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彭明教授感慨良多
张同新(注：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
2008年6月27日中午，鹏飞电话，说彭明老师上午9时许过世了，心力衰竭，这使我颇感意外，本不应该走得这么快。第二次抢救无效，生命终止了，他患胃癌，北医三院手术成功，本不应该走得这么快、这么急。万万没想到临终的病症不是癌细胞的恶性扩散，而是致命器官停止工作，让他的人生之路终止在85年的路程上。人生本有很多无奈，而最大的无奈是不知道上天什么时候不允许你前进了，无论是顶天立地的伟人，还是草芥小民，上天一律平等相待。昨天，也就是2008年7月3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竹厅，举行彭明教授遗体告别仪式。他的生前好友、相关领导及各界学者200多人，向彭明教授的遗体默哀、三鞠躬、献上秋菊，送彭先生上路，驾鹤西去。逝者完成了人生辩证法的过程，生者还要续唱生命之歌，这是世上每天都会有的事情。生者感慨一番，过了这个关口，除了牵肠挂肚的至亲而外，也许逝者就永远消失在茫茫的宇宙间了。
彭先生匆忙远去，我却感慨良多。我与彭老师交往，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我到党史系任教第三年的事，以往我虽早闻其名，却从未交往。我到党史系后，与彭老师分属两个教研室。彭老师是学术界的名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元老，全校屈指可数的老教授，经常与他接触的是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的老师们。我的情况与党史系的绝大多数人很不相同：一是外来户，原本与党史系没有关系，是从学校党委武装部转过来的；二是落脚在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似乎与彭老师所在的教研室不搭界；三是我是一个无名小辈，很少有人相信我会担任教学工作。风言风语不少，这使我更加埋头工作，很少与他人交往，更谈不上与彭老师交往了，自我感觉，我们的距离太大，既“够不着”，也“没必要”，所以在党史系工作的最初两年多，我与彭老师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交往。可是不知有一种什么力量，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与彭老师相差14岁的一“老”一“小”牵到了一起。也许这就是我对彭老师西归感慨良多的起因吧！
我们最初的实质性接触是198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我从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政府系返回中国人民大学，来到党史系，开始从自己的老本行“武装斗争”专题做起，在自报选题、系务会议通过后，将讲课与科研的重点转向“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目的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历史背景彻底研究清楚。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我写出了一份35万字的专题讲义，交到系里打印成两册，并取得了讲授这一专题的资格。彭明老师从1978年初，就被李新同志请去，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组织工作。我对此则一无所知，只是埋头做我分内之事。1980年3月，记得是新学期刚开学没几天，系办通知我去胡华同志那里，说找我有事情。当时胡华在红二楼有一间房，平时他在那里办公。到了胡华同志那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李新同志坐在那里，桌子上放着我写的那份蓝色封面的讲义打印稿，而修改稿已作为《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的书稿，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付梓。胡华同志说：“是李新同志找你，给你一项任务。”李新直截了当地说：“张同新，你写的讲义彭明同志给我看了，我给你个任务，从现在起参加我们那里的档案资料整理、编选工作，具体项目是近代史所与南京二档馆合作，整理冯玉样的日记。你作为近代史所的成员，每年要去南京二档馆工作一段时间，系里的课照上，胡华同志已经同意了，时间安排由你们系与所里协调，教书与整理档案两不误。具体怎么做，你到近代史所，找陈民同志，你们俩代表近代史所，你听陈民的。”这就是下命令，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李新同志是老革命、人民大学创办元老、近代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像我这样的小字辈，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没有权力选择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不过，当时我心里很高兴，这是难得的学习与锻炼的机会。可是，彭明老师怎么就想到把我写的讲义稿送到李新同志那里去了呢？这是我第一次与彭明老师有了联系。
