妥协退让政策的责任便被推卸掉了。下片，对汴京失守并未认真检讨自身，而完全归罪于外界。当然，其中不乏难言之隐——尤其是子不言父过这一封建纲常礼法的束缚，使他难以直言徽宗在位时的劣迹。难能可贵的一点是，他毕竟指出了前代祖宗信用了“奸臣”。信用“奸臣”，皇帝本身也就有责任了。从内容的厚度、情感的深度与艺术表现诸方面看，这首词均较浅露平白，质木无文。
另首《西江月》则略具词的韵味：
寒雁嗈嗈南去，高飞难寄音书。只应宗社已丘墟。愿有真人为主。岭外云藏晓日，眼前路忆平芜。寒沙风紧泪盈裾。难忘燕山归路。
首起二句即景生情，接二句从亡国之君联及北宋150年基业，并寄望于有比自己更合适的人选来接替宗社的香火。思想境界与感情深度均比前首有显著提高。尤其是下片，结合塞外风光特色抒写欲归不能却又望眼欲穿的情感，这就把亡国之君的故国之思与宋室臣民的亡国之悲的距离缩小了，因此也有了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还有一首《眼儿媚》，步赵佶原韵，当是和作：
宸传三百旧京华，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倾天拆地，忍听琵琶。如今在外多萧索，迤逦近胡沙。家邦万里，伶仃父子，向晓霜花。
虽是和作，但与原作并不重复。尤其后片，将父子被掳的情感写得极为沉重、伤痛。其中暗含为子者不能挽救父亲被囚的命运而自惭自伤，但又不予说破，只用塞外胡沙、迤逦萧索与向晓霜花来加以衬托，不仅感人，且初具凄婉况味。但整体上看赵桓的词往往理胜于文，缺少独特的审美感受与足够的艺术表现力，所以其价值远在赵佶之下。这三首词是从亡国之君的角度发出的悲吟，汇合到当时痛悼北宋灭亡的合唱之中。赵恒的词跟赵佶的词一样，同是这一合唱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声部。
下面，通过平民百姓与无名氏的作品。来审视“靖康之变”在当时造成的灾难。
蒋兴祖女，宜兴(今江苏宜兴)人，名不详。其父蒋兴祖，宋钦宗靖康年间任阳武(今河南原阳)县令。金兵南侵，围攻阳武，蒋兴祖坚决抵抗，城破后牺牲(见《宋史·忠义传》)其女被金兵掳去，北行途中过雄州(今河北雄县)驿，题《减字木兰花》一首。事见韦居安《梅磵诗话》。《减字木兰花·题雄州驿》：
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飞鸿过也，万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
上片写被掳北去。首二句写朝行：一大早便被金兵驱赶北上，千里迢迢，车声辘辘，一辆接一辆，咿咿呜呜，流水般向北急驰行进。接二句写暮宿：“白草”句，点出北方特色。“孤村”，状战后萧条。如此日复一日，其苦可知。下片抒思归之情。过拍“飞鸿”一句，是目之所见，寓意极深，以鸿飞之自由，反衬被掳之苦；大雁南飞，而自身北行；对此又怎能不愁肠百结，难分昼夜呢？结拍直抒思归不得的苦痛。况周颐说：“寥寥数十字，写出步步留恋，步步凄恻。”(《蕙风词话续编》)虽然赵佶的哀吟与蒋兴祖女的哀吟都是北宋灭亡造成的，但一个是自食其果，一个是深受其害；一个不断怀想“帝王家”与“故宫”，另一个则想念着“乡关归路”。因此，后面这首词更贴近当时受此浩劫的平民百姓，蒋兴祖女的不幸也就更值得悲悯。
即使赵佶的昏庸给北宋臣民带来无穷灾难，当时的平民百姓仍把他当作国家的象征，同情他，思念他。如无名氏的《玉楼春·闻笛》：
玉楼十二春寒侧，楼角暮寒吹玉笛。天津桥上旧曾听，三十六宫秋草碧。昭华一去无消息，江上青山空晚色。一声落尽短亭花，无数行人归未得。
上片闻笛。通过笛声把南渡前后的北宋、南宋串接起来。首二句以“玉楼”代指南宋宫苑。点出时、地，放出笛声。接二句以“天津桥”代指北宋都城汴京。“三十六宫”，句状北宋灭亡后宫苑的荒凉衰败，秋草丛生，于是黍离之悲便油然而生了。下片感今。“昭华一去”，承上写徽、钦二帝及皇室嫔妃尽皆被掳北去，消息全无。“昭华”，宫中女官名，在此泛指。“江上青山空晚色”一句，是用景物来烘托二帝南归的希望无限渺茫。“空”字在此再予点明。最后两句照应开头的“玉笛”，写南渡之人如今也难以北归了。李白有“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之句，抒写迁客之悲。词中“一声落尽短亭花”，即“落梅花”之意。玉笛所奏，也就之古代笛曲《梅花落》。
古代常用玉笛、《梅花落》曲以及梅花的飘零来抒写迁客之悲与故国之思，如赵佶的《眼儿媚》中有“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之句。这首词用“一声落尽短亭花”来烘托欲归不得的故国之思。同样，南宋派往金国的使臣洪皓，在被拘的十余年时间里，也用对梅花的歌咏，表达自己的气节与对祖国的怀念。
洪皓(1088—1155)，字光弼，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徽宗赵佶时，曾代理宁海县令等。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充任大金通问使。在金国留居太原一年余，后转移云中(今山西大同)半年，冷山(今吉林农安)十年，最后到燕京(今北京)。在金十余年间，他屡遭软禁、威逼、利诱，历尽艰辛，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在金被拘时，他得知很多内情，便寻找时机向南宋传递“复故疆，报世仇”的情报。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宋金“绍兴和议”成，宋向金称臣，划定淮河为界，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金同意送回宋徽宗赵佶棺木及高宗母亲韦后。第二年(1142)夏至，洪皓听有人唱《江梅引》，其中有“念此情，家万里”之句，又闻南宋派遣迎护韦后等人的使节将至，不禁百感交集，连夜写了四首“和所听《江梅引》”词。词牌原为《江城梅花引》(即来自李白“江城五月落梅花”诗句)，洪皓又根据自己和词首句末三字，另名新调，如《忆江梅》《访寒梅》《怜落梅》等。绍兴十三年(1143)，洪皓回归南宋。他当面揭露秦桧早年叛变的隐情，秦桧怀恨于心，最终将洪逐出朝廷，死于贬途。著有《鄱阳集》与《松漠纪闻》，存词21首。
