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风景”与“爱美的”学问^[1]

今天的演讲，就从一首小诗说起。现代诗人卞之琳在上世纪30年代写了一首长诗，改来改去不满意，最后长诗不要了，截取其中一段，就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意蕴丰富而又朦胧的短诗《断章》，只有这么四句：“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毫无疑问，在这首诗里，“风景”是个关键词。只是该如何解读，当时的文坛众说纷纭。批评家李健吾站出来，说这首诗“寓有无限的悲哀，着重在‘装饰’两个字”。卞之琳听了，说不对呀，“装饰”不是着重点，我想强调的是“相对”。主客之间互相对立、互相借景、互相装饰，这才是我要表达的。

请记得，这是一个北大英文系出身、对哲学很有兴趣的现代诗人，有对社会人生、万事万物普遍存在着关联性的哲学思考。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我”和“青山”之间，互相对峙，互相观赏，“青山”是我的风景，反过来，“我”也是青山的风景。马上，你又会想到一篇名文《西湖七月半》。那是明末张岱《陶庵梦忆》中的一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早就进入中学语文教材。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的人，可分为五类：有人看风景，有人看人，有人希望人家注意到他在看风景……也就是说，不管你有心招摇，还是无意表演，你都成为人家的风景。

我想强调的是，在一个注重知识、欣赏休闲、标榜品味的年代，“读书”会成为风景，“行旅”会成为风景，“踏青”也会成为风景。这一道道靓丽风景的背后，蕴涵着我们对于知识、对于社会、对于人生的新理解。当然，“风景”有大小、高低、雅俗之分。就让我们沿着这个思路，讨论这一道道“风景”是如何酝酿、怎样浮现、可否转化，以及是不是“即将消逝”的。

一 “读书”为何成为“风景”

先说“读书”是如何成为“风景”的。北大百年校庆时，我曾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叫《即将消逝的风景》，据说流传颇广。说的是，那些学养丰厚、有精神、有趣味的老学者，是大学校园里最为靓丽的风景。当年我念中大、念北大，都看到过很多这样的风景。老教授们在校园里闲谈、漫步，望着他们的身影，你会特感动，觉得这校园很有文化。对于大学生和研究生来说，在大学念书，不仅阅读书本，也阅读教师。某种意义上，教师也是学生眼中的“文本”，要经得起他们的鉴赏或挑剔，还真不容易。我们这代教授，是否还能成为学生们茶余饭后的审美对象？不知道，反正我有点担心。当然，这里有技术原因，中年以下的教师，大都住在校外。再过若干年，大学校园里，再也没有老教授的身影。因此，明知“江山代有才人出”，我还是感叹，这道风景即将消逝。现在看来，这话得略为修正：只要有心且努力，老教授是风景，青年学生也可以成为风景；大学校园里有风景，郊野乡下的读书场景，同样可以成为风景。但有一点，这些风格迥异的“风景”，需要有心人去发掘、去鉴赏、去追怀。

当然，我说的“读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或谋取功名而“头悬梁锥刺股”，而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全凭个人兴趣的“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样的“读书”，方才称得上“风景”；这样的“风景”，方才难以为继，值得你我好好追怀。

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在我看来，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阅读史”，一部人类借助书籍的生产与阅读来获取知识、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历史。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写过一本书，叫《阅读史》，商务印书馆2002年刊行中译本。这书讲的是人类——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当代——是怎样读书的，以及读书又是如何成为整个知识生产的中心的。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再到我今天着重讨论的，将“读书”这一社会行为作为审美对象。换句话说，我关注的不是图书的生产过程或阅读效果，而是“读书”是怎样成为“风景”的，这道“风景”又是如何被文人所描述、被画家所描摹、被大众所记忆的。

先从庞贝古城的一幅壁画说起。我们都知道，庞贝城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经由考古发掘，公元1世纪古罗马人的生活场景，赫然呈现在我们面前。你看，这位女性手持纸莎草纸制作的“书籍”，正在认真地阅读。可见，古罗马人已将“读书”视为十分重要的日常生活。只有当人们觉得“读书”这姿态很优雅时，才会将其作为壁画题材。

下面这几幅图，同样值得品味：16世纪曾出版过一本叫《各种人工机械装置》的书，其中提到这么一个发明，可同时阅读多本书的转轮。这发明人肯定是书痴，读一本还不够，希望同时读好多本书！不仅广搜博览，还希望一目十书，这是多么疯狂的阅读梦想。下面这一幅，是18世纪法国版画“当众朗读”，不只看书，还要讲书。之所以当众朗读，可能是为了传播知识，但也可能是炫耀自家的阅读能力。总之，“读书”是一个很美好的场景，你看，这是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画家弗拉戈纳（1732—1806）的绘画：阅读中的少女，场面静谧，光线柔和，举止优雅，引诱你再三凝视。跟这构图很接近的，是20世纪法国女作家科莱特（1873—1954）在花园里读书的照片。搬一把椅子，在花园里坐下来，手捧一本书，请照相师给拍照，为什么？就因为这场面感人。

