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味人师
思聪
从师姐手上接了汉语五级班，虽说只有五个学生，但也为了能开始正常授课，传播知识，作为人师而高兴很久了。
班上的五个学生：大为、马德兰、郭一夫、梦敏、思聪。
大为，50岁，是个生意人，很忙，能来的时候都会迟到，缺席算是最正常的现象。一学期没见上几面，没什么印象。
马德兰，20岁，是个很漂亮的女生，身材出奇的好，大胸翘臀，四肢却又很瘦，她特地告诉我她是个兼职模特。
郭一夫，20岁，是个腼腆的小伙子。汉语不怎么好，但是学习非常努力。下课的时候喜欢跟马德兰窃窃私语。我问他有什么事情这么有意思，可以说出来大家一起开心一下，他就脸红，动不动就把头埋到书里去。
梦敏，24岁，汉语非常好，基本交流无障碍，发音上有些小瑕疵。
思聪，36岁，惊人的汉语词汇量，却最不爱表达，口语很差。我和他讲话的时候，经常不敢看我的眼睛。
梦敏经常在课间开玩笑说，“思聪很怕女人。”
“是的，我很害怕女人，特别是陌生女人。”思聪承认。
有一次我对他说，“思聪，你可以把老师当作你的妈妈，不用怕老师。”
思聪低着头，看着手里的笔尖，用另一只手指轻轻抠着铅笔削皮处，“老师，我没有妈妈，妈妈已经死了。”
“老师，生他的妈妈死了，但他还有一个妈妈的。因为他爸爸有两个老婆。”梦敏抬起头来，看着我补充说。
“哦，对不起，思聪，那你另一个妈妈，你怕她吗？”我又问。
“嗯，我怕的。”思聪把头低得更低了。
“为什么呢？”我追问起来，心想，这世界上后母戏码真是不分国界的。
思聪环顾了一下四周，低着头说，“她经常打我。”
“为什么？你已经长大了，为什么还要打你？”我更为不解。面对着这个临近四十的男人，那种小心翼翼地却像个10岁做了错事的男孩，我迷惑不解，“你为什么不反抗呢？”
思聪没听懂，愣在那里。梦敏在后面用尺子戳他背。他往后靠了靠，视线仍停在那笔尖上。梦敏用法语给他解释了“反抗”的意思。
他惊恐地抬起头看了看我，视线又迅速地回到笔尖，摇了摇头。
“那我们换个话题吧”，我意识到气氛的凝重，“思聪，你有女朋友吗？”我笑着问他。
他摇了摇头。
“老师，他说了他怕女人，怎么会有女朋友呢。”梦敏歪着头笑。
郭一夫在一旁咯咯地笑。
“你笑什么，是不是你有女朋友了？”我把矛头指向了郭一夫。
大家齐刷刷地看向他，他又开始害羞了，“我没有女朋友。”然后又把头埋到书里去。
听到郭一夫也没有女友，思聪转过身去，看着他，也跟着大家咯咯地笑起来。发现我在看他，又不好意思地转头回到书里去。
“你们可以把我当作妈妈，也可以当作朋友，有什么话都可以直接跟我说，高兴的和不高兴的都可以告诉我。我也会把在喀国，开心的不开心的和你们分享。”我表达了自己的友善。
周末在家包饺子。师姐擀着饺子皮说，思聪前一周天天跑去办公室找她，想换到师姐的四级班上课。师姐问他是Amanda老师教得不好，还是他自己跟不上。他告诉师姐不习惯适应新老师。过了两天，他下课又跑去找师姐，说不要换老师，也不要换班级，Amanda老师很好。
师姐一边包着饺子，一边语重心长地说，“其实思聪很可怜的，有个家暴的后妈；不过他还是很天真很单纯，虽说36岁了，但是当他认定了你是可以依赖、信任的朋友时，他就会事事认可你，你也会觉得他特别可爱。”
有一次讲到中国的四季，那种风花雪月、伤春悲秋、风霜扑面的情怀他们是无法体会的。
我灵机一动，问道，“那你们家里有没有冰箱？冬天就是冰箱冷冻柜里的那个温度。”
“我很喜欢冰箱，如果中国的冬天跟冰箱一样，那真的很有意思。”思聪满怀憧憬地说。
“思聪，想想那些在冰箱冷冻柜里的鱼，如果你冬天的时候没有穿很多衣服，就像那些鱼儿一样了。”我拍着脑门无奈地说。
“哦，那真的太吓人了。”思聪点头说，“我下次要去买一条活鱼，给它穿很多很多衣服，然后放到冷冻柜里，再看看它会不会死？”他兴奋地用法语记下他伟大的实验课程。
“在中国冬天是会有暖气的，所以思聪，你下次做这个实验的话，先把鱼放到一个有暖气的盒子里，然后再放到冰箱冷冻柜里，这样更加科学。”我认真地说。
梦敏和郭一夫已经笑得不能自已，马德兰一边照着镜子，一边捋着头发，咧开那快开到耳根的大嘴说，“哦啦啦，思聪，老师的实验很难呢。”
思聪转过头去，尴尬地看着他们，“其实，其实，我们家没有冰箱。”
马德兰放下镜子，“老师，我们喀麦隆也有四季的，12月、1月、2月是大旱季，3月、4月、5月、6月是小雨季，7月、8月是小旱季，9月、10月、11月是大雨季。”
“哦，那我们现在是小雨季？”我迷惑地问。
“是的，老师，所以现在我们每天都会有水。”郭一夫补充说。
中国人与喀国人的“有水”，概念是不一样的：中国人24小时不停水就是“有水”，喀国人是周一至周五正午前不停水就是“有水”。
“那么，请问一下，旱季的时候会停水吗？”我紧张起来。
“大旱季的时候停水很厉害，有时候会停一星期，但是政府会提前告诉你的，所以你的家里要准备一个很大的蓄水桶。”梦敏跷起了二郎腿说。
那堂课萦绕心头的一直是停水这个问题，下了课我便跑回家去问师兄。
“是啊，我们去年就遇到过停了五天的水。主要是因为法语不好，路口贴的告示没看懂。所以那几天过得比较窘迫。男生们跑到外面荒草地里解手，家里不开火，都出去吃喀餐。女生们都去超市买纯净水洗脸，那品质绝对是土豪的节奏啊。”师兄把捣烂的蒜泥拌到新剥的煮鸡蛋里，搅碎放了点酱油，吃起来。
“师兄，这是你新发明的吃法吗？”
“我天生中国胃，吃不惯喀餐，哎，每天就倒腾点新花样骗自己就餐呗。你要不要尝尝，还真好吃。”他说着拿起一个煮鸡蛋给我。
我摇了摇头，继续沉浸到自己的停水忧愁里去。
“这个国家有大雨季和小雨季，难道就不能把这些水蓄起来留到旱季用吗？”我开始埋怨国家的无作为。
“雅温得的供水系统是法国人在20世纪60年代做的，1960年喀麦隆独立，这么多年了，他们也没有过要发展和改造的念头啊，高官大腹便便中饱私囊。所以很多老法就经常辩论，这喀国殖民地交还给喀麦隆，是对的还是错的。”
也曾听使馆的同胞讲过。喀麦隆是出了名的重债穷国，每年需要举债进行基建，什么项目都拜求国际支援，还自豪地到处为援建国在城内插上国旗以示尊重和感谢。这倒是不假，坐摩的在雅温得环城游的时候，随处可见高高飘扬的法国国旗和中国国旗。
“当然，Bastos那块儿绝不会停水，二十四小时稳定供给。”师兄说着，见我又要发问，马上跟着说，“Bastos是富人区，那儿有总统府、各国使馆、贵族子弟学校、奢靡的大酒店……”
Bastos富人区就在那时成了我心中的向往之地。
大雨为谁而泣
我的日子就这样，在雨季中过着。
说是雨季，但更像是阵雨的季。喀国人没有带伞的习惯，下雨了不是在雨中若无其事地继续行走，就是暂避到街边廊下停歇。
要说喀国的天空是装了阀门开关的水箱，应是最为贴切的。中国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说，雨来前总会印些景迹。而在喀麦隆的雨只能改作“秒停秒下”式。雨来得快，去得也快。碰上没课的日子，坐在屋外廊下赏天便是件特别有情调的事情。
烈阳高照，墙外油绿的芭蕉耷拉着脑袋，湛蓝色的天空，白亮的浮云，还有一枝从墙外探进头来，艳得异常的不知名红花。这样的天气，如果加点知了的聒噪应该是极美的。只是在喀麦隆从未听到过知了的叫喊，于是知了声便成了我心中的一种乡音，每每想起便会撩起一丝惆怅来。
这里的云，白亮得异常，像是能捕捉相机闪光灯中那刺眼的一瞥，然后将这种刺眼的白亮凝在这云朵中。稍稍盯久一会，不禁打起连环喷嚏来。这些大朵大朵的云群，你追我赶似的来了，又走了，像追逐羚羊的饿豹，又像是逃亡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的野灵。接着就慢慢移来一些染了灰亮眼影的云朵，许是与天空之间摩擦拉扯的原因，临近了，看着有些疲惫，重了神色，迟了步伐，有些阴郁浓重。这些灰朵儿过去之后，就迎来了些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的乌将客，这些乌将客果然是有来头的，像大人物一般有分量，有气场。这样的气氛压得远近高低的房子都缩起身来。正盯着细看时，突然像开玩笑般，在头顶开了阀门，像喷泉般任雨花飞溅。打在房顶上，像是《森林之王》曲目中欢快、密集的鼓声，这种节奏引得房顶也开始整片整片热情地舞动起来。
平民区的屋顶大多数是铝铁皮和塑料片相间铺盖成的。雨一来，便哆嗦得厉害，也似欢舞得厉害。屋外高大的芭蕉和木瓜树也顿时有了精神，探着脑袋的花也开始拼命点头。这天赐的节奏是如此地欢快，连雨滴也不甘示弱，冲击到地面坑洼处，重重地溅起啤酒色的水花。远处的棕榈树，好似跟着节奏，用无数的手打着拍子。如果一个男子在这时想跟一位女子表白，一诉衷肠，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雨声大得连你在一米之内叫救命都听不见。
这雨也染着喀麦隆及时行乐的文化因子。这一秒下得天崩地裂，下一秒便是艳阳万里，平静如初。喀麦隆人就是如此，即使明天穷得没有米汤、赤豆和beignet
吃，今天也要把最后一中非法郎花在啤酒和音乐中，并且忘我地跳舞，发自内心地狂欢。
雨的美好只是留给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家或是忘却一切的诗人的，对于老老实实、本分谨慎且苦心经营生活的喀国人来说，雨未必美好，许是愁煞人的一遭。看着铁皮房顶跳得如此带劲，底下不知又有多少家的锅碗瓢盆在这时要被频繁地派上用场。有时候我很想在高级班上教一堂杜工部的“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听听喀麦隆对此的感慨与沉思，但又有几个能乐观地理解“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慷慨希冀。
有一次下课回家，本想步行闲逛着看看沿途的风景，谁知道碰上了一场突袭的雨，连忙就近躲到一家网吧的屋檐下，任凭雨在屋檐上肆无忌惮地敲打着。网吧那天没有营业，门锁得死死的，善心的老板在门口留了一条破木长凳，可以供过路人歇脚，有时甚至还可以成为流浪汉暂时的床铺。
雨像哭上瘾的孩子，越下越来劲，不远处的房顶，街道的线条，像是孩子脸上的轮廓，在哭声中变得扭曲，我内心是喜欢这种感觉的，可以大声地疯唱，大声地嘲骂，大声地怒吼，亦或者大声地笑。我却什么也没有做，沉浸在大雨带来的暗喜中。
突然，跑过来一个急促的身影，气喘吁吁地挨到我身边来，看了我一眼，又屏住呼吸，像是怕惊扰我的矜持，又轻轻地往外退了退。二十来岁、头上套着劣质的假发，浓密翘卷的长睫毛沾着雨丝，丰厚的嘟唇，扁平宽大的鼻子，眼睛却是亮着的，身材前凸后翘得恰到好处，左手拎着一只瘪瘪的塑料编织袋，右手轻拭着额头和假发。再从编织袋里掏出一团东西，打开，然后将之套在头上。
她顶着一头黑色的塑料袋儿！
