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及唐初文学

隋及唐初文学

隋及唐初文学皆受梁陈的影响——南朝文士北上者之多——隋的诗坛——诗人的杨广——北方诗人:薛道衡、卢思道及李德林——杨素与孙万寿——南朝的降臣们:王胄及许善心等——唐初的诗坛——陈隋的遗老们:许敬宗等——长孙无忌、李义府与上官仪——魏徵——王绩——初唐四杰:王杨卢骆——白话诗人王梵志——隋及唐初的散文——玄奘的翻译工作——《大唐西域记》

从庾信、王褒入周以后,北朝的文学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动。几乎是自居于六朝风尚“化外”的北周与北齐的文坛,登时发生了一个大改革,把他们自己掷身到时代的潮流之中,而成为六朝文学运动中的北方的支流。到了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南朝的陈,为隋兵所灭,自后主陈叔宝以下诸文臣学士,皆北徙。于是跟随了南北朝的统一,而文坛也便统一了。在隋代的三四十年间(581—618)差不多没有什么新的树立。从炀帝杨广以下,全都是无条件地承袭了梁、陈的文风。李渊禅代(618年)之后,情形还是不变。唐初的文士们,不仅大多数是由隋入唐的,且也半是从前由陈北徙的;像傅奕、欧阳询、褚亮、萧德言、姚思廉、虞世南、李百药、陈叔达、孔颖达、温彦博、颜师古诸人,莫不皆然。当然,那时文坛的风气是不会有什么丕变的。及王、杨、卢、骆四杰出现,唐代的文学,始现出从自身放射出的光芒来。但王、杨、卢、骆诸人,与其说是改变了六朝的风尚,还不如说是更进展地把六朝的风尚更深刻化、更精密化、更普及化了。他们不是六朝文学的改革者,而是变本加厉地把六朝文学的势力与影响更加扩大了。他们承袭了六朝文学的一切,咀嚼了之后,更精练地吐了出来。他们引导了、开始了“律诗”的时代。在他们的时候,倩妍的短曲,像《子夜》《读曲》之流是不见了;梁、陈的别一新体,像“沙飞朝似幕,云起夜疑城”(梁简文帝),“白云浮海际,明月落河滨”(吴均),“终南云影落,渭北雨声多”(江总)之流,却更具体地成为流行的诗格。这便启示着“律诗时代”的到来。在这一方面,所谓“四杰”的努力是不能忘记的。

先讲诗坛的情形。隋代的诗坛,全受梁、陈的余光所照,既如上文所述。陈叔达、许善心、王胄以及虞世基、世南兄弟,皆为由陈入隋者。北土的诗人们,像卢思道、薛道衡等也全都受梁、陈的影响。当时的文学的东道主,像帝王的杨广,大臣的杨素,也都善于为文。杨广的天才尤高,所作艳曲,上可追梁代三帝,下亦能比肩陈家后主。

杨广为文帝杨坚第二子。弘农郡华阴人。开皇元年(581年),立为晋王。后坚废太子勇,立广为太子。又五年,杀坚自立。在位十四年。为政好大喜功,且溺于淫乐,天下大乱遂起。广幸扬州,为宇文化及所杀。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正和陈、李二后主,宋的徽宗一样,而其运命也颇相同。他虽是北人,所作却可雄视南士。薛、卢之流,自然更不易与他追踪逐北。像他的《悲秋》:

故年秋始去,今年秋复来。

露浓山气冷,风急蝉声哀。

鸟击初移树,鱼寒欲隐苔。

断雾时通日,残云尚作雷。

又像他的《春江花月夜》: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共星来。

都是置之梁祖、简文诸集中而不能辨的。又有“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的数语,曾为秦观取入词中,成为“绝妙好辞”。惜全篇已不能有。

有了这样的一位文学的东道主在那里,隋代文学,当然是很不枯窘的了。相传广妒心甚重,颇不欲人出其上。薛道衡初作《昔昔盐》,有“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语,及广杀之,乃说道:“还能作‘空梁落燕泥’语否?”此事未必可信。“空梁落燕泥”一语,并不见如何高妙,《昔昔盐》全篇,更为不称。广又何至忮刻至此呢?

