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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闽西苏区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上，我们能够想象，恽代英一定回忆起了同毛泽东交往的那些往事。
两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恽代英出生于1895年8月12日，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恽代英比毛泽东小两岁。
两个人一个生在湖南，一个生在湖北，地缘相邻，性格相近。
毛泽东一生的最大愿望是想当教员。他在晚年斥责林彪加给他的“四个伟大”时说，什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领袖统统不要，我只留一个导师。而恽代英在参加南昌起义之前几乎都是在学校教书，从受聘武昌中华大学附中教务主任(即校长)开始，继而宣城师范、泸县川南师范、上海大学，直到黄埔军校。
两人都是传统文化的反叛者。
当毛泽东站在湘江岸边橘子洲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时，恽代英也在蛇山脚下黄鹤楼旁干着同样的激扬文字的事情。他在《东方杂志》、《新青年》、《光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论信仰》、《新无神论》、《文明与道德》、《物质实在论》、《经验与知识》等文章论著，宣传唯物论主义的思想认识，提倡科学与民主，打出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在中国的文化思想界的声名鹊起。
不只是“激扬文字”，两人都相约同好，组织社团。
1917年10月，恽代英和梁邵文、冼震、黄负生等人，在武昌发起并创建了一个“重自治不重他治，重利人不重利己”的进步青年团体互助社，后来林育南、刘仁静等人相继加入。毛泽东也在岳麓山下橘子洲头和萧瑜、蔡和森，同样创建了一个“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活动”的进步青年团体——新民学会。
互助社的宗旨是：“砥砺品行、帮助学业、群策群力、自助助人。”并提倡互助友爱、不嫖不赌、洁身自爱。恽代英在“互励文”中写道：“我们不应该懒惰，不应该虚假，不应该不培养自己的人格，不应该不帮助我们的朋友，不应该忘记伺候国家、伺候社会。”而新民学会的宗旨是：“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员所需遵守的会规是：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
思想观念的接近、行为做派的契合使两人开始有了较为频繁的书信往来。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创刊号一出来，他便及时地将刊物寄给武汉的恽代英，请为代售。恽代英则通过互助社兴办的书报贩卖部在武昌、汉口等地区极力宣传售卖，使毛泽东所写的《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得以在武汉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
1936年六七月间，在保安，毛泽东对斯诺这样讲述：
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现任党的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二方面军；何叔衡，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法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郭亮，有名的工会组织者，1930年被何键杀害；萧子暲，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为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现在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也是社员(注：毛泽东把林彪的堂兄林育南误记成了林彪)。还有张浩，现在负责白军工作……
两人都是学生运动的组织者。
五四运动爆发时，恽代英正在武昌中大附中担任教务部主任(即校长)，当他得知北京大学三千学生冲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的消息后，激情难抑，奋笔疾书了《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传单，和林育南连夜赶印了六百份去运动场散发：
有血性的黄帝的子孙，你不应该忘记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现在又是五月七日了。
那在四十八分钟内，强迫我承认二十一条协约的日本人，现在又在欧洲和会里，强夺我们的青岛，强夺我们的山东，要我们四万万的中华民国，做他的奴隶牛马。
你若是个人，你还要把金钱贡献他们，把盗贼认做你的父母吗？
我亲爱的父老乡亲们，我总信你不至于无人性到这一步田地！
传单在运动场上空飞舞，如惊雷在人们心头轰响！
九日，《大汉报》刊登出了这张传单。同日武昌各校学生代表齐集中大，成立武昌学生团，声援北京学界。恽代英承命收集资料，夜以继日，写出了四千余字的《武昌学生团宣言书》，痛斥曹汝霖、章宗祥两个卖国贼，声援北京爱国学生……
六月一日，武汉学联发表《武汉学生罢课宣言》，全市中等学校以上举行罢课。
湖北督军王占元吓破了胆，派出大批军警包围武汉大、中学校，武汉街上巡逻的军警“首尾相衔，不绝于途”，学生们出不了大门，就从二三丈高的院墙翻出。学生们高擎白旗，冲开军警的封锁线，拥向大街，向阅马场、黄鹤楼、督军府前进，一时间全城沸腾，飞舞的传单，激昂的演讲，正义的声讨……一浪高过一浪，学生的洪流将全城淹没……
恽代英欣喜若狂：“今日为罢课演讲之第一日，即湖北学生与官厅宣战之第一日也。”
王占元恼羞成怒，指挥军警大开杀戒，将刺刀刺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制造了武汉“六一”、“六三”惨案，学生陈开泰被刺身亡，数十名学生受伤……
武汉“六一”、“六三”惨案震惊全国，恽代英满腔怒火，奋笔写下《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一文，将惨案真相公诸于世，愤怒声讨王占元残酷镇压爱国运动，大肆捕杀爱国学生的滔天罪行。该文油印好后，恽代英派人连夜赴长沙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临时增刊《湘江评论》第一号(1919年7月21日)全文刊登，并附声明坚决支持武汉学生的爱国运动，强烈声讨王占元的卖国行径。
血的教训擦亮了恽代英的眼睛，他明白单靠学生孤军奋战难以成功，遂和施洋律师等发起武汉各界联合会，组织商界罢市、工界罢工，迫使王占元释放了被捕学生，并向北洋军阀政府和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去电，提出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要求……
而在湖南长沙，毛泽东也在同年9月领导了声势浩大的“驱张”(敬尧)运动。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领导核心的学生界、教育界一百多人参加的“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常州、柳州等地开展驱张活动，毛泽东亲自主持赴京代表团，沿途作驱张宣传。
毛泽东一夜未眠，连夜拟定了一个驱张文电，历数张敬尧的累累罪行及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表达了湖南各界人士誓死驱张的决心。驱张文电传至武汉，恽代英立即安排互助社、仁社的成员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同时还派人即刻过江，将其“快邮代电”去汉口发邮。几天之后，“快邮代电”相继在北京、上海、天津、济南等地报纸发表，形成了对张敬尧的强大舆论压力。
恽代英还组织武汉进步青年团体在武昌召开了声援毛泽东驱张的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
据利群书社成员廖焕星回忆，毛泽东由京返回长沙时，曾在武昌停留半月。这样，毛泽东、恽代英两位神交已久的战友得以首次相见。两双年轻的手握在了一起，这一握，又握出多少惊天动地的故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