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林是一个不大的镇子，位于宛襄公路的中段。古时候它是一个驿站，在很长的冷兵器时代，拥有寨河和寨墙的它曾是这条通道上的一个关口，所以它又称构林关。
我在构林镇读完了高小、初中和高中。在我求学的这段日子里，构林镇萧条得可怜。两条不长的街呈十字形摊开，街上的店铺十分稀少，我记得有一个百货店、两个土产杂品店、两个饭馆、一家照相馆、一个邮电所和一个粮管所，还有一个很少开门的戏院。但就这样一个世界也令我十分新奇，它比我住的村庄和我们那个河湾小学，要大得多也热闹得多了。
我们的学校在镇南边，高小在西，中学在东，两校只隔了一条并无多少水的小河。我读高小时不住校，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喊上同村的同学一起往六里外的学校走，每天下午放学后再步行回家。早上带点儿干粮和捣碎的咸辣椒，中午在学校里吃。干粮就是娘用最好的红薯干碾成面后给我烙的饼，那种饼很黑，凉了以后好硬，好在学校的教师食堂有一个工友专门负责给学生用笼屉把干粮蒸热，还负责供应开水。每天上午的第二节课结束以后，带干粮的同学们就把自己带的干粮送到伙房放进笼屉里去。为了防止弄混，同学们要么是把自己的饼子装在一个小布袋放到笼屉上蒸，要么是用一根刻有姓名的筷子把饼子串成一串放到笼屉上。我常常采用的是后者。就是这种吃法败坏了我对饼的胃口，使我此后再看见饼——不管它是用什么面做的——心里就难受，就无吃它的兴致。
在高小的两年里，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教我语文的两位班主任，一位叫范荣群，一位叫郑恒奇。两位老师都经常表扬我的作文写得好，作文评讲的时候，还常在班里念我的作文。五一节、国庆节学校出特刊，两位老师总把我的作文推荐到特刊上——就是用墨笔抄在大白纸上贴到墙上。这些小小的表扬和看重，满足了我的荣誉心，也刺激了我学习语文的兴趣。我除了完成规定的语文作业，还抽空写一些作文，这些作文的内容我已经记不起了，但它们大概是我最早的散文写作练习。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读课外书——小说。我最早读的小说是《高玉宝》，这本自传体小说曾让我着迷了好长一段日子。
升入初中之后我开始住校。娘给我缝了一床大被子，爹用麦秸给我织了一个铺床的稿荐外加一领高粱秸席，我就这样睡进了那个容纳四五十个男生的大寝室。冬天寝室里放一个大木尿桶，半夜里我常被哗哗的撒尿声惊醒，所幸我那时正是贪睡的年纪，这响声并不妨碍我很快又沉入梦乡。
住校后吃饭成了大问题，三顿饭都吃干粮显然不行，但三顿饭都在学校食堂买着吃家里又拿不出这部分钱。爹娘先是让我在学校附近一家亲戚家吃，后来又让我自己单独做。爹给我买了一口小锅，在学校旁边的一个村子里找了一个熟人，让我在他家的灶屋里用几块土坯把锅支起来，爹每隔两三天给我送来一点柴火、一点娘预先擀好的面条、一点苞谷糁和洗净的红薯。我做饭的手艺就是在这段日子锻炼成的。但我实在不愿自己动手做饭，一则是懒，一则是自己做的饭太不好吃。后来总算有了一个办法：学校近处一个孤独的老汉愿意为我们这些吃不起学生食堂的远乡孩子做饭，不收任何钱，条件是管他吃饭，每个学生家里每个月多送四斤面来。于是我们一共十二个远乡同学凑在一起吃饭。这段搭伙吃饭的日子留给我最深的记忆是唯恐自己吃不饱。老人每顿把饭一做好，我们十二个人就围了上去，争着去先盛饭，唯恐别人吃得多自己吃得少。饭盛到碗里以后，大家谁也不说话，只一个劲呼呼地喝，十二个人吞起面条来真像刮风一样，为了抢在别人前头多吃一碗，有时嘴里都烫出了泡。
我们这所中学里有一个藏书几万册的图书馆，还有一个不错的阅览室。这两处地方浓厚了我对写作和文学的兴趣。我常到学校的阅览室里去看各种各样的文学杂志，我最爱读的是《奔流》。我有一个借书证，我从图书馆里借来了《一千零一夜》《青春之歌》《战火中的青春》《长城烟尘》《红岩》《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红旗谱》等一大批小说，这些小说把我领进了一个个新奇的世界。我对作家的敬佩就是在这时萌芽的，“我要能写一本书那该多好”的企望就是在这时像豆芽一样从心里拱了出来。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革命”把我那个刚刚出芽的愿望一下子砸断，大批的作家被划为“黑五类”让我感到了当作家的可怕。这场“革命”给我的唯一好处是让我外出串联了两次：一次是坐车，我到了武汉，到了株洲，到了南京，到了郑州；一次是步行，沿襄樊、荆门、荆州、沙市、公安、益阳、湘阴这条路走到了韶山，后来又到了长沙和上海。这两次串联让我大开眼界，让我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原来很大。
学校完全“停课闹革命”之后，我曾经回家干了一段时间的农活。在干农活的单调时光里，我读了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这可以说是在当时唯一可以找到的小说。不管今天怎么评价这部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但在当时它确实深深地吸引了我。萧长春这个书中的人物是那样鲜活地站在我的面前，使我再一次感到了小说这个东西的奇妙。原来被砸断的那个想写一本书的嫩芽，又一点一点地从心里挺了起来。
“复课闹革命”之后我被贫下中农推荐上了高中。但这时我家已经更穷，每星期去学校时能拿到五毛钱都属不易，穷困使我迫切地想离开农村。况且这时的高中已经学不到什么东西，我们常常被派下去学农。我曾到拖拉机站跟随开拖拉机的师傅们下乡，学开东方红链轨式拖拉机犁地。我渐渐看明白，这辈子要想不当农民，靠上学读书是不行了，必须另想法子。恰好，1970年12月，山东的一个部队来小镇招兵，我报名后，因身高1.78米可当篮球队员而被顺利批准。12月下旬的一个早晨，我们这些新兵坐上了汽车，我的军旅生涯随着汽车在寒风中的启动而开始了。
这段小镇上的求学生活和对文学的最初向往，为我今后以操作文字写小说为生打下了最早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