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隐君子”宋耀如*
*宋耀如
*宋氏家族的奠基人宋耀如
*迁居海南的韩氏始祖韩显卿
*韩显卿墓碑
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的政坛上,宋氏家族横空出世并迅速崛起，成为现代史上的奇迹。这个家族对世界文明古国——中国产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重要影响。
宋氏家族的创始人是海南文昌一个农民家的孩子，名叫韩教准（也就是后来的宋耀如）。
韩家有着显赫的过去，它的鼎盛时期在北宋，距今已经千年。八百多年前迁居海南这一支的韩氏始祖韩显卿也曾担任南宋的廉州知州。俗语说“富不过三代”，而韩教准已经是韩氏迁琼后的第二十三代了。
韩教准出生时，韩家早已贫困潦倒。他没有读过书，从小在家里仅有的那一小块薄田上劳动，艰难地帮助父母维持生计。
十四岁时，韩教准和哥哥韩政准到爪哇做工。十七岁时，韩教准过继给堂舅，并因此改姓宋。他与哥哥分手，到美国波士顿帮助养父打理丝茶店。养父希望这个孩子将来可以继承他的事业。宋教准却不愿一辈子平静而庸碌地当丝茶店的老板。他提出了求学的要求，但遭到拒绝。于是他逃离丝茶店，悄悄登上了一艘美国的缉私船。
*宋耀如之父韩鸿翼墓
*宋耀如之母王氏墓
*海南文昌宋氏祖居
此后，韩教准皈依了基督教，依靠富商朱利安·卡尔的资助，在美国读了大学。1885年5月，宋教准(后改称宋查理、宋嘉树，字耀如)大学毕业。教会拒绝了他留在美国学医的请求，派他回上海充当传教士。
*宋耀如出生的房间内景
宋耀如的这些经历已为很多人熟知。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偌大的中国、众多的人口，历史却偏偏眷顾了他？
宋耀如对于生命价值选择的变化发生在1879年。那时他十八岁，正在养父的丝茶店里当店员。他结识了中国官派留学生牛尚周和温秉忠。他们之间的交谈使宋耀如了解了世界大势，了解了中国在世界中的处境。这些年轻人在一起，不可能不谈到中国的贫穷落后、外国侵略者强加给中国的屈辱以及中国人在海外遭受的歧视。宋耀如的视野离开了自己得到的暂时的温饱。他有了更高的人生追求，并最终逃离了丝茶店。
对于引路人，宋耀如念念不忘。1881年在写给美国在华传教士林乐知的信中，他说：“我前年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见到了一些中国学生。他们都是官费留学生，他们已在去年夏天返回中国。”
这时，宋耀如所关心的已经是能为中国做些什么的问题。他说：“我急于接受教育，以使我可以回到中国，告诉人们关于我们救世主的事。”“我们都在为中国而祷告。我希望能看到有朝一日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支持上帝，坐在上帝的右边。”他还特别关注中国的进步，反复地向林乐知询问：中国有没有邮票，有没有铁路。
*在美国留学时的宋耀如
*在美国留学时的宋耀如
宋耀如对中国的热情没有引起林乐知的兴趣。直到1883年，宋耀如还在致林乐知的信中询问同一个问题：“博士，您（知道）在中国有铁路吗？我听有人说他们有，而又听其他人说他们没有，哪一个不对？我无法判断谁对谁错。对我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您来找到答案。如果您能这么做的话请告诉我。”
到了这年7月，宋耀如已经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生目标的选择：“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我活着的目的是行善、敬人、赞美上帝；为别人做好事，将他们从无尽的惩罚中拯救出来。”
宋耀如是一个执着、坚定的人，当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后，就再也没有考虑过改变。他曾表示：“我的愿望是在我的有生之年做上帝的仆人。”终其一生，宋耀如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所作所为从未违背过基督教的教义。同时，他也恪守着“把光明带给中国人”的承诺，一直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
