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第七

“四书”第七

“四书五经”到现在还是我们口头上一句熟语。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四书”按照普通的顺序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前二者又简称《学》、《庸》,后二者又简称《论》、《孟》;有了简称,可见这些书是用得很熟的。本来呢,从前私塾里,学生入学,是从“四书”读起的。这是那些时代的小学教科书,而且是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因为没有不用的。那时先生不讲解,只让学生背诵,不但得背正文,而且得背朱熹的小注。只要囫囵吞枣的念,囫囵吞枣的背;不懂不要紧,将来用得着,自然会懂的。怎么说将来用得着?那些时候行科举制度。科举是一种竞争的考试制度,考试的主要科目是八股文,题目都出在“四书”里,而且是朱注的“四书”里。科举分几级,考中的得着种种出身或资格,凭着这种资格可以建功立业,也可以升官发财;作好作歹,都得先弄个资格到手。科举几乎是当时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每个学生都先读“四书”,而且读的是朱注,便是这个缘故。

将朱注“四书”定为科举用书,是从元仁宗皇庆二年(西元一三一三)起的。规定这四种书,自然因为这些书本身重要,有人人必读的价值;规定朱注,也因为朱注发明书义比旧注好些,切用些。这四种书原来并不在一起,《学》、《庸》都在《礼记》里,《论》、《孟》是单行的。这些书原来只算是诸子书,朱子原来也只称为“四子”;但《礼记》、《论》、《孟》在汉代都立过博士,已经都升到经里去了。后来唐代的“九经”里虽然只有《礼记》,宋代的“十三经”却又将《论》、《孟》收了进去。《中庸》很早就被人单独注意,汉代已有关于《中庸》的著作,六朝时也有,可惜都不传了。关于《大学》的著作,却直到司马光的《大学通义》才开始,这部书也不传了。这些著作并不曾教《学》、《庸》普及,教《学》、《庸》和《论》、《孟》同样普及的是朱子的注,“四书”也是他编在一起的,“四书”的名字也因他而有。

但最初用力提倡这几种书的是程颢、程颐兄弟。他们说:“《大学》是孔门的遗书,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只有从这部书里,还可以知道古人做学问的程序。从《论》、《孟》里虽也可看出一些,但不如这部书的分明易晓。学者必须从这部书入手,才不会走错了路。”这里没提到《中庸》。可是他们是很推尊《中庸》的。他们在另一处说:“‘不偏’叫作‘中’,‘不易’叫作‘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的定理。《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的书,是子思记下来传给孟子的。书中所述的人生哲理,意味深长;会读书的细加玩赏,自然能心领神悟,终身受用不尽。”这四种书到了朱子手里才打成一片。他接受二程的见解,加以系统的说明,四种书便贯串起来了。

他说,古来有小学大学。小学里教洒扫进退的规矩,和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的。大学里教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道理。所教的都切于民生日用,都是实学。《大学》这部书便是古来大学里教学生的方法,规模大,节目详;而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循序渐进的。程子说是“初学者入德的门径”,就是为此。这部书里的道理,并不是为一时一事说的,是为天下后世说的。这是“垂世立教的大典”,所以程子举为初学者的第一部书。《论》、《孟》虽然也切实,却是“应机接物的微言”,问的不是一个人,记的也不是一个人。浅深先后,次序既不分明,抑扬可否,用意也不一样,初学者领会较难。所以程子放在第二步。至于《中庸》,是孔门的心法,初学者领会更难,程子所以另论。

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学》的提纲挈领,便能领会《论》、《孟》里精微的分别去处;融贯了《论》、《孟》的旨趣,也便能领会《中庸》里的心法。人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欲,道心是天理。人该修养道心,克制人心,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领会《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从大处着眼,读天下的书,论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将《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学》、《论》、《孟》合为“四书”,作为初学者的基础教本。后来规定“四书”为科举用书,原也根据这番意思。不过朱子教人读“四书”,为的成人;后来人读“四书”,却重在猎取功名。这是不合于他提倡的本心的。至于顺序变为《学》、《庸》、《论》、《孟》,那是书贾因为《学》、《庸》篇页不多,合为一本的缘故;通行既久,居然约定俗成了。

《礼记》里的《大学》,本是一篇东西,朱子给分成经一章,传十章;传是解释经的。因为要使传合经,他又颠倒了原文的次序,并补上一段儿。他注《中庸》时,虽没有这样大的改变,可是所分的章节,也与郑玄注的不同。所以这两部书的注,称为《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孟》的注,却是融合各家而成,所以称为《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的经一章,朱子想着是曾子追述孔子的话;传十章,他相信是曾子的意思,由弟子们记下的。《中庸》的著者,朱子和程子一样,都接受《史记》的记载,认为是子思。但关于书名的解释,他修正了一些。他说,“中”除“不偏”外,还有“无过无不及”的意思;“庸”解作“不易”,不如解作“平常”的好。照近人的研究,《大学》的思想和文字,很有和荀子相同的地方,大概是荀子学派的著作。《中庸》,首尾和中段思想不一贯,从前就有人疑心。照近来的看法,这部书的中段也许是子思原著的一部分,发扬孔子的学说,如“时中”“忠恕”“知仁勇”“五伦”等。首尾呢,怕是另一关于《中庸》的著作,经后人混合起来的;这里发扬的是孟子的天人相通的哲理,所谓“至诚”“尽性”,都是的。著者大约是一个孟子学派。

《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用的。《孟子》据说是孟子本人和弟子公孙丑、万章等共同编定的。书中说“仁”兼说“义”,分辨“义”“利”甚严;而辩“性善”,教人求“放心”,影响更大。又说到“养浩然之气”,那“至大至刚”、“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这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相通的哲理。书中攻击杨朱、墨翟两派,辞锋咄咄逼人。这在儒家叫作攻异端,功劳是很大的。孟子生在战国时代,他不免“好辩”,他自己也觉得的。他的话流露着“英气”,“有圭角”,和孔子的温润是不同的。所以儒家只称为“亚圣”,次于孔子一等。《孟子》有东汉的赵岐注。《论语》有孔安国、马融、郑玄诸家注,却都已残佚,只零星的见于魏何晏的《集解》里。汉儒注经,多以训诂名物为重;但《论》、《孟》词意显明,所以只解释文句,推阐义理而止。魏晋以来,玄谈大盛,孔子已经道家化;解《论语》的也多参入玄谈,参入当时的道家哲学。这些后来却都不流行了。到了朱子,给《论》、《孟》作注,虽说融会各家,其实也用他自己的哲学作架子。他注《学》、《庸》,更显然如此。他的哲学切于世用,所以一般人接受了,将他解释的孔子当作真的孔子。

他那一套“四书”注实在用尽了平生的力量,改定至再至三;直到临死的时候,他还在改定《大学·诚意》章的注。注以外又作了《四书或问》,发扬注义,并论述对于旧说的或取或舍的理由。他在“四书”上这样下工夫,一面固然为了诱导初学者,一面还有一个用意,便是排斥老、佛,建立道统。他在《中庸章句序》里论到诸圣道统的传承,末尾自谦说,“于道统之传,不敢妄议”;其实他是隐隐在以传道统自期呢。《中庸》传授心法,正是道统的根本。将它加在《大学》、《论》、《孟》之后而成“四书”,朱子自己虽然说是给初学者打基础,但一大半恐怕还是为了建立道统,不过他自己不好说出罢了。他注“四书”在宋孝宗淳熙年间(西元一一七四——一一八九)。他死后,朝廷将他的“四书”注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他果然成了传儒家道统的大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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