这种情景其实非常常见，我以前强忍着牙缝里的笑意，皱着眉头装作很认真地问过几个学生，学生说喀国女人，是不留长头发的，一般家里基因好，家境好到常年不停水的人家，头发最长也只到齐肩，平时看到的大粗麻花头是外接的。男人时兴剃光头和板寸，女人则喜欢隔几个月换个发型。讲到这儿，有个学生眼里充满渴望地说，从中国进假发到喀国来卖，甚至可以跑去整个非洲卖，都是一个绝好的商机。
我突然想起我每每披头散发走在路上的场景，几个十一二岁的女学生会跟在身后，有时会大胆地过来摸我的头发，然后惊叫，“上帝啊，我摸到了。”“这是真的吗？”“嗯～～好质量”“马达姆，你可以把它送给我吗？”当时的我有些纳闷，而现在看着眼前这位护发达人，这强忍的干笑实在是憋不住，不争气地从牙缝里挤出来，然后化成了“噗嗤”一声。幸得有这绝好的大雨，吞咽了我尴尬的行为。
她的眼睛从躲进这个屋檐以后就一直盯着远方，保持着往外的雕像式姿势。我轻轻拍了拍她的肩，用手示意她可以再站进来一点儿。她微笑着露出留有门缝的板牙，很白，但显得很憨实，就往里挪了挪。
这样的气氛有些儿尴尬，我靠近她耳边，大声地说了句“这雨真大！”她转过头来又笑了，俯到我耳边说，“在喀国这是常事，你应该学着习惯。”接着我们的话题在“咬耳朵”中慢慢地聊开了：她是西部人，家里的父母都得疟疾死了，没有兄弟，只有一个相依为命的小妹妹。她大学学的是法律，但是在雅温得找不到工作，快待不下去了，想着再过些日子就带着妹妹回西部农村去……我心里很是酸楚，问她是否可以向喀国政府申请一些特困人员的生活补助；是否可以问问亲戚朋友，可否接济她一些；又或者她可以找一个雅温得的男人结婚，让自己的生活改善一些。她没有说话，只是笑笑，然后很严肃地跟我说，“我不想回西部去，我想让我的妹妹能在雅温得接受教育，你能帮我找一个工作吗？我什么都愿意做，只要你能给我一份工作，让我留在雅温得，我可以做你的保姆，洗衣工，厨娘，你希望的什么都可以……”她是用充满希望的眼睛看着我的，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回复。我告诉她，我只是来这里实习教学的一个小小志愿者老师，除了为她祷告，我什么都不能为她做！接下来，我们各自默默地望着混沌的远方，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对人生的无奈！我想把口袋里的两百中非法郎给她，但却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我伸手去摸口袋，转而又怕给了，她赖上我了，该怎么办！
如果不能为别人解决实质性的问题，那么同情与怜悯并不是最好的安慰；相反如果对方本有人性懒寄的劣根，那么给予希望的救济反而成了一种扼杀自强的纵容。
这一刻，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做。就像孤独地站在岸边，看着一个挣扎在水中的活人，听着她一声声无助的惨叫。而我不会游泳，手里只捏着一根柔软无力的柳枝。我想跑去求助，但沿途时不时都有这样的惨景。
最后，我能做的就只有与她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看着雨，然后静静地等待它的停歇。
我一直以为不公平的是人类社会、一切人为而成的体制，而愚笨地认为人生是公平的。却忘了，人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因为无从选择自己的出处，呱呱坠地那一刻其实就已知道人生大致的方向会在何处。
就如这雨，打在Bastos富人区的房檐上，就是浇不灭房檐下的歌舞升平；打在泥瓦木棚的铁皮顶上，就像滚烫的焊烙铁抽打着寂凉与凄苦。
梦敏
早就听说过喀麦隆有六所公立大学，雅一大Université de YaoundéI、雅二大Université de Yaoundé II、布埃亚大学Université de Buéa、杜阿拉大学Université de Douala、德尚大学Université de Dschang和恩冈代雷大学Universitéde Ngaoundéré，很想去参观了解一些喀国当地高校的教育情况。也经常在课堂上抛出这种想法，想着这样一块“红砖”不知道有哪块“美玉”会应和着出来。梦敏真是个善解人意的中国通，她看出了我的用意，便自告奋勇要带我去雅一大走走。于是，邀上几个好友跑去了。
雅一大前身是雅温得大学，雅温得大学是喀麦隆最重要的大学之一，坐落于首都雅温得。1962年在法国的帮助下得以建立，那时被命名为“雅温得联邦大学”。1972年喀麦隆国家独立，“雅温得联邦大学”也在那时将“联邦”二字摒弃，开始叫作“雅温得大学”。1993年，由于国家要求大学体制改革，雅温得大学就分成了现在的雅一大和雅二大；当时在巴黎大学的倡导下，开始设立学科分支的模型教学。雅一大被选为泛非大学研究生培养的一个点，并为之设立了一个学院，专门研究社会、人类科学和管理学科，学院于2011年9月正式启动教学。
在梦敏的引导下，我们来到了雅一大大学门口，说实话，这校门口不算大。走进校园内，便看到一座座带喀式风格的楼房，低矮、单层、绿树环绕，显得格外有喀国风情。拾级而下，满眼的绿意，遍地的绿荫，有一种清雅幽静的气氛，确实是个能让人潜心钻研学问的好地方。梦敏告诉我，因为是星期六，所以学校里人很少，当时是下午两点多，很多学生也已经下课了。来来往往的人并不多，都是非常安静地从我们身边绕过，偶尔有几个用不流利的汉语跟我们打声招呼，“你好”，就微笑着离去。
走进一个阶梯教室，里面设备并不齐全，没有投影仪，没有麦克风，只有讲台和黑板。但是教室打扫得很干净，有几个学生坐在角落里学习。
经过中心图书馆的时候，发现图书馆前面有长长的一道墙，我问梦敏，这是不是学校社团张贴海报、广告的地方。梦敏说不是，这道长长的墙是成绩公告栏，期末的时候，全校每一位学生的各科成绩都会出现在这堵墙上。这与中国很不同，中国向来是报喜不报忧的，只有十佳学子、风采人物这种光彩的事情才会出现在公告上，而不是每一个人的。梦敏告诉我，学生们私下里叫这堵墙“悲喜墙”，因为出成绩的时候有人会在这里哭，也有人会在这里笑。
中心图书馆是由较现代化的4层楼高的玻璃构成。它约能容纳980个座位，只对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开放。位于主校区校长办公室及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之间。
雅一大分为5个校区，主校区Ngoa－Ekelle（包括校长室和中心服务区，FALSH，FS，BC，CUTI，CMS，Cité Universitaire），Ngoa-Ekelle偏心校区（ENSP，FMSB），高等师范校区，Nkolbisson（CBT）校区。分别有三大主系：医学和生物医学科学系，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系，理学系。各个系又有各自不同的专业。我的学生梦敏就是英法双语专业，属于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系。各校区内又设有其他学校的合作学院，如国立高等理工学院、高等师范学院。
雅一大的运作主要分为五个部门管理：基础设施、规划和发展部，学术著作研究部，行政和财政事务部，学术事务和合作部以及专业中心。雅一大也是唯一一个拥有装备良好的现代化计算机中心的公立大学，其他五所大学都缺乏基本的信息系统。雅一大有5个学生社团和20个不同的俱乐部。
经过学生宿舍的时候，梦敏告诉我，雅一大的学生宿舍很有限，很多学生要在学校外面租房子住。当然住在学校里的学生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只有碰上运气才有空房富留，且每个月的房租费是5000中非法郎。
经过外语学院楼的时候，红色的房顶，蓝色的天空以及高大深绿的椰子树，让我们不禁怀疑，是身在油画中，还是处在油画外。
梦敏的聪慧与努力获得了回报，她成功夺得首都“汉语桥”决赛中的冠军，被邀请去中国参加总决赛。这件喜事却变成了让我忧伤的小事。
从她知道自己要去中国参加比赛后，上课经常开小差，还时不时问我跟课堂教学内容无关的事情。
“老师，去中国的机票要多少中非法郎？你确定中国政府会帮助我付吗？”
“老师，打扰您一下，我到了那边，周末的时候可以出去旅行吗？”
“老师，老师，我的亲戚朋友让我们带中国的假发、鞋子、衣服，在网上都可以买得到吗？你确定他们会根据地址，送来给我吗？”
“老师，如果我要买电视机，您觉得可以吗？”
“老师，老师，老师……”
然后听写生词的时候，频频出错，字迹越来越潦草。那个优等生再也不见了。我对待她的语气慢慢变了。
“梦敏，我们在上课。”
“梦敏，现在我们在做什么！”
“跟上课无关的问题，请你，下课问！”
均未果。我想了很久，有一天语重心长地花了两个小时给他们上关于尊重别人、遵守纪律的课，期许着他们能够感悟，能够悔改，而事实是：马德兰每次回答问题依旧是照着镜子，捋着头发；郭一夫依旧是把脸藏在书里，偶尔偷溜出一双眼睛；思聪依旧是低头不敢看我，永远沉默；梦敏还是会忍不住问无关于比赛才艺准备、无关于现阶段学习内容的事情，似乎没有意识到我的用意。
我快要被这样无趣尴尬的气氛窒息了。
我想起了武则天驯马的故事，话说吐蕃送给唐太宗一匹名叫狮子骢的宝马，太宗非常高兴便带着妃嫔、大臣们去观赏它。经过试骑，唐太宗发现此马虽好，但是性子异常刚烈，桀骜不驯，为此太宗很是发愁。这个时侯，武则天就出来说：“妾能制服它！请陛下赐我三样东西，铁鞭、铁锤和匕首！先用鞭子抽它，不服再用锤子打它的脑袋，若还不服，则断其喉！”
我以前总觉得武则天过于凶残，而不知降伏二字本就是铁血暴力的。
想起来刚来喀国时，师兄有一日上街被抢钱，结果钱没被抢走，反而赢得了望之生畏的架子回来。他分享心得说，喀国人真的很奴性的，只要你凶、比他强硬，他就怕你；你含蓄、文明，他就欺负你。当时我心底里是怪师兄的，怪他没有护得中国翩翩君子风度的周全，怪他失了泱泱礼仪之邦的尊荣。
而今回想来，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方法对待，奴性很重的人真的只能这样浅试一二。虽然我并不提倡，但是我本人却是那个跟随者。
我在课堂上准备发火了，拉过凳子一屁股坐下，把电脑屏幕演示器关了，书往桌上一扔，直勾勾地看着他们。
郭一夫从书里探出头来问，“老师，你这是做什么。”
“做什么？你们不知道吗？我不想上课了。”我倔强地说。
“为什么呢？”思聪提起那万年朝地的尊贵脸庞。
“你们觉得呢？”我没好气地回应。
“我觉得老师很奇怪，你突然不高兴了。”梦敏接着说。
“突然，突然不高兴了。我已经不高兴很久了，你们不知道吗？”我声音有些颤抖，毕竟发火不是我的专长，这个火是我酝酿很久才发的，想想要演出来，还是有些心虚的。
“不知道啊？”马德兰说。
