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美国主流文化的“华人形象”与华裔写作

2 美国主流文化的“华人形象”与华裔写作^[*]

卫景宜

评论家简介

卫景宜，暨南大学博士、教授，曾任暨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美国华裔文学、比较文化研究。专著有《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当代两方英语世界的中国留学生写作（1980―2010）》；编著有《跨文化语境中的英美文学与翻译研究》；译著有《美国文化模式》。

文章简介

本文运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话语论述，对美国传媒中最早的“华人报道”，美国文学里的“华人形象”，美国影视、娱乐文化中的“华人形象”以及这些负面形象的构建过程予以细致的历史性梳理和考察。本文认为，在这种带有种族歧视性、排他性的历史语境和话语体系中，美国华裔文学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话语”写作，是挑战主流霸权话语的“另类”言说，具有深刻的族裔政治寓意。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政治无意识》一书中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阐释框架的优越性，认为它是任何其他当今流行的阐释方法所“不可逾越的地平线”，并且毫不含糊地提出用政治的视角阐释文学文本是“ 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1]把这个观点运用到当下中国文坛变幻多端、鱼龙混杂的文学现象似乎过于僵硬，因为我们正处在几十年僵化应用这一正统阐释思维路线之后开始破除禁锢、活跃和开阔视野的时期。然而用这个观点解释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确具有提纲挈领的指导意义。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与美国华人移民的历史以及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变迁存在着一种同构关系，它包含着太多的意识形态因素。因此，离开政治与历史的视域审视美国华裔英语文本都会见树不见林。为了对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特性有较清楚的了解，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华裔英语文学走过的漫长道路。

最早在美国出版的华裔英语文本见于1887年，是由传教士资助去美学习的中国学生李彦福（音译，英文名：Lee Yanphou，1861—1938）撰写的自传《儿时中国》（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另一本华人英文自传《西学东渐记》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于1909 年在美国出版，作者是第一个获得美国大学学位（1854年获耶鲁大学文学学士）的中国留学生容闳（Yung Wing, 1828—1912）。

与此同时，一对中西混血姐妹（依顿姐妹，Edith/Winifred Eaton，其父为英国人，其母为中国人）也发表了不少英语作品。有趣的是姐姐（Edith, 1865—1914）的笔名叫“水仙花”（Sui Sin Far，广东话的谐音），妹妹（Winifred, 1875—1954）则给自己起了个日本笔名（Onoto Watanna，并无此日本姓名）。正如她们的笔名所示，姐姐公开声明她是中国人，知行合一，一生书写华人并为华人呼吁不平，她最早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896年；妹妹则从不承认自己的中国血统，她从1899到1924年间发表的10部小说写的都是关于日本的故事。^[2]

此后，一直到30年代中期林语堂的英文著作在美国发表，华裔作家才又一次出现在美国公众面前。^[3] 40年代美国出版的华裔英语作品约有20本（包括林语堂撰写的8本），大部分作者是出生在中国上层家庭，拥有良好西方教育背景的移民，^[4]其中有两本自传具有特殊意义：刘裔昌（Parfee Lord）《父亲和光荣的子孙》（Father and Glorious Descendent, 1943）和当时十分轰动、连印两版的黄玉雪（Jade Snow Wong）的《五闺女》（Fifth Chinese Daughter, 1945），因为这两本书是第一次出自美国移民后代之手。

50年代的华裔英语作品在题材和类型上有了较大的突破，不仅有小说，还有诗歌和非虚构小说，其中黎锦扬（Lee Chin-Yang，1916—）描写旧金山老辈华人和年轻人在婚姻问题上产生矛盾冲突的小说《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1957）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并被改编成舞台剧和电影。^[5]

60年代是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崛起的前期准备阶段，小说成了 60年代华裔英语写作的主要形式（在60年代出版的十余本作品中小说占了约十本），而且描写美国华人和华人社群的小说越来越多。值得一提的是朱路易（Louis Chu, 1915—1970）的《饮碗茶》（Eat a Bow l of Tea, 1961），这是第一部使用唐人街英语和广东方言描写美国唐人街生活及单身汉社群的美国华裔小说，这本书在当时并未引起关注，但却十分受当代华裔文学批评界的重视，并于1989年被拍成电影。

