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场的主角
我刚做社工没多久，就卷进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审判，在这场审判中，我只是一个打酱油的，但正因为我的无足轻重，让我有机会参与这事件的全过程，以列席者的身份，目睹它的每一处细节。现在，时间过去得越久，我越觉出它的触目惊心。这审判的对象，一开始是乐群社工服务社，很快就落实到一个人身上：乐群的创办人刘晓芳。
我还在读书时就听说过刘晓芳，知道上海有个浦东社工协会，协会里有位很能干的执行秘书。研二那年，我本科时期的老师、山东大学的高鉴国教授来上海开会，特意要去浦东考察社工，让我代为联系。在食堂外面的一个磁卡电话上，我第一次拨通了浦东社工协会的电话，第一次听到了刘晓芳的声音。那时的我绝想不到，再过一年多，我就要跑到电话另一头，顶替刘晓芳，成为下一任接电话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刘晓芳，正是一年以后，在浦东社工协会的招聘面试现场。那是一个会议室，协会和政府的主管领导坐在桌子对面，刘晓芳坐在领导旁边，是现场唯一的女性，她始终以笑脸示人，让我的整个面试过程少了些紧张，但她并不提问，因为在那个场合，她只是列席，是配角。当时她已经离开协会，着手创办乐群，那一刻的她也绝想不到，再过一年多，正是在这间会议室里，一场针对她的大审判将渐次拉开，而她甚至连出席的机会都没有。吊诡的是，我和她总面临一个共同的处境：当我们出面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总是列席，是配角，等我们终于变成某个事件的主角时，却往往是缺席的。
刘晓芳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专业，是根正苗红的社工，也是上海首批招聘的专业化、职业化社工，是我们这一代社工中当之无愧的大师姐。她的母校是中央团校，她和她的同学是当年最优秀的学生之一，高考时报的都是北大、清华，但是，他们考得太好了，以至于没被录取，而是被一个叫“中青院”的不知名的学校提前截留，这导致她的同学普遍不满，每一届大一升大二时，都有很多学生转校。但对社工专业来说，中青院却是国内最早、最有实力的高校之一。在学校期间，刘晓芳就显示出过人的热情与干练，她是社工班的班长，女足的前锋，同学们的知心大姐，这位来自黑龙江的姑娘似乎天生就是为社工而生。等到他们毕业的时候，正是上海浦东酝酿发展社工的时候，这批最优秀的年轻人，在上海和社工的双重感召下纷纷南下，开始了他们姿态各异的人生。
当时他们被分配到不同的领域，单枪匹马地进行着社工的最初尝试，因为同学，也因为共同的专业归属，这些年轻人还时常相聚，叙叙学校的旧情，聊聊社工的未来，这个基于同学聚会的民间社工沙龙，正是日后浦东社工协会的一个重要前身。
在他们中，刘晓芳仍是最前沿、最活跃的那一个。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她说话特别快，同样的时间，她的信息量是别人的三倍。我记得在2003年年初的一个研讨会上，她要在会上首次向众人介绍新生的乐群社工服务社，可以想象她那时的激动与迫切。会前，为了保证发言效果，她决定对着我们几个人先演练一下，她刻意放慢语速，一字一顿地说。我们听完了，异口同声地对她说：不行，还太快，再慢点。
语速快是年轻人的专利，也是率真、不设防的表现，所谓“心直口快”。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也为她日后的遭遇埋下了隐患。根据我们的经验，说话快的人，最终总会被说话慢的人算计。
那场末日大审判终于还是来了。现在看来，一个民间组织，尤其是一个从事社会工作的民间组织，在那个年代的遭遇是不可能顺利的，甚至不可能是公正的，它太新了，让旁观的人和亲历的人都有些措手不及，也让投机主义者抓到了太多的把柄。当乐群社工服务社声名鹊起时，内部治理方面的巨大硬伤也逐渐显露，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作为发起人和管理者，刘晓芳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把这一切都算到她一个人头上，甚至上升到道德和人身的层面，并且不留一点悔改的余地，也未免太夸张了。平心而论，在这场变故中，年轻的刘晓芳扮演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她当然不是无辜的，但是，代价却过于惨重了。
当年面试我的那间会议室，如今变成了审判她的牢笼。会议从早晨开到中午，从中午开到下午，又从下午开到晚上，开到凌晨，然后第二天再重复。会议间里烟雾缭绕，灯光晦暗，映着一张张疲惫又亢奋的脸，让刚刚离开学校踏入社会的我，初次经历了人生的严酷与阴晴无常。让我不解的是，这场审判的主角是缺席的，她甚至难有当面申辩的机会。
在为数不多的几次会议中，她被要求短暂地露面，以当面交待一些技术性细节。那是我最难熬的时刻，因为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她，就在几天前，她还是受人尊敬的前辈、师姐，而现在，她坐在一个暧昧不清的位置上，徒劳地面对着众人的轮番质疑。我想起初到协会时的面试场景，或许，我也应该留给她一个微笑，让她多少缓解一下紧张。但是我不能，现在，我坐在座位的另一侧，而且，我只是个列席的配角。
多年之后再回想与刘晓芳共事的日子，占据大面积的，不是我们的工作场景，竟是我们分坐在审判桌的两侧，中间隔着巨大的尴尬。这让我每次想起她时，心里总多一份愧疚。
这之后，刘晓芳离开了乐群，离开了上海，去了南方。这个来自北方的女孩，在命运的一再驱使下，不停地南飞，不知道何处才是栖息的地方。她走后的很长时间里，社工界仍在谈论她，直到今天，外地社工同行来上海交流，正题之外，总有人向我提及刘晓芳，打探她最新的下落，感叹她当年的境遇。也有一些人，至今仍津津乐道于她的八卦，说：如果她房子不卖就好了，放到现在，得多赚多少钱？
好在时间总是公正的，如果你愿意等，总能等到一个真相。2007年，浦东社工面貌一新，民间组织的外部大环境和内部小环境跟前几年也不可同日而语，乐群在阵痛之后也逐渐走上正轨，但环顾左右，却再难找到一个像样的当家人。那时的刘晓芳已经到了汕头，供职于李嘉诚基金会，仍奋战在社工和公益的第一线。国难思良将，我们又想到了她。想当年，乔布斯也曾被他一手创办的苹果踢出去，但多年以后他王者归来，成就了苹果和他本人的一段传奇。于是，我们兴冲冲向刘晓芳发出了邀请，请她回到浦东，重新执掌乐群。她在审慎地考虑后，回绝了。
我能理解她的决定。浦东是她的伤心地，那一段往事不会轻易过去。而且，浦东真能开出更好的条件吗？我看未必。相比较下，李嘉诚要大方得多。
2009年，浦东社工协会十周年庆，我们有意请当年第一批社工重聚浦东，在一个分论坛上，中青院那一代社工齐齐上台，刘晓芳坐中间，左右全是处级干部。台上的晓芳，语速依然快，而她左右的同学们，这些处级干部们说起话来，一个比一个慢。众目睽睽之下，选择社工、坚持社工的后果，一目了然。
当年，才华横溢的音乐天才西德·巴勒特被他一手缔造的平克·弗洛伊德乐队遗弃，多年后，乐队唱起了那首让人动容的挽歌：Wish You Were Here，如果你在，该有多好。我想，这也许只是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的一厢情愿的心意，也包含一份歉意。换一个角度看，如果你不在，你一样很好。我相信离开浦东后，刘晓芳应该有更精彩的人生，我期待与她相遇，听她讲述后来的故事，并且告诉她：尽管你早已离开浦东，浦东社工的历史也将越写越长，但这故事开篇的主角中，永远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