1886年1月，宋耀如回到中国。他的上级林乐知是一个骄横的美国人。林乐知看不起中国本土的传教士，甚至曾想把他们全部解散。对于宋耀如，他更是从一开始就充满歧视。林乐知不批准宋耀如回海南探望父母，仅发给他极低的薪金，在他的工作安排上也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宋耀如说：“我对这种权势感到极度不悦，但我必须耐心地忍受。”他不愿让教会中人怀疑他对基督教的忠诚，所以“不得不像耗子一样保持沉默”。
1887年，宋耀如在艰难的处境中建立了家庭。林乐知飞扬跋扈的“一言堂”，使宋耀如依靠传教启发民智并进而改变中国的想法变得十分渺茫。他已经在考虑通过其他途径实现自己的理想。
1888年春，他曾向朋友表示：“有时候我认为如果我要是真的摆脱布道任务，我能为我的人民做更多的事情。”
1890年，宋耀如开始经营实业，为美国圣经协会代理印刷《圣经》的业务；但他仍在同时履行着牧师的职务。
1892年，宋耀如退出了布道团。他郑重声明，这绝不意味着他改变了对基督教的忠诚。他说：“我现在是我们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的一名独立工作人员，或者说是一位尽其所能为布道团工作而又不依赖美国国内的教会来维持生计的工作人员。”这也是他在1902年11月参与发起创立上海最早的基督教自立会——中国基督徒会的前奏。林乐知的所作所为已经使他意识到，中国的基督教必须逐步摆脱西方教会的控制。
*宋耀如的大学毕业证书
*1886年自美返国途中，宋耀如着和服摄于日本横滨
经营实业之后，宋耀如在经济上宽裕了，但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他总在想怎样才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使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他在寻找一条路径，寻找一个合作者。
似乎是上苍的安排，不久他便结识了孙中山。在宋耀如的眼中，孙中山是一个诚实的、无私的、爱国的革命者。宋耀如说：“我可以断言，我所知道的中国人中，没有哪一个人比您更高尚、更仁厚、更爱国。”孙中山“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中国”，而这也正是宋耀如的人生目标。基于共同的理想，宋耀如无条件服从孙中山事业大局的需要。他们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高度一致，成为紧紧拧在一起的两股线。
1894年春，孙中山带着他的《上李傅相书》，与陆皓东结伴北上。正像《宋家王朝》的作者西格雷夫所说：“他此时投身革命并非全心全意，还想作最后一次尝试，力图挤进清廷的官僚机构。”孙中山确实是想通过说服中堂大人李鸿章接受他的主张，然后在清廷统治的框架下进行和平改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境。
抵达上海后，孙中山停了下来。他要争取在这里找到更多、更有分量的推荐者，以使上书增加成功的砝码。在这里结识宋耀如是他意外的收获。
孙中山究竟通过谁知道了宋耀如，对此有着不同的说法。西格雷夫认为：“孙中山和宋耀如的第一次接触是在卫理公会穆尔教堂，他们做完礼拜后经人介绍相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穆尔堂一直是宋耀如的重要活动场所。1892年他曾说：“我现在负责我们卫理公会的新教堂，那是由堪萨斯城穆尔兄弟捐赠的，是中国最好的一座教堂。”
这次在上海，孙中山与陆皓东住在位于三洋泾桥的名利客栈。有记载说，见面时宋耀如对孙中山改良的主张不以为然。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他们彼此引为同道，建立了信任。
6月，孙中山与陆皓东离开上海抵达天津。满怀激情的上书失败得悄无声息，李鸿章根本没有接见孙中山的打算。孙中山只得放弃改良的幻想。他说：“吾党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能不稍易以强迫。”他和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窥长江之形势”，“因知清廷腐败无可救药，遂决意赴檀香山，拟向亲戚故旧募集资金，归国大举革命”。
*刊登在《万国公报》上的《上李傅相书》
孙中山和陆皓东一番游历之后，再次回到上海。此时，出现在宋耀如面前的已经是两位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住到宋耀如家，“三人屡作终夕谈”。1912年，孙中山曾写道：“宋君嘉树者，二十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这里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初谈”二字。“初”是“刚刚开始”的意思。这是孙中山第一次认真地探讨革命，当然也是中国民主革命首次被提上日程。
