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青葱岁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有时候，命运的不公，也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
青春成长的岁月里，马金芳的家庭与个人成长遭遇了荒唐时代的无情嘲弄，十年浩劫一度让她的世界坠入谷底。
但在谷底中的她从未放弃，却更加坚定地追寻着人生的“正能量”，追寻着事业的梦想和希望。
于是，那些挫折和苦难，成了命运馈赠给有准备的人生丰富的给养。
马金芳和她的宜禾，如傲雪梅花，经过了数九寒冬的洗礼后，香压群芳，怒放枝头。
1．个性要强 凡事争先
1953年12月，冬日的一天，马金芳出生在江苏镇江扬中的一个富裕之家。她，是这家的长女。
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建立4年多，国民经济有了根本的好转。但是那时的新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
就在马金芳降生的这个月份，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其中主要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总路线和任务，是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也就在马金芳出生的这一年——1953年，为了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全国上下群情激昂，开拓奋进，要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大踏步迈进。
对于这一切，襁褓中的马金芳当然一无所知。在她的记忆里，童年生活仿佛是一片温暖而明媚的阳光。
马金芳的家在扬中，伯父和父亲新中国成立前都在上海开店。家族既经营锦货店、南货店，又经营铜器店，仅马金芳的父亲就在上海经营有4家店面。父亲大多数时间都在上海做生意，而马金芳的母亲则带着孩子留在扬中老家。赶上节日和农闲，母亲会带着马金芳去上海和父亲团聚，一家人其乐融融。
因为家境殷实，马金芳儿时可谓是养尊处优。童年的小伙伴中，她是穿得最时髦、最漂亮的那一个。不仅穿着打扮与众不同，在性格方面，马金芳也是从小就表现出比一般孩子更出众的一面。她坦言自己有种凡事都想争第一的男孩子性格，有时甚至比男孩子还要强。
在扬中本地入学念书后，马金芳要强的性格很快在校园生活中显露出来。她的成绩在学校里数一数二，并且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和其他班干部职务。如果学校组织统一考试，马金芳的试卷经常被老师作为样卷张贴在墙上，让同学们观摩学习。如果授课老师有事外出，部分课程甚至由马金芳代劳。老师这样评价她说：你如果要升学去上最好的中学，根本不需要参加考试，直接点名去上就可以了。马金芳小学时期的一位男同学谈起她当年在学校的风头，至今仍有些“愤愤不平”，说她帮老师管理班级非常严格，让他们这些爱偷懒搞小动作的男生不得不有所收敛。
谈起自己当年在校时的诸多细节，马金芳总会有些小小的兴奋和自豪。可以想象，一位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优等生，兼之家境优越，衣着入时，在当年的校园里，该引来多少艳羡的目光！她的内心又该有多么骄傲！
回首前尘往事，那段岁月必定是马金芳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无忧无虑，品学兼优，美丽时尚，人见人羡……如果一切都这么一帆风顺，马金芳应该成长为今天人们口中的优秀“富二代”：富足，有学识，光彩照人。
但是，命运总是偏爱曲折离奇，总是难免变化莫测，总是喜欢捉弄世人。有人说，命运是人与天地之缘、宇宙之缘，它无所不在却又无所在。当你信它的时候它存在于所有；当你不信它时，却发现造化弄人。幼年的马金芳还不懂得命运是什么，但是在时代大潮汹涌澎湃的力量裹挟中，她那命运的转轮早已开始慢慢地偏转……
早在1956年年初，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已在全国范围内显现，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当时具体的实施办法是：国家对资本主义私股的赎买改行“定息”制度，统一规定年息五厘。所有的生产资料都由国家统一调配，资本家除了能拿到定息外，不再行使“资本家”的职权，他们要逐步改造，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1966年9月，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的企业就全部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
1956年年底，我国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图为上海市信大祥绸布商店挂上公私合营的店牌。
这期间，马家的几个商店也随着时代的潮流，先后进行了公私合营。