“好好好，你们都不知道。那我今天就跟你们说说，我为什么不高兴。”所有学生扬起脸来，几近离奇地看着我，都皱起那眉头，仿佛要开始理解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单词。
“我先说梦敏，你觉得你的汉语很好了是吗？不用再学习了是吗？我上课的时候，你为什么要问我机票、假发、鞋子、衣服这些问题，你不知道我们在上课吗？你不知道其他同学在听课吗？你不知道这样会打扰了他们吗？你不知道你这样做很不尊重在上课的老师吗？你那样做就是一种没有教养、没有文化、没有道德的表现。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棒的学生，但是，上帝啊，我对不起你，她，根本就不是。请原谅我，上帝，我没能挽救她！”我越说，越激动。
“我再说你，马德兰，每天上课你都在照镜子，要么从今天开始，你叫镜子老师吧，不用再来上课，不用再想着去中国，那些美丽的假发，漂亮的衣服，摩登的机会，永远不会是你的。你就永远和镜子在一起，在这个喀国笑吧。因为你永远不懂什么叫作努力。”我开始适应了这种将音域越拉越高，越说越响的节奏。
“郭一夫，思聪，你们两个就永远躲在你们的书里吧。你们知道中国很发达，是的，很发达，我在那个发达的国家过得很好，永远不会停水，永远有新鲜美味的饭菜，有干净快速的交通。上帝啊，我为什么来这里。我以为你让我来这里，是为了帮助他们，找到真正的自己。但是，请看看吧，他们在干什么！”我开始向上天哭泣，转过身来对着他们，“你们四个，是喀国年轻人的代表，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但是看看你们，已经忘记了1960年之前被法国人殖民的历史，忘记了你们的父母辈们像乌龟一样忍辱负重，你们忘了，他们为了今天的平等、自由、独立，付出了多少血的代价。你们忘记了。上帝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以为他们四个中会有人像曼德拉先生一样，改变非洲，改变世界。”我哭了，真的哭了。我至今不敢相信那是我说过最长的，英法交杂的，蹩脚台词。
他们也哭了。都作祷告状开始哭泣。我顺势点响了电脑里预备好的喀麦隆国歌，雄浑的法语歌词开始飘散出来。
“喀麦隆，你是我们祖先的摇篮，自豪地集合把自由保障。你的旗帜如同灿烂的太阳，象征你的信念和统一的理想。但愿你的儿女听令整装，不分东西把热心奉上，效忠祖国就是唯一的愿望，各尽所能，始终一贯。我们最亲爱的家乡，整个幸福托你身上，你是我们的生命和欢畅，光荣和爱，为你施展”。
我抹着眼泪说，“希望有一天，这个歌词是用你们喀国人自己的语言唱出来的，而不是法语！”
国歌后，我们继续上课。突然梦敏站起来，深深向我鞠了一躬，“老师，我错了，我一定好好学习。”
马德兰早已收了镜子，用手帕擦着眼睛说，“老师，是我不好，我以后再也不会像今天这样了。”
郭一夫，坐得出奇地端正，像小学生那样，把手叠在桌前。“老师，都是我们的问题。”
思聪扬起脸来看着我，虽不说话，眼睛里满是泪光。
自那以后，我的课堂效果意外地好，梦敏没有迟到过，没有问课堂内容以外的事情；思聪每天正眼看我，还会对我笑，有时候作文里还会出现他崇敬的Amanda老师；马德兰虽然依旧打扮得时髦性感，但是却再也没有捋头发照镜子；郭一夫更可爱，每天像站军姿一样地端坐着。
我仿佛看到那喀国的火焰花开得异常烂漫。
有一周我在图书馆值班，正翻着课本苦恼着次日该上些什么内容，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请进。”我依然沉浸在我的思绪里。
“咚咚咚”。又是一阵。
“请进！”我提高了几个分贝，依然沉思着。因为暑期班即将过去，我将要迎来新的学生，我苦思冥想着如何才能在第一堂课里吸引到最多的学生，而这敲门声实在令我分心。
我起身去为那人开门。
“老师，是我，我回来了。”她扑了上来。
梦敏，穿上了中国买来的丝绸上衣，挽着一个发髻，手里拿着一大袋东西。
“老师，谢谢你，我“汉语桥”得奖了，你看这是我的证书和奖品。”她兴奋地说。
我拿着她的证书不住地点头，“很棒，梦敏，老师知道你很棒。”心里乐开了花。
“老师，这些奖品都是我从中国带回来的，我今天拿来让您选择，您是第一个选择的人，然后再是我妈妈，爸爸，好朋友们。”她把袋子里的茶叶、奖杯、证书、陶瓷杯一样样地全翻出来，轻轻地放到桌子上。
“老师什么都不要，因为老师已经有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这种初为人师的喜悦真的难以言表。
“老师，真的，你选一个。”
可爱的梦敏，这些东西对于喀国人来说，是巧夺天工的工艺品，对我来说，真的太过平凡。但是她这颗纯真的心，却是无价的纪念品。
“老师已经有了一个了，这些你送给你的家人吧。”我拍拍她的肩膀，诚恳地说。
“老师，你已经有了什么呢？”她很不解，继续“推销”她的礼物。
“你没有看到吗？老师有了你啊，你就是我最大的礼物。因为老师看到你的心里住着我。”我转过身抱着她，她抱我抱得更紧了。
郭一夫
有郭一夫的汉语课是欢乐多彩的，他常常会让我萌生“我是个白痴”或者“他是个白痴”的念头，这白痴绝对是褒义。
他时不时就会送我一些意料之外的哲思，也会添给我汉语博大精深的笑资。但每每越是有这样的结果，他却越是有最严肃、最认真、最正经的原因。
一次，我们讲到留学中国的话题。有的痴迷于中国的山川美景、摩登建筑，有的醉心于饕餮盛宴、特色小吃，有的留恋在什么都便宜的某宝网站，而只有郭一夫眉头深锁、拿笔敲着大脑门在沉思着，似乎完全游离于课堂之外。
“老师，为什么我们去中国学习，要叫我们‘留学生’？”他支支吾吾地问，见到同学们都看着他，马上羞红了脸，又躲到了书里去。
“留在中国学习的外国学生就叫留学生。”我理所当然地回答。
“那，那老师你，你是留在喀麦隆教汉语的外国老师，我们可以叫你‘留老师’吗？”他从书本里露出一双扑闪扑闪的眼睛来，看着我。
所有学生都跟着点头。
我当时真的没有回答上来，他的机智推理征服了我，但是我却圆不回去。
“非常好，郭一夫，老师一直在强调说‘留学生’，只有郭一夫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个细节。这就是你们思考的作业，我们下一课再讲。”我内心极为尴尬，但是脸上非常淡然且愉悦。仿佛我一直等着他说出这个问题，要抛给学生们去思考似的。
有时候他又会问，音乐特别好的人，叫音乐家；
绘画特别好的人，叫画家；
写作特别好的人，叫作家；
唱歌特别好的人，叫歌唱家；
特别会搞教育的人，叫教育家……
那么，写诗特别好的人，为什么不叫作诗家，而要叫诗人？
写汉字的时候，永远问“我”和“找”两个字的区别，且每次都会用错。
最让我印象深刻，且永难忘记的是他被杭州萧山海关遣送回国的故事。
郭一夫在我的班上，成绩并不好，但很努力，可是记得的都是书上刻进脑子里的东西，句式稍加变换，词语稍微改动，他就会觉得又多了一个新的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极差，用中国地道的话来评价——悟性极低。
有一日同事们终于下决心舍了血本去法国餐厅萨尔萨吃饭，正品着烤面包的美味和鲜榨果汁的香醇，等待着前菜沙拉和鹅肝酱的上桌，主食还点了奶油蘑菇汤和炖小牛肉。
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我笑着说，“不会吧，我前几天刚送郭一夫去机场，算算日子应该到中国了的，怎么还会有郭一夫的电话打给我呢？难道中国可以用Orange公司的境外卡？”
我想了想，还是接通了。
“Bon après-midi。”
“老师，是我。”电话那头传来郭一夫的声音。
“啊？郭一夫。”我兴奋地说。
听到我说汉语，他呜呜地在电话那头哭了起来，然后哽咽着说，“老师，怎么办？我回来了。”
“你现在在哪里？”我一听慌了神，是飞机延误了，到今天都没去过中国，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了？还是去了中国，又被送回来，到了喀国这个家了？
我一头雾水，却又万分担忧。
“我现在在杜阿拉机场。呜呜呜……”
“你是还没去中国，在喀麦隆飞机延误了？还是你已经到了中国，又被遣送回来了？”我急得抓起那洁白印花的餐巾来。
电话那头没了声音。
“蒋老师，你的词汇用得太难了。”身边的同事很专业地分析起来。
郭一夫的汉语不好已经是我向同事吐槽多次、众所周知的事情，大家曾帮我出过很多改进教学的主意，我也试过很多种，但是最终都以我的法语词汇翻译终结。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我的学生课上课下必须都用汉语跟我交流，但是郭一夫永远是那个让我自动破例的意外。
“郭一夫，老师问你，你到中国了吗？”我耐住性子说。
“到了。”
“你为什么不在中国呢？”
“他们说要看看我的文件，但是我没有。”他又扯开了嗓子哽咽。
“什么文件？签证？护照？还是录取通知书？”
“录取通知书。”
“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们？”
“因为在我的理想里。”
“什么？在哪里？录取通知书在哪里？”
“在我的理想里。”我心一紧，豆大的汗珠从新上的精致底妆里渗出来。
几个凑在我耳边的同事，都皱起了眉，“理想，他怎么会说在理想里？”
我突然哭出了声，那一刻，我终于体会了真正身为人师的喜悦。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么我教过郭一夫一学期，对郭一夫来说，我就是父母般的角色。只要看看学生的眼神，听听他们牛头不对马嘴的错误，就知道他们真正要表达的是什么。
此刻我算是领略了，为人师真正的喜悦，是学生无以言表自己确切的内心时，老师帮他说出来的那种痛快。
“郭一夫，”我喜极而泣，“你的录取通知书是不是在coffre里。”
“是的，老师。是的。”他特别兴奋，似乎也被我再一次主动打破纯汉语约定而觉得开心。
从未出过远门的郭一夫，小心翼翼地将所有重要文件，都锁在了行李箱里。他汉语学得不精，把行李箱说成了理想。而当时托运行李的飞机出了问题，他到杭州萧山的时候，行李箱还在亚的斯亚贝巴上空飞行。这种完全没有证据的空口证词，任哪国的海关都会将他遣返回国的。
“他们问我很多问题，我不懂，我然后打了他们。”他又轻描淡写地描绘起来。
我再次深陷苦恼的泥潭之中，他袭警了！
“你打了几个？”
“我打了三个。”
我觉得他这一辈子要与中国无缘了。一向腼腆且安守本分的他，怎么也还有这么暴力急躁的一面。
“你爸爸知道你回来了吗？”我失望、无奈地问。
“知道了，因为我打他了。”他抽泣在那一头。
“啊！那你现在打我，告诉我你现在在机场，是吗？”我兴奋极了，故意说。
“是啊，老师，我一直在打你啊。”他被我弄得一头雾水。
他又再次将我跌入低谷的情绪，抛向制高点。
