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的名字是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我曾经为政府服务，但现在，我为民众服务。我花了将近30年才明白这是有差别的，而当我明白时，我在办公室里惹出了一些纰漏。结果，我现在把时间都用于保护民众不受我以前身份的危害——一个中情局（CIA）和国安局（NSA）的间谍，一个自以为可以打造美好世界的年轻技术专家。

我在美国情报系统的工作生涯仅持续了短短七年，我讶异地发现，这只比我在不是自己所选择的国家流亡的时间多了一年而已。然而，在七年的任职期间，我经历了美国间谍活动史上最巨大的改变——由锁定监视个人转变为大量监视全部人口。我在技术上进行协助，让一个政府得以搜集全世界的数字通信，长期储存，并且随意在其中搜寻。

“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情报机构对于未能保护美国，放任珍珠港事件以来最惨烈、最严重的攻击在他们眼皮底下发生，深感愧疚。因此，领导者试图建立一个系统，防止他们再度疏于防范。这个系统必须以科技为基础，而这是人数众多的政治科学专科生与商业管理硕士所不懂的。最秘密的情报单位对我这样的年轻技术专家敞开大门。科技怪咖因而统治了地球。

要说当时我懂什么的话，我很懂计算机，所以我快速晋升。22岁时，我第一次通过国安局最高机密安全调查，得到组织结构图最底层的一个职位。不到一年，我到了中情局，担任系统工程师，可以四通八达地进入一些全球机密网络。唯一的成年人主管是一个在值班时看罗伯特·陆德伦（Robert Ludlum）及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的平装书的家伙。情报单位在雇用科技人才时打破一切规定，他们通常不会雇用没有大学学历的人，后来至少要是准学士才行，而我两者都不是。无论如何，我都不应该被放行进入才对。

从2007年至2009年，我被派驻在日内瓦美国大使馆，是少数以外交身份为掩饰的技术专家之一，我的任务是把中情局带进未来，让欧洲外站上线，将美国用以监视的网络数字化及自动化。我这一代不只是重新设计情报工作，我们全面重新定义情报。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秘密会晤或暗中交换消息，而是数据。

26岁时，我表面上是戴尔公司的员工，但仍为国安局工作。委外合约成为我的身份掩饰，我这类科技型间谍几乎都是这样。我被派到日本，协助设计国安局的全球备用系统——一个庞大的隐蔽网络，确保即便国安局总部被核弹轰炸夷为平地，也不会损失任何数据。当时，我并不明白架构一个保存每个人生平永久记录的系统竟会是一个悲剧性错误。

我在28岁时回到美国，获得极高的职位升迁，加入负责戴尔与中情局双边关系的科技联络团队。我的工作是跟中情局的科技部门主管们开会，以设计和销售他们可以想到的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我的团队帮中情局设立一种新型的运算架构——云端，这种科技首创让每一名干员无论身在何处，都可以存取及搜寻他们所需的任何数据，不论距离多么遥远。

总结来说，以前的工作是管理与连接情报流通，后来的工作变成设法加以永久保存，接着又变成让情报可以在各地取得及搜寻。29岁时，我去了夏威夷，承接一项国安局的新合约，此时我才注意到这些计划。在那之前，我一直被“知情的权利”这项教条困住，无法了解我这些特殊的、隔离性任务背后的目的。直到来到这个乐园，我才终于能够看出我做的所有事情是如何被整合起来的，像一部巨大机器的齿轮互相啮合，组成了一个全球监视系统。

深入菠萝田下面的一条坑道——珍珠港时代的一座旧地下飞机厂——我坐在终端机前，可以近乎无限地取得世界上几乎所有男女老幼的通信记录，只要人们曾经拨打过一通电话或碰触过一台计算机。这些人当中包括3.2亿美国同胞，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举一动都遭到监视，不仅严重违反美国宪法，更违背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

你读这本书的理由在于：我做了一件以我的职务来说很危险的事。我决定说出事实。我搜集美国情报系统的内部文件，作为美国政府违法的证据，并把它们交给新闻记者，他们审查之后公之于世，举世震惊。

本书将说明我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我所依据的道德与伦理原则，以及我为什么会有这些原则，这亦关乎我的一生。

人生是什么？不只是我们说了些什么，甚至不只是做了些什么。人生亦包括我们所喜爱的、所相信的。以我而言，我最喜爱和相信的是联结，人际的联结，以及促成这些的科技。当然，这些科技也包括书籍。但对我这个世代而言，联结主要意味着使用互联网。

在你产生反感、明白互联网疯狂毒害我们这个时代之前，请你谅解，对我来说，在我认识互联网之时，它是很不一样的事物。网络既是朋友，也是父母，是一个无边界、无限制的社群；既有单一的声音，也有无数的声音，是一个已经有人垦殖但尚未遭到剥削的共同地带，各种各样的部落和睦相处，每个成员都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姓名、历史和风俗习惯。每个人都戴着面具，然而这种多数匿名造就的文化所产生的事实多于造假，因为重点在于创造与合作，而不是商业与竞争。当然，这中间也会有冲突，但善意与善念会胜过冲突——这正是真正的先驱精神。

如此一来，你便会明白，我说今日的网络是“无法辨识”的是什么意思。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改变是一项有意识的改变，是少数特权人士的系统性努力的结果。在线发展电子商务的早期浪潮很快便成为泡沫，接着在21世纪之初终于破灭。在那之后，企业界意识到，人们在网络上的兴趣不仅在于消费，更在于分享，而且网络促成的人际联结是可以卖钱的。如果人们在网络上想做的事主要是跟家人、朋友和陌生人报告自己的近况，从而得知家人、朋友和陌生人的近况，那么企业只需要设法将自己挤进这些社交互动中，再从中获利即可。

