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至“五四”运动前
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大变动时期，也是中国报刊大发展和全面变革时期。维新运动以前，中国人自办的报刊不出10种，维新运动时期短短三年左右，出版了数十种，民国成立初两年，全国就办了大约500家报纸，可见发展之速。
社会的大变动，使得反映各种政治倾向的报刊大量涌现，政党报刊第一次出现了。有关政党的理论和原则被引进到办报工作中去，中国报纸工作的一种重大变化开始了。此外，20世纪初起，封建政府出版各种“官报”。这种报，起初是京报和近代化报纸两种模式的缀合，袁世凯所办《亚细亚日报》则全为近代化的报纸了。
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综合性报刊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外交、政法、教育、工商、农学、算学、铁路、儿童、妇女等等专业性报刊纷纷创办。此外，还出现消闲性小报(如《游戏报》《繁华报》)、小说报、白话报、画报、译报和文摘性报刊等等。在“五四”以前，各种类型的报刊大致具备。
这个时期报刊的业务变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1.政论的大发展
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前，可说是报刊史上的政论时代。报刊是运动的喉舌，政论是主要宣传手段。重视报刊政论的作用，虽然始于王韬，但只有在这时才得到真正的发展。这个时期，一篇政论的发表，往往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社会的巨大震动(长篇的如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中篇的如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短篇的如《大江报》上的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批著名政论家应运而出，如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朱执信、陈天华、宋教仁、张季鸾等。
政论发展也有个过程。首先作出贡献的是维新派。他们创办了一大批政论报刊，把政论直接用于争取社会进步的政治斗争，作用大大超过《循环日报》。当时人们正是由于感受到维新派报刊政论的威力，从而改变了轻视报纸的传统观念。政论在报纸上的地位开始奠定了，报纸在社会上的地位迅速提高了。为了便于表达新思想，梁启超对政论文体进行了改革。他自己解释说，他为文“务求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他使政论摆脱制义文章的束缚，创造出一种较能符合报刊宣传要求的新文体——报章体，影响深远。梁启超的报章体始于《时务报》，发展在《新民丛报》，以后没再前进了。
维新派对政论发展的推动，是有重大历史功绩的，但也存在着局限性。由于受到洋务派的干扰和他们本身的软弱性。政论在维新派报刊上始终没有占据主要篇幅，积极作用没得到充分发挥。著名的《时务报》广载译稿，政论通常每期只有一篇。官方那种“不准议论政事，不准臧否人物，专译外国之事”的方针，实际影响着该报。《湘学报》《湘报》都在政治压力下削弱了政论。《国闻报》本非以政论见长，政变以后更不登政论稿了。他们的政论文章本身也有弱点。比如杰出的政论家梁启超，他的文章明快畅达，驰骋自如，气势磅礴，饱含激情，曾使无数人为之倾倒。但他的说理，喜用排比铺陈的手法，向横广方面扩展，而不是层层深入，深刻地揭示事物的本质。这和他坚持改良的政治态度是有联系的。
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政论继续发展。革命派的政论紧扣当前敏锐的政治问题，纵横剖析，深揭要害，无所顾忌。他们将西方逻辑学引用到写作中去，使文章说理，更趋严密。从总体说，他们的政论，在战斗性和科学性方面，都超过改良派。章太炎是其有代表性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鲁迅)。
20世纪初开始，政论体裁也出现多样化，这是政沦被广泛运用的必然结果。时事短评开始作为一种重要文体登上报刊。它首见于《清议报》(1898年12月在日本横滨创刊)，后来《时报》(1904年在上海创刊)辟时评栏，每日数篇，每篇数十字、百来字，短小精悍，引人注目。从此，这一文体在报上广为流行。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上，它曾成为十分活跃的“轻骑兵”大显身手。《民报》和《新民丛报》论战结束前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报纸取代期刊成为主要宣传手段，舆论斗争的重点，由理论宣传转向政治鼓动。报纸上的评论更为迅速发展起来。除了短评外，数千字的评论文章逐渐多起来，形式多样，计有代论、来论、选论、译论、外论、通论和本馆论说等等。到1907年前后，“社论”这一名称在《神州日报》和《时报》上出现了。
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实行钳制舆论的政策，除少量报纸外，政论消失了，或者名存实亡。但是，报纸政论是消灭不了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愈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2.新闻的继续发展