因为他的“打”，是“打电话”。
“哈哈哈，郭一夫，没关系，你还可以去中国的。”我兴奋地跟他重复了三次。
放下大餐，跑去买了张价值一万中非法郎的通话充值卡，回到高高铁栏围着的地下室门口，等黑蓝的夜叫醒贪睡的月亮，沁凉的晚风带走最后一丝白日留下的燥热，把喀国七小时的时差悄悄削去，等着中国阳光普洒的清晨，拨起国内联络的热线。
我仿佛看到昏黄机场灯光里的他，蜷躺在候机室外的木椅上，摸着干瘪的肚子，祈求幸运的降临。
而那一夜，他可以安心地入眠了。
对于我的五级班，这算是告了段落。梦敏参加“汉语桥”得了奖，成功拿到了去中国留学的通知书；郭一夫飞去了中国，去学他想学的木匠；马德兰成功拿到了云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据说后来还做起了老本行——兼职模特；后来加进来的欧德文斯也成功去了我的母校；而思聪苦于家庭压力，终究放弃了学习，结业前提来一大袋芒果和木瓜塞给我，最后很不舍地离开了。
我以前一直羡慕带初级班的老师，可以给学生取各种名字，比如上一届师姐的武林高手班，有“郭靖”、有“张无忌”、有“乔峰”，也有“欧阳峰”；又比如战友的琼瑶剧班，有“小燕子”、有“婉君”、有“白吟霜”，也有“展云翔”；再比如明星班，有“周杰伦”、有“王力宏”、有“范冰冰”，也有“赵本山”。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如果我分到了初级班，一定要来个富豪班。高级班最难带，他们已经入了门，有了自己认为的一套逻辑体系；他们认了人，习惯了前一位甚至前几位老师的做派规则；他们已有了惯有偏误，将之定式，难以改变，比如发音、书写顺序。
但一切的拒绝理由在接收到他们时，变得如此渺小。
木瓜加青柠
木瓜加青柠是我在喀国学会的一道最简易、最亲民、最质朴、最具有戏剧性的减肥、净灵餐，是爱人索尼教我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回忆点心。
我曾经开设过一个多月的暑期书法体验班，本心是为接下去那一学期争取更多生源而设的营销套路，却成了我和索尼的超性丝线情缘。
索尼，是我暑期班的学生。
我注意到索尼，不仅是因为她长得像个高挑、热辣的沙漠之花，面上写满了高贵、精致和骄傲；身上绣满了典雅、华美和摩登；更是因为她顶着一头爆炸式的鬃发，点着头拒绝了我“赐予”她的文雅汉语名。执意要我叫她“索尼”，且仅仅只要“索尼”，没有姓氏，没有后缀。
她书法学得并不好，“回”字永远是两个环叠加；拼音学得也不佳，“蒋老师”永远是“枪捞屎”；连“谢谢”永远都说成“窃窃”。但我却异常爱她那股特别认真的犯错劲儿。
她是喀国学生里最懂得知恩善报的人，周末会约我喝咖啡，带我逛市场，陪我跑蒙菲贝大山，听我讲远方的中国。她经常送我礼物，只是礼物内容较为单一：木瓜和青柠。
她知道我爱冒险，有天晚上打车到住地，非要拉着我去“白房子”吃烤鱼。给我化上艳丽夸张的喀式妆容，顶上一头棕色的爆炸卷毛，腿缠在渔网丝袜里，还不住地摇头叫道，“不不不，你还是太白了，不像喀国人。”
“白房子”是喀国最有名的烤鱼店，因其位置比较偏僻，仅夜晚营业，且常有喀国反对党派头目光顾，而显得异常瘆人，但那里的烤鱼，凡是去尝过的，都拍手称绝。
“白房子”在半山腰的几棵大树下，白炽灯光围就的左右两摊都是高高的法式壁炉，壁炉前是砌了台的兜售摊，各种颜色、长短、胖瘦的鱼儿在那里等待着被挑选、清洗、腌制、烘烤。
半米长的鲜烤狼鲈鱼，配点生洋葱圈、油辣椒酱，便是最地道的迎客宴。那里没有碗筷和刀叉，服务员会事先端上来一盆清水让食客洗手，然后把躺在椭圆形不锈钢盘里的烤鱼端上来供客人用一双自带的“肉筷”直接进行享用。
我实在想不通，这么一个寻常破旧的鱼市，索尼何至于将我打扮成如此模样前来。
落座后的索尼经常左顾右盼，鱼上桌了后，她像往常一样将盘子转了180度，然后把我的也转了半圈。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这是喀国的习俗。鱼吃到一半时，她示意我停下来，然后拉着我离开那个我至今回忆都不觉得传奇的“白房子”。
因为伺客弄经常停水，我就常常借故去索尼的出租屋里蹭饭吃，而她招待我的永远也只是木瓜加青柠。
我当初不止一次地认为，索尼靠着木瓜和青柠，维持了如此曼妙有致的身材。
软了皮的木瓜被修长锋利的水果刀轻轻对半切开，露出满肚子饱满漆黑的种子，用勺子拨净后，挤上满满的青柠汁，用染了艳红指甲的秀手托着，精致的法式宫廷水果小勺剜下几块透烂的木瓜果肉，浸在青柠汁里，送到口里轻嚼，那酸牙的青柠汁和了甜腻的木瓜肉，瞬间改了味蕾神经，变得异常动人。
有一天，我们聊得很晚，索尼拉出一张床垫来留我过夜。
我睡在床上，索尼躺在地板垫子上。我说汉语夹着法语，她说法语夹着汉语。在透着星光的窗户下，响着树叶细语的清风里，聊着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故事：
索尼来自杜阿拉，一个西部沿海城市，地位相当于中国上海。她的家庭很不富裕，因为生得秀美非凡，长得婀娜高挑，吃过几年墨水，被一个法国老头相中了，娶了她为妻。这在喀国很常见，德芙超市附近经常会看到满身金器的白人老头，搂着一位热辣年轻的非洲小妞。
我没想过索尼也是那其中的一个。
她，对他而言，只是一个可炫耀的性奴；他，对她而言，亦只是一张败不完的长期饭票。后来索尼认识了现在的老乡男友，当时喀国最大的反动党派首领，她口中的他，英勇、果敢、潇洒、智慧、绅士、深沉、善良，大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抱负、国运担当。在他的鼓励下，他们一起干掉了那位垂垂老矣的前夫，用的是最地道的喀国毒计。
记得刚来喀国时，使馆参赞向我们介绍过喀国人的传统毒人方法：去一家经常聘用临时工的餐厅，上一盘半边沾了毒的烤鱼或者烤肉，服务员上菜时会把有毒的一面转向要毒的对象，等到那个受害人在餐桌上毒发身亡，然后被买通的法医会以脑疟、或者突发心脏病的缘由上报给警察，警察往往就捏着这个案件，等着狠狠敲诈勒索那些亟需翻案或者彻查的受害人家属。一般这种故事都发生在孤独、多金的欧洲老爷子身上，法医和警察一般提前都会得些好处，然后沆瀣一气地不了了之，从此这些女子就走上了富婆的人生之路。
当时我听了觉得太玄乎，嘲笑参赞太过危言耸听，一度只把它当作一个坊间谣言。
而那晚，索尼讲得很真切。
我躺在床上十分不自在，床下的这位可人儿竟是个蛇蝎心肠的杀人胚子。我想到了她对我格外关爱的用意，想到了那位前夫口喷鲜血的场景，想到了那个男友乖滑阴魅的奸笑，想到了索尼得逞后贪婪数钱的兰花指，想到了如箭般直刺我胸膛的瑟瑟寒星……
“枪捞屎，请你不要把我想成一个罪恶的人。”索尼突然坐了起来，带了些哭腔，“我的妈妈生病了，没有钱看病，我嫁给那个白人后，妈妈便有了钱看病，当时也好了很多。但是，我不爱他，他也不爱我；可是！他需要我，我也需要他。”
“我的男朋友很好，给我找工作，让我学习。做那个事的不是他，也不是我，是我的爸爸。他受不了那个白人回家天天像狗一样打我，出门时像猫一样舔我。所以……但是我爸爸最后也自杀了，因为他知道那样做不对。”
“我的妈妈死之前知道了这件事，她告诉我，我的人生就像这木瓜和青柠一样，酸、甜都在一起。我想妈妈的时候，就吃木瓜和青柠。”
“枪捞屎，我很喜欢你们中国人，你说，一日为师终身为母。那么你一日为师，终身也成了我的母亲。所以我很感恩，上帝又给了我一个妈妈。”
很多时候陌生反而能激起最纯洁、最久远的真情实感。就像这个世界的婚配法则一样，与你永结秦晋之好的，永远不是那个带着相同血液的人，而是一个陌生的个体。新生命的健康创造需要陌生因子的加入来获取长长久久的绵延不断。
我爬过去抱着索尼，她哭得更清亮了。
喀国乡下多是疯长的木瓜和青柠，质朴的人就把生活的哲理溶进了遍野的草木果实里，每拾起一个，都记着原始的，或酸涩或香甜的故事。
林涵和莫欣
林涵和莫欣，并不是我的学生，而是同事李琳的学生。林涵、莫欣是一对我所见过的最令人敬仰并值得学习的喀国夫妇。知道“林涵”和“莫欣”这两个名字是七月份的事情了。其实刚到喀麦隆没多久，大概是四月初，我就已经数次踏足过这对夫妇的喀式自助餐馆，那时候只知道打车到Hotel de Ville（市政府）就可以享用诱人的Buffet喀餐。现在想来我和这对夫妇应该是有过前缘的。
刚去他们家喀餐店时，我总埋头于刀叉间的美食，只是偶尔抬头看看室内简易舒适的装修，里面总有种熟悉的中国味道，让我片刻间会猜想老板是位什么样的人物，但这种念头转瞬即逝，我会继续沉浸到沙拉、主食、甜点的大战中去。
2012年8月10日，星期五，阴。林涵和莫欣带我们三位中国老师同他家人一起出游。同行的还有莫欣的姐姐（活泼开朗，爱玩Facebook的妈妈）、姐姐的儿子（9岁，帅气的乖仔）、莫欣的弟弟（话不多，却爱作弄侄子的舅舅）、莫欣的大儿子（13岁，帅气、沉默，喜欢甩掉妹妹，自己玩耍装酷的喀法混血哥哥）和莫欣的小女儿（3岁，聪明、听话、爱玩自拍的小妖精）。我、李琳、斯斯、莫欣和林涵同坐一辆车。我们的目的地是克里比。
其实孔院五一放假的时候去过克里比，位于喀麦隆南部省的一个滨海城市。当时没有觉得特别好玩，只觉得那儿焦香的小黄鱼和脆嫩的烤虾，当场宰杀，当场烧烤，的确算得上人间极品。“齿颊留香”“垂涎欲滴”是配不起这些鱼儿们和虾儿们的，我觉得最好的形容句是在吃饱了以后，还能挺着肚子大声说，“老板，再来1公斤”或者“我晚上不想刷牙了，因为鱼虾味还在喉咙口”。极品之极，极在吃到胃之容量无法承受的地步，依然没有让人觉得有反胃作呕之感。
自驾去克里比要四个小时，林涵开着车，一路上播着连我们这几个中国人都没听过的中国歌曲，他并没有跟着哼唱，安静地让人觉得奇怪。当我们听到“手里没有烟抽的日子”这句歌词时，我们三位中国老师相视了几秒，瞬间爆笑，一致觉得林涵夫妇应该是听不懂这首歌的歌词的。继而我又想起了在马路上看到一个穿着印有汉字T恤的人，有的印了“屌”，有的印了“小弟”，我猜想他是觉得这样穿很洋气，并不是因为懂这个字的含义。就像在中国街头看到一位清纯淑女穿着印有“FUCK”英文字样的衣服，让人不免替她有些惋惜，但是她自己全然不知，反而觉得非常地时尚。我不免为我自己的大胆猜测鼓掌，迅速给林涵和莫欣盖了一个“不懂装懂”的印章。
作为老师的李琳实在忍不住，问他们为什么选择放这首歌。林涵笑了笑说，我不知道这歌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中国客户送他的，但是他觉得一路上车途劳顿，想放些中文歌曲让我们觉得轻松一些。而且，他和莫欣不认识我和斯斯，怕我们两个一下子不适应与陌生人相处的尴尬，所以找点我们熟悉的音乐填补这种因为陌生而产生的生硬气氛。我顿时脸红了，羞愧之极，当我在肆无忌惮嘲笑别人愚昧的时候，未曾想到这是他们为化解我的尴尬而做的努力，反而被我大声爆笑凌辱。他们并不是不懂装懂，而是替人想到了克服尴尬的良药。若是站在林涵夫妇的立场上，我应该会奔溃，因为我无法忍受长途劳困，耳边还充斥着陌生未知的音乐，而大多数时候未知的语言，应是一剂强效催眠剂。他们却忍受着这种“催眠”，并保持快乐清醒地上路。我沉默了，目光转向窗外的高速和路边茂密的原始树林，小雨开始斜打在玻璃窗上，像锐利的刀尖划在心口。
