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国号称诗国，自古以来，名篇佳作，如满天繁星，闪耀光芒。诗歌源自民间，远古的诗人，就是平凡百姓，而诗歌反映的即是他们身边的自然景象与生活百味，识文断字者将其记录下来，流播日久，即成歌谣。歌谣的特点是朗朗上口，流丽畅达，节奏起伏，循环婉转，通俗易懂，便于诵记，今观《诗经》中的风诗，莫不如此，偶有晦涩的句子，那是后来文人学士画蛇添足的结果。自《诗经》而降，历代乡野僻壤，市井里巷所歌，至今天仍流传的信天游、爬山歌、四季歌、五更调、盘歌、采茶歌、花鼓调、龙船调、牧羊曲、花儿等，数千年来，一脉相承。这些歌谣，是最具生命力的我国诗歌宝库中的精品。所以，《诗经》中的风诗，人们对其熟悉与喜爱的程度，也就远远超出了雅歌与颂歌。

汉魏以来，诗歌的创作与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诗与歌渐次分家，诗有部分是可以入乐的，或者是专门创制的乐歌；但大部分的诗已成为徒诗，即乐府题材的作品，亦多如此，享受“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待遇的作家与作品，并不多见。另一方面，如《诗经》中的颂诗，多为王室与诸侯宗庙祭祀等所用乐章，与后世民间祠祭与朝廷郊庙歌辞一样，虽然入乐，然绕口乏味，艰晦难懂，颇不能传唱于民间。

与此同时，诗歌由初期的无名作者，发展到产生大批诗人创作诗歌，且诗歌体裁也越来越丰富多样，变化多端。自南朝沈约等人起，在诗文创作中开始讲求四声，语调铿锵，语句齐整，平仄、对仗、押韵诸要求愈来愈严，五、七言诗体句式日渐固定，发展为今人所谓近体诗，至唐而成熟，至宋而严密，再到后来科举考试中的试律诗，则严苛到了僵化的地步。

这种诗歌由自然天籁而至人为斧凿的过程，却又是虽不得已而又不得不如此的必然结果。因为后世人读前代诗文，觉得隔膜不畅，读来生噎，正是声有低昂、音有流变所致。到了魏晋以后，随着韵书的编纂与声调的讲求，平仄相配，依韵押字，遂成诗歌的固定不易之则。但这对自幼读《四书》、《五经》、《百家姓》、《千字文》之类书的古人来说，可谓易如反掌，他们即席起兴，出口成章，赏景流连，斗酒唱和，诗固然有高低之分，但不存在不能作诗的问题。

然而，在上个世纪的百年风云中，西学大盛，白话蔚兴，古学陵替，文言废置。自古以来汉语教学中朗读、背诵、吟唱与古诗文写作的传统，衰微不振，“朗朗书声”、“弦歌不辍”已成为过往的历史，诗歌创作也以白话新诗为主，古诗文欣赏与创作，不过一息尚存，不绝如缕而已。之所以落到如此狼狈的地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人们对古诗文的接触愈来愈少，对汉语音节与韵律的美感也愈为陌生，又见诗词格律有许多“规矩套子”，所以由敬生畏，大感神秘。于是，对古诗文的认识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是索性放弃学习与写作，认为是“难于上青天”的事情；另一个极端则是“打油诗”、“老干体”的盛行，以为能凑足二十字、二十八字者，即为五绝与七绝诗。

正因为如此，编纂诗词格律与创作方面的书籍，就显得非常必要。百余年来，喜爱诗歌创作的人们，除了从《唐诗三百首》、《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书中学习遣词协韵、捉字练句外，他如刘坡公《学诗百法》、《学词百法》，冯振《七言绝句作法举隅》等，亦颇受欢迎，而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则莫过于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诗词格律十讲》等书。近十余年来，此类书籍不断问世，也反映出传统诗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与珍视，而夏方进先生的《诗词格律与创作》，又给同类书籍中增添了一朵别样的花葩。

我与方进先生素昧平生，但知道他酷爱近体诗的欣赏与创作，多年来矻矻不休，日有所获，今纂成《诗词格律与创作》一书，兼取诸家，时出己见，在叙述诗词格律之外，就近体诗的题材与主题、技巧与方法、修辞与炼字、阅读与创作等方面，依类释解，条分缕析，小大不拘，点面俱到，可谓鸳鸯在绣，金针度人。不仅如此，书中除诗律与词律外，还附有“训蒙骈句”、“声律启蒙”、“笠翁对韵”、“平水韵韵部常用字”、“词林正韵韵部常用字”、“诗韵新编韵部常用字”、“中华新韵（十四韵）简表”等，对初学旧体诗词创作的爱好者来说，一册在握，如百宝在箱，任我取用，诚为乐事。

如前所述，诗歌源于民间，最原初的诗人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你我，不是咬文嚼字的诗人；而所谓合辙押韵，也不过是取其自然流美，易诵易唱，并非“戴着镣铐跳舞”。所以诗词的创作，既不神秘，也不难学。记得二十年前，我曾经向一位老前辈请教如何写近体诗，他老人家听后哈哈一乐道：你来我家，我教你，一个上午就学会了！此语固然有些夸张，但如果读者诸君认真将夏方进先生此书翻检一过，你也就会码五言七字，勤加习练，则拾阶而上，登堂入室也必矣。谓我不信？请君一试！

时壬辰（2012）孟夏小满之日，陇右漆永祥匆书于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