下引其《江域梅花引》四首之第一首，调名《忆江梅》：
天涯除馆忆江梅，几枝开，使南来，还带余杭、春信到燕台。准拟寒英聊慰远，隔山水，应销落，赴诉谁？空凭遐想笑摘蕊，断回肠，思故里。漫弹绿绮，引三弄、不觉魂飞。更听胡笳、哀怨泪沾衣。乱插繁花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
对江南梅花的回忆，也就是被拘使臣对南宋国家的怀念，同时也抒写了他热切盼望早日南归的心情。梅花，作为传统民族文化意象，在表达气节品格的同时，又逐渐凝聚着故国之思的情感。南宋后期不少词人写梅，大都寓有如许丰富的文化意识。
二、文臣武将抗敌救国的强音
当金兵大举进攻之际，北宋部分文臣武将与有识之士便立即行动起来，进行英勇抵抗。他们或决策于帷幄，或拒敌于沙场，或奔走呼号，或义愤抨击，目的均为挽救北宋的危亡。当汴京城破，二帝被掳，他们或转战于后方，或随宋室南渡，继续为抗金复国呼吁歌唱。他们继承了苏轼开创但在北宋后期已逐渐消沉的豪放词风，直抒抗敌御侮、还我河山的爱国激情，汇成了时代的强音。这一批词人中有李纲、赵鼎、李光与胡世将等。
李纲(1083—1140)，字伯纪，福建邵武人。徽宗政和二年(1112)进士，历任太常少卿等职。宣和七年(1125)，金兵大举南下，徽宗惊恐万状，急于南逃，但李纲力主抗金。钦宗即位后，李纲为兵部侍郎、尚书右丞、东京留守。靖康元年(1126)金兵围困汴京，李纲登城督战，激励将士，击退金兵。但钦宗听信谗言，李纲被贬。南宋初，首召为相，修内治，整边防，讲军政，力图恢复。但不久高宗又听信谗言，李纲再被罢免，在职仅七十五天。绍兴二年(1132)被起用为湖南宣抚使兼知潭州。不久，又被罢免。绍兴十年(1140)卒于福州。李纲坚决抗金，为官刚正，甚至使北方金人畏服。“每宋使至燕山，必问：李纲、赵鼎安否？”(《宋史·李纲传》)著《梁溪集》，有《梁溪词》，存词54首。
李纲存咏史词七首，均为借古喻今之作。从他这七首词的词题中，即可看出其现实针对性。如：“光武战昆阳”“汉武巡朔方”“晋师胜淝上”“太宗临渭上”“宪宗平淮西”“明皇幸西蜀”“真宗幸澶渊”等。这些词的创作，实际上是鼓励宋高宗汲取历史教训，将南北统一、国家中兴作为主要战略目标，以免重蹈历史覆辙。如《念奴娇·宪宗平淮西》，写的是唐宪宗李纯平淮西藩镇吴元济分裂割据的史实。词中写李纯英明果断，用人得当，信任裴度，终于在元和十二年(817)消灭飞扬跋扈、为害多年的淮西藩镇势力，强固了国家的统一。词中歌颂作战有功的裴度与李愬。其下片曰：
於穆天子英明，不疑不贰处，登庸裴度。往督全师威令使，擒贼功名归愬。半夜衔枚，满城深雪，忽已亡悬瓠。明堂坐治，中兴高映千古。
歌颂唐宪宗，亦即策励高宗“中兴”。对裴度、李愬的赞美，也就是勖励抗金朝臣武将，也含有企盼朝廷敢于用人、信用贤臣之意。
《喜迁莺·晋师胜淝上》写著名的秦、晋淝水之战，更具现实针对性。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秦王苻坚率兵百万大举南侵。东晋谢安策划抗敌，终于击败秦兵，大获全胜，巩固了东晋王朝的统治。词曰：
长江千里。限南北、雪浪云涛无际。天险难逾，人谋克壮，索虏岂能吞噬。阿坚百万南牧，倏忽长驱吾地。破强敌，在谢公处画，从容颐指。奇伟。淝水上，八千戈甲，结阵当蛇豕。鞭弭周旋，旌旗麾动，坐却北军风靡。夜闻数声鸣鹤，尽道王师将至。延晋祚，庇烝民，周雅何曾专美。
这首词在叙述“淝水之战”过程中，着意于长江天险的刻画，目的在于巩固信心。对谢安以少胜众的赞美，在于消除对金的恐惧心理，树立以少胜众、以弱胜强的信念。下片对“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均作形象描绘。秦、晋淝水之战的史实，与南宋当时形势极为类似。从而，这首词的现实针对性在七首咏史词中最为突出。在南宋爱国豪放词中，不断出现与东晋相关的典故，其中，用谢安破敌最多(包括后来的辛弃疾和陈亮)，其发轫者是李纲。
另首《喜迁莺·真宗幸澶渊》，写北宋真宗赵恒征辽事。上片写辽兵入侵，朝臣纷纷建议采取逃跑策略，舍平民百姓于敌人铁蹄之下。唯有寇准，力排众议，力劝御驾亲征，以振国威。真宗采纳寇准建议，出师北上，百姓欢呼，辽兵恐惧，终于退兵讲和。其下片写道：
缥缈。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虏情詟，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
歌颂真宗御驾亲征，对南宋来说，特别对宋高宗，是很有针对性的。但词人对亲征后所订屈辱性“澶渊之盟”，却缺少认识。这次盟约，使北宋每年向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从此彻底转变了宋初对辽作战收复燕云的政策，从消极防御进而变为退让妥协，对外完全失去主动，种下了自取灭亡的祸根。
《苏武令》在李纲词中以抒情见长。词中抒写对徽、钦二帝被俘的感慨：
塞上风高，渔阳秋早。惆怅翠华音杳。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谁信我、致主丹衷，伤时多故，未作救民方召。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
上片思念被掳二帝，从“塞上”“渔阳”着笔。“翠华”即皇帝旗帜上用翠羽作装饰，代指皇帝的旗仗。因二帝被掳一去，便无任何消息，故说“音杳”。“驿使空驰”三句，用形象的语言，写宋、金双方使节往来，毫无结果，大雁飞尽也未有二帝(“双龙”)的音耗。“念白衣”以下自责：虽然朝廷对自己委以重任，但在抗金复国、迎回二帝方面，却毫无建树，故说“未成图报”。下片前四句委婉揭露投降派对抗金复国大计的破坏阻挠：“伤时多故”。从“调鼎为霖”开始，写自己“登坛作将”以后，头一件大事就是打回老家，长驱直入，径捣敌方老巢：“燕然即须平扫。”最后以雄壮的声音，英雄的气概，表示夺取全胜、迎接二帝回朝心志：“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这三句是时代的强音，广泛代表了朝野百姓的共同愿望。
另一首抒写壮怀难伸的词是《永遇乐·秋夜有感》。其下片云：
江湖倦客，年来衰病，坐叹岁华空逝。往事成尘，新愁似锁，谁是知心底。五陵萧瑟，中原杳杳，但有满襟清泪。烛兰缸，呼童取酒，且图径醉。