庞贝城壁画

16世纪可同时阅读多本书的转轮

不管是壁画、版画、油画、照片，将“读书”这一瞬间凝固下来，作为风景，悬挂在书房或卧室中，时刻提醒你，“读书”，这是一件值得夸耀的好事。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中，我曾提及一幅让我震撼的照片：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德军轰炸，很多房子倒塌了，这间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墙壁也已倾颓，地下满是砖石，竟然有人不顾敌机刚刚离去，又在书架前翻检自己喜爱的图书。或许，越是这种艰难时刻，越需要书籍作为精神支撑。这照片录自我刚才提及的《阅读史》。可惜这位加拿大学者对中国历史很不熟悉，整本书中，只用了一幅中国插图，那就是16世纪的木刻“秦始皇焚书”。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中国人更多的时候是写书、刻书、读书，而不会只是“焚书”。就好像今天，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发现身边无所不在的让人感动不已的“阅读”场面。

18世纪法国版画“当众朗读”

阅读中的少女

在花园阅读

《阅读史》

二 “行旅”同样可以入画

与“读书”相似，“行旅”也可以入画。为什么？因为旅行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行为，对于风景的发现、知识的收获，以及阅历、美感等的形成，都是很重要的途径。若从文化史角度考察，你会发现，旅行需要凭借各种工具，乘车船，骑毛驴，坐飞机，不同时代旅行工具的变化，带来一系列感知及审美方式的差异，这同样值得关注。陆游的“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不同于李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更不同于你我的今日北京明日纽约。黄遵宪之所以写《今别离》，也是意识到交通工具的进步，影响了旅行者的心态，改变了旅行这一行为的社会意义。

古人旅行很危险，路上可能遭遇各种妖怪，必须配带辟邪的灵药——这跟我们今天出门上路，需要带点常用药品大致相近。这很有意思，看得出一个时代的知识水准。江绍原写《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专门讲古人旅行时的迷信，比如碰到鬼、妖的可能性，以及各种回避的办法，包括如何借佩带各种灵药来辟邪。有关旅行的文化史著述，还可以举出地图研究。今天资讯很发达，我们出远门时，照样习惯带上地图。古代更是如此，千山万水，乡野驿站，你怎么上京赶考，或外出经商？出门第一站，该走到哪里，有多少路程，中间长亭短亭，晚上歇什么地方，住宿的店铺以及酒菜的价格等，这些信息都很重要。这种实用性很强的图书，不入高人眼，但出门时必带。唐宋我不清楚，翻看明代类书如《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等，有各种简要地图及详细的资讯。古人远行确实不易，难怪有悲悲切切的“长亭送别”。

到了晚清，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很多人自愿或被迫远游海外。可能是留学，也可能是出使，还可能通商、劳工输出等，这种海外游历，大大拓展了中国人对世界地理及人类文明的理解与想象。所谓“开眼看世界”，很大程度是借助旅行来实现的。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上路”不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了。很有仪式感的“长亭送别”，也随之逐渐消失了。不知不觉中，“旅行”变得没有风险，很舒服，也很优雅，甚至让人心旷神怡。这样一来，“旅行”竟成了重要的“象征资本”。每当有人向你喋喋不休地讲述其远游见闻时，千万别打断。不说人家在炫耀，起码也是自我表彰——它代表着闲暇、金钱、眼界、趣味等。对有的人来说，“旅行”是工作；而对另外的人来说，“旅行”则是休闲。不管哪一类，旅行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经验，也是一种象征资本。

《泪与笑》

那么，文人学者是如何看待“旅行”这一社会行为的？就以三个现代中国作家为例，看“旅行”是如何成为热门话题的。北大英文系高才生梁遇春，英年早逝，著作不多。1935年开明书店版散文集《泪与笑》中，有一则《途中》，大意是说，我们平时都在做事，不管正事还是歪事，反正很忙碌，注意力只能集中在这一点。只有在路上，在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们的步伐是悠然的。匆匆忙忙的一生里，只有在途中，才能真切体会人生的实况。在这个意义上，车中、船上、人行道，这是人生博览会的三张入场券。可惜很多人没有很好地利用它，把它当废纸扔掉，空走了一生的路。旅行不仅让我们了解人生、亲近自然，而且，旅行本身很有诗意，像雨雪霏霏，杨柳依依，都很浪漫。这种境界，只有有福的人才能享受。作者开列了一大堆中外书名，说明很多杰作都是以“旅行”为骨架的。跟爱情一样，旅行也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另一个著名散文家，也写《旅行》，可他把话倒过来，称“我们中国人是最怕旅行的一个民族”。我说的是梁实秋。梁早年跟鲁迅论战，很多中学生是从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了解他的，这当然很不准确。其实，梁实秋是很有成就的翻译家、文学史家和散文家。这篇《旅行》就出自他40年代末刊行的《雅舍小品》。中国人之所以怕旅行，那是因为“真正理想的伴侣是不易得的”。朋友见面聊天，很容易相谈甚欢；可长途旅行就不一样了。太脏了不行，洁癖也不行；睡觉打呼噜不行，整天沉默也不行；油头滑脑不行，呆头呆脑也不行。“要有说有笑，有动有静，静时能一声不响的陪着你看行云，听夜雨，动时能在草地上打滚像一条活鱼！这样的伴侣那里去找？”换句话说，作者不是低估旅行的价值，而是希望旅行者调整心态——包括对旅伴的要求。