这次的上海之行极具重要意义。三个人的会谈显然商定了日后中国民主革命的方向、步骤和分工。在《宋氏家族第一人》中，作者描述了孙中山“将自己关在宋耀如的书房里，整整三天三夜，拟出了兴中会章程的初稿”。“宋耀如拿过章程，立即驾车赶到华美印书馆，自己排字，自己付印，连夜印出了几千份”等等情节。当然，孙中山恐怕不至傻到一定要随身带着几千份印好的兴中会章程去檀香山。但是，对于革命宗旨、组建革命团体、筹措经费、发动武装起义等等问题，三人当时无疑是商定了的。这在之后三人的默契配合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应该说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计就诞生在上海虹口的宋宅。
*上海虹口宋宅
离开宋家，孙中山直接去了檀香山。他的目的十分明确：一是组建革命团体，二是为发动“反清复汉”的起义筹款。然而，两项任务进展都不顺利。11月24日，兴中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意义重大，但“闻总理有作乱谋反言论，咸谓足以破家灭族，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却走。经总理多方游说，奔走逾月，仅得同志数十人”。筹款更是困难重重。孙中山只从哥哥孙眉那里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支持。由于“应者寥寥”，孙中山准备奔赴美洲筹款。
此时，孙中山收到上海的来信。宋耀如告诉他，甲午战争“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激愤”，要他抓住时机，迅速发动起义。
接信后，孙中山决定放弃美洲之行立即回国，可是筹到手的资金实在太少。虽然在最后关头，他的哥哥孙眉和兴中会成员邓松盛（荫南）“倾家相助”——孙眉贱价出售了自己的牲畜，邓松盛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商店和农场,但他们提供的资金与发动一次武装起义的所需仍相距甚远。次年1月初，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去香港策划暴动。宋耀如仍留在上海，为其筹措经费。
*陆皓东
经过数月准备，第一次武装起义定于1895年10月27日（重阳节）举行。由于举措失当，消息泄露，起义于发动前夕即告失败。孙中山逃往香港，随即出国。陆皓东被捕，壮烈牺牲。
这次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意义重大。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第一次以暴力革命的姿态站到历史舞台上。孙中山也因这次流产的起义而一夜成名。宋耀如对此功不可没。
广州起义失败后，由于势单力薄，兴中会仅在1900年发动了惠州三洲田起义，此后便再难有所作为。为了整合革命力量，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政党。同盟会成立后，面临的最大难题仍是资金的筹措。
《宋家王朝》一书曾披露：“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宋查理专程从上海赶来。这是一次讨论政治战略的秘密会议。讨论的中心自然是经费问题。孙要求宋查理负起这一重任。为了有成功的希望，不能只靠那么一点点捐赠，所需要的是数目相当大的款项。他们清楚，查理同美国的富豪有不同寻常的联系，这是他们所不及的，因此，一致同意派他去筹措几百万资金。”
西格雷夫的这些叙述恐怕只是臆测。首先，出席同盟会筹备会的共计七十九人，这在名单上是有明确记录的；其次，至今也没有发现宋耀如在1905年前往日本的任何记载。宋耀如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款，本是他们之间的约定。宋耀如自会为此全力以赴，用不着在会议上专门讨论、提出要求。
*孙中山致李晓生信
晓生兄鉴：