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政治文化生活中发生的变革以及多元文化因素的兴起为华裔英语写作提供了新的机遇。1969年伯克利大学成立了“美国亚裔研究中心”；1972年和1974年分别出版了三本由亚/华裔作家编写的亚/ 华裔文选；^[6]另外，当代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开路先锋、社会批评家和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也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他的两个著名剧本《小鸡胆的中国佬》（The Chickencoop Chinaman, 1972）和《龙年》（The Year of the Dragon, 1974），表达了美国华裔青年对种族歧视的愤怒及建立华裔文化的精神需求，两个剧本在美国大学校园的巡回演出和在纽约的上演使美国公众对“华人的自我定型化等美国社会多民族共存的问题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7]。

这一切都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在美国主流文化中的真正崛起铺平了道路。1976年，汤亭亭自传体小说《女勇士》的发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华裔作家第一次用一种贴近读者的新型小说的叙述方式讲述华裔的种种感受，抨击华裔备受歧视的社会现实，用文学写作向美国种族主义抗争并重新书写华人被歪曲和抹杀的历史。

80年代后的华裔写作可谓繁花似锦，老作家不断推出新作品，新作家新作品也令人目不暇接。活跃在80年代美国文坛的华裔作家除了汤亭亭之外（分别于1980年和1989年发表了她的后两部小说），还有剧作家黄哲龙（David Henry Hwang, 1957—）和小说家谭恩美（Amy Tan, 1952），他们的成名作《蝴蝶君》（M r. Butterfly，1988，戏剧）和《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小说）深受美国大众的喜爱并被拍成电影。

90年代出现了十多部从不同角度描写华裔族情感、拷问华裔族身份的小说。^[8]在当代美国文坛，华裔英语文学可谓异军突起，作为多元文化及文学表述的重要构成不仅拥有广阔的读者市场，而且以华裔族的文化和情感参与美国社会文化的进程。

纵观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发展史，不禁引人发问：为什么美国华人移民在踏上美国国土之后一百年的时间里在美国的社会文化中近乎于默默无声？造成美国华人文学表述如此之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9]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我们应当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基础上理解和把握美国华裔英语文学？詹姆逊所说的“意识形态视域”在此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一种有效阐释？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先弄明白上述百年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美国华裔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美国华人移民的历史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尽管华人在美国的最早踪迹可追溯到18世纪后半叶（也有16世纪后半叶之说），但大批中国人进入美国是在19世纪60年代。国内华侨史研究专家朱杰勤曾撰文讨论华人流入美国的时间：

中国人何时流入美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班克洛夫（Bancroft）说，1571至1748年间，已有华人在加利福尼亚造船。密阿尼（M eany）说，1788年美国遥远的西部已有华工。美国第一任广州领事馆萧（Smuel Shaw，有译作山茂召）在他的日记中提到，18世纪后期，新英格兰有华人流寓。又另一记载说，1819年波士顿有一个华人住了两年或三年，并有几个华人在那里读书。据美国官方不完全的统计，1830年有中国人三名，1840年有八名，至1850年有758名之多。十年之间人数增加将近百倍。1860年中国人在美国有34 933名，到1870年就有62 736名，即十年之间增加27 803名。^[10]

19世纪中叶，由于帝国主义对资本的大肆掠夺和占有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资源、劳动力的重新配置，对于受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国家和人民，这种资本的运行而带来的经济格局的变化则是伴随着血腥的侵略和苦难。鸦片战争的结果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1842），向西方帝国主义打开国门（1884年和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随之而来的列强瓜分和巨额赔款以及对内的横征暴敛加剧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苦难，正如恩格斯所分析的那样：

对华战争给古老中国以致命的打击。国家的闭关自守已无可能；……于是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也随之而日益瓦解（在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中，农家自己制造必要的工业品），同时，可以安插比较稠密的人口的那一切陈旧的社会制度，亦随之而崩坏。^[11]

美国在1776年独立战争胜利后，经济发展迅速。1848年对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等地的兼并以及西部黄金的发现，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矿山开采和西部开发，美国南部奴隶的陆续解放以及60年代南北战争的爆发致使低廉劳动力更加短缺，于是美国人开始到中国东南沿海招募华人劳工。

