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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未完成
我对于高中的印象很模糊，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这是弥补熬夜使用计算机后睡眠不足的方法。在我就读的阿伦德尔高中（Arundel High），大部分老师都不介意我小歇片刻，只要我不打呼噜。但还是有一些残忍的老师，总觉得有义务叫醒我，他们用粉笔划过黑板或是拍击黑板擦制造声响，有时还会突然丢出一个问题：“斯诺登，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我会从书桌上抬起头，在椅子上坐直，嘴巴还打着哈欠，旁边的同学强忍笑意，一副等着看笑话的样子。
老实说，我太爱这些时刻了，这是高中所能提供的最棒的挑战。我享受被注目的感觉，我在黑板上搜寻蛛丝马迹时，全班30双眼睛盯着我，期待我出洋相。若我能迅速给出正确答案，那我可能会成为全校风云人物。若反应不及，我也可以讲个笑话混过去，毕竟笑话永远不嫌多。最糟的状况是结结巴巴，那他们会觉得你是个白痴。随他们怎么想，被别人看不起没什么大不了。别人低估你的智商与能力，只是为了突显他们自己的脆弱。他们的判断越偏离事实，越能帮助你之后扳回一局。
当我还是青少年时，我非常喜欢二元论观点：生活中重要问题的答案，只有对与错两种。我想我是受到计算机程序的影响，在那个编码的世界里，所有问题只能用0或1回答。即使是大小考的多选题，我也能用二进制的相反逻辑来应答。若我无法立刻辨识出其中一个选项为正解，那我可以用消去法，淘汰“总是”“从未”这类极端说法，或是排除不合理的例外。
高一接近尾声时，我面临一个非常特殊的挑战。这个难解的问题，无法用2B铅笔画卡回答，只能用完整的字句篇章作答。说白点，这其实是英文课的一道写作题目，题目是：“请写出一篇自传，字数不超过一千字。”我被陌生人命令检视自我，这恐怕是唯一让我感到毫无头绪的主题。我实在写不出来，我无法对外人敞开心胸。后来我交了白卷，结果得到了“未完成”的评语。
我的问题是非常私人的，正如写作题目一样。我无法写出自传，因为我的生活陷入混乱：父母当时正在闹离婚。父亲早就搬出去了，而母亲想卖掉我们位于克罗夫顿的房子，并和我们一起搬到一间公寓，之后又搬到埃利科特城附近。曾有个朋友说过，只有经历过父母死亡或自己变成了父母，才算是真正长大了。但没人告诉我，对我这个年纪的小孩来说，父母离婚带来的打击极大，如同前面两件事同时发生一般。突然，童年时期父母坚不可摧的形象破灭了。他们比你还失落，脸上满是眼泪与怨怼，期待你告诉他们：凡事都会变好。但根本不会变好，至少短期内不可能。
在我们的监护权与探视权由法院分派期间，姐姐投入申请大学的忙碌行程中，后来成功被威尔明顿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录取。随着大学开学日子的逼近，我觉得自己逐渐失去家庭的温暖。
我变得越来越内向。我强迫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戴上面具扮演别人期待的模样。在家人眼中，我值得信赖且真诚。在朋友面前，我幽默风趣，无忧无虑。但当我一人独处时，我闷闷不乐、心情抑郁，时常担心自己成了别人的负担。在前往北卡罗来纳的路上，我开始被悲观念头纠缠：每年圣诞节都被我搞砸，因为我的成绩不理想，因为我总是玩计算机，不做家务。我的脑海里闪过童年做过的错事，如今就像呈堂证供，直指我就是使事情发展至此的元凶。
我试图摆脱这种罪恶感，方法是忽视自己的情绪，假装一切都没事，后来我开始装大人。我不再说“玩”计算机，而是说在计算机上“工作”。光是调整用词而非修正行为，就能改变别人看待我的方式，甚至连我自己也吃这一套。
我不再自称艾迪。从现在开始，我叫斯诺登。我买了人生中第一部手机，大模大样地挂在腰间，就像个混账大人。
遭受创伤的意外收获是获得重生的机会，教导我欣赏家庭以外的世界。我惊讶地发现，随着我与父母渐行渐远，我反而与其他人更加亲密，他们把我当成同辈看待。他们就像人生的导师，教导我航行，训练我打拳，指导我演讲，并给予我上台的自信。他们帮助我成长。
高二开学后，我觉得越来越疲惫，也更容易睡着，不仅在学校如此，在家用计算机时也一样。我会在半夜里惊醒，前方的屏幕上显示出一连串莫名其妙的字符，因为我倒在键盘上。过了不久，我的关节开始疼痛，身体水肿，眼白泛黄，后来甚至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即便连睡12小时，也起不来。
医生从我身上抽出大量血液，最后诊断我得了传染性单核白细胞增多症（mononucleosis）。我的身体极度虚弱，内心倍感羞辱，不只是因为此病的传染途径是我同学口中戏称的“乱搞”，更因为15岁的我唯一“乱搞”过的只有调制解调器而已。学校被我抛在脑后，请假的次数越来越多，而就连这件事也无法让我开心，甚至狂吃冰激凌也没用。我没精力做任何事，唯一的例外是玩父母买的游戏。他们两人彼此较劲，看谁能买给我更新、更酷的游戏。父母抢着取悦我，试图减轻离婚的愧疚感。而当我连碰游戏的兴致都丧失时，我开始怀疑生命的意义。我有时候醒来，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昏暗的光线让我疑惑现在是在母亲的公寓还是父亲的单人套房。我不记得谁载我来的这里。日复一日，每天都没有变化。