宋君嘉树者廿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廿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今宋君坚留弟住其家以话旧，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兹他亲身来客店取弟之行李，请将两皮手包及一棉质杠及南京新买之皮袋共四件交他带来便可。弟明日午后两三点来店略谈，然后赴自由党五点之约也。弟拟送汉民、精卫、仲恺兄并兄等以最好之洋服，并托宋君带公等往最好之洋服店做之。请兄等尽量做，多多益善也。此候
晚安
弟孙文谨启
即晚
总理此函乃民国元年临时大总统府结束后，命余随侍游鄂回沪时所赐。余去岁家居养病，偶翻旧籍复发见之，迄今二十余年。
总理既逝，而函中诸子亦零落几尽。加以国事蜩螗，外患日亟，又岂当时总理所及料哉！回首前尘，曷胜感慨。所称宋嘉树先生者即宋氏夫人庆龄之父也。
民国二十六年春 李晓生识
据西格雷夫描述，宋耀如1905年的美国之行，曾在旧金山停留了几周。他在致公堂总部同华人银行家、商业界人士见了面，在为同盟会筹集资金上收获颇丰。紧接着，宋耀如来到达勒姆与他的恩人朱利安·卡尔见面。二人在萨默西特大厦密谈了几周后，宋耀如从卡尔那里为同盟会争取到了一笔为数可观的捐赠。
回到上海，宋耀如即把二百多万美元转到同盟会的账上。对于同盟会来说，这绝对是雪中送炭的援助。于是，同盟会有力量在1907年发动了四次起义，1908年又发动了两次起义。那时的武装起义依靠的是雇佣军，所以每次都要大量地烧钱。
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宋耀如与孙中山的关系也公开了。可是，仅仅过了几十天，总统就换成了袁世凯。一年之后，宋教仁被害，“二次革命”爆发，孙中山成了通缉犯，被迫流亡日本。宋耀如抛家舍业，提前携妻子儿女逃到日本，为孙中山打前站。孙中山抵达日本后，第一个约见的人就是宋耀如。
自1913年8月9日抵达日本，宋耀如和他的女儿几乎是孙中山每天都要见面的人。当时宋耀如已经五十多岁，患有严重的肾病，仍然每天长时间地蜷坐在日本的榻榻米上的矮桌边，帮助孙中山处理英文函件。他的大女儿宋蔼龄是孙中山的秘书。蔼龄即将结婚时，宋耀如又将刚刚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二女儿宋庆龄召唤到日本，让她接替姐姐的工作。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宋耀如在中国革命史中的作用。其一，宋耀如是中国“初谈革命”的三位民主革命家之一。另外两人，一位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一位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者之第一人”。其二，宋耀如是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倡议者，而这次起义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三，宋耀如是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政党——同盟会最重要的资助者。其四，在孙中山最艰难的时刻，宋耀如与孙中山站在一起，坚定地、无保留地支持他，成为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
与孙中山相比，宋耀如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毫不逊色，区别只在于一个在台前一个在幕后。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把宋耀如摆到一个恰当的历史位置上。关于他的记载少之又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几乎完全被忽视。后来人们重新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的子女，特别是著名的宋氏三姐妹。而且，人们主要是从三姐妹父亲的角度去介绍他。
*1912年4月6日，孙中山等在上海哈同花园合影。此时宋蔼龄已开始正式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前排左起：孙娫、孙中山、孙婉、哈同；后排左起：黄宗仰、端纳、宋蔼龄
1912年4月，刚刚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这样评价宋耀如。他说：“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隐则传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子也。”从此“革命的隐君子”就成为人们对宋耀如最常使用的一个评价。所谓“隐君子”，就是说宋耀如投身革命工作，但没有革命者的名分。