这首词里不再有“横行沙漠”的勇气，而只是叹息“中原杳杳”；不再有“奉迎天表”的决心，剩下的只是“满襟清泪”与“且图径醉”。这首词很可能是被罢免宰相职务以后所写。因已不在其位，无法参与朝廷重大决策，加以此次被贬实际是投降派左右朝政的后果，所以词人对抗金复国与二圣回朝的信心已逐渐消失。词中已经透露出当时和、战两派斗争的尖锐化与政治气氛的压抑感。反映这种心态的词还有《江城子·九日与诸季登高》：“回首中原何处是，天似幕，碧周遭。”
李纲词能抒真情，写实感，有一定艺术感染力。但其咏史之作议论过多，理胜于辞。抒情之作，则能情景兼到，风格也较多样。李纲词的优长与不足，均是南宋词坛转型过程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南宋开国伊始，政事复杂多变，与时事政治密切结合的豪放词，不可能像后期某些专业词人那样字字推敲，句句讲求，或经旬月改动才能定稿。为时事政治而呼号的作品必求一个“快”字，故荒率之病，很难避免。更何况爱国豪放词在当时均是首创，不可能像婉约词那样有丰富创作经验与成功的样板可资借鉴仿效。
赵鼎(1085—1147)，字元镇，号得全居士，解州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徽宗崇宁五年(1106)进士，累官河南洛阳令。南宋建炎三年(1129)，拜御史中丞。四年，签书枢密院事。绍兴四年(1134)，拜参知政事，进右相兼枢密使。五年，改左相。赵鼎为南宋名臣，与李纲、张浚先后居相位，主战抗金，反对和议。因秦桧构陷，安置潮州，移吉阳军，秦桧意犹未已。赵鼎悲愤，不食而死。死前自书铭旌：“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有《得全居士词》，存词45首。
赵鼎最早写成的南渡词，是《满江红》，词题是“丁未九月南渡，泊舟仪真江口作”。全词如下：
惨结秋阴，西风送、霏霏雨湿。凄望眼、征鸿几字，暮投沙碛。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但一抹、寒青有无中，遥山色。天涯路，江上客。肠欲断，头应白。空搔首兴叹，暮年离拆。须信道消忧除是酒，奈酒行有尽情无极。便挽取、长江入尊罍，浇胸臆。
“丁未”即北宋钦宗靖康二年，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靖康元年金兵攻占汴京，靖康二年四月，金兵掳二帝北去。五月，赵构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九月，金兵来犯，赵构退驻淮甸并下诏修缮建康(今南京市)，以便南渡。赵鼎“南渡”，是为高宗南下做准备的。渡江前，他泊舟江北仪真(今江苏仪征)写下此词。
词以“惨”字开篇，为全词定下基调。时间、季节、家国、乡关、君臣、百姓，在此地覆天翻的“靖康之变”过程中，几乎无一不深遭惨痛巨创。遭受惨痛剧创的人看世界，则客观事物也无一不带有凄惨的色调。于是“秋阴”“西风”“雨湿”扭结在一起，便似乎连苍天也在为北宋的灭亡而默默垂泣。“凄望眼”中的“凄”字，与开头“惨”字上下呼应，进一步渲染出时代的凄惨氛围。但“凄”字又有具体所指，即作者以凄迷的望眼，注视着“征鸿几字，暮投沙碛。”“征鸿”有飞翔的自由，向北地“沙碛”飞去。而当时北宋君臣百姓却要仓皇南逃，把家乡抛在身后。“试问乡关何处是，水云浩荡迷南北”二句，即写此凄苦心态。“遥山色”之句，点南渡之所向。换头用四个短句就凄苦心态抒情。天涯为客，肠断头白，搔首兴叹，俱是乡关家国之思。“须信道”以下四句，借酒浇愁，虽是诗词中寻常言语，但却不可以寻常视之，因从上片直贯而下，应视为亡国之痛的另一种抒发形式。陈廷焯评论南渡词时，举出的第一个词例，便是这首词最后四句。他说：“此类皆慷慨激烈，发欲上指，词境虽不高，然足以使懦夫有立志。”(《白雨斋词话》卷六)
在南宋爱国豪放词中，多有咏元宵节(上元)以寄故国之思者，赵鼎便是最早写元宵节词的词人之一。如《鹧鸪天·建康上元作》：
客路那知岁序移。忽惊春到小桃枝。天涯海角悲凉地，记得当年全盛时。花弄影，月流辉。水精宫殿五云飞。分明一觉华胥梦，回首东风泪满衣。
从内容看，当是渡江后最早的上元节所作。作者生于山西，中进士后为开封士曹，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政和、宣和“盛世”。这一时期，汴京“元宵”节的盛况，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特立一条加以描述：“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这首词上片前两句写南渡之初那种作客他乡的感觉。“天涯海角悲凉地”一句，对“客居”做具体发挥，使北宋灭亡、背井离乡、仓皇南渡的情感明朗化。但以下并不直抒，而是用“记得当年全盛时”来作当今“悲凉”的反衬。下片承此，对当年“全盛”时的“上元”之夕做艺术概括：“花弄影，月流辉。水精宫殿五云飞。”词的篇幅短小，不能像《东京梦华录》那样作具体描写，而是用化实为虚的手法，渲染出一种美好、富丽、兴盛、祥和的气氛，和当今的“悲凉”形成巨大反差。所以，结穴两句才慨叹地说，过去的繁华全盛分明是短暂一梦，如今醒来，转眼皆空，止不住泪落沾衣。“华胥梦”，语出《列子·黄帝》：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之国，其国无帅长，一切崇尚自然，无利害冲突。作者用“华胥梦”喻北宋的“全盛”转眼皆空，表达深沉的故国之思。词体虽小，却能涵盖今昔，概括性很强，其中又有虚有实，虚实相生。用笔曲折委婉，起伏多变，以喜庆衬悲凉，益增其悲戚。这本来是一首婉约词，但因杂入故国之思与南渡的感慨，具有深刻历史内涵，故悲婉中又有豪气流注其间，反映出在南宋词坛转型过程中婉约词与豪放词的相互渗透。其《双翠羽》：“慨念故国风流，杨花春梦短，黄粱初熟”《浣溪沙》：“惜别怀归老不禁。一年春事柳阴阴。日下长安何处是，碧云深”均与《鹧鸪天》大体相近。
在与投降派秦桧等长期较量过程中，赵鼎的词变得更加沉郁悲壮。如《花心动》：
江月初升，听悲风、萧瑟满山零叶。夜久酒阑，火冷灯青，奈此愁怀千结。绿琴三叹朱弦绝，与谁唱、阳春白雪。但遐想、穷年坐对，断编遗册。西北欃枪未灭。千万乡关，梦遥吴越。慨念少年，横槊风流，醉胆海涵天阔。老来身世疏篷底，忍憔悴、看人颜色。更何似、归欤枕流漱石。
