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解读

道德观念上的歌颂与谴责——读《天云山传奇》随笔

吴子敏

“心灵上的琴弦，一旦被拨动了，就难以停止它的颤动。”这是鲁彦周的中篇小说《天云山传奇》（1979年7月《清明》创刊号）的第一句话，它写的是生活，写的是小说人物宋薇的心灵的觉醒。如果借用它来比喻文艺对生活的作用，比喻一篇好的作品对人们思想、感情的教育作用，也是相宜的。和近年来出现的不少好作品一样，《天云山传奇》也以自己的特点，拨动着读者的心弦，引起思索，带来理想。

这篇小说真实地反映了从“反右”斗争前夕到一九七八年对右派落实政策这一段生活历史，刻画了几个有血肉、有思想深度的人物，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对这段生活，尤其是这些人物的真实描写中，突出地表现了道德观念上的歌颂与谴责，小说体现出一种新型的道德观念。

说它是新型的，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是作者离开生活现实的、理想化的产物，它是本来就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理想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它应该反映着高尚的精神世界、美好的人与人关系。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既由于旧的传统、习惯的影响，又加上不少人为的曲解，它的面目是模糊的。真善美、假恶丑，一度难以区分，有时甚至被颠倒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存在着重新认识的现实需要。

《天云山传奇》等作品，正是努力通过对生活表象的描写，进一步探索着、刻画着人们的精神面目、道德观念，以敏锐的剖析和明确的倾向，越过历史的雾障，澄清着这些意义更为深刻的领域。这是文艺干预生活，对人们的思想、感情起启发教育作用的重要的突进。

但是，对于作者们来说，这里是存在着困难的。

就说《天云山传奇》。首先，它所写的是这样的年代，过多的斗争和动荡代替了正常的生活和建设，而这动荡，又不仅指人们的社会生活，而且包括人们的内心世界，如观念、情操等。该如何理清这二十多年的动荡、恢复二十多年的生活真实呢？另外，小说写的又恰好是这年代中一个很敏感的区域——“反右”斗争及其落实政策。对这些，在人们的内心，还是存在着不同看法的。这既由于人们认识的差异，也掺杂着一些人的利害关系。而作者，则必须直接地、形象地去描写生活的实况、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思想感情，因此也必然会明确地反映出自己的观点，表现出自己的倾向。困难就出现在这里。

二十多年来，人们习惯于对任何事物的看法有一个“同一”的标准。这几年来，现实生活既说明了，尤其是大量的文艺作品、文章、舆论也都反映出：从“同一”标准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包括作者、评论者、读者，对于过去那些年代的生活，对于那些年代中活动着的人物，评价是那么不一致。各有各的道德观念、价值标准、美丑概念。对于目前产生的、描写那段生活历史的作品的评价，当然也是如此。一个作品出现了，很可能是毁誉俱来。有称赞开创的，就有可能出来防范的；有表现了新的审美评价的，就会遇到坚持传统是非标准的。这几年来，对于文艺作品评价的矛盾比以往年代要普遍得多，正是反映了人们对生活历史评价的距离。以什么道德观念、审美评价来看待一些文艺作品，便是以什么道德观念、审美评价来看待那段生活。所以，又可以说，对于作者们，这里既是一个困难的领域，却也是有所作为的领域。它迫切需要作者们去开拓，甚至为之而斗争。它需要作者们坚持明确、热烈的态度，通过自己的观察剖析，独立思考，以自己的切实的理解，来满腔热忱地歌颂生活中的、人民心灵中的真善美的东西，谴责假恶丑的东西。用自己的创新的艺术，辨是非、明爱憎，来真正表现出生活的真实，向那部分长期以来被歪曲的标准挑战。显然，暂时不必要求所有的人都会赞成他所写的。

正是在这里，《天云山传奇》表现了作者的勇气。小说的热烈的歌颂和谴责，是作者冷峻的观察、剖析和深思熟虑的结果。对于作者，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会激起真正的热情，使他在平常的事物中开掘出新的含义。《天云山传奇》虽然写的也是人们熟悉的生活，其中人物也并不生疏，却是给人留下了思想。不仅引起思索，而且激发理想。