变动是新闻之母。大变动的时代也是新闻大为活跃的时代。它的变革是多方面的。不过具体情况各有区别。维新派报刊对新闻改革无重大贡献。严复的《国闻报》强调“以通外情为要务”，自称在伦敦、巴黎、柏林、彼得堡、纽约、华盛顿等市派有访事人员，这当是中国在国外设有采访人员之始。但实际上是徒具名义，来自国外访事人员的来稿，仅属偶见。国内的新闻报道，也无显著改进。各维新派报刊大致如此。这种情况也是很自然的。由于改良派的妥协性，由于维新运动把说服统治者作为主要手段，“新闻”所活动领域和所发挥的作用，自然大受限制。
推动新闻进一步发展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因为它敢于大胆地揭露社会矛盾和反映群众的一些斗争活动，报道面大为扩展，新闻所起的社会作用空前地增大。武昌起义前后，新闻报道在瓦解清廷斗志，推动起义行动中建立过殊勋。报纸上的新闻构成起了变化。政治新闻日益增多，占居报纸的主要篇幅，社会新闻、经济新闻则明显地减少。但由于受传统新闻观念的影响，像《妓院消息》《人头狗面》(见《中国日报》)这类无聊和荒诞不经的新闻，仍然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上保留了它的位置。资产阶级革命派运用新闻报道为革命服务，这对推动新闻改革当然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却不惜编造假新闻以获取所谓宣传效果，并公然鼓吹“过渡时代之新闻不妨略张声势”(《民立报》)。当时的不真实新闻是常有的事，但像这样以革命为由，公开为假新闻制造理论根据，实属罕见。新闻的政治性和真实性如何相统一，第一次成为一个严肃问题提到人们的面前。
在其他报纸上，新闻报道也不断起着变化：报纸上的新闻容量继续增大，一张大报通常有新闻七八十条至近百条之多。在商业报纸中，政治新闻也有逐渐加多的趋势。社会新闻退居次要地位，有的报纸把它放在“琐闻”栏内排在新闻版的末尾。欧战爆发后，国际新闻受到各报的重视。1872年在上海成立的路透分社，原来只供稿《字林沪报》，现在开始向各报发稿了。新闻写作方面的重要收获，就是那些抒情、议论和文艺描写等手法的使用，日渐减少，至民国初年就已难得看到了(主要指消息写作)。新闻文体的独立过程，至此基本完成。
电讯越来越被大量运用，是新闻报道中所出现的又一新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读者迫切要求报纸迅速报道动荡多变的政局(政治报纸还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另外，也和电讯事业的发展和电报降价有关。起初，电报只用于传递谕旨，不久扩及军事新闻。民国成立前后，政治斗争激烈，时局变动不居，专电激增，一家报纸常用一个整版，甚至两版刊登专电，一天常多至五六十则。袁世凯实行反革命专政以后，政论沉默了，新闻成为各报竞争的主要领域。当时各报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因此各大报都选聘得力的记者派驻北京，如《申报》特派员为邵飘萍，《新闻报》为张季鸾，《时报》为黄远生和徐彬彬(凌霄)等等。这样，不仅使得发自北京的电讯大量增加，也推动了政治通讯的出现。闻名一时的黄远生的通讯，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3.副刊的改革
副刊的改革开始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原来副刊都为消闲性质，并有不少不健康内容。香港《中国日报》的副刊《鼓吹录》、上海《国民日日报》的副刊《黑暗世界》，突破过去的陈规，开始和正张配合，鼓吹革命。文字短小，形式多样，有诗歌、小说、戏曲、谐文、对联、传记等等，开中国副刊改革的先声。但由于受传统的影响，这些副刊仍然保留了若干消闲性内容。《中国日报》还刊登了一些并无革命意义但能吸引读者兴趣的像《基度山恩仇记》这类的世界名著。副刊的全面改革是在“五四”时期，一些副刊在这时完全摆脱了消闲性质，成为传播新文化的主要阵地。《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晨报副刊》的创办，标志着报纸副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另一方面，商业报纸的副刊沿着传统的道路继续前进，内容日趋丰富，形式更加多样。1911年8月24日创刊的《申报》副刊《自由谈》，是这类副刊的重要代表。
4.版式的变化
长期以来为书本式统治着。不仅期刊如此，就是日报也为书本式，或扩大了的书本式。有的横长形，如《申报》，有的为直长形，如《时务日报》。几个版面印在一大张纸上，单面印，或上下相连，或印成一横长条。由读者裁折，装订成书。《湘报》就在报上告诉读者说：“本馆……每日出报一张，每张可裁作四页，集订成书”(一般报纸不止四页)。1896年创办的《苏报》开始两面印，但版式无改变，两面印办法也未被其他报纸仿行。1904年的《时报》第一次打破书本式，印成现在这样的对开报纸(两面印)。此后，这一形式陆续为其他一些报纸所采用。不过。书本式仍然与此并行了一个时期，直到民国成立后，《时报》版式才取得完全的胜利，书本式终被淘汰。为什么书本式长期流行，甚至在《时报》版式出现以后仍在一个时期内未被其他报纸所接受？这是由于中国书本印刷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由此所形成的传统观念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再则，起初报纸内容不多。新闻又少，时间性不强调，印数又少。因此使用书本式，矛盾并不突出。待到新闻数量大量增加，报纸要求出得快，印数增到数千份上万份，书本式就很不方便，不改就不行了。