“我父亲、叔叔他们的商店，也都公私合营，被收掉了。几乎是一夜之间，那些自家的店铺就变成集体的了，不再属于自己了。”
公私合营对于马氏家族来说，是个剧变。但是，因为马金芳年纪尚小，所以家族的变化还未深切地影响到她。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十年浩劫接踵而来，并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无数中国人的命运都在这十年里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小小的马金芳也概莫能外。对她来说，那段岁月，是人生中最痛苦、最黑暗的岁月。
2．十年浩劫 风雨洗礼
1966年，正当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一场长达十年，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就在这一年的一天夜里，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马家。一群红卫兵冲进了马金芳的家门，抄走了家里所有的东西。一时间，少女马金芳所熟悉的一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家的房屋被拆，父母接连遭到批斗，一家人的生活境遇一落千丈，只能靠务农来维持生计。马金芳也从曾经的“小公主”沦为了“灰姑娘”。
20世纪60年代的扬中三茅大桥。
五十多年前，史称“太平洲”的扬中还只是长江中的一个小小孤岛。那里土路窄小，一旦下雨，路上坑坑洼洼、泥泞不堪，让人寸步难行。那时候，多数人都是住在土坯房屋里，马金芳和父母兄弟被抄了家、拆了房，只能挤在一间小屋子里过活，这和以往的生活真是天壤之别。
但是生存环境的恶劣和生活境遇的低落没有把马金芳击垮，她还是坚持每天上学，用优秀的学习成绩来证明自己，维护自己的尊严。但是，四年后，也就是1970年，马金芳再次遭遇了命运冷酷的迎头痛击。
就在这一年的1月，马金芳刚刚初中毕业，一个噩耗从天而降。她，作为一个“地富反坏右子女”，从此没有资格再念书了！这对马金芳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
“念书那个时候不能念了。为什么不能念呢？因为我是‘地富反坏右子女’，那个时候升学必须经过‘自报公议三推荐’，我们这些非贫下中农成分的是被剥夺推荐资格的。所以，我只上到初中毕业。”
所谓自报公议三推荐，就是自己报名，由群众讨论、评议升学。马金芳作为一名“地富反坏右子女”，当然不可能被推荐上高中，她的求学之路从此戛然而止。
每当回想起这段往事，马金芳总是感到深深的遗憾。当年的求学之路断了，追求梦想的道路也就断了。那时候，她一直梦想着要当一名科学家，要为国家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那是时代的呼唤啊！
但是，那个时代不需要像马金芳这样的“地富反坏右子女”，她只能回家种田做家务。眼看着昔日的同学继续求学读书，她的内心无比苦闷。
“不能去读书，感觉这是人生最大的逆境。在家种田的时候也是最苦闷的，一天到晚想着要读书，一天到晚想着要做事。我不可能就这么默默无闻地待一辈子，那样愧对自己，也愧对这个社会。”
那时候，除了干农活和干家务，马金芳唯一想做的就是看书。
这是她从小养成的习惯。马金芳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看小说，《红日》《红梅》《青春之歌》都是那一时期的流行文学，还有竖排版的古典文学《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虽然有些还看不太懂，但是马金芳总能坚持把它们读下来。
“文革”期间，很多文学书籍都被列为禁书，遭到查抄烧毁，马金芳能找到的书也只有寥寥几本。因为不能上学，马金芳几乎翻遍了所有能看到的书。只有看书，才能缓解她内心的痛苦。
“当时没有书看的时候，《十万个为什么》我都看了好多遍，那个时候没有别的书看，只能看这个。遇到一些优秀的手抄本，我都爱不释手，挑灯夜读，第一时间饱览。”
只有钻进书里，马金芳才能得到一丝精神解脱，才能触摸到一点无法想见的未来。马金芳说那时候她天天看书，走路时看书，吃饭时看书，务农时看书，做家务时还在看书。
有一次，马金芳在田间挑泥石，卸下担子里的泥石，她挑着担子往回走，一边走路一边看书，一不小心一脚踩进了河沟里。还有一次，马金芳在家烧火做饭，捡拾柴火时误把书塞进了灶膛，结果猛烈的火舌引燃了书，马金芳自己也被火燎了头发和眉毛。
“那个时候，父母亲经常摔我的书，因为我习惯拿着书吃饭。有时候看书入了迷，碗里的饭吃光了自己还不知道。还有的时候，筷子把饭都扒拉到碗外面去了我还没发现。”
如今每每说起那时的情景，马金芳的眼里总是泛出甜甜的笑意。在那段苦闷的岁月里，读书，是她脑海里最美好的记忆。
“每天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晚上12点到凌晨2点，因为这个时间我终于可以专心看书了。那个时候没有钱买煤油，我就打着家里唯一的一把手电筒躲在被窝里面看。”