这首词自注为“偶居杭州七宝山国清寺冬夜作。”词人山寺借宿，对国事人生、个人前途进行周密的思考。上片所写虽为冬夜之所见，但“江月”“悲风”“零叶”都注满作者“愁怀千结”的感情色彩。之所以如此，在于心中有三大感叹。下片对此“三叹”做充分抒写：“西北欃枪未灭”一可叹；“千万乡关，梦遥吴越”，二可叹；“老来身世疏篷底，忍憔悴、看人颜色”，三可叹。虽然结拍设想“枕流漱石”的归隐生活，但这“三叹”未消，也只不过说说而矣。词人最终没有真正隐居过，否则他也不会被秦桧逼得绝食身亡。宋高宗死心塌地要偏安于东南半壁，抗金复国的主战派要想取胜已绝无可能，故词中不免流露悲观情绪。况周颐评赵鼎词说：“清刚沉至，卓然名家。故君、故国之思，流溢行间句里。”(《蕙风词话》卷二)
李光(1078—1159)，字泰发，越州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崇宁中进士，知开化，历太常博士、迁司封，贬阳朔县。绍兴初，擢吏部侍郎，历官至参知政事，以忤秦桧意罢去，再谪昌化。桧死，复朝奉大夫，还至江州卒。有《庄简词》，存词14首。
在与卖国投降派较量中，李光曾痛斥秦桧“盗弄国权，怀奸误国”，秦桧大怒。李光求去，知绍兴府，改奉祠。他在离朝过桐江路上经子陵滩，写了一首《水调歌头》表诉心中愤懑：
兵气暗吴楚，江汉久凄凉。当年俊杰安在，酌酒酹严光。南顾豺狼吞噬，北望中原板荡，矫首讯穹苍。归去谢宾友，客路饱风霜。闭柴扉，窥千载，考三皇。兰亭胜处，依旧流水绕修篁。傍有湖光千顷，时泛扁舟一叶，啸傲水云乡。寄语骑鲸客，何事返南荒。
词有小序说：“过桐江，经严濑，慨然有感。予方力丐宫祠，有终焉之志。”序中的两个重点已涵括全词。上片所写即过严濑有感，下片乞绍兴奉祠，愿在那里终此一生。序虽如此，但词人并不心甘情愿。所以开篇仍关心国事，从“兵气暗吴楚，江汉久凄凉”这一现实写起。当时金兵正准备进犯东南，而秦桧等一贯求和媚敌，朝野上下一片凄凉。正是在此前提下，舟过子陵滩，词人自然想起南宋需要严光这样的俊杰来完成中兴大业。词人以呼唤的语气问道：当年俊杰安在？言外之意是今天的俊杰只能有严光归隐一途么？在酹酒对严光表示祭奠的同时，再次突现南宋紧急的形势：中原早已被敌侵占，现正向南侵蚀。如何解此亡国危机？只有仰问苍天了。值此关键时刻，自己却辞别送行宾友，想到绍兴奉祠(实即归隐)了。下片，写决心归隐以终此余生。换头三句，写闭门读书，钻研经史。“兰亭”二句，写王羲之在山阴(即绍兴)兰亭有过茂林修竹、曲水流觞的雅集，自己可以仿效。还有贺知章，他告老还乡，自号“四明狂客”，在“湖光千顷”的鉴湖上，驾扁舟一叶，啸傲山水之中。这些都使我神往。由此，词人寄语李白(李白被称为“骑鲸客”)，问他：你本已隐居很长时间，“安史之乱”后却为什么要跟随李璘，结果被流放夜郎？词人用此告诫自己，从此归隐，不再重出。可以看出，下片虽写归隐，但词人内心却仍关注国家大事，更何况乞绍兴奉祠完全是被迫而非本心，故以啸傲林泉，对南宋投降派表示极大不满。这首词激愤慷慨，质切劲直，托意深长，是李光有代表性的作品。
胡世将(1085—1142)，字承公，晋陵(今江苏武进)人。徽宗崇宁五年(1106)进士。南渡后官至中书舍人，知镇江府。绍兴九年任川陕宣抚使，曾击败金兵，收复陇州一带失地。他不是词人，仅存一首《酹江月》，但浩气纵横，在南渡词中独具特色。
这首词题为：“秋夕兴元使院作，用东坡赤壁韵。”全词如下：
神州沉陆，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北望长安，应不见，抛却关西半壁。塞马晨嘶，胡笳夕引，赢得头如雪。三秦往事，只数汉家三杰。试看百二山河，奈君门万里，六师不发。阃外何人，回首处，铁骑千群都灭。拜将台欹，怀贤阁杳，空指冲冠发。阑干拍遍，独对中天明月。
此词写于西北军事前线。“神州沉陆”为全词立足，鉴古慨今，痛斥和议，鼓励志士共同抗金以恢复失地，统一河山。词中列举并歌颂与当地有关的历史人物，为的是重振民族雄风。作者先从近处写起。“一范一韩”，即北宋驻军西北抗御西夏入侵的范仲淹和韩琦，他们有功于国。“汉家三杰”，指辅助刘邦打天下的张良、萧何与韩信。“拜将台”“怀贤阁”，前指拜韩信坛，后指武侯庙，建于斜谷口，北宋犹存。这些历代名将，正是作者缅怀的先贤、追慕的对象。另方面，通过一“欹”一“杳”，又说明南宋小朝廷对人才的压制摧残，竟使英雄无用武之地。“抛却关西半壁”，“六师不发”与“铁骑千群都灭”，都是南宋妥协投降的恶果。先后对比，怎不令人怒发冲冠！作者身为行军统帅，对战争失败有着血肉其驱的亲切感受。绍兴八年(1138)，赵构、秦桧与金和议，反对和议的重臣赵鼎、刘大中俱遭罢黜，胡铨因上书请斩秦桧而被远谪岭外。和战之争，见诸词者甚少。岳飞《小重山》主战反和。胡世将以更为鲜明的词语、鲠直的态度，批判“六师不发”，难能可贵。其次，南宋爱国豪放词多产自半壁东南，此词却写于西北对垒的抗金前线，有金石之音，凌云之气，弥足珍贵。三十年以后，陆游在南郑写的《秋波媚》，才成嗣响。
三、转型的词坛与和战之争(张元干 胡铨)
在南宋词坛转型过程中另一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便是词这一诗体形式已不只是一般地抒写爱国抗金的壮志豪情，词人已经开始用词来介入朝廷的和战之争了。从绍兴三年(1133)至绍兴六年(1136)，南宋取得保卫川、陕与收复襄阳六郡的胜利。但在这时，南宋王朝却从绍兴七年(1137)开始派王伦往来宋、金之间，准备议和。九年初初步议成。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金使萧毅到“江南抚谕”，规定南宋东至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为界，京西割唐、邓二州，陕西割商、秦二州之半。宋向金称臣，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这一和议，一开始就遭到满朝文武反对，但宋高宗信任秦桧并一意孤行，斗争展开了。许多词人卷入这一斗争，并在作品中显敞地反映出来。张元干因有词反对主和而被入狱抄家。
张元干(1091—1161 )，字仲宗，号芦川居士，又号真隐山人，福州永福(今永泰县)人，向子諲之甥。靖康元年(1126)，曾任亲征行营使李纲幕府属官。南宋初曾官将作监，充抚谕使。因不肯与奸佞同朝，挂冠而去。绍兴八年(1138)、十二年(1142)作词反对和议，后被追赴临安入狱。出狱后豪气不除，仍坚信壮志须申。有《芦川词》，存词185首。