车子渐渐靠近稍有人气的乡镇，一群群头顶着小吃的小贩追着来往的车辆叫卖。这里的人不喜欢用手提重物，也很少用手推车装重物，最常见的是用“铁头功”顶起重物，有顶着木头的、鞋子的、货柜的、水桶的，我看到过最神奇的是头顶着一大罐煤气还健步如飞的。我最喜欢进出城收费站，因为小贩们会追着缓行的车辆，把新烤好的芭蕉片递进车窗。
雅温得通往克里比的收费站处的芭蕉片是我吃过最好的芭蕉片，甜中带点微酸，轻薄香脆，比起超市那些包装好的防腐薯片不知道要健康美味几百倍。这些芭蕉片几小时之前还可能挂在芭蕉树上享受着阳光雨露的恩泽，而现在就被切成薄片，经过铁架的滋滋烘烤，很快装进保鲜袋中，送进人们的口里。吃这种芭蕉片，你会发现阳光的气息是可以被含在嘴里的。
我们三个中国老师兴奋地把钱递到窗口。林涵和莫欣很高兴地说，“你们喜欢吃喀麦隆的零食？”我们拼命点头，眼睛却是齐刷刷地盯着小伙头上顶着的芭蕉片。林涵把我们的钱推了进来，自己拿出2000中非法郎要了二十包芭蕉片。窗外的小伙很开心，乐滋滋地数着，当数到第十个时，林涵说，“你已经好了。”然后指着旁边瘦弱的小女孩说，“还有十包向你买。”小女孩愁苦紧锁的眉毛顿时散开了，那蹙起的眉头里藏着很多故事，也许是因为经常跑得慢，每每生意都轮不到她而有了定型的愁眉。她点头数起芭蕉片来，小伙也很开心地把1000中非法郎给了小女孩。两人相视而笑，然后对着我们露出中间漏风的白白的牙齿。
喀麦隆有比这芭蕉片和烤鱼更为珍贵的东西，那就是纯朴、热情、善真。林涵对我们是一种热情，对小伙和小姑娘是平等；小伙对小女孩是人性最初的善真。
我又想起了去当地菜市场买菜的一幕，我在两个摊位之间徘徊，货比三家式地挑选着新鲜的蔬菜，但当我选中蔬菜时，那家摊位的摊主正好不在。原本以为旁边的那家马达姆会因为对手错过生意而露出偷悦的情绪；或者一脸横肉，冷眼观看我买不到菜的笑话；或者借机招徕我到她的摊位上去买。但是马达姆却笑脸盈盈地过来替这个摊位的人卖菜，卖完以后把钱塞到摊主的塑料小桶内，然后慢慢地回到自己的摊位上，托着腮帮子慈祥地看着过往的行人。我很想问为什么没有一丝因为生意竞争而产生的火药味。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我的学生，问他这是稀有事件还是高频率事件，他看着我，几近认真地说，“老师，神对待每一个人是平等的，今天这个分给你，明天就可能分给我，只要我们开心耐心地等待着，并且伸出宽大的手去帮助别人，神会因为我而喜乐，我就能得喜乐。一切是上帝的安排，不需要去猜测妒羡任何神的安排。”这便是喀麦隆人纯朴虔诚的生活观。
这时，林涵把一捧二十袋的芭蕉片递到我们手上，转身回到方向盘上。当我们啧啧称赞芭蕉片的美味时，坐在副驾驶上的莫欣伸手把一片金黄的芭蕉片塞到林涵嘴里，两人相视一笑，目光转向前方。夫妻之情，令人感动处，并不是含情脉脉，也不是激烈拥吻，或许就那一小片芭蕉片，就足够羡煞旁人，并让人为之祝福。
到克里比时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不巧下起了大雨，坐在旅馆房间门廊台阶下观看大海和沙滩，着实是件有情调的事情。海风拍打着椰子树，雨点有节奏地敲击着房顶，沙滩和大海热情地狂舞着，有种很想站起来跳段非洲胯腰脱节舞蹈的冲动，只是我不会，这种想法也只能在美景中作罢。
傍晚时分，我们三个中国人坐在电视机前发呆，摸着肚子，看着窗外时不时经过的服务员，盼望着有林涵和莫欣的身影。
“他们怎么还不吃晚饭？”我问，躺在空空如也的床上。
“对啊，好饿。但是我们不能去问他们，感觉像是讨饭吃。”李琳靠在床上，抱着枕头对着我苦笑。
“按照喀麦隆人的就餐习惯，一般晚上七八点才吃的吧，现在还只有五点，要不我们再等等。毕竟他们一大家子呢，我就不信他们不吃饭了。如果我们现在自己跳出去说我们请客让他们一起吃，林涵莫欣会不会觉得他们照顾不周啊。”斯斯叉着腰，歪着头，很有道理地站起来说。
于是我们决定继续看着满屏雪花的电视机等待。这里没有网络，外面夜幕又开始降下来。唯一能做的就是盯着手机上的时间，当精确地跳到20：00时，我们三个便锁了门，偷偷地溜到前台，点了三份烤鱼和米饭。我觉得在喀麦隆人的时间观中，拖沓是种美德，“慢工出细活”或许是他们的准则。这样的美德在那时的我们看来，是种多余。
坐在靠海最近的餐厅，海浪声让我觉得烦躁，昏暗的灯光反而让我觉得刺眼，厨师的耐心让我焦躁不安，多一分钟的等待就等于多一份在餐厅遇到林涵全家的几率。终于菜上来了，我们三个人完全忘了“仪态”两个字，把头埋在了热腾腾的盘子里。服务员的高声谈话，都使我们心惊，三个人轮流去门口、窗台边望风，看是否有林涵夫妇的影子。我生平第一次恨不得自己是只反刍动物，一下子把食物装到胃里，回到房间后再慢慢咀嚼消化。
第二天早上，林涵夫妇来敲我们的门，叫我们起床。林涵问我们昨晚过得怎样。我们很老实，抱怨了蚊子太多，床单太脏，没怎么入睡。林涵耸了耸肩说“旅行中总会有点不完美，但是只要达到了真正来旅行的目的，其他的只是一些小事。”他又追问道，“你们中国人是不是很喜欢完美？我以前有个中国朋友，是做木材生意的，他也经常追求完美。”
我开始思考我们此行的目的，结论并不是来数这个旅馆有多少只蚊子，电视有几个频道，床单有多少细菌的。由于过于追求完美，反而让自己看不到昨晚餐厅的华美优雅，欣赏不到海浪为我们演唱的旋律，咀嚼不出服务员为中国人特制晚餐的良苦用心。其实生活中也是一样，有很多小事值得我们满足，但是往往会因为一些不必要的细节，令自己变得不快乐。就像去一家很有名的餐厅吃饭，因为途中的士的破旧和男人体味的浓重，反而令自己失去了去享受美食的欲望，那便是一种自寻烦恼。反过来想想，就是因为的士的破旧和体味的浓重，才让人明白这是真实的喀麦隆世界，是真正的异域风情，而不是已经摩登化的法式殖民盆景。
精益求精的华贵装修有时候是一种文化的欺骗，让人忘了置身于非洲这片热土，以为跌落进小巴黎的繁华。的士里浓重的气味、陈旧油腻的坐垫、吱嘎的车门和塑料纸替代的车窗恰恰是一种真实的喀麦隆的象征。
小矮人部落
林涵告诉我们，下一个要去的是Pygmée部落。“Pygmée”在法语中的意思是“小矮人、侏儒”。我们去的地方是“Paysage Culturel des Chutes de la Lobe”（洛贝瀑布文化景区）。
开车到景区附近，俨然就似站在了无边无际的原始雨林门口，只有一条土路将人引到洛贝河的渡口处。雇了一个当地通法语的小矮人，租了几只独木小舟。
想起了比利时漫画家沛优笔下的那群可爱的蓝精灵，只有三个苹果高，他们生活在大森林的蘑菇屋里，带着白色小帽子，有自己的魔法，团结且友爱，与丛林深处的邪恶巫师格格巫抗争。而今，我们也要深入丛林去探寻那童话里的小精灵。
河面宽阔而平静，四周是密不透风的雨林。一叶扁舟载两到三个人，前后各有一名船工划船，独木舟就这样安静地沿着平静的河面向雨林深处划去。静静的两岸，有不知名的鸟儿“光光光”地叫着，叫声之后是类似小铃铛一样的呼吸声。雨林深处，到处是藤蔓盘缠、枝叶交错、斑驳陆离的参天大树。
在丛林的深处登岸后，沿着一条根本不是路的林中小径进入丛林，越走越心惊胆战。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到一块林中空地。几间茅舍坐落在高大参天的芭蕉树和芒果树中间，茅舍是用树枝、藤蔓、树皮和树叶糊上泥土搭成的，非常简易，看上去经不起稍大一点的风吹雨打。
林涵带了酒和香烟作为这次访问的礼物。
带路的小矮人顶多也不过一米四左右，用当地土语叫了几声，几个手持梭镖的Pygmée便陆续从茅屋里出来了。茅屋前的大空地上，一位老者和几个上身赤膊的年轻Pygmée坐在空地中间的长条凳上。他们面前竖着两支长约一米七的木矛，木矛中间放着类似于动物皮和鸟羽毛制成的东西，盖在一个东西上。我猜想那物应该是个祈福、通神灵的东西。
老老少少，有的坐在屋前的长条矮木凳上、或者粗糙的大树干上，有的过来站到我们这些观光客的边上。我们一一过去同他们握手。他们有的赤膊，有的穿破旧的现代服饰；他们挺胸凸肚，走起路来好像都有点外八字，肚脐眼都特别向外突出，翘着衣角外翻。几个妇女正坐在一个茅舍凉亭里聊天，孩子们在旁边嬉笑追逐。
这些Pygmée主要是以狩猎和捕鱼为生，也种植木薯。他们不使用货币，与其他部落的贸易来往还是物物交换，生活习惯还停留在原始阶段。
我渴望着进到他们的屋子里去看看，是不是在石头垒成的土灶上生着一堆火？上方是不是架着一个泥罐子？罐子里是不是留着野菜和猎味残渣？墙上挂着弓箭、兽皮、象牙、羚羊角？是不是还有大堆的野果？
经过带队Pygmée的交流，林涵告诉我们可以自由参观，但是少拍照片。他们至今还认为，照相机会带走他们的灵魂。
我急得乐开了花，猫着身进到小矮人茅屋里，底下是圆形的，上面是用芭蕉叶和棕榈叶什么编制的尖顶，只有一张木榻床，床边没有垒石头，也没有架小锅，只有一小段较粗的树干横在地上当凳子，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家具。茅屋基本上都是用较大的树叶和芭蕉叶围成的。
森林深处有真正的Pygmée，但他们不愿接触外界，他们生性孤僻。他们个矮，寿命也短。他们的少年男女发育快，八九岁时性机能就发育成熟，开始过性生活。13岁左右就进入通婚期，但是他们却是一夫一妻制的。他们求偶时不用像文明人那样投寄情书，也不用像喀国人那样用食物和金钱就可以搞定一切，更不需要对山歌，而是在夜晚高高升起的篝火边，一边狂舞，一边用骨头做成的“爱情之箭”来射得心仪之人。如果对方有意就保全骨头，如果无意则折断骨头。
其实当下看到的这些人，从打扮和举止上判断，都已不是纯正的Pygmée人了，至少已经深受现代文明的影响。如果他们走出丛林来到社会上，除了个子矮一点之外，没有什么区别。
坐在老者身边的那三位上身赤膊的年轻人开始蹲下敲起了横在地上的竹竿，有一个坐在放倒的木鼓上，开始击鼓。非常有节奏，有一种生命的律动美。在场的Pygmée闻声起舞，慢慢地围成一个大圈，开始跳起舞来，并热情地邀请我们这几位观光客也参与其中。我发现这里的Pygmée体型较为瘦小，许是因为没得吃，才纤瘦如此吧。而且每个人都腆着肚子，肚脐眼都是突出的，大概突出大半个鸡蛋大小。但是身材比例却很匀称。
长者面无表情地坐在中间，仿佛像个木偶，我们排队和他合照，倒是莫名地配合。许是因为我们打扰了丛林里的安宁，许是为了食物无奈地做出配合状，又许是要保持一种长者的风范。带队的小矮人也是很安静，讲得少，只是一直在旁边笑着、跟着。
我渴望见到那以兽皮为衣，杂草为被的小矮人部落。但转而一想何必去打扰那份与世无争的宁静呢。
撒旦憩息地
五一是全国休假，孔院便组织老师集体出游，派了车，雇了司机和领路人，大家就兴奋地出发了。