薛道衡(540—609),字玄卿,河东汾阴人。少孤,专精好学,甚著才名。为齐尚书左外兵郎。齐亡,又历仕周、隋。杨广颇不悦之。不久,便以论时政见杀。有集三十卷。江东向来看不起北人所作,然道衡所作,南人往往吟诵。像他的《人日思归》:

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

颇不愧为短诗的上驷。

与道衡同时有声并历诸朝者,为卢思道及李德林。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人。初仕齐,后又历仕周、隋。后出为湖州刺史。有集。德林诗传者甚少。思道,字子行,范阳人,聪爽有才辩。也历仕齐、周、隋三朝。开皇间为散骑侍郎。有集。思道所作,情思颇为寥落。此二人俱并道衡而不及。

在北人里,较有才情者还要算是一位不甚以诗人著称的杨素。素(544—606)字处道,弘农华阴人。仕周,以平齐功,封成安县公。杨坚受禅,加上柱国,进封越国公。大业初,拜太师,改封楚公。有集。他的诗,像“日出远岫明,鸟散空林寂”(《山斋独坐》)诸语,还不脱齐、梁风格。至于《赠薛播州十四首》,中如:

北风吹故林,秋声不可听。

雁飞穷海寒,鹤唳霜皋净。

含毫心未传,闻音路犹夐。

唯有孤城月,徘徊独临映。

吊影余自怜,安知我疲病。

便非齐、梁所得范围的了。殆足以上继嗣宗,下开子昂。《北史》谓:“素尝以五言诗七百字赠播州刺史薛道衡。词气颖拔,风韵秀上,为一时盛作。未几而卒。道衡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若是乎!’”

又有孙万寿字仙期,信都武强人。在齐为奉朝请。杨坚为帝时,滕穆王引为文学。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宇文述召典军事,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寄京邑知友,有“如何载笔士,翻作负戈人!飘飖如木偶,弃置同刍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东走”语,盛为当世吟诵。天下好事者,多书壁而玩之。后归乡里,为齐王文学。终于大理司直。他所作亦多北人劲秀之气,直吐愤郁,不屑作儿女之态,像《东归在路率尔成咏》:

学宦两无成,归心自不平。

故乡尚千里,山秋猿夜鸣。

人愁惨云色,客意惯风声。

羁恨虽多绪,俱是一伤情。

又孔绍安,大业末为监察御史,与万寿齐名。后入唐为秘书监。他的《落叶》:“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颇具有深远之意。

开皇九年(589年)是隋文学上很可纪念的一年。政治上成就了南北的统一,结束了二百七十余年(317—589)的南北对峙局面,而文坛上为了南朝的降王降臣的来临,更增加了活气不少。

陈后主叔宝到了北朝以后,是否仍然继续从前的努力,我们无从知道。即使还未放弃创作的生活,其风格当也仍是不曾变动过。我们在他的集里,看不出一点过着降王的生活后的影子。他死于仁寿四年(604年),离开他的被俘,已是十六年之久了。相传他和杨广交甚厚。或者不至于过着“以眼泪洗面”的生活罢。叔宝的弟叔达也是因了这个政治上的统一而由南北上者。叔达字子聪,陈宣帝第十七子。年十余岁,援笔便成诗,徐陵甚奇之。入隋为绛郡通守。后又降李渊。贞观中拜礼部尚书。他的诗是彻头彻尾的梁、陈派,与他哥哥一样,唯天才较差。