应该强调，这也正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职责所在。《天云山传奇》既无情地揭露生活中丑鄙的现象，又热忱地赞美生活中崇高的东西。一个积极的、有作为的作者，尽管面对丑鄙，也总是应该不倦地维护着美好的事物，追求着、呼唤着崇高的理想。这就是作者的格调、作者的信念。也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我们整个生活的最大的真实，才能引导人们向前看，引导人们珍惜美好的事物，建立高尚的道德观念，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才能使文艺对社会生活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为要突出《天云山传奇》的重要特点，前面首先谈了总的看法。但它是文艺作品，之所以能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当然主要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创作实践来完成的。

《天云山传奇》写了二十多年漫长的生活斗争，其中又充满复杂的变幻。一篇中篇小说要包含如此宽阔的内容，是不容易的。但作者凭借自如的艺术手法，错综交叉地叙述着故事，大致说来，以宋薇的回忆抒写人们美好生活的开端，用冯晴岚的书信描述生活的动荡、人物的颠沛，由周瑜贞的谈话揭出生活的不平、人物的冤屈，更主要的，还通过宋薇贯穿前后的自述，综合上述故事线索的发展，将对生活前景、人物命运的描写都推向高潮，所以，小说读来有起落，有回旋，疏密简详各如其分，能较好地概括出那一段漫长的生活历史。又由于这几个人物的地位不同、性格迥异，所以在叙述故事发展的各阶段时，又能各具恰当的感情特色，具有吸引人的力量。这些都表现了作者的艺术能力和匠心。

然而，归根结底，如同大多优秀的小说一样，《天云山传奇》的主要成功在于对人物的塑造，正如前面提到的，小说刻画了几个有血肉、有思想深度的人物。我们说《天云山传奇》的重要特点是从道德观念的角度进行歌颂与谴责，当然首先有个立足点，便是小说对这些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剖析和重新认识，在艺术描写上取得较好的成就。

《天云山传奇》主要写了宋薇、罗群、冯晴岚、周瑜贞、吴遥五个人物，写了他们之间复杂变幻的关系。作者以强烈的感情使这些人物、故事带上了一些传奇色彩，因此增强了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量。这些人物，目前大多正当中年，小说写了他们从青年到中年这段极富生命力的也应该是最宝贵的生活。可惜，生活并不那么公正，二十年过去了，他们各有各的遭遇。有的历尽艰难，在坚强地前进；有的已在苦辛和忧虑中耗尽了可贵的生命；有的告别了旧的冷漠的生活，正在找寻新的路途；当然，也有人始终在生活的浪潮中升腾着。应该说，这些人物，我们在生活中是似曾相识的，但读着小说，突然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新的含义，与人们曾经习以为常的理解差异很大。我们终于发现，不是那段生活变了，而是文艺变了。《天云山传奇》正在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正在以新型的道德观念和审美评价再现那段生活历史的真实。

为了分析的方便，这里先谈宋薇的形象。在我们提出的道德观念这个问题上，她具有独特的意义。对于她，很难说歌颂或谴责，但她是小说中唯一的在道德观念的坚信与疑问中徘徊、因循了二十年，最后才得到了心灵的觉醒的人物。可以说，在现实中，她的生活历史有一定的代表性，作者在她身上概括了同时代很多人的道德观念的觉醒过程。

一九五六年，年轻的宋薇从技术学校毕业，参加了天云山区综合考察队，“开始走向生活”。五十年代的青年，是单纯可爱的，尤其像她这样“在革命的怀抱里长大”的姑娘。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党的安排，是当时青年们的生活准则，甚至一些党的基层组织和人物的指示、意见，也决定着他们的选择和命运，很多人无后顾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生活是那样充满活力，那样新鲜和谐，有什么理由担心自己的奉献？宋薇正是这样敞开心胸接受着新生活的光耀。青春的敏锐和活跃，使她讨厌那轻视知识分子、老是官腔官调的前政委吴遥，而新政委罗群的全新的工作作风，丰富的知识，火热的性格，更使她的青春如同插上了翅膀。她感到幸福，她喜爱这样的生活、这样的人，她有了爱情。但是，不久“反右”斗争开始了，她的生活进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像当时很多人一样，宋薇突然面临这样的事实：党组织告诉她，昨天的同志原来是敌人。虽然迷惘、痛苦，她到底还是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在对党组织的赤诚和忠贞前，个人的爱情不是应该舍弃的么？以后，又终于在组织的名义下，她把自己的褪了色的爱情，以至一切，都给了虽曾讨厌过、却正成为组织的正确的化身吴遥。尽管闷郁苦涩，但她同样还是安于这种命运。她离开了火热的建设战场，放弃了“做一个红色技术人员”的志向，成了一个政治干部，得到了些妻以夫贵的升迁，但实际只是丈夫的附属品和工具。她感到失去了什么，却又不知该找回什么。从此二十年，她的生活就如她的住房，又大又空，而且有些冷。