南渡是张元干词风转变的分界线。南渡前他的词受传统婉约词风影响，酒畔花前，狭窄香软。“靖康之变”的战乱，使他从繁华竞逐的升平盛世跌入到千村狐兔、黄流乱注的悲惨世界中来。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他的词风转为豪迈悲壮。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被视之为压卷之作的两首《贺新郎》。先看第一首《贺新郎·寄李伯纪丞相》：
曳杖危楼去。斗垂天、沧波万顷，月流烟渚。扫尽浮云风不定，未放扁舟夜渡。宿雁落、寒芦深处。怅望关河空吊影，正人间、鼻息鸣鼍鼓。谁伴我，醉中舞。十年一梦扬州路。倚高寒、愁生故国，气吞骄虏。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谩暗涩、铜华尘土。唤取谪仙平章看，过苕溪、尚许垂纶否。风浩荡，欲飞举。
“伯纪”，即南宋首任宰相李纲。靖康元年金兵围攻汴京，李纲力主抗战，固守开封，张元干为行营属官。后李纲被罢，张元干也受株连。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二月，秦桧二次入相，罢免赵鼎，投降派得势。七月，便派王伦使金，和议已成定局。朝野闻之，纷起反抗。十二月，李纲在福州(今福建福州)上书反对和议，被罢归福建长乐。张元干当时正寓居福州，写此词对李纲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援。一起四句极有气势：“曳杖危楼”，写得潇洒、从容、坚定，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志士形象被活画出来。“斗垂天”三句写景，又极宏阔，展示出词人包揽宇宙、吞吐八荒的襟怀与气度。以上，不能单纯视之为写景，而是词人从宇宙、生命、历史的广阔视角来考虑朝廷的和战之争，并在此高度上来肯定李纲的斗争精神。“扫尽浮云”以下三句，写风云不定的夜景，但其中却已接触到现实的审美体验了。作者将南宋“风云不定”的现实与目之所见的夜景结合起来。于是，扁舟不敢夜渡，雁宿寒芦深处，这就使人联想起当时万马齐喑的黑暗现实。“怅望”以下四句，直抒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感受。因此，“正人间、鼻息鸣鼍鼓”，便可以视之为对在这场斗争中被吓破胆、或对这场斗争保持沉默的人的讽喻了。从另一角度看，这又是对李纲大胆上书、反对和议的英勇精神的赞颂。“谁伴我，醉中舞”，作者以李纲为知己而深感欣慰。换头，“十年一梦”，把词情纳入广阔的历史时空，做历史重大事件的闪回。从“靖康之变”到李纲被迫归田，即到写此词时，恰是十年。但作者并不历数这十年间的历史事件，而是写通过历史闪回所燃烧起的激情。“愁生故国”“气吞骄虏”，正是家国蒙难与矢志抗金这两种不同情绪的写照，“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不就是坚决抗金，反对和议，以免贻笑后人么？“谩暗涩、铜华尘土”，承“三尺剑”而言。既然和议已成，抗金已不可能，宝剑便要弃置不用，从生铜锈开始，久之便会变成尘土一堆。词人对和议的愤慨已和盘托出。下面，扣题，用“谪仙”李白比李纲。“平章”，即评论，发表意见。什么意见？即“过苕溪、尚许垂纶否”，在“和议”已成之后，爱国之士是否就应当去隐居呢？“风浩荡，欲飞举”，对此做否定回答。是写自己，又是在写李纲。意思说要趁此浩荡长风，展翅腾飞，以伸此凌云壮志。浩气纵横，激昂慷慨，有神行太空之势，为此前词中所少见。
另首《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沉郁悲壮，豪迈苍凉，与前首词风又略有不同：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胡邦衡”，即胡铨字邦衡，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建炎二年(1128)进士，绍兴五年(1135)任枢密院编修官。绍兴八年(1138)，秦桧主张与金议和。金使来宋竟让高宗跪拜接受诏书，对南宋不称“宋国”而称“江南”，不用“通问”而用“诏谕”，这暴露出秦桧等人导演的“和议”是出卖南宋为金的属国。对此，抗战派一致反对。胡铨上疏请斩秦桧、孙近、王伦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故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这些话道出朝野军民百姓心声，刻板传诵，流布四方。高宗、秦桧大怒，说胡铨“乃狂妄上书，语言凶悖，仍多散付本，意在鼓众劫持朝廷。”(《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罢胡铨官，送昭州编管，后改监广州盐仓，再改签书威武军判官(任所在福州福唐)。后“绍兴和议”成，投降派旧事重提，于事过五年之后，又把胡铨除名新州(今广东新兴)。绍兴十二年(1142)七月，张元干在福州写此词为胡铨送行。为胡铨送行在当时已成致罪因由，如王庭珪因写诗为胡送行，后被判充军。但张元干却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敢于冒巨大政治风险为胡送行并当场作歌。这首词先写时事，用形象笔墨描绘中原大地在敌人铁蹄蹂躏下的残破景象。作者对此不能释怀，故梦萦魂绕。“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三句，直抒爱国深情。这是作者与胡铨友情的基础，也是判断是非的最高准则。正因为如此，下面提出：是谁造成“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这一悲剧后果？当然，问题很清楚，无须回答。但紧接着，作者摆出三种不同现象与事实，让读者去思考判断：一是“天意从来高难问”；二是“况人情、老易悲难诉”；三是“更南浦，送君去”。对此三句，万不可轻易放过。表面看，第一句似乎在责怪老天：它高高在上，它的意图人们难以揣测，是它故意要中原人民遭受这场浩劫么？不然，为什么昆仑崩塌，砥柱倾陷？实际上，这里指的是宋高宗、还有他以前的最高统治者们推行的妥协投降政策，是他们酿成了这场民族灾祸。“难问”，是难以理解。