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中亚居住着这样一群人，他们长着黄色的面孔，讲着中国西北方言，喜欢吃面条饺子，这就是140多年前迁居到中亚的陕西、甘肃回族后裔，俄罗斯人称他们为“东干”，至今已发展至15万余人，主要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30多个“乡庄”。东干人借助33个俄文字母，外加自造的5个新字母来拼写汉字，成为世界上唯一能说中国话，又完全用字母成功拼写中国话，并撰写大量诗歌、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的海外华裔群体。东干“乡庄”同海外其他国家、地域的唐人街相比，较为封闭，更多地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东干文学也在完全脱离母语的环境下，从无文字发展到有文字，从口头文学发展到书面文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承的极具典型意义的“飞地”。东干文学独一无二的特性决定了其综合文化价值很高。
东干的历史发展、地理位置与民族特性决定了东干文学的复杂性。东干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俄罗斯文化、游牧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多种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本书将借助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方法，通过分析东干文学作品，研究其如何在复杂多元的异域文化环境中发展，如何建构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俄罗斯文化、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本书在描述东干文学主要成绩与特点、勾勒东干文学创作概貌的基础上，从东干语言学价值、美学价值、文化价值等层面全面地揭示东干文学的独特研究价值，确立其在世界华语文学研究中的独特地位。本书既有细致的文本分析，也有宏观的学理阐释，力图使读者对东干文学有个整体性的了解。东干文学的语言艺术很特别。东干文是世界上唯一用拼音拼写汉字的文字。东干文学的发展以20世纪30年代创制东干文为界限，前期为东干口语文学发展期，后期为东干书面文学成长期。东干书面文学作品，是研究东干语言最为鲜活的样本，东干书面文学与东干文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东干作家既是东干文的创制者，又是东干文的运用者，东干文为东干书面文学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而东干书面文学又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东干文。本书第一章将对中国“东干学”的研究概况进行简单的梳理。
被誉为东干文学“双子星座”的小说家尔里·阿尔布都和诗人亚斯尔·十娃子分别代表着东干小说与诗歌创作的两个高峰。阿尔布都的小说《一条心》曾入选东干中学课本，十娃子是东干文学的奠基人。本书分别从诗歌素材、意象群落和小说中的题材、文本样式、女性形象等方面系统地分析两位作家的作品，解析作品中的多元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符码。
在东干作家群中，十娃子对东干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既是出色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戏剧家，也是优秀的记者、翻译家，更是东干文的重要创制者。对于十娃子的研究，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学者分别从各自的角度予以关注，向我们勾勒出十娃子的研究格局。另外，十娃子是东干作家群体当中曾经来过中国，与中国著名作家萧三、老舍等交往甚密，并结下深厚友谊的作家，所以反映在他的诗作中的是深厚的寻根意识与中国情结。他的诗集《挑拣下的作品》《中国》，无论是密集的带有中国符码的意象，还是情感热烈的铺排的中国情愫，都集中地体现出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母体之间的关系。十娃子在其名作《雪花儿》中写道：
雪花儿，雪花儿落的呢，
就像珍珠。
在空中呢飞的呢，
没有。
落到手上就没哩，
剩一点儿水。
里头太阳藏的呢，
只有它白。
雪花“里头太阳藏的呢”，在笔者看来，恰恰具有了双重意蕴：雪花与太阳，原本是相互对立的一组意象，但诗人凭借他敏锐的感觉，发现了二者可以相互涵融，彼此赋予美丽，这美又是那么含蕴幽婉；另一层意蕴，我们不妨理解为东干文学在整个华语文学世界中，也像这洁白雪花中隐匿的太阳，虽然微小，但以它异质的美散发着光芒，任谁也无法忽视它。第二章着重就十娃子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十娃子的诗歌创作进行分析。
在第一代作家群，甚至整个东干文学发展历程中，小说方面的代表作家非阿尔布都莫属，他曾发表了数百万字的东干小说，其小说水平之高，数量之众，观照对象之广泛，在东干作家群体中可谓首屈一指。他的作品指涉范围非常广泛，本书第三章将从两个角度出发，介绍以阿尔布都、白掌柜的为代表的东干小说家的创作。
一是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传承与变异。因为东干第一批移民基本目不识丁，所以学界普遍认为东干文学大量传承了中国的民间口传文学，中国书面文学对东干文学的影响微乎其微。但这并不意味着东干文学与中国书面文学毫无关系，口传文学对东干文学的影响是显在的，仅从文本本身就可以找到证据，但书面文学的影响方式却是非常隐晦的，东干作家不识汉字，但他们很有可能通过中国作品的俄文译文而间接受到中国书面文学的影响。如通过研究发现，东干作家阿尔布都的小说《惊恐》在与母体文化完全隔绝的情况下竟与中国唐代白行简的《三梦记》中第一梦在小说情节、结构、细节等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本书将这两个文本进行细致的分析，试图找出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学传承与变异的关系。这一方面为研究中亚的东干文学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承提供了典型的研究案例，另一方面也为东干文学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变异提供了研究样本。
