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走近哲学的少年
进入西南联大附中的少年汤一介虽然不如意地留了级，但在这个时期他也有一个最大的收获，那就是他开始走近父亲，了解父亲的研究和著作，并开始对父亲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
那个时期，汤用彤教授主要的研究方向是魏晋玄学。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汤一介看到父亲正在研究王弼思想，他立刻想起在宜良时就曾看到父亲经常阅读的《全三国文》、《全晋文》、《后汉书》、《三国志》等书籍。也是从那时起，原来只看过《三国演义》的汤一介开始看《三国志》，虽然没有全看懂，但他知道了“正史”和小说的不同。
于是中学生汤一介把他对《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疑问向父亲提出。比如他会问父亲“为什么《三国演义》中没有王弼？”以及“您写的王弼有人看吗？”之类的问题。这个时候汤用彤教授总是很耐心地回答儿子：“王弼不会打仗，也不会用兵，写在小说里，这小说没人爱看。”而对于自己写的王弼，教授则对他的儿子说：“贺(麟)伯伯爱看，你不信可以去问他。”
汤用彤教授的回答让少年汤一介的心中燃起了强烈的求知欲望，他真的立刻就找到了贺麟教授。贺麟教授告诉汤一介说：“王弼可是一个了不起的哲学家，可惜23岁就死了，研究哲学家的思想可比研究那些帝王将相，像刘备、关羽、诸葛亮、周瑜等等的意义还大。”
听了贺麟教授的回答，汤一介深受启发，眼界立觉开阔了许多，这时他才知道，历史上有所谓“哲学家”，而研究哲学家更有重要意义。除了父亲与贺麟伯伯的影响，当时战乱时期的特殊环境也时时在向少年汤一介“传递”着哲学与文化的“信息”。
首先是汤用彤教授当时租住在昆明附近麦地村的尼姑庵中的正殿同时也租给了北大文科研究所，这样正殿里就存放了研究所的好多书籍，其中还有一部《道藏》。而且去西北考察的向达先生的书箱也放在了正殿里面，这些都吸引着爱读书的汤一介。因此当时在正殿读书学习的教授们身边，也经常会出现个子矮小的少年汤一介。
而在麦地村附近就是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战时临时驻地，这里住着闻一多先生和清华大学的一些研究生。著名学者冯友兰和金岳霖教授则住在邻近的龙头村。汤一介经常看到两位先生往来的身影以及他们和父亲汤用彤在一起交谈的情景。后来汤一介才知道，冯友兰先生的《新原道》和《新原人》及金岳霖先生的《论道》大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因为冯先生曾在序中说，他写这两部书时，有时就要和汤用彤教授讨论。而此时的汤用彤教授则完成了《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魏晋玄学流派略论》和《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等著作。
从与父亲和贺伯伯探讨王弼到在尼姑庵正殿里读书，从冯友兰、金岳霖两位教授的孜孜不倦到他们与父亲在一起热烈的学术讨论，还有父亲在青灯下的苦读钻研，这些战乱时期的“文化与哲学信息”正在一点一滴地影响着少年汤一介。
与此同时，这个时期汤用彤教授在中国诗词和古文方面对孩子们的熏陶以及对他们进行汤家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教育，也都给少年汤一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和妹妹都在西南联大附中学习，所以每到周末，汤一介和妹妹都会步行往返于昆明和郊区麦地村之间。更多的时候汤教授也会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在父子三人同行的愉快时刻，教授总是不忘教他的孩子们背一些诗词和古文。汤一介认为，父亲似乎比较喜欢陶渊明的诗文，所以受父亲的影响，自己也非常喜欢陶渊明的诗文。一直到几十年后，年逾八旬的汤一介仍然最喜欢陶渊明的诗文。尤其是陶渊明的《形、影、神赠答诗》、《五柳先生传》和《与子俨等疏》，汤一介从来都是捧起来爱不释手，读起来如醉如痴。每当读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时，汤一介都会发出无限感慨：这是何等超越的境界！而“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又是多么地潇洒！
此外，汤用彤教授也常常会给他的儿女们讲些历史故事。比如《西游记》，汤一介和妹妹虽然都看过，但父亲给他们讲的则是真实历史材料中的玄奘到印度取经的事迹。讲完后，教授还要告诉他的儿子和女儿，中国在玄奘之前还有朱士行、法显，之后有义净、慧超等等的求法故事。
看着孩子们一直专心地听这些历史，汤用彤教授接着对他的儿女说：“你们的祖父留给我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我想这些和尚真是这样。你们现在不会懂，将来也许会慢慢懂。”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一直被汤氏家族视为家训，几十年前曾任过知县的汤霖把汤家这一家训传给了他的儿子汤用彤，几十年后，他的儿子汤用彤又把汤家的家训传给了汤家的下一代子孙。只有十几岁的汤一介并没有完全听懂父亲的这段话，但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汤一介才慢慢懂得父亲传给他的汤家家训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