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关于指称的研究几乎贯穿了语言学的整个发展过程，研究内容也经历了从单纯的词语到句子再到语篇的过程。从语篇角度对指称研究主要涉及指称形式、某一指称形式表现出的与指称有关的意义，以及发话人在话语语境中使用有关指称语的目的。以韩礼德为代表的系统功能学派从语言功能的角度对语篇指称做了研究，他们将指称这一语言现象视作是语篇衔接或连贯的基本手段，并指出不同形式的指称是该指称语所指实体在句子或语篇中是否处于“焦点”位置的结果。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认知语言学家也对语篇中不同指称形式的使用机制做了相关研究与探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Ariel的“可及性”理论。依据“可及性”理论，语篇中，话语使用者通过不同形式的指称语对同一实体进行指称，反映了该实体在话语使用者大脑中的活跃度。国内学者许余龙(2004)在Ariel的“可及性”理论基础上，结合系统功能学的“主题性”概念，以中国民间故事为语料，对汉语自然语篇中的指称语使用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最终将自然语篇中指称语的使用视为该指称语所指称实体在话语交际双方大脑中的“可及性”与其在语篇中是否占据“主题性”的共同结果。学者高原(2003)以认知理论“概念参照点”为理论基础，对小说语篇中的篇章内指称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高原的指称研究突破之处还在于将小说语篇结构及语篇特征与指称使用结合起来，拓宽了指称使用的阐释。学者赵秀凤(2009)以意识流小说语篇为语料，将叙事学概念“视角”【注：这里的“视角”指叙事语篇中的人物视角，即人物的立场、观点、态度、评价等主观性因素。】纳入语篇指称研究，并指出指称语在意识流语篇中的视角标示作用。上述学者在对指称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都是将指称作为一种语言现象，以一个完整意义的小句或语篇为单位，自上而下地对指称语的使用做了阐释性的分析与研究。关于指称的这种自上而下式的研究模式，只会给我们带来这样一种认识：指称作为一种基本语言现象，不同指称语的使用是受到所在语篇的功能、目的、结构或特征等语篇因素所影响的，不同指称形式的使用就是这些因素影响的结果。换言之，这些研究者都是从语言编码的角度对指称使用做了系统功能或认知方面的具体阐释。

然而，语言的使用不仅涉及语言的编码，还涉及语言的解码，也就是听话人对语篇意义的接受。话语交际中，只有听话人对话语进行正确的解读后，一个成功的话语交际才会完成。20世纪90年代，随着认知语言学在西方语言学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交叉学科的认知叙事学与认知文体学也随之诞生。认知叙事学将注意力从文本结构转向读者认知，试图揭示读者和文本在意义产生过程中的互动；认知文体学则通过认知机制对文学文本中的语言进行阐释，并且试图揭示语言形式与文本意义之间的关系。

本书在前人关于指称研究的基础上，以认知叙事学作为对指称形式研究的切入点，以认知科学基本理论“心理空间”“参照点”及“话语场景”为理论基础，以意识流小说中的指称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了不同形式指称语在读者建构文本意义及主题意义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定性研究的方法，最终就相关问题做出如下结论:

首先，意识流小说独特的叙事手段决定了读者在对其进行意义构建时所产生的心理空间类型为典型的“以基础空间为背景，以人物意识为嵌入的立体式空间网络体系”。作为现代小说的代表，意识流小说家摒弃机械单纯地描写环境、记录事件或描绘人物的模式，而代之以努力捕捉存在的瞬间与人物意识的流动。基于这种创作观，意识流小说在叙事策略上展现出诸如情节的淡化，叙事时间、空间的延长或搁置，叙事视角的多重性，人物塑造的意识化等特点。小说文本在形式上也相应呈现出凌乱或支离破碎的面貌。然而，凌乱的表象下并不是无肌理可循。正如认知语言学者福康尼尔所言，“每一个语言形式都是指引读者穿行于不同空间的路标”，帮助读者正确构建心理空间的正是不同形式的指称语。