说到革命资历，宋耀如与孙中山同时，是从“初谈革命”开始的，其他人都难以望其项背。
说到对革命必要性的认识，宋耀如甚至超越了孙中山。孙中山与陆皓东第一次找到宋耀如时，还徘徊于改良与革命之间。上书失败后回到上海，他们与宋耀如“初谈革命”，三人便一拍即合。这说明宋耀如始终没有考虑过改良的可能。试想，哪怕有一丝改良的念头，突然面对革命，他也绝不可能做到毫不犹豫。做出这样的决定是要准备付出生命代价的。所以，我对有些学者在谈到宋耀如时，动辄加上“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的前缀有所保留。应该倒过来说，宋耀如曾给予孙中山以重要影响，如“初谈革命”，如广州起义。
*1913年3月11日，孙中山出席大阪经济会举行的欢迎宴会后留影。前排左起：宋耀如、孙中山、本山彦一、戴季陶；后排左起：山田纯三郎、对马健之助、菊池良一
为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宋耀如贡献出了自己和家庭的一切。从三十三岁与孙中山结盟到五十七岁病逝，他忠心耿耿，无怨无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为了革命付出所有的人，竟然从未列名于任何革命组织。
1894年，“初谈革命”商定了组建革命团体以推动武装起义的计划，孙中山随即赴檀香山将其付诸实施，兴中会就此成立。而作为决策者之一的宋耀如却不是兴中会成员。
在《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中，登记了孙中山从肄业于广州博济医院至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九年间的友好及兴中会同志的姓名事略，共录一百九十五人（包括兴中会成员七十二人）。其中关于陆皓东的记录是“与总理为总角交，后同创兴中会，为乙未九月广州革命流血之第一人”；区凤墀，职业为“传教师”，党派及宗教一栏中填写的是“兴中会”。而在宋嘉树名下，记录的职业为“传教师”，党派及宗教一栏中填写的是“基督教”，其事略仅为“总理于甲午冬北上过上海时识之”。“识之”而已！陆皓东、区凤墀与宋耀如同为基督徒，三人中唯独宋耀如没有参加兴中会。
有的著作中写道：“1905年，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并联合光复会等反清团体，组织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宋嘉树被孙中山吸收为会员。”这个说法被以后的著述者不断引用。但不知其根据何在？《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保存至今，其中共录会员九百六十人。在名册中还做了如下说明：“乙巳、丙申、丁未三年（即1905至1907年）在东京本部加盟者什九在此册内，在香港加盟者，只有总理亲自主盟之陈白等八人，其余盟书皆由香港分会自行保存。此外国内各省及海外各埠因邮寄不便，亦多各自保存，未缴呈本部。故上列名单以本部所收到盟书为限。”宋耀如在同盟会组建的当年就专程赴美国为同盟会筹得巨款，他要参加同盟会应该是毫无障碍的。即使他没有机会去东京，也可以就近在上海参加。上海不会存在“邮寄不便”的问题，况且上海的同盟会会员都已登记在册，只是列在了“江苏省”的省别之下。
1978年5月23日，宋庆龄在致仁木富美子的信中写道：“我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在1912年参加了革命，帮助孙先生从事财务工作和负责英文信件的答复等等。”关于“老同盟会员”一节，显然是宋庆龄的误记。宋耀如参加革命不可能迟至1912年。而且就在这年的8月25日，国民党成立大会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实施了五党联合，中国同盟会至此就不复存在了。
1913年8月初，因“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离开中国大陆，经台湾赴日本。9日，孙中山在日本神户登陆，当晚即与宋耀如在住所密谈。从9日至15日，孙中山除宋耀如、宋蔼龄和胡汉民外，未与任何中国人见面。此后，与孙中山见面最多、密谈最多的也是宋家父女。9月27日，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发展了第一批党员。此后，又陆续发展多批党员。但是，参与了建党时期最核心工作且近在孙中山身边的宋耀如仍不在册。显然，宋耀如不列名于革命组织是有意为之的。
