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整理说明
陈尚君
朱东润先生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年出版于重庆开明书店，虽然此前已经有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和罗根泽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版，但都仅涉及唐以前的部分，完整地勾勒出从上古到清季文学批评史的专著，朱书是第一部。今人多将郭、朱、罗三家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学者。朱先生早年有良好的旧学训练，又留学英国，系统介绍西方的文学观念与研究方法，曾长期教授英语与英国文学，专治文学批评史，有独到的观察与建树。该书特点，正如朱先生自序所言，一是全部以个人立目，尽量规避作时代或宗派的叙述，二是对于每个批评家，常把论诗论文的主张放在一起讨论，避免割裂；三是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即明清两代的文学批评，几占全书之半。章培恒先生曾总结本书的成就，一是“中国文学批评史框架的奠定”，二是“新颖文学观念的贯彻”。
朱先生早年任教于梧州广西第二中学和南通师范学校，均授英文。1929年移教席至武汉大学，初仍授英文，因文学院长闻一多教授之建议，从1931年始授中国文学批评史，至次年完成讲义初稿，凡四十六章，止于明季钱谦益。1933年续写完成，凡七十五章，除续写钱谦益以后二十四章，以前部分另新写五章，其他部分也多有改动。以上二稿均有武汉大学校内铅排线装本，先生自存本且多有详密批校，可以看到授课当时的准备细节，也可以见到在阅读思考中不断增订的痕迹。这一时期，先生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连续发表文学批评史专题研究论文九篇，后结集为《中国文学批评论集》（开明书店，1940年）。在此基础上，先生从1936年到1937年间，对前此讲义作了大幅度增补修改，准备正式出版，但抗战的全面爆发，改变了他的原有计划。从先生自传和今见文本分析，他的定稿工作在1937年末已经全部完成，其中前半部即至第三十三《朱熹附道学家文论》止，已经排出校样，先生自存两份，估计是该年末归泰兴时携归；下半部，先生《大纲》自传云留在武汉，但他在抗战后取归存寄书稿，且保存至今者，只有最后十八章，即从第六十章末段到书末，中间二十五章之写定本已经无从寻觅。先生于1939年1月到西迁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该年所引讲义即将1937年本之前半和1933年本之后半拼合，略作修订，以应教学之需。1943年往中央大学任教后，感到留滞武汉的手稿已经“没有收回的希望”，乃以乐山本为基础付印。战争造成学术之残缺，于此可见。
先生1937年写定本，一是重新调整了全书的篇目，二是于前此讲义作了较大幅度增删。周兴陆教授曾将全稿前半部的讲义和《大纲》作了比读，揭示其改动幅度之大。后半部分目前仅存最后十八章手稿，为先生据1933年讲义原本剪贴，新增改写部分则全为手定。目前分析，大约先生在1937年末离开武汉时，将下半部较早完成的部分已经送往印刷厂排印，最后完成的部分则仍留行箧，寄存武汉。九年后再到武汉，交厂的部分已经无从踪迹，而偶存的部分则因生活动荡（其后他曾频繁转换学校），再加上鼎革后的风气变化，不免意兴阑珊，再无重新补罅的兴趣。
目前要了解先生1937年修订本全貌，特别是已经残缺的下半部全貌，仅有两个线索。一是先生自存1933年讲义卷首目录有较多批改的记录，大约主要是1937年定稿前陆续修订的思虑之记录；二是前述最后十八章前有两叶章节目录，应该是修订期间逐渐写定。
从先生《大纲》自序中，可以看到他对1937年增订写成稿之珍惜，当年因战争没能收回手稿，只能把“第三稿的上半部和第二稿的下半部并合”后出版，留下长久的遗憾。《大纲》1944年问世，在50年代和80年代曾两度再版，始终没有做大的修改，但先生一直保存30年代在武汉大学的授课讲义，以及最后十八章的改定稿。
2014年在编订出版《朱东润文存》的同时，我多次托武汉大学的朋友调查校史档案，希望当年交稿付排的讲义第三稿下半卷或可有特殊的机缘得到保存，务使全书终成全璧，也为次年的民族战争胜利纪念留一特殊记录。但友人寄示存盘目录，并没有这样的机缘。
但我仍然希望就目前能够见到的文本，尽最大可能地反映朱先生当年最后定稿的面貌，也希望能够将目前能够见到在先生保存的四份讲义中涉及学术增删的部分，给以适当的揭示和保存。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即便《大纲》出版时，“一切的形式和内容，无疑的都流露了讲义的气息”，而历次讲义中这些特征当然更加显著。但我在很仔细地对读了先生各本讲义后发现，觉得全书要旨尽管有所微调，对引证文献也有新增（如涉及声律论初取疑伪书《二南密旨》，后改较早而可靠的《文镜秘府论》），涉及时代、文风、作家、批评家的评价，也都有一些变化。前期讲义的叙述可能有些不精密处，但也包含许多坦率而真诚的论述。最后定稿中因以批评史为主，将讲义中涉及时代风气、文学论述、作家人品以及中外比较的内容有较多的删除，其中有许多论述极其精彩。而现代学术史的研究中，尤其重视一部学术著作成书过程中的文本变化。我偶得机缘见到这些文本，家属也授权可以作充分的展示，虽然知道这样未必完全符合朱先生本人的意愿，仍愿意以月余之辛劳，完成这一份工作。
述本次整理体例如下。
全书以《大纲》1944年初本为依据（我自藏工作本为开明书店民国三十六年三月第三版），最后十八章则据先生自存1937年修订本原稿。
《大纲》定稿时删弃之原讲义内容，凡俱有学术参考价值者，皆节录加注于相关内容之下。凡前二次讲义皆有之内容，以1932年本为主。1937年定稿已失去部分，涉及章节调整和内容增删部分，在历次讲义批语中有线索可寻者，也都有所记录，存于书末附录二。
整理所据参校订补的依据为先生自存历次讲义和修订稿本，具体文本详附录四之拙文。
《大纲》及讲义叙述或引证文献之笔误，或因当年所见文本未能尽善而有出入者，均曾作过技术处理，全书标点和书名号也多有调整，均未一一说明。若有误失，责任在我。
先生历次讲义，在后来之教学准备和授课实践中，留下数量巨大的批注，内容一是补充文献，二是纠正愆失，三是提示讲授中的细节。本次仅采据极少数涉及纠误和篇章调整的内容，其他皆不涉及，只能留待异日。
书末增加几个附录，一是《〈大纲〉与历次讲义章节异同表》，以见成书过程中章节之调整；二是《历次讲义删存》，包括三次讲义的题记和删改幅度较大的部分和《大纲》删弃的部分；三是讲义中保存的三次授课试题，可见开课考绩的实施情况；四是2013年拙撰根据先生自存讲义分析研治批评史历程的论文。
谢谢朱邦薇女士的信任并授权我完成上述工作，也谢谢上海古籍出版社长期以来对出版朱先生遗著的坚定支持。整理误失处，敬请方家赐教。
受业 陈尚君
2016年6月15日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