同在这一年北上的,有王胄、虞世基、世南兄弟。王胄,字承基,琅玡临沂人,仕陈为东阳王文学。入隋为学士。以与杨玄感交游,坐诛。虞世基,字茂世,会稽余姚人。仕陈为尚书左丞。入隋,杨广深爱厚之。宇文化及杀广时,世基也遇害。其弟世南字伯施,与兄同入隋,时人以方二陆。大业中官秘书郎。后入唐,累官秘书监。

许善心,虽不是一位被俘的降人,却也是一位庾、王似的南人留北者。他字务本,高阳北新城人。陈祯明二年,以通直散骑常侍,聘于隋。为隋所留,絷宾馆。及陈亡,衰服号哭。后乃拜官。杨广被杀时,善心也同时遇害。

这几个人的诗,风格都不甚相殊,可以王胄的《枣下何纂纂》为代表:

御柳长条翠,宫槐细叶开。

还得闻春曲,便逐鸟声来。

所谓初唐的诗坛,相当于李渊及其后的三主的时代,即自武德元年到弘道元年的六十余年(618—683)间。开始于陈、隋遗老的遗响,终止于王、杨、卢、骆四杰的鹰扬。这其间颇有些可述的。当武德初,李世民与其兄建成、弟元吉争位相倾。各延揽儒士,以张势力。世民于秦邸开文学馆,召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等十八人为学士,时号十八学士。及他杀建成、元吉后,太子及齐王二邸中的豪彦,也并集于朝。世民他自己也好作“艳诗”。当时的风尚,全无殊于隋代。诗人之著者,像陈叔达、虞世南、欧阳询、李百药、杜之松、许敬宗、褚亮、蔡允恭、杨师道诸人皆是由隋入唐的。此外还有长孙无忌、李义府、上官仪、魏徵、王绩诸人,一时并作,诗坛的情形是颇为热闹的。王绩尤为特立不群的雄豪。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人,仕隋为太常博士。入唐,撰《艺文类聚》,甚有名。官至太子率更令。李百药,字重规,德林子,七岁能属文,时号奇童。隋时为太子通事舍人。入唐,拜中书舍人。曾著《齐史》。百药藻思沉郁,尤长五言,虽樵童牧子,亦皆吟讽。像《咏蝉》:

清心自饮露,哀响乍吟风。

未上华冠侧,先惊翳叶中。

已宛然是沈、宋体的绝句了。杜之松,博陵曲阿人,隋起居舍人。贞观中为河中刺史。与王绩交好。许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善心子。入唐为著作郎,高宗时为相。有集。褚亮,字希明,杭州钱塘人。隋为太常博士。贞观中为散骑常侍,封阳翟县侯。蔡允恭,荆州江陵人,隋为起居舍人。贞观中,除太子洗马。杨师道,隋宗室,字景猷。入唐尚桂阳公主,封安德郡公。贞观中为中书令。为诗如宿构,无所窜定。

李义府,瀛州饶阳人。对策擢第。累迁太子舍人,与来济俱以文翰见知,时称“来李”。高宗时为中书令,后长流巂州。他的《堂堂词》:

懒整鸳鸯被,羞褰玳瑁床。

春风别有意,密处也寻香。

甚有名,是具着充分的梁、陈的气息的。同时,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为唐外戚(文德后兄),封齐国公。高宗时,贬死黔州。其《新曲》“玉珮金钿随步远,云罗雾縠逐风轻。转目机心悬自许,何须更待听琴声”云云,也是所谓“艳诗”的一流,甚传于时。

上官仪(608—665)也是义府与无忌的同道。其诗绮错婉媚,人多效之,谓为“上官体”。他的《早春桂林殿应诏》“晓树流莺满,春堤芳草积。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云云,无愧于梁、陈之作。他字游韶,陕州陕人。贞观初擢进士第。高宗时为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后以事下狱死。

魏徵《述怀》却不是梁、陈作风所能拘束的了。像“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云云,其气概豪健,盖不是所谓“宫体”“艳诗”所能同群者。“人生感意气”云云,活画出一位直心肠的男子来。以阮嗣宗与陈子昂较之,恐怕还要有些差别。独惜徵所作不多耳。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有大志。初从李建成,为太子洗马。世民杀建成,乃拜他为谏议大夫,封郑国公。