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大批年轻农民正是在这种地域性经济遭到破产、民不聊生的背景下被迫远渡重洋，外出冒险谋生的。当地农民不惜变卖家产换取路费，大部分更加贫困的人则通过“赊单工制”的办法到达美国。^[12]

华人在加州几乎参与了西部开发的所有行业，包括采矿、垦荒、种植、手工制造及服务业，成为修建加州铁路（1858，1860），特别是1863年开始修筑的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西段工程的主要劳动大军。^[13] 1868年清政府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第五款，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往来，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由此可见当时华人在美国的需求。

随着大批华人进入美国劳工市场，加之1869年铁路的完工，金矿开采殆尽以及70年代初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许多华人失去工作，他们往往愿意接受最低的工资去做任何白人工人不愿干的活儿，处于美国社会最底层、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华人成了美国劳资矛盾的牺牲品，华人成了被敌视、排斥与暴力袭击的对象。^[14]排华情绪在70年代开始激化，并且以政府行为使其合法化（如加州宪法规定严禁任何公司雇用中国人）；1880年，美国强迫清政府修改《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美续修条约》，要求中国自愿限禁华工赴美；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规定十年之内禁止华人劳工进入美国。事实上，这个禁令（到它终止的40年代为止）持续了60余年之久。华人聚居之地唐人街成为“孤岛”，华人不得与异族通婚的法令将华人置于自身消亡的境地。美国华人所遭受的种种歧视和迫害以及印刻在心理上的伤痛恐怕太深，以至于沉默了半个多世纪。^[15]

美国华人文学表述的“失语”无疑体现着美国政治“权力”的运作。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华裔写作绝非个人行为，华裔作家所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机构及其话语形式。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积蓄和等待了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才发出了自己高亢而持久的声音。

差不多在华人进入美国的同时，美国的公共舆论及文学作品中就开始有了关于华人的描述。

早期的描述尽管充斥白人“居高临下”式的种族中心主义，但似乎并无恶意，如《莱斯利图文报》（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在 1870年刊载了“新来者”系列，报道华人出现在西海岸的情况：

这些中国人温顺、勤劳而节俭；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承担公职或对“政治派别”产生影响，但只要不被迫害太甚使其失却忍受的限度，他们将能成为聪明与遵纪守法的公民。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寻求自己的拯救之路”。我们相信，他们一旦得到这个机会必定会摆脱旧文明带给他们的所有那些有害的东西，而欣然使自己适应诞生于本世纪的我们这个时代新型和进步的生活。（May 7，1870, 114 页）（Choy，24 页）^[16]

1882年《排华法案》颁布前后，美国公共舆论也开始大肆丑化和污蔑华人，偏激地宣传华人的“便宜人工”垄断了西部经济从而使白人无立锥之地，例如《胡蜂》（The Wasp）杂志1881年刊载的一幅丑化华人的漫画配文里说道：

……鲁莽的蒙古人在这个国家的同类，像猴子一般见样学样，他垄断了雪茄和洗衣业并对困窘的对手露出狡猾而胜利的微笑。他要将所有商业部门的钱和权集中到他的手中，这已成定规，现在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日益进展。（May 20，322页）（Choy，91页）

这种排华情绪在公共政治的层面上被定义为“中国问题”并以此作为评价公共人物是否得民心的准绳之一，反对排华行为的政治家被指责为“工人阶级的敌人”（Choy, 85页）。

在种族与文化的方面，美国公共舆论工具则大肆宣扬美国文化是先进文明的代表，中国文化是“过了时的传统”（Choy, 102页）；“中国文化低劣，华人形体怪诞，道德沦丧，是致命疾病的携带者”（Choy, 111页），“华人由猴子进化而来，最后进化成猪”（Choy, 125页）。

13世纪成吉思汗遗留给欧洲的“黄祸”情结再次席卷美国，报刊媒体充满中国人将大举进犯导致美国灭亡的煽动性预言，“苦力主义的后果”将带来美国家庭的毁灭和道德堕落，“脚踩白人尸骨、手持烟枪、衣衫褴褛”的华人取代“自由女神”矗立在西部海湾（Choy, 136页）。