柏油路渐渐变成乡间土道，两旁的原始森林成为画景似的进入到眼帘，偶尔还能看到正在建造的土屋和裸露在外的喀国特有红壤。慢慢地那蜿蜒的道路变成了一条西藏天路似的笔直大道，一路直插进天里。
领路人兼导游的是孔院的财务会计马崆峒，他用浓重的非洲腔英语向我们介绍着此行的目的地：撒旦憩息地之林贝黑沙滩。
路边都是参天的棕榈林、胶林、芭蕉林，间或有极具喀式特色的屋，用棕榈树和红壤搭建而成，屋顶用棕榈叶编了盖着，上面再刷上一层粗制的棕榈油，据说一点也不会漏雨。最温馨的画面是棕榈树上鸟儿们子孙几代同堂的画面，棕榈树上挂满了一个一个的小鸟窝，鸟儿们用嘴直接从棕榈叶子上撕下一块，然后在上面筑巢垒窝。据说这种小鸟极为聪明，且喜欢家族式群居。
相比而言，人类就没有这么温情，沿途时不时就能看到完整的大树林整片整片被砍伐、开采，只留那些老树根在朝天呐喊。它们都去了哪里，有人说是文明世界。对啊，文明世界是建立在对这种古老、原始、可亲之地的摧毁之上。
车经过杜阿拉时，才发现雅温得名中“温”的意义，首都的设立都是有道理可循的。杜阿拉像个火炉上的城市，全城除了飞扬的黄土、干涸如黄土高坡的颜色外，只有那抹攒动的黑色，它更像我印象中的非洲。雅温得处在高原上，常年28度上下，满眼充盈的绿意，比起杜阿拉不知要可爱多少。
到达林贝已是下午四点多，大家买了票冲下去见识那传说中的撒旦憩息地之林贝黑沙滩。
太阳西下，泛着金光的海波，柔和起伏着，来来去去点缀着慵懒的游客。椰林、海浪、沙滩，还有一个手捧吉他独自哼唱的诗人，这是对海最美的歌颂。
我坐到海边小憩的法式长椅上：有的带着孩子经过；有的穿着比基尼、赤着脚走过；有的一身湿，提着鞋子跑过；有在追逐声中打闹过；有的一个人默默地踱过；有的急急忙忙带着寻找失物的慌张神情，来回徘徊过。我享受着这份“细嚼的宁静视觉宴”。
向黑沙滩区走去，首先经过的是酒店外的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只是那时里面浮满了各种身型和肤色的男女。过了小木桥，小溪边有立式的淋浴器，供在一旁玩沙滩排球的人洗泥沙用。
一见那黑沙滩，我便跳下去赤脚踩起来。细柔棉软的黑沙滩一下子就把我的脚吃了下去。
这里没有舟山、宁波近海养殖的海腥臭，没有檀香岛辣魔般的烈日炎炎，没有厦门人山人海、争抢合影根据地的嘈杂，没有别个喇叭大声吆喝的游贩……
夕阳把镀了金的容光从树缝中均匀地撒下来，温柔的海风伴着几内亚湾的问候轻抚到耳边，清新的托帕石色纯净海风清洗鼻尖，要是这时候来一杯喀式的椰奶汁伏特加鸡尾酒，应该就会感受到天堂的模样。
黑沙滩据说是由于海底火山爆发，海底的泥层翻出地面，经过海水和海风的作用，使得火山熔岩、火山灰和海边泥土糅合在一起，久而久之相互混合，成了融为一体的黑沙滩。在黑沙滩背后的就是一座火山，它直勾勾地看着黑沙滩，似乎黑沙滩都是仰仗着它才得以出名。
这是座活火山，上世纪一共喷发过5次，其中有一次喷了将近一个月之久。这座火山被称作“神之战车”，一般的火山都是顶部喷火，但这撒旦的火山是腰部喷火。公元前5世纪初，古代迦太基航海家哈农从远处看到这种山腰间喷火时，就称之为“神之战车”。火山除了喷发熔岩外，还向四周喷发出无数的火山灰。火山周围的土壤就是发育在年代较新的火山灰上，养分十分丰富。加上火山南麓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多的地区之一，使得火山脚下的肥沃土质可以生长出浓密的雨林和茂盛的植物。所以林贝这个黑沙滩是面朝几内亚湾，背靠喀麦隆火山的风水极佳胜地。
我在国内就用过火山灰洗面奶，因其具有一定数量的活性二氧化硅、活性氧化铝，而这些活性成分又有很强的吸附性和理疗作用，如果将这黑沙滩的黑沙沾点水涂在身上，那就是最天然的吸毒面膜了。怪不得看到好多人已把身体埋在了黑沙中。
海边高台上开始响起了警报声，提醒所有在黑沙滩的人，应该退出黑沙滩了，以防起潮后的危险。我趁着最后人群疏散之际，蹲在黑沙滩挖了点黑沙，决定带回去做体膜用。
净土旎永
Nyong是条河的名字，我且称它为“旎永”。
知道旎永是8月份的事情。有天小慧急急忙忙回家来告诉我，学生马友想带她去旎永旅行。说那里有棵1700多年的老树，8月快末了，旱季也要离去，旎永的水位到了最低，这个时候去，人可以步行进到那遮天蔽日的林子里，然后坐到千万条张牙舞爪的树根上去做件风雅的事情，比如带上洞箫去那亘古隔绝的深色里吹一曲。若是进了9月，雨季开始，那倾盆的雨水会惹得旎永水位涨上去，到时却只能乘着独木舟在老树周身划游上一圈，便见不到那“旖旎永恒”的千年景致了。
我听得出了奇，便怂恿着大伙儿一起去。
临行前几夜，我都梦到跟宁采臣在阴森荒凉的密林里躲避那千年老槐树精“姥姥”的追赶。每每惊觉起来，更是想去旎永河，一睹那华盖严修遮日，月明似水难透的境地。
马友开了皮卡，又雇了一辆，叫了导游，把中国老师都捎上了。出了城，天突然暗了下来，密密的阴云团簇过来，像应了号角的仪仗队。马友善看天气，笑着说，“放心吧，这雨下不了。”
车子一路颠簸，经过城外收费站、闹市、加油站、点心店……慢慢人烟稀少了，进了乡村，然后钻进了密林里。这林间小道要是没有两侧间或裸露的黄土和被碾压弯的茅草，应该没人会晓得这是条可以通行的路。这起伏的路边时不时会出现一户人家，起先是砖瓦砌的，慢慢地就是木板拼的，再往里些就是泥塑的，木板门、铁皮顶、平屋。这些人家门口都竖着两根距离两三米的木桩，木桩上挂着迎风抖擞的白色正方形床单，四角用线穿了固定在两侧木桩的两端，下面放着一个足球。这朴素的球门颇带些喀式的乡村风情，不禁感叹“全民足球”这话在喀国算是所言非虚的。
门口有时候是一个孤独佝偻的老者，深皱着眉头看我们经过；有时候是几个妇人，架了锅，撅着屁股在准备全家要享用的食物；有时候是一群孩子，见了车就跟着跑，“La Branc，La Branc”地欢叫，有几个甚至只穿了上衣，裸露着下体跟着疯跑。我很不理解，我们明明是黄种人，为什么见了我们叫“白人”，这殖民思维真是根深蒂固地可怕，见了车就是有钱人，有钱人就是白人。
有时走过一个头上顶着一段木头的男子，裸着上身，绷出一身的柔美线条，后面跟着一个小孩子，眼神像极了前面那位与世无争的男子，头上也顶着一小段木头，走一步路，瞥一眼我们，呼哧呼哧呼吸几大口，又再挪一步。
很多时候，我看不得这样的场面。
至今难以忘怀的一个画面：深深的浓荫前种着高大的棕榈树和芭蕉树，这些树下建着灰黄尚未上浆刷色的平顶铁皮房，屋前绿茵的空地上，有个没有穿裤子的孩童朝着我们挥手痴笑。
过了village ebogo就到了旎永河，爽气地先饮了旎永水，再吃了旎永的比目鱼，就算是接了地气，可以踏上那独木舟，划到林子里去看“姥姥”树。马友顺手采了旎永河边的番石榴给我们做点心。
旎永河应是个极为有名的景点，下坡去河边乘船的路上有几处做工特别考究、墙色格外时髦的旅舍，顶上盖着茅草。要知道旅舍的茅草顶算是主人比较舍得花血本的配置，茅草屋冬暖夏凉，寒风刮不透，太阳晒不热。如果在墙体、地板及天花板内放置具有保温及隔热双重功效的材料，那么这茅草屋就有了出众的隔音效果。大雨时节，铁皮顶的房子里像是装到达姆达鼓里，那雨滴冲击声就如断不了的鼓音在屋顶盘旋；而住在这茅草房内可以清净地安眠。
参天的大树下还建了几个颇具童话特色的木结构吊脚楼，绿色的顶，油黄色的墙，还有一个可以站出来欣赏旎永风光的小阳台。只是这里的人没有用衣架的习惯，女人们洗的衣服就近铺在草很长的绿地上，花花绿绿像极了落入人间的调色板。
宽阔的水面偶尔被风泛起涟漪，对岸茂盛的原始森林就在近眼处，几条小独木舟横在岸边。我们雇了船，依照最好的欣赏节奏，等前一只舟离远了再开始第二只入河。
舟独自在安静的水面上劈出一条道来，仿佛丝绸被利刃划了口子，簌簌向两边后退着皱开去，只留得旎永河水那汩汩暗语声。两岸阔朗的风光渐渐离了我们，慢慢地在两岸生出些厚厚的浮植，浮植上面有歌唱的水鸟，暂歇的花蝶，追逐的虫蝇。我们经过风媒播下的高高茅草丛，划过鸟媒衔来的疯长浮萍带，还进到了一大片闪着金光的睡莲里，这品种着实罕见，娇小而富贵，尖窄的浅蓝色荷瓣里吐出白嫩的蕊，那嫩蕊里藏着金灿灿的底座，远远看去，她们像极了探出脑袋随风舞动的迎宾仙子。
然后头上的天越来越暗，森林最外延的华盖包围了我们。
下了舟，在马友及其同伴的带领下，我们终于踏上了这块雨季里的“河床”。参天的古木将粗壮的根或直立、或匍匐、或宛转地露在空气里，身材娇小些的同伴，可以在树根下穿梭自如，这些树根或盘根错节，或单独蜷缩，或周身长满刺状的尖须。我像只掉在透明泥土里的蚯蚓，躲到了根系的世界里，细细观察起来。
树下积满了干黄枯瘪的落叶，两三米粗的树根上依然攀结着苔藓，越往里走，这苔藓就越往下长，而笔直林立的参天大树上，树叶越来越往上长，我们像走在了亭亭枚举的绿伞下，这伞越举越高。或有藤蔓依附这大树盘旋着伸向天际。马友兴奋地向前指着，“快看，就是那树。”
我魂牵梦萦的“姥姥树”终于到了，那树根露在地表的并不多，只是地势太高，那伏在地上的根俨然成了一堵小墙，树根外皮像极了大象那粗厚的皱巴糙皮。它高得望不到顶，我们齐齐整整地站在树根下合影，也只不过是占了它其中一个根须的小角。假如我是一只小鸟，一定要飞到那望不到的华盖顶上去，然后上面的风景应该是览尽天下的壮阔吧。我暗暗转过身许了一个愿望，“愿世界和平”。
“姥姥树”应该是棵姻缘树，那高得望不到头的枝条上挂下来一丝丝光泽鲜艳的红色长丝，像极了传说里的月老红绳，这些红丝上长着一颗颗饱满的爱心状果实，如果我没有到过这里，我不会相信“爱心”的原型来自大自然，根脚下撒满了姥姥树的种子，极扁，布满了脑纹状的图案，形态各异，也是深红色的。
我觉得我应该重新再许一个良缘的愿望，那天开始，我坚信，那树上住着月老。
在这密林里我第一次认识了可可树，就是巧克力的前身。可可树少生旁枝，树干高，树围不粗，平常的树种，但是可可却是直接在树干上长出来的，从树根处开始间隔着长，直到树梢。周身像挂满了祈福袋，我很怀疑这是上帝和人间开的玩笑，像是光滑的手臂上突然长出一个小瘤球来，然后时机成熟，这小瘤球就会自动落地。可可果先是绿色的，稍长些时日就成了朱红色的，最后成熟是黄色的。导游跑去摘了一个给我们尝，形状像个美女瓜，只是周身比较不平整，打开后里面自动分离出石榴状的果实，虽没有石榴籽精致细小，但却排列整齐，每一颗周身都裹着白色的浆衣，去了这层膜状的浆衣，就是一颗大型葵花籽状的种子，咬开后里面是红棕色的瓤，那味道着实苦涩。马友说可可果要被烤干时才会发出诱人的香味，烤干的可可豆就可以碾成可可粉做巧克力了。
密林深处有一个小房子，是守林人的家。
用树干围了个大概的框架，顶上盖了铁皮，进出的门也用铁皮挡着，周边用蛇皮编织袋围了一圈，算是临时的墙。进到屋内，就地搭着个小床，床上倒是架了蚊帐。地上有很多个留了菜渍的搪瓷盘子，吃过一半的粉红色可乐果，有生过火的柴火和炭灰，衣服都搭在屋梁两端的细铁丝上。马友指着地上的可乐果说，这是好东西，劳作过度的人都会咀嚼可乐果的种子舒缓神经紧张和身体疲劳。