在当时的社会道德观念下，她错了么，又错在哪里？故事既然是以她的口气叙述的，我们看到了她二十年后的一些自责：幼稚、小资产阶级、政治虚荣心，等等。但是，真的就应该责备她么？在那些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年月中，她能看清主宰着某些人行动的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么？这些人是穿着组织的尊严的外衣的。正如小说所写：“有那么一些人，就以党的身份在你面前出现，他们说他代表组织，而我们也就把他当成组织，尊重他，服从他，甚至压制自己的痛苦而坚决照办。”所以，宋薇有痛苦，不是应该受责备，而正是说明了道德观念上觉醒的迫切性。

宋薇又毕竟是朴实的，二十年的生活，并没有使她随波逐流、与吴遥沆瀣一气。她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中蕴含着思想的健康的种子，待到风和日丽，是会发芽的。打倒“四人帮”后，我们党逐渐恢复着优良的党性原则，也使宋薇和千百万人一样，思想、感情、道德出现了从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可能。而在落实政策中翻出的往事，终于使她对生活的真实和人事的本相开始了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道德观念开始了重要的飞跃。最后，现实的冲突又教育她、驱使她的心灵完全觉醒过来，与旧的决裂。她的生活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她说：“人生应当有更高的境界。应当有为人民为党而斗争的是非观念和献身精神。”小说似乎有意在最后让她回到了第一次与罗群见面、相爱的地方，她在怀念，她在憧憬，她要爱她所爱的，不仅指人，而且是整个生活，她告别了旧的冷漠的生活，在找寻新的热情。

但是，要理清二十年的生活道路，理清二十年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摆脱二十年歧途的羁绊，轻装走新的路，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不同于揉乱了的丝带，只要有心，总能理清的。这是生活，是还在发展中的生活，当宋薇开始觉得理清了的时候，青春逝去了，对于祖国建设和个人生活的最可珍贵的年代已过去了。她不得不意识到“失去的是永远失去了”，尤其是那刻骨铭心的爱情。她只能在欣慰与伤痛中暗暗地为别人献上自己的“虔诚的祝福”。当然，读者也愿给她以祝福，希望她在“为人民为党而斗争”的事业中得到新的欢乐，但也知道，心灵上的困难是很多的，她正在为二十年前、自己在当时的社会道德观念所规范下的选择，付出代价。

宋薇这个形象，是又单纯又复杂的。单纯在她的生活道路并无离奇，复杂在很难轻易说清它的曲直。但人们正是可以在这单纯与复杂中引起深长的思索，而在道德观念的是非中找寻主要的回答，宋薇的，尤其是社会的道德观念。

罗群是故事的中心人物，是在所写的那段生活中敢于不断向传统标准挑战的第一人，是作者在道德观念上赋予理想的主要体现者。

固然，他曾经是“右派”。但作者选择的形象并不是那些被混淆了思想错误和政治错误的界限，因而划成“右派”、需要改正的人；相反，他之成为“右派”，正因为他正确，而且坚持，因此是一个需要平反、昭雪的人。选择这样的形象，也许会引起某些人的不安、反感，但相信，至今还认为塑造典型要写什么平均数以至大多数的人毕竟不多了。作者这样的选择，有利于使故事的矛盾冲突更加突出，特别是在落实政策时，这种矛盾冲突成为不可调和，对罗群落实政策之所以那么困难，阻力那么大，恰恰因为他当时受冤屈太深，因此在目前牵动也大。作者这样的选择，也使故事中其他人物对罗群的爱憎显得更加合乎逻辑，更加深切。他的命运的变化促使小说其他人物的道德观念的冲突日趋尖锐。