公共舆论对华人及其文化的丑化和诋毁实质上是为了抹杀华人对美国西部建设的功绩，将经济危机引起的民众不满情绪转移到华人移民身上，并使白人社会排挤华人，白人暴徒袭击华人社群具有“合理性”的依据。

美国文学对华人移民的最早描写出现在19世纪60至70年代的美国边疆故事中。^[17]根据伍威廉（Wu）的统计，关于华裔描写的短篇小说主要登载在旧金山的两个文学杂志上：《陆路月刊》（Overland Monthly，1868—1875/1883—1935）和《加州》（California, 1880—1882）；在它们发表的总共81篇短篇小说里，有关华人移民的故事就占了69篇（Wu，41 页）。

当时比较有名的边疆作家哈特（Bret Harte）、密勒（Joaquin M iller）和毕尔斯（Ambrose Bierce）等人笔下的华人多为正面或中立的形象 （Wu，13页）。例如，哈特在《异教徒王礼》 （“Wan Lee, the Pagan”，1874）中盛赞华人移民商人Hop Sing的聪明与斯文，并对流行于当时美国社会关于华人的形象进行了反驳：

在我描绘他之前，请诸位读者从脑海里抛弃任何来自哑剧的关于中国人的概念。他不穿镶着小铃铛的漂亮灯笼裤——我从没见过中国男人有这个穿法；他也不把食指习惯性地伸在胸前，与身体保持九十度的距离，我也从未听他说过神秘的句子“Ching a ring a ring chaw”，更未见到他激怒后就舞蹈。总的来说，他是一位相当严肃、有教养、英俊的绅士……他讲着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简言之，我怀疑你是否能在三藩市基督教商人中找得到同这个异教小店主相匹敌的人。（Wu，14页）

尽管这一时期美国社会中对华人移民存在许多负面看法（比如对“苦力”的说法：弱小、肮脏、多病、胆小、狡猾、相貌雷同、道德低下，喜偷窃、打斗、赌博、抽大烟和嫖娼）（Wu，13页），但在文学作品中对华人的描述基本持宽容与同情的态度。然而随着美国朝野排华情绪的增长，美国文学对华人的描写也开始从乡土风味的捕捉转向“黄祸”入侵的恐怖渲染。此外，美国文学中对华裔的描写一直存在着传教士写作，其主要目的是为引起读者对华人移民的同情，但后期传教士写作受自然主义的影响，认为中国人从生物学上比白种人低劣，所以生来就与美国的社会和文化相抵触（Wu，127页）。

皮尔顿·杜诺（Pierton W. Dooner）的小说《共和国最后的日子》（Last Days of the Republic, 1880）虚拟华人移民的历史，把软弱无能的清政府描绘得强大而居心叵测，华人移民是蓄意的军事行动，目的是为了征服美国；唐人街“六大公司”是肩负打入美国使命的清政府的军队；华人服从、缺乏好奇心的特征正是他们接受军事训练所必需的条件（Wu，35—36页）。

罗伯特·沃尔特（Robert Woltor）在1882年出版的《公元1899年中国人攻占俄勒冈和加州录实记》（A Short and Truthful History of the Taking of Oregon and California）小说中不顾事实地宣称，华人在大城市的聚居具有军事战略价值，中国人在文化上不可同化。书中统领一路海军攻打旧金山的中国军事首领蔡方延亲王（Rince Tsa Fungyan）被描写得像是密尔顿笔下的魔鬼撒旦（Wu，33页）。

杰克·伦敦写于1906年的《史无前例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预测中国1976年后对西方的入侵并主张消灭所有的中国人 （Wu, 118—119 页）。

1882年《排华法案》实施之后，华人移民大都聚居在旧金山、纽约、斯托克顿和西雅图等几大城市中的唐人街，形成了特有的美国华裔文化“孤岛”，唐人街成了白人猎奇“东方”文化的旅游热点。由于当时美国文坛自然主义写作风格以及“黑幕揭发”文学运动的流行（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专事暴露美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机构腐败、城市黑暗现象的写作），唐人街又成为美国文学中描写华人的重要主题，早期故事中的“报复”主题开始衍变成唐人街的暴力犯罪（Wu，48页）。