《雅舍小品》

《山水》

说到旅行者的心态，我推荐冯至的《山村的墓碣》。这位北大德语系毕业、后曾留学海德堡大学的“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40年代出版散文集《山水》，中间就收了这篇《山村的墓碣》。文章很短，说的是德国和瑞士交界处，到处是山谷和密林，林径中有一墓碣：“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走到这里就死了，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请给他作个祈祷。”蜿蜒的林间小路，静静地躺着一块墓碑，记录着一个生命的消逝，一段旅程的终止。那人是谁？因何死去？不知道，也没必要知道。这就是人生，或万里无云，或波涛汹涌，最终都将消失在旅途中。这既是写实，也是象征，乃诗人对于“在路上”这一人生境况的体会与思索。

读书人足不出户，单靠冥思苦想，是很难成就大学问的。这一点，古人很清楚，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也。古今中外的读书人，都曾借助“上路”来求学问，交朋友，并传播自己的名声。可是，“行路”不一定非跟“读书”结盟不可。某种意义上，“旅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审美过程，一种生命境界，本身就有独立价值。不说诗文，就说绘画吧。在中国，山水之所以入画，很大程度是因为旅人。先有“旅人”，后才有“景观”。不妨欣赏宋人范宽《溪山行旅图》、五代关仝《关山行旅图》，以及明人戴进的《关山行旅图》，表现的对象是山水，题名却都是“行旅”，就因为旅人的眼光赋予了山水审美的意义。旅人不是一般的动物，景观也并非简单的地貌，二者相逢，互相对峙与对视，方才有所谓的“风景”。重峦叠嶂，山路蜿蜒，中间有一赶路人。别看这小人在画面上很不起眼，却是点睛之笔。好山好水，好树好屋，可观可赏，可居可游，这是中国山水画的特点。

《溪山行旅图》

2004年春天，作为“中国文化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在巴黎大宫博物馆举办了《神圣的山峰——中国博物馆馆藏精品展》。众多精彩展品中，就包含清人黄向坚的组画。黄向坚（1609─1673）字端木，苏州人，比他的善画山水更有名的，是他的万里寻亲。黄向坚的父亲在昆明当小官，明清易代，其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于是，黄孝子从苏州出发，于干戈载道之中，跋涉山川，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把父母接回老家奉养。清人顾公燮《消夏闲记》中，记载此万里寻亲故事；诗人归庄据此撰有《黄孝子传》，戏剧家李玉则编有《万里圆》传奇，后者还进入各种文学史。至于黄向坚本人，其所撰《寻亲纪程》、《滇还纪程》，兼及图文。作为山水册页的特例，这组兼及叙事功能的《寻亲纪程图》，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这位万里寻亲的孝子，一路诗文，一路画画，而每幅山水里，都有一个挟着雨伞步履匆匆的行人，那就是他本人。跟他的同乡徐霞客借“游记”摹写大好河山好有一比，同时代画家中，难得有黄向坚那么“见多识广”的——万里寻亲的另一面，便是饱览了西南大好河山。若“丽江花甸”的入画，若“莲峰旭日”的绚丽，都让人刮目相看。

《寻亲纪程图》

撇开“孝子寻亲”的道德意义，单是作为纪录旅程的山水册页看待，黄君的《寻亲纪程图》也值得珍惜。而我关注的是，“旅人”之所以“入画”，就因为旅行这一社会行为，对于“风景”的发现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三 暮春者，春服既成