*1913年3月14日，宋耀如陪同孙中山访问日本时在移情阁前留影。前排左起：李文权、郑祝三、戴季陶、马君武、孙中山、吴锦堂、宋耀如、何天炯、泷川弁三、山田纯三郎
宋耀如甘当“隐君子”，他只想为革命无尽地付出，而根本没打算寻求丝毫的回报。他把个体完全融入理想之中。他的所有作为都只是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目标——振兴中华，“把光明带给中国人”。
宋耀如对于革命无保留的付出体现在方方面面，所谓“佐总理孙先生擘划革命，昕夕不遑”。
其中常常被人们提起的有：位于上海虹口的宋宅曾多次充当孙中山在上海的住所和会议场所；宋耀如在住宅地下室为兴中会和同盟会印刷小册子和文件，进行革命宣传等等。这里，我还想着重谈谈宋耀如在财力上对革命的支持以及因从事革命而承担的安全压力。
倪家是沪上的名门望族。长久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宋耀如从与倪桂珍的婚姻中得到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学者中这类议论也不在少数。如西格雷夫就写道：“根据习俗，有钱的娘家给了一笔为数颇大但金额不详的嫁妆，这才着实补贴了收入的不足。这是用来实现各种计划的老本钱啊！新娘家还送给查理一笔相当于加入限制很严的英国上层贵族小圈子活动所需破费的钱。”这种推测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倪家在经济上并不宽裕，宋耀如一家的生活也很窘迫。所以，在刚刚接触到革命时，宋耀如并不是大富翁，他支援革命的钱都是从有限的资金中挤出来的。后来随着经营实业的成功，宋耀如的事业迅速发展，他将越来越多的流动资产投入了革命运动，而宋家的生活仍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由此可见，宋耀如为革命提供的资金援助,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大富翁从口袋里掏出几个小钱那样轻而易举。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宋耀如与孙中山的关系公诸于世，他身不由己地卷入了公开的政治斗争。此后，他陪伴孙中山东奔西走、流亡海外，完全无暇关照自己的实业。1918年宋耀如病逝后，宋美龄曾感慨地说：“外界关于父亲去世时是一名百万富翁抑或仅仅是中产人士的推测在任何时间都引人发笑。因为过去七年中，父亲已是‘有闲绅士’，家人之外没人知道他是如何看待财富的。”
对于宋家来说，比为革命贡献资金更有压力的是随时可能袭来的灭顶之灾，而且这种威胁持续了二十多年。偶有不慎，宋耀如就会像陆皓东、徐锡麟那样死得很惨！
宋庆龄曾回忆：“孙先生每次回国必然住在我家。我父亲在住宅地下室秘密设印刷厂为兴中会和同盟会印刷小册子和文件，同时为了掩护也印刷基督教的书籍。正由于此，秘密工作给母亲两肩一副重担，而且也使她精神上承受很大的压力。外祖母多次严厉地警告和提醒过她，如果这些秘密工作被人发现，将意味着全家人和亲戚们的死亡。母亲不听外祖母的警告，继续进行爱国任务，结果是她的健康每况愈下。”
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清廷悬赏缉拿。为了保住自己和家人的性命，宋耀如买了葡萄牙护照。这也印证了他们面临的危险。为了避免受到牵连，亲友们都远远躲开宋家的人，就像是逃离致命的传染病患者一般。
“二次革命”失败后，宋耀如一家人终于被迫放弃了自己舒适的家，流亡到日本。而此时，宋耀如的头也被袁世凯标价五万大洋悬赏收购。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1月4日，在宋耀如的帮助下，革命军光复上海。这使宋耀如喜不自禁。习惯于守口如瓶的他，兴奋地向一位外国朋友讲起了自己和孙中山长久以来结下的深厚友谊及其对孙中山的帮助。宋耀如说：“我从不操心我给他的援助是否会得到回报。”他问那位朋友：“也许你想知道我们为什么会住在如此简朴的地方？”对方答道：“除了感到您和宋夫人不在乎家里的陈设之外，我还知道您为教会工作做了很多慷慨的捐赠。而且您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也投入很多。”“的确如此，”宋耀如说，“但是我还是尽我所能地攒钱来帮助孙中山的事业，因为我觉得那是我帮助我的祖国的最好方式。”