美国19世纪著名作家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的小说《莱提女士的莫兰：加州海岩历险记》（Moran of the Lady Letty：A Story of Adventure off the California Coast, 1898）把旧金山唐人街说成可以逃避美国法律管制犯罪人的“世外桃源”，四邑头目出了人命后逃回唐人街，因为“唐人街是他的老巢；一旦到了那儿有了堂会的保护，他就安全了。他知道四邑馆为所有的会员提供了藏身的地方——鬼佬警察根本不知道的隐秘之处”（Wu，103页）。弗兰克·诺里斯在他的另一本小说《布里克斯》（Blix, 1898）中对大火前的旧金山唐人街作了精彩细致的描述（Wu，103—104页）。诺里斯这种自然主义倾向的写作开启了美国文学中对于中国文化（唐人街文化）采取异国情调式、猎奇写作的先河。

印度籍作家多勒（C. W. Doyle）190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钟龙的阴影》（The Shadow of Ouong Lung）塑造了一名耶鲁毕业的唐人街犯罪首领的形象：“……我的影子落到之处，万物都会枯萎——我不但是文学硕士，而且还是灾难大师”（Wu, 108页），这为后来的“傅满洲”提供了原型。

从第一本描写唐人街的美国小说（艾·特郎的《莫特街扑克倶乐部：书记备忘录》）到休·韦勒充满血腥恐怖的唐人街《满洲血案》（Wu，82，137页），美国白人作家（除个别作家如华裔混血女作家“水仙花”——英文名为Edith Eaton，“水仙花”是她的笔名）利用细节的真实描绘出一幅幅阴森、肮脏、神秘、充满犯罪和邪恶的非真实的唐人街景象。虽然美国文学中有关唐人街耸人听闻的虚构故事到20年代末基本消失，但对唐人街及“华人形象”的这种描写却以固定的形式在后来的电视、电影里得到不断地强化。

美国娱乐文化中最早的“华人形象”出现在哈特（Bret Harte）与马克·吐温1877年合写的话剧《阿森》（Ah Sin）^[18]。剧作者的初衷也许是善意，马克·吐温在该剧上演时说道：“中国佬将逐渐成为整个美国的一个常见景观，并且还将构成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因此，公众很有必要预先在舞台上了解他（Moy, 23页）。”^[19]

但在剧中，讲着蹩脚英语的小角色阿森却饱尝剧中白人角色的咒骂：“黄疸病人的斜眼儿子”“大舌头的蠢蛋”“道德的毒瘤”“解决不了的政治问题”；在白人女主人的用语里他是一只“宠物”；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像猴子一样地模仿别人”（Moy，26页）。当时报纸上对该剧的评论也同样把阿森称为“可鄙的小偷和不动声色的说谎者”（Moy, 27页）。事实上，阿森所遭受的人身污蔑迎合了当时美国白人社会对排斥和诋毁华人移民的期望与想象，阿森这个人物作为华人的受虐象征而被纳入美国公众意识之中。

阿诺德·盖塞（Arnold Genthe, 1869—1942）于1895到1906年间拍摄的一批（200多张）旧金山唐人街日常生活的照片在西方影响很大（中国改制也是原因之一）。这些照片利用黑白（邪恶与正义）对照、剪裁以及配文等手法，夸张地渲染华人及其文化的神秘与不可同化性（Moy, 64—80页），强化华人移民在美国社会的“他者”形象。

20世纪初出现了一些描述华人生活的长达数十秒或几分钟的超短电影（最早的《中国洗衣店》摄于1894年），其中一部长度不到两分钟，由白人演员扮演的故事片《中国异教徒与主日学校女教员》（The Healthen Chinese and the Sunday School Teachers，1904）讲述华人洗衣工为答谢白人女教员们的好意，邀请她们到洗衣店做客，在他们共同享用大烟的时候警察闯了进来，最后华人被关在监狱，女教员们前去送花（Moy, 80—81页）。影视媒体从一开始就完全控制了描述华人的“话语权”，华人形象的演绎完全基于白人主流社会的利益要求与“期望值”，这种情形几乎持续了整个20世纪美国影视的华人叙述。以下将简要讨论几个在西方影响较大的影视中的华人形象。