旎永河是一块净土。这里的一切都安安静静，井井有条，又饶有浪漫。而我却期盼起雨季赶快到来，这样河水涨上来了，又可以少些生人到这个“根的世界”来打扰了。
电视哲思
一天，师兄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台老旧的电视机。但是这个唯一的家电让我们几个志愿者天天捧着饭碗围着它转，享受着这半导体在电流作用下，发出的各种波长，这种“先进设备”对于我们这些在非洲与世隔绝的人来说，这算是了解文明世界并与之保持与时俱进的良方。
四个多月来，终于看上了电视，即便是最为平常的广告，我们也分秒必争。像群细嚼豆腐的老人，生怕假牙失了豆腐的真味，含在嘴里，绕在舌尖，享受着每一滴豆浆汁液。事实上只有八个频道，可幸的是有三个频道是清晰可见的，其余五个则是雪花的天下。不过，我们已经非常感恩了。
这三个频道分别是：国家新闻频道CRTV，STV和一个不知其名的娱乐频道。我觉得娱乐频道是最具喀国特色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有古怪的审美格调。我总是爱用“异域风情”去形容我所未知的外国玩意儿。这娱乐频道就是其中一个。里面经常会播一些让人摸不清头脑的音乐MV。其实认为MV古怪，应源于我的语言不通。但是，有时候它的MV选角和审美趋向会让我对喀国人肃然起敬。
有一支MV，它的大意讲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和一个姑娘之间的爱情故事。带有异域风情的画面和欢快的节奏，本应是无可挑剔的。只是我很不解这个MV的女主角竟是个白化病的姑娘。顶着一头爆炸型的黑发，画着弯到眼角的黑眉，涂着一嘴油亮的口红，近乎于魑魅魍魉的美让MV男主角欲罢不能，日思夜念。歌曲中的相思之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其实在雅温得街上经常可以看到白化病人，他们并不以自己得了白化病而觉得难面于世人，相反他们觉得自己是特殊的，是造物主恩赐在人间的精灵。
这一点并不是我自己的猜测，我有实证。
Bastos烤鱼店的老板，她女儿是个白化病人，开始我们也没好意思八卦。每次去只是静静等待烤鱼的上桌。在这里吃烤鱼一般是要等一个小时以上的。有一次跟同事去吃烤鱼，凭借着那份老主顾的熟识劲，便在等鱼时段开起了老板的玩笑，同事便顺口问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问题，“你丈夫和你都是黑色的，当你生出一个肤色如白墙般的女儿时，你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同桌的一圈人都惊住了，目光都齐刷刷地扫向那位女老板，我觉得她应该会拿把刀把我们都赶出去的，大家又支支吾吾地把头埋到了自己的沉思中，开始盯着桌上的刀叉或者将目光投向远方。回答居然是很快乐的“Non，Veri Happi，cuz this is veri natural”。气氛瞬间被拨回了原状，我不知道这是出于对问题的反感而进行的故意巧妙的回答，还是为了缓和紧张气氛而说的风趣台词，还是他们真的没有那种认为“白化是种病”的概念。豁达的喀麦隆人！
CRTV是个新闻滚动播放的频道，之所以叫它滚动播放，是因为它连着好几天会重复播出相同的新闻内容。而且同一时间分英文版和法语版交替播放。相同的语句，相同的画面，让我经常会不由自主地给自己几个耳光，看看是否我在某一瞬间有了一次时空穿越，会禁不住打起寒颤来，会怀疑是否刚才就餐完毕时打饱嗝的生动画面在其他几位志愿者的眼皮下重复滚动起来，我发现他们都开始把目光转向我，我仿佛要被一齐投射来的目光灼伤。直到他们中有一个嘴角扬起无奈的浅勾，我立刻按下了手中遥控器上的“P＋”，他们才把眼光收回到电视屏幕上。有时候控制遥控器未必是件令人开心的事，虽然对千变万化的世界握有指点江山的控制权，但是人还是掌控在世界本身上。人可以掌控世界，但是如果世界不尽如人意，也可以选择放弃和转台。但是电视是可以转台的，人生却未必如此简单地让你自由转台。
静静的小巷
连日来的风和日丽已令我觉得疲倦，其实用风和日丽来形容这里的天气并不恰当，因为有风的日子很少，屈指可数，唯有丽日。这里的天气确切且诗意地说，像幅喀麦隆本土画家BENDO所作的油彩画，夸张且大面积地用上鲜红、鲜黄、鲜绿的色调充斥人的眼球，你的血液会不经意地汇聚到大脑皮层，然后开始兴奋地尖叫，你会认为狂躁的音乐和舞蹈是自然的、和谐的。而这里的天气就是如此，每天勤勉却一尘不变地挂在你目光所能触及的任何角落。
我喜欢有变化的季节。因为四时节气的更替令人想到时光流逝、人生短暂，所以人会想要去追寻内心的平和来缓和这种外界不平衡的矛盾，来消化那种苦短的沉闷；而这里环境的一尘不变，只会让人觉得时光的停滞和空间的静止，所以在这里，人就经常会想要借助外物的喧嚣来打破这种潜在的静滞。
而我现在就是如此，这种静止，顿时令我窒息。我希望欢快的节奏和脉搏的跳动能给我呼吸的力量，让我继续发现我是存在着的。我开始理解喀麦隆人为什么这么喜欢欢快的节奏和肢体的颤动，也开始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欣赏中国慢节奏的古典音乐。刚住到伺客弄时，我喜欢站在走廊上吹吹箫，听听雨打芭蕉的声音，享受被夜幕包围的感觉。但是说句实话，箫是孤寂的代表，也许在中国，夜晚的箫声可以为白月光、黑树荫增加寂静安宁的元素，但是在喀麦隆却不是。有一次学长很不好意思地打断了我的一曲呜咽柔肠，他告诉我，上一批志愿者中，就有一位在家里吹葫芦丝，大家都在欣赏乡音的时候，楼下就有当地人来敲门，警告说已经扰民了。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种幽怨凄厉的音乐，他们喜欢欢快、鲜明、充斥耳膜神经的音乐。就像伺客弄路口的酒吧，夜夜笙歌，音乐声充满强烈的肉欲和及时行乐的因子。
听箫，是需要很大的耐性去领略、去想象的。箫声的画面背景最好是一棵两棵半死不活的树，而不是有一大堆丰乳肥臀的猎艳场。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吹箫。闲下来的时候会经常出门走走，在闹市中寻找那份安静。
有一次出门，大概是下午三点多，正是当地中小学生放学的时间段。顺便说明一下，这里的中小学从上午七点开始上课，一直到下午两点半才放学。中间只有两次休息的时段，分别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中午十二点到十二点半，这两个时间段可以让老师学生暂时补充一些点心和咖啡。而且没有课间休息的时间，学生一直坐在教室里自习或是等待来上课的老师。所以，放学也是格外地早。
路上来来往往都是穿着各种颜色校服的孩子，见到我这个中国人时，小孩子们是很惊奇的。跑过来摸我的头发，争着验证是否是真头发，当摸到我的头发的时候，他们开始兴奋地尖叫。还有一些，较为腼腆的，就会站在远处看着我，然后口里大声叫出“hihao，hihao”的招呼声来。一个身穿土黄色卡其布校服的小男孩从我身边飞奔而过，回头看了看我，又迅速跑远了。
他，大概5岁多点，背着一个大书包，穿着法式的到膝短裤，长筒袜子，一双土黄色的，感觉像被洗了很多次的运动鞋，右脚两根白色的鞋带在脚边飞舞。我很想叫住他，让他先系好鞋带，再慢慢走。但是他急促的步调引起了我无限的想象和强烈的兴趣。他是要去不远处的路边摊买油炸beignet球吃，还是要去和等待他的小伙伴一起玩耍，还是……
我加快步伐紧跟着，他转进了一条小巷子，巷子深处是一家理发店，喀国的理发店都会在门口立一块木板牌，在木板牌上用油彩画着男人女人的头以及头发。一个大约一两岁的小孩子站在理发店门口的石阶上，一件土黄色大罩衫，露出半只肩膀，光着脚丫子，嘴角还留着法棍面包屑。那个背书包的小男孩冲向他，一把抱起这个小孩。可能是因为奔跑的冲力或是他本身力气不够大，抱起孩子后，身子往后倾了倾，退后了几步，才勉强站定。手中的小孩，看着这个突如其来的人，没有叫，也没有笑，呆呆地望着他。这位应该是哥哥，哥哥许是累了，许是力气不够大，仰着头，翘着倔强的臀部，不停地将手中的小孩往上托，双手十指紧紧扣起来，但是没多久又要重复上面的动作，龇着牙冲着这个小娃娃笑。始终没有要放下来的意思。
这时，一个丰硕的女人从理发店走出来，也赤着脚，站在门口看着他们，默默地微笑着，她用手指指那个书包，示意他把书包放下。他喘了口粗气，把小孩轻轻地放下，卸下书包，抖抖身上的灰尘，脱了鞋子，走进理发店。女人拎起孩子也进去了。不一会儿，穿校服的男孩，拿着一个铝锅盖出来了，锅盖被倒翻过来当作盘子用，上面放着两根看似已经蒸过的黄褐色米蕉，旁边佐了点儿红色的油辣椒酱和一个叉子。孩子坐到屋外廊下的地上，伸出来两条刚脱袜的小腿，好让阳光帮他舒缓这一日的辛劳，然后闭着眼，扬起脸对着万里无云的蓝天，深深地吸了口气，那舒展的小脚丫子，仿佛所有的事儿在这一刻都得到了完全地释放。然后低头开始细细地品味这个最常见的美食，他吃得极慢，用叉子蘸了辣椒酱，均匀地涂抹在米蕉上，涂好一段，就用叉子截下来，送进嘴里慢慢地咀嚼，再望望那离他很远的天，然后再继续他的享用时光，吃到最后一段时，竖叉着米蕉，不断地蘸着那辣椒酱，咬一口，又马上蘸起来，生怕浪费这最后的一抹美味。这样子像极了端着画盘的油画大师，不断旋转着画笔，360度地让它吃饱颜料，然后细细地绘到画布上，精雕起他的作品。这辣椒酱也似那画盘中的颜料，蘸到米蕉里，然后进入孩子的口中，激起他一腔的味蕾，精琢这一餐留给他的满足。
我转身走了，仿佛自己也同他一般，参与咀嚼了那一顿美味，身后依旧是那块鲜亮的理发广告牌、温情的阳光和寂静的小巷，但我带走了那份徜徉的满足。
吃是良药
来喀国后，每一个月我都过得精彩而充实。3月、4月几乎是在中暑和刮痧中度过，5月在打摆子和去中国医疗队推针的路上度过，6月在药物后劲期，失眠和抗争失眠中度过，7月在安静的适应和恢复期中度过，开始进入打卡式的美食探险，8月在不断的旅行中度过，9月我转去了欢乐学校。
3月、4月虽说已经开始进入小雨季，但是大旱季的酷热与炽闷，依旧是如脚气般顽固地滞留在没有空调和风扇的出租屋内。这屋像个金刚钟，又似个闷蒸笼，我日日躺在垫了海绵褥子的木条横档床上，躲在加厚的蒙古包蚊帐内，无法入眠，很多时候要等到半夜星明如歌，才会潜进来一丝丝凉风，而我又捉不住那丝清凉，辗转反侧了很多日后，我病倒了，吃不下，睡不着，肠子里泛着恶心，脑门上烧起来三味真火，嘴里更是无味到极致。
小慧拿出了珍藏在枕头下的家乡故土，每天清晨时撒到过滤了的开水里让我喝下，说这水有奇效，喝了家乡土泡的水，会马上精神起来；我将信将疑地喝了几天，被颇有生活经验的费斯制止了，她提出了较为科学的中医物理疗法，让我脱去身上的衣服，用那脖子上刻了佛的玉片给我刮起痧来，虽说身上淤泥算是清了一层，淤血也紫到了起泡，但还是散不出胸口的那团燥热；然后同行的战友们捐献出了十滴水、正气丸、正气水，甚至还让我喝了清凉油，每餐像服鹤顶红一样地壮观，算是稍稍振作了几日，但又开始撒手人寰的状态。
