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高适是盛唐时代著名的诗人。盛唐这个空前隆盛的时代，使才俊之士精神振奋，意气风发。他们都有几分狂傲气，对未来充满了理想，希求大有作为。高适正是这样的才俊之士，他狂放而自负，不屑于走考进士、明经的常道，动辄以公侯自期，具有追求不朽功名的高昂意气。正是这一点使他在求仕的道路上百折不回，虽奔波二十余载尚未得一官也没有丧失进取的勇气和信心。然而长期的流落不遇，终究将诗人的目光引向现实，使他看到社会隆盛气象背后潜伏着的危机，认识到对广大士人开放的仕路仍险阻重深。这一切表现在创作上，就形成冷峻地直面现实与应时而生的高昂意气的结合。

高适在天宝十二载（753）入哥舒翰幕府以前，政治上一直是失意的，所以他这个时期所写的诗歌，颇多不遇的悲慨，然而在悲慨中往往寓壮激之气，吐露了诗人急于用世的雄心。诗人对那种有济世才能却遭到遗弃和埋没的现象，愤怒抨击，对权贵把持政柄和出身寒微的士人难以找到出路的现实，也无情揭露。由于诗人生活困顿，长期浪游，较多地接触到社会下层，有改善人民境遇的政治抱负，所以这个时期曾写了一些反映和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这类诗固然常与天灾连在一起写，但诗人并没有把农民贫困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发生了自然灾害，还触及到租税过重等社会问题。可以说，高适诗歌在反映现实的深度方面，超过同时的许多诗人。

在盛唐诗坛上，高适是以擅长边塞诗著称的。边塞诗的创作，在盛唐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这同当时文人出塞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紧密的关系。所谓“文人出塞”，应包括文人入幕、游边、使边（包括内地的州县官吏赴边地送兵、送衣粮等）三个方面。高适曾三次出塞（第一次游幽蓟，第二次使清夷军送兵，第三次入河西幕），不仅出塞的时间长，边塞生活的体验也很丰富和充实，所以成为盛唐边塞诗的杰出代表。

高适前两次出塞时写的边塞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东北塞地边患的严重，流露了作者对边将无能的不满，表达了他要求选用良将，优遇士卒，在短期内解除边患的愿望；常议论边策得失，抒写个人报国抱负，慨叹自己徒有安边的壮志和谋略却无人理睬；注意反映边塞征战生活的多种矛盾和戍卒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或颂扬他们奋勇杀敌、情愿以死报国的气概，或表现他们久戍思归的哀怨，更重要的是诗人还以深切的同情，写出了戍卒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着意为他们鸣不平，并对将帅的骄奢荒纵、玩忽职守和不恤士卒，给予了有力的鞭挞。这些诗在表现形式上多采用五言古体及七言歌行，情调慷慨悲壮。高适第三次出塞时写的诗，则多表现从军出塞、征战立功的豪情，呈显出豪壮的特色，与前两次出塞时的作品有所不同。

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评论高适的诗说：“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这些话是很中肯的。我们只要读一读高适的诗，就能很明显地感觉到它们多具有直抒胸臆的特点。关于这个问题，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作些说明：第一，他的诗是真情的流露，意胜于辞；不以词采取胜，而以充实的内容、饱满的感情引人。例如“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蓟门五首》其二），语言虽极质朴、平实，感情却很强烈、深沉。第二，诗人披露胸襟、抒写怀抱，皆率直无隐，不假雕饰，且往往采用写实手法，不多作夸张、想象。第三，高诗不常使用寓情于景的表现方法，而多以饱含感情的语言，夹叙夹议。如《别韦参军》、《效古赠崔二》、《塞上》、《蓟门五首》、《蓟中作》等等，都是这样。高诗中写景，往往或大笔勾勒，或偏重于表现自己的主观感受，而少对景物作细致入微的描绘。当然，高诗中不是没有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作品，但毕竟这样的作品数量较少。第四，“直抒胸臆”并不等于随口说话，高适的许多诗句，是经过精心提炼和加工的。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燕歌行》）、“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别韦参军》）等，都具有很强的概括力，显然是经过认真锤炼的。但这些诗句又不失其质直，一点也未显露刻意锤炼的痕迹。所谓“兼有气骨”，是指高适的诗歌，语言质朴有力，思想感情表现得鲜明爽朗，呈现出刚健明朗的特色，与齐梁以来的绮丽柔靡的诗歌异趣。综上所述，高诗内容充实，感情饱满，意气豪迈，笔力遒劲，语言质朴，给人以浑厚、沉实、雄健之感。前人称高诗“尚质主理”（陈绎曾《吟谱》）、“浑朴老成”（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一）、“沉雄”（叶燮《原诗·外篇》）、“浑厚”（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这些话都比较准确地道出了高诗的风格特色。

高诗这种风格的形成，是由多种主客观因素支配、制约的。唐代前期诗人大力提倡建安风骨，以改革齐梁以来的绮靡诗风，这一历史任务到了唐玄宗时代才最终完成。高适的创作，既对这一改革任务的完成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又受到当时诗坛追慕建安风骨风尚的较大影响。从高适的生活经历、精神面貌、性格、气质来看：一方面，诗人长期穷困失意，抱负无从施展，胸怀郁勃不平之气，对现实有真切的体验和较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又性格旷达豪放（《河岳英灵集》说他“性拓落，不拘小节”），始终怀抱大志，并对前途充满希望和自信。这两个方面，对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书入选的诗歌，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刊《高常侍集》十卷本，并参考他本，对文字有所校正，依照本套丛书体例，不出校记。

本书注释，曾参酌借鉴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孙钦善《高适集校注》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