想尽一切办法，排除一切困难，马金芳如饥似渴地从书中汲取养分：数理化知识，前人积累的经验，先贤哲人的思想……古语云“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马金芳对这句话深有感触。她自幼就打心底崇尚科学文化知识，追求“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境界，希望自己可以做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虽然在“文革”时期对自己的未来很迷茫，可是马金芳从未放弃自己，也从未放弃努力。
静心学习，是马金芳此生不懈的追求。
读书，在那个时候，是她与自己的命运抗争的唯一方式。
3．家教学养 一诺千金
“文革”十年，即使一家人身处逆境，马金芳的父母也仍不忘对子女谆谆教导，严格要求。马金芳说，每次我洗白球鞋，父母总嫌我一次洗得不干净，他们要求我洗很多遍，直到鞋面雪白没有任何污点为止。
通过这个小小的生活细节，可见父母对马金芳的管教和要求近乎苛刻。虽然自幼生活富裕，但是马金芳一直在传统而严格的家教氛围里长大，她的父母从没放松过对她的教育和培养。
时至今日，马金芳仍对父母的教诲念念不忘，这是贯穿她一生的做人做事的准则：当别人求你帮忙的时候，你一定要当成自己的事去办；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能自己担的事就自己担；一定要为别人着想，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做人要有骨气，有尊严；人要讲诚信，说过的话一定要算数，一诺千金……
除了做人做事的理念，马金芳的父母对她的仪表举止也有严格的要求。不但衣着要整洁得体，父母亲还要求马金芳的行为要大大方方，不许扭扭捏捏，像个害羞的小女孩。
即使在“文革”那段残酷的岁月里，马金芳的父母仍然没有降低做事的标准。至今马金芳还清晰地记得：每次拔秧，秧盘底下必须平平整整；一次菜没炒好，父母会连续批评三天；读书学习，要求一遍就彻底搞懂。父母的教育可谓事无巨细，处处把关，谆谆教导。甚至到马金芳30岁的时候，母亲还在纠正她走路的样子。
正是这样严格的家教造就了马金芳，让她在十年浩劫的岁月里迅速成长，积极适应，自我担当。在扬中务农期间，因为父母早就教会了马金芳独立生活的本领，所以她从“千金小姐”变为农民的角色转换过程中，无论是适应能力还是心态，都转换得非常自然。也正是这样严格的家教，让马金芳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仍旧保有尊严：自重，自爱，自强不息。
今天，在马金芳的身上还能看到父母严格家教的长远影响，她总能给初次相识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宜禾独具特色的展厅总是引人瞩目。
短发，有质感，一丝不苟，显示出一股说一不二的刚毅；脸庞，白皙润泽，不施粉黛，衬托出这个江南女子的柔美和精致；鼻梁，挺且直，给人感觉她是一个正直而值得信赖的人。
她有魅力，有威信，对周围的人关怀备至；她严肃、敏感，不喜欢谈论自己，很少吐露心事，克制情感的流露，拥有温柔与刚毅并存的特质。
与她面对面交谈的时候，你会感觉她的目光犀利却又充满暖意。她沉默不语时严肃得像一位大家长，笑的时候又亲切如邻家姐姐。
她总是穿着一件肩部微微上翘的上装和黑色裤装，硬朗而挺拔，大方而优雅。脚上总是踩着一双黑色船鞋，似乎随时准备健步如飞去应对一切。她通身没有佩戴一件首饰，理性与感性，两种气质完美地交融在一起。
四十多年前，马金芳还无法想象自己今日成功的模样，还在黯淡无边的生活中苦苦思考自己人生的出路。那时候，父母不但教给她人生的基本准则，也给她指明了人生的方向。
“我父母说过一句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4．缘定服装 创业起念
“文革”期间，由于马金芳一家人戴着“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所以社会地位一落千丈。马金芳没有资格去念书，当公务员更无从谈起。
“由此我有了一个想法，就是不能就这样埋没自己的一生，还是想做点事情。”
马金芳不甘心就此沉沦下去，变成没有知识和头脑的人。在父母的引导下，她想学一门技术，有一技之长，从经济上寻求出路。马金芳觉得社会是个大学堂，那里的知识、技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考虑再三，年仅18岁的马金芳认准了一个理儿：“技术是不认人的”。1972年5月，马金芳进入当时的扬中县红胜云母厂工作。由于工作努力、表现突出，她很快就成为红胜云母厂的车间主任。
6年后，也就是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走了十年浩劫的阴霾，在乡镇企业做了多年技术员的马金芳感受到了这股新鲜的活力。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就在这一年的12月，马金芳毅然离开了红胜云母厂。不久，她居然辗转去了山东济南缝纫技术学校学习服装技术。
“我想，如果能够有这样一门技术的话，我可以不停地去动脑筋，而不是总在重复一个动作。”
原来，在红胜云母厂待了6年，马金芳觉得那里的工作单调、机械，技术含量不高，没有发展前途，也不能满足她继续求知的愿望。马金芳心里想的是要掌握一门可以安身立命的技能。而且，这门技能还要不断地带动她提高和进步，不断地给她带来新鲜感和成就感。在那个年代，女性可以从事的技术职业屈指可数，缝纫裁剪是比较适合的职业之一。所以，经过慎重考虑的马金芳毅然到山东学习服装技术。