王绩(589—644)与魏徵又有所不同,他却是以澹远来纠正浓艳的。绩字无功,绛州龙门人。隋大业中为扬州六合丞,以非所好,弃去不顾。结庐河渚,以琴酒自乐。武德初,以前官待诏门下省。或问:“待诏何乐?”他道:“良酝可恋耳。”照例日给酒三升,陈叔达特给他一斗。时太乐署史焦革家善酿,绩求为丞。革死,又弃官归。尝躬耕于东皋,故时人号东皋子。或经过酒肆,动留数日。往往题壁作诗,多为好事者讽咏。死时,预自为墓志。其行事甚类陶渊明,而其作风也与渊明相近。像《田家》:(一作王勃诗,但风格大不类。)

阮籍生涯懒,嵇康意气疏。

相逢一醉饱,独坐数行书。

小池聊养鹤,闲田且牧猪。

草生元亮径,花暗子云居。

倚床看妇织,登垄课儿锄。

回头寻仙事,并是一空虚。

还不类渊明吗?更有趣的是,像《田家》的第二首:

家住箕山下,门枕颍川滨。

不知今有汉,唯言昔避秦。

琴伴前庭月,酒劝后园春。

自得中林士,何忝上皇人。

以及第三首的“恒闻饮不足,何见有残壶”云云,连其意境也便是直袭之渊明的了。他的最好的诗篇,像《野望》: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像《过酒家》:

对酒但知饮,逢人莫强牵。

倚垆便得睡,横瓮足堪眠。

也浑是上继嗣宗、渊明,下起王维、李白的。在梁、陈风格紧紧握住了诗坛的咽喉的时候,会产生了这样的一位风趣淡远的诗人出来,是颇为可怪的。或正如颜、谢的时候而会有渊明的同样的情形吧。一面自然是这酒徒的本身性格,一面也是环境的关系。他不曾做过什么“文学侍从之臣”,故也不必写作什么“侍宴”“颂圣”的东西,以损及他的风格,或舍己以从人。

“四杰”的起来,在初唐诗坛上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四杰”也是承袭了梁、陈的风格的。唯意境较为阔大深沉,格律且更为精工严密耳。他们是上承梁、陈而下起沈、宋(沈佺期、宋之问)的。王世贞说:

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靡,固沿陈、隋之遗;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五言遂为律家正始。内子安稍近乐府,杨、卢尚宗汉、魏。宾王长歌,虽极浮靡,亦有微瑕,而缀锦贯珠,滔滔洪远,故是千秋绝艺。

在许多持王、杨、卢、骆优劣论者当中,世贞此话,尚较为持平。

王勃(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人。很早便会写诗。相传他六岁善文辞,九岁得颜师古注《汉书》读之,作《指瑕》以擿其失。麟德初(664年),刘祥道表于朝,对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沛王闻其名,召署府修撰。因作《檄英王鸡文》,被出为虢州参军。后又因事除名。

上元二年(675年),往交趾省父,渡海溺水,悸而卒,年二十九。有集。初,他道出钟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此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子安抗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至“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语,乃矍然道:“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那便是有名的《滕王阁序》。又相传子安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书之,不易一字。时人谓之腹稿。他所作以五言为最多,且均是很成熟的律体。像《郊兴》:

空园歌独酌,春日赋闲居。

泽兰侵小径,河柳覆长渠。

雨去花光湿,风归叶影疏。

山人不惜醉,唯畏绿尊虚。

还不是律诗时代的格调吗?又像:

抱琴开野室,携酒对情人。

林塘花月下,别似一家春。

——《山扉夜坐》

山泉两处晚,花柳一园春。

还持千日醉,共作百年人。

——《春园》

还不宛然是最正格的五绝吗?又像《寒夜怀友杂体》:

