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写回忆录（代序）

似乎久已绝迹的传记文学，1978年起在我国又逐渐繁荣起来。我也尝试写了几部：继《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之后，去年又出版了《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书林》是给以极大鼓励的，每出版一部，《书林》必让我写一篇东西，说明写作的动机和意图，向读者介绍。盛意可感。

现在，第四部试作——也许是最后一部习作《徐铸成回忆录》即将杀青。全书约三十万字。《书林》又要我先来“王婆卖瓜”一番。

和前三部书比较，有所不同，一是篇幅较多，二是它不是写别人的传记文字，而是写自己的编年体回忆录式的文章。写别人，力求神似，希望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在书上再现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写自己，能否也坚持同样的客观态度呢？我从1979年“解冻”开始写作之际，即抱定一个态度：于人，不囿于成见，不“以成败论英雄”；于己，既不乱涂白粉，也不妄加油彩，一切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尽量详尽地回忆过去所经历的事实。至于功过是非，则一任历史加以评说，自己少发议论。

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历史也很简单，自从开始工作以来，除了被迫搁笔的二十年外，一直从事新闻事业，而且始终在《大公报》《文汇报》这两家报里转来转去，从未干过什么惊人的事业。所以起意想写这本回忆录，是因为我经历的时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而友人们也热情加以鼓励。我生于前清末年，开始工作时，赶上北洋军阀的末期——张作霖大元帅统治时期，曾目击国民党的兴起到它在大陆的覆灭。又曾在新中国度过几十年不平常的岁月，经历长期的风风雨雨，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拨云雾重见青天，过了近十年的充满希望、最令人愉快的时光。在这漫长而曲折的六十年时日中，我曾五次亲自创建过报馆，又曾五次亲手埋葬（被封或被迫停刊）它们。其中经过，也许只有我一人明其前因后果，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至于所接触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难屈指数。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也该趁记忆力尚未完全衰退之际，抓紧时间，尽可能加以回忆，如实地写出来，公之于世。好在我向来有一个习惯，每遇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或出外做重大旅游，必记有日记。在反右，特别在十年浩劫中，曾被抄去作为罪证；在落实政策时，已大部分被发还了。这些残存的旧日记，可以供我做回忆的佐证或线索。

我常常想，新闻记者的职业，大概是容易缩短寿命的。因长期熬夜，不利于健康；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迫害。如名报人黄远生、邵飘萍、邓拓等均死于非命，壮年殉职；张季鸾先生则存年仅五十六岁，他早年备受压迫，几次陷于牢狱，中年接办《大公报》后，则一路顺风，名扬四海，直至因病辞世。我已度过八十春秋，经历则恰与季鸾先生相反，自踏入新闻界大门后，即受前辈之提携，年甫三十，即主持一家报纸笔政，也曾名噪一时。但自是以后，即与华盖运结缘，备历坎坷，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结束厄运，拾起秃笔，重理旧业，并从事新闻教育工作。

记得亡友恽逸群兄曾说过：他的经历，非常人所能想象；他所过的桥，比一般人走过的路还要漫长。他自感有责任把它写出来，“明夷待访”，以待来者。我的经历，自然远不及他壮烈凄苦，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一生的经历，都可以明明白白地摊开来。司马温公有一句名言：“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凑上一句：“胸有是非堪自信”，作为一副对联，用以自况。所以，自己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用不着推敲，更毫无“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处，可以信笔直书，无所隐讳；当然，因年已日近钟鸣漏尽，有些琐碎的细节，是记忆不周全了。

我写这本回忆录时，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的。我在旧社会经历了四十二年，除了童年及入学的十几年，简单顺序叙述外，主要力量放在创业时期那近二十年，所占篇幅约近一半。而特别着重于写新旧交替的1949年，写下近五万字。解放以后，所经历的大事，所接触的中外名人，当然更多。我则着重于写个人的亲身遭遇：因为有些人物和大事，尚待历史评议，我就只能“宜粗不宜细”地简单叙述了。

蒲留仙先生曾说，写鬼神易，状人难。我写《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特别写张季鸾先生的传时，有深刻的体会。至于这本回忆录，是否能如实地写出我的本来面目？则有待读者的评断。好在知我者尚多，和我同学、同事的尚多健在，希望不吝匡正和补充。

徐铸成

1987年10月20日写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