1978年的中国服装行业尚在渐渐苏醒的过程中。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从业人员的着装因为深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中山装是城市男子的主体服装。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官员的职业服装也只在中山装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和简化。而在工矿企业里，工人多数穿着帆布面料——俗称“劳动布”——制作的工作服，那几乎成为劳动和福利的象征。
“文革”时期，全国一片灰、黑、蓝，人们的服装款式单一、颜色单调灰暗。绿军装成为一种革命、光荣和神圣的代表。由绿军装、武装带、解放鞋与军挎包组合起来的“红卫兵装束”成为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装扮，能穿上军装和军大衣是年轻人最为荣耀的事情。
马金芳虽然亲身经历着这些时代服装的变化，但是她当时对服装行业的发展还没有清晰的认识，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将来会与中国服装业的发展紧密相连。
那时候，25岁的马金芳就像海绵遇到了水，一到济南她就投入到服装剪裁设计的学习中。别人游玩，她在裁剪；别人睡觉，她在揣摩。她如醉如痴地钻进了服装裁剪的奇妙世界，废寝忘食地钻研，以至于学习两个月她就瘦了10斤。毕业的时候，马金芳因为学习成绩优异，成为500多个学员中唯一能够到济南工业展览馆展示技术的女生。那时候，多家服装企业向她抛来了橄榄枝，可是没想到她很快就从山东打道回府了。
原来，天资聪颖的马金芳在济南缝纫技术学校很快掌握了缝纫裁剪技术，可是她觉得在那里学到的服装技术知识极其有限，无法满足自己求知的欲望。1979年1月，马金芳又单枪匹马来到上海闯荡。
就在马金芳到达上海的这个月底，时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的袁庚拿到了国务院《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的批复，一块方圆2.14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给了招商局，这就是日后的蛇口工业区。那里成为改革开放的小小试验田，这个普通的小渔村一跃成为“中国改革的先行者”“特区中的小特区”。
也就在这一年的大年初一，中国内地媒体历史性的突破在上海的《解放日报》悄无声息地上演。在国人暌违“广告”13年之久后的一天，《解放日报》在全国媒体中率先恢复刊登商品广告。此后，从中央媒体到地方报刊一呼百应，门户洞开，商品广告铺天盖地进入百姓家。
这就是1979年的春天，冰雪开始消融，中国的商业大潮已经动地而来。
这一年的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同年7月15日，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意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两省在计划、物资供应、物价政策等方面也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和灵活政策。更令人瞩目的是，决定同意先在深圳和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和厦门设置特区。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引发的思想震荡也体现在生活消费领域。1979年春天，北京民族文化宫迎来了有史以来第一场时装秀——著名的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亲自率领12名法国姑娘走上中国的T台。当时这场秀还被冠以“服装观摩会”的名目，来参观的人也仅限于中国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让国人第一次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原来这样精彩！”
就在马金芳到上海进修服装技术的时候，上海也迎来了服装领域的新气象。1980年8月，停滞了14年的中国出口服装洽谈会在上海举行，成交额是上一届——1966年洽谈会的30多倍。在此期间，我国第一场时装表演正式亮相，令国人耳目一新。
1980年11月，国内第一支时装模特队——上海市服装公司服装表演队亮相上海滩，引起全国性的轰动，“时装模特”也就此在新中国诞生。
这期间，马金芳还在上海的小作坊里学习服装技术，她没有机会到学校里去深造。此时，中国官方的服装教育培训已经拉开了帷幕。1982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开设了国内第一个服装短训班，1983年苏州丝绸工学院开设了服装教育的第一个本科专业。中国服装专业教育由此“一石激起千层浪”，仿佛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中国服装界开始打破黑、灰、蓝一统天下的局面，服装服饰百花齐放，人们的生活又开始五彩斑斓起来。