和宋薇一样，罗群也是在革命的怀抱中长大的，但又有不同，作为烈士的儿子，他去过延安，还被送往国外学习。在动荡的生活面前，他善于独立思考。担任天云山区综合考察队政委后，他工作充满活力，坚持真理，坚持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敢于反对一些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他有强烈的求知欲，他尊重知识，也尊重知识分子。同时，罗群又有丰富的精神世界，鲜明火热的性格。他的到任，使天云山建设生气勃勃，人与人的关系也更加美好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罗群是极为积极活跃的因素，他是党的好干部。从精神领域上说，他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但是，这一切，与当时某些传统的道德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在某些人眼中，罗群是会成为异端、成为“怪人”的。

一九五七年夏天到了，罗群已预见到天云山区寒风的袭击，他为了维护党的真正利益，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不愿向错误低头。这样，他成了“右派”。步伐是沉重多了，困难也许比他预想的还大得多，最大的打击是，一旦“犯错误”，便如盖棺论定，在那些法制有名无实、治罪无需凭证的年代，一个“右派”分子是很容易变成别的什么分子的。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罗群几次反对“左”的错误，他的问题就几次升级，高尚的政治道德反成了自己的罪行，最后，在“四人帮”篡权的时候，走到了顶点，成了“反革命分子”，从而使他的工作条件越来越困难。

但罗群还是坚持着寸步不离党的事业，既不停止，更不转向。他说：“有人把我开除了，但是我认为革命没有开除我，人民没有开除我，我自己也没有开除我自己”，“一个共产党员，不为自己的理想而工作，宁可去死”。他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呕心沥血，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著作，思考着、论述着从天云山建设直到我们社会中一些不正常生活现象等等革命迫切需要重视的问题。就这样，二十年来，他在破旧的小屋中，在满屋的书籍旁，也在颠摇的马车上，为真理而斗争着。在生活的另一隅，个别打击了他的、自居组织的化身的人物的社会地位，正在扶摇而上。他们的道德观念，精神境界，完全与各自社会地位的高下成反比。

作者从道德观念上对罗群的肯定，也很好地体现在小说最后的艺术处理上。罗群又回到了天云山，担任总指挥。这是人民的评价与信任。罗群失去了二十年的时光，但也带上了二十年的考验和二十年思想劳动的成果，他重上战场，将会更加奋发，更加坚沉，为“四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然，二十年的大好时光蹉跎过去了，是一个悲剧。不仅对罗群，对整个社会都是如此。天云山与二十年前无大变化，罗群要从头开始，这是怎样的损失！但作者坚信：“虽然曲曲折折，但生活毕竟是在前进的。”罗群始终坚信党、依靠群众，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说道：“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是不能有任何动摇的，要不我们为什么而工作而生活呢？我们的遭遇，是暂时的现象，总有一天，党会纠正这些问题的。”事实也如此，一九七八年对“右派”落实政策，就是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胜利，是人心所向，虽有吴遥这样的人阻挠，但罗群的问题毕竟在上级党的过问、群众包括政工人员的坚持下得到解决。

在我们的生活中正确终将取代错误，在道德观念上真善美终将战胜假恶丑。这是我们生活的真实，是《天云山传奇》艺术描写的必然结局，也是作者的倾向和信念。

冯晴岚是一个感人的形象。她性格善良、沉静，在比较平稳的生活中，一眼看去，也许会觉得她具有的是我们民族一些传统的美德，但实际上完全不止于此。随着生活的动荡，随着人们对生活的态度的表露，她日益显现出自己特有的光华。她有思想、有决断，而且有行动的毅力，当她认定一个真理，便不惜一切地去追求。在她身上闪耀的，是一种新的道德的美。如果说，罗群与旧的道德观念的冲突是异常尖锐的，那么，冯晴岚与旧的道德观念的冲突却是分外深刻的。