意识流小说多重的视角决定了话语编码者在对小说话语进行编码时参照点的变化，参照点的变化则意味着对同一实体进行指称时会使用不同的指称形式。意识流语篇中，话语参照点主要集中于叙述者与语篇人物，以叙述者为参照点构形的话语往往表现为报告型话语，而以语篇人物为参照点所构形的话语则表现为体验型话语。在不同的话语形式中，对语篇实体的指称形式也不同。报告型话语中，指称语以第三人称代词、专有名词或不定描述语为主；体验型话语中，指称语则表现为第一人称单、复数代词形式，第二人称代词或模糊性指称语。对于读者而言，这些话语形式上的变化标示着可建构心理空间形式上的差异。如在以叙述者为参照点构形的报告型话语形式下，读者所建构的心理空间便是基础空间；在以人物为参照点的体验型话语下，读者随之建构的便是人物意识空间。人物意识空间中，读者又会随着话语形式的变化建立起人物的记忆空间、愿望空间或信仰空间等。引导读者建立这些不同空间的话语形式被称为空间构造语或空间构造式，指称语便是意识流小说语篇中最主要的一种空间建构语。意识流小说中，读者正是基于这些空间构造语所建立的心理空间，从看似凌乱的话语中厘清层次，最终完成了从人物到情节，最终到主题意义的解读。

其次，小说文本中，指称语是否还承担着超越以叙事为主的形式层面的意义，也是本书对指称语研究的另一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们首先接受了美国学者苏珊·兰瑟提出的作家权威观点，即“每一位发表小说的作家，无论其性别，都想使自己的作品对读者具有权威性，都想在一定范围内对那些被作品所争取来的读者产生权威”。发端于19世纪后半叶的女权运动，从最初强调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到20世纪初倡导女性特质，走到今天正在经历着第三次浪潮。虽然女权运动跨越了近一个世纪，但是女性依然处于话语权的边缘地带。因此，女性作家要想在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现实中建立女性作家权威，只能在不违背传统叙事的前提下另辟蹊径。这种叙事形式主要表现为女性作家声音的传递及人物声音的话语表现两个方面。以弗吉尼亚·伍尔夫为代表的女性作家首先将作者的声音或隐藏在某一主要人物的声音之中，或平均分配于各人物声音，为小说人物声音表达作者声音提供了空间；其次，作家以自由间接话语或自由直接话语作为人物声音的主要表现形式，为作家权威的构建提供了可能。

我们通过考察弗吉尼亚·伍尔夫、艾利丝·门罗等现代女性作家作品中作家权威的构建途径，试图发现指称语和读者对作家权威的接纳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以此来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

读者对作家权威的接纳往往受读者的移情和作家声音的客观性两方面共同影响。从读者依据话语形式所构建的心理空间来看，间接话语中，读者通常会建立一个以叙述者为参照并统辖的心理空间，语篇人物处于空间凸显地位，读者通过参照点与语篇人物建立心理接触。这种空间形式虽然最大化地保持了人物声音的客观性，但是因为读者与人物间的距离，并不利于读者“移情”的最大化。自由间接话语中，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标示着叙述者的在场，同时诸如时态、情态等话语形式的人物化又标示着语篇人物的在场。因此，读者依据自由间接话语所构建的心理空间实则为叙述者及语篇人物共同统辖下的空间形式。这种空间中，读者一方面可以通过叙述者与语篇人物产生心理接触，另一方面又能直接进入人物的意识空间与之产生移情。换言之，这是一种最佳的作家权威构建心理空间模式。在这种心理空间下，第三人称指称语的使用保证了叙述者的在场，同时也为人物声音的客观展现提供了保障；以人物为参照下的人物情态、语态等主观话语形式又允许读者走入人物内心世界并与之产生移情。

与自由间接话语构建下的心理空间不同，读者依据自由直接话语所构建的心理空间是语篇人物完全统辖下的空间形式。叙述者的隐退以及人物的最大凸显，使读者完全可以进入人物的意识世界。事实上，这种叙述者的隐退，以及读者与人物间距离的消除无可避免地强化了人物声音的主观性，并不利于读者对作家权威的构建。但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并没有放弃这种话语形式，而是通过第三人称指称语“one”、第一人称复述指称语“we”及第二人称指称语“you”的使用消解了人物的主观性。从心理空间构建来看，指称语“we”和“you”的使用拉近了人物与读者的距离，使得二者间形成一种对话的方式。从认知角度来看，这种读者与人物间的对话关系能最有效地激发读者意识中与人物意识的共同之处，促进读者对人物意识的移情。而指称语“one”的模糊性在削弱语篇人物主观性的同时也激活了读者意识中与文本人物意识的相似图式，间接地拉近了读者与人物间的距离。

本书通过对语料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指称，尤其是指称语使用的研究范畴。小说语篇中，指称语的使用不再是特定语篇特征、语篇结构下的一种结果。在读者对文本意义的认知建构过程中，指称语作为一种空间构造式引导着读者建立并穿行于不同的空间形式中，通过空间整合，读者最终完善了对小说人物、情节以及意义的解读。此外，一定形式的指称语还对读者心理空间的构成起着调节作用，正是因为这些指称语对读者心理空间的调节，小说文本意义之外的主题意义才得以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