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尽管这三篇论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是在十年之间完成的，可把它们收在一本书里却并非偶然。这三位伟大的、在我看来是十九世纪独特的小说家，正是通过他们的个性互为补充，并且也许把叙事的世界塑造者——即小说家——的概念提升到一种清晰的形式。

我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十九世纪的独特的伟大小说家，当我把他们置于首位时，绝不是对歌德、戈特弗里德·凯勒、司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维克多·雨果等人的个别作品的伟大性有所忽视，这些作家的某些作品往往远远超越了他们三人的作品，特别是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该被剔除的作品。我相信，必须去明确地确定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者和小说家的内在的和不可动摇的区别。长篇小说作家在最终和最高的意义上只能是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他是知识渊博的艺术家，他——这里以作品的广度和人物的繁多为依据——建筑了一个完整的宇宙，他用自己的典型、自己的重力法则和一片自己的星空建立了一个与尘世并立的自己的世界。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都浸透了他的本质，不仅仅对他是典型的，而且对我们本身也是鲜明的，有着那种说服力。这种力量诱使我们经常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这些事件和这些人物。这样，我们在活生生的生活中就能说：一个巴尔扎克人物，一个狄更斯形象，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这些艺术家每一个人都通过他的大量人物形象如此统一地展示出了一个生活法则，一个人生观，以至于借助他而成为世界的一种新的形式。去表现这种最内在的法则，这种隐于它们统一中的性格构成就是我这本书的重要的探索，它的未标出的副标题应当是：长篇小说家的心理学。

这三位小说家中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领域。巴尔扎克是社会的世界，狄更斯是家庭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和万有的世界。把这几个领域相比较便显出了它们的差异，但不能用价值判断来重新解释这种差异，或以个人的好恶去强调一个艺术家的民族因素。每一个伟大的创造者都是一个统一体，以自己的尺度锁定界限和重量：在一部作品的内部只有一种比重，没有公平秤上的绝对重量。

这三篇文章都以作品的理解为前提：它们不是入门，而是升华、沉淀和提炼。因为高度凝练，它们只能是我个人认为重要的东西，这种必要的缺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篇文章里使我感到特别遗憾，他的分量像歌德一样，就是最广阔的形式也无法加以包容。

很想在这几位伟大的形象——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俄国人——之外添加一个有代表性的德国小说家形象，一位在高度意义上的——如我认为适用于长篇小说家这个词那样——叙事的世界塑造者。但是在当前和在过去，我没有找到一位那种最高等级的作家。为未来要求出现这样一位作家并对遥远的他致以敬意，也许就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

萨尔茨堡　一九一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