5.版面的变化
原来非常简单，和通常书本一样，文稿自右至左，一篇篇，一则则印过去。通常是按谕旨、论说、新闻、文艺(初无文艺)顺序排列，文艺有时插印在新闻版内，前后均有广告。不分栏，标题字和正文一样大小，新闻稿通常为四字标题，常带有文艺意味，如《燕山春黛》《汉水浮槎》《红亭画意》《鄂渚官声》《亮节清风》，等等。字林洋行出版的《上海新报》是直长式，分栏编辑，版面醒目，和现在的报纸很接近。可是这种比较先进的版面式样，对当时新闻界并没有发生影响，各报仍然按照老的模式出下去。直到维新运动时期，版面才开始进行改革。实行这种改革的第一张报纸，是汪康年的《时务日报》(1898年5月5日在上海创刊)。这个报纸开始每版上下分为四栏，把新闻分成电报、各国新闻、外埠新闻、本埠新闻四类(上谕除外)，并按国别(各国新闻栏)、按城市(外埠新闻栏)、按区域(本埠新闻栏)分别排列，首创新闻分类编辑方法，取消了新闻稿的四字标题，或以分类题代标题，或用便于读者了解新闻内容的文字作标题，这无疑是一大进步。《时报》将版式改为对开大张后，对《时务日报》所创始的版面改革继续予以发展。该报的栏目多种多样，标题意取切合内容，字数不拘。它还分版设置时评，与新闻栏相衬映。整个版面显得活泼醒目。此后报纸的版面，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每版增至六栏、八栏，栏目更加丰富多样，注意运用图画、照片与新闻配合，标题制作更有进步，有的标题不仅有主题，还有副题(一行至多行)。对于《时务日报》和《时报》所开始的版面改革，各报的反应并不尽同，资产阶级革命派报纸纷起仿效，而另一些报纸改进较为滞缓。不过改革毕竟是大势所趋，而在版式改成大张的情况下，版面不改已不可能。到了民国成立以后，各报版而渐趋一致。这时的报纸，和今天的报纸相比，虽然显得粗陋，但已粗具规模，颇为近似了。
此外，附带说一说，今天通用的一些新闻词汇在这个时期陆续出现了。原来称报纸为新闻纸、报章，在维新运动期间才开始使用“报纸”一词，不过它曾长期和上述二词同时流行。据所见材料，“记者”一词最早见于《清议报》(1898年12月在日本横滨创刊)第七期。这时所说的“记者”系泛指报刊工作人员。“政党之机关报”一词，也在《清议报》第十九期上出现了。“编辑”“发行人”这些名词20世纪初也已常见。
从上述简略的历史事实中，我们有以下认识：
1.决定报纸发展变化的最后力量是社会经济基础。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引起中国社会的一系列的变化，例如自给自足经济的破坏、人们联系的加强、大城市的形成、物质技术条件的改进、西方文化的输入、读者群的扩大等等，近代化报纸是不能产生和发展的。又如，因为中国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尽管中国报人力图以资本主义国家报纸为榜样办报，但当把他们那种报纸模式引进来时，却不得改变原来的面貌，以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条件相适应。
政治斗争往往是推动报纸变化的直接力量，而对一些商业报纸，营利又总是促使报纸改进的经常因素。
2.百年以来，中国报刊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些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不是一串串偶然现象的连接，而是历史的长河中表现出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例如：
(1)总是沿着不断适应报纸本身的一些特点向前发展，诸如不断加强新闻性、时事性，不断加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新闻重在报道事实而与文学日渐分离，等等。
(2)总是沿着不断适应读者需要、便利读者阅读这一总趋势向前发展。
(3)总是遵循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到深这种一般规律不断发展。
报纸的业务变革不是直线进行的，往往出现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新旧交错的曲折现象，但是总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3.人们对报纸的变革，都是从他们当时已有经验出发一步步前进的，不尊重过去，就没有现在和未来。但是我们又看到，传统的习惯势力，往往像魔鬼一样纠缠着人们的头脑，使他们在新事物面前，因循守旧，无所作为。高明的编辑记者，就在于他既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又能敏锐地把握时代要求、群众需要，突破旧传统，推动新闻工作向前迈进。
4.人们往往从自己的政治要求、经济要求出发改革报纸，其主观意图，是有阶级性的。但是，由此所创造出来的一些新闻手段、业务经验，又通常可以为各种政治倾向的报纸所使用(不是全部)，不一定有阶级性。比如，资产阶级的一些报纸业务经验，可以很好地为袁世凯的《亚细亚日报》服务。中国近代报纸的业务成果，是各种新闻工作者共同创造的。
(原载《新闻大学》，第1期1981年5月)
