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窟小记⁽¹⁾

兔尾龙头，一回头竟已经历了五个龙年。副刊的主编要我在戊辰的龙头上，回顾一下自己的写作生命。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在这样的意义下，我不晓得自己是否已到半途。同时，对于一位真正的创作者说来，回顾乃是为了前瞻，正如汽车的反光镜，不但用来倒车，也可用来帮助前进。

诗、散文、批评、翻译，是我写作生命的四度空间。我非狡兔，却营四窟。关于这四样东西，我对朋友曾有不同的戏言。我曾说自己以乐为诗，以诗为文，以文为批评，以创作为翻译。又曾说自己，写诗，是为了自娱；写散文，是为了娱人；写批评，尤其是写序，是为了娱友；翻译，是为了娱妻，因为翻译的工作平稳，收入可靠。更对家人说过：这四样东西的版权将来正好分给四个女儿，也就是说，珊珊得诗，幼珊得文，佩珊得批评，季珊得翻译。幸好我“只有”四个女儿，否则我还得开发小说或戏剧呢。

我写诗四十年，迄今虽已出版过十四本诗集，却认为，诗，仍然是最神秘也是最难追求的缪斯，不会因为你曾经有幸一亲芳泽，便每次都有把握到手。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开辟无限的天地，要用文字的符号捕捉经验的实感，要记下最私己的日记却同时能敲响民族的共鸣，要把自己的风格像签名一样签在时代的额头上，一位诗人必须把他全部的生命投入诗艺。天才不足恃，因为多少青年的才子都过不了中年这一关，才气的锋刃在现实上砍缺了口。灵感，往往成了懒人的借口。高傲的缪斯，苦追都不见得能到手，何况还等她翩然来访，粲然垂顾呢？今日，多少诗人都自称是在写自由诗，最是误己误人。积极的自由，得先克服、超越许多限制；消极的自由只是混乱而已。“从心所欲，不逾矩”才是积极的自由。所谓“矩”，正是分寸与法度，至于消极的自由，根本就没有“矩”，不识“矩”，也就无所谓是否“逾矩”。

即以目前人人自称的自由诗而言，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至少还得分行，以示有别于散文。然则分行就是一种“矩”了。可是多少作者恐怕从不锻炼自己，所以也就随便分行，随便回行，果真是“随心所欲”，却不断在“逾矩”。我写诗，是从二十年代的格律诗入手，自我锻炼的“矩”，乃是古典的近体与英诗的Quatrain等体。这些当然都是限制，正如水之于泳，气之于飞，也都是限制，但自由也从其中得来。水，是阻力也是浮力，为溺为泳，只看你如何运用而已。回顾我四十年写诗的发展，是先接受格律的锻炼，然后跳出格律，跳出古人的格律而成就自己的格律。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正是自由而不乱之意，也正是我在诗艺上努力的方向。

来高雄两年半，只写了四十四首诗，其中写垦丁景物的十九首小品，我只算它一整首。今年年底，我大概会收集这一时期的作品，出一本最新的诗集。目前我希望能多写下列这几种诗：第一是长篇的叙事诗；第二是分段而整齐的格律诗，尤其是深入浅出可以谱歌的那种；第三是组诗，例如以金木水火土的五行来分写一个大主题。

来高雄后所写的抒情散文也已有十三篇，今年可以继《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之后，再出一本散文集了。这些散文里，游记占了十篇，国外与国内各半，显示我在这种文体上近作的趋势。二十年前我写散文，论风格则飞扬跋扈，意气自雄；论技巧则触须奋张，笔势纵横，富于实验的精神。那时我自信又自豪，幻觉风雷就在掌中，自有一股沛然的动力挟我前进，不可止息。目前那动力已缓了下来，长而紧张、快而回旋的句法转趋于自然与从容，主观强烈的自传性也渐渐淡下来，转向客观的叙事。

我觉得，今日的散文家大致上各有所长，或偏于感性，或偏于知性，或经营淡味，或铺张浓情，除三两例外，却少见众体兼擅的全才。有些名家守住五四早期的格局，还在斤斤计较所谓散文的纯粹性，恐怕是不知开拓与变通吧？创作之道，我向往于兼容并包的弹性，认为非如此不足以超越僵化与窄化。动不动就说这是诗的写法，那又是小说的笔路，不纯了啊！若是坚持如此的洁癖，那《古文观止》里的《项羽本纪赞》、《归去来辞》、《秋声赋》等文章，岂不要删去一半？

我有不少可写的散文，只因当时忙碌，事过境迁，竟而错过未写。在香港十一年的生活，尤其是文友交游的盛况，还有不少情景未及描写。更早的记忆，例如台大的学生时代，甚至四川的抗战岁月、中学生活，在老而远视、历久而弥新的追念之中，似乎都在责怪我无情的笔端，为何不记下来。

我写批评文章，不喜欢太“学术化”。批评文章多用术语，以示帮规森严；多引外文，以示融贯中西；文末详附注解，以示语必有据，无字无来头。这些其实都是“学者的化妆术”，斟酌少用未始不可，做过了头便令人生厌，若是刊在学术期刊上倒也罢了，偏偏登在报上，就失策了。我认为即使是知性的批评文章，也应该写成一篇清畅可读的散文，不能沦为饾饾饤饤、斑斑驳驳的杂烩。我理想中的批评文章，是学问之上要求见识，见识之上更求文采。至于立论说理，我以为与其好大贪多，不如因小见大，以浅见深。近来我的批评文字，每以为人作序出之，回台两年多，曾因李永年、保真、钟玲、陈幸蕙四位作家出书而写序言。我写序言，一定把原书认真细读，用红笔在校对稿上勾勾剔剔，眉批脚注，不一而足，然后就主题、风格、文体、语言等项理出作者的几个特色，加以析论。我写序言，避免应酬之语，空泛之论，务必就书论书，不但得失并举，而且以小证大，就近指远，常将个例归纳入于原理。在繁忙的时代，常恨无暇遍读、细读朋友的赠书，所以为人作序，可以视为指定作业，在我，是当功课来做的。

《土耳其现代诗选》以后，我已有三年不曾译书。此道之甘苦，我在长论短文里面早已述及，不再多赘。作家也许会江郎才尽，译者却只有愈老愈老练。翻译，至少是老来可做的工作。但是照目前看来，要有空暇译个痛快，恐怕得期之退休以后了。到那时我可以做一个退隐的译者，把艾尔·格瑞科、罗特列克、窦纳等画家的传记一一译出。王尔德的《理想丈夫》、缪尔（Edwin Muir）的《自传》，也是我久已想译的作品。

一九八八年三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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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自《桥跨黄金城》，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