在美国流行文化中，邪恶的华人天才傅满州（Fu Manchu）是“黄祸”威胁的象征。1913年英国作家萨克斯·罗墨（Sax Rohmer，又名Arthur Henry Ward）在他的第一部傅满州小说《阴险的傅满州博士》（The Insidious Dr. Fu Manchu）中塑造了这个“长着莎士比亚式的眉毛和撒旦式的脸”的人，在他身上集中了“整个东方人种的残酷和狡猾”，“只要你能想象出那个可怕的生物的模样，那你就对‘黄祸’的化身——傅满州博士有了大致的了解”（Wu，165）。^[19]

在此后40余年的时间里（最后一本小说《傅满州皇帝》发表于1959年他去世前几个星期），萨克斯·罗墨一共写了13部小说、3个短篇和1个中篇，描写傅满州和他的死敌、英国密探史密斯 （Denis Nayland Sm ith）之间关于邪恶与正义的犯罪侦探故事（Wu，165—169页）。萨克斯·罗墨也因此成为20至30年代闻名世界的流行作家之一 （Hamam to, 11 页）。^[20]

1932年第一部傅满州电影《傅满州的面具》（The Mask of Dr. Fu Manchu）上演，在西方引起相当轰动，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抗议才中止了当时MGM电影公司的系列拍摄计划（Wu，170—171页）。50年代，为配合西方冷战情绪，傅满州又成为“红色中国威胁论”（yellow red）的银幕形象而活跃在西方。关于傅满州题材的电影一直持续到了 60年代（1968年上演的《傅满州的空中城堡》）讲述傅满州从太空来到地球，用高科技威胁人类（Moy，104—114页）。然而，傅满州故事的始作俑者罗墨也被人调侃得颇有意蕴：“真可谓诗意的公正，萨克斯·罗墨1959年6 月1日死于‘亚洲病毒’流感”（Hamam to, 112 页）。

华裔侦探查理陈（Charlie Chan）是1940年以前的美国小说中唯一的华裔主角（Wu，180页）。这个人物源自美国作家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于1925—1932年间写的六部推理小说，但“查理陈”的广为人知却是通过30至40年代上演的47部电视系列片和故事片（1933年作者去世后由其他作家担任有关电影、话剧、电台及电视剧本的创作），这些影视片至今仍在电视上播放 （Wu，174 页）。

查理陈是个完全不同于傅满州的华人形象。傅满州瘦高，面色萎黄，脾性乖张，仇恨人类，是个令人恐惧的邪恶化身；查理陈则矮胖，面色粉红，性格平静，待人卑恭，行动缓慢，常常用蹩脚的英语引用“中国格言”，是个专注工作、温顺服从的华人侦探（Wu，179—184页）。这两个形象的确具有美国公众文化中对于亚裔人的两种描述的特征：“黄祸”与“模范移民”。在美国文化网络中，华人男性形象便被定格在这两个白人想象的极端之间。

华裔女性的形象也同样具有这种极端化的描述：“莲花”与“龙女”。好莱坞影片里的华人女性形象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华裔演员黄柳霜（Anna May Wong, 1907—1961）扮演的华裔女性角色“莲花”在影片《海逝》（The Toll of the Sea, 1922）中延续了《蝴蝶夫人》式的东方女性为西方男人的“爱”而殉葬的故事，^[21]“莲花”把儿子交给孩子的美国父亲之后，走进大海（Moy，90页）。

影片《老三藩市》（Old San Francisco，1927）所塑造的“性乱交”的华裔女性“提供了早期流行的华裔妇女性放荡的固定形象”（Moy，89—90页）。华裔妇女不但被描述成西方男性想象中的性奴隶，而且还具有可怕的破坏力。

萨克斯·罗墨的傅满州系列小说《傅满州的女儿》（ The Daughter of Fu Manchu，1931）塑造了替代其父傅满州、成为反对白人的亚洲恐怖女领袖“Fah Lo Suee”。这个人物具有三个基本特色：异国风情、可供白人男性享用、生性狡诈。这些所谓的华裔（亚裔）妇女的品质在美国媒体上一直被演绎到20世纪70年代。