北山烟雾始茫茫,南津霜月正苍苍。

秋深客思纷无已,复值征鸿中夜起。

虽说是“杂体”,其实还不是“七绝”之流吗?沈、宋时代的到来,盖在“四杰”的所作里,已先看到其先行队伍的踪迹了。正如太阳神万千缕的光芒还未走在东方之前,东方是先已布满了黎明女神玫瑰色的曙光了。

杨炯(650—693),华阴人,幼即博学好为文。年十一,举神童,授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恃才简倨,人不容之。武后时,迁婺州盈川令,卒于官。他闻时人以四杰称,便自言道:“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的品第是王、杨、卢、骆,他故云然。)张说道:“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也。”有《盈川集》。他的诗像“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骢马》),“三秋方一日,少别比千年”(《有所思》),“离亭隐乔树,沟水浸平沙。左尉才何屈,东关望渐赊”(《送丰城王少尉》)等,这都是足称律诗的前驱的。

“四杰”身世皆不亨达,而卢照邻为尤。他为了不可治的疾病,艰苦备尝,以至于投水自杀。在我们的文学史里同样的人物是很少的。照邻(636—695)字升之,幽州范阳人。年十余岁,从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博学善属文。初授邓王府典签。王有书二十车,照邻披览,略能记忆。王甚爱重之。对人道:“此即寡人相如也。”后拜新都尉,因染风疾去官。居太白山中,以服饵为事,而疾益笃。客东龙门山,友人时供其衣药。疾甚,足挛,一手又废,乃徙阳翟之具茨山下,买园数十亩,疏颍水周舍。复预为墓,偃卧其中。作《五悲》及《释疾文》,读者莫不悲之。然疾终不愈。病既久,不堪其苦,乃与亲友执别,自投颍水而死。时年四十。有集。照邻少年所作,不殊子安、盈川。及疾后,境愈苦,诗也愈峻。像《释疾文》:

岁将暮兮欢不再,时已晚兮忧来多。

东郊绝此麒麟笔,西山秘此凤凰柯。

死去死去今如此,生兮生兮奈汝何!

盖已具有死志了。像《羁卧山中》的“卧壑迷时代,行歌任死生。红颜意气尽,白璧故交轻。涧户无人迹,山窗听鸟声。春色缘岩上,寒光入溜平。雪尽松帷暗,云开石路明”云云,盖还是虽疾而未至绝望的时候所作,故尚有“紫书常日阅,丹药几年成”云云。

骆宾王(619—687)善于长篇的歌行,像《从军中行路难》《夏日游德州赠高四》《帝京篇》《畴昔篇》等,都可显出他的纵横任意,不可羁束的才情来。《畴昔篇》自叙身世,长至一千二百余字,从“少年重英侠,弱岁贱衣冠”说起,直说到“邹衍衔悲系燕狱,李斯抱怨拘秦桎。不应白发顿成丝,直为黄沙暗如漆”。大约是狱中之作罢。这无疑是这时代中最伟大的一篇巨作,足和庾子山的《哀江南赋》列在同一型类中的。所谓在狱中,当然未必是指称敬业失败后的事,或当指武后时(684年)因坐赃“入狱”(?)的一段事。故篇中并未叙及兵事,而有“只为须求负郭田,使我再干州县禄”语。这样以五七言杂组成文的东西,诚是空前之作。当时的人,尝以他的《帝京篇》为绝唱,而不知《畴昔篇》之更远为宏伟。宾王,婺州义乌人。与子安等同是早慧者,七岁即能赋诗。但少年时落魄无行,好与博徒为伍。初为道王府属,尝使自言所能,宾王不答。后为武功主簿。裴行俭做洮州总管,表他掌书奏,他不应。高宗末,调长安主簿。武后时,坐赃左迁临海丞,怏怏不得志,弃官而去。时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武后,署宾王为府属。军中檄都是他所作。武后读檄文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语,大惊,问为何人所作,或以宾王对。后道:“宰相安得失此人!”敬业败死,宾王也不知所终。有集。