这便是监视资本主义的开端，也是我原先所认知的网络的终点。

如今，具有创造性的网络已然崩溃，因为那些美好、高难度、有个性的网站关闭了。便利性的承诺让大家关掉自己的个人网站——因为那需要持续的、辛苦的维护——改换成脸书网页和Gmail账号。所有权的表象让人容易搞错现实。很少有人在当下即明白，我们所分享的一切都将不再属于我们。以前电子商务公司因为找不到让我们有兴趣购买的产品而倒闭，其后继者现在找到可以贩售的新产品了。

“我们”就是那个新产品。

我们关注的事物、我们从事的活动、我们所在的地点、我们的欲望——我们揭露有关自己的一切，不论刻意还是非刻意，都受到监视并被暗中出卖，极力拖延随之而来的无可避免的侵犯感，因此我们大多数人直到现在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种监视持续受到积极的鼓励，甚至得到众多政府的资助，渴望由此获得大量的情报。除了登录和金融交易，21世纪初期所有的在线通信几乎都没有加密，这表示在许多时候，政府甚至不必为了想要知道他们的客户在干什么而去找企业，他们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监视整个世界。

美国政府在全然漠视开国宪章的情况下屈服于这种诱惑，而且一旦尝过这棵毒树的果实，便陷入狂热，无法自拔。暗地里，政府掌握着监视全民的权力，这种权威就定义上而言，对无辜者的伤害远大于对犯罪者的伤害。

直到我完全了解了这种监视及其伤害，我才惊觉，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民众，全世界的民众都从不曾获准投票或是有机会表达我们对这种程序的意见。这种近乎全球范围的监视不仅未经我们同意便设立，而且刻意隐藏每个层面，不让我们知道。遭到变更的每一步程序与其后果都不让所有人知道，包括大多数国会议员。我可以去找谁呢？我可以跟谁谈呢？泄露实情，即便是对律师或法官或国家，都会构成一项重罪，全盘揭露事实将会遭到联邦监狱终身监禁。

我感到迷惘，陷入忧郁，跟自己的良知斗争。我爱我的国家，我相信公共服务，我们全家、我们这个数个世纪以来的家族，多是一生为国家与人民服务的男男女女。我本人便宣誓为民众服务，而不是为一个机构或一个政府，也支持与捍卫宪法，而宪法所保障的公民自由已惨遭蹂躏。现在，我不仅参与其中，还是干下这种勾当的人。那些工作，那些年——我究竟是为谁做事？我如何在雇用我的机构的秘密合约以及我对美国立国原则的宣誓之间求取平衡？我应该对谁效忠？或者对什么效忠？在何种地步，我有道义上的责任去违背法律？

回想那些立国原则，让我得到了答案。我明白，站出来向新闻记者揭露我的国家滥权的程度，并不是倡导什么激进的事，比如摧毁政府或是摧毁情报体系，而是重新追求政府以及情报体系自己确立的理想。

唯有对人民权利的尊重才能衡量一个国家的自由，而我相信这些权利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界限，明确界定一个政府在何地及何时不得侵犯个人领域或个人自由——在美国革命时期叫作自由，在网络革命时期叫作隐私。

从我挺身而出至今，已有六年了，因为我目睹了全球各地所谓的先进政府保障这种隐私的决心逐渐削弱。而我认为，联合国也认为隐私是基本人权。然而，这些年间，这种决心不断减弱，民主退化成威权民粹主义。这种退化，在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中尤其明显。

民选官员企图抹黑媒体，而真相的原则遭受全面攻击，更教唆及煽动了这种情况。真相被刻意掺杂了虚假，并且借由科技将这种造假放大为空前的全球混乱。

我极为清楚这个过程，因为虚构造假向来是情报系统最黑暗的一面。单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同一批机构便操弄情报以营造战争借口，并且使用非法政策与隐讳的司法权，将绑架视同“异常拘留”，将刑讯视同“强力侦讯”，将全民监视视同“大量搜集”。这批机构毫不犹豫地指控我是中国双重间谍、俄罗斯三重间谍，更糟的指控是：千禧世代。

他们说得口沫横飞、无的放矢，主要原因在于我拒绝为自己辩护。从我挺身而出的那一刻起，直到现在，我都坚决不透露我私生活的任何细节，避免给我的家人和朋友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他们为了我的原则已经吃了够多苦头。

由于担忧加剧他们的苦难，我一直犹豫要不要写这本书。毕竟，与决定公开我的一生相比，决定挺身而出公布政府罪行的证据，对我来说还比较容易。我所目击的滥权需要我采取行动去应对，而没有人因为无法抗拒自己的良知而去写一本自传。因此，我试图取得本书指名道姓的每个家人、朋友与同事的许可，或是公众人士的许可。

正如同我不愿作为他人隐私的片面仲裁者，我从不认为单凭我一人可以选择哪些国家机密必须对民众公开，哪些不可以。所以，我只对新闻记者揭露政府文件。事实上，我没有直接向民众揭露任何文件。

我相信，正如同记者们所相信的，政府可以隐藏一些信息。即便是世上最透明的政府，也可以隐藏一些事情，比如地下情报员的身份与部队在战场上的行动。而本书没有此种机密。

在叙述我的一生的同时，保障我所爱的人的隐私，并且不暴露合法的政府机密，这并不是简单的任务，但这是我的任务。在这两项责任之间，才有我的容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