小说对她道德观念的歌颂，主要体现在她的爱情上。冯晴岚是高尚的、无私的，她曾为她幼年的密友宋薇与罗群的爱情热诚地祝福，以后又如此真挚地希望能劝说宋薇与罗群恢复关系。但当她清楚地看到宋薇并不理解罗群，离异已无可挽回，而认定自己才能真正地珍爱罗群时，她毫无迟疑地将自己的全部挚爱与关怀倾注到当时的“右派”分子罗群身上。这是一条不同凡响的生活道路，她不是一般的忠于爱情，而是主动找寻这种需要自己为之牺牲的爱情。因此，她所忠诚的，也就不仅是爱情，而是一种信念和理想，一种新的道德观念。

小说中有一段动人的描写。那时已是一九五九年，经受了长久的磨难，罗群正病得很重，冯晴岚找到了他身边，来扶持他，走共同的生活道路。

……我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前面的道路是异常艰难的，但是我同时也坚定地认为，有两颗互相温暖的心，有明确而崇高的目标，一切艰难险阻都是可以战胜的。那天，我自己拉着板车，板车上躺着我的爱人，我们迎着寒冷的风雪，在古城堡下的路上前进着。许多人都用惊异的眼光望着我，我挺起胸骄傲地往前走着，不时回头和他交换一个会心的微笑，我感到真正的幸福是属于我们的！

如果没有革命的理想，她不可能这样做；如果没有革命的幸福观念，她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

当然，这条道路肯定是异常艰难的。和罗群的所作所为一样，这也是对当时某些社会道德观念的反叛。由此引起的，是政治上遭受折磨，经济上极端拮据，再加上一些庸人的不理解，冷漠。但也和罗群一样，她有丰富昂扬的精神生活，有幸福的爱情，有群众的支持和温暖。在近二十年的长长的岁月中，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她与罗群共同患难，照顾、帮助着罗群的生活和写作。最后，身心交瘁，失去了健康。她已经坚持着看到了打倒“四人帮”后出现在她和罗群生活前方的光芒了，但又终于未能蒙沐着这光芒的温暖，她离开了世间。就在她离世前不久，她还勇敢地为她的道德观念呼唤：“我对自己所选择的路，从来没有后悔过，即使我今天离开人世，我也敢骄傲地宣告我是真正幸福的，是对得起养育我的人民和这个世界的，即使用一个较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也不感到惭愧，因为我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完成了我应该完成的事。”

冯晴岚去世了，如今，她安息在那凄凉的地方，虽然丈夫、友人，以及理解她的群众不断怀念她、看望她，向她献上鲜花，但人们读完小说，总难以抑止心中的冤屈与不平，难以抑止道德观念上的疑问，渴望着去改变那不公道的事物。

周瑜贞是小说描写的几个主要人物中唯一较年轻的，不到三十岁。她和冯晴岚，不仅年龄，而且在性格、经历、处境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她是自己常说的“受了洗礼的一代人”中的一个，这使她思想解放、性格开朗，在传统观念和既成事实面前，她感不到任何负担和压力，敢于公开嘲笑、挑战。她又是现任中央某部门负责人的女儿，这从好的影响上有利于她发挥自己的特点。冯晴岚是坚韧地但独自默默地做着她要做的一切，即使在打倒“四人帮”后，也仍然以自己的方式，申诉、写信、等待。而周瑜贞则带着她的机敏，带着讽刺的力量，带着她可能发挥的全部作用，无所顾忌地到处奔走。但她们又有极为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对罗群的命运、事业、生活的关心，与罗群在道德观念上的一致性。对于罗群、冯晴岚等人的斗争、生活，周瑜贞本来是个后来人、旁观者，但最后，她已把自己的命运和他们联系到一起去，她说：“我应当继承晴岚姐姐的遗志！”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事业和生活的继承，也是冯晴岚的高尚道德在新的条件下的继承。不妨说，在周瑜贞的形象上，寄托着作者对于新的一代青年的希望和理想，也体现着作者对他们的道德上的审美评价。