在这个时代,忽有几个怪诗人出现,完全独立于时代的风气之外;不管文坛的风尚如何,庙堂的倡导如何,他们只是说出他们的心,称意抒怀,一点也不顾到别的作家们在那里做什么。在这些怪诗人里,王梵志是最重要的一个。王梵志诗,埋没了千余年,近来因敦煌写本的发现,中有他的诗,才复为我们所知。相传他是生于树瘿之中的(见《太平广记》卷八十二)。其生年约当隋、唐之间(约590—660)。他的诗教训或说理的气味太重,但也颇有好的篇什,像:

吾有十亩田,种在南山坡。

青松四五树,绿豆两三窠。

热即池中浴,凉便岸上歌。

邀游自取足,谁能奈我何!

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

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

这样直捷的由厌世而逃到享乐的意念,我们的诗里,虽也时时有之,但从没有梵志这么大胆而痛快的表现!

梵志的影响很大,较他略后的和尚寒山、拾得、丰干,都是受他的感化的。寒山、拾得、丰干的时代,不能确知,相传是贞观中人。但最迟不会在大历以后。寒山诗,像“有人笑我诗,我诗合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欲得安身处,寒山可长保。微风吹幽松,近听声逾好”云云,和拾得诗,像“世间亿万人,面孔不相似。……但自修己身,不要言他已”云云,都是梵志的嫡裔。顾况和杜荀鹤、罗隐诸人,也都是从他们那里一条线脉联下去的。

隋与唐初的散文,也和其诗坛的情形一样,同是受梁、陈风气的支配。杨坚即位时,有李谔者,尝上书论文体轻薄,欲图纠正,他以为:“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他便主张应该:“屏黜浮词,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缨冕。”还要对于那一类伪华的人,闻风劾奏,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但那一篇煌煌巨文,却如投小石于巨川,一点影响也不曾发生过。文坛的风尚还是照常地推进,没有一点丕变。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诸人所作散文,也并皆拟仿南朝,以骈偶相尚。至于由南朝入隋的文人们,像许善心、王胄、江总、虞世基等更是无论了。

唐初散文,无足称述。四杰所作,也不殊于当时的风尚。六朝之际,尚有所谓“文、笔”之分。美文多用骈俪;公牍书记,尚存质朴之意。至唐则差不多公文奏牍,也都出以骈四俪六之体,且浸淫而以“四六文”为公文的程式,为实际上应用的定型的文体了。

这时期可述者唯为若干部重要史籍的编纂。岑文本与崔仁师作《周史》。李百药作《齐史》。姚思廉次《梁》《陈》二史。魏徵编《隋史》。思廉、百药之作,皆为一家言。又有李延寿者,世居相州,贞观中为御史台主簿,兼修国史。本其父志,更著《北史》《南史》二书。同时,又有《晋书》百三十卷的编撰,则出于群臣的合力,开后世“修史”的另外一条大路。自此以后,为一代的百科全书的所谓“正史”者,便永成为“合力”的撰述,而不复是个人的著作了。

参考书目

一、《隋书》唐魏徵等撰,有《二十四史》本。

二、《旧唐书》晋刘昫撰,有《二十四史》本。

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有《二十四史》本。

四、《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辑,医学书局铅印本。

五、《全唐诗》扬州诗局原刊本,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

六、《唐百名家诗》席氏刻本。

七、《艺苑卮言》明王世贞撰,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八、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中华书局)卷六十《佛典之翻译》,又卷六十一《翻译文学与佛典》,又卷六十二《支那内学院精校本玄奘传书后》。

九、《敦煌掇琐》刘复辑,中央研究院出版。

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辑,有黄冈王氏刊本,有医学书局石印本。

十一、《全唐文》有扬州诗局原刊本,有广东覆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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