同年10月，中国现代史学会在西安西北大学举办第一期讲习班，我与彭明老师一同应邀前去讲课，吃住在一起7天时间。讲习班开讲，彭老师讲第一讲，领先登台授课。我很荣幸，排在第二位。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彭老师开始讲第一讲时，他向来自全国各高校、博物馆、科研机构的教师、研究人员近千人说了很长的一席话，介绍我这个无名小辈及研究成果。他不是简单地夸奖，而是讲如何拓展思路、放宽眼界、解放思想、广泛占有原始材料，提高科研与教学水平。我听了头上直冒汗，心里在打鼓，不是兴奋，而是被吓了一跳。我反复问自己：“彭老师讲的真是我吗？我那东拼西凑的东西真的有那么大的学术价值吗？”“不，他是在讲应该提倡的治学精神，鼓励青年教师既要坚持科学精神，大胆探索，又要自觉地摆脱原有的各种条条框框。”当年我43岁，已过不惑之年，不年轻了，而学术研究的道路才刚刚走上正途。从那时起，我成了“游方和尚”，到各地游走“念经”，几乎走遍了全国各著名高校、党校、军队院校，这与彭明老师在1980年10月，把我向全国“隆重推出”是分不开的。从那时起，我与彭老师的关系，就逐渐非同一般了。可见，在送别彭老师那一刻，我的心情该有多么沉痛了！
彭老师的学问做得好，是全国学术界公认的，《五四运动史》荣获国家奖，就是最好的证明。离休后中国人民大学授予他“荣誉教授”，充分肯定了他对中国人民大学的贡献。他极力倡导做学问要按范文澜老先生提出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去做。对此他言传身教，写了《板凳集》一书，深刻地论述了他一生教书育人的心得体会，这是人们都看到的。彭老师做人，比他做学问也许更值得称赞。在他身上找不到一般文人似乎都有的一些小毛病。他为人忠厚、诚恳、谦虚，善于发现他人的长处，总要找出自己的不足。在我与他20多年的密切交往中，无论谈什么话题，我从来都没听到他说过别人的短处，总是讲一些某某人之所长，赞扬他人的好品德。有人对彭老师作过负面评价，也许有些话还很难听，甚至达到让一般人都无法容忍的程度，可是彭老师却从不介意，只是微微一笑地说：“我心里明白，说就说吧，我不在乎。”如果没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能够坦然处之吗？他外出讲学，我们多次相伴而行。20世纪80年代各地的条件都很差，吃、住、行，甚至连讲课的课堂条件都没有中国人民大学好。听课的人又多，主办单位缺乏经验，有些手忙脚乱，对请来的讲课老师难免照顾不周，可是我从未听到彭老师说过半句对接待表示不满意的话。主办单位知道接待工作没做好，看到彭老师如此善解人意，心里都感到内疚，同时也更加敬重彭老师的为人，所以各单位都愿意请他去讲学，而只要彭老师能安排好时间，他从来都是无条件地欣然前往。也许有人会说，“一定拿了很多讲课费吧”，错了，大错特错。20世纪80年代还不是金钱挂帅，除了免费吃住，包差旅费之外，只是象征性地给几个辛苦钱。那几个钱还不如多发一两篇文章来得多，如果不是出于公心，而只想到私利，彭老师是不会辛辛苦苦，到处奔波的。有一个简单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受到邀请外出讲学的老师可不少。就现代史、政治理论课这个领域，就有十来位先后受到邀请。后来逐渐少了，除了课题内容的原因外，受邀请的老师让主办单位为难，感到无法招待，请了一两次，第三次就不敢劳其大驾了。彭老师的朋友多、学生多，他的平易近人、助人为乐、为人处世十分谦和的品行是很重要的原因。
自左至右依次是：张同新、彭明、陈治世(原“台湾政治大学”校长)、李文海(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彭明老师非常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给他们解难题、讲治学经验、指引研究方案，推着青年人前进。他尊重他人的个性，希望青年人在各方面都能超过自己。他与同行讨论问题，无论是同辈还是后生，一律以平等地位讨论。他善于在不同的学术观点中，发现值得深入研究的亮点，鼓励青年人走出一条教学、科研的新路。他从不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而是共同切磋。他担任课题研究的领衔人时，既能真正起到项目主持人的作用，又能充分发挥课题组各成员的作用。课题成果分工由他本人编写的部分，他一丝不苟地编写；由他人负责的部分，他也尽到自己的责任，审阅、修改、指导。因此凡是他所承担的科研项目，学术水平都是上乘的。当今学术界“拉大旗做虎皮”之事并不少见。这不仅败坏了大人物的名声，也使文化市场的垃圾作品堆积如山，既是极大的浪费，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彭老师与其指导的研究生都建立起了亦师亦父的关系，他教导学生要踏踏实实做学问，端端正正地做人。他没有门户之见，无论何人、何种学术观点，只要愿意前来交流，他都热情相待。他鼓励他的学生多向其他老师请教，不赞成自己的学生总是围着自己转。他的学生写出毕业论文初稿，都要请在某一方面学有专长的老师进行审阅、修改。这些本来应该是每位教师应有的作风，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坚持这样做的教师并不多，封建门户思想还在相当多的教师身上存在。在社会浮躁的大环境下，彭老师始终保持人民教师应有的情操，实在难得，所以他的学生对他的感情之深，是不言而喻的。前来吊唁的学生，有的从上海赶来，有的从西安飞来，还有的听到不幸消息后，放下手边急于要完成的任务，连夜从苏州奔来，就是亲生儿女也不过如此吧！
彭老师的学术造诣之高，大家公认，可他从来不以学术权威自居，经常思考自己的不足，不断研究新问题。他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全国还没有人超过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研究的深入，彭老师发现还有多方面没有涉及，严格地说那只是半部五四运动史。他为弥补这一缺陷，在晚年带领学生扩展研究领域，又有了许多新成果。如果不是命运催他过早地跨上鹤背，也许还会有《五四运动史》的下部书问世。
彭老师走了，他的声誉留在了人间。他的人生路是坎坷的，那是历史造成的，他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在努力进取，修身、治学，尽力为社会作贡献，给后来人树立了为人处世的榜样。彭先生是我们做学问的楷模，更是做人的楷模。
2008年7月5日至6日，于北京西顶时雨园长弓新斋
原载《北京党史》，200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