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肖瑞峰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位成就卓著的散文作家的合称，包括：唐代的韩愈（字退之）、柳宗元（字子厚），宋代的欧阳修（字永叔）、苏洵（字明允）、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曾巩（字子固）、王安石（字介甫）。追溯其名之由来，一般认为肇始于明代茅坤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有必要指出：在茅坤以前，明初的朱右（一作朱佑，字伯贤）已经采录这八位作家的名篇佳什，编为《八先生文集》（或名《唐宋六家文衡》，其中合苏洵、苏轼、苏辙为一家，今佚）。继朱氏之后，明成化年间，李绍在为江西吉安府重刊《大苏七集》所作之序中曾提出过“七大家”的称呼：“古今文章作者非一，其以之名天下者，唯唐昌黎韩氏、河东柳氏，宋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氏及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七大家。”与茅坤同为明代“唐宋派”宿将的唐顺之，也纂有《文编》一书。尽管书名并没有着意标榜“八家”，但所选录的唐宋散文，却仅限于韩、柳、欧、三苏、曾、王八家作品。这正昭示了编者推崇和瓣香八家的初衷。因此，可以说它同样为茅坤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奠定了基础。但正式将韩、柳等八人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则始于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
作为明代文坛上自张一帜的“唐宋派”的代表作家，唐顺之、茅坤等推崇“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作品，并将其编选刊行，当然有其既定的旨归，那就是试图扭转前后“七子”标榜秦汉所促致的拟古主义倾向：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其本意是为了救治明初“台阁体”的空虚、萎靡之弊；但撇却唐宋散文的优良传统，而直接以秦汉散文作为创作规范，刻意摹拟，不敢稍有逾越，这不仅使他们自身创作的散文变得诘屈聱牙，古奥难懂，而且造成了拟古之风的泛滥。在这一背景下，唐、茅等人公然推举“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作品，以与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相抗衡，也就具有了补偏救弊的时代意义。
众所周知，韩、柳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在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两方面都卓有建树，为时人及后人所闻风向慕，韩愈更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一代宗师。而欧阳修成功发起和领导的宋代古文运动，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与唐代古文运动一脉相承的，可视为曾经一度偃息的唐代古文运动的浪潮在新的历史河床中的狂飙乍起、洪峰再兴；作为欧的同道与盟友，三苏、曾、王则与他桴鼓相应，创作出一系列典范性的作品，洵为有宋一代散文作家的杰出代表。要言之，韩、柳、欧、苏等八人，虽然文学造诣有高下之分，但却各有戛戛独造的艺术成就，可以卓然名家，独树一帜。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散文雄浑奔放，“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嘉祐集》卷十二《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汹涌澎湃；又“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一扫六朝文体之卑弱，为中唐以后的古文创作树立起崭新的典范。
柳宗元是韩愈的好友，二人齐名，其散文虽然不如韩文堂庑阔大，但奇古峻洁之处，迥出韩文之上。尤其是《永州八记》等小品文，语言精炼，刻画细致，文势劲峭，“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刘熙载《艺概》），堪称中国古代山水游记中的极品。
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军。他的散文，语言自然舒畅，意蕴含蓄浑厚，深婉有致，章法上回环迭宕，摇曳多姿，“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间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姚鼐《惜抱轩文集》卷一《答鲁絜非书》）。
苏轼之文则体现出了宋代散文艺术的最高成就，汪洋恣肆，滔滔汩汩，“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何薳《春渚纪闻》卷六）；又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黄庭坚《山谷集》卷十四《东坡先生真赞》）。