“天意”如此，那么“人情”如何？“况人情、老易悲难诉”。随着时光的消失，南渡诸公恢复大志已渐趋消沉，甚至忘记了国耻深仇，这怎能不令人感到可悲！“悲难诉”，即指此而言。那么，堂堂南宋，真就落得朝中无人了么？不，爱国志士，大有人在。“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恰值此时，又要把这位敢于坚持正义的忠直之“君子”贬谪到更加遥远的地方去了。“天意”，如此“高难问”；“人情”，这等“悲难诉”；“君”，又因仗义执言而远“去”他乡。正是由大及小，摆清三种事物之间的关系，使读者逐次了解到天意难问、人情可悲、爱国有罪的不合理现实。下片写别情。换头，烘托环境气氛。天上，耿耿银河，淡月疏星，开阔晴朗，无限美好。而人间却隔阻着万水千山，不仅“对床夜语”不能再得，即使写成书信，又能向哪里投递？胡铨此行，吉凶未卜。加之，秦桧等人必置反对他们的抗战人士于死地而后快，这就令人更多了一重担心。天上地下，两相对比，愁绪满怀，感慨万端。但词人却能极目青天，伤今怀古，想国家兴亡大事。指出这依依惜别之情，并非“儿曹”之间的个人情感，而是与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的高尚情操。这就把一般的送别词提到忧国忧民的高度上来，开创了送别词的新格局。最后又以“举大白，听金缕”作结，给全词增添了乐观豪迈色彩。这首词感情强烈深沉，用笔委婉曲折，极沉郁顿挫之致，是这一时期豪放词中思想艺术俱佳的名篇。《四库全书总目》评这首词说：“其词慷慨悲凉，数百年后，尚想其抑塞磊落之气。”九年以后，即绍兴二十一年(1151)，当秦桧得知张元干写词送胡铨事，还是不肯放过这位挂冠的老词人(时年61岁)，借口它事将他追赴大理寺下狱，削籍除名，抄家，并搜其词中语含讥刺者。今存《芦川词》后期批判现实之作明显减少，即此之故。刘熙载说：张元干虽为此被除名，“然身虽黜而义不可没也。”又说“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艺概·词曲概》)
除上述两首《贺新郎》外，还有一首《石州慢》，抒写南渡时避乱飘泊生活，反映了国破家亡与壮志难酬的悲愤。题为“己酉秋吴兴舟中作”：
雨急云飞，惊散暮鸦，微弄凉月。谁家疏柳低迷，几点流萤明灭。夜帆风驶，满湖烟水苍茫，菰蒲零乱秋声咽。梦断酒醒时，倚危樯清绝。心折。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两宫何处，塞垣只隔长江，唾壶空击悲歌缺。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
“己酉”是高宗建炎三年(1129)。前一年二月，金兵南侵，直奔扬州。在扬州的高宗赵构得此消息，仓皇南渡。抵镇江后，百官才随后到达，又随之从镇江逃杭州。五月又由杭州北上抵江宁(今江苏南京)，改名建康府。高宗派使臣向金求和，不允。闰八月末，得金兵南下消息，赵构又逃往镇江，再逃往常州、杭州。金兵过江，十二月进杭州如入无人之境，赵构已从杭州逃至定海。金兵至定海，赵构又乘船入海到温州避乱。张元干这首词，就写于这年的深秋，其心境可想而知。
作者身在舟中，实际也正在逃难。开篇“雨急云飞，惊散暮鸦”，实即逃难现实的形象化体现。其妙处就在于词人把自身的“惊散”与客观自然景物的“惊散”巧妙结合，进行审美升华，准确表现出特定的时空心态。“微弄凉月”一句，“急”“惊”的情绪开始稳定下来。但“疏柳低迷”“流萤明灭”“夜帆风驶”“烟水苍茫”“菰蒲零乱”却仍是时代动乱的画面，更何况入耳的秋声又这般低沉幽咽呢！“梦断”两句一结，通过“倚危樯”引出下片。换头，以“心折”二字凭空唤起，有斩钉截铁、振聋发聩的作用。读者不免要注意词人为何这般胆战心惊？“长庚光怒，群盗纵横，逆胡猖獗”三句，对此做出回答。结构上也从上片写景，转入下片的抒情。“长庚”，金星。古人认为夜现于西方之“长庚”，主兵戈之事。“群盗”，指“靖康之变”后降金的叛徒以及前一年三月高宗逃至杭州，将官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高宗退位事。其中还包括各地起义抗金但朝廷不能使用而被迫沦为强盗的人。“逆胡”，指金兵入侵。此二句写尽内忧外患。“欲挽天河”两句，用杜甫《洗兵马》“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诗意，抒词人爱国豪情。“两宫何处”三句一转，写理想难以实现的严酷现实。一是二帝蒙尘，国耻未雪；二是中原尽失，如今金兵过江；三是有志之士不得信用。唾壶击缺句，用《世说新语·豪爽》王敦典故：“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这里用以抒写主战人士不得信用的苦闷。最后，以“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结束全篇，激愤悲壮，声振林木。在南渡词人中，这是最早出现的爱国豪放词，它说明南宋词坛转型伊始，便有思想艺术完美结合的精品。南渡词人在适应时代要求，转变词风方面是非常迅速的。张元干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在词史上是一个具有关键作用的词人。
胡铨在遭受秦桧等人的投降主义政策而受到残酷迫害后，终能顽强地坚持下来。秦桧垮台病死，高宗禅位，孝宗执政，他才从吉阳军(今海南南部)回朝任职，仍坚持抗金，反对投降。张浚北伐，符离兵败，孝宗转为倾向和议。当孝宗征询十四位朝臣对和议的态度时，只有他一人反对。有《澹庵词》，存词16首。
胡铨的代表作是《好事近》：
富贵本无心，何事故乡轻别。空使猿惊鹤怨，误薜萝秋月。囊锥刚要出头来，不道甚时节。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
这首词是绍兴十八年(1148)胡铨被押配新州(今广东新兴)编管时所写。词中“豺狼当辙”一句，锋芒所向，尽人皆知。秦桧私党“郡守张棣缴上之，以谓讥讪，秦(桧)愈怒，移送吉阳(今海南南部)编管。”(见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十)这首词充分反映出作者虽身处逆境，时有被害死可能，但仍不畏权势，不惜生命，有大胆指斥与痛骂投降派的无畏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他坚持爱国抗金、反对妥协投降的一生。