最近两年，因先后在云南大学、安徽师大、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东师大等处演讲“文学课堂的追怀与重构”，屡次提及汪曾祺（1920—1997）所撰关于西南联大的文章，如《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中文系》等，蓦然间想起，汪先生去世已经十多年了。我喜欢汪先生的小说、散文及评论文字，当然，更喜欢他那作为“最后一个士大夫”的生活姿态。还记得80年代初，汪先生写过一篇小文，题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汪曾祺全集》第三卷。文章谈小说主题、谈现代派，谈爱护祖国语言等，其中有一节，讲的是中国人的“生活趣味”：“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论语》中的孔夫子是一个活人。他可以骂人，可以生气着急，赌咒发誓。”汪先生的自我概括很有趣：“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说法不是很准确，但有味道；而且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记得90年代初，有一回在北京郊区给文学青年上课，他讲小说创作，我讲文学评论。晚上，汪先生喝了点酒，随意捡起一根破毛笔，给我写了幅中堂，是抄他的旧作。诗好，字好，更好的是那种洒脱的精神状态。不端架子，不讲纸笔，不避重复，不假思索，写完了，还自己欣赏了好一阵子，问我：怎么样，还不错吧？此情此景，如在眼前；可那个欣赏孔夫子生活态度的汪先生，早已不在人间。一直想写点怀念文字，只是苦于不得其门而入。忽然想起刚才提及的汪先生那篇自述，其中提及：“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文章还引述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树，依依墟里烟”、宋儒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等，都是一些充满生气与诗趣的“人境”。

比起孟子、陶潜以及宋儒的诗文来，孔子“吾与点也”的“言志”，无疑更为世人所熟知，也更为古往今来无数读书人所赞叹。这段话到底该如何诠释，历代众说纷纭。不说远的，就举两个近的例子。杨树达《论语疏证》先引《后汉书·仲长统传》渲染文人趣味，如何“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然后发挥：“孔子所以与曾点者，以点之所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钱穆的《论语新解》则称：本章吾与点也之叹，甚为宋明儒所乐道，甚有谓曾点便是尧舜气象者。此实深染禅味。朱注《论语》亦采其说，然此后《语类》所载，为说已不同。后世传闻有朱子晚年深悔未能改注此节留为后学病根之说，读朱注者不可不知。

钱穆所说的宋儒意见，可以朱熹的解说为代表。朱熹的注，表扬曾子“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而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有万物各得其所之妙，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暮春三月好天气，新缝单衣上了身，约上弟子若干，结队前往沂水边游玩歌咏，乘兴而去，兴尽而归，确是极高的乐处，也是最大的风流。在大学教书，我原本也喜欢带学生踏青，因北京的春天来去匆匆，格外值得珍惜。可如今不敢贸然，因学校再三提醒：带学生出游，不管远近，安全第一，最好预先买保险。确有大学生外出游览时不幸遇难，家长兴师问罪的，难怪学校胆战心惊。

说到这里，岔开去，讲点文人逸事。据说诗人陈梦家当年在西南联大教书，每回讲《论语》，朗读到“暮春者，春服既成”时，便挥动双臂，长袍宽袖，飘飘欲仙，很有魅力。有调皮的学生故意请教：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人结了婚？几人没结婚？这问题本来无解，没想到陈梦家信口回复：“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故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得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贤人。”此番对答，虽是歪解，一时传为佳话。这与陆侃如的故事很相似：据说当初在法国博士考试时，导师问：为何“孔雀东南飞”？才思敏捷的陆侃如随声应曰：因为“西北有高楼”。二者都是《古诗十九首》中的名句，谁都知道，这只是起兴而已；如此巧对，更多的是表现学者的才情。“逞才使气”中，也可见那一代读书人的自信、潇洒与从容。

又到了“暮春三月”，想起了丰子恺的一幅彩色漫画《春日游，杏花吹满头》。画题借用韦庄的《思帝乡》，画面上桃红柳绿，扶老携幼，踏青去也。为什么要踏青？硬要说是为了“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实在多余；不为什么，就是喜欢。正是在其乐融融的春游中，我们对外发现了自然的美，对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四 专深很好，博雅更佳

读书、行旅、踏青，有何意义？硬要辩解，都可说是为了获取知识。但在我看来，比“知识”更重要的，是“趣味”与“心情”。这就回到教育的主要目标：到底是培养专家，还是养成人格。

当下中国，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无论校长、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调整思路及立场。我的立场很明确：大学应该与职业学校拉开距离，上岗前培训一下就行的专业技能，大学不该教。所谓“专业对口”，社会需要什么我们教什么，不是好趋势。关键在于，培养出来的学生，脑袋是否灵活，肯不肯学习，有无接受或创造知识的能力。因此，我反对人文学科往实用方面转。至于为了“生产自救”，在校园里打“国学”旗号办各种“董事长训练班”，更不是长远之计。目前的状态是：专业化成为潮流，反而是另一句话，即读书的目的是成为“博雅君子”，基本上落空了。

目前中外大学授予的最高学位是博士。所谓“博士”，在我看来，最名不符实，不是指博大精深、博古通今、博闻强记、博物君子，而是指“术业有专攻”。按我的语感，在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中，最好听的是“学士”。因为，汉语的“硕士”二字，除了是第二级学位，还有就是品节高尚、学问渊博之士。至于“博士”和“学士”，在古代都曾经是官名。不掉书袋了，只说一句，明清两代，讲官衔，“学士”比“博士”大多了。