其他几家如大政治家王安石，其文识度高远，笔力雄健，峻洁严整，奇峭刚劲，虽然“雄不如韩，逸不如欧，飘宕疏爽不如苏氏父子兄弟，而匠心所注，意在言外，神在象先，如入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恐亦古来所罕者”（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王文公文钞》）；曾巩的散文则典重深醇，委曲周详，“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之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宋史·曾巩传》）；苏洵的散文纵横苍劲，笔锋老辣，析理精微，“其指事析理，引物托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曾巩《元丰类稿》卷四十一《苏明允哀辞》）；苏辙的散文虽然没有其父兄奔放凌厉的气势，但也澹泊疏宕，一波三折，“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苏轼《东坡全集》卷七十四《答张文潜书》）。
与此同时，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思想与创作趋向却又颇为接近。韩愈首先揭橥的“修其辞以明其道”（《诤臣论》）、“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哀辞后》）等主张，也普遍为其他七家所接受，成为他们建构自己文学理论的前提。他们都倡导“文以明道”，强调文章应当“有为而作”，应当对现实社会有所针砭和裨益，使文章成为参与政治斗争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反对骈俪雕琢、浮艳绮靡的文风。在此基础上，他们同样注重作家道德修养的提升，注意文章艺术规律、艺术技巧的探寻和把握。韩愈一再提出的“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答尉迟生书》）、“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答李翊书》）等要求，在中唐以后便如空谷传音，应者寥寥，但在宋代六大家那里却得到了理论上的响应和实践上的贯彻。因而，将他们合称为“唐宋八大家”，当属实至名归，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我国古代散文史上自汉代以后又一个创作高峰时期的最高艺术水准。
唯其如此，自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以下简称茅编《文钞》）行世后，治古文者大多以八家为宗，将他们奉为创作上的圭臬。清人杭世骏甚至说：“为古文而不源于‘八家’，支离嵬琐，其失也俗；为今时文而不出于‘八家’，肤浅纤弱，其失也庸。”（《道古堂文集》卷八《古文百篇序》）而“唐宋八大家”之目，虽然自问世以后也出现过不少的异议（如清初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谓：“有皎然《诗式》而后无诗，有《八大家文钞》而后无文。立此法者，自谓善诱童蒙，不知引童蒙入荆棘，正在于此。”袁枚也对此不以为然，《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书茅氏八家文选》谓：“于古文又分为八，皆好事者之为也，不可以为定称也。”），但最终却随《唐宋八大家文钞》的流传而家喻户晓，成为文学史上一个足以与“唐诗”“宋词”并足齐肩的专门术语，流传至今。有清一代，复有多种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刊布，如沈德潜的《唐宋八家古文读本》三十卷、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十九卷、吕留良的《晚村精选八大家古文》八卷、储欣的《唐宋八大家类选》、刘大櫆的《唐宋八家文百篇》、孙琮的《山晓阁唐宋八大家文选》、魏源的《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八卷等。流风所及，甚至连东邻日本，从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都涌现出了许多唐宋八大家文的选本、注本。在以上标举“八大家”的选本中，清代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既与茅编《文钞》同名，体例也略无舛异；但其卷帙仅为茅编《文钞》的八分之一，而其选录标准与评鉴眼光则颇有独到之处。这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世人的注目。
张伯行，字孝先，晚号敬庵，卒谥清恪，河南仪封（今兰考东北）人。生于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卒于清世宗雍正三年（1725）。康熙三十四年（1685）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以清廉刚直称。其政声与治绩，尤著于巡抚江苏、福建任内。据《国朝先正事略》卷十，伯行解职离任时，“苏州等郡相继报罢市，士民扶老携幼，具果蔬来献。公辞。皆泣曰：‘公在任止饮吴江一杯水，今将去，子民一片心不可却也。’乃取腐一块、菜一束。”其廉洁自律与遗爱百姓如此，以至于康熙誉其为“天下清官第一”，“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也”。清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者仅三人，伯行为其中之一。其生平事迹除见于《清史稿》（卷二六五）、《清史列传》（卷十二）外，还为《国朝耆献类征》（卷六一）、《碑传集》（卷十七）、《从政观法录》（卷十二）、《汉名臣传》（卷九）、《颜李师承记》（卷六）、《清儒学案小识》（卷二）、《文献征存录》（卷六）、《国朝名臣言行录》（卷十）等诸多史传、笔记所载录。
张伯行博通文史，学殖深厚，而以力崇程、朱为己任，是清初理学名臣，及门受学者数千人。早年读书至程、朱《语类》，欣然慕曰：“入圣门庭在是矣。”于是，“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清史稿》卷二六五）。其著作宏富，有《正谊堂文集》十二卷、《续集》八卷，及《居济一得》《小学集解》《二程语录》《性理正宗》《广近思录》《续近思录》《困学录》《续困学录》《道统录》《道南源委》《伊洛渊源续录》《学规类编》《濂洛风雅》等，并传于世。《唐宋八大家文钞》则作为《正谊堂全书》续刻本之一种，于清同治八年（1869）由福建正谊书院刊行。