5月最为悲悯，时不时疟疾发作，正常情况下是发热发冷，而我又是极为不正常的那一个。有时候坐在马桶上发作，浑身瞬间无力，感觉灵魂被瞬间击碎，然后像五马分尸般，意念向周边被抽离开去，然后地面慢慢地上升、旋转、又回正、最后瞬间倾倒过来，我看着昏暗的灯光渐渐熄灭。醒来时，已经擦洗好被放在了那张蒸架般的床上，我像极了那个加了活酵母的馒头，要慢慢变大，因为那股蒸气在体内乱蹿着想要出来，但是我们的七窍像是虚设的摆件，完全阻扰着它的释放。
我被送去驻喀的中国医疗队很多次，那里的医生都已熟识了我。有个胖胖的美女医生，经常负责给我推针。
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
“小姑娘，这样的状态几天了？”
“抽血验了一下疟原虫指标超了很多，应该就是疟疾了。”
“你吃青蒿琥酯片了吗？”
“这得给你推奎宁了。”
“得跟你说清楚，这奎宁倒是没问题，针头过期两个月了的。”
“这儿的药都是过期两三个月的，这算是最正常不过的，有些过期半年以上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清理和整理药品中度过的。”
“你这样的小姑娘，我们是盼着你来，也盼着你不来。”
那美女医生转过头去，用长长的粗黑大辫子对着我，我想起了民俗课上“长辫子女鬼”的故事。我害怕她转过来还是那一头粗黑的大辫子，没了人脸相。
我哭着求小慧和费斯把我抬回去。
强按着被推了几次，倒也见怪不怪了，但这疟疾却像故意要恋上我似的久久不忍离去。
6月开始进入药物后劲期，我整夜整夜地难以入眠，最破纪录的是7天7夜没有睡，整双眼睛像极了要变身的兔子精，黑眼圈挂在眼袋上，像是画错了地方的眼影，很多时候我怀疑是不是小慧半夜的恶作剧，人肿得像泡过夜亟待发芽的绿豆。
院长提着水果来看我，急得只能夸我太敬业；学生们急着找香茅草，争着煎水给我喝。我看一切都是刺痛的，触一切都是酸胀的，时不时脑子哭出一行倔强的文字，“我要回家！”。
小慧、斯斯终日轮流伺候在床头，从不会熬汤变成了煲汤专家，从不会烙饼变成了面疙瘩达人，从只沾素食变成了五香牛肉干师傅，她们算是被我调教得一一得心应手。有时候我害怕半夜合上眼睛会不会看不到次日的黎明，吓得夜半三更躲在毯子下嘤嘤地啼哭。斯斯被派去了新的教学点后，只剩下认床的小慧夜夜爬到我脚后跟，轻轻拍着我在哼呢声中睡去，有时候我会很坏地故意把她踢醒，然后佯装已经熟睡，她总是替我拉齐那轻薄的毛毯，又倒头呼哧呼哧地与周公去见面。
从这些经历中我总结出一条铁律，在喀国想要保得体态安康，唯一的良药就是“吃”。
7月开始我有了好转，大伙儿开心地带我出去改善口粮，但是他们错了，他们带我走上了一条“美食不归路”。
Bastos的德芙大超市对面有一家炸鸡店，是斯斯带我去的。
直立的大烤箱里密密麻麻地排满了插在铁叉上的鸡，先经过明炉的高温烘烤，烤出鸡油，让鸡皮变得一致服帖与香嫩。这些鸡如果被顾客挑中，就会从铁叉上下来，切剁均匀，撒上入味的香粉，抛到沸腾的热油里去炸，炸到嫩鸡酥香四溢，外皮微微泛起焦糖色，温度将要开始榨出肌理的滑嫩时，马上出锅，再浇上早已调好的芥末梅奶汁，将最后的热气与水分锁住，最后服务员小步快走送到餐桌前来。
配上一大盘新炸的芭蕉片，这芭蕉不是街上卖的芭蕉脆片，是切成较为粗的厚片，外酥里嫩，还带些酸甜与清香，绝不油腻。
服务员还会亲切地提示顾客应该配一杯冰饮，我经常点加冰块的Schweppes生姜汁汽水，斯斯会点Ananas菠萝汁汽水，小慧则点加柠檬片的雪碧。
我们经常光顾，有时候小哥们会争着为我们服务，因为我们吃得干净，残渣会用纸巾包好放到空的盘子里堆起来，给的小费也多，还很有礼貌。
见我吃得下，他们陪在旁边都觉得是种功德。
我开始发胖，疯长了10多斤。
虽然每天都发誓要减肥，跑过面包房要品尝新出炉糕点的可口，理直气壮地给整条街的面包师打分，直到他们不愿理睬我，我就跑去更远的地方探宝，搜回来一些供朋友们继续点评。有一次小慧问，“你这面包吃出朵花来了吗？”
那时正醉心于品尝Brioche小点心，我转过头去正经地回答，“当然啊，你知道这小点心的故事吗？”每当提到“故事”两个字，其他志愿者会搬个凳子过来，笑嘻嘻地品尝我的点心，兰芳会招呼着，“来来来，蒋老师，开讲了。”似乎她手里攒着很多听讲门票。
Brioche是一种发酵点心，高糖高油。最经典的Brioche顶上有个小球，法语里叫“Brioche à tête”，tête是法语“脑袋”的意思。Brioche在十八世纪属于贵族和上流社会才配享用的食物，平民们只能吃最廉价的面包。当时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兰斯加冕为法国国王和王后，法国正值饥荒，大臣向王后报告说法国的百姓没有面包吃，可爱的玛丽皇后则说“S'ils n'ont plus de pain，qu'ils mangent de la brioche”意为吃不起面包，那就吃Brioche呗。不知是玛丽皇后久居深宫不懂得民间疾苦，还是故意调侃那位大臣。最后法国民众推翻路易十六，顺带把这位玛丽王后送上了断头台。
然后我指指那凸起的小头，“大家现在品尝的就是那颗美丽的玛丽王后脑袋。”大家像听曲儿般儿地说，“好。”
“Rond point express”并不是一个喀餐馆的名字，之所以这么叫它，是因为我只知道去那个喀餐馆只要打车到“Rond point express”，然后下车一直步行10米，右转10米，再左转10米便可以到达那家有着浅蓝色大铁门的喀餐馆。我不知道它的名称，因为即使我知道它的名称，司机也不会把车开进这个冷清的巷子。所以我选择记下“Rond point express”这个众人皆知的十字路口大转盘。
这家的喀餐是我在雅温得吃过的最好吃且最便宜的喀餐，当然我吃过的喀餐店是屈指可数的。这里有从杜阿拉港口运来的新鲜黄鱼、狼鲈鱼、青占鱼等，每天限量出售。一般一条长度从手腕到指尖，宽度大概四个手指的狼鲈鱼只要2000中非法郎，可以搭配米饭、芭蕉大饼、蒸芭蕉段、烤芭蕉片，这些自由选择的主食是免费赠送的。如果吃得不尽兴，还可以叫一盘伴有牛肉丁的Ndole，只要额外再加500中非法郎。
每次我们中国人去，老板娘都会热情地过来行贴面礼。我很喜欢和她行贴面礼，因为她每次都会喷不同的香水来掩盖她身体散发的那种特有的气味，而且可以近距离看清她那黑色泛油、呼吸宽大的鼻翼，那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银灰眼影，那对出跳眉骨之外的咖色弯眉，和那叮叮当当、夸张热闹的镀金色大耳环。
有一次，我们浩浩荡荡7个人又去了这家“Rond point express”餐馆。照例坐在店里院落内的大遮阳伞下，在等待大餐的同时，总会先欣赏一会儿周围的美景。餐桌左边是一堵爬满爬山虎的矮墙，经常会有彩色的蜥蜴过来和我们问好，并在我们一堆女孩子面前，做几个俯卧撑，然后再恋恋不舍地离开。餐桌正前面是餐馆大厅，因为这院子地势较高，从餐桌这边水平望过去恰好看到餐馆水平的屋脊线。餐桌右前方是另一个院落，同样设有白色的塑料靠背椅，红色的餐桌，只是少了蓝色的遮阳伞，取而代之的是高大的棕榈树和芭蕉树。这时从棕榈树与芭蕉树身后的厨房里缓缓走来一个丰硕的端着烤鱼的老板娘，脸上写满了喀式美女的标志，她身后海蓝色的天空，绵羊白的云朵，金黄如沙海般神秘的夕阳挂在繁茂的棕榈树梢，犹如一幅天然的油画。
有一只蜥蜴可能听到了烤鱼伴上番茄、芹菜丁滋滋的声音，闻到了芭蕉大饼催生唾液的香味，看到了牛肉丁Ndole（伴着花生粉、赤豆粉）里搅拌的叉子，杯盘碰撞的清脆声使得它趴在高高的爬山虎墙上，不停地做着俯卧撑。
我又想起了喀麦隆诗人Takere Measack Fongang所写的一首关于蜥蜴的诗——“Why Lizard nods his Head”（蜥蜴为何点头）。我们所说的蜥蜴做俯卧撑应该是他所说的蜥蜴点头。
这首诗的大意是：很久以前乌龟、蜥蜴和狗是好朋友，在大饥荒的年代里，连人类也遭受着饥饿和死亡，乌龟却把自己的孩子们养得非常胖实和有生气，这令狗和蜥蜴都很费解，并为之惊讶。它们俩想让乌龟告诉它们如何能变得像它的孩子们那样壮实和健康。乌龟答应了，秘密地带着两位朋友来到了一棵周围灌木丛生的梨树下，蜥蜴和狗在一旁静静地观看。梨子终于掉下来了，重重地砸在乌龟的背上，乌龟静静地挪动着，偷走了这一枚梨子。狗在一旁急了，希望马上就能轮到它来试试，它兴奋地站到梨子树下。但是小小的梨子砸下来，冲力太大了，狗不耐烦地发出了痛苦的哀嚎。这时果园的看管员听到了，立刻拿着石头和瓦砾作为武器追击敌人，一旦让他发现小偷，便将之打伤或者干脆送上西天。大家都四处逃散了。蜥蜴的黄金机会也就被狗的鲁莽剥夺了。留给蜥蜴的，永远只有梨子从树上掉下砸到狗的瞬间。
所以，蜥蜴永远在点头（而不是我们认为的做俯卧撑），目光永远停留在梨子从树梢落到地上的瞬间。后来我问了很多喀麦隆当地的学生，在喀麦隆文化里，狗并不是忠诚的象征，反而有些贪婪、调皮的意思；喀麦隆文化中普遍喜欢乌龟，认为乌龟会带来好运，是一种忍辱负重、勤劳敦实的象征；而可爱的蜥蜴则是象征每每错过良机的人。
我发现这个故事也便是在“Rond point express”。
- 用玉米粉、木薯粉或面粉混合揉成的小球，放在油里炸。是一种喀麦隆传统小吃。一般平民早餐标配是：一碗米汤、几勺赤刀豆、几颗油炸beignet。
- Madam，法语音译，写成“马达姆”，对女子的尊称。
- 连夜写邮件问导师孙春颖，她在邮件里的回复：“留学生”这个词是由古代日本创造的。远在1300多年前的唐朝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吸取中国的先进文化，曾13次派“遣唐使”来中国。“遣唐使”因为是外交使节，驻唐时间一般不过一两年，不能在中国久留，因而无法满足日本全面深入地学习中国文化的需要。后来，日本政府派“遣唐使”时，就加派了“还学生”和“留学生”。所谓“还学生”，是在遣唐使回国时一起回国；“留学生”则是在遣唐使回国后，仍留在中国继续学习的学生。当时留学生在唐朝主要学习哲学、文学艺术和生产技术等。现在日本的京都建筑式样几乎同唐朝的长安一样，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之名，这都是留学生的功绩。从那时起，“留学生”这个词就一直沿用下来。现在凡留居外国学习的学生，都称“留学生”，“留学”一词也就由此而产生。
- Orange是一家法国通讯公司，在喀国算是信号最好的。
- Bon après－midi，法语意为：下午好。
- Coffre法语意为：行李箱。
- 富人区的一个超市，法语为DOVV，这里是音译。
- 马达姆：法语Madam，这里音译，是“女士”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