卡尼夫（M ilton Caniff）的连环漫画《特里与海盗》（Terry and the Pirates）中的“龙女”（the Dragon Lady）（Wu，190—192页）以及电影《龙的女》（Daughter of the Dragon，1931）（James Moy，91页）则是另一个具有上述典型性格的华裔女性形象。在好莱坞扮演过许多华裔女性形象的黄柳霜曾说，“我死后，墓碑上应该写‘她已死去过一千次’。那是我电影生涯的写照。我通常扮演一些诡秘故事里的角色，到影片末尾，他们不知道怎样处置我，于是就把我杀了”（Moy，86页）。华裔女性的命运被美国媒体中的人物形象千百次地规定了下来：邪恶的性奴隶与必然的自我毁灭。

赛义德运用福柯《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的话语概念描述“东方主义”，揭示了自18世纪起西方对于“东方”的表述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美国国内对“华人形象”的歪曲和丑化正是美国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内化”表现，是美国统治集团为维护和巩固其既得利益，利用它对社会政治与经济资源的控制力以及对形成社会规约或价值观所具备的权力，极力否认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的事实，将非欧洲籍的移民，尤其是华裔移民，排斥在公民的范畴之外，并通过文学和媒体，在美国公众文化意识中建立一种固定的关于“他者”的话语形式—— ste reotype，从而使它对于“他者”的控制与排斥获得意识形态层面的合理性。^[22]

这种带有种族歧视性、排他性的描述华人的话语形式一经建立，便被不断重复和强化，成为美国社会生活中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或“看法”。美国华裔写作与主流文化规约下的没有英雄、没有正面人物、没有真实可言的“华人形象”之间存在着无法回避的关联性，任何有意义的华裔写作都不得不在表述华人这个“话语场”中面对主流话语进行自我表述。事实上，面对美国主流文化庞大的霸权话语，美国华裔作家用英语表述中国文化及华人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反话语”的写作。华人作家身处不同的历史文化氛围并因个人阅历等因素的影响而在表述华人及其文化时所采取的方式不同，但他们的作品都在主流霸权话语控制的英语世界里展示了关于华人的“另种”言说，在不同的层面和程度上为华人进行“辩白”。无论早期美国华裔文本，还是60至70年代崛起的当代美国华裔文学，抗衡美国主流霸权话语中“华人形象”的规约性描述成为美国华裔写作的重要构成，并且直接影响到华裔作家的写作意向及其样式。时至今日，反驳华人的“同定形象”或创立新的华人形象依旧不失为衡量美国华裔文学作品的一个批评原则。

注释

[*]文章出处：本文原载于《国外文学》2002年第1期，第28—36页。

[1]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第8页。

[2]参见 Amy Ling，“ Reading Her/stories Against His /stories in Ear ly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in American Realism and the Canon，eds. Tom Quirk and Gay Schamhorst（ New York：Univer sity of Delaware Press, 1994），72页。有关 W inifred Eaton 的著作目录统计，见 Am y L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in Redefining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eds. A. C.V. Brown Rueff and Jeny W. Ward. Jr.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0），356 页。

[3]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年由美国John Day出版。在此之前，没有任何有关美国华裔写作的记载。

[4]据1990年出版的《重新修订美国文学史》一书中美国华裔文学学者林英敏编写的“亚裔美国文学”部分的作品目录，林语堂在美国出版的三十余本著作仅收录了两本：《唐人街》（1948）和《京华烟云》（1939）。40年代发表作品的美国华裔作家群主要由“贵族”型家庭背景的女作家构成，如林语堂的三个女儿，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Alfred Sze）的女儿等，详细情况参见Amy Ling, 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 Inc.，1990），62—63 页。

[5]《花鼓歌》在百老汇久演不衰，后被好莱坞拍成电影。有关详细中文资料，参见黎锦扬：《我的命运》，载《国外文学》1998年第3期，20—25页。

[6]1972年Kai-yu Hsu和Helen Dalubinskas编写的《亚裔美国作家》（Asian American Author, Houghton Miffin Company）； 1974 年赵健秀、陈耀光、黄忠雄（Shawn Hsu Wong）和一名日裔作家（Lawson Fusao Inada）编写的《哎咿！美国亚裔作家选集》（Aiiieeeee! An Anthology of Asian-American Writers, New York： Anchor Books）。