四、民族英雄与英雄的歌词
转型后的南宋词坛，以岳飞的出现为标志，说明爱国豪放词的创作高潮已经到来。
岳飞(1103—1141)，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20岁从军，在南宋初期抗金战争中，屡破金兵，奇勋卓著，是抗金四大名将之一。历官荆湖东路安抚都统、河南北诸路招讨使等职，封武昌开国侯。绍兴十一年(1141)，岳飞率军大败金兀术，进军至朱仙镇(距东京开封四十五里)，收复汴京指日可待。当时，岳家军将士正急切等待渡河命令，大河南北军民皆闻风响应，金兵全面溃退已成必然之势。值此关键时刻，高宗听信秦桧计谋，以一日十二道金牌的高速紧急行动，将岳飞从前线召回，构陷至死。孝宗(赵昚)初年复飞官。淳熙六年(1179)赐谥武穆。宁宗(赵扩)嘉定四年(1211)追封鄂王。存词3首。
岳飞流传最广，被后人谱曲歌唱的词是《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是一首洋溢着爱国激情的壮丽词篇。金奴隶主统治集团发动掠夺战争，破坏了当时北宋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完整，给中原平民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北宋灭亡后，南宋王朝苟安于东南一隅，不图恢复，一意推行媚敌求和的妥协投降路线。面对河山破碎，国耻当头，黎民遭受宰割的严酷现实，岳飞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深仇大恨。他决心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实际行动来恢复中原，洗雪国耻。这首词忠义愤发，情辞慷慨，千百年后读之，仍为其浩然正气所深深感动。
上片写国耻未雪的憾恨。开篇，“怒发冲冠”四字，如高山坠石，破空而来，有声威压顶之势。其中一个“怒”字，贯穿始终，成为振起全篇的主旋律。其中含有：“怒”自己不争气；“怒”国耻之未雪；“怒”敌人之凶残；“怒”当权之媚敌。当然，“怒”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把“怒”化作力量，变成抗金复仇行动。所以下面写由怒而生壮志，由怒而驱车杀敌，由怒而终获全胜。所以，尽管词中感情有起有伏，但其激昂慷慨的力度却从不稍减，且有步步升高之势，其原因也正在此。下面，“凭栏”二句一转，语气似有减弱，其实这正是在为第二次感情高峰的出现预做准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就是盛怒之情的三个不同方面的具体表现。首先是向远处遥望，目的在于排遣心中盛怒之情，然而望到的却是沦陷的中原未得恢复。接着，便立即撮口，发出“长啸”之声，借以宣泄心中抑郁不平之气。即使如此，犹自盛怒未息，最后依然“壮怀激烈”，感情的狂涛在翻腾不已。那么，这“壮怀激烈”的具体内涵又是什么呢？从“三十功名”到上片结尾，对此做正面回答。“三十功名尘与土”，是从时间上讲的。作者怨恨自己虚度“而立”之年，却尘土般毫无建树，既无洗雪国耻之业绩，又无统一祖国之功名。“八千里路云和月”，是就空间上讲的。自己白白转战千里，披星戴月，却一无所获。这两句是对自己过往经历的概括总结。因对自身不满，才产生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样的心志：过去虽无建树，今后岂能空度？！这两句是自谦，也是互勉。它呼唤天下爱国志士与血性男儿，振奋精神，为国雪耻。下片写收复失地的决心。换头四个短句直言国耻未雪，遗恨无穷。“驾长车”至“匈奴血”四句，写消灭敌寇，收复国土的强烈愿望，写足开篇一个“怒”字。其中“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二句，充分表现出作者蔑视强敌果敢无畏的英雄气概。结末，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终篇，表现出作者的耿耿忠心与必胜信念。
岳飞这首《满江红》，集中反映了当时朝野上下黎民百姓的共同利益与迫切要求，由此而成为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这首词直抒胸臆，慷慨激昂，感情饱满，气势雄伟，风格豪壮，加之以音调激越与拗怒情感的完美结合，取得了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岳飞后来被害而死，又进一步促进了这首词的广泛流传。后世读者不断从这首词里汲取爱国思想与激动人心的力量。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这首词更加具有鼓舞斗志与舍身救国的作用，经过历史检验与选择的这首《满江红》，理所当然地进入文学史中第一流作品的行列。然而，对这首词的真伪问题，近人已有怀疑，当代也争论颇多。肯定为岳飞所作的论据，愈来愈丰富，似已不容疑惑。
再看另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这首词原见“岳武穆墨迹”。此“墨迹”见近人徐用仪所编《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爱国魂》卷端(原系照片)。在词的下面有谢升孙、宋克、文征明等人跋语。谢升孙是元末人，他在所得两首《满江红》跋语中说，这首词“似金人废刘豫时，公(岳飞)欲乘机以图中原而作此以请予朝贵者。”宋高宗绍兴七年(1137)，伪齐刘豫被金国废黜后，岳飞曾向朝廷请求增兵，以伺机恢复中原，但其奏未得采纳。八年(1138)春，岳飞奉命从江州(今江西九江)率部回鄂州(今湖北武汉)驻屯。这首词可能写于此一时期。这首《满江红》词虽不如前首广为传诵，流布人口，但同样抒写了“壮怀激烈”的心情。同前首一样，这首词也是写登临时触兴而发的审美最高层次的心灵体验。在这两首《满江红》出现以前，传统诗歌中成功的登临之作往往与所获得的这种高峰体验密切相关。