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
夷初至中国，未尝不驯谨，自道光二十年以后始逐渐骄肆，名为恭顺，实全无恭顺之心。尝与云台师谈及往事，师深为扼腕，曰：“尚记得嘉庆二十二年，我为两广总督时，首以严驭夷商、洋商为务。盖洋商受夷之利益，夷即仗洋商之庇护，因此愈加傲黠不驯。我每遇事裁抑之。时船在黄埔与民人争水，用鸟枪击死民人，我严饬洋商，必得凶犯方登船，而此犯即拔刀自刎死。又咈囒哂国夷人打死民妇，我立获凶犯，照例绞决抵罪。道光初，夷有护货之兵船，在伶仃山用枪击死小民二人，我饬洋商向国大班勒取凶手，大班诡言：‘只能管贸易事务，兵船有兵头，职分较大，我令不能行于彼。’我旋饬传谕兵头，兵头复诡称夷人亦有被民伤重欲死者多人，欲以相抵。我察其诡诈，传谕大班，如不献出凶手，即封舱停止贸易。大班又称实不能献出凶手，无可如何，情愿停贸易。时兵船已诡避在外洋，将匝月，我持之益坚，大班乃率各夷人全下黄埔大船，禀称无可如何，只好全帮回国，不做买卖。我发印谕，言尔愿回即回，天朝并不重尔等货税。于是国大货船二十余号，收拾篷桅，作为出口之势，仍上禀云：‘大人既许回国，何以炮台上又设兵炮？’我又加印谕，言虎门炮台本是终年常设，并非此时待尔等出口欲加轰击，且天朝示人以大公，岂有许尔等回国复行追击之事？于是各船不得已而出口，复又旋转在外洋校椅湾，停泊多时，而其兵船遂真远遁矣。未几，大班又禀‘兵船不知何时远遁，我等实愧无能。大人如准入口贸易，固是恩典，否则亦只好回国’等语，而洋商亦代为禀求，并令大班寄禀回国，告知国王，下次货船来粤，定将凶犯缚来，方准入口，否则不准。大班亦同此禀求，我始应允。直至三年春，始照旧开舱通货。此事冬末春初，凡夷商人等皆惶惶，言关税必由此大缺，且恐别滋事端，城中各官亦有为缓颊者。我一人力持，以谓国体为重，货税为轻，索凶理长，断不可受其欺胁。并饬其以后兵船不许复来，非是护货，适以害货等印谕。及四、五年货船来粤，禀称前此犯事兵船不敢回国，委不知向何处逃散，无从寻获，而四、五、六年间此种兵船亦实不复至。我对众曰：‘此所谓可欺以其方也。’自我去粤后，兵船复来，门人卢厚山亦仿我之意行之，时有褒嘉之旨云：‘玩则惩之，服则舍之，尚合机宜，不失国体也。’闻此后惟林少穆督部亦守此法，而情事顿殊，为之慨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