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写回忆录(代序)

我为何写回忆录(代序)

似乎久已绝迹的传记文学,1978年起在我国又逐渐繁荣起来。我也尝试写了几部:继《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之后,去年又出版了《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书林》是给以极大鼓励的,每出版一部,《书林》必让我写一篇东西,说明写作的动机和意图,向读者介绍。盛意可感。

现在,第四部试作——也许是最后一部习作《徐铸成回忆录》即将杀青。全书约三十万字。《书林》又要我先来“王婆卖瓜”一番。

和前三部书比较,有所不同,一是篇幅较多,二是它不是写别人的传记文字,而是写自己的编年体回忆录式的文章。写别人,力求神似,希望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在书上再现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写自己,能否也坚持同样的客观态度呢?我从1979年“解冻”开始写作之际,即抱定一个态度:于人,不囿于成见,不“以成败论英雄”;于己,既不乱涂白粉,也不妄加油彩,一切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尽量详尽地回忆过去所经历的事实。至于功过是非,则一任历史加以评说,自己少发议论。

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历史也很简单,自从开始工作以来,除了被迫搁笔的二十年外,一直从事新闻事业,而且始终在《大公报》《文汇报》这两家报里转来转去,从未干过什么惊人的事业。所以起意想写这本回忆录,是因为我经历的时代,是一个不寻常的时代,而友人们也热情加以鼓励。我生于前清末年,开始工作时,赶上北洋军阀的末期——张作霖大元帅统治时期,曾目击国民党的兴起到它在大陆的覆灭。又曾在新中国度过几十年不平常的岁月,经历长期的风风雨雨,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拨云雾重见青天,过了近十年的充满希望、最令人愉快的时光。在这漫长而曲折的六十年时日中,我曾五次亲自创建过报馆,又曾五次亲手埋葬(被封或被迫停刊)它们。其中经过,也许只有我一人明其前因后果,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至于所接触过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难屈指数。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也该趁记忆力尚未完全衰退之际,抓紧时间,尽可能加以回忆,如实地写出来,公之于世。好在我向来有一个习惯,每遇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或出外做重大旅游,必记有日记。在反右,特别在十年浩劫中,曾被抄去作为罪证;在落实政策时,已大部分被发还了。这些残存的旧日记,可以供我做回忆的佐证或线索。

我常常想,新闻记者的职业,大概是容易缩短寿命的。因长期熬夜,不利于健康;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迫害。如名报人黄远生、邵飘萍、邓拓等均死于非命,壮年殉职;张季鸾先生则存年仅五十六岁,他早年备受压迫,几次陷于牢狱,中年接办《大公报》后,则一路顺风,名扬四海,直至因病辞世。我已度过八十春秋,经历则恰与季鸾先生相反,自踏入新闻界大门后,即受前辈之提携,年甫三十,即主持一家报纸笔政,也曾名噪一时。但自是以后,即与华盖运结缘,备历坎坷,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结束厄运,拾起秃笔,重理旧业,并从事新闻教育工作。

记得亡友恽逸群兄曾说过:他的经历,非常人所能想象;他所过的桥,比一般人走过的路还要漫长。他自感有责任把它写出来,“明夷待访”,以待来者。我的经历,自然远不及他壮烈凄苦,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一生的经历,都可以明明白白地摊开来。司马温公有一句名言:“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凑上一句:“胸有是非堪自信”,作为一副对联,用以自况。所以,自己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用不着推敲,更毫无“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处,可以信笔直书,无所隐讳;当然,因年已日近钟鸣漏尽,有些琐碎的细节,是记忆不周全了。

我写这本回忆录时,也不是平均使用力量的。我在旧社会经历了四十二年,除了童年及入学的十几年,简单顺序叙述外,主要力量放在创业时期那近二十年,所占篇幅约近一半。而特别着重于写新旧交替的1949年,写下近五万字。解放以后,所经历的大事,所接触的中外名人,当然更多。我则着重于写个人的亲身遭遇:因为有些人物和大事,尚待历史评议,我就只能“宜粗不宜细”地简单叙述了。

蒲留仙先生曾说,写鬼神易,状人难。我写《杜月笙正传》《哈同外传》,特别写张季鸾先生的传时,有深刻的体会。至于这本回忆录,是否能如实地写出我的本来面目?则有待读者的评断。好在知我者尚多,和我同学、同事的尚多健在,希望不吝匡正和补充。

徐铸成

1987年10月20日写于上海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