但是，周瑜贞的道路会平坦么？五十年代的冯晴岚，为了走真理的道路，蒙受长期的磨难，命运坎坷。七十年代的周瑜贞又将如何呢？小说最后曾通过宋薇之口，给她以祝福，但很明显，尽管社会情况很不同了，但她也是需要和旧的习惯势力、道德观念斗争了才能前进的。也以她的爱情选择来说吧，她是准备不仅在事业上、也在生活上继承冯晴岚，与罗群走在一起的。一个现任高干的子女，把自己的命运以至终身，和一个曾经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的人结合起来，这在文艺作品中是有性格、有作为、有吸引力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大概是惊世骇俗的。不讲别的，那做父亲的高干将是什么态度？小说在这里并没有去冲击这个矛盾，但矛盾实际上呈现在人们面前。这里也是有挑战的，向着窒息人与人关系的旧道德观念。

在对吴遥的刻画中，作者集中表现了对某些不正常的社会道德观念的谴责。吴遥就是那种自命为组织的正确的化身，也在一定时期中被不少人承认为这种化身的人。但，生活在前进，大多数人观念中的是非美丑，总是越来越清楚的。周瑜贞就在他身上看到另一种真实的特征：“精神食粮那么少，又那么单调，……又能自以为高人一等，决定别人的命运。”吴遥善于在生活中趁风而起，生活中不合理的动荡又帮助造就了这种人物。一九五七年，是他打了罗群第一棒，而后又瞒上压下，把他打成“右派”。他在这种陷害中升官晋爵，但当时一些人对他的评价却是“原则性强，作风严谨”“工作有能力，政策水平高”等等。十余年的官途，养成了他唯我、专横、虚伪、无情、不顾是非、只计利害的道德面貌。一旦我们的政治生活恢复正常，他与现实的冲突必然会爆发。一九七八年对“右派”落实政策时，在罗群的问题上，便是如此。问题如搞清，对他的生活历史是一个暴露，对他的道德观念也是一种批判。因此他必然成为阻力和障碍。

吴遥的形象，反映出作者对现实观察的深度，也表现了作者艺术概括的能力。这里摘引对他的一段描写。当时，宋薇的心灵已开始觉醒，她不顾吴遥的压制，动手处理罗群的案件，而且造成了公开的影响。吴遥发现了此事，将她辱骂一顿后，和她一起来到了组织部的会场。按理，这对他是一个很难处理的局面。但他依然“谈笑风生”，“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然后，他讲话了：

“宋薇同志，在处理这个申诉材料上是有错误的，……（中略）用庸俗的家庭关系，代替了严肃的组织关系，竟然打印了这个材料，使它得到了扩散……（中略）当然啦！宋薇同志是我的爱人，这是谁都知道的

嘛！”

他哈哈大笑了！有的人也跟着笑了。他的笑声忽然又戛然而止。他说：

“但是我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爱人，就不进行批评，我们不能助长这种作风，宋薇同志的毛病就出在感情上，因为……因为那个姓罗的老婆是她的同学……（中略）现在宋薇同志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她准备在适当时候，写出她的检查，对这种态度，我们还是应该欢迎的。”

我实在无法忍受了……（中略）我脸色一变，推开椅子站起来，提上我的包走了。

他对我的举止，好像早已料到，我走到门口，听见他还在说：“女同志嘛，她心情沉重，她要回去歇歇，现在我讲讲今后的工作……”

真是世情练达，化凶狠为浅笑，使严肃变油滑。淡淡几句，既解除了困境，又压下了案件，既有原则，又富人情。但恰似罩起一张薄薄的网，包藏住宋薇的无穷痛苦，又把人们与这痛苦完全隔开，造成一片冷漠。它污染着人们的道德观念，使人与人失去关心，失去理解。这层网似乎松软，但轻易冲不破；似乎看得透，但又折光得使人见不到生活本相。这就是吴遥所体现的道德观念。他在这种观念下心安理得地，然而无情地毁坏一切不利于自己的因素，包括他的妻子。而自己的形象，则丝毫无损，反见得高明豁达。