还有一点，在古代中国，“博士”有时是指具有某种技艺或从事某种职业的人，有点像我们今天称“师傅”。比如，明清小说中常见的“酒博士”、“茶博士”，就不是官。说“学士”，不会有这样的误解。另外，在古代，“学士”有时泛指读书人。这多好，管你是不是博通古今，只要肯读书，就可以叫你“学士”。所以，我很喜欢“学士”这个称呼，因其不势利，指向的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

刚才说了，“学士”最好，指向读书的心境，不讲功名，故多有趣味。可大部分情况下，“读书”这一行为，还是跟某种特殊利益，比如升官发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学问渊深的专家，很可能并非博雅君子。现在大家推崇的，都是专业成就，看重各种虚虚实实的头衔，比如博士生导师呀，科学院院士呀，诺贝尔奖获得者呀，等等。只要有了这些耀眼的光环，从政府到企业，到处有人请你“莅临指导”。正因此，请大家关注鲁迅的忠告：“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这是鲁迅1935年在《名人和名言》中的说法。此外，鲁迅不止一次对“专家”表示不以为然。

周氏兄弟，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最为博学深思的“读书人”。我把“读书人”看得比“专门家”还高，除了学问，还有趣味。周作人《我的杂学》分20节，总结自己一生所学，从《诗经》、陶诗到中国旧小说，从希腊神话到文化人类学，从生物学到性心理学，从医学、宗教学到妇女学，从日本俗曲到佛经文本，几乎每个领域周作人都有论述。周作人说自己“国文粗通，常识略具”，这样的“常识”，可不容易具备呀。至于鲁迅的读书趣味及知识结构，可参看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以及周启明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不仅周氏兄弟，清末民初很多读书人，在古今中西之间挣扎、奋斗、求索，大都眼界开阔，趣味广泛，志向高远，很值得今人追怀。

这个时候谈“博览”，当然是别有幽怀，主要针对正变得日益机械化的学术生产机制。为自己，也为别人；为学问，也为文章；为研究业绩，也为生活趣味，请大家关注那些有专业能力而又趣味广泛的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

五 为什么说“晋人不可学”

不知是哪位同学，在网上披露我在北大课堂上的说法：“记得好像是陈平原老师讲过，宋人可学而晋人不可学。魏晋风度，是从性情里出来的，是自然的，所以一学必歪，放到现在就跟有神经病一样，而宋人讲究理性礼制，也就是规矩、规范和法度，就是现在所说的按套路出牌，所以宋人是可以学的。”这话确实是我说的，大概意思没错。学生们或许心存疑虑，我不是写过《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吗，为什么会说“晋人不可学”？

其实，可学与不可学，有时是价值评判，有时是工作策略。所谓“不可学”，可能那东西不好，怕你学坏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东西太好，你学不来。说白点，有的东西事关天赋，强求不得。谈诗词，讲书法，常有“可学”与“不可学”之分；大体说来，法度技艺可学，才情韵致难以承传，故不可学。

清人钱泳《履园丛话》中的《书学》，力贬宋人书法，其“宋四家书”条云：“总之，宋四家皆不可学，学之辄有病，苏、黄、米三家尤不可学，学之不可医也。”苏东坡天分绝高，随手写去，修短合度，是其不可及处。可那东西不可学，一学就“毛疵百出”。至于米书过于纵，蔡书过于拘，都不可学。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可不予置评。我只是说，钱泳所理解的“不可学”，属于价值判断。

可还有另外一种“不可学”，不是不好，而是境界太高，浑然天成，常人达不到，故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有格”、“规矩”、“正道”作为模仿对象。比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就说：“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辛弃疾（1104—1207）的词为什么不可学，就因其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而模仿者往往只得其粗犷滑稽。

诗词书画，为什么有的可学，有的不可学，明人董其昌《画眼》说得很明确：“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这是从宋人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那边套过来的。换句话说，有些东西，跟天赋、才情、境界有关，不能靠“巧密”和“岁月”而习得。就像中国画的最高境界“气韵生动”，只可意会，难以言传，靠的是天资神悟，而不是学习与积累。

记得十几年前读明人笔记《假庵杂著》，对其中一句话印象很深，那就是“宁为宋人毋为晋人”。由此，我才推导出宋人可学，晋人不可学——后者之旷远、放达、率真，天成，很好，永远值得追怀，但常人学不到，一学就歪。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文人学者中，有积累型的，也有天才型的，二者所走的路大不一样。