当年的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他刚在码头上露面,便立刻被蜂拥而至的欢迎人群包围起来。
以往的十几年间，孙中山每次来沪，只是悄悄地住进唯一的安全之所——东有恒路的宋宅。对于孙中山来说，这里像他的家一样。而这一次，孙中山住进了宝昌路四〇八号。
“孙中山抵沪后，中外人士皆以望见颜色为快，投刺相访者络绎不绝。”孙中山在上海停留了七天。在频繁的会议、采访、邀请、接待中，孙中山还抽出时间到伍廷芳、庞青城、赵凤昌等人的家中做客。但是，他没有再到宋耀如的家里看一看。
一个新的政权即将诞生，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革命党人弹冠相庆。而为革命出了大力的宋耀如却好像人间蒸发，被人们丢到脑后。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风风光光地从上海启程，赴南京就任中国首任临时大总统。从对革命的贡献而言，宋耀如无疑是一位开国元勋，但他并没有随行。直到政府组建完成，各部总长、次长和大小官员纷纷走马上任，权力分配尘埃落定之后，宋耀如才在1月12日写了一封信，告诉孙中山，自己准备带着女儿宋蔼龄去南京看他。话说得淡淡的，只是探访老朋友，绝无寻求回报或心怀抱怨的意思。似乎他过去为革命做的一切都是分内之事，如果此时把一顶官帽加到他的头上，他会像介之推那样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
4月3日，孙中山从南京回到上海。这时，他已经解除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在宋耀如的“坚留”下，失去了权力的孙中山重又住进宋家“话旧”。
孙宋交往中的规律是异乎常人的。孙中山如日中天时，宋耀如躲得远远的；孙中山失势时，宋耀如对他关怀备至；孙中山逃亡时，宋耀如几乎与他形影不离。这就是“隐君子”的本色！
宋耀如一生在政界没有担任过任何职务。1913年4月初，为筹备中国兴业公司，孙中山在中国铁路总公司办事处连续召开会议，宋耀如都是以上海地区实业家的身份参会。晚年追随流亡中的孙中山时，人们曾说宋耀如是孙中山的秘书。然而，孙中山怎么会任命他为秘书？他又何尝仅仅是一个秘书？在年届半百、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他还在兢兢业业地为孙中山处理文字工作，只是因为老朋友孙中山需要他的帮助。他从不求报酬，反而常常为革命贴钱。所以，即使是这个微不足道的“秘书”头衔，宋耀如也是有其实无其名的。
宋耀如被历史忽视，其实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无意为自己贴上一个革命家的标签，而只想做一个基督徒。他是以基督救世的精神投入革命事业的。
人们都知道，宋耀如与孙中山发生过一次严重冲突。这次仅有的冲突，起源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
1913年8月，刚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宋庆龄，应父亲的召唤来到日本。不久，宋庆龄便接替姐姐宋蔼龄成为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5年，宋庆龄回到上海，向父母提出与孙中山结婚的请求。她的提议遭到了父母的坚决反对。为此，宋庆龄毅然离开上海，在抵达东京的第二天即与孙中山登记结婚。宋耀如夫妇随后追往日本，却未能阻止这桩婚事。
一向与孙中山亲密无间的宋耀如，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呢？我认为，他仍然是为了自己心中至高无上的理想。
*1914年9月，宋蔼龄、孔祥熙结婚。当月20日，宋家在日本横滨合影留念
正如前文所述，宋耀如始终是虔诚的基督徒，同时也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爱国者。他与孙中山结盟，是因为他坚信孙中山能实现他的振兴中华梦。
宋耀如夫妇反对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人们通常给出的理由是：孙中山原本有家庭、有子女；孙中山与宋庆龄有着二十七岁的年龄差距；孙中山是宋耀如的老朋友，宋家的孩子们一直称呼他“孙叔叔”；孙中山当时处境很不好，宋耀如夫妇担心宋庆龄以后的生活受到影响，等等。这些理由都是成立的。作为父母，为某个理想他们自己可以付出一切，但要因此付出子女的幸福与前途，他们却不能不有所顾虑。
除此之外，宋耀如的反对还应有以下几个含义：