小说对此人落笔不多，但却能入骨三分，抓住灵魂。在目前作品中描写的同类人物里，这是成就较突出的一个。

打倒“四人帮”后，在普天同庆的情绪下，很多作品歌颂了那些坚持党的原则、具有忠贞品质的热爱人民的革命老干部，同时并肯定了几乎所有为革命出过力也受过“四人帮”之害的老干部们。这是时代的需要。但也看到，其中有些人，本来就是个人利益既得、革命意志衰退、无视党的原则的人物，对他们是有戒心的。“四人帮”篡权时，往往因为是不能利用的冗员，而被排除在旁，失去昔日威风。打倒“四人帮”后，时间一长，少数人以反“四人帮”英雄自居，又开始趁风而起。有的更是一朝得权，又作威作福。他们的逻辑是：“四人帮”如此做是错的，我如此做是对的。吴遥正是这样，“四人帮”整他是错的，他整人是“捍卫党的原则”，而且理直气壮地宣告：“今后还要整人”的。

《天云山传奇》谴责的笔锋，直指当时正在一个地区负责落实政策工作的人物，这当然把问题提得格外尖锐了，但这种谴责的意义，则是有普遍性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干部，他们的道德品质不一定像吴遥那么低下，也不见得有小说人物吴遥那样的感情纠葛、个人恩怨关系，但却具有相似的特点，成为革命发展的障碍或负担。在一个比较停滞的、发展迟缓的生活秩序下，他们是习惯的、舒服的。虽然整个社会的物质、精神生活条件很差，但他们是远远超出一般群众的。当广大人民在党中央的指挥下奋勇前进，争取摆脱落后状况，实现四个现代化时，他们是不起劲的，还是甘当冗员。因为否则是很辛苦的，不仅要努力工作，而且要求他们努力改变旧的观念、旧的传统。

近年来文艺作品中逐渐出现这类干部的形象，是生活发展的启示，也是作者们对现实的认识日益清醒、深入的反映。

人们会关心：吴遥将来怎样？这样的人如何发展，生活提供了一些事例，但还需要更多的例证，作者还需要观察，不易轻下结论。所以，正如目前不少作品，即使还是比较好的作品一样：作者怀着良好的愿望，送他进党校学习去了。但以后又如何呢？也都没有回答。以常情推论，无非两个可能：或是学习好了，在“四化”建设中出力；或是依然故我，当“四化”的绊脚石。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既然吴遥办公室的下级全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谁又会不问一下：还有多少培养过他的上级？读者正在观察，而且都有良好的愿望，相信党校能教育好这些干部，投身到建设的洪流中去。当然也期望冷静和深刻的作者们，紧密注视着生活，用艺术的笔，去帮助这些人改造自己。

小说主要通过对上面五个人物的描写，编成了一个曲折的故事。对今天的大多数人说来，是非如此清楚，生活的真实就是这样。但在并不遥远的过去，这样的理解是不可思议的。《天云山传奇》的作者不是对生活的是非作些简单的翻案文章，而是在精神、道德这些困难的领域中化出了深思和激情，从而不可驳述地再现了生活历史的真实。如果仅仅读个故事，我们很多人都可以置身事外，但由于作者深入地表现了人物的精神、道德，就使我们都不能轻易离开他们，而应当为他们，也为自己思索着问题：一些道德高尚的人曾经长期蒙受如此困难痛苦；而长期处于决定人们命运地位的人，却可以有如此卑污的灵魂，甚至直到今天还在阻碍着我们。作者在道德的领域中作这样认真的探索，归结到底，无非是要澄清是非，真正体现出新型的、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以反对资本主义的，或者应该更确切地说是封建主义的道德观念。

小说人物向旧道德观念的挑战，正是作者本人的挑战。为了维护真善美，就必须勇于向假恶丑挑战，也向一切有碍真善美的东西进行鞭挞。这种挑战当然会遇到阻挠，但人们是应该有信心的。我们都记得《共产党宣言》中一段话：“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这说明了改变是必然的客观规律。既是客观规律，就不是任何人能长期阻挠的。打倒“四人帮”后，整个国家从政治生活、社会关系到其他领域都得到了又一次解放，人们的观念、意识，也的确都迅速出现着相应的解放，以适应于新的社会生活。虽然历史也告诉我们，总是有一部分人，这种改变和解放是很被动、很缓慢的，但我们还是要说，即使会有困难，阻挠，也希望作者们坚持明确而热烈地表现是非爱憎，坚持艺术的创新，去促进这种改变和解放，在具备了精神、思想、道德空前飞跃条件的现在，努力以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去拨动人们的心弦，去鼓舞人们，教育人们。

1980年6月30日

原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