明清史专家谢国桢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印《瓜蒂庵藏明清掌故丛刊》，已刊明黄宗会《缩斋文集》和明归昌世《假庵杂著》等22种。谢先生为后者作跋：“读归文休先生之《假庵杂著》，如读张山来《幽梦影》；而其谓为人当有偏至，而不可为中庸，尤有见地。”归昌世（1573—1644）字文休，号假庵，江苏昆山人，乃著名古文家归有光的孙子。据说十岁能诗，弃举业，发奋为古文，主要以书法印篆著称于世，至今各博物馆里仍藏有其《风竹图》、《竹石图》、《墨竹图》等。《假庵杂著》中《纪季父遗事遗言》有云：“张元长尝贻书于余，有‘宁为宋人毋为晋人’之语，季父颇然之，谓‘趣味’二字宜辨。”这里所说的张元长，即号寒山子的散文家张大复（1554—1630），也是昆山人，著有《梅花草堂笔谈》等。记得钱锺书与周作人就张大复文章，有过小小的争议，参见前者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及后者的《〈梅花草堂笔谈〉等》。我倾向于周作人的意见，就文章而言，张大复不及傅山、金圣叹、李渔，只能跟张潮并列，属于典型的晚明山人小品。谈世态人情、修身养性、风花雪月、山水园林等，有价值，但不宜过分推崇。在我看来，晚明山人所撰小品，是一种抽掉了筋骨、充满娱乐精神的“清淡”——没有了背后的幽愤与抗争，只留下优雅的举措和言辞。这个意思，我在《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中谈了。

魏晋文人不一样，他们的清谈以玄学为根基，有生命体验及幽愤做底，并不轻松。有兴趣的朋友，不妨读读章太炎、刘师培、鲁迅、陈寅恪、宗白华、王瑶等关于魏晋文人及文章的论述。我特别推荐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是根据演说改写的，很好读，对后世的研究者影响也很大。还有就是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这文章1940年初刊《星期评论》，日后收入宗先生各种集子。宗先生称：“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从王羲之的字、顾恺之的画、戴逵的雕塑、嵇康的琴曲，到曹植、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等的诗文，还有云岗、龙门壮伟的造像，洛阳和南朝闳丽的寺院，无不光芒万丈。就这么个“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时代，最能代表晋人的风神潇洒的，是书法中的行草。在宗先生看来，“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到目前为止，关于晋人的精神世界、艺术造诣以及人格魅力的阐发，没有比宗文更简明扼要且切中肯綮的。我谈春游之“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也是从此文中偷来的。说到书法，宗先生认为：苏、黄、米、蔡等人的书法力追晋人萧散的风致，但总嫌做作夸张，不及晋人的自然。这里说的是“书法”，其实，也包括“做人”——我相信很多人是这么理解晋人与宋人的差别的。

六 宋人之文采风流

与宗白华明显偏袒晋人不同，冯友兰则是兼容并包。在1944年刊《哲学评论》九卷三期的《论风流》中，冯先生论证真风流者必须有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具体展开时，所举的例子，大都取自《世说新语》，就因为，这书是中国人的“风流宝鉴”。差别在于，冯先生由晋人而及宋儒，称颂其“于名教中求乐地”。比如，引述《论语》中“暮春者，春服既成”这一段，再就是朱熹的注；接下来再引理学家程明道的诗，作为“风流人豪”的例证。宋儒不仅有常被误解的“天理人欲”之辨，还有冯友兰所说的“风流人豪”——包括传统士大夫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也包括程朱理学家的“云淡风轻”与“四时佳兴”。其实，归休文的文章，表达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我欣赏的是，宋代文人的魅力基本上靠积累，但又不显得匠气。无论诗文书画、为学为人，都是如此。期望好收获，没有好种子不行；可再好的种子，撒在青石板上，不管用。必须有沃土、阳光和水分，然后再谈辛勤劳作。说实话，所谓“传道授业解惑”，是在这个层次上展开的。其他条件不具备，根本学不好；至于“天才”，教不教都无所谓。

这里以宋代文人欧阳修（1007—1072）为例，略加辨析，最后引入其《读书》诗。此公文章乃“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方面也有很好的业绩；至于《六一诗话》，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开创之功；而《新五代史》和《集古录》在史学、金石学方面的贡献，更是广为学界赞誉。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部笔记《归田录》，著于致仕后居颍州时。此书记朝廷旧闻和士大夫琐事，大多亲见亲闻，翔实可靠，且文字清新，我很喜欢。那种“录之以备闲居之览”的写作策略，对后世著述影响甚大。这里引一则有关西昆体诗人杨亿的记载，看此书特点。

杨亿（974—1020）字大年，任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博闻强记，尤长典章制度。下面是《归田录》中一则：杨亿以文章名天下，但脾气很倔，很少跟人合得来。有人背后使坏，到同样好文的宋真宗那里告御状。终于，有一天深夜，皇上召杨亿进宫：“既见赐茶，从容顾问，久之，出文稿数箧，以示大年，云：‘卿识朕书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而出。”不过，也没什么，只是皇上“初待大年眷顾无比，晚年恩礼渐衰，亦由此也”。这君臣二人，都很可爱，有点小心眼，但比古往今来政界文坛上无数血腥厮杀好多了。