张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钞》（以下简称张编《文钞》）选录韩愈（韩文公）文3卷60篇，柳宗元（柳柳州）文1卷18篇，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2卷38篇，苏洵（苏文公）文1卷2篇，苏轼（苏文忠公）文1卷27篇，苏辙（苏文定公）文2卷27篇，曾巩（曾文定公）文7卷128篇，王安石（王文公）文2卷17篇，合计19卷317篇。这组很不均衡的数字，表明张编《文钞》与茅编《文钞》在选目和编选宗旨上颇有出入。通行明万历刻本茅编《文钞》凡164卷，计选录韩愈文16卷352篇，柳宗元文12卷120篇、欧阳修文32卷286篇（附《五代史钞》20卷）、苏洵文10卷60篇、苏轼文28卷251篇、苏辙文20卷172篇、曾巩文10卷87篇、王安石文16卷219篇，共计1 371篇。将二者略作对比，我们便不难发现，张编《文钞》对曾巩其人其文情有独钟，而对三苏，主要是苏洵，则着意贬抑。个中原因，一如编者在卷首的《曾文引》中所揭示的那样，不外乎曾文“原本‘六经’”，且为“朱子喜读”。而苏洵文之所以“聊存一二”，也是因为朱子说过“人不可读此等文字”的话（见《三苏文引》）。这意味着其选录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朱子的好恶为转移的。如朱熹曾论曾巩之文云“南丰文却近质。他初亦只是学为文，却因学文渐见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为空言”（《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曾南丰议论平正，耐点检”（《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但评论苏洵之文时却谓“老苏但为欲学古人说话声响，极为细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沧州精舍谕学者》）。作者在《三苏文引》中还特别强调，对苏轼、苏辙文“亦择其醇正者而录之”。这“醇正”二字，正是编者用以衡量八家文的准绳。在编者看来，不惟三苏，即便他所偏爱的曾巩文亦属“有醇有疵”，尚未能尽归于“醇正”。在《原序》中，他一一指摘八家文之“疵”，曾巩也未能幸免，所谓“曾南丰论学虽精，而本原未彻”是也（这也不免拾人牙慧之嫌。朱熹就曾评论曾巩之文道：“只是关键紧要处，也说得宽缓不分明。缘他见处不彻，本无根本功夫。”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而“醇正”与否，则取决于是否发乎圣心、中乎理学、合乎道统。这样，在编者心目中，“唐宋八大家”之文固然属于“立言而能不朽者”，“彬彬乎可以追西汉之盛”（《原序》），但较之“六经”以及程、朱之文，则相差不可以道里计。这其实是沿袭了宋代自程、朱以后道学家们持“性理”为准绳来评诗论文的陈词滥调，不能不说是步入了某种观念上的误区。
尽管如此，在众多的“唐宋八大家”选本中，张编《文钞》仍然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选本，对后世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同类之什。首先，规模适中，便于阅读、传播。全编约三十万字，除苏洵之外，其余七家文中的名篇大半已网罗其中，一编在手，即可览其精华，并进而窥其堂室，测其涯涘。可知编者虽以程、朱之文为圭臬而崇尚“醇正”，但在具体选录作品时，并没有画地为牢，执一而求。较之洋洋百万言的茅编《文钞》，它自然要显得简明精要些，更适合初治古文者披览。其次，卷首冠有八家“文引”，篇末缀有诸家评语。“文引”一一指陈八家文之得失，为读者指引津梁，虽因力崇程、朱而致持论过苛，有失平允，却是一家之言，不无参考价值。评语除第16卷所录曾巩文有31篇阙如外，其余285篇皆缀有一条或数条。凡仅缀有一条评语者，均为编者自抒其见；凡缀有两条以上评语者，则兼采王慎中（字道思，号遵岩居士）、唐顺之（字应德，学者称荆川先生）、茅坤（字顺甫，号鹿门）三家之说。采录三家评语，既可印证或补充己见，又可使读者借以考知茅编《文钞》的基本倾向和基本思路，并进而探究以三家为代表的明代唐宋派的文学主张和文体要求，实有裨助之功。而编者自撰的评语则重在品鉴，虽未能脱去道学气息，但于作者之“文心”与作品之“文法”，每能抉微显幽，切中肯綮，显示出相当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另外，茅编《文钞》自问世以后，虽然“一二百年来，家弦户诵”（《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九《唐宋八大家文钞》提要），“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明史·茅坤传》），但因卷帙浩繁，其中不乏疏舛之处，颇受清初学者讥讽，如黄宗羲《答张自烈书》中便指摘其“圈点勾抹，多不得要领”、“不知宋制”等多条。而张编《文钞》对于茅编《文钞》中的相关篇目及评语，往往能择善而从，去其荒芜，得其精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茅编《文钞》的诸多弊端和错误，不致产生误导，更适宜于一般读者的阅读欣赏。这样，也就有必要将张编《文钞》校点出版，以飨读者了。
1936年，商务印书馆曾将张编《文钞》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王云五主编），加以刊行。在本书校点过程中，我们除了以《丛书集成初编》本与《正谊堂全书》续刊本互校外，还参校以八家文集，衍者删之，脱者补之，讹者正之，异文则择善而从。为了节省篇幅，均不出校记，而于文中径改、径补。此书初版于2007年，此次修订重版，对错漏之处进行了订正匡补，个别标点不当者，亦予以更改。限于学殖，谬误殆难避免，尚祈读者有以教之。
2019年5月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