[7]参见宋伟杰：《迟到的悲歌——美国华（亚）裔英文戏剧一瞥》，载《外国文学动态》1998年第2期，34—36页。

[8]90年代发表作品的美国华裔作家不仅有老一代的赵健秀、黄忠雄、许耀光，以及新出道的作家谭恩美、李键孙（Gus Lee，1947—）、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 1955—），还有崭露头角的作家伍慧敏（Fae M yenne Ng）和任璧莲（Gish Jen, 1955—）等。详细情况参见黄秀玲的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3页；张子清发表在 《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的论文《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

[9]对此，国内学者宋伟杰也表达了相近的感受，他在《迟到的悲歌》一文谈及华裔英语文学在美国风靡一时的现象时说，“这群文化混血儿迟到的悲歌，即便有表层的欣快和狂欢，但其深藏的悲哀，悲凉乃至悲愤，却远远不是一时的畅销所补偿的”（参见注释7，34页）。

[10][13]参见朱杰勤：《19世纪后期中国人在美国开发中的作用及处境》，载《华侨史论文集：2》，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1年版，2页，4页。朱杰勤认为大批华人进入美国的时间是19世纪后期，但美国通行的说法是19世纪中期，从朱先生本人的研究数据看，也表明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之间是华人大批流入美国的时间。

[11]恩格斯：《恩格斯致佐尔格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182页。

[12]有关“赊单工制”的详细情况，参见王绵长：《历史上华侨出国的原因》，载«东南亚史论文集》，暨南大学历史系东南亚史研究室编，暨南大学科研处1980年版，49—76页。

[14]详细资料可参见杨国标：《美国华工与中央太平洋铁路》，载《华侨史论文集：4》，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4年版，14—33 页。

[15]这种提法是以最早的华人自传的发表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振兴为参照依据。

[16]Philip P. Ckoy，Lorraine Dong & Marlon K.Hom, Coming Ma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17]W iw iam F. Wu, The Yellow Peril—Chinese Americans in American Fiction, 1850–1940 （Archon Books，1982）.

[18]1870年哈特发表了他最有名的叙事诗《异教徒中国佬》 （The Heathen Chinese or Plain Language from Truthful James），内容讲述两个诚实的白人在和中国人阿森打扑克时欺骗他，结果发现他们倒被阿森骗了。作者批评白人虚伪的意图无论在作品或读者接受中都未得到发展，阿森成了华人移民狡猾、低劣的象征（见Wu，20—21页）。1877年的剧本作者加入马克·吐温的名字，估计后者是该剧的主要改编者。

[19]James S. Moy, Marginal Sights: Staging the Chinese 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Iowa City，1993）.

[20]参见 Darrell Y. Hamamoto, Monitored Peril: Asian Americans and the Politics of TV Represent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根据 Hamamoto 的 Monitored Peril中的资料（112页），“傅满州”系列的第一本书名是《傅满州博士的奥秘》（The Mystay of Dr. Fumanchu—1913）。

[21]《蝴蝶夫人》最早的版本是1898年约翰·路得·朗（John Luther Long）的短篇小说，1900年纽约剧作家大卫·贝拉司考（David Belasco）与朗合作将其改编成剧本上演。现在流行的《蝴蝶夫人》是1904年普契尼改编的歌剧。参见 M oy, 84。

[22]Stereotype源自印刷术语，指印刷使用的“铅版”。美国学者瓦尔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在1922年发表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首次将这个词用在社会科学领域，“他把它描绘成‘我们头脑里的图像’。就族裔性的Stereotype来说，某一族群的明显的行为特点被该族群外的成员剔选，并被加以夸张以建构对该族群的形象化的速写”。参见 Martin N. Marger,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American & Global Perspectives, 2nd edition （Belrnon：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1），75页。Stereotype 通过文学形象传递下来，成为一种固定的看法。这个词目前尚无约定性的中译，有时译成“滞定型”。澳大利亚籍华人作家欧阳昱在他的《表现他者——澳大利亚小说中的中国人》（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使用“滞定型”。笔者倾向使用歪曲形象或固定形象，但此处用“滞定型”较为合适，这个词也有译作套话（见孟华：《试论他者“套话”的时间性》，载乐黛云、张辉主编：《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97页），也有译作“定型理论”的。笔者倾向译成“固定形象”，但也可根据上下文的需要变换成“华人形象”“对华人的丑化与歪曲”“美国东方话语”“美国主流话语”“美国主流霸权话语”等不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