我的直觉是，同是风流，宋人显得从容不迫，晋人则包含悲情与愤懑。这当然是各自生活环境大不相同造成的。说白了，晋人的风流是有很大代价的。乱世中人，其生命感觉一如曹植的诗句——“惊风飘白日”。读建安七子或竹林七贤的诗文及人生轨迹，很容易明白其“雅好慷慨”、不拘礼法、生性放达，以及追求酣畅淋漓的生活及表达方式，共同的背景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

宋代文人的生存处境完全不同。从公元960年赵匡胤开国，到1279年陆文夫背着宋帝赵昺跳海，这三百年历史，读小说戏曲，感觉特窝囊。幼时看小人书，最不喜欢的就是宋代，因为整天打败仗，好不容易出了个岳飞，直捣朱仙镇，眼看着就要收复大宋失地，却遭奸相秦桧以十二道金牌召回，还以莫须有的罪名给杀了。我是潮州人，对这些故事更是感触良多，因为南澳宋井、潮阳莲花峰等，都与这段凄风苦雨的历史有关。长大了多读点书，方才明白，宋代并不那么简单。跟开疆辟土的大唐确实不同，宋朝（尤其是北宋）军事上老打败仗，这是事实；可另外同样真实的是，有宋一代文化昌明，特别值得夸耀。1943年，战火纷飞中，陈寅恪撰《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至于李约瑟说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诸如此类的好话，还能找出一大堆。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皇帝对待文人学者的态度。有个流传久远的公案，说宋代皇帝“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最为大家熟悉的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在阐释礼制时，专门提及《宋朝家法》中的这句话。这个问题很复杂，学界多有论辩。其实，关于宋太祖有“不杀士大夫”的誓约，自南宋起，史著中就有详略不等的记载。到了民国年间，张荫麟通过对誓碑、誓约的考辨，颠覆了这个传说。即便太祖誓约不存在，但有宋一代确实不轻杀士大夫，而且明显地重文轻武，这点与此前此后的王朝相比，很突出。

总的来说，在宋代，读书人不管入相还是居乡，都比较受尊重，得礼遇。而这跟宋代文化昌明，有直接的关系。宋人的文学兼修，气定神闲，很令人羡慕。钱锺书《宋诗选注》谈及欧阳修：“他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著的作家。”这里就举欧阳修的《读书》诗为例，以见其性情，同时说明宋人的修养是靠持之以恒的读书慢慢积累起来的。我说的是作为整体的宋代文人，而不是作为个体的诗人或理学家。此乃长诗，诸位有空慢慢品读，这里仅引其开篇：“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眼力虽已疲，心志殊未倦。”学问与诗情不同，需要时间，需要心境，需要阅历，急切中弄不来；但另一方面，学问又是有规矩，可模仿，慢慢积累，便有可能逐渐达到那个境界。我想说的是，宋人靠修养，晋人凭天赋；修养可学，天赋不可学——无此才情而硬要假冒“风流”的，很容易出洋相。

七 有闲、趣味以及“爱美的”

两年前，我写过一篇小文，题为《马儿啊，你慢些走》，感慨最近一些年，中国的大学校园里，没人悠闲地散步，全都一路小跑，像赶地铁一样。希望教育当局给教授和学生留点读书的时间，给大学留点成长的空间，这比拼命拔苗、催肥要好。这么主张“悠闲”，马上会引来诘难：这是鼓励偷懒！你们大学教授，拿的可是人民的血汗钱！这样的帽子压下来，不太好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不过，我还是想为“闲暇”说几句话。

1932年，上海北新书局刊行《三闲集》，在序言中，鲁迅反击成仿吾对他“有闲”的指责，并特别说明“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此前五年，成仿吾发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称“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编印旧书就是有闲，有闲就是有钱，有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政治不正确”，这一系列推论，近乎深文周纳，难怪鲁迅很不满。在《三闲书屋校印书籍》、《〈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单页广告中，鲁迅再三予以反驳。鲁迅甚至建立自费印书的三闲书屋，出版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德国艺术家梅斐尔德为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小说制作的版画《士敏土之图》，还有苏联版画《引玉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尼古拉·果戈理的诗篇死魂灵一百图》等。三闲书屋刊行的书籍，大都跟苏联文化艺术相关，一看就是别有幽怀。鲁迅去世后的1937年，许广平还用三闲书屋名义印行《鲁迅书简》、《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等。借用明人张潮的话来说，“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鲁迅不是没有休闲时刻，但“休闲”并不妨碍其提倡“革命”。以“三闲”名“书屋”，对于那些以无产阶级名义“垄断革命”的人来说，绝对是个很大的讽刺。