当然，东干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本书研究的一个重点。东干文学如何在完全脱离母语的环境下，从口头文学发展到书面文学，从无文字发展到有文字？它为什么可以在异域环境中独立地成长与发展？除了在第三章对阿尔布都小说文本进行细读比对之外，本书第四章专门就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解析。笔者运用统计学方法，将从俄文转译为东干文的老舍小说《月牙儿》与老舍中文版进行数据化的比较研究，在扎实的数据基础上仔细研读，得出东干文本比以口语化著称的老舍的中文文本要更加口语化的结论。另外，笔者也发现东干文学中频繁出现的人物意象“韩信”，比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历史人物韩信，在人物形象、性格塑造以及道德品质上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通过对东干文学中的韩信为什么能够成为恶的代名词这一现象的研究，本书从另一个侧面分析中国文化在中亚如何传承与变异。
东干文学的源头是中国文化，要研究中国文化在中亚的传承与变异，从东干文学入手，是最好的途径。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是新的学术生长点，具有较高的价值。研究东干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仅可以发掘东干人所保留下来的晚清中原文化，对回族学、中国—中亚文化交流、中俄文化交流以及中亚民族文化生态环境研究，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是专门以阿尔布都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中国回族后裔女性形象。通过这些被华语世界文学所遗忘的女性群像的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东干女性的现实生活，丰富世界华语文学女性形象。
除此之外，白掌柜的的儿童文学创作在东干文学中可谓独树一帜，为丰富东干小说题材贡献了一分力量。其作品既有伊斯兰文化的特点，还有难得的童稚童趣。白掌柜的也创作了一系列反映东干乡庄生活的小说，他擅长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挖掘戏剧性的细节，作品富有极强的生活色彩与轻喜剧风格。
因为东干文学是在伊斯兰文化、俄罗斯文化、游牧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多重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本书第四章将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对东干文学进行立体研究，试图通过文本分析、数据统计、对比研究，来分析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东干文学。
第一，全面而深入地论述了东干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从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民间风俗、中国文学在中亚的伊斯兰化等不同层面，探讨了中亚文学与伊斯兰文化的关系，同时反映了东干文学的文化资源，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又受俄罗斯主流文化的影响，同时还具有伊斯兰的文化特点。第二，东干书面文学中的语音、语法、词汇等都保留了大量的西北方言，以西北方言为基础，同时兼有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借词，是晚清文化的活化石。东干文学将西北方言提升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准，是真正的言文合一的语言艺术。这也是东干作家对所属国家语言上同化的抗拒与对母语的亲近、怀念。本书拟运用语言学的知识，将其与现代西北农村方言进行比对，也将对方言研究提供一些参考。第三，以吉尔吉斯斯坦本土作家艾特玛托夫作为切入点，探讨东干文学与吉尔吉斯文学之间的关系，二者都对民间文学有意识借鉴、表现出强烈的生态意识、将民间文学视为重要的文学创作资源。第四，东干文学是海外华语文学当中的一个分支，与东南亚、北美等海外华语文学相比，在数量上以及影响程度来讲，都是很有限的。但东干文学却有着海外其他区域华语文学在语言、文字、民俗等方面都不具备的罕见的特点，也正是东干文学的出现，使得目前仍在摸索与探讨时期的海外华语文学理论的某些问题得到了新颖的观察视角，对该学科理论的构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考：东干文学运用拼音文字来拼写汉语的方式对历来混淆使用的“华文文学”与“华语文学”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因其包涵范围更广；海外华语文学研究需要从目前的微观研究、中观研究向跨越区域、跨越国家、跨越群体的宏观研究突破，最后以期对全球华语文学进行整合研究。第五，因为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在诸如“汉字拼音化”、言文一致等核心问题上都进行过探索与尝试，东干拼音文字是汉字拉丁化成功的唯一案例，成功解决了汉字拼音化的问题。本书拟研究东干拼音文字成功的原因及其在实际运用中遇到的困境，这将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前所未有的参照角度，进一步深化汉字拉丁化以及“言文一致”等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理论问题。
本书由上、下两编组成，上编是理论性的探索与文本分析，下编选译了16篇东干代表性诗歌、小说以及翻译作品，这些作品都是由东干文本转译过来的，也是本书重点分析的文本。因为大多数中国读者对东干作品还觉得很陌生，所以选译这些文本，一方面为了让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东干语言，对东干作品有个直观的印象，同时也为一些对东干文学感兴趣的读者提供参考文本；另一方面与上编的评论形成理论与作品的互相阐释的关系。
东干文学属于世界华语文学范畴，本书的研究为世界华语文学的研究版图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内容，拓展了华语文学原来以东南亚、北美华侨文学创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模式。东干文用拼音文字成功地拼写汉字，与其他华语文学以“母语”或“外语”来写作的形式迥然不同，本书对东干文学作品的研究也能为其他华语文学的创作提供一个参照系。东干族是晚清西北回族后裔，希望本书的研究成果能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西北地域文化研究以及近代文学跨区域传播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东干语言在俄语为主流的语言环境中逐渐有被弱化的趋势，作为一种蕴含中国文化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特性的华语文学，本书也提出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