1979年皮尔·卡丹在北京的服装观摩会轰动全国。
时年26岁的马金芳即使身在上海，恐怕也没有注意到《解放日报》的那则广告和皮尔·卡丹时装秀的新闻，她对特区还没什么了解，对改革会带给她的影响也没有太多的设想。但是她心里很坚定地认为，在那个年代，“上海”就是品质、时尚、先进的代名词。她觉得上海是当时自己学技术最好的课堂。自己少儿时期也经常来上海生活。到这片广阔的天地里来，一直是她心中的梦想。只身闯荡上海的马金芳一头扎进了缝纫铺，虚心做起了学徒，这一待就是4年。
在这4年的时间里，马金芳边做学徒边做活。白天跟师父学技术做活，有时候在门店做，有时候登门为客户量体裁衣，晚上回来自己还要不断地练习白天学到的技术。4年里，马金芳平均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3个小时，在她心里一直有一股顽强的力量支撑着自己：“你要想成就一件事情，就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你能比别人多付出一倍乃至数倍的努力，成功的机会就一定属于你。”
“为了成功，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这就是马金芳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三十多年前，她独自在上海闯荡，为了掌握技术，她经常要“咬紧牙关，坚持！”4年间，马金芳练就了一身精湛的制衣技术，西装、大衣、旗袍样样做起来游刃有余。因为制衣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必须一丝不苟、聚精会神，每个细节都要精益求精，对自己本来就要求严格的马金芳也变得更加严谨和坚毅。
回望当年恶劣的外部环境和马金芳曲折的成长经历，才能真实地体会到：激励马金芳刻苦学习技能的背后，不单是想要掌握一门技术的渴望，更是十年浩劫给她的内心带来的巨大震荡。回忆起当年的点滴，马金芳说得最多的就是，当时经常挨批斗，政治地位、社会地位都没有。这让她下了一个决心：一定要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想要成就自己的事业，是外部环境的驱使，更是马金芳的个性使然。
“我这个人是一个爱学习的人，我非常喜欢挑战。”
马金芳从小就发自内心地热爱学习，而且她非常喜欢新鲜事物，不喜欢机械重复的劳动，觉得“重复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脑袋瓜子锈死掉了”。那个时候，马金芳就把自己的人生定位为有质量的人生，这个质量不是财富和金钱，而是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知识越丰富，文化积淀越深厚，技能越高超娴熟，人生才越有质量。
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艰难生活的历练，马金芳对自己的人生蓝图有了更清晰的勾画：掌握知识和技能，成就一番自己的事业，体现自我的价值，实现人生和生命存在的意义。她的人生目标越来越明确了。
1982年，也就是马金芳在上海学缝纫的最后一年，她为实现人生目标所做的准备快要蓄积成熟的时候，机会也悄悄临近了。
这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胡耀邦作了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这也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到20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也就在这一年，马金芳得知父亲患了癌症。1983年，马金芳从上海回到了扬中，以便更好地照顾父亲。与此同时，她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改革的气息。
就在这一年的1月12日，邓小平提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这是现在众所周知的邓小平的重要讲话。
3个月后，也就是1983年4月13日，国务院又发布《关于城镇劳动者合作经营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的补充规定》。这些规定给城镇个体经营者正名，让他们有经营和生存的一席之地。文件明确指出，城镇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之一。
在服装纺织行业，一系列促进发展的政策陆续出台。
1979年，国家给轻纺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23亿元，还增加了轻纺工业挖潜改造措施费和专项贷款15亿元。
1980年1月，国家又决定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原则，也就是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的措施优先，基本建设优先，银行贷款优先，外汇和引进新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让轻纺工业加快发展的步伐。