跟“有闲”并列的，还有“趣味”，这两者都是成仿吾极力攻击的。恰好梁启超就最讲趣味，在1922年所作演讲《学问之趣味》中，梁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为‘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所谓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最典型的，莫过于游戏、艺术或学问。为人为学，讲究“趣味”，可以是颓废，也可能极为进取。至于“趣味主义”这个词，言人人殊，褒贬各有道理，就看语境。记得上世纪50年代开展《红楼梦》研究批判时，陈友琴撰《俞平伯先生的趣味主义及其他》，称俞先生在文学研究中讲究“趣味”，这就确定了“他在学术思想上和胡适、周作人的资产阶级唯心论一脉相承”。

梁启超谈“趣味主义”，还可以勉强接受；到了周作人、林语堂、俞平伯等，可就备受责难了。文学创作如此，学术研究也不例外。百年中国，始终瞧不上“为学术而学术”，更不要说研究中的“趣味”倾向了。其实，谈学术研究中的个人“趣味”，没什么不妥；只是别标榜“主义”，一加上“主义”，就有刻意拔高、积极提倡之嫌。

反过来，今天的中国大学，过于忙碌，不敢正视“闲暇”的意义，因此，也就没有谁在想那些“遥远的、不着边际的、玄妙的问题”了。没有“余裕”，必定著作仓促，文章也不够丰腴。所谓“有闲”，并不是无所事事，浪费国家钱财；别的不敢说，人文研究确实需要“从容不迫”的心态。越来越强势的教育主管部门，越来越希望有所作为的政府官员，以及越来越缺乏自信心和自主性的人文学者，面对“学术工程化”趋势以及“立竿见影”的巨大压力，哪来修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这让我想起抗战中梅贻琦、潘光旦的《大学一解》，其中特别指出，“今日大学教育之学程太多，上课太忙，为众所公认之一事”。为什么大学非要有“闲暇”不可，就因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而自审其一人之生应有之地位，非有闲暇不为也”。读书人需要观察、欣赏、沉思，方能体会“读书的乐趣”。听“成功人士”介绍经验：与论文写作无关的书籍，一概“非礼勿视”。可这么一来，不就成了“学术机器”？人文学者本该感情更丰富，感觉更细腻，身段更柔软，趣味更广泛，视野更开阔，如今多被训练成能写论文的“学术机器”，实在可惜。

对于人文学者来说，除了悠闲与自由，还得有个人品味。说“把玩学术”不太合适，显得有点轻佻，但如果是“沉潜把玩”呢？其实，读书做学问，目的性太强，很难达到痛快淋漓、出神入化的地步。这一点，学问与游戏之道相通——整天想着一举一动如何有益于国计民生，缺乏足够的好奇心、求知欲、距离感，反而做不好。按照今日“学者”的标准来衡量，传统中国读书人，全都是业余性质——可这种“爱美的”读书人，自有可爱之处。

这里所说的“爱美的”，乃英文Amateur的音译，意为“业余的”。1921年4月，戏剧家陈大悲在北京的《晨报》上连载论文《爱美的戏剧》，参考美国小剧场的经验，提倡与职业化、商业化演出相对立的“爱美剧”。我关注“爱美的”这个词，就因为它与传统中国的博雅传统不无相通处。比如，喜欢艺术，但不将其作为职业，更不想拿它混饭吃。有文化，有境界，有灵气，即便技巧上不够娴熟，也可取——起码避免了专业院校学生容易养成的“匠气”。

过度的专业化，导致许多伪学者“身在曹营心在汉”，整天“为赋新词强说愁”，制造无数只在填表时才有用的文化垃圾。如此“生产强迫症”，以及“创新迫害狂”，对人对己，都是一种戕害。某种意义上，我欣赏“爱美的”人文学者，就因其完全沉湎其中，更有可能兼及思想性、趣味性与批判性。

（初刊《光明日报》2009年8月20日，《新华文摘》2009年21期转载）

附记：读王国维《二牖轩随录》之“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则（见赵利栋辑校《王国维学术随笔》114—11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方知此类“雅趣”古已有之：“《论语》：‘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以五六为三十人，六七为四十二人，合之得七十二人。此齐俳优石动筩戏语，见《太平广记》所引隋侯白《启颜录》。然皇侃《义疏》所载一说，已作是解，其言曰：‘冠者五六，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六七四十二人也。四十二人就三十，合为七十二人也。孔门升堂七十二人也。’乃知优人诙谐，亦有所本。又按《太平御览·礼仪部》引《汉旧仪》曰：‘礼后稷于东南，常以八月祭，舞者七十二人，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为民祈农报功。’则汉人已为此解，当为皇侃所引或说所自出。”就像黄宗羲说的：“然流传既久，即其不足信者，亦为古迹矣。”（《匡庐游录》）以此眼光，看待此类文人逸事，方觉有趣。

[1] 此乃2009年7月11日在国家图书馆的演讲稿，7月29日修订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