如宋玉：“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招魂》)曹操：“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观沧海》)曹丕：“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于玄武陂作》)沈约：“高台不可望，望远使人愁。”(《临高台》)何逊：“青山不可上，一上一惆怅。”(《拟古》)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在词这一诗体形式出现以后，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王安石《桂枝香》、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便都是在登临时所产生的一种有关于人生、历史、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领悟。岳飞这两首词就是这种审美高层次的产物。他把国家、民族、生命、历史与自身融为一体，重新铸成词中抒情主人公的意志、胸襟与个性。特别是作者从20岁到35岁十五年浴血抗金的实际体验，更使他的作品有了与其他词人不同的内在英雄气质。例如在前首词里，上片抒写国耻未雪的憾恨、下片抒写收复失地统一中原的决心，就是这一英雄主体审美高峰体验的艺术显现。这首词在内容安排与写作手法上虽与前首略有不同，但同样是这一英雄主体审美体验的具体表现。上片，通过遥望进入往昔北宋繁华全盛的具体历史镜头，与金兵的杀戮破坏成鲜明对比。结拍“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形象地揭示出敌人侵占北宋京城这一难以容忍的现实，为下片强烈要求北伐伏下暗笔。换头用四个短句揭示最高统治集团媚敌投降政策给宋军士兵与贫民百姓带来的灾难：士兵用他们的鲜血滋润着敌人兵器的刃光，老百姓惨遭杀戮或饥饿而死，填满了沟壑。面对“千村寥落”的现实，词人怎能不慷慨生悲！在忍无可忍的情势下，词人质问道：“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此用《汉书·终军传》中“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典故 。词中说“何日请缨”，实际是请而不予，是南宋小王朝下令让岳飞停止进军的。词人对此未直说而是留有余地。至此，已可看出，“何日请缨”以前对往日繁华的追忆也好，对现实惨状的揭示也好，都是为逼出这两句而写的。因此这两句是全词的高潮与重点，是“词眼”之所在。所以，在完成“清河洛”的复国任务以后，词人立即结合有关“黄鹤楼”的传说，表示只有到领兵作战任务完全实现以后，才能继续完成此次登楼而未能完成的任务，即像仙人那样从这楼上乘鹤远游一番。结拍两句进一步反映词人以现实为重的思想情感。这说明，岳飞与其他词人在审美体验方面是有所不同的。缪钺说：“南宋词人中表达抗金卫国的壮怀者甚多，也有许多名篇佳作，不过，这些词的作者中，真正胸藏韬略，能提兵杀敌，建立战功，而有实践经验者，最先只有岳飞，其后则是辛弃疾，所以他们二人这类词作的质量就与众不同了。”(《灵谿词说·论岳飞词》)马斯洛在讲“高峰体验”时，说这种审美怡悦是一种“属于存在价值的欢悦”“它有一种凯旋的特性；有时也许具有解脱的性质。”岳飞这两首词就是把抗金复国与自我实现的凯旋式的欢悦结合在一起的。他期待反攻复国大业的最后完成，也就是自我价值的最后实现。到那时他才能轻松一下，或者可有驾鹤成仙式的超脱。
岳飞还有一首《小重山》，与前两首风格有所不同：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这是南宋与金达成和议后(1139)所写。陈郁《藏一话腴》中说：“岳鄂王飞《谢收复河南敕及罢兵表》略曰，‘莫守金石之约，难充谿壑之求。暂图安而解倒垂犹之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沈雄在引用上文后说：“(武穆)故作《小重山》云：‘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指主和议者。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这首词抒写的是由于宋金和议而引起的内心伤痛。但写法沉郁蕴藉，吞吐曲折。上片即景抒情。因国事堪忧，夜不能寐，起而徘徊，更深人静，四野悄然，惟由朦胧而转明的月亮照此夜空，似了解忧国心曲。可见，上片是借景抒情，缘情入景。下片将直白与比兴手法交织在一起。“白首为功名”的情结正是为了打回老家去，可是等白了头发，等老了“旧山”的松竹，仍然因受阻而不能实现。为什么？词中未写。但这未写之处却正是全词关键之所在。很明显，这首词是反对宋金和议的，因为有了这一投降卖国的和议，“旧山”便都归金人所有了。哪里还有什么“归程”之可言？枢密副使王庶指斥秦桧被罢，出知潭州。胡铨要求斩秦桧三人头被罢，送昭州编管。自己的抗金志业，又受到大臣张浚及诸将张俊、杨中、刘光世等人不同程度的阻挠，心中不免有曲高和寡、知音难求的感叹。于是结拍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正因为有以上多重复杂的现实原因，所以这首词才用传统婉约与比兴手法写成。岳飞存词极少，但风格手法却较为丰富而有变化。
下面，借清人王鹏运对南宋四名臣(赵鼎、李纲、李光、胡铨)词的评语来结束这一部分。王鹏运在他所刻《南宋四名臣词集》后所写跋语中说：“其思若怨悱而情弥哀，吁号幽明，剖通精诚，又不欲以为名也。于是则摧刚藏棱，蔽遏掩抑，所为整顿缔造之意，而送之以馨香芬芳之言，与激昂怨慕不能自殊之音声。盖至今使人读焉而悲，绎焉而慨伉，真洞然大人也，故其词深微浑雄而情独多。”这段话对我们了解南宋词坛转型初期的词风特点以及豪放与婉约词风的相互渗透，是有参考价值的。
以上说明，从南宋词坛转型之日开始，便已呈现出与北宋词坛截然不同的全新面貌。文思的怨悱，情感的哀痛，爱国的呼号，心地的精诚，均能通过激昂的音调与馨香芬芳的语言表达出来，并形成深微而浑雄的时代风格。北宋依红偎翠、浅斟低唱的时代已经去而不返了。随着南宋进入苦难的时代，词人的生活从此再也不像北宋词人那样轻松、自在。南宋词人从此担起时代最沉重的负担，走过他们漫长而艰苦的历史途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