到1983年12月1日，国家商业部发出重要通告，即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絮棉票，对棉布、絮棉敞开供应。延续了几十年的布票制度一经取消，服装业改革的呼声迅速响遍了全国！
一系列支持个体经济的政策法规出台了，南方的经济特区正热火朝天地建设着，服装行业重新开始繁荣了。一直奋发图强的马金芳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1983年，正好碰到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对私有制重新定论。开始允许大家去办厂，我感觉到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当时也想办厂。”
但是，跃跃欲试的马金芳刚提出自己的想法，立刻就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当时，一家人刚刚经历过“文革”的打击，还没有完全从痛苦的阴影中走出来，父母心有余悸，怕马金芳再遭受这样的冲击；国内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围绕特区的非议一直云谲波诡，谁也不能确定改革的风到底会往哪个方向吹。多重顾虑导致父母强烈反对马金芳想要办厂的尝试。
马金芳则毫不退缩，耐心地劝说父母。
“我跟他们讲每天重复劳动，这样不行，人生没有意义。”
其实，马金芳早已做好了打算。如果以后能够发展好，她还能学到一点知识和技能；如果发展不顺畅，最差也不过是回家种田，这点最基本的权利还是有的。于是，经过多次劝说，马金芳争取到了父母的支持，义无反顾地办起了服装厂。
这一年，马金芳30岁，那是她的而立之年。
“三十而立”，源于《论语·为政》。对这句话的一种解释是，人到了30岁就应该去面对一切困难。还有一种解释是，“三十而立”中的“立”不是指成家立业，而是在对社会和自己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和理解基础上的一种自觉的或者是有相对觉解的意识，一种自我人格独立的意识。
回望马金芳人生的“而立之年”，她在当时确实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困难的准备，她的内心对社会和自我有明确的认识和理解，实现了自我人格的独立。30年间跌宕起伏的人生经验已经为她成就一番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0年后，马金芳带着某种幽默感和某种坦诚轻松谈起波折的青少年经历，也感慨自己抓住了历史的机遇，起念创业。
“企业的发展，我们第一个感恩的是这个社会，社会给了我们机遇。如果社会没有这个条件，我们创业也是困难，感谢这个社会给了我们创业的机遇。”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太多的人凭借当时社会的机遇赶上了经济发展的潮头。内因和外因促使马金芳赶上了中国服装行业复苏、发展的时代。就在她痴迷学习缝纫技术、义无反顾办厂的那一时期，民营服装厂已经如雨后春笋般在国内出现。
早在1976年，和马金芳的家乡距离不太远的江苏常熟，一位名叫高德康的年轻人在一个叫白茆镇的地方发起组织了一个缝纫组，他们只有11个人和8台半新不旧的脚踏式缝纫机。靠着一间借来的房子和大家东挪西凑的启动资金开始创业。这个缝纫小组就是“波司登”的前身。
1979年，在宁波的一间地下室里，李如成等几个知青凭着2万元知青安置费，自带尺子和剪刀，办起了宁波青春服装厂。这家青春服装厂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雅戈尔”的前身。
1980年，全国乡及乡以上的服装企业已经达到22100家，全国服装行业的从业人员达到了90.9万人。
1983年，刚开始创业的马金芳还不知道，那一年她的这个决定，将使她站在中国服装行业改革开放的前位起点上。自此，中国服装业发展繁荣的30年，将是一个充满了激荡、激情的时代，是百舸争流、大发展、大升级的时代，其发展速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和成果，都远远超过了当时人们哪怕是业界人士最乐观的估计。
在这个时代大潮中，中国的服装产业将用15年的光阴完成从工场手工业到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的过渡，构建全新的现代服装产业体系；再用15年的光阴以品牌战略为核心开展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以资本运作、多品牌、国际化、轻公司、快时尚等现代经营理念与国际接轨。
马金芳此后的人生经历，也将伴随着中国服装行业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变得波澜壮阔、荡气回肠。她将怀着一生的梦想和信念，凭着一往无前的精神、正直诚信的品格、专注独到的见识、宽容和坦诚的性情，走过风风雨雨，穿透重重迷雾，在跌宕起伏的中国服装行业中撑起一片蓝天，打造出一个响亮的民族品牌，缔造出一个中国职业装的王国。
进入职业装领域，马金芳成为中国职业装论坛上的一面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