我的世界一片黑暗。我记得我读过《黑客的良知》（也就是《黑客宣言》）、史蒂文森（Neal Stephenson）的《溃雪》，还有托尔金（J. R. R. Tolkien）的一系列著作。我在读这些书时经常睡着，搞不清楚书中的主角与情节发展。有一天我还梦到《魔戒》里的咕噜在我床边哀叫：“主人，主人，信息渴望自由。”
虽然我沉浸于发烧时做的梦，但真正的噩梦是必须补上学校作业。在我缺了四个月的课后，校方寄信通知我必须重读高二。我确实感到惊讶，但当我读信时，我心里清楚这事终究会发生，即便先前为此担忧了好几周。一想到要重返学校，我就抗拒，更别说要再念两个学期，我一定得设法避免这件事的发生。
正当我的抑郁症越来越严重时，收到校方的通知令我重新振作。我打起精神，好好打扮自己，不再穿着睡衣。我立刻上网找资料，打电话询问，试图寻找学校体制的漏洞，也就是让我脱身的办法。经过一番研究与填写了许多表格，几天后，我收到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很显然，你并不需要高中文凭就能申请大学。
录取我的是安妮阿伦德尔社区学院，这所当地学校的知名度当然不及我姐姐的学校，但同样是受到官方认可的机构，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带着录取通知来到阿伦德尔高中，校方行政人员一开始非常疑惑，后来掩盖不住无奈又有些开心的表情，最终同意让我修大学学分来换取高中文凭。我一周要上两天课，这是我能忍受的最大极限，不然我无法维持正常运作。通过跳级的方式，我不必再次经历学习高二的痛苦课程。
这所大学距离我住的地方仅需25分钟车程，而我头几次自行开车前往学校的过程相当危险，除了我刚拿到驾照外，我还得在途中保持清醒，不打瞌睡。我一上完课，就直接回家睡觉。我是班上最年轻的学生，或许是全校最小的也说不定。对他们来说，我的存在既新奇又碍眼。况且我正处于抑郁症康复中，这也代表我不太会与他们互动。再加上这是一所通勤学校，校园生活并不活跃。这种校风很适合我，而且大部分课程都比高中来得有趣多了。
在我继续述说故事之前，我必须说明一点：我离开高中后，仍积欠那份英文课程作业，也就是被评为“未完成”的自传。随着年纪渐长，写自传这件事变得越来越沉重，而困难度也没有丝毫降低。
实情是，拥有我这般人生经历的人不可能轻易写出自传。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隐藏身份，如今却讽刺地写书爆料。美国情报机构不断告诉员工必须隐姓埋名：把自己想象成一张白纸，这样才能写上秘密，同时便于伪装。你训练自己融入人群，模仿别人的打扮、说话的方式。你住着一般的房子，开着常见的汽车，穿着也类似。唯一不同的是，你的平凡只是掩饰。这是一个否认自我的职业，无法享受公众的赞许，唯一的犒赏来自下班后，你再度融入人群，成功说服他们：你是其中的一分子。
虽然有许多更流行且准确的心理词语能够形容这种分裂的认同概念，但我倾向用人为加密来解释。在加密过程中，原始素材（你的核心认同）仍然存在，但经过了上锁与编码扰乱处理。这个世界很公平，你越清楚别人，就越不了解自己，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忘了自己喜欢或厌恶的事物。你失去自己的政治观点，对政治程序的尊敬也荡然无存。一切事物都没有这份工作来得重要：一开始是否定人格，最终是欺骗良心，毕竟任务是第一位的。
基于这样的观点，我多年来坚持维护隐私权。我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探讨个人私事。但我离开美国情报系统的时间，几乎与我任职的时间一样长，如今我体会到：这样的解释不足以说服我自己。毕竟当我在写作课上交出白卷时，我根本称不上间谍，而是乳臭未干的小子。我那时只是个青少年，利用虚拟化身玩间谍游戏，借此度过父母离婚的艰难时刻。
在经历了家庭破裂后，我们家变成了一个各怀秘密的家庭，每个人都善于装腔作势，隐藏秘密。我父母不会分享秘密，当然也会防范小孩。当我周末待在父亲家，而姐姐和母亲一起住时，我们姐弟两人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秘密。父母离异对小孩来说，最残酷的考验莫过于被其中一方拷问对方如今过得好不好。
我母亲早已重返单身战场，父亲则尽力填补内心空虚，但他偶尔还是会因冗长、昂贵的离婚程序而大发雷霆。当这样的情况发生时，我和父亲的角色便会对调，我必须坚定果决地和他讲道理。
写下这段文字令人感到痛苦，原因并不在于重温过去的伤痛，而是这无法显示我父母本质上的良善。出于对孩子的爱，他们两人最终化解分歧，以和解收场，各自过着幸福的日子。
这样的改变是恒常、普遍且充满人性的。但自传是静态的，无法记录下一个人的全部变化。因此，最棒的自传不是发表一段声明，而是许下一个承诺，期许自己坚守原则，变成更棒的自己。
我上社区大学不是为了接续高中教育，而是为了实现我对自己许下至少完成高中学业的承诺。我还记得那天是周末，我开车前往巴尔的摩附近的公立学校参加考试，目的在于取得相当于高中毕业文凭的普通教育发展证书。
离开考场后，我的心情格外轻松。别人要用两年时间才能高中毕业，我仅参加两天考试就取得了同等学历。这感觉像钻漏洞，但实际意义远大于此，因为这代表着我信守诺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