一、孙中山原是有家庭的，而且宋耀如全家都与卢夫人有过交往。孙中山离婚再娶，违反了基督教的教规。宋耀如说：“我们是一个基督教家庭，我们的女儿不会给任何人做妾，无论他是这世上最伟大的国王、君主抑或总统。也许我们贫于‘世俗之物’，但我们既无贪心，也无野心，更不会低贱到去做违背基督教教义之事。”
二、这桩婚姻可能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造成负面影响。如果由于宋家的不慎，给“致力于缔造一个伟大的中国”的事业造成不良影响，宋耀如是无法容忍的。事实证明，他的预判没有错。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的确在革命党内部遭到了强烈反对，同志们一致认为这会影响领袖的形象。
为了革命，宋耀如要竭力保护孙中山的形象。他曾对孙中山说：“我们不会做任何有损您及您事业的事情。”“作为您的朋友，我认为我有责任维护您的清白并支持您的事业，无论结果如何。”“这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引诱我们以任何方式去伤害您及您所珍视之并近乎全心全意奉献之事业，我不会容许此等事情发生。”
三、宋耀如是有政治“洁癖”的人。他绝不允许自己留给别人动机不纯的印象。他说：“对我们而言，一个好的名声比一切现世之光环和特权都来得重要。”而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有可能影响世人对宋耀如的看法，认为他在与孙中山的合作中另有所图。宋耀如的这一担心不无道理。尽管他百般防范，在他身后,他担心的某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议论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严重地违背了宋耀如的意愿，而且给他造成了难以抚平的伤害。但是，这件事所以能够发生，确是宋耀如本人长期以来实施的教育所造成的。
宋家的朋友路易斯·罗伯特夫人曾写道：“宋先生认为，只要接受了恰当的教育，有了好的领导，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成就伟大的事业。”“宋先生自然会经常谈论起他在美国的岁月，以及他在中国结交的朋友，还有他回国时所怀有的梦想。……我很快就了解了他的兴致所在，除了他的家庭，他还要帮助自己的祖国得到本应具备的大国地位。他希望能为他的孩子做适当的准备，以便在时机成熟时，他们可以更好地为他们的祖国服务。”
宋耀如民族至上的情怀，会在有意无意间随时流露出来，从而在宋家形成与其他家庭迥然不同的氛围。倪桂珍在宋家是一个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物。宋耀如有些怕老婆，倪桂珍在家里几乎是说一不二。但在爱国、革命这件大事上，倪桂珍却无条件地支持宋耀如。在宋家，自己的生活要精打细算，但大笔的钱可以不动声色地捐给革命；宋家是革命宣传品的印刷所、革命同志的避难所、秘密集会的处所，虽然“脑袋系在裤带上”，但连小孩子也懂得，宋家的安全要服从革命的需要；为了革命，全家人可以背井离乡流亡海外而毫无怨言。在宋家，爱国是每个人的天职，家庭的利益永远服从于国家的利益。这种家庭氛围对孩子起到了早期教育的作用，决定了他们一生不可逆转的走向。宋庆龄的成长过程，最好地体现了宋耀如实施的这种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
宋庆龄与孙中山走到了一起，宋耀如为此愤怒得几乎和孙中山彻底绝交；他没有意识到，正是他自己把宋庆龄带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宋庆龄是宋耀如最完美的结晶。无论是炽热的爱国情怀、对理想的执着、处事坦率直言不讳的性格、不务虚名的踏实肯干、视名利如粪土的洒脱、甚至政治“洁癖”，她和宋耀如都无二致。
孙中山与宋耀如是最好的搭档，当遇到宋庆龄的时候，他立刻感受到彼此合作的愉快。宋庆龄则是通过宋耀如才对孙中山充满了崇拜。为了拯救中国，宋庆龄以身相许，这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她一路上不断公开发表对蒋介石控制下的国民党的措辞严厉的批评，宣布绝不与国民党合作。前来迎接她的宋子良担心姐姐因此引起政府的恼怒和家庭中的不快，劝她把态度放得缓和些。宋庆龄斩钉截铁地说：“是宋家为中国而存，而不是中国为宋家而